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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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
张金龙

摘 要：忻州九原岗壁画墓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北朝墓葬。因该墓曾经严重被盗，显示墓主人身份的墓志难觅踪迹，成为无头公案，严重影响了对该墓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通过对已知北朝大墓规格及墓主人身份的比较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及北朝后期政治军事形势，可以确定该墓墓主人属于东魏北齐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层级，其生前官位和死后赠官当介于已出土墓志的亲王高润(冯翊王)与外戚娄叡(东安王)之间。通过对可能人选生平事迹及史志所载墓所的排比分析，可以排除葬于忻州九原岗的东魏勋贵刘懿(刘贵)与北魏末年一度控制朝政的大军阀秀容人尒朱荣及其从子尒朱兆，北齐外戚段韶和斛律金、斛律光父子，地位接近段韶和斛律父子的贺拔仁和侯莫陈相，以及地位略低于此诸人的可朱浑元(道元)、韩轨、潘乐。而最有可能的人选便是东魏政权的实际控制者高欢(神武帝)的妹夫厍狄干。厍狄干是高欢最主要的创业亲信之一，是仅次于高欢及其子高澄和高洋的第二号军政人物，为东魏北齐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完全有资格拥有像忻州九原岗壁画墓那样的大墓为其安魂之所。壁画墓所在位置也与清代方志中厍狄干墓在忻州西门外的记载吻合，而其出身于厍狄部落及曾在秀容尒朱荣部下为将、后追随高欢南征北战的经历，均与墓葬壁画特别是狩猎图所描绘的场面若合符节。几乎可以断定，该墓墓主人即为厍狄干。若此，则该墓下葬应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秋，墓葬壁画得以精美保存亦与绘制时间有关。

关键词：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狩猎图；墓主人；东魏北齐；墓葬规格；官爵死赠；勋贵集团；厍狄干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600米处，被评为2014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北朝墓葬。据报道，该墓甬道及墓室四壁的壁画几乎全部被盗揭或破坏，只有墓室顶部星象图得以保留，而墓道东、西、北三壁及墓室顶部残存壁画，总面积就达到200余平方米(1)李尚鸿：《带您探秘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欣赏中国最大〈狩猎图〉》,《三晋都市报》2013年12月25日。。残存“墓葬壁画内涵丰富，是研究北朝社会文化、生活和军事的珍贵资料”，尤其是该墓壁画中的狩猎图保存完好，“是中国目前现存面积最大的墓葬狩猎图壁画”，具有独特的学术文化价值(2)孟苗：《2014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出炉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入选》，《山西日报》2015年1月10日。该文引述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发掘领队张庆捷研究员之语云：“九原岗墓道壁画对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考古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从壁画内容及规模来看，该墓无论是对地下世界的想象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都比同时期其他壁画墓的内容更加丰富，手法更加精细。作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北朝时期长卷式狩猎图，其中透露的信息为研究北朝时期冶炼技术、民族融合、服饰外貌以及北朝时期绘画艺术和中国绘画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墓道北壁壁画中的木结构建筑为同时期墓葬中首次发现，第一次用绘画的形式展现了北朝建筑的风采。这是中国目前现存面积最大的墓葬狩猎图壁画。”该墓发掘项目执行领队渠传福研究员说：《狩猎图》“面积约有六七十平方米，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墓葬壁画中乃至中国古代绘画领域，都是最大的，不仅有人物，还有动物、植物、山水等等，而且从绘画技艺上看，绝对属于一流画家的作品，代表着当时绘画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李尚鸿：《带您探秘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欣赏中国最大〈狩猎图〉》)。。然而由于该墓葬发掘前曾被盗严重,墓中陪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墓室壁画绝大部分皆被剥走，显示墓主人身份的墓志及遗骸亦难觅踪迹。因此，要确定墓葬的准确年代和墓主人身份，可以说具有极大的困难。

关于墓葬的具体时代，发掘者通过其与北朝时期有关墓葬的比较，“初步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为东魏至北齐早期”，并“初步推测墓主人身份显赫，位高权重，应该是东魏或北齐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从目前所见相关报道来看，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该墓葬属于东魏北齐时期的一位大贵族。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究竟为何人之墓，欲根据墓葬出土文物显然已经无法确定。该墓曾入选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候选项目，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入选，据发掘项目负责人张庆捷说：“落选原因之一，是墓主人的身份没有确定”；“如果后续工作中有新发现，明年可继续申报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在终评时也曾明确给出答复”(4)《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遗憾落选》，《山西晚报》2014年4月10日。。可见未能确定墓主人是该墓落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亦足见这一问题的探究对提升该墓学术文化价值的重大意义。

有参与发掘的专家指出：“如果墓志已被盗走，要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年代和其他一些珍贵资料，已不可能了。”这一说法过于绝对。虽然不像出土墓志那样可以立即确定墓主人姓甚名谁，但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墓葬，墓主人想必不会是在历史上不曾留下踪迹的无名之辈，通过考证以确定墓主人并非毫无可能。发掘报告并未提及墓中是否有遗骸或遗骨存在，而据新闻报道，谓“出土的人体骨骼数量也较少，且保存状况较差，暂时还不能判断墓主的性别和年龄”。虽然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无法对墓主人性别和年龄等基本情况作出明确判断，但只要有遗骨残存就不排除通过基因检测判断墓主人性别、人种、年龄等基本要素的可能性。期待发掘者能够对此作进一步考察，为最终确定墓主人身份创造条件。该墓墓志已被盗墓者盗走，以致无法明确墓主人及其准确的下葬时间。但笔者认为，与已出土北朝大墓进行比较，并结合文献记载及北朝后期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一悬案似乎有可能得到圆满解决。

一、非东魏刘懿(贵)之墓
就目前所知情况来看，墓葬地理位置和墓葬残存壁画仍是推断该墓所处时代乃至墓主人身份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有报道称：“据当地村民介绍，墓志在十几年前被盗卖，志文中有‘秀荣大将军’几个字，结合墓葬规模推测，墓主应该位高权重，是北朝时期高氏集团的核心人物。”(5)以上三处引文均见孟苗：《千年〈狩猎图〉再现北朝繁华》，《山西日报》2014年1月7日。据此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该墓被盗当在2000年前后，属于被盗时间不长的墓葬；(2)墓志是在被盗时出土，盗墓者很可能就是当地村民，至少有当地村民参与其事；(3)墓志中有“秀荣大将军”字样，但不大可能是连在一起的，而应该是在不同位置出现了“秀荣”和“大将军”之词，最大可能就是在志首显眼处；(4)“秀荣”必为“秀容”之误读，“大将军”则为墓主生前所任或死后所赠将军号，最有可能为某某“大将军”。

墓葬所在的忻州九原岗恰在北朝秀容郡地界，这是破解该墓墓主人之谜的一个重要线索，而其“大将军”身份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葬发掘报告指出：“清朝道光年间，在忻州九原岗曾出土过一方东魏刘懿墓志，志文称‘魏故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冀定瀛殷并凉汾晋建郏肆十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郏肆二州大中正第一酋长敷城县开国公刘君墓志铭’(6)按《刘懿墓志》载其死后追赠“都督冀定瀛殷并五州诸军事”，而墓志志首却记作“都督冀定瀛殷并凉汾晋建郏肆十一州诸军事”，文不对题，难以理解。就目前所见北齐墓志和史传记载来看，仅见死赠十二州、十州都督，而东魏除高欢外几乎全都是死赠五州都督，赠十一州都督的可能性为零。从墓志内容来看，似乎不大可能为伪志。细察墓志拓片，包括都督十一州诸军事在内的志首题名不存在后世涂改的可能性。墓志附载：“长子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都督肆州诸军事肆州刺史元孙”，“次子肆州主簿徽彦”。然据《北齐书》卷一九《刘贵传》，元孙为“员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赠肆州刺史”(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51页)，知其生前并未担任肆州军政长官，应该早于其父而死，《刘懿墓志》所载元孙官职为赠官无疑。不过徽彦作为肆州主簿，不排除为其父撰写志文且在志首题名中予以夸饰的可能性。。据此墓志和相关史籍记载，刘懿(即刘贵)与高欢是布衣之旧和儿女姻亲，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公元539年)。此次发掘的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与河北磁县湾漳壁画墓相比存在许多共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可能也与刘懿差不多。但上述刘懿墓志具体出自九原岗何处并不清楚，是否与本次发掘的墓葬存在联系，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多方面寻找相关证据。”看来墓葬发掘者有将该墓墓主人定为刘懿的考虑，但出于谨慎起见还是没有明确提出。发掘者将该墓定名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似乎也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的确，刘懿是东魏北齐时期与秀容郡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重要人物。《刘懿墓志》云：“以兴和元年十一月辛亥朔十七日丁卯(539.12.13)薨于邺都”，“粤以二年岁在庚申正月庚戌朔廿四日癸酉(540.2.17)葬于肆卢乡孝义里”(7)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九四，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87页。。按《魏书·地形志上》肆州秀容郡下本注：“永兴二年(410)置，真君七年(446)并肆卢、敷城二郡属焉。”领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秀容县下本注：“永兴二年置。有秀容城、原平城、肆卢城。”(8)《魏书》卷一○六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74页。可以确定，刘懿最后所葬之地即在肆州秀容郡辖区(北魏肆卢县)。据墓志及史传记载(见下)，可知刘懿是东魏统治集团一位地位较高的官贵，且与高欢渊源深厚。墓志云：“君讳懿，字贵珍，弘农华阴人也。”按弘农华阴人刘懿不见于史，研究者判断其人即为高欢亲信刘贵。《北齐书·刘贵传》云：“刘贵，秀容阳曲人也。”(9)《北齐书》卷一九，第250页。虽与墓志所载其名字及郡望有异，但比较两者所载生平事迹，则可确定刘懿即刘贵的判断是准确的。

