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此间著”：上海老渔阳里2号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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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此间著”：上海老渔阳里2号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 瑊

[摘要]1920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入住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声名吸引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集聚于此。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通过创办报刊、译介书籍、开展论辩等方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新理念，营造新语境，对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勃兴，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舆论氛围，进而为政治实践提供“粮食供给”，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引致的多种变化，影响改变了正在动态发展的政治实践的传播内容、话语体系和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清末的思想潜流，到20世纪初年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显流，因应着知识阶层和社会民众思想演变的“革命化”，也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政治实践提供动力与滋养的过程。

[关键词]转折；分化；上海老渔阳里2号；马克思主义传播

1920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而辗转来到沪上，入住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其后，陈独秀以其“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声名，吸引了一批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集聚于此。他们在这里传播新理念，营造新语境，由此引致的多种变化，不仅是陈氏个人的重要人生转折，也改变和影响了正在动态发展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实践的传播内容、话语体系与发展趋向。

一、传媒时空的转变
近代上海海纳百川的社会环境，“一市三治”的市政格局，便利的交通、发达的资讯，使其成为文化精英、进步人士的聚合之地。五四运动后“北紧南松”的时势变化，使“五四”后“国内许多从事新文化运动者，都齐集于上海活动”。[1](p.112)“渔阳里”位于上海法租界后开发地区，环境静雅、交通便捷、租金适中，被称为“上海全市最幽美而整洁的一个区域”，成为许多留学回国的新知阶层首选的寓居之地，由此形成了传播和创造新思想的社会生态和文化氛围，继而使得《新青年》杂志改组，从而推进了动态发展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实践在此发生深刻转折。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是这一时代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近代中国整合了寻求富强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这对资本主义信仰破灭、正在寻求新希望曙光的中国人的触动是极大的。“在理论方面，马列主义提出了一种自相一致、具有普遍性和‘科学性’的世界历史观，这使得人们能够用西方的‘科学思想’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西方，并将中国令人屈辱的落后状况解释为‘资本帝国主义’（如日本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政治方面，列宁主义提出了新的、更为严密的关于建立政党组织的措施和夺取政权、动员群众和重建社会的方法。”[2](p.459)陈独秀等新知识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初步了解俄国革命，并开始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p.448)1919年9月，李汉俊将日本学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的译稿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陈望道也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4](p.23)1920年初陈独秀避居上海，《新青年》杂志亦由北京随之迁回。[1](p.98)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后，邀集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参加《新青年》的编务工作。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都有日本留学背景，相较于其他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得更多。因此，以陈独秀为核心，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渔阳里的集聚，不是偶然随意的会合，而是志同道合的“主义的集合”。

近代上海有着先进的出版发行机制、发达的通讯网络，陈独秀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生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①参见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新青年》重回上海这一现代性和革命性互动交织的场域，传媒空间的转换，作者构成、刊物性质、传播内容、运作机制亦随之改变。《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载体，发展过程呈现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5年9月——1918年6月；第二阶段，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职，将《新青年》杂志随携至京，由于北大革新派的加入，一校一刊格局形成，以此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势力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一代青年思想转变的标志性影响要素；第三阶段为《新青年》杂志再由京南迁回沪，上海新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态促使《新青年》改组，使其编辑和作者群面目一新。陈独秀入住法租界渔阳里，影响巨大深远的《新青年》的编辑部即设在老渔阳里2号陈家，此地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基地，亦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活动的中心。陈望道说：“《新青年》自第八卷后，改为党的机关报。改为机关报后有两个特征：（1）搬到上海出版；（2）辟社会主义研究栏。”[4](p.21)《新青年》从同仁刊物转变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五四时期一个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5](p.657)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由纯粹的文化思想运动走向实际政治改革的变化趋向。“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发展起来。那时新青年社已经成立，开始不久，胡适之和陈独秀的思想就渐渐发生不同，就是所谓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的斗争。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两人的思想走到明显的不同，胡适之的思想是实验主义，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学说，陈独秀是一天天走向马克思主义，一天天倾向社会主义。”[6](p.209)30年后，胡适在美国作《口述自传》时亦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这件事是发生在1920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诞生了。”[7](p.186)

以老渔阳里2号陈寓为中心，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中央小组，承担着理论问题研究的任务。”[8](p.305)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创建，初创之时即将宣传作为工作重点。李达回忆说：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十六开本，约三十二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①参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20世纪初年上海城市集聚展示的现代性、国际性、公共性，使其成为文明新知、变革潮流的策源之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9](p.45)因此，老渔阳里2号群英汇聚，《新青年》等报刊的转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火如荼，不仅在组织上，也在思想理论方面助推全国性新型政党的形成。

