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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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戚 悦

[摘 要]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关键词]东晋南朝；士族；庶族；北语；吴语；陈寅恪

1936年，陈寅恪先生发表《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虽仅三千余字，却成为其代表作之一[注]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三位英国院士联名推荐的主要依据为陈寅恪三十年代的学术成就，列举的著作是发表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上的三篇文章：《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见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0～181页。。该文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东晋南朝，“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注]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6页。，即晋室南渡以后，在江左地区出现了士族语言“北化”而庶族语言“吴化”的趋势，二者的演变方向截然相反。对陈先生之文，学界陆续有所关注和研讨，但有关文章的侧重点则与陈先生有所不同。如郭黎安先生在肯定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对六朝建康语言之演变作了进一步探讨，指出东晋南朝时期建康的语言并非简单的北语与吴语并存，而是互相影响、渗透、融合，最后形成一种“南方冠冕君子所使用的金陵语音”[注]郭黎安：《关于六朝建康的语言》，《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6期，第8页。。李伯重先生也从文化融合的角度考察了六朝江东的语言发展，一方面印证了陈先生的结论，另一方面则指出，随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兴起，“最后导致一种朝野及士庶通用新语言的出现”[注]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4页。。应该说，东晋南朝语言的演变、发展及其融合情况自然是重要问题，而在特定阶段的“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的文化语言现象本身，则有其值得格外关注和考察的历史原因。实际上，1949年，陈寅恪先生在其《从史实论切韵》一文中，又重提这一问题，并指出：“盖自司马氏平吴以来，中原众事，颇为孙吴遗民所崇尚，语音亦其一端。”“殆东晋司马氏之政权既固，南士之地位日渐低落，于是吴语乃不复行用于士族之间矣。”[注]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3、384页。这里谈到了士族语言何以“北化”，却仍未解释庶族语言因何“吴化”。北方士族在统治阶层中占据绝对优势，南方士族自然希望向其靠拢，但庶族难道就没有类似的想法吗？按常理推论，“北化”不该仅仅出现在士族之中，庶族应当也是一样的。然而，现实却如陈先生所言，“庶人操吴语”，而且就连北来的庶族也慢慢开始讲吴语了，这是耐人寻味的。因此，本文即拟接过陈先生的话题，尝试探讨“士族操北语”和“庶人操吴语”的诸多缘由，或为陈先生宏论之补。

一 中原文化决定了士族对北语的向往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北人执掌大权乃吴地士族学习北语的重要原因。上述李伯重先生的文章也曾指出这一点。不过，这并非唯一原因。晋代葛洪曾毫不留情地讽刺那些盲目效仿北人的吴地同胞，虽然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却也不得不承认“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注]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页。。在迁都建康之前，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若北人只有政治上的强势，而无文化上的辉煌，吴地士族恐怕不会如此积极地学习北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世界史上找一个相反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公元前三世纪末二世纪初，罗马人多次战胜希腊人，占领其城邦，掠夺其土地，然而成为统治者的罗马贵族却反过来积极学习被统治者所使用的希腊语，甚至聘请希腊老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希腊文化都是大希腊地区的主流文化，当时绝大多数的科学、哲学和文学作品均由希腊语写成。所以，尽管罗马人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但是在文化上却臣服于希腊人。语言终究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如果统治者没有强制要求国民学习某种语言(如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威廉一世大举推行法语，将其定为英格兰的官方语言)，那么仅凭政治因素，显然无法左右一个群体对该语言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瓦尔德·古德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群体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就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人们正是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才能获取相应的文化。”[注]瓦尔德·H.古德诺夫：“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Ward H.Goodenough，“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保罗·L.加文编：《第七届语言学与语言研究圆桌会议报告》(Paul L.Garvin，ed.，Report of the Seventh Annual Round table Meeting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y)，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172页。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一个社会群体自发自愿地学习某种语言，通常是出于对相应文化的向往。故此，“士族操北语”的现象背后也必然有文化因素的推动，甚或是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自古以来，中原文化便是正统文化，撰写诗赋文章，音韵亦应合乎中原正声。《文心雕龙·声律》有云：“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声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53～554页。《诗经》音韵清切，而“楚辞”错韵繁多，张华曾指出陆机用韵多有楚音，刘勰则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陆机作文虽继承了“楚辞”余响，却有失于雅正之声。张华对陆机的批评，陆云《与兄平原书》也曾谈道：“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注]陆云著，刘运好校注整理：《陆士龙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8页。张华告诫陆云，其兄陆机作文惯用楚音，应该回忆以前读过的文章，努力改正。于是陆机作诔时，便要使役为他解说语音。唐长孺先生曾判断这里的“结使”为“给使”之讹，原指“伺候官吏的使役”[注]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因其为洛阳人，故令其说音。陈寅恪先生则指出，此处之“楚”为“形容词”，只是“用作‘都邑’及‘文雅’之对文者”[注]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88页。，实际上并非确指楚音，而是指吴音。这一点从扬雄所撰《方言》中也可得到佐证，在罗列各地字词发音时，扬雄常以“吴楚”并举，如“娃，嫷、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簙谓之蔽，或谓之箘……吴楚之间或谓之蔽”[注]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0、409页。等，可见吴楚两地语音多有相同。陆机来自吴郡，张华“谓士衡多楚”，亦即“文故自楚”，当指其文以乡音吴语入韵，即为“讹音之作”。而《诗经》诸篇多产生于中原地区，像《周颂》、二《雅》以及《国风》中的大部分作品，皆是如此，即属“切韵之动”。若要做到“免乎枘方”，就必须学习北语，熟悉中原地区的字词发音。