兹将《刘懿墓志》与《北齐书·刘贵传》之相关记载列表比较如下，以见其生平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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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本传载刘贵“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齐受禅，诏祭告其墓。皇建(560width=13,height=13,dpi=110561)中，配享高祖庙庭。”墓志载刘懿世子洪徽，“妻大丞相勃海高王之第三女”，可见刘懿与东魏最高统治者高欢为儿女亲家，北齐建立后其家族即属于皇亲国戚。毫无疑问，刘懿(贵)在生前身后皆受荣宠，属于东魏高欢亲信集团核心成员，若谓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即是其墓，并非没有可能性。《北齐书·神武纪上》：“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迥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10)《北齐书》卷一，第2页。很显然，此记载亦与该墓狩猎图壁画所描绘的场景颇有相通之处。

然而，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可以肯定地说并非刘懿之墓。关于《刘懿墓志》，赵万里云：“清道光(1821width=13,height=13,dpi=1101850)初出沂(忻)县，归太谷温氏。《永乐大典》五千二百四原字韵引《太原志》：‘魏刘贵珍墓，在忻州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云御史中丞(丞当作尉)太尉公录尚书事敷城公。’是明初墓碑尚存。今碑与志并佚。”又引《山右金石录跋尾》云：“此石道光初出于忻州，焦解元丙照徙藏于家。”《山右石刻丛编》一云：“墓在忻州西九原冈上，道光间土人掘地并古玉数事。州人焦氏，购得其石。”《宝鸭斋题跋》上：“道光季年山西忻州民掘土得此碑，今藏某老媪家。”(11)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6册，第64、65页。按《山右金石录跋尾》为清人夏宝晋所撰，《山右石刻丛编》为清人胡聘之所撰，《宝鸭斋题跋》为清人徐树钧所撰。不管是掘土面世还是被盗出土，《刘懿墓志》在晚清被发现自无疑义，但其在民国年间便无闻于史，当已亡佚或毁损。而最新发现的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的壁画鲜艳如新，且当地村民曾于十余年前见到该墓墓志，亦证其为新近被盗之墓。

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据发掘者报道，“该墓的墓道长度和宽度虽小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但均大于东魏茹茹公主墓以及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武安王徐显秀墓、顺阳王库狄回洛墓”(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当为北齐第一任国君文宣帝高洋陵墓，而娄叡等人则是北齐王朝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娄叡为北齐后期地位显赫的外戚，其叔父(养父)娄昭为“武明皇后之母弟”(13)《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第196页。。武明皇后即高欢之妻，对高欢创业颇有襄助之功(14)《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卷一五《娄昭传》：“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第1、196页)。高澄及北齐文宣、孝昭、武成三帝均为武明皇后所生，她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孝昭、武成即位，娄太后发挥了巨大作用(15)参见《北齐书》卷九《神武明皇后娄氏传》，第123-124页。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匹娄氏，后改为娄氏。”(第3008页)《周书》卷一《文帝纪上》：高欢遣“高隆之、疋娄昭等屯据壶关”(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1页)。卷三六《段永传》：“时有贼魁元伯生率数百骑，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娄昭讨之。”(第637页)可见娄氏本为匹娄氏。匹娄氏属于慕容鲜卑吐谷浑部族，《魏书》卷六《显祖纪》：皇兴四年(470)四月“戊申(十五，5.30)，长孙观军至曼头山，大破(吐谷浑)拾寅。拾寅与麾下数百骑宵遁，拾寅从弟豆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第130页)。匹娄拔累降附北魏后很可能被徙于北镇。《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性好周给，士多归附之。魏太武时，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第196页)按娄提在北魏太武帝时(424-452)封侯，而其孙娄昭在近百年后追随妹夫高欢建功立业，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娄提为献文帝皇兴四年降附北魏之匹娄拔累或其兄弟的可能性较大。“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正是其领有部民的反映。。娄太后乃是东魏北齐时期无人可及的第一女性，甚至可以说是北齐一朝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其弟娄昭为高欢创业亲信，曾任东魏领军将军、大司马、司徒等职，死于定州刺史任上，死后“赠假黄钺、太师、太尉，谥曰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16)《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第196页。。娄叡为“武明皇太后兄子”(17)《娄叡墓志》，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参见《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附叡传》，第197页。，“叡幼孤，被叔父昭所养”(18)《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附叡传》，第197页。。《娄叡墓志》：北齐时历任领军将军，使持节、瀛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师(司)、特进，使持节、丰州刺史，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豫州道大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太尉公、判领军大将军府事，本官兼并省尚书令，使持节、肆州刺史，大司马，太傅，使持节、并州刺史，兼录尚书事，太师(仍并州刺史)。“以师傅之尊，将相之贵，总录帝机”，死后“天子举哀，百僚赴吊。赠帛百万匹，追赠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太师、太傅、使持节、都督冀定瀛沧赵幽青齐济朔十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开国、王如故，谥恭武王”。其于北齐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封南青州东安郡王”，后又“封始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别封许昌郡开国公”(亦当有食邑)。据《刘懿墓志》可知，其被封为敷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娄叡的地位都远比刘懿为高，因此墓道长度和宽度均大于北齐东安王娄叡墓的墓主人，必非刘懿可知。徐显秀生前的爵位是武安王，最后所任官职为司空公及太尉公，死后“诏赠使持节、都督冀瀛沧赵齐济汾七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保、尚书令”(19)《徐显秀墓志》，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库狄迴洛生前的爵位是顺阳郡王，任至使持节、都督朔州诸军事、朔州刺史，□(长？)兼太尉公，太子大(太)师，死后“诏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济恒朔云六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太尉公”(20)《库狄迴洛墓志》，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其地位虽低于娄叡，但又高于刘懿，考虑到两人死亡时间相差二十多年(539、562)，则他们在当时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应该相差不大，刘贵死后拥有像库狄迴洛一样规格的墓葬还是可能的。刘贵与娄叡之间的地位差距较大，完全不可能被葬于规格高于娄叡墓的墓葬中。由此也可进一步佐证，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并非东魏勋贵刘懿之墓。

山东拿云美术博物馆藏“大齐太尉公平梁王刘君墓志”盖，学界判断其为刘洪徽之墓志盖。《高阿难(徵)墓志》：“以天[保]九年岁次戊寅五月癸亥朔廿八日庚申，窆于肆州城西南系□山之□□□五里。”(21)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26页。学界判断其人即刘洪徽之妻——高欢之女长乐公主。“太尉公平梁王”究为墓主生前最高官爵还是死后赠官追封，难以确定。若为前者，则其有无作为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之可能？毛远明谓《高阿难墓志》所见系□山“当是‘系舟山’”(22)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9册，第28页。，当是；然谓其“在今山西省忻州城西南”，并不准确。《隋书·地理志中》：楼烦郡秀容县，“有程侯山、系舟山”(23)《隋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54页。。《太平寰宇记·忻州·秀容县》：“系舟山，尧遭洪水，系舟于此，在县南四十里。”(24)《太平寰宇记》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89页。《大清一统志·忻州·山川》：“系舟山，在州南三十五里。”(25)《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304页。又《高阿难墓志》所载其葬地，“五里”前所缺三字当为方位及数字。若“之”后为东、西、南、北之类方位，则“五”前二字为“二十”“三十”等数字，若为东北、西南之类方位，则“五”前为“十”字，皆与壁画墓所在地下社村相差甚远。刘洪徽任职除上引《北齐书·刘贵传》及《刘懿墓志》附载外，还见于《北齐书》：乾明元年(560)“五月壬子(初二，6.10)，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26)《北齐书》卷五《废帝纪》，第75页。。乾明元年三月甲戌(廿三，5.3)，可见“领军刘洪徽”(27)《北齐书》卷六《孝昭纪》，第81页。。此“领军”或为领军大将军之省称。无法判断刘洪徽究竟死于何时，其最高官职为何，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其生前任至墓志盖所载“太尉公”，也与北齐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级还有一定距离。按照北齐中后期制度，刘洪徽并不具备拥有九原岗壁画墓那样规格墓葬的资格。

二、非北魏尒朱荣之墓
高欢生前曾任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辞相国、天柱大将军，后自解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渤海王、食邑十万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是东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在其死后，“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殊礼，谥献武王”(28)《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卷二《神武纪下》，第7、9、17、18、24页。，也完全是按照皇帝的丧葬礼仪。高澄生前也是东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其所任官爵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29)《北齐书》卷三《文襄纪》，第32页。，死后的赠谥史无明载。东魏最高统治者高欢及其子高澄的墓葬肯定远大于娄叡之墓，应该比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规格更大，至少也不会小于该墓，然高氏墓群位于东魏北齐首都邺城附近，在河北磁县境内，与山西忻州市没有任何关联。娄叡生前任至太师，在其临终之时，为北齐时期地位仅次于左、右丞相和太宰的高官。发掘报告将“忻州九厡岗壁画墓”的时代确定为东魏北齐，笔者认同这一看法，则与娄叡相比，墓主人生前的官位和死后的追赠均应当更高，这是推断该墓墓主人的一个重要线索。此暂且不论。

关于墓葬壁画中的狩猎图，发掘报告指出：

墓道壁画第二层的“狩猎图”是北朝时期游牧民族狩猎习俗的真实写照，其场面规模宏大，明显不是简单的娱乐或生产活动。结合壁画中隐约可见的旗帜和营寨，推测此类狩猎活动，正是北朝秀荣(容)郡一带某些部落通过狩猎练兵的艺术表现，射猎者应该不是普通猎户，而是部落军队成员。即如《北史》的《尔朱荣传》和《刘贵传》所记，“围山而猎”，“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阵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这些壁画内容对研究北朝军队的训练方式和装备情况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基本认同发掘报告对该墓狩猎图壁画写实性的判断，墓葬中的狩猎图壁画的确应该与墓主人生前的活动有关，也可以说是游牧部落狩猎和墓主人军事活动场景的艺术再现。如上所述，出生、成长和死葬秀容的东魏勋贵刘懿(贵)并非该墓墓主人，那么尒朱荣是否就是该墓墓主人呢？有研究者认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应为北魏末年显赫一时的尒朱荣或其侄子尒朱兆之墓(30)徐锦顺：《尔朱荣或尔朱兆？——从〈狩猎图〉看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中原文物》2015年第6期。。的确，尒朱荣是北魏晚期与秀容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显赫的政治军事人物，若比较墓葬壁画及尒朱荣生平事迹，认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为尒朱荣，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笔者亦曾就此进行考索，但最终还是否定了这种判断。

