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超越”的中国革命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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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超越”的中国革命及其意义
——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周展安

[摘要]当下，中国知识界正出现对于“中国性”问题的聚焦。“中国性”问题可以从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实中国三个层次来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中，“革命中国”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枢纽性地位。革命的初起是基于对“现实”的正视和把握，在革命的深化中，对“现实”的重视更汇成一种底色。“向下超越”就是对于20世纪中国自身情况的主体性理解，贯穿革命始终，其中有两次界碑性的突破：一是1928年前后，开辟了持续“向下超越”的革命道路；二是1958 年前后，开辟了持续“向下超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通过这两次突破，中国共产党无疑和中国的现实（最贫瘠的现实）、和中国的民众（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农民），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以此实现革命建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20世纪“革命中国”最具活力的脉动。

[关键词]“向下超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当代意义

进入21 世纪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族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逐步确立，中国知识界正出现对于“中国性”问题的聚焦。所谓“中国性”问题，指向的是一个问题论域，即不同研究者以各自视角深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探讨其中包含的独特性，并尝试将“中国”提炼为一个具有广泛阐释力的理论概念。对“中国性”问题的研究，需要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将中国人民的文明史、斗争史、奋斗史、发展史置于一种连续的历史脉动中加以把握。就不同历史时段对于中国这个文明体所呈现的内容而言，所谓“中国性”问题可以从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实中国三个层次来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中，“革命中国”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枢纽性地位。对“革命中国”的研究一方面将促使其更深入地连接“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从而建立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因为“革命中国”内部包含异质性与革命性，所以对它的研究又将持续释放出激活和更新“传统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潜能。特别是在中国综合国力逐步提升的当下，对“革命中国”的研究尤其应注意将“连续性”与“异质性”置于一种相互生发的统一框架中，为展开“中国性”问题提供启发。

一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一般来说被认为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传播、影响的结果。对这一点最经典的说法来自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p.1476)为进一步补充这一外来思想的传播链条，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梁启超、马君武等在1903 年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追溯到1902 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对幸德秋水、福井准造著作的翻译，甚至追溯到《万国公报》1899 年就出现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零星介绍。无疑，正是这译介的、“送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无产阶级宇宙观等，使中国人明白了“两条大义”即“阶级觉悟”和“革命手段”，①参见TS（即陈独秀——作者按）：《告劳动》，《共产党》第5号。明白了“共产党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2](p.271)明白了“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要真正实践社会主义，则“先要组织党——共产党”，[2](p.192)明白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谓“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3](p.379)明白了共产党人的使命在于“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4](p.25)总之，对于压迫者的反抗与革命意识、作为革命手段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作为未来前景的共产主义等，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带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可谓中国革命的发动机，但仅此尚不足以解释20 世纪中国革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使得以上各种主义、理念得以落地生根而不至于流为空谈的对中国之“现实”的正视与分析。对“现实”的正视和分析这一看似很平常的趋向何以能取得比各种主义和理念更重要的位置呢？这一点可从1920 年代初社会主义讨论的潮流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讨论潮流的由盛而衰这一过程见出。1920 年前后，对于各种主义话语包括社会主义的讨论和研究已经汇成潮流，其中既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的“浑朴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王光祈的工读互助主义，研究系的梁启超、安福系的王揖唐、军阀陈炯明等等也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这当中，从晚清时期就酝酿产生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面貌上显得更为激进，它们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主张“吾辈无祖国，世界即吾祖国”，主张“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②参见师复：《无政府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倩吾：《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观念》，《工余》第14号，1922年2月；A.D（即易君左，作者按）：《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奋斗》第2号，1920年2月24日。但是，经过1920 年代初的思想论战后，无政府主义快速分化，曾和陈独秀等展开论战的区声白、黄凌霜等摇身成为国民党官员。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化和衰落原因颇多，其中重要一点是只重理论的彻底而无视对现实的具体分析。正如《先驱》杂志在《发刊词》中所总结的那样，“许多无政府主义这何尝不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但他们因为不明白实际情形，他们的努力不知不觉的就变成盲目的和反动的了。我们要知道那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没有什么分别。……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2](p.313)在对社会主义讨论的潮流中，对现实的重视也成为摆脱话语纷争的突破点。这是“五四”后期思想上一个重大推进，标志着五四运动的深化。1920 到1922 年的《新青年》杂志“社会调查”栏目的内容呈现出愈来愈重的趋势，到1923 年《新青年》改为季刊后，对现实的调查研究更成为首要任务。陈独秀说：“《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绝不是玄虚的理想。”①参见陈独秀：《〈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从“思想”到“社会科学”，构成了1920年代知识辩论的范式转移。而“社会科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此，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而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对以往“思想”的扬弃，即将一般的“思想”扬弃到“现实”中去，马克思主义理论毋宁说是扮演着一个媒介性的角色，重心则在于发现“现实”。