从西晋至南朝，士族文人常常聚众赋诗，前有石崇的金谷文会，后有王羲之的兰亭集会，皆为一时之盛事。《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版，第576页。有人将王羲之在吴地举办的集会跟当年石崇在中原举办的文会相提并论，这让王羲之感到非常高兴。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云：“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杨勇先生笺引《舆地志》及《云谷杂记》，详列同席者姓名。虽然两处记载在参加人数和个别成员上略有出入，但可知是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和高平郗氏等北方士族为主[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576，576～577，190、195，190、198，195、188，218、220页。。北语原本就是押韵的标准，座中又多为北来名士，吴地士族文人自然要用北语赋诗作文。至于庶族，一方面很少有机会参与这种世家大族组织的文会，另一方面其文人所占比例较士族为小(详下)，其学习和使用“北语”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指出：“语言是一套言辞符号，首先是口头上的，其次才是书面上的。”[注]尤金·奈达：《翻译中的语境》(Eugene A.Nida,Contexts in Translation)，阿姆斯特丹：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页。如果说诗赋文章在书面上影响了吴地士族语言，那么聚会清谈便带来了口头上的浸染。《唐会要》有云：“前代名士会宾客者，或清谈赋咏，雅歌投壶。”[注]王溥：《唐会要》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40页。聚会清谈跟群集赋诗一样，也是士族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共谈析理”“标榜诸义”[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576，576～577，190、195，190、198，195、188，218、220页。，既谈玄，又论佛。或以《庄子》之一篇为题，各叙己意；或与寺中僧侣相互问答，讲解经文。有时“遂达三更”，至深夜仍你来我往，辩论不休；有时“奋掷麈尾”[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576，576～577，190、195，190、198，195、188，218、220页。，竟致兽毛纷纷脱落，掉在面前的饭菜上。有人因全神贯注而“流汗交面”，却浑然不觉；有人因通宵清谈而“于此病笃”[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576，576～577，190、195，190、198，195、188，218、220页。，乃与世长辞。听到精妙的言辞，满座宾客“莫不厌心”，于是“抚掌而笑，称美良久”[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576，576～577，190、195，190、198，195、188，218、220页。。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清谈凸显了北语的地位。因其本为北方士族的习惯，吴地士族自然难以比拟。早在曹魏时期，王弼与何晏便倡导玄学，首开清谈之风，嵇康和阮籍又否定名教，效仿老庄处世。源自洛阳一带的清谈在北方得到了快速发展。南渡以后，北方士族把这一风气带到南方，吴地士族要想融入其中，也就必须效仿北来士族，按照他们的样子清谈，这当然也包括使用他们的语言。