二、传播途径和方式
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通过创办报刊、译介书籍、开展论辩等方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勃兴，由思想启蒙、文学革命转而倾力于社会改造，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舆论氛围，进而为政治实践提供“粮食供给”，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创办不同层级的报刊
在开展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创建政党的实践过程中，报刊始终是陈独秀传播新知、辩争政论的有力武器。陈独秀等人利用报刊进行宣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改版《新青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传播的主体，对于《新青年》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920年5月《新青年》第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预示着《新青年》性质变化，正如蔡和森所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10](p.7)此后，随着建立新型政党的步伐加快，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并在栏目设置上有很大调整，“特设‘俄罗斯研究’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11](p.31)此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青年》的主流，1920年12月《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4号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同时大量转载反映苏俄革命与建设情况的杂志《苏维埃俄国》的文章，以至胡适在给友人信中写道：“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新青年》先后刊载了35篇译文，[1](p.18)由此，《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倡言改革政治、改革社会、研究苏俄，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一个刊物”。[12](p.25)

二是创办新报刊。陈独秀等人考虑到时势发展和目标受众的接受程度，在渔阳里陆续出版各种类型的报刊，层级分明，分工明确。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刊，这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0月创办了以店职员为宣传对象的刊物《上海伙友》。1920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之际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的共产党组织创办的第一个党刊，每期发行量约5000份，创刊号上全面介绍了列宁著作。以后《共产党》月刊每期著文介绍俄国、英国、美国共产党的情况，传播共产党的宗旨、组织条规等。

以老渔阳里2号为中心，各种出版机构也相继设立。1920年春夏，为加强中俄社会革命的联系和交流，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俄通讯社，该社的主要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翻译和报道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材料，主要涉及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通讯社除为《新青年》等刊物提供稿件，还为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30多家报纸提供关于苏俄的消息；二是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该社先后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报道14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俄通讯社的成立，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1920年8月，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成裕里创办了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9月，成立新青年社，专门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和书籍。此外，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还翻译出版了8种“新青年丛书”，介绍新思潮。①8种丛书分别是《社会主义史》《疯狂之心理》《哲学问题》《工业自治》《到自由之路》《欧点和议后之经济》《工团主义》《阶级争斗》，参见陈绍康编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1921年6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联名成立新时代丛书社，编辑《新时代丛书》，目的在于“普及新文化运动”“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这些出版机构，除新时代丛书社址位于望志路（今兴业路），又新印刷所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复兴中路221弄）12号外，其余都设在渔阳里区域内，形成了一个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包括新渔阳里6号、白尔路三益里5号、17号和望志路108号在内的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出版中心。

为了加大宣传的深度和力度，陈独秀等人还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时期，外文版本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甚少，中译本更是难见。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都通晓日文、英文等多国语言，他们都有能够“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语言优势。1920年5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通过“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4](p.68)陈望道应《星期评论》之约，“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②参见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9月30日。在家乡义乌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然后把中文译稿带到上海。因《星期评论》已停刊，《共产党宣言》译稿由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标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发行出版。同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标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仍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1921年5月，李达在李汉俊的帮助下，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几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很大作用。陈独秀还委托恽代英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出版。

集聚于渔阳里的群英是20世纪初年形成的具有强烈文化思想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由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9](p.240)“一方面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呈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新传入的革命运动方式要求在实践革命以前必须学习和研究一定的主义和学说，这两个方面使外来知识和能够理解这种外来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非常大。”[13](p.38)

（二）与反对派展开论辩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开放的文化生态和多元的实践空间下，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思潮派别竞相登场。沈雁冰曾说：当时讲社会主义的人很多，大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后来成立党组织的陈独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张东荪一些人；还有国民党的戴季陶也讲马克思主义，胡汉民在《建设》杂志上，也翻译日本河上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三部分人，只有第一种人是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4](p.44)当时思想界的分歧繁杂由此可见一斑。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以《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为阵地，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辩，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为建党和开展各项活动扫除了思想障碍。

1920年底，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撰文，与张东荪等人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论战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李大钊也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于由生产者组织政府，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世界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组织经营实业；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别无他法。陈独秀将他与张东荪等人的通信及有关文章编辑成《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长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场论争的实质是关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认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这不仅增强了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战斗力，也有助于革命者转变思想、坚定信仰。