《魏书·尒朱荣传》：“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尒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31)《魏书》卷七四，第1643页。始置于北魏明元帝永兴二年的肆州秀容郡秀容县“有秀容城”，当即尒朱氏部落牙帐所在地，也是秀容川之中心区。尒朱荣祖父代勤“曾围山而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问”。荣父新兴在北魏孝文帝“太和(477width=13,height=13,dpi=110499)中，继为酋长”。“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转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新兴每春秋二时，恒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尒朱荣作为契胡游牧部落的领袖，从小即以射猎为生，史书对此亦有颇为具体的记载。“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陈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初，荣之将讨葛荣也，军次襄垣，遂令军士列围大猎。有双兔起于马前，荣乃跃马弯弓而誓之曰：‘中之则擒葛荣，不中则否。’既而并应弦而殪，三军咸悦。及破贼之后，即命立碑于其所，号‘双兔碑’。”“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虎豹逸围者坐死。”尒朱荣将射猎作为训练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方式，其死党曾委婉地提出反对意见，尒朱荣则认为“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32)以上见《魏书》卷七四，第1643-1644、1650-1651、1653-1654页。。

尒朱荣被杀后，其尸首下落不明，究竟葬于何处，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北魏“前废帝初(531)，(尒朱)世隆等得志”，接连下诏对尒朱荣进行追赠：“故使持节、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大丞相、太师、领左右、兼录尚书、北道大行台、太原王荣，功济区夏，诚贯幽明……可赠假黄钺、相国、录尚书事、司州牧，使持节、侍中、将军、王如故。”“故假黄钺、持节、侍中、相国、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司州牧、太原王荣，惟岳降灵，应期作辅，功侔伊、霍，德契桓、文……可追号为晋王，加九锡，给九旒銮辂、虎贲、班剑三百人、辒辌车，准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谥曰武。”(33)《魏书》卷七四《尒朱荣传》，第1655页。由此推测，当时很可能在尒朱世隆主导下为尒朱荣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其墓地在秀容故里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尒朱荣之侄尒朱兆也是射猎高手，《魏书·尒朱兆传》：“少骁猛，善骑射，手格猛兽，跷捷过人。数从荣游猎，至于穷岩绝涧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荣以此特加赏爱，任为爪牙。荣曾送台使，见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马构火以待之。俄然兆获其一。”(34)《魏书》卷七五，第1661页。在尒朱荣被北魏孝庄帝刺死后，尒朱兆作为尒朱氏势力的代表人物，曾重振旗鼓，杀害孝庄帝并行废立之举，一度控制了北魏政局。他与高欢结拜为兄弟，但很快即分道扬镳，后在韩陵山之战(532)中大败于高欢。在高欢的追击下，尒朱兆先“奔晋阳”，又“走于秀容”。“王又追击，度赤洪岭，破之，众并降散。兆窜于穷山，杀所乘马，自缢于树。王收而葬之。”(35)《魏书》卷七五《尒朱兆传》，第1664页。《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三·石州·离石县》：“离石山，今名赤洪岭，在县西五十步。高欢大破尔朱兆于赤洪岭，盖此处也。”(36)《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8页。难以确定尒朱兆是被高欢就地埋葬于赤洪岭附近，还是归葬于其故地秀容。即便是葬于秀容，对于一个手下败将，高欢会不会为其建造一座豪华墓葬，且在其墓中绘满精美壁画，通过狩猎图等图像来表彰其生前辉煌事迹？何况当时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可以断定，绝对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关于高欢击败、剿灭及安葬尒朱兆的相关情形，《北齐书·神武纪上》载：

尒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尒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兆自缢，神武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以尒朱荣妻子及余众自保焉(乌)突城，降，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37)《北齐书》卷一，第9页。按“乌突城”原作“焉突城”，中华书局点校本改，参见本卷“校勘记”〔一○〕，第12页。

按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周边山区皆为赤色土，赤洪岭盖即其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赤洪岭当指离石西山。焉(乌)突城应该就在尒朱兆自缢的赤洪岭不远处，今离石周边有诸多村寨带有“墕”字，慕容绍宗自保之地似当以焉突城(戍)为是。若先将尒朱兆运回秀容(忻州)安葬(38)时当正月初天寒地冻之时，绘制墓葬壁画恐非易事。要绘制出像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中鲜艳如新的精美壁画，不到入夏气温升高之时难以办到。在当时情况下，花费数月甚至半年时间为尒朱兆建造豪华墓葬，对高欢而言显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再到慕容绍宗自保之地离石焉突城接纳其余部，显然于理不通。从上下文义来看，高欢应该是先“厚葬”了尒朱兆，而后才有其部将慕容绍宗的归降，故而不大可能会出现将尒朱兆安葬于秀容的情况。最大可能还是就地将尒朱兆埋葬，而高欢当时率军进行追击，自然也能够亲临其葬礼。

由此来看，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若为尒朱氏人物的墓葬，只能是尒朱荣之墓，而不会是尒朱兆之墓。雍正《定襄县志》载，“(元魏)尔朱荣墓”在“林木村”(39)雍正《定襄县志》卷一《地理志·坵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3《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21页。。《山西通志·陵墓三·定襄县》亦载：“魏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墓，在林木村。”(40)《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94页。光绪《定襄县补志》载“(元魏)尔朱定襄王墓”“在林木村”。又云：“考《金元明遗事》：明宏(弘)治四年(1491)，被奸民夜发，盗取宝器，闻有弓弩声，乃止其发。”(41)光绪《定襄县补志》卷三《建置志·冢墓》“元魏”条，《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269-270页。同书卷首第七图右栏，可见“南林木村”“北林木村”及“尔朱荣墓”，墓在两林木村之间(南林木村西北、北林木村西南)(42)光绪《定襄县补志》卷首《绘图》，《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225页。。雍正《定襄县志》载“山凤下都”有“南林木村、北林木村”，“林木秋光”为定襄第八景，该志收录数首描写“林木秋光”的诗，诗中可见“森森松柏”“高林秋色”等语(43)雍正《定襄县志》卷一《地理志·都里》《八景》、卷八《艺文志·诗词》，《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18、24、204-206页。。看来当地确有一片以高松古柏为主的森林，两村得名当与此有关。《山西通志·水利四·定襄县》“滹沱河渠”下本注载“滹沱河经忻口东折入县境”，该县共有二十一渠“引滹沱河水”，其中包括“林水(木)村渠”。“林木村渠，起高村西南，经庄头至林木村，合泉水，溉稻田。”(44)《山西通志》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3册，第126页。又可参见雍正《定襄县志》卷一《地理志·水利》，《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19页。尒朱荣墓所在的林木村有滹沱河水渠流过，属于滹沱河谷的平原地带。今定襄县北部季庄乡有南林木村和北林木村，清代两林木村当即其地。推测“林木”原本作“陵墓”，其得名或与尒朱荣墓有关。两林木村占地较广，很可能就是尒朱荣家族墓园所在。该地向南远眺滹沱河，在滹沱河几字形大拐弯处接近正北方，其西南和东南距滹沱河的距离亦相当，其北面倚靠虎山(卧虎山、将军山)，可以说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尒朱荣墓所在的林木村与刘懿墓所在的忻州九原冈并非一地。《山西通志·陵墓三·忻州》：“魏太尉录尚书事刘贵珍墓，在州西九原冈上。”(45)《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92页。乾隆《忻州志》卷四《坵墓》亦载：“(魏)太尉录尚书事刘贵珍墓，治西九原冈上。”(46)乾隆《忻州志》卷四《坵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2《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141页。光绪《忻州志·邱墓》：“(魏)太尉录尚书事刘贵珍墓，治西九原冈上。志铭道光年间土人刨得，存东门焦氏家。”(47)光绪《忻州志》卷七《古迹》，《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234页。《山西通志·山川十·忻州》：“九龙冈，在州西，一名九原冈，仞有九。元好问《募修学疏华表》：‘俯窥于双鹤连冈，雄镇于九龙。’又《天庆观记》：‘吾州跨西冈而城，冈占城之半，是谓九龙之原。……《水经》谓滹沱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冈势突起，下瞰井邑，故以庙学道观佛寺镇之。”(48)《山西通志》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2册，第809页。刘懿墓所在的“九原冈上”，究为今忻州何地，已无法查证。墓志载其“葬于肆卢乡孝义里”，《山西通志·古迹四·忻州》：“肆卢故县，《北魏·志》：肆卢县，治新会城。真君七年，并三会隶焉。即肆卢城也。又北魏肆卢县有台城、大邗城。《旧志》：西北五十里肆卢川，土人名四六奇村。”(49)《山西通志》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4册，第106页。光绪《忻州志》“金村都”下有“四六奇村，距城四十里”(50)光绪《忻州志》卷一三《乡都》，《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255页。。今金村之东(略偏北)之奇村镇当即清代四六奇村，其地已翻越九原冈(西)，非刘懿墓所在的“九原冈上”。又同书“奇村都”下有“奇村，距城二十五里”，“索石都”之“六石村，距城二十五里”(51)光绪《忻州志》卷一三《乡都》，《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254、255页。。今忻州火车西站北之小奇村、西北之六石村，当即其地。刘懿墓所在地最大可能应该就在这一带。毫无疑问，刘懿墓所在地“九原冈上”和尒朱荣墓所在地“林木村”并非一地，在清代两地分属于忻州和定襄县。细审山西省忻州市卫星地图，壁画墓所在的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600米处，虽然距离九原冈不远，但其地较为平敞，应该与刘懿墓所在的“九原冈上”并非一地。清代方志关于尒朱荣墓的记载可靠性较高，其地与位于忻州九原冈附近的北朝壁画墓可以说毫不相干。