重视现实、分析现实，这本身就是“现实”推动的结果，而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也同样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革命不是理念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各位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②参见陈独秀：《〈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关于革命之由现实催生，蔡和森有更直接的描述，他把革命和最基本的“求生”问题联系在一起：“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人惟有两条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革命的意见解决。……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是主观的理想，自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5](pp.76-77)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革命之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是因为主义学说本身的激烈性或者先进性，而实在主要是因为其与中国现实契合的程度。这不是某一革命者的独见，而是一时代之共识。无论是周恩来说“中国现在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2](p.361)还是《青年周刊》上说的“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2](p.383)都证明了这点。这里存在着对于革命之“物质性”的充分自觉，也就是对于革命之“问答结构”的自觉。所谓“唯物论”，也需要在“问答结构”中来把握，理论、理想是“物质”之派生，是对“物质”以及“物质”的匮乏所提出问题的回答：“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5](pp.63-64)

二
革命的初起是基于对“现实”的正视和把握，在革命的深化中，对“现实”的重视更汇成一种底色。毛泽东在1930年写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这一脉络的理论总结。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此后《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论著的先声。在这里面，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之关系的自觉清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因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6](pp.111-112)诚然，在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中，不能是经验主义式的，而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然后制定阶级斗争的策略。但是，方法总是要运用到实践中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实践展开的过程中才真正存在，在这里，方法已经融汇到“现实”当中，其结果就是“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6](p.116)这一共产党人根本思想路线的确立。

从《新青年》时期提出“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到1930 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再到整风运动中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里面对于“现实”一以贯之的强调，显示出“现实”在此不再只是各种“主义”“理论”用以综合和分析的经验材料，就其和“革命”的互文关系而言，就其实际已经跳脱了作为“材料”的地位而可以和各种“主义”进行对峙的潜能而言，“现实”具有一种新颖的理论性，不是一般形态的“理论”，而具有中断和颠覆以往惯性认识的“理论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过程和他们对于中国“现实”的把握过程是同步的。革命过程即“现实”敞开自身的过程。这种向着“现实”无限敞开、在敞开中不断进行否定和自我否定，也即“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态势，笔者称之为“向下超越”。①这一概念借用自汪晖教授的《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一文，参见《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所谓“向下超越”，是指眼光向下、向内、向着自身以克服危机、开辟新的生路的尝试。对于20 世纪中国而言，“向下超越”就是对于中国自身情况，对中国的内地、中国的农民、中国的“落后性”等的主体性理解。这是一种将问题逆转为答案的思考和实践方式。将问题逆转为答案，在形式逻辑上是自我矛盾的，但在历史逻辑中是真实发生的。20 世纪中国革命就是要“无中生有”，在不可能的状况中创造出可能。唯物论即指涉这种向着现实不断下沉的姿态，辩证法即指涉将这接近于“无”的贫瘠的现实转化为“有”。唯物论、辩证法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哲学主调，原因在于此。“向下超越”可以说贯穿中国革命始终，其中有两次界碑性突破。