其实在西晋时期，中原文化便已引起了吴人的羡慕。《抱朴子·讥惑》曾曰：“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注]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12页。葛洪认为放弃已学书法，转练北方书法尚且没有必要，更何况那些效仿北方语音的人，完全是邯郸学步。据周一良先生考证，虽然《抱朴子》全书“当完成于南渡以后”，但《讥惑》篇“当是成于南渡前不久”[注]周一良：《〈晋书〉札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页。。则南渡以前，吴人之中便有学习北语者了。至东晋南朝，这种趋势明显扩大，以至吴地士族纷纷开始使用北语，终于形成了“士族操北语”的现象。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吴地士族与北方士族的接触变得频繁，有机会置身于后者营造的文化氛围之中，得以亲自体验；二是北方士族在过江时将许多书画、字帖和器物也一并带至南方，吴地士族因此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北方文化的魅力。南齐王僧虔《论书》有云：“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注]严可均辑：《全齐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3页。在局势混乱之际，王导仍不忘随身携带字帖。隋朝时，秘书监牛弘曾向文帝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其中便提到：“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注]魏征等：《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99页。即北人南迁之时把衣冠器物、图画典籍都带到了江左。人工制品能够充分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成就，北方人工制品的大量涌入必然会点燃吴地士族对中原文化的热情。正如前文举到的罗马贵族讲希腊语的例子，其实他们对希腊文化的向往由来已久，但只有一部分人会讲希腊语，直到公元前211年，罗马将领马塞卢斯(Marcellus)攻下锡拉库扎以后，罗马贵族才开始强烈推崇希腊文化，集体学习希腊语。那是因为在罗马军队带回的战利品中，有许多希腊的雕像、铜器和画作，这些人工制品的精致和美妙令罗马人叹为观止，极大地提高了罗马贵族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从而掀起一股高涨的亲希腊主义浪潮[注]菲利普·马特扎克：《古希腊人》(Philip Matyszak,The Greeks)，伦敦：反响书社2018年版，第127页。。虽然这个事例发生在异域，但历史的发展有时却是惊人地相似。

二 士族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
“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二者生活环境的差异，毕竟环境对语言的习得至关重要。晋室南渡以后，北人在吴地属于少数群体，据周一良先生估算，“侨人对全境人口之比数自远在百分之十七以下”[注]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页。。吴地原住民的人数占绝对优势，因此在总体上给侨民营造了一种吴语环境。北来庶族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与吴地庶族接触频繁，为交流之便，需要学习吴语。而且东晋南朝城市繁荣，娱乐活动众多，据《宋书》记载：“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注]沈约：《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61页。北来庶族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很快就能听懂并使用吴语，其后代则更是如此。然而，这种模式却并不适用于士族。换言之，在接纳中原移民的南方，虽然北人跟吴人相比只是一个小群体，但是北来士族却并未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是依然坚守着从前的北语习惯。何以如此呢？李伯重先生曾指出：“东晋南朝(特别是东晋)的士族，无论侨、吴(特别是侨姓)，都具有相当强的封闭性。他们的族系意识十分牢固，宗族成员对本宗族有强烈的依附关系，生活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里……与此相反，庶族的宗族组织和族系意识都较弱，居住也往往很分散，难以自成社区，因此无法与外界隔绝。”[注]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97页。这确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察。

首先，士族高门多拥有功能齐全的庄园，可以种植粮食、培育果蔬、放牧牛羊、饲养鱼苗等。这使得他们能够生活在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里，很少跟外界发生接触，除非是互相拜谒、聚会清谈或因事进宫。而在后面这些情况下，他们交往的对象也基本都是士族。这种大型庄园的出现可以追溯至西晋时期，如石崇在《金谷诗序》中写道：“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注]严可均辑：《全晋文》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5页。又如《世说新语·俭啬》载：“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这些庄园的构造之复杂，产品之丰富，甚至胜过了现代的综合性农场。唐长孺先生在谈到南朝别墅时曾指出：“这一种园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但有时也出卖其生产品。”[注]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第101页。即是说，世家大族的庄园不仅能够做到供给自家吃穿用度，甚至还有富余的产品可以出售。晋室南渡以后，北方大族封锢山泽、占领林湖，在江南重新建立其田园。如《宋书·谢灵运传》载：“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width=14,height=14,dpi=110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width=14,height=14,dpi=110又固执。”此处所述便是谢灵运企图占领山泽充作自家庄园的行为。实际上，此时谢灵运所继承的始宁庄园已经非常庞大了，他在《山居赋》中曾有过细致的描述：“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孰。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注] 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1776、1760页。样的庄园不啻一片独立的天地，居住其中，即使不跟外界来往也可生活无虞。这在客观上保证了北语环境的完整性，从而使其免受吴语冲击。