目前所见尒(尔)朱氏成员墓志，其出土地点均位于洛阳。尒朱世隆之弟《尔朱绍墓志》：“君讳绍字承世，北秀容人也。”(买珍第四子)《尔朱袭墓志》：“君讳袭字显伯，北秀容人也。”(买珍第六子)(52)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七三、二七四之二，第3册，第172、173页。二人分别于“永安二年(529)六月廿三日(7.14)薨于位”或“薨于洛阳”，“永安二年十一月七日(12.22)迁葬于司空公之茔”。又，隋《尔朱敞墓志》：“公讳敞字乾罗，秀容人也。”《尔朱端墓志》：“公讳端字休偘，北秀容人也。”(53)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八三、三八四之二，第4册，第249、251页。两志亦皆出土于洛阳。《叱列延庆妻尔朱元静墓志》：“叱列延庆妻阳平长郡君尒朱氏。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祖并州……父司空……母清河长公主。”(54)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三○，第3册，第211页。按志载其“弟司徒公博陵王”，即尒朱彦伯；“二弟彭城王太宰”，即尒朱仲远。则其“父司空”即尒朱“买珍，世宗时武卫将军，出为华州刺史”(55)《魏书》卷七五《尒朱彦伯传》，第1665页。。尒朱世隆、绍、袭亦为尒朱元静之弟。绍、袭二志所载“司空公之茔”即是尒朱买珍之葬地，可以确定的是担任过北魏武卫将军、华州刺史等职的尒朱买珍在死后埋葬于洛阳。这符合北魏孝文帝迁都后的汉化政策，南迁代人在死后必须葬于洛阳。尒朱氏虽然与其他早已离散了部落的代人有别，入仕北魏的尒朱氏成员仍然能够保留旧籍，但在死后却未归葬秀容故里。与已经脱离了部落生活的尒朱买珍不同，作为尒朱氏部落的世袭领民酋长，尒朱荣虽然在扶持孝庄帝即位后成为掌控北魏政权的最强力人物，但他主要不是在洛阳朝廷掌控朝政，而是回到故地率领契胡武士和新归附部众，在河北地区进行征战，秀容川仍为其根基之地。基于此，尒朱荣很可能还是选择在父祖坟墓旁为自己修建陵墓，即其墓地更大可能应该是在北秀容境内。位于今山西省定襄县的滹沱河谷地，大概就是秀容川(北秀容)的中心区域，此与尒朱荣墓位于林木村的记载若合符节。因此似可认为，今定襄县北部季庄乡之南、北林木村一带应即尒朱荣家族墓园所在地。

三、在北齐大墓中的位置
就目前发现的北魏墓葬壁画和东魏北齐墓葬壁画来看，画风和规模似乎都有较大的差距。比较而言，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具有更典型的东魏北齐墓葬壁画风格。发掘报告指出：“该墓壁画中仙禽神兽的数量和布局，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最为接近。”也就是说，从壁画风格而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为尒朱荣墓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其墓主人还是应该首先考虑东魏北齐时代的王公贵族。若能明确其在已知北朝大墓中的定位，便可为破解墓主人之谜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兹据相关考古报告，将反映北朝后期八座大墓规格的数据列表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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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9期。

②长40.6米,宽上2.85、下2.72.8米。

③前长3.383.40米,宽2.352.40米;后长5.12、宽1.94米。

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⑤长22.79米,上口宽3.90、下底宽2.80米,北端深6.70米。

⑥长5.76米,南底宽2.80、北底宽1.84米。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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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彰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彰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长37米,宽上3.88、下3.363.62米。

③长6.7米(前长2.22米,宽3.53米;后长4.48米,宽2.65米)。

④长31.5米,宽上3.5、下2.5米。长3米,宽1.861.95米。

⑤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⑥口长11.86、底坡长12.50米,口宽2.40米。长3.1米,宽1.8米。

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⑧长21.3(22.3)米,上口宽3.55米。

⑨长8.25米,北宽1.80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南宽3.35、北顶宽2.75米。

长2.75米,宽1.66米。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

长约50米,宽2.96米,北端下口宽2.50米;东西石门两扇,各高1.6、宽0.84、厚0.1米。

长5.62米,宽1.86米;壁厚1.14米。

综合上表所列相关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1)墓葬总长度的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高润墓，②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③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④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⑤太原北齐娄叡墓，⑥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⑦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的总长度不明，估计应该排在最末。

(2)墓道长度的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高润墓，②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③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④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⑤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⑥太原北齐娄叡墓，⑦太原北齐徐显秀墓，⑧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就身份明确的四座北齐官贵墓葬而言，墓道长度与墓主人身份具有正比例关系。不过，若这种判断具有普遍性，则被考古学界认定疑似北齐文宣帝高洋陵的磁县湾彰壁画墓，为宗室诸王之墓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3)甬道长度的顺序依次是：①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②太原北齐娄叡墓，③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④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⑤磁县北齐高润墓，⑥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⑦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⑧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若就六座北齐墓葬而论，甬道长度与墓主人身份并不一定具有正比例关系，显然以之作为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参数是不可靠的。

(4)墓室面积的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②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③太原北齐徐显秀墓，④磁县北齐高润墓，⑤太原北齐娄叡墓，⑥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⑦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⑧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和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墓室面积最大，似乎可以此作为墓葬规格的标准，但徐显秀墓墓室面积大于高润墓、娄叡墓和蠕蠕公主墓，库狄迴洛墓亦大于蠕蠕公主墓，则与墓主人身份不符。因此，以墓室面积大小作为判断墓主人身份高低的标准看来也是不完全可靠的。

(5)墓壁厚度仅有三座墓葬有报告，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②磁县北齐高润墓，③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不清楚报告中有关墓葬长、宽的数据是否包括了墓壁厚度。假设只有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长、宽数据没有包括墓壁厚度，则其面积应为34.2225平方米，在八座墓葬中位居第五(56)按考古报告云，“墓室砌筑于方形8米的土圹内，平面呈弧边方形，穹隆顶，边长5.85、高9.3米。四壁墙体厚0.45米”。按此处边长与墙体厚度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朗，若边长5.85米不包括墙体厚度，则墓室室内面积略小于34.2225平方米，算墙体则略小于39.69平方米；若边长5.85米包括墙体厚度，则室内面积略小于29.16平方米，算墙体则略小于34.2225平方米。。

尚不清楚考古学界究竟是以哪些数据作为确定墓葬规格——墓主人身份地位高低的基准参数，若以墓葬总长度和墓道长度而论，磁县北齐高润墓、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这四座墓葬的排序完全一致。若不考虑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则太原北齐娄叡墓和徐显秀墓的位次也是固定的。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的甬道最长，表明甬道长度与墓葬规格是有关联的，但就北齐墓葬来看，娄叡墓的甬道最长，似乎与墓主人生前的官位高低并不存在正比例关系，因此这一因素似亦可剔除。就墓室面积而论，虽不排除与墓主人官位之间的关联度，但应该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墓葬所处位置的土壤条件，墓葬高度亦即墓室的容积或许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就北齐大墓而言，娄叡墓、高润墓和徐显秀墓的墓室面积和墓主人身份不存在正比例关系(57)王音《北朝晚期墓葬形制研究——以北魏洛阳时代至北齐都城地区的墓葬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对相关墓葬的形制进行了考察，就大小规格而论，所分析的数据是墓室的长、宽尺度，但未涉及墓道的长度。。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若将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与其他五座北齐墓葬相比，其规格低于文宣帝高洋陵(？)和高润墓，而在娄叡墓、徐显秀墓和库狄迴洛墓之上。疑为文宣帝高洋陵的磁县湾彰北朝壁画墓，墓道总长度和墓室长度都比冯翊王高润墓为低，但墓室面积却更大(墓壁亦更厚)，究竟属于帝陵还是亲王墓，恐怕还需要通过以后的考古发现作进一步验证。

四、符合条件的北齐官贵人选
兹据墓志及《北齐书》本传记载，将上述已发掘的四位北齐官贵墓葬墓主人生前所任官、爵及死后的赠官等事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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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并结合上文对墓葬规格与墓主人身份地位关系的考察，推断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的身份应该具备如下要素：(1)生前最高爵位应该是某某王(食邑二千户)，别封某某郡开国公；(2)生前所任最高官职(“公”)当为太宰，至少不低于太师，若在北齐后期也有可能为右丞相；(3)死后的赠官中至少应该包含：①假黄钺；②北齐前期为太宰，后期为右丞相或左丞相；③都督十州诸军事，十二州诸军事亦有可能。总的来看，其生前官位和死后赠官当介于亲王高润(高氏宗室诸王)与第二代外戚娄叡之间。最有可能的人选应该就是像刘懿那样，兼具外戚身份的高欢创业亲信(第一代外戚)，不过刘懿因早在东魏初年就已死亡而远未能任至这样的高位。兼具外戚身份的高欢创业亲信，在北齐时期生前都获得了王爵，故最高爵位可不在讨论之列。要确定其身份，生前所任最高官职和死后赠官及是否被赠与“假黄钺”，即为判断墓主人身份的基本要素。那么，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北齐官贵有哪些人呢？

首先来看“假黄钺”。高欢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正月己巳(廿二，3.11)“为相国，假黄钺”，在其死后亦被赠予“假黄钺”(58)《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18、24页。。高欢诸子在正常死亡后皆被赠予“假黄钺”。北齐时期，死赠“假黄钺”之非高氏宗室成员可考者有：斛律金、娄昭、段韶、厍狄干、侯莫陈相、可朱浑元(道元)、和士开、潘乐(相乐)(59)分别见《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222页；卷一五《娄昭传》，第196页；卷一六《段韶传》，第213页；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8页；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259页；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7页；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689页；卷一五《潘乐传》，第201页。。

