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三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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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三重维度
□胡洪斌，柯尊清

（云南大学 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基础，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铸魂”之举。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需要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平衡乡村文化资源的传统与现代、原生与外来；从变现与增值维度，调适乡村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文化增值与文化折扣；从村治与治村维度，凸显乡村文化资源的主客体二重性，发挥乡村文化资源的社会治理功能。

[关键词]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资本化；文化增值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文化振兴是其中的核心要义。乡村文化资源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具有紧密联系。乡村文化资源具有经济属性，通过产业化开发利用，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能够生成经济价值，助力“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乡村文化资源具有文化属性，是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生活逻辑、生态观、职业伦理、民族特色文化的载体，对于实现“生态宜居”、涵养“乡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文化资源具有社会属性，乡村文化资源通过向社会资本的转换，能够通过社会网络、互惠共生，协调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发挥社会治理功能，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有效”。“保护”与“利用”是审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两个基本点，是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基本要义。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既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任务，也是重要推动力。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维度决定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视野与格局。

一、研究的缘起
（一）文献综述
在学界相关研究中，“乡村文化资源”“农村文化资源”“乡土文化资源”三个概念均有使用，就研究的客体指向而言并无本质区别。以这三个概念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可以发现，关于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思考和见解：

第一，基于文化资源禀赋以及文化资源渗透性视角的文化资源传承发展研究。李炎、杨永海提出“资源禀赋—产品—消费生态”系统，即特定文化资源禀赋开发出相对应的文化产品，形成特定的文化消费市场；反过来，特定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又巩固了特定文化产品的开发与资源禀赋的挖掘[1](p4-9)。李德建基于文化视角探究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认为文化资源的认识、选择和开发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更加重视乡村文化的作用[2](p100-103)。段友文、冀荟竹提出，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应扎根于民众鲜活的生活空间，促进民俗文化资源与农村产业链条、乡风文明建设的协调[3](p16-25)。赵跃站在文旅融合的角度，基于文化资源“地方性”和“产业化”的矛盾，提出文化资源开发路径：充分发掘“地方性知识”，用创意设计和地方文化的模式激发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内生力和独特吸引力，以及推进“知识生产”与“传播媒介”的融合[4](p16-25)。

第二，基于系统论观点的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长效机制研究。徐丽葵提出从外部机制（宏观环境中的外部要素的利用）、中间机制（传承创新的内容、形式、传播渠道）和内部机制（乡村文化主体对乡村文化的自觉、认同、自信）三个层面来构建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长效机制[5](p152-156)。余俊渠、秦红增提出，以村落社区为载体，在村落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性发展模式下，力图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创新[6](p63-69)。

第三，基于法治视角的传承创新的保障机制研究。梁婉颖、杨军从认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法制保障的动力源泉是乡土法治文化资源与国家规范成文法互补，重要保障是严格国家规范成文法实施，重要内容是用法治守护传承人权利，重要前提是农村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历史担当[7](p58-65)。

第四，基于多元主体共治视角的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李梅、苗润莲从开发主体及政府参与程度、乡村社区参与程度以及资源利用与文化旅游产品类型三个方面对北京地区的农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模式进行总结，提炼出十种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新模式[8](p3775-3778)。

综上，基于对文化资源属性、维度等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学者得出了乡村文化资源在保护与开发利用或是传承与时代创新方面不同的思维脉络、模式和机制，相关研究在特定的层面或对象上均有卓见。但是，乡村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精神形态、物质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之别，乡村文化资源与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嵌合关系，以及乡村社会面临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态和科技等多方面的环境变迁，决定了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复杂性。为此，需要从多维和整合的视角来审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二）研究的问题
从根本目的看，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需要协调经济、社会和文化三种效益，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现实中既有成功实践，也不乏失败案例，开发不足、掠夺式开发、内涵扭曲、形式单一等问题仍然存在，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应该回归到文化资源自身属性，并置于乡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乡村文化资源可以与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多重联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审视乡村文化资源也应该具有多重维度。乡村文化资源的形态和分类具有多样化特点，从分布上看具有在地性和区域性特点，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模式。不论对何种类型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保护均脱离不开乡村文化资源的基本属性和时代背景。从生成和来源看，乡村文化资源是农耕文明的文化呈现和载体依托，具有乡土社会的底色，在城市化过程中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和乡愁。从社会变迁背景看，市场经济大潮、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人民生活方式变化，给乡村文化资源带来了传统与现代、原生与外来等方面的冲击和挑战，时空压缩、市场资本介入、多元主体间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影响力量。正如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两种取向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时间与空间、变现与增值、村治与治村三重维度的检视，就是要在对立与统一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协调之道。