其次，在主观上，士族家学的繁荣也人为地营造出一种北语环境，进而促进了北语的传承。家学之兴起，既与当时社会的教育情况息息相关，又跟士族自身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随着官学走向没落，家学逐渐崛起。而士族高门原本就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如《世说新语·轻诋》载：“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注]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780、750页。在皇帝面前，许询竟至明确表示，在君主和父亲之间作选择是很困难的事情，足见其家族观念之重，或甚于忠君爱国。余嘉锡先生也在《世说新语·德行》之“王仆射在江州”条的笺疏中评道：“盖魏晋士大夫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因此，名士的家族荣誉感和使命感都很强，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心培养并教导晚辈。《世说新语·言语》中有这样一条：“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由此可见，名士之所以想让子侄成才，实际上是为了光耀门楣，就像希望芝兰玉树能够生长在自家庭院一样。

正因如此，一些名望显赫的长辈便自然担负起教导后辈之责。《晋书·谢安传》有云：“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注]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九《谢安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73页。谢安垂训族中子侄之事迹，多见于《世说新语》，著名之例如：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130、113、118、216页。。

寒雪之日，儿女相聚，正是讲论文义的大好时机，看似随口发问，实则考察小辈之文采修养。如此融洽的家教典范，难怪成为后世佳话。再如：“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注]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130、113、118、216页。此则属于清谈之类，谢安谓圣贤与常人之间距离很近，子侄们不同意，谢氏则感慨，若是善解义理的郗超听到此论，肯定会觉得不无道理。又如：“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width=15,height=15,dpi=110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注]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130、113、118、216页。此为谢安带领族中子侄研读《诗经》，自然是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可以看出，谢安的教育内容随机而定，有写作训练，有义理探讨，也有诗文品评或经义讲读。这样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便与其身处吴地关系不大了。

若着意分析一下王、谢两大家族的成员，便会发现陈郡谢氏多出文学家，如谢混、谢灵运、谢朓、谢道韫等，而琅琊王氏多出书法家，如王导、王珉、王羲之、王献之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承正是家学渊源的结果。如史书记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注]沈约：《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1590～1591页。谢混乃谢安之孙，其所从游者“皆亲侄”，其中不乏成为文学大家者。就北方士族而言，虽然后来的子弟都出生于吴地，但是他们从小在家里接受长辈的教育，这些长辈又都是南渡而来的北人，因此他们相当于在北语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并且在长大以后又培养自己的子侄，由此北语便得以在家学传承的过程中延续下去。所谓“家存东都之俗，人传洛下之音”[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439页。，正谓此也。

三 文武殊途与士庶用语的分化
晋室南渡以后，南方明显呈现出一种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的局面。士族子弟纷纷在文艺方面展露才华，王氏家族如王珉“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珣右”[注]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五《王珉传》，第1758页。，王羲之“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width=13,height=13,dpi=110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第2093、2105页。，王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谢氏家族如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谢混“少有美誉，善属文”width=13,height=13,dpi=110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九《谢尚传》，第2069、2079、2085、2087页。，谢灵运“文藻艳逸”width=13,height=13,dpi=110玄龄等：《晋书》卷七九《谢尚传》，第2069、2079、2085、2087页。，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width=13,height=13,dpi=110 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九《谢尚传》，第2069、2079、2085、2087页。，谢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width=13,height=13,dpi=110 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17、825页。。而创立军功者，则常常出身于庶族。清代赵翼曾有“江左世族无功臣”说，特别指出这一现象，称“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并举四位开国皇帝和三十一名武将为例。需要指出的是，齐高帝虽然自称“素族”[注]史载齐高帝遗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萧子显：《南齐书》卷二《高帝纪》，第38页)，但并非指与士族相对的庶族。周一良先生曾列举史料，驳斥赵翼的观点，认为“凡非帝室而是清流者皆可曰素族”[注]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76页。。祝总斌先生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指出“布衣”乃“下级官吏”，而“素族”为“非宗室大臣”[注]祝总斌：《素族、庶族解》，《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50～52页。。因此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并非出身庶族，但宋武帝刘裕和陈武帝陈霸先则是寒门出身无疑，赵翼所列举的三十一名武将亦多为庶人。高门大族总是“雍容令仆，裙屐相高”，只有这些庶人才能“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页。。在这种士庶之文武殊途的情况背后，有着颇为复杂的原因。