北齐非高氏宗室官贵中任至太师以上官位可考者有：斛律金(太师→右丞相→左丞相)(60)《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卷五《废帝纪》、卷七《武成纪》、卷八《后主纪》、卷一七《斛律金传》，第63、74、89、100、221页。、斛律光(太傅→右丞相→左丞相)(61)《北齐书》卷八《后主纪》、卷一七《斛律光传》，第103-105、224-225页。、段韶(太师→太宰→左丞相)(62)《北齐书》卷七《武成纪》、卷八《后主纪》、卷一六《段荣传附子韶传》，第93、100、105、211-212页。、贺拔仁(太师→右丞相)(63)《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100、103页；《北史》卷五三《张保洛传附贺拔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9页。、高阿那肱(司徒→右丞相)(64)《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107页；卷五○《恩倖·高阿那肱传》，第690页。、厍狄干(太师→太宰)(65)《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卷六《孝昭纪》、卷一五《厍狄干传》，第52、83、198页。、侯莫陈相(太师→太傅→太宰)(66)《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100页。按同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未载其为太宰事。、和士开(太宰)(67)《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689页。按纪传未见其生前任太宰事，然本传载其死后赠官，最后为“太宰如故”，知其生前任至太宰。死后赠官中有左丞相(当为右丞相之讹)，则其生前任太宰当无疑义。、可朱浑元(太傅→太师)(68)《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65页；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7页。，娄叡(太傅→太师)(69)《娄叡墓志》；《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103页。。此外，冯翊王润作为参照对象，其任职为太师→太宰(70)《高润墓志》；《北齐书》卷一○《高祖十一王·冯翊王润传》，第140页。按墓志载其后期任职经历为：司空公、河阳道行台尚书令→司徒、录尚书事→太尉公→大司马→司州牧→兼录尚书、大司马(州牧如故)→太保、河阳道行台录尚书事→太师→太宰→定州刺史。《北齐书》卷八《后主纪》载其升迁历程为：司空→司徒(误作“徙”字)→太尉→大司马→太保→太师→太尉(第97、99、100、102、105-106页)。两相对照，可知本纪所记最后一任“太尉”实为“太宰”之讹，且太师迁太尉亦与制度有乖。据上下文，其时任太尉者为卫菩萨(第105-107页)，亦可作为旁证。。

北齐非宗室官贵中死后获得太宰以上赠官可考者有：斛律金(相国)、段韶(相国)、贺拔仁(相国)、和士开(左丞相)、侯莫陈相(右丞相)、娄叡(右丞相)、厍狄干(太宰)(71)以上分别见《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222页；卷一六《段韶传》，第213页；《北史》卷五三《张保洛传附贺拔仁传》，第1909页；《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689页；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259页；《娄叡墓志》；《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8页。、韩轨(太宰)(72)《北齐书》卷一五《韩轨传》，第200页。又同书卷六《孝昭纪》载诏，“配飨世宗庙庭”者有“故太宰安德王韩轨”(第83页)，是以赠官太宰表示其官位。、可朱浑元(太宰)(73)《北齐书》卷六《孝昭纪》载诏，“配飨世宗庙庭”者有“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第83页)，而其生前并未任至太宰，太宰为其死后赠官无疑。。

北齐最高层级官贵在死后会被赠予都督十二州诸军事或十州诸军事。死赠都督十二州诸军事可考者有：段韶、斛律金、贺拔仁、冯翊王润(74)分别见《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第213页；卷一七《斛律金传》，第222页；《北史》卷五三《张保洛传附贺拔仁传》，第1909页；《高润墓志》。；都督十州诸军事可考者有：娄叡、侯莫陈相、和士开(75)分别见《娄叡墓志》；《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259页；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689页。。此外，虽然现存史传并无明确记载，但与冯翊王润生前地位等同的宗室诸王应该也能获得都督十二州诸军事的赠官，而厍狄干最大可能是与侯莫陈相一样，在死后获得了都督十州诸军事的赠官，亦不排除像冯翊王润一样被赠予都督十二州诸军事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所考，并结合史传相关记载，可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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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

轨妹为神武所纳,生上党王涣。

子子晃尚公主。

弟天和尚东平长公主。

武明皇后之母弟。

孙武都尚义宁公主。又两公主所尚者亦当为其孙,两孙女为皇太子妃(其一为皇后)。

姑母为武明娄皇后。

武明娄皇后姊子。

长子贵乐尚公主。

两女为太子妃(次拜皇后),子武都尚义宁公主,另有二公主嫁与斛律氏子弟。

注：●表示生前任职，◎表示死后赠官。

在上表所列诸人中，与冯翊王高润进行比较，生前官位较高者为斛律金、斛律光、段韶、贺拔仁、高阿那肱，官位相当者为厍狄干、侯莫陈相、和士开，官位较低者为可朱浑元、韩轨、潘乐、娄叡。就死后赠官而言，低于高润者为和士开、侯莫陈相、可朱浑元、娄叡。只有斛律金、段韶、贺拔仁的赠官达到了都督十二州诸军事，与高润等同；和士开仅所赠都督十州诸军事略低，而生前任职和其他赠官则与高润等同(若左丞相为右丞相之讹，则赠官亦略低于高润)；侯莫陈相生前任职与高润等同，但所赠右丞相和都督十州诸军事则略低于高润；厍狄干生前任职与高润等同，死后所赠除假黄钺外，史传只言太宰，而不及其他，难以做明确的比较。厍狄干死于北齐初年，当时制度规定的最高官位即为太宰，若是在北齐后期至少也应该与侯莫陈相相当，被赠予右丞相、都督十州诸军事。参照斛律金的情况，更有可能被赠予更高的左丞相或相国、都督十二州诸军事。可朱浑元、韩轨、潘乐生前任职和死后赠官均低于高润，赠官还略低于娄叡，似可排除在外。

十三人中，剔除娄叡则为十二人。生前官位高于冯翊王高润者为段韶、斛律金、斛律光、贺拔仁、高阿那肱，此五人按理也应该被排除，但考虑宗室和异姓的差别，以及北齐前后期制度的差别，也可作为考察对象。与高润生前官位相当的厍狄干、侯莫陈相、和士开，死后赠官有的略低于高润，此三人的可能性应该更大。可朱浑元生前官位与娄叡等同，死后赠官略低于娄叡。韩轨、潘乐生前官位和死后赠官均略低于娄叡，但考虑其死亡时间有十余年之差，制度有较大变化，故亦可列入可能人选进行考察。

五、可能的墓主人选(一)
先看第一层级的斛律金、斛律光、段韶、贺拔仁、高阿那肱五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段韶和高阿那肱。段氏与娄氏、斛律氏为北齐三大外戚家族，是支持东魏北齐高氏政权的中坚力量。段韶为段荣长子，“荣妻，皇后姊也”(76)《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第207页。。“皇后”即高欢之妻娄昭君(娄叡姑母)。高欢对于段韶爱护有加，“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爱之，常置左右，以为心腹”。段韶子孙中有三人尚四公主，这在北齐一代没有第二家。段韶任至左丞相，后主武平二年(571)死“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并定赵冀沧齐兖梁洛晋建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录尚书事、朔州刺史，谥曰忠武”。其地位极其尊崇，完全具备作为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的资格，然而其墓地史有明载，与今山西忻州地界毫无关系。段韶死后，“上举哀东堂，赠物千段、温明秘器、辒辌车，军校之士陈卫送至平恩墓所，发卒起冢”(77)以上见《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第208、213、214、216页。。按《魏书·地形志上》，司州广平郡领平恩等六县，平恩县“二汉属魏郡，晋属，治平恩城”(78)《魏书》卷一○六上，第2457页。。段荣墓已被发掘出土，可知段氏平恩墓所的确切位置是在今河北省曲周县城南白寨镇之北油村附近(79)段荣墓于1994年出土，位于今河北省曲周县北油村，村民称之为小冢，在其西约400米处有一大冢，推测即为段韶之墓。《段荣墓志》谓其葬于“邺城东北一百五十里，斥章城西南三里”(李伟科：《北齐武威王墓志》，《文物春秋》1997年第2期)。。高阿那肱是高欢建义亲信高市贵之子，虽“妙于骑射”，但其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的可能性为零。他是在北齐末年特殊政局下被任命为右丞相的，北齐灭亡时被北周俘虏至长安，且在数年后被杀(80)《北齐书》卷五○《高阿那肱传》，第690页。，绝无可能将其葬于忻州并建造豪华墓葬，且用壁画的形式为其歌功颂德。那么，其他三人中是否有人可能为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的墓主人呢？