二、时间与空间：文化资源的传统与现代、原生与外来
乡村文化资源的时空维度是审视乡村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视角，体现了乡村文化资源的历时态和共时态存在。历时态的时间维度从历史纵深呈现乡村文化资源，以及从传统向现代的流变；共时态的空间维度基于文化资源的当下，描绘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交流、碰撞与互动，表现为原生的乡村文化与外来的城市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关系。

（一）传统与现代
“资源实质上就是不同的共同体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通过文化建构起来的一种存在。”[2](p100-103)传统维度下的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文化传统，是乡村文化资源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源的基本因素，是乡村文化资源的精髓经历了时代洗礼，在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中的活与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展‘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功能’时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生物死者不能复生，而文化界或人文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又起作用，重又复活。”[9](p110)乡村文化资源的传统与现代维度，契合乡村文化资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统一。“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0](p16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没有清晰界线，交织交融与相互渗透是常态。从文化继承看，文化的传承性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理论依据，传统的乡村文化资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体现了文化跨时代的生命力，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流变，但是，基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却是不变的。乡村社会是文化生长的沃土，在历史长河中，乡村社会培育和滋养了众多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形成了仁爱、睦邻、敬老爱幼、勤俭自守、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人文精神和优良传统，承载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传统的乡村文化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价值或启发，新的时代背景又为传统的文化资源注入新的元素和养分，塑造着文化资源新的“传统”。就传统与现代向度看，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并不是简单地、表面化地保护或利用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历史纵深的长远意义上看，要通过维系乡村文化过去与当下的联系，留住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中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核心价值和文化基因。

（二）原生与外来
乡村文化资源的空间维度，从文化资源的当下性呈现文化空间生态系统内外的交流、解构、建构和变迁，不同源流的原生和外来文化在乡村文化空间交流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脱离农村生产生活谈乡村文化资源是不切实际的，离开乡土气息的乡土文化是缺乏根基和生命力的。农村社会特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情境正是乡村文化生成、传承和发展的有力支撑。乡村文化资源只有建基于乡土社会，并寻求外来文化的赋能，才能在农村社会生产生活中扎根，进而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乡村社会所共有的公共文化空间、历史记忆、习俗礼仪、乡规民约、建筑景观承载着村落共同体意识，是特定的地理、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影响因素长期作用的产物，本身具有在地性、地域性和原生性，是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基础。原生的乡村文化资源是农耕文明的遗存和延续，属于前现代文化范畴，对现代文明具有对抗性，但是，留存至今的原生乡村文化资源因其对当代社会具有价值和意义，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在现今社会下，传统节庆中感恩天地护佑、祭奠先祖、庆祝家庭团圆不但属于原生文化，对生产生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节奏快、压力大的都市生活而言，在地性的原生乡土文化在满足猎奇、休闲、娱乐、释压、乡村体验的大众消费需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逆城市化现象的文化动因也体现出原生的乡村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与联系。

当前我国乡村文化资源呈现双重性叠加的特点，一方面受“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逻辑的支配体现出相对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体现为乡土文化基于其封闭性和同质性的文化拒斥。在市场化、全球化、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连接农村和市场的交流、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乡土社会与现代都市、小农生产与市场经济、乡村的相对封闭性与移动互联网技术之间的沟通渠道日益畅通，信息、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资料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日益活跃，乡村社会发展与城市生产生活建立起了多重联系，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行政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交织与融合不可逆转。乡村青少年不再像父辈，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离乡离土的外出务工人员也不全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地依赖乡土社会，而是在“出入”农村社会过程中充当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交流的“信使”。非原生的正规教育内容、城市生产生活、移动互联网、自媒体、电商、共享经济等的影响，让他们以更为开放的态度接受城市文化以及审视乡村文化资源。乡村文化资源也因此吸纳了城市文化的养分，获得具有时代气息和现代精神。与此同时，他们对于乡土社会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民族歌舞、农耕技艺、民族工艺等方面变得既熟悉又陌生。然而，“今日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去乡土化、去乡土文化”[11](p126-138)。市场经济浪潮、城市文化以及经济理性逻辑对农村社会的强势介入，也使得乡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经济理性、利己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受到“追捧”，资本逐利性在乡村社会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乡土文化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从城市文化的介入看，开放性、异质性的城市文化强势介入对乡村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宗族势力式微、宗族文化逐渐弱化以及农村社会的移风易俗便是例证。乡村文化资源面临城市文化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应对和适应能力，在某些方面发生妥协和变异。