首先，从士族的角度来看，由于政治地位特殊，士族子弟可以凭借门第做官，自然无须赴战场吃苦卖命。朝代更替，江山易主，而世家大族却屹立不倒。正如赵翼所言，“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页。。况且，高门士族又盛行尚文轻武之风，据史书记载，王导之子王恬“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王恬因喜欢习武而不被父亲看重，以至于王导看到长子王悦就高兴，瞧见次子王恬就生气。晋室南渡之初，王导还曾向晋元帝司马睿上书，其中提到“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注]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1755、1748页。，其尚文思想，亦可见一斑。又《晋书》记载：“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注]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王湛传》，第1963页。桓温替自己的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王坦之的父亲王述得知后非常生气，怒斥其子竟然想把自家女儿嫁予武将之子为妻。据田余庆先生考证，桓温先世为谯国桓氏[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故桓温也是出身于士族大家。而且，当时桓温位高权重，王坦之任其长史，自然是桓温的下属，桓温作为上级，求与下属结为姻亲，却仍因自己是武将而遭到拒绝。《世说新语·排调》之“桓大司马乘雪欲猎”条下，刘孝标注引《语林》有云：“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桓温远征归来，刘惔前去相迎，桓温便趁机笑话刘惔整日清谈而无实干，不料却遭到刘惔反唇相讥。这其中当然有二人互相调侃的成分，但同时也流露出士族文人对武将的不以为然。因此，在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下，世家大族的子弟自然还是以文人居多。

其次，从庶族的角度来看，由于出身寒门，进阶之途实在有限，即使才学卓著，往往也只能谋个下品官职。正如左思在诗中所写：“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注]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3页。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是无法轻易逾越的，富裕的庶族尚能通过纳资拜官入仕，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底，想要跻身统治阶层可谓非常困难，而晋升高位则更是难上加难。《世说新语·贤媛》记载了王济为妹妹择婿一事。他看中了一名“俊才”，于是便禀报母亲钟氏，请其定夺。钟氏观察之后说：“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width=13,height=13,dpi=110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715、615页。钟氏认为此人确实出类拔萃，只可惜出身寒微，如果没有高寿，就无法发挥才能，但看他的样子，恐怕不可能长寿，因此她不同意这门亲事。虽然才华傍身、卓尔不群，却仍要经历漫长的岁月才能熬出头，这充分说明了庶族文人进阶之艰难。《南史·王敬则传》载：“武帝令群臣赋诗，敬则曰：‘臣几落此奴度内。’上问之，敬则对曰：‘臣若解书，不过作尚书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注]李延寿：《南史》卷四五《王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30页。王敬则这番话虽是玩笑之语，却也道破了庶族的尴尬处境——幸亏他没有做读书人，否则最多只能当个小官罢了，怎能位列三公呢？如今他虽然不会赋诗作文，却可以跟世家大族平起平坐，这都是拜军功所赐。《宋书》有云：“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虎贲中郎，旁马者员外郎。”[注]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倖传》，第2314页。又《南齐书·虞玩之传》曰：“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宋末落纽，此巧尤多。”[注]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第609页。当时因功授爵的做法颇为普遍，不少人便投机取巧，通过篡改勋簿混到官职。这种行为也从侧面反映了创立军功乃庶族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

士庶有别，文武殊途，正是造成“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的原因之一。如上述王敬则，其“接士庶皆吴语”[注]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484页。，这实际上跟其武将身份密不可分。庶族多士兵武将，他们原本就是凭借军功上位的，不以文章显达，既无须用中原音调来赋诗押韵，也不必跟士族文人聚会清谈，因此在南渡之后，他们便顺其自然地融入了当地的吴语环境。换句话说，作为武将，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较小。具体到东晋南朝，庶族武将可以细分为三类，王敬则代表了一类，他性情放达，认为自己以武艺起家，靠军功方得今日，也就不在乎诗书礼仪，自不须刻意摆架子讲北语。加上军中庶人为多，南渡之后便入乡随俗，讲起了吴语。第二类如《南史》所载陈显达：