斛律金为“朔州敕勒部人”，出身于高车部酋之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北魏末年自军主起家，参与六镇之乱并被破六韩拔陵假以王号，既而又向北魏政府投诚，“即授第二领民酋长”，率部平叛，“频有战功，加镇南大将军”。高欢在信都打起反尒朱兆旗号，“金与娄昭、厍狄干等赞成大谋，仍从举义”。到文宣帝高洋篡位建立北齐之时，担任冀州刺史的斛律金被封为咸阳郡王，后历任太师、右丞相、左丞相，位极人臣。“天统三年(567)薨，年八十。世祖举哀西堂，后主又举哀于晋阳宫。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齐沧幽肆晋汾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公、录尚书、朔州刺史，酋长、王如故，赠钱百万，谥曰武。”(81)《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219-222页。参见《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第1965-1967页。按《北齐书·后主纪》：天统三年“闰六月辛巳(十二，8.2)，左丞相斛律金薨”(第100页)。斛律金生前死后的荣位在北齐一代无人能及，尤其是他死亡时正当其家族权势如日中天，故其墓葬规格应该要超出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就斛律金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室的关系而言，其葬于北齐并省晋阳的可能性最大。《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二·太原府·晋阳县》：“高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七里。”又载：晋祠，“在县西南十二里”。“悬瓮山，一名龙山，在县西南十二里。”“蒙山，在县西北十里。”(82)《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第366、364页。又，《太平寰宇记》卷四○《河东道一·并州》：“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七里。即高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第847页)《大清一统志》卷九七《太原府二·陵墓》：“斛律金墓，在太原县西南十七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24页)《山西通志》卷一七二《陵墓一·太原县》：“丞相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五里。光之父，封咸阳王。”(同上，第548册，第334页)晋祠、悬瓮山及蒙山位置明确，则确定斛律金墓地并不困难。李唐创业于晋阳，唐代去北齐年代未远，李吉甫依据的应该是更早的记载，其关于斛律金墓方位的记载颇具可信度(83)1980年在太原市西南郊沙沟村发现了隋代斛律徹墓，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详细报告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太原沙沟隋代斛律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据墓志，斛律徹(563-595)为斛律金曾孙，北周灭北齐后入仕，隋文帝时任至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加右车骑将军，封崇国公，于开皇十五年(595)十一月廿日(12、26)死于大兴城(长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0.3)葬于并城北面十里。从地图观测，斛律徹墓(今太原市万柏林区义井街道沙沟社区)位于晋阳古城之北约三十里处(徐显秀墓在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大体与斛律徹墓隔汾河东西相对而略偏东，《徐显秀墓志》载其“葬于晋阳城东北卅余里”)，与史书所载斛律金墓的方位相差甚远。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斛律徹归葬其曾祖父斛律金墓所的可能性，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斛律徹墓所在地沙沟村城建改造业已完成，并未有发现斛律金墓的报道。若《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不误，则唐代晋阳城当今太原古县城，斛律金墓当在今晋祠镇东院村迤南区域，其南面不远处有王郭村。其地背靠(西)天龙山，面朝(东)汾河，北望晋祠，山上有天龙山石窟和龙山童子寺，自是风水宝地。天龙山石窟不远处有泉水涌出(今三泉头村)，经三泉峪汇入柳子峪(亦称“槐子谷”，见《山西通志》卷一七《山川一·太原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2册，第536页)，柳子峪谷口(牛家口村)正在斛律金墓西南方不远处。又按，隋代虞弘(534-592)墓发现于王郭村之南，据笔者研究，信仰祆教的虞弘出于柔然属部高车袁纥部(参见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2016年第2期)，与斛律金同为敕勒人。斛律金去世时，虞弘三十四岁，两人很可能曾有交集。据此推断，北齐和隋代在晋祠南面以斛律金墓和虞弘墓为中心的区域很可能存在着信仰祆教的敕勒人社区，龙山燃灯石塔不排除本为祆教拜火圣物之可能。。据娄叡墓发掘报告：“北齐娄叡墓位于太原市南郊晋祠公社王郭村西南1公里，汾河以西，悬瓮山东侧。过去长期被误传为斛律金墓。”(8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看来娄叡墓最初的盗掘原本是奔着斛律金墓去的。不过，从其与太原县城及晋祠之间的距离推测，唐代以来所传斛律金墓当在王郭庄之西北方，而不应在其西南方。

与父亲斛律金一样，斛律光也是“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可以说是北齐一代最为杰出的将领。斛律金在世时，斛律光已为北齐重臣，地位也极其显赫。光两女先后被纳为太子妃，次女于后主“天统元年(565)，拜为皇后”。其父死后，斛律光袭爵咸阳王、第一领民酋长，别封武德郡公，历任太保、右丞相·并州刺史、左丞相，主要仍是统军在晋南汾河流域与北周争战。由于他不常在朝，又得罪了祖珽、穆提婆等佞倖大臣，结果被后主以谋反罪杀害，“尽灭其族”，唯“光小子钟，年数岁，获免”(85)参见《北齐书》卷一七《斛律光传》，第222-226页。斛律钟入隋后避隋文帝父杨忠名讳而改名徹。。由于斛律光属于非正常死亡，故为其建造豪华墓葬并用壁画的形式进行歌功颂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山右石刻丛编》载后晋天福五年(940)二月十八日《创建斛律王庙记》：“当州子城内正衙东北隅，有北齐季世斛律王影堂，云葬于此，构诸孤坟之上矣。王讳光字明月，实北齐之良辅也。”《斛律王庙记》题下胡聘之注：“碑高四尺四寸九分，广二尺一寸一分，二十四行，行五十九字至六十七字不等。正书。今在绛州。”(86)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20册，第15144-15146页。《明一统志·平阳府·陵墓》：“斛律光墓，在绛州治东。又襄陵县二十里，大冢数十，相传亦北齐斛律氏墓。”(87)《明一统志》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第454页。《大清一统志·绛州》：“北齐斛律光墓，在州城子城东北隅。”(88)《大清一统志》卷一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390页。《山西通志·陵墓三·绛州》：“北齐左丞相咸阳郡王斛律光墓，在州衙子城东北隅。金孙镇《记》：‘王尝指此地曰：“吾死后塟于此，及百年，当有二千石为吾守坟。’”(89)《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8册，第402-403页。按金孙镇《记》即孙镇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八月所撰《斛律光墓记》，收入《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金三》，碑题下胡聘之注：“碑高三尺二寸五分，广一尺八寸，十七行，行三十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0册，第15419页)《斛律光墓记》谓“王之祠堂旧在州衙子城东北隅”，《山西通志》对斛律光墓位置的记载盖即本于此。又，王恽《秋涧集》卷二五《七言绝句》载《题斛律王庙壁》诗二首，其上有《读绛阳园池记》《绛州公廨即事》等诗多首，其下有《过绛州北哺饥坂》三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307-308页)，则其所题诗之斛律王庙必在绛州城无疑。斛律金在东魏时曾多年担任汾州刺史(90)《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太昌(532)初，以金为汾州刺史、当州大都督。”(第220页)《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武定元年(543)“秋八月乙未(己未：初二，9.15)，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第306页)。，斛律光亦曾长期在汾州统率大军与北周争战，其被杀后葬于汾州地界的可能性应该很大(91)斛律金在东魏时曾任汾州刺史十余年之久，其时斛律光当随父在汾州驻守。观其一生，在汾州停留时间最长，可以看作是其第二故乡，死葬于此应该也是他本人的心愿。据传新绛斛律光墓于1930年代开始被毁失盗。又据山西省新绛县人民政府官网，2013年“绛州衙署文化旅游景区建设”第三期项目即包括“复建斛律光墓”。其地在据称始于隋代的绛守居园池内宴节楼南部高地上，墓碑刻“北齐丞相咸阳郡王斛律光之墓”。又，据传斛律光墓为悬棺，并未入土安葬。若果真如此，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他是以谋反罪被杀，悬棺可能具有悬首示众的羞辱之意；二是斛律光生前曾长期在汾河流域抗击北周军队的进攻，其威名远扬，北齐统治者还想在其死后利用其余威以震慑周人。。

贺拔仁是一位不大为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但就北齐一代而论却是一位地位十分显赫的大臣，在异姓官贵中其所达到的地位仅次于上述斛律金、斛律光父子和段韶。今存《北齐书》未见其传记，而《北史》的记载又十分简略。尽管如此，根据零星记载，还是能够勾勒出贺拔仁的生平概貌。《北史·张保洛传》后附载：“从神武出山东，又有贺拔仁……并以军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善无人。以帐内都督从神武破尒朱氏于韩陵，力战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历数州刺史、太保、太师、右丞相、录尚书事。武平元年(570)薨，赠假黄钺、相国、太尉、录尚书、十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谥曰武。”(92)《北史》卷五三，第1909页。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十月，贺拔仁和斛律金跟随高欢在沙苑同西魏宇文泰大军交战，时“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桥，衣甲厚，射之不入，贺拔仁候其转面，射一发毙之”(93)《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第1966页。。次年即元象元年，作为高欢部下亲信武将的贺拔仁被委以征讨重任(94)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一四》武帝大同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891页；《北史》卷三○《卢景裕传》，第1098-1099页；《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303页；卷八四《儒林·卢景裕传》，第1859页。。而早在此前近十年，贺拔仁就已出现在高欢身边。“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尒朱)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往逗遛，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时当北魏长广王晔建明(530)时(95)《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第4页。。“贺拔焉过儿”乃贺拔仁之鲜卑名无疑。武定四年年底即公元547年2月初，高欢病重弥留之际，向世子高澄交代后事，其中即有“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之语(96)《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24页。。武定五年五月甲辰(初八，6.11)，高澄在任命其弟“太原公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的同时，又“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厍狄干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以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仆射”(97)《北史》卷五《魏本纪五·东魏孝静帝纪》，第193页。按《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作“以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第309页)，盖脱一“拔”字。同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贺拔氏，后改为何氏。”(第3009页)按照《魏书》书法，此处当作“何仁”为是。。贺拔仁在高氏统治核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作为东、西魏战争的前线，汾州有着独特的战略地位，贺拔仁当是接替斛律金出任汾州刺史的。武定七年十二月己酉(廿八，550.1.31)，以“太保贺拔仁为并州刺史”。(98)《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44页。并州更是高氏发迹之地和大本营，其战略地位自不待言。高洋篡位建立北齐，除了分封高氏子弟为王，“又诏封功臣，太师厍狄干为章武王，大司马斛律金为咸阳王，并州刺史贺拔仁为安定王，殷州刺史韩轨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司徒公彭乐为陈留王，司空公潘相乐为河东王”(99)《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第246页。。贺拔仁仅次于厍狄干和斛律金，位居第三。厍狄干和斛律金为高氏姻亲，推测贺拔仁当不例外。也有可能像段荣一样，为高欢妻子的姻亲。与斛律金有异，贺拔仁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一度曾遭遇严重挫折。天保五年(554)三月，贺拔仁因故被免官除名，同时还受到了羞辱性惩罚(100)参见《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58页；《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第251页；《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一》元帝承圣三年(554)三月，第5112页。据《北齐书》卷四九《方伎·宋景业传》(第675-676页)，在文宣帝高洋禅代时贺拔仁曾明确表示反对，这或许是数年之后他遭到羞辱性惩罚的主要原因。。不过很快他又被重新起用。天保八年四月，文宣帝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以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以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以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以长广王湛为尚书令，以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左仆射，以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右仆射，以上党王涣为录尚书事。”(101)《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第254页。之前可朱浑道元位居贺拔仁之后，现在则列名于前。这次任命之前，贺拔仁已是开府仪同三司，虽属赋闲之职，但已非“除名”之人。文宣帝死后贺拔仁地位日益提高，直至担任右丞相，近乎位极人臣。废帝时，他与斛律金协助娄太后及皇叔常山王演和长广王湛发动政变(102)参见《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第458-459页；《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1505页；《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纪二》文帝天嘉元年(560)二月，第5199页。。其后二王相继称帝，贺拔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后主即位，皇父武成帝以太上皇身份掌控朝政，天统元年(565)四月“丁丑(廿五，6.9)，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太尉侯莫陈相为太保，司空、冯翊王润为司徒，录尚书事、赵郡王叡为司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三年八月辛未(初三，9.21)，“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湝为太师，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太宰段韶为左丞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大司马娄叡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司空、赵郡王叡为太尉，尚书令、东平王俨为司徒”。武平元年(570)二月“己巳(十五，3.7)，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为太师”。“闰(二)月戊戌(十五，4.5)，录尚书事、安定王贺拔仁薨。”(103)《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97、100、103页。以上通过钩稽贺拔仁的生平事迹，对其在北齐一代的地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与斛律金和段韶相比，唯一的差别是他没有担任过左丞相，但在死后的赠谥却与斛律金完全相同，而与段韶仅有谥号“武”和“忠武”一字之差。基于这种情况，不排除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为贺拔仁之墓的可能性，或者说贺拔仁是该墓墓主人最值得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贺拔仁墓位于太原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这不仅因其生前最后所任州官为并州刺史，还因其子贺拔昌(512width=13,height=13,dpi=110553)葬于太原。贺拔昌死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早于其父死亡十七八年，其墓于1999年在太原市万柏林区义井村被发现(104)参见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年第3期。。不排除贺拔昌墓地即为其家族墓园的可能性，不过目前当地的城建中并未传出相关信息。