为此，既要避免乡土文化的文化拒斥消解城市文化的价值，也要避免强势的城市文化挤压乡土文化的存续空间。吸收外来、不忘本来方能面向未来，方能在碰撞中求和合，在交流中形成互构与协同关系。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向基于互惠和普遍信任的社会资本转化，需要激活和整合扎根农村社会的乡土文化，发掘和培育乡土文化中的社会价值，同时，需要外来文化的嵌入为乡土文化注入现代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公民意识等有益养分和合理要素，城市文化也只有融入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才能助益乡村文化资源增值和赋值。

三、变现与增值：文化资源的资本化与增值
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于充满活力、生命力和创造力，且能维系、调适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文化与经济、科技、旅游、创意的融合，以及新型城镇化过程的加速推动，不仅为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实现资源变现打下了坚实基础。乡村文化资源变现与培植需要以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基础，进行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同时实现文化资源的增值。

（一）文化资源资本化
乡村社会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能要求农村社会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原生的乡土文化而固守落后的生产经济生活方式，担负起承载全社会“乡愁”的责任。乡村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系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尊重村民兼具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文化资源持有者、文化传承者，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评判者和监督者等多重身份的现实。乡村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就是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将乡村文化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文化产业业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或是将文化资源融入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附加值，进而实现文化资源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乡村文化资源变现的关键，就是通过创意设计、故事建构、符号生成、科技手段运用等创新性转换方式实现向经济资本转变，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适应新受众、新媒介、新语境。不论是乡村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扭曲内涵、篡改事实、过度开发、掠夺式利用，脱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文化需求的产业化路径，抑或是一味迎合大众品味而丧失文化的品格和灵魂，均违背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文化逻辑或市场逻辑。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城市化思维来机械改造、建设农村社会，拆掉“真古董”、新建“假古董”，盲目新建“古镇”项目。这一片面逻辑割断了乡土文化的脉络，将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机械拼接，终将危及农村社会的和谐。文化的逻辑以遵循乡村文化资源的文化属性为出发点，保持文化资源的内核，尊重经过历史选择留存下来的具有当下意义的价值，不因迎合短期的市场需求而妥协；市场逻辑则需要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出发，基于特定区域的在地性和特色文化资源禀赋，把文化消费需求作为导向，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乡村文化资源进市场化配置。

（二）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是文化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两种常见现象。文化折扣（Culture Discount），又称作“文化贴现”，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12](p499-515)。与之相对的是，文化产品在异文化中的传播效果和价值大于或等于其在本土文化中的传播效果和价值，这就是文化增值[13](p127-129)。乡村文化资源具有在地性和地域性，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资本化变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基于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文化产品向非乡村地域或群体的传播和传递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就其基本内涵看，文化折扣和文化增值在乡村文化资源资本化过程中是两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乡村文化资源的产品化以及文化产品消费由乡村文化资源资本化联系起来，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文化生产者对乡村文化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是必然环节。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传媒文本经过编码后，传播到受众时会“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14](p354)，这便是“解码”；而编码与解码并不是对称性的，受众对信息的解码也是对信息的再生产过程，可能存在“错读”“误读”或是“扭曲”。乡村文化资源衍生产品的类型，声、光、电、影等科技与创意的融入，受众既有的习惯、价值观、心理倾向等，以及乡村文化资源持有者、文化产品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共性都对“编码”和“解码”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出现“文化折扣”或“文化增值”。乡村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其衍生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场域，乡村文化资源的变现需要充分考虑到乡村文化资源在内核上与文化消费者文化背景的关联，不满足于外来文化消费者对乡村文化“猎奇”或是浅层的“体验”层面，应该在文化共性，生产生活嵌合，文化与科技、创意、其他产业的融合等方面为乡村文化资源增值赋能。

四、村治与治村：文化资源的治理功能发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当代社会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15](p192)；联合国的多边发展机构世界银行组织曾于1998年发布了《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报告中强调，“文化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能加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探究文化资源资本化有两个基本面，即文化资源的经济资本化和社会资本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则对应乡村文化资源的商品化和文化赋能乡村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和渗透的。文化资源是人类创造物，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作为治理对象的文化与作为治理工具的文化存在复杂的交织与融合关系。文化资源与乡村社会的嵌合是审视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而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客体二重性是其基本要义。