与此同时，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还撰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驳。有感于辛亥革命后现实政治的“刺激”，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于无政府主义宣传的“绝对自由”，反对权威、反对强权的主张信奉尤多。对此，《新青年》发表多篇论战文章，主要有陈独秀的《谈政治》，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李达的《马克思的还原》《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施存统（署名C.T.）的《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等，1921年8月，《新青年》第九卷第4号还集中刊载了陈独秀与区声白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通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形式、国家本质等问题，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无政府主义者以个人为中心的“绝对自由”，“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的论断，指出“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权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弱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14](pp.31-32)这些文章对于有革命热情而误信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很有教育意义，有助于他们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理论和思想等方面的准备。

开展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阵地，在此方面，“《新青年》功居首位”。[15]当时在青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介绍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还有《星期评论》、《觉悟》副刊，①《星期评论》社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人于1919年6月8日创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于1919年6月16日正式创刊。新文化运动中，《星期评论》同北京的《每周评论》被并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觉悟》副刊同《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并称“四大副刊”。二者配合《新青年》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以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觉悟》副刊当时作为“游击战”的阵地，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笔战。陈望道在回忆中说：“当时我们斗争对象，主要是张东荪等的《时事新报》和胡适的《努力》”，[4](p.21)“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常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16]1920年11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的文章：《张东荪现原形》《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这些以笔代戈的短文，与《新青年》遥相呼应。这两次在渔阳里为阵地发生的论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并逐步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三、“渔阳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作用和贡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内容的变化，舆论氛围的转换，话语体系的建构，最主要的推进力量还是20世纪初年的新学书报。陈独秀以及集聚在其周围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有办报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深谙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和作用，陈独秀有言：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李汉俊、陈望道皆曰：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董必武也认为：“要搞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讨论是怎么着手呢？当时我想，我们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宣传我们的观点，把主张思想告诉大家。”[4](p.370)渔阳里的先进知识分子借助上海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先进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通过创办刊物，设立出版机构、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工人动员等多种途径倾力宣传新思想，不仅使渔阳里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

（一）在全国“树旗帜”
陈独秀等人通过创办报刊等方式，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正在推进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思想资源，也在全国起到了“树旗帜”的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集大成，既承继了西方哲学的辩证和分析传统，又有着自身独有的践行特质。陈独秀一方面批评空谈主义而不去努力实现的行为，“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另一方面也认为，无论个人或组织，“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920年10月他又指出：“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14](pp.54、93、52)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经过理性辨识后，服膺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主张“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正如陈望道回忆的，《新青年》杂志“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16]《新青年》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读者，销售量“一万五六千本”，[17](p.32)在全国的销售处近百家。新型传播媒介使各种信息以更快捷、更广泛的方式传播，也超越时空限制，拓展了个人接受信息的方式，改变了思想文化运动的品质和趋向。“通过上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8]

随着陈独秀等人的思想转变，其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样貌经历了从向往西方文明到接纳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过程。为此，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成为面向早期共产主义者进行理论教育的刊物。《共产党》创刊号的《短言》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只有“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共产党》第四号《短言》以问答的方式，回答了“共产党是什么一个怪物，有何魔力，使他们的党势在欧美各国都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个问题：“我以为这个疑问很容易解答。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现社会致命的困难，维系现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心，这是不可掩蔽的事实了。继他而起的，无政府主义，除无政府党外，都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方法实现的空想；议会派的和平改革在英、德、法都试验过不行了，在政治腐败的国家更不必试验了。因此大家既不取无政府的空想，又不取议会派敷衍现状的方法，不趋向主张破坏而且有建设方法的共产党还有何路可走？”凡此种种论述，皆为先进分子和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被毛泽东誉为“旗帜鲜明”。[19](p.89)

（二）使人们“明白共产主义”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迅速发展，本身即新文化“普遍化”的充分象征。这些以汉语出版物为阵地的新文学是当时社会激进主义的原动力。此时，几乎所有同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文章谈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探讨社会主义问题特别多的杂志有《新青年》《星期评论》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借助新文学新文化的成果，采用浅白易懂的语言文体，通过举办演讲、创办刊物、开办学校、成立工会组织等多种方式，多途径、多面向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使理论话语更易为民众理解和掌握，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第1号刊载了译文《共产党未来的责任》，译者附志中说：英国自从八月一日成立了共产党，八月三日便出了一个《共产党》（The Communist）周刊，是国际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作为“党刊”的《共产党》在发刊号上刊登了这篇译文，旨在使中国共产党明确其责任：“现在共产党最紧要的工夫，是令人民统同明白了共产主义。打破从前的资本制度的迷梦，勉励他们有自信的能力来改造这个社会。”①英国Amcmanus著，震寰译：《共产党未来的责任》，《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在宣传、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自身的认识觉悟也得以不断提高和深化。董必武回忆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最厉害的是无政府主义。“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资本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4](p.370)彭述之也说：“使我们困惑不已，有时目瞪口呆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商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货币体系’、‘扩大再生产’，等等；这些概念对我们是如此新颖、难懂和奇怪，以致于不得不花好几个小时与我们中的年长者认真研讨，才能初步了解这些全新的概念。”[8](p.306)沈雁冰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曾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纲领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20](p.154)