六、可能的墓主人选(二)
北齐一代，生前或死后赠官相当或较低于冯翊王高润的异姓官贵有和士开、侯莫陈相、库(厍)狄干、可朱浑元(道元)、韩轨、潘乐等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和士开。论和士开生前死后的荣位，完全有可能为他修造不亚于忻州九原岗壁画墓规格的墓葬，然而就现存墓葬壁画尤其是狩猎图而论，却与和士开的身份完全不符。史载“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因善于“握槊”之戏，“又能弹胡琵琶”，和士开颇得胡太后及后主欢心，虽然位高权重，仍被史家以恩倖目之。观其一生仕宦，主要是在朝弄权，与骑射征战之事毫不相干(105)参见《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686-689页。。和士开为清都临漳人，推测死后也应该葬于邺城附近。

侯莫陈氏是北魏末年以来叱咤风云的一个代人家族，尤以进入关陇的侯莫陈崇兄弟和侯莫陈悦的影响最大。侯莫陈相在北齐所获得的荣位不比侯莫陈崇在北周所获得的荣位低，但因史传对其生平记载过于简略，其事迹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在北齐统治集团中，侯莫陈相的父祖地位最高。史载其“祖社伏颓，魏第一领人(民)酋长。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106)《北史》卷五三《侯莫陈相传》，第1910页。按《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载其“祖伏颓”(第259页)，当即“社伏颓”之省称或脱漏。。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因“贪残不法”而“坐徙边”的“长安镇将陈提”(107)《魏书》卷三一《于烈传》，第737页。，应即相父斛古提。侯莫陈相于北齐后主“武平二年(571)四月，薨于州，年八十三”(108)《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259页。，则其生于太和十三年(489)，年长高欢八岁。《北史》本传载“相七岁丧父”，当太和十九年。可知侯莫陈相出生并成长于北边军镇，其父所任朔州刺史应即怀朔镇将，推测斛古提被徙之地当在怀朔镇，正是高欢的家乡。“及长，性雄杰”的记载显示，侯莫陈相是怀朔镇颇有势力的一位人物。六镇之乱爆发时，侯莫陈相已是三十五岁，很可能也是叛乱的参与者甚至组织者之一，并在其后辗转于鲜于脩礼、葛荣、尒朱荣等部下，最终成为高欢的亲信部将。然而在跟随高欢起兵之前有关他的行踪，现存史书并无任何记载，但从“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力战有功”的记载来看，他是高欢的建义亲信无疑，并在高欢与尒朱氏争夺控制权的战斗中建立了功勋(109)以上三处引文见《北史》卷五三《侯莫陈相传》，第1911页。。东魏时，侯莫陈相历任蔚、显、汾等州刺史，并曾入朝为太仆卿(110)参见《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259页。。联系侯莫陈悦父婆罗门于北魏晚期在河西牧场担任驼牛都尉的情况(111)参见《魏书》卷八○《侯莫陈悦传》，第1784页。，可知侯莫陈氏是一个善于管理畜牧业的家族。据《北齐书》本传，北齐建立后侯莫陈相历任太师、司空公、太傅等职，“进爵为白水王”，“别封义宁郡公”(112)《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259页。。据《北史》本传，他还历任太尉公、兼瀛州刺史，太保、朔州刺史(113)《北史》卷五三《侯莫陈相传》，第1911页。。侯莫陈相“薨于州”，即死于朔州刺史任上。其父曾任朔州刺史(也可能为追赠)，他本人又死于朔州任上，曾任职的蔚州、显州亦在北边，其经历与家族历史可以说与忻州九原岗墓葬壁画所描绘的内容若合符节，故在其死后葬于其地的可能性颇大，也可以说侯莫陈相是该墓墓主人的重要人选。然而，其墓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不在晋北朔州境内，而是在晋南汾州境内。《大清一统志·绛州·陵墓》：“南北朝魏(齐)侯莫陈相墓，在稷山县西北平陇村。《北史》本传：‘代人，从齐神武起兵，封白水郡王。’”(114)《大清一统志》卷一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390页。《山西通志·陵墓三·稷山县》：“后周(齐)太傅白水王侯莫陈相墓，在平陇村。”(115)《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8册，第407页。按今山西稷山县西北确有平陇村，其地南眺汾河，北枕云丘山，看来是一块风水宝地。侯莫陈相在东魏末年曾任汾州刺史，其时他已年逾花甲，很可能就在此时为自己选好了墓地。虽然两志对侯莫陈相所属朝代国名的记载都不准确，但对于其墓地所在的记载应该比较可信。其地很可能是当年侯莫陈相驻守汾州时，指挥与西魏战争的大本营所在地，平陇村之得名或许与此有关。这样，侯莫陈相似也可排除在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之外。

可朱浑元(道元)“自云辽东人，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元宽仁有武略，少与高祖相知”。六镇之乱爆发后，先后归附鲜于脩礼、葛荣和尒朱荣，“隶(尒朱)天光征关中，以功为渭州刺史”。后助侯莫陈悦攻杀贺拔岳，又收悦众，“入据秦州”，被迫归附宇文泰。后“率所部”从渭州“西北渡乌兰津”，经长途跋涉到达晋阳，受到高欢重用。“除车骑大将军”，“迁并州刺史”。可朱浑元在与西魏争战中颇著战功。“天保初，封扶风王。频从显祖讨山胡、茹茹，累有战功。迁太师，薨。赠假黄钺、太宰、录尚书。元善于御众，行军用兵，务在持重，前后出征，未尝负败。”(116)《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6-377页。可朱浑元为高欢故交，虽非建义亲信，但他跋涉数千里投诚的举动以及入东以来的南征北战，赢得了高欢的充分信任，进入高欢集团的核心阵营。高欢临终前交代后事时说：“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117)《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24页。钩稽零星记载可知，可朱浑元在东魏北齐曾任并、瀛洲刺史，领军将军，以及大将军、太傅、太师等职，自文宣帝天保九年十二月戊寅(十九，559.1.13)迁任太师后，未再见其任职的记载，应该是不久即死于任上。若能活更长时间，他的职位肯定还要上升。不过，就可朱浑元的生前职位和死后赠官来看，其墓葬规格应该不会高于娄叡，达不到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的规格。他虽然与高欢同出怀朔镇，但其“自云辽东人”，按理也不会归葬朔州地界。据其子《可朱浑孝裕墓志》：“太安郡狄那县人也。祖买奴，魏仪同三司、朔夏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父道元，假黄钺、太宰、太师、司空公、司徒公、并州刺史、扶风王。”“以大齐武平五年(574)五月十一日薨于扬州之地，春秋年卅八。”“神骸不反，魂气空归。”“以武平七年五月戊寅朔七日甲申，葬于邺城西廿里野马岗。”(118)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6-227页。按北魏后废帝元朗死后，“永熙二年(533)，葬于邺西南野马岗”(119)《魏书》卷一一《后废帝安定王纪》，第281页。。可朱浑孝裕的衣冠冢是在其父死后近二十年修建的，不排除与其父葬于同一墓园的可能性。不过，可朱浑元生前曾任并州刺史，死后亦获赠并州刺史，其归附高欢也是首先抵达晋阳的，故其墓地在太原地界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大清一统志·太原府二·陵墓》：“北齐可朱浑元墓，在榆次县东源涡村。”(120)《大清一统志》卷九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24页。按今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东有源涡村，其地北面有百草坡，南面有潇河，具有作为墓地的风水条件。最大的可能是，可朱浑元在担任并州刺史时就为自己在并州地界选好了安身之地(121)《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原·太原府六》：“朔夏二州刺史大将军朱可浑墓，在县(榆次县)东三十里。今按《北史》及《齐书》，皆无朱可浑其墓。”(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9页)此墓与《大清一统志》所载北齐可朱浑元墓方位一致，只是更为偏东。据上引《可朱浑孝裕墓志》，祖买奴死赠“朔夏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故疑此为可朱浑元父买奴之墓。。