（一）乡村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和服务转化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关系失衡、基本价值失准和文化失调[16](p87-95)，乡村治理的顽疾总是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治理需要解决文化资源经济资本化与乡村治理“错配”“脱配”甚至是“脱钩”的问题。就文化维度而言，乡村治理不仅要向村民提供文化产品，而且还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同时也要生成符号、创造意义、建构价值、引领风尚，从而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从乡村治理对象看，承载文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农村文化产业是其重要内容和任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则构成了文化资源功能输出的重要载体。繁荣农村文化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让文化资源的价值输出融入乡村生产生活，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培育公民精神，提升村民的文化参与水平和能力，为乡村治理提供文化维度的支持。

第一，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实践公民文化权利的核心‘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建构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自觉’和‘自为’的制度性平台。”[17](p24-39)基于供需匹配的视角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方可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建设农村文化阵地，供应公共文化产品，让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契合农村实际的文化播撒、成长和扎根农村社会，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送文化”向“种文化”转换。在弘扬正气的主流价值传播、公民精神和公共理性生成以及智性的文化审美中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让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凝聚村民共识、动员集体行动和培育社会资本中发挥作用。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在市场化和社会化标准下，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水平。推动乡镇综合文化服务点、村级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文化客厅、文化礼堂、非遗传习所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内涵式发展；基于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匹配的基本点，提高其知晓率、便捷度、可及性、使用率和均等化水平；通过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为多元文化的交融、互构与协同提供场域支持。

第二，繁荣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通过文化产品平衡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需求，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心理压力、疏导社会情绪。通过政府采购，把满足于个人消费的文化产品转移成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可以有效地实现财富的二次分配，消除文化分配鸿沟。”[18]文化产业以市场逻辑助推文化繁荣发展和满足公民文化需求，是文化嵌入社会治理并发挥治理功能的市场化载体。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资源富集与开发不足并存的问题突出，农村地区文化资源与市场和资本对接不畅，农村地区缺乏承接市场和资本进入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政策体系，文化资源的活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缺乏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盘活农村文化资源，培育农村文化消费，着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能够在农村文化产品“生产即消费”过程中生成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为此，在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以及乡村文化振兴中，需要正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政策体系、现代生产要素融入等方面形成合力；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的文化企业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形成新的就业机会增长点，留住和吸引人才留乡置业、返乡创业，打通市场机制助力农村社会治理渠道；将创意设计、资本、科技等要素融入文化产业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提高农村文化产业对接国内国际市场的能力和水平。

（二）乡村文化资源的社会资本化
“放弃了对文化之于社会治理关系的深刻认识，都不可能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尤其是‘善治’。”[19](p28-32)乡村文化资源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源泉和基础，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桥梁纽带，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机制生成是“治理有效”的重要内容。乡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乡规民约，包含了村民行为规范与约束、人际关系调适、互助合作机制、集体行动动员与组织、群联群防、协商民主等契合现代治理理念的要素和成分；乡村社会的民族民间歌舞、手工艺、地方性节事活动、民间文化等，通过审美智性过程、群体互动等形式，有利于提振公民精神，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村民间互惠互信的社会网络，以及调节乡村生产生活关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承载农村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同时也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空间承载，公共文化空间的边界往往决定着乡村治理绩效限度，公共文化空间的结构变迁及转型也成为社会治理绩效的重要变量。

“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20](p15-18+206)融合了传统性与现代性、规范性与乡土性、原生性与建构性、稳定性与变动性在内的乡村文化资源，包含乡民生产生活方式、礼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规范与价值取向，是我国多元文化“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大熔炉，能够调节人际关系、协调利益矛盾、凝聚共识、催生集体行动、激活文化参与。然而在乡村文化资源的现代社会治理中也存在着局限性，乡土文化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在“差序格局”的道德选择中“私德”普遍优先于“公德”，私人理性先于公共理性，这与现代法治精神和公民精神不相容。乡规民约等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和作用具有地域的局限性，随着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乡土文化局限性也凸显出来。

因此，乡村文化资源只有完成向社会资本转化才能够助力乡村治理。“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21](p12)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才能产生社会治理功能，协调好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共识与互信，解决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文化通过社会治理的行动层面对社会成员个体间的行为及关系进行调节。文化的理念层面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层面的规范约束要走向乡村治理实践，需要通过行动层面的社会群体成员行为调节来对社会治理绩效发挥作用。村民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承等过程中的身份是多重的，兼具公共文化参与主体、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文化资源持有者、文化传承者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评判者和监督者等多重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围绕乡土文化结成的关系而形成的。

村民通过参与文化传承、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活动，天然地能够促进农村社会治理由“管理”走向“治理”和“善治”，这对村民个体而言，实质上就是通过文化调节村民个体行为以及发挥文化的纽带功能来实现的。乡土社会“礼治社会”以及“差序格局”的特点决定了农村社会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共同体，乡规民约对乡村传统的确认和激活以及同乡村社会价值和理念的契合性，在邻里矛盾调处、互助合作、村民行为调节、文化参与等农村经济社会事务中具有规范、引导、评价等功能，甚至在特定方面具有胜于法治的优势，成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补充。