《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登载的许多文章，宣介、阐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灌输共产主义于工人”方面，《劳动界》周刊成效最为显著。《劳动界》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显著特征是直接反映工人呼声，刊登工人来稿。第2册专门刊登《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呼吁“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从第1册至24册，约有30篇左右的工人稿件。[1](p.16)《劳动界》周刊采用简短精练、通俗易懂的文字指明：“凡是我们做工的应该想想!我们底劳力终究到哪里去了？”“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了去”，这样的话语在工人群众中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使工人们明白自己受剥削的根源，也可使马克思主义以具体化、通俗化的方式为大众所接受。该刊还阐明了工人群众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根本途径，李达在文中说：“劳动者要怎样才能得不饿死不冻死呢？要怎样才能够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呢?这就是现时代最大的劳动问题，也就是有志争经济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所研究的社会大问题了。这种社会问题即劳动问题，要怎样才能解决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②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立达”即李达。李汉俊在《劳动界》著文，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如果有工人，把这根砍倒了的树搬到街上去了，那就要比从先更要贵了。这个贵呢，又是对于这个工人搬到街上去了的劳力贵的。又如果有工人把这根搬到街上去了的树，锯成板子了，那就更要贵了。又如果有工人把这个板子做成桌子椅子或者房子了，那就越发贵了。总之无论什么东西，工人多加一点劳力，就要多贵一点。所以钱不是什么尊贵的东西，他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东西。”③参见汉俊：《金钱和劳动》，《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因此，《劳动界》在当时工人刊物中“发行范围最广、说理最显豁、收效最宏大”。一名上海工人在来信中说，“你们所刊行一种出版物，叫做《劳动界》，已出版三册了，我买了几份，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同伴的工人多喜欢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一位印刷工人也说，《劳动界》“将新思潮切实地直接传播到我们劳动界，使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都受到这新思潮的洗礼”。[11](p.31)工人在来信中强烈希望该刊充当工人的“喉舌”，成为搭救工人的“救星”。

《劳动界》成为“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在上海工人中影响极大，而且在其他省份的读者也越来越多。例如，湖南长沙文化书社一次营业报告提到，销售《劳动界》第1—9册各130份。张国焘在给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开始对工人进行系统的宣传，承担起领导其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矛头直指本国和外国资本。从那时候起创办了三个工人周刊：一个在上海，名为《劳动界》，一个在北京，名为《劳动音》，第三个在广州，名为《劳动者》。”“鉴于这种发展状况，可以认为中国工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们正在觉醒。他们已经走上为改善生存条件而奋斗的道路，他们已经向剥削者特别是奴役他们的外国掠夺者宣战。”[21](pp.215、217)

“唤醒人们政治意识的工作可被当作一种教育，教育则可看作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社会动员。”[22](pp.98-99)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通过向工人演讲、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刊”、开办工人学校等方式，深入工人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勇敢承担起“面向无产阶级，使之觉悟，使之振作，使之组织起来”的历史责任。陈望道在回忆中说：“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我们组织工会不大用文字宣传品，主要口头宣传，办了很多业余学校，把政治性的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16]上海工人半日学校初办时，上学人数很少。主持者李启汉了解了工人读书难的种种原因后，即改用开展文娱活动的方式，以吸引教育工人。1920年12月19日成立了上海工人游艺会，在成立会上，杨明斋、邵力子等人到会演说，指出：“从前工人没有自悟的原因，都是为着迷信所悟（致），什么命运不好啊！没有福气呀！我们赶快打破他！”通过宣传鼓动，1921年春工人半日学校重新开学，在工人中颇有影响。俞秀松则“改名易服”，穿起短衫，到工厂做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进工厂的目的：1、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底内容和工人底生活状况；2、观察工人底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3、尽我底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23](p.15)1920年10月由陈独秀领导与发起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陈独秀等人开展工人运动颇具成效，《劳动界》周刊《1920年底上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指出“这一年来，单是罢工运动，共有40次”。《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7月评论道：“今年的上海劳动界，比以前更不相同，阶级的觉悟，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可以听见。”①参见《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依照传播学原理，传媒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依靠程度”。[24](p.12)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劳工运动开始走上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阶段，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势力，成为知识分子的有力后盾。