显达谦厚有智计，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而皆集陈舍。显达知此不悦。及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拜别。显达曰：“凡奢侈者鲜有不败，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即取于前烧除之。其静退如此[注]李延寿：《南史》卷四五《陈显达传》，第1134页。。

其“家既豪富”却仍谨小慎微，恪守本分，正是赵翼所谓“奋立功业，官高位重，而其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253页。。他不仅告诫儿子不可以富贵凌人，而且就连士族高门清谈所用之物也禁止使用。可想而知，其言谈方面，肯定也会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主动避免讲北语。第三类则如《南史》中的张敬儿：“敬儿始不识书，及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初征为护车，乃潜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妾侍窃窥笑焉。”[注]李延寿：《南史》卷四五《张敬儿传》，第1139页。其人虽以军功立身，却渴望向文化底蕴深厚的世家大族靠拢，于是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甚至效仿文人举止，结果招来了妾侍的嗤笑。自家妾侍尚且如此，何况那些高傲的士族呢？由此不难想见，如张敬儿之辈，若当真在日常生活中讲北语，不仅会引起其他庶族的揶揄，而且更会遭到士族的鄙视。可以说，王敬则、陈显达和张敬儿三人，分别代表了庶族武将对待士族文化的三种态度。无论他们秉持哪一种态度，最终都难免走上讲吴语的道路，则“庶人操吴语”者，良有以也。

综上可见，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所提出的士族用语“北化”和庶族用语“吴化”的问题，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从长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这样的现象可能只具有阶段性，因而研究者对陈先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鲜有具体研讨，关注较多的则是语言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问题。如有研究者指出，南朝“语言之大变即是吴中旧族基本皆操北语”，“只是此‘北音’已非彼‘北音’”[注]刘泰廷：《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江苏地方志》2016年第4期，第18页。，其着眼点即为语言的融合、发展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就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问题而言，却有一定的遮蔽作用；同时，由于研究思路的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可能有着不同的结论或倾向性。如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导便曾有意讲吴语以笼络吴地士大夫[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第709页。，陈先生于此解释曰：“盖东晋之初，基业未固，导欲笼络江东之人心，作吴语者，乃其开济政策之一端也。”又说：“然此不过一时之权略，自不可执以为江左三百载之常规明矣。”他还考察了王导用韵的情况：“导虽极力提倡吴语，以身作则，但终未发见其作韵语时，以吴音押韵之特征也。”[注]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7～308页。即是说，虽有像王导那样南渡以后讲吴语的北方士族，但究竟属于少数，且只在笼络人心，并非其本意所在。可见，陈先生所强调的始终在于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其中的道理何在呢？周振鹤、游汝杰两位先生曾指出，双语制的长期存在，有三个特殊原因：“一是两种不同方言的邻接地区的人民为了交际的需要，常常使用对方的方言；二是移民有较强的‘族系’意识，有意识地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三是移民聚居，自成社区。”[注]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从陈先生之论以及我们上述的“补论”来看，或许不止这三个方面了。因此，所谓士族语言的“北化”而庶族语言的“吴化”问题，其背后的“特殊原因”确实值得深入探究。

On the “Bei Hua” and “Wu Hua” of the Dialects Used by the Shi and
Shu Groups of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 Additional Remark on Chen Yinchieh’s On the Wu Dialect of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Qi Yue

Abstract：In his book On the Wu Dialect of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Chen Yinchieh put forward an important view，which was that “the Shi group (aristocrats) spoke northern dialect while the Shu group (civilians) spoke Wu dialect in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are worth further exploring.Apart from the political element proposed by Chen，there are three other causes.First，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lways held a dominant position，and thus people tended to use the language of that area in writing.The activities including idle talks and literary gatherings after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 greatly aroused the interest and imitation of the Shi group in the Wu area.Second，the living environments of the Shi and Shu groups were quite different.After the settlement in the Wu area，the Shu group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language environment，while the Shi group lived in self-sufficient manors and received family education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thus being able to keep the relatively intact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northern dialect.Third，there were more literati and fewer warriors in the Shi group than in the Shu group.The warriors rarely took part in activities like idle talks and literary gatherings.Prominent for their military exploits，they didn’t need to seek approval from the Shi group in literature.Therefore，they pursued convenience in life rather than grace in language.

Keywords: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Shi Group (Aristocrats);Shu Group (Civilians);Northern Dialect;Wu Dialect;Chen Yinch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