一是在1928年前后。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但挫折也同时构成契机，这一契机可以以“双重扬弃”来概括。第一重扬弃就是经由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进一步确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从而革命的动力只能“向下”寻求，其结果就是要求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如党的六大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内容就是迁就于资产阶级而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经历失败之后，方才认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4](p.151)大革命失败不是单纯军事失败，实则包含革命动力之阶级转换问题，这不独为共产党所确认，亦且为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所认识，邓演达等人脱离国民党成立“第三党”正是因为他们发现“南京派叛徒，实为新军阀即土豪绅士地主及剥削农工分子的集团”而与“工、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②参见邓演达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对立。第二重扬弃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特别是与托洛茨基派的论战中，扬弃了对“无产阶级”的教条化理解，确认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意义，尤其是确认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位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八七”会议中，对农民问题的机会主义政策构成反省的重要内容，这表现在“我们党实际上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4](p.97)因此，同年11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4](p.131)党的六大更明确了“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从而“工农民主专政”可以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7](p.152)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派则极力嘲讽“工农民主专政”，认为“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在实际上变成富农、商人、官僚分子对贫农、店员、工人的专政。……农民政权即是这样堕落与腐化的。假使朱毛等能占领长江流域，也不过是于占得大城市后即与商人妥协，蹈洪杨之覆辙。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命运将如此可悲地终结”，并且将“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认为“史大林仍留恋于工农民主专政之公式，托罗斯基则进而抨击此公式为反动，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①参见刘镜园（即刘仁静）：《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期，1932年3月1日。概括来说，正是以大革命失败为契机，中国共产党通过“扬弃资产阶级”确立了工农阶级的主体地位，又通过扬弃“概念化的无产阶级”确立了农民的革命性。这是一个持续下沉的过程，也是一个愈益接近中国之真相的过程，不仅带来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标志的军事和政治的大变动，而且影响及于社会、文化的一般领域，形成广泛的“大众化”运动。

二是在1958 年前后。这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分析。在内，是以1957 年反右运动表现出来的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失望。在反右运动之前，毛泽东多次表示过要依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他认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5页。但是，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使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上述想法。于是有《事情正在起变化》《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等系列文章的发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干脆将“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划归为另一个剥削阶级，与“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并列为“两个剥削阶级”。③参见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开始反复提出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等，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8](p.109)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9](p.231)要认识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9](p.236)“苏联之前无苏联”“马克思之前无马克思”。[9](p.203)于是有新民歌运动，有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有工农兵写工厂史、公社的写史运动等，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重视。经济建设领域的大跃进运动也随之展开，与之相随的是对各种“条件论”的批判。在外，则是1958 年出现的因拒绝苏联提出的在中国领土领海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及共同舰队、拒绝苏联提出的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拒绝苏联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的偏袒印度的声明等而公之于世的中苏分歧。1960 年苏联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使分歧更形恶化。接下来几年，在经历了包括“九评”在内的往复辩论和会谈之后，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从1966 年3 月的苏共二十三大开始，两党关系中断。④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462页。中苏关系由紧张到破裂，使本来就处于压力之中的新中国外交形势更加艰难。但正是这种艰难的形势促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更加注重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更加注重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打开外交局面。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理论思考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概念。“中间地带”概念最早酝酿于毛泽东在1946 年8 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指出了美苏之间存在的“极其辽阔的地带”，[1](p.1193)即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和苏联出现公开分歧后，“中间地带”就同时包含对抗“修正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美国”的意味。到1963 年和1964 年，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两个中间地带”：“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地区，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8](p.344)与苏联的分歧与决裂不仅关乎外交，也影响到中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思考与实践。这尤其体现在毛泽东1959 年至1960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发表的谈话当中。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思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从这点上看，所谓内外两个方面其实是相通的，都着落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此，毛泽东有一番总结性陈述：“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0](p.369)

第一次界碑性突破开辟了持续“向下超越”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界碑性突破则是开辟了持续“向下超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所总结“客观规律”即在“向下超越”的态势中对于中国之客观现实把握的结果。这种把握的起点是特殊的，是以“向下”的方式把握住，但其指向却是要求得“规律”的，是普遍的，是超越的。这种“向下超越”，也就是在特殊性中、在对自身独特性的持续发掘中求得普遍性。

综合考察这两次界碑性的“向下超越”，对其成败得失的评价有待于一个更宏阔的历史视野，尤其是对第二次突破，需要正视其中包含的经验教训，但通过这两次突破，中国共产党无疑和中国的现实（最贫瘠的现实）和中国的民众（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农民），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扬弃国民党所代表的中上社会阶层、扬弃托派貌似激进的教条理论、扬弃旧社会遗留的文化和知识资源、扬弃苏联所表征的沙文主义，转而拥抱了贫瘠的内地、农村、农民，并以此实现革命建国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这是在内外压力当中，主动与被动交织，眼光向下以克服危机、开辟新的生路的尝试。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向下超越”。它突出地表现在上述两个历史转折之中，但实际上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每个阶段，是20 世纪“革命中国”最具活力的脉动。