五、案例：“乡村音乐小镇”老达保
位于澜沧县酒井乡的老达保是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拉祜族最有特色的民族传统聚落，是全国闻名的拉祜族歌舞之村。在老达保，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根据勐根村村民委员会的《二〇一二年年末户数、人口及分民族情况表》，老达保村现有住户114 户，总人口为473 人。《牡帕密帕》是以叙事为题材的民间文学，于2005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拉祜族重要的文化载体。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老达保在民族文化资源和开发利用中走出了一条“乡村音乐小镇”的发展道路。

第一，时间与空间之维：传统与现代、原生与外来。从时空之维看，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成就了老达保的富集的文化资源，原生与外来的结合使老达保的文化资源实现了“走出去”。村民既信奉基督教，也信奉本民族原始宗教，同时受到原生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熏陶。传教士带来的吉他、多重唱等，拉祜族农耕生产方式的舞蹈表现形式，民族乐器芦笙的演奏，新的歌舞表现形式与民族传统表现形式的结合，为民族歌舞的展演和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变现与增值之维：文化资源资本化与增值。在文旅融合以及产业化开发中，老达保通过组织歌舞表演队和演艺公司，开发民族手工艺品、民宿等，实现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变现与增值。雅厄艺术团是老达保村民自发组织的文艺表演队，有100 多人，都是本村的拉祜族村民。2011 年8月，老达保雅厄民间艺术团表演队应邀参加《我要上春晚》节目的录制，节目在中央一套、三套播出。2013年，受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邀请，雅厄艺术团参加《龙年，我们一起走过》年度特别节目的录制。2013 年，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成立，从此老达保走向了乡村旅游的发展道路，值得一提的是该演艺公司是由农民党员带头创建，创下了普洱市先例。2013—2017 年的四年间，共表演630多场，演出收入达332万元，群众分红226 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近500 万元[22]。旅游开发前，老达保只在节庆时节进行歌舞表演，而现在传统歌舞表演也因文旅产业化开发而向舞台大众化转变，现代的、大众化的元素被融入，山野风光、民族村落、乡村民宿、民族民间工艺品的助力，提升了拉祜族民族歌舞的知名度、影响力，成就“乡村音乐小镇”的美誉。

第三，村治与治村之维：文化资源的治理功能。经过多年的文旅产业的发展，在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老达保实现“贫困村”向“旅游村”的蜕变。以2011 年10 月老达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牡帕密帕》保护传承基地落成为契机，政府支持下进行的道路、公厕等基础设施建设，使老达保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歌舞表演队和演艺公司将村民的文化生活和生计模式结合起来，结成了村落共同体，提高了村落对接文化和旅游消费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围绕文旅产业化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形成了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村民生产生活的有机融合。然而，老达保的文化资源传承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以《牡帕密帕》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承面临较大挑战，普通村民几乎无法将它完整地唱出来，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传承的重担压在了非遗传承人身上。因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年轻人外出务工、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承困难较大，民族文化发展的代际传承存在较大矛盾。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中，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一定程度上要求歌舞演艺具备大众化、现代化的元素以迎合大众化消费需求，而这些与民族文化的内核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和矛盾。因此，老达保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在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作出权衡。

六、结语
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振兴战略“铸魂”之举的基础。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需要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三重维度上进行权衡：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审视文化资源的传统与现代、原生与外来；从变现与增值维度，考量文化资源资本化与文化增值；从村治与治村维度，彰显文化资源的主客体二重性以及文化资源的治理功能。乡村文化资源的三重维度，在不同类型或地域的文化资源可以有所侧重，但是，任何一个维度均不可偏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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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德建.论文化视阈中的乡村文化资源开发[J].农村经济，2009（6）.

[3]段友文，冀荟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J].民间文化论坛，2019（6）.

[4]赵跃.“文旅融合”视域下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J].智库时代，2020（4）.

[5]徐丽葵.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三重向度：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J]. 广西社会科学，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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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0.012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10-009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藏羌彝走廊特色文化产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19BH144）；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新时代云南文旅融合发展的市场主体建设研究”（JD2019ZD0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规划项目“政策网络视角下云南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研究”（A2018QZ26）；云南大学国家级项目培育课题“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事务治理研究”。

作者简介：胡洪斌（1974—），男，云南昆明人，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柯尊清（1989—），男，云南昭通人，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