（三）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初期发展阶段，是自身革命话语建构的关键时期，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向、道路前景等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提供答案，并由此诠释和说明中国革命的实践。渔阳里时期的政治实践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老渔阳里2号为核心的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出版中心传播的众多新话题和新话语，如时代、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语汇和概念，形成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传播、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并以上海为依托，催化了新型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再由沪地将新思想、新文化辐射、影响全国。

五四时期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深度形塑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想象力和政治意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了解了中国工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但却“生活比乞丐还不如”的境况，类此“眼光向下”的姿态和对民众现实生活的关切，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审思时代的思想动力和感性认知，也使其更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以“阶级”这一概念为例，陈独秀认为：“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14](p.33)为此，他指出：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受那么大的压迫，着实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他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破资产阶级的旧政治，“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14](p.33)正如有学者研究所言：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阶级”概念改变了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原有知识体系中阶层有别、各守其序的认识，而更强调了社会分化的不合理性，初步展露出倡导“社会行动”的端倪。[25]

“主义”的概念同样如此，王汎森指出，“主义”概念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辛亥前后逐渐形成一种新政治论述，但只有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主义”方始成为青年们“渴切的追求”。到20年代初年，“主义”结合思想、组织、行动，成为一股新兴的强劲的力量。[26](pp.139-140)由此可见，“阶级”“主义”“国家”等概念内涵随着革命进程而不断演进，成为当时知识阶层认知社会性质的主要概念工具，在这种认知框架的推助之下，唯一的社会改造途径就是彻底地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而重构一种全新的社会愿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清末的一种潜流到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显流，是与话语建构、转换相联系的。作为一种涵有革新和批判意识的言辞，相关概念主张和理论思想在传播中被演绎、阐扬，变成了一种变革的种子，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上海乃至全国的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革命话语的构建，增强了话语体系的阐释力，激扬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为以后的宣传革命、动员民众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资源。

以老渔阳里2号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是一个动态、紧密的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颇有建树”，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每一场革命最初都是一个人心灵里的一种思想，一旦同一种思想在另一个人的心灵里出现，那对于这个时代就至关重要了。每一次改革原先只是一种个人的见解，一旦它又成为一种个人的见解，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27](p.257)这一系列变化既因应着知识阶层和社会民众思想演变的“革命化”，也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演进中为政治实践提供动力与滋养的过程。五四时期的知识界“宛如各种思潮的大熔炉”，不同的阶层常常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关怀和思考的问题呈现出一致性。《新青年》“搬到上海出版”（陈望道语），五四核心力量倾于分裂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也就是因为胡适之完全不明白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形成之方式了。”[6](p.8)近代上海“富有文化火种”的城市特质和社会生态，使富有新知的先进知识分子“成批地积聚到上海时，便能在上海已经蓄积起来的新的文化土壤基础上，经过提炼和加工创造出真正的新型文化”，“另一部分积极分子想找到另一势力别一出路了。尤其是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赶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有了以上的条件，知识分子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小团体，实行和工人阶级接触而作工人运动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中国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有地位了”。[6](p.8)蔡和森在1926年的报告中明确说明了五四时期先进分子思想演变和心路历程“革命化”的变化轨迹，映照出这一群体不断从时空维度、文明内质的省思与超越，以及时势变化、话语体系和思想演进“相生相成”的多重互动过程。

[参考文献]

[1]陈绍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2][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7]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0]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2]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

[13][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4]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张静如.《新青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J].齐鲁学刊，1983，(2).

[16]宁树藩，丁凎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

[17]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18]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J].历史研究，2011，(3).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1]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2]王跃，高力克.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3]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俞秀松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4][英]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5]陈红娟.《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阶级”概念的源起、语义与理解(1900—1920)[J].中共党史研究，2017，(8).

[26]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7][美]波尔泰.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The Star and the Fire Nearby”:No.2 Old Yuyangli in Shanghai and the Spread of Marxism

(Li Jian)

In the spring of 1920,Chen Du-xiu,the leader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an advocat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moved into No.2 Old Yuyangli,Huanlong Road,in the former French Concession,attracting a group of advanced intellectuals with his reputation as the“star of the intellectual world”and“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By founding newspapers,translating books and conducting debates,Chen Du-xiu and others researched and publicized Marxist theories,disseminated new ideas and created a new context.Itwas of positive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ultural movement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formation of an atmosphere of public opinion in which Marxist ideas flourished,and the consequent“food supply”for political practice.The resultant changes influenced the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the discourse and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practice which was developing dynamically.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from a subterranean stream of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amanifest stream of though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was a response to the“revolutionisation”of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lasses and heralded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provided the impetus and nourishment for political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0-0091-10

作者：李瑊，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