三
前文提及“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实中国”作为讨论“中国性”问题的三个层次，当前学术界对这三个层次各有相当丰富的讨论，更有不少学者尝试沟通“三者”：或者立足传统重释革命与现实，或者立足革命重释传统与现实，或者立足现实重释传统与革命，有学者也提出“通三统”等学说。对于既有的这些研究，需要另文展开，这里想指出的是，“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实中国”各自都包含一言难尽的复杂状况，无法被径直概括为某几个主义话语。即便可以从主义或者理念的角度来把握，这三者相互之间也充满张力，所谓“重建”，不能只是简单做加法或平滑地叙述为一种目的论的结构。因此，对连续性历史叙事的重建本身也不会一蹴而就，而必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为一种论辩的状态。“中国性”也就将不是一个可以概而言之、本质化的清晰问题及其答案，而是保持为一个论辩的平台或者问题场域。说到底，“中国性”不是已然完成的、既定的、可以供我们去“发现”的东西，而必然是一个通过不断辩论和实践而逐步彰显的动态过程，就此说，它是被“发明”的。更重要的是，对连续统一的中国叙事的探求，不能只是一个逻辑自洽更遑论修辞自洽的问题，也不能只是一种历史分析，它应该将自己充分开放出来，开放给现实，以回应现实问题。因此，对“中国性”的讨论不是封闭的终点，而是起点。无论“传统中国”还是“革命中国”，都应该摆脱自说自话的惯性，摆脱那种要素提取式的思维方式，即从某一段历史中打捞所谓“好东西”的思路，而尝试摸索处于观念要素背后或者底部的现实动因，在“理念—现实”互动形成的“问答结构”中来把握“理念”的位置、效应和限度。这需要一种经史互通、源流互质的视野。一旦我们能把握住这个立体的“问答结构”而非浮在表面上的单纯理念，那么以往在理念或者观念层面所存在的张力就可能得到纾解，对“中国性”问题的探讨也就由此获得更深的推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发现，以“向下超越”来阐释“革命中国”，可以提供比既定的主义话语更深隐的动力和逻辑，也就是更突出了“问题”而非“答案”。因为，持续“向下超越”即持续、普遍地尊重现实、尊重现实的“落后性”并不断锤炼这种“落后性”直至将其反客为主。这必然带来对所有喑哑无告者的发现和尊重，带来对所有等级制度的破毁，带来对所有蒙昧和虚假意识的扫除，这一过程亦就是“革命”，亦就是“社会主义”。相较于这种向着“现实”，而且是“现实”的“落后性”不断下沉、趋近的态势，则“革命”“社会主义”或许也只可视为一种名目，是对这种历史大势，尤其是这种历史大势之加速度状况的赋名。如果舍弃了对于“现实”尊重并持续开掘的努力，而纠缠于“革命”或“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甚至文字差异，则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更成为第二义的了，甚至构成对上述“向下超越”之趋势的背离。就此，“革命中国”亦就可以视为“向下超越”之中国的加速度状态。不仅如此，对于“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而言，“向下超越”也提供了深入其内部脉络的通道。比如对“传统中国”，尽管不能用现代的主义话语对之进行阐释，但却不能否认其内部同样存在一种“向下超越”的趋势，这是以“文质之辨”“理势之辨”或“经史之辨”等表述呈现出来的。另一方面，在当下的“中国性”问题讨论中，尤其是在以“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为内核的讨论中，不自觉地涌动着一种优胜者的角色感觉，而相对缺少眼光向下、从落后的薄弱环节着眼、以危机意识来把握问题的自觉。对“向下超越”的论述亦可能对这种优胜者的角色感觉做出一定意义上的矫正。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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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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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The“Downward Transcendence”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Zhou Zhan-an)

At present, the issue of“Chineseness”is coming into focu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The issue can be studied at three levels: traditional China, revolutionary China and real China. Of these three levels,“revolutionary China”has a pivotal position as a hub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olution was based on a proper grasp of“reality”, and in the deepening of the revolution, the emphasis on“reality”has become an undercurrent. The“downward transcendence”was the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own situ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revolution. There were two monumental breakthroughs: firstly, around 1928,when the road to revolution was opened up for continued“downward transcendence”; and secondly, around 1958, when the road 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as initiated for continued“downward 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se two breakthroughs, the CPC undoubtedly establish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the most barren reality) and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more precisely, the Chinese peasa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building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most dynamic pulsation of 20th century“revolutionary China”.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1-0091-07

作者：周展安，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