韩轨为“太安狄那人”，“神武镇晋州，引为镇城都督。及起兵于信都，轨赞成大策。从破尒朱兆于广阿，又从韩陵阵”。“仍督中军，从破尒朱兆于赤谼岭。再迁泰州刺史，甚得边和。”“迁瀛州刺史，在州聚敛，为御史纠劾，削除官爵。”东魏末年任至司徒，“齐受禅，封安德郡王。轨妹为神武所纳，生上党王涣，复以勋庸，历登台铉”。“后拜大司马，从文宣征蠕蠕，在军暴疾薨。赠假黄钺，太宰、太师，谥曰肃武。”(122)《北齐书》卷一五《韩轨传》，第200页。按“文宣征蠕蠕”是指天保五年(554)四月至七月文宣帝的北伐，韩轨当在其时死于行军途中。在高欢亲信集团中，韩轨也是颇为重要的成员。“武定四年(546)，从征玉壁，时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诸将，共论进止之宜。谓大司马斛律金、司徒韩轨、左卫将军刘丰等曰：‘吾每与段孝先(韶)论兵，殊有英略，若使比来用其谋，亦可无今日之劳矣。’”(123)《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第209页。如上引述，在文宣帝即位之初“诏封功臣”时，韩轨居于厍狄干、斛律金、贺拔仁和可朱浑道元、彭乐、潘相乐之间，排名第四。孝昭帝诏“配飨世宗庙庭”者包括“故太宰安德王韩轨”，位居“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之前(124)《北齐书》卷六《孝昭纪》，第83页。。基于上述情况，韩轨是有资格进入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选之列的，不过文献对于韩轨墓的记载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山西通志·陵墓一·太原府·榆次县》：北齐“安德郡王韩轨墓，在县东北四十里韩村寨”(125)《山西通志》卷一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35页。按《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原·太原府六》：“北齐安德王韩轨墓，在县东北三十里韩村。轨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官至司马，赠太师，《北史》及《齐书》有传。无碑可考。”(第2299页)两书所载为同一村寨自无疑义，何以有三十里、四十里之别，难得其详。是原本无碑，还是后世亡失，现已无从查证。。位于今榆次区东北、寿阳县西南的西洛镇韩村，当即韩轨墓地所在，其地前(南)对潇河，后(北)靠石棱山，具有作为墓地的风水条件(126)韩村与韩家寨村(属榆次区，韩村西北方)、韩庄村(属寿阳县，韩村东北方)，很可能即是韩轨族人聚居繁衍之地。。

潘乐为“广宁石门人也。本广宗大族，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乐“宽厚有胆略。初归葛荣，授京兆王，时年十九。荣败，随尒朱荣，为别将讨元显”。“齐神武出牧晋州，引乐为镇城都将。从破尒朱兆于广阿”，“累以军功拜东雍州刺史”。潘乐的经历与韩轨颇为相似，而其官位则略次之，东魏末年任至司空。“齐受禅，乐进玺绶。进封河东郡王，迁司徒。”“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汉。天保六年(555)，薨于悬瓠。赠假黄钺，太师、大司马、尚书令。”其子子晃“尚公主，拜驸马都尉”(127)《北齐书》卷一五《潘乐传》，第201-202页。按本传载其“字相贵”，然史书所见多作“潘相乐”，未知孰是。。韩轨与潘乐二人都是高氏外戚成员，在与西魏和南梁的争战中，作为主将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潘乐的籍贯和身份地位，死后葬于忻州并拥有像九原岗壁画墓规格大墓的可能性比较小。他虽然也是一代名将，但与韩轨一样并非部落酋长，与壁画墓狩猎图所表现的题材亦不相符，故而可以推断潘乐并非该墓之主。

七、墓主人选的确定
综合上节所述，和士开及侯莫陈相、可朱浑元(道元)、韩轨、潘乐等人都可以被排除在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之外，最后来看厍(库)狄干的可能性有多大。厍狄干是高欢最主要的创业亲信之一。《资治通鉴》载：“魏高欢将起兵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厍狄干与欢妻弟娄昭、妻之姊夫段荣皆劝成之。”(128)《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中大通三年(531)六月，第4811页。这一记载的史源乃是《北齐书》各本传。《斛律金传》：“及尒朱兆等逆乱，高祖密怀匡复之计，金与娄昭、厍狄干等赞成大谋，仍从举义。”(129)《北齐书》卷一七，第220页。《娄昭传》：“神武将出信都，昭赞成大策，即以为中军大都督。”(130)《北齐书》卷一五，第196页。《段荣传》：“后高祖建义山东，荣赞成大策。”(131)《北齐书》卷一六，第207页。《厍狄干传》仅载“后从神武起兵”(132)《北齐书》卷一五，第198页。，但其“赞成”高欢起兵背叛尒朱氏的“大谋”(“大策”)自无疑义。与尒朱氏决裂，是高欢一生做出的最重大的政治决策，改变了其后历史的走向。事实上，“赞成大谋”者不止斛律金等四人，如上文引述高欢妾兄韩轨即是“赞成大策”者，贺拔仁和侯莫陈相都应该在其列，但此四人的支持无疑最为关键，也可以说他们是当时高欢集团最核心的成员。斛律金年长高欢九岁，当时尚非高欢姻亲。姊夫段荣年长高欢二十岁，可作为父执看待。娄昭为高欢妻娄昭君(501width=13,height=13,dpi=110562)之弟，估计小高欢八九岁。厍狄干为高欢妹夫，二人年龄大概相近。如上所述，斛律金和娄昭之墓应该都在太原，段荣之墓在距邺城不远的魏郡平恩县，俱非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之墓主人。那么，该墓是否就是厍狄干之墓呢？

关于厍狄氏先世事迹，史传记载云：“厍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133)《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7页。东魏武定三年(545)所开“赛思颠窟”之摩崖造窟碑记，载厍狄干先世事迹云：“然公先祖出于北□□弱水，子孙绍位，郡若国主，十有余世大单于人也。后移河西夏州是也，统酋百姓，共赫连并酋，径由六世公太祖越豆□，见赫连起□，率领家宗诸族万有余家，□彼移渡河北，居□五原是也。□附大魏，股肱万代。道武皇帝知太祖忠诚，赐部落主如故，封王怀朔镇。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统领六世。”(134)孙钢：《河北唐县“赛思颠窟”》，《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碑记所述表明：厍狄氏最初活动于北方弱水(今嫩江或黑龙江)流域，与《魏书·序纪》所载拓跋先世事迹(135)《魏书》卷一，第1页。类似。厍狄部落还曾与赫连氏在河西夏州一带活动，后归附北魏，并徙居怀朔镇。据记载，厍狄部是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三月被魏军所征服，其部帅名叶亦干，时“厍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136)《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5页。。厍狄干当是承袭其部落酋长之名，“干”为“叶亦干”或“沓亦干”之类称谓的省书。《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十月，“以代人厍狄干为北部大人”(137)《资治通鉴》卷一○六《晋纪二八》，第3370页。其下胡三省注云：“《魏书·官氏志》：次南诸部有库狄氏，后为狄氏。”按《通鉴纪事本末》卷一六《拓跋兴魏》篇(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68页)及屠本《十六国春秋》卷四五《后燕录三·慕容垂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第707页)亦载其事，知此为《通鉴》原文无疑。。按此记载不见于现存《魏书》或《北史》等早期文献(138)《魏书》卷二八《贺狄干传》：“代人也……稍迁北部大人。登国初，与长孙嵩为对，明于听察，为人爱敬。太祖遣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苌。会苌死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第685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纪三四》安帝元兴元年(402)正月条：“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贺狄干献马千匹求婚于秦，秦王兴闻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绝其婚。没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属国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第3534页)颇疑《通鉴》所载北部大人厍狄干为贺狄干之误。，如其可靠，则此人当为东魏北齐厍狄干之祖先，或即十余年后被北魏征服的厍狄部帅叶亦干之省称。若此，则厍狄部在北魏建立之时就已是拓跋鲜卑属部，北魏初年叛离，与“赛思颠窟”窟记所言“移河西夏州”“共赫连并酋”，亦比较符合(139)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7-209页。。

厍狄干“梗直少言，有武艺。魏正光(520width=13,height=13,dpi=110525)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140)《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7页。。又尒朱荣父新兴，“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为秀容第一领民酋长(141)《魏书》卷七四《尒朱荣传》，第1644页。。斛律金在北魏末年被“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142)《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第1965页。。可见厍狄部与尒朱部、斛律部一样都是享受北魏政府优待的北边部落。厍狄干为高欢妹夫，其年龄大概与高欢相当(生于496年前后)，到洛阳宿卫时约在二十五岁左右。“孝昌元年(525)，北边扰乱，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尒朱荣。以军主随荣入洛。”(143)《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7页。按前一年即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144)《魏书》卷九《肃宗纪》，第235页。。其时，正是厍狄干返回乡里怀朔镇之时，至于是否参与了六镇之乱，难得其详，而其次年逃亡云中，究竟是因为参与叛乱躲避北魏官军的进攻，还是躲避叛军骚扰，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的这一举动改变了本人和家族的未来。厍狄干逃亡云中后，被刺史费穆送交秀容契胡部首领尒朱荣。从现有史书相关记载中看不到更多厍狄干与秀容的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就成为了尒朱荣部下军主，秀容乃是其日后发展的起点。若在墓志中出现“秀容”二字，应该并不奇怪。厍狄干“随荣入洛”，是指尒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扶持孝庄帝即位，控制北魏朝政之事，时当武泰元年(528)四月。就这样，厍狄干在秀容逗留了两年多或近三年时间。当然在这期间他并非一直待在秀容，而是要跟随尒朱荣或被其派遣出外征战，参与河北地区的平叛战争。

厍狄干随尒朱荣入洛后的历史记载阙如，究竟是作为尒朱荣亲信在朝控制孝庄帝，还是随尒朱荣北上秀容或晋阳，继续进行平叛战争，亦无从得知。推测应是后一种情况。“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封广平县公，寻进郡公。”(145)《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8页。北魏后废帝(安定王)中兴二年(532)闰三月乙未(初一，4.21)，高欢姊夫尉景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丙申(初二，4.22)，厍狄干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其时正当高欢与尒朱氏决裂之初。一周后，高欢与尒朱氏联军对垒于邺城附近。壬戌(廿八，5.18)，高欢“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天光、兆、度律、仲远)于韩陵”(146)《魏书》卷一一《后废帝安定王纪》，第280页。，取得了对尒朱氏首场决战也是最为关键一战的胜利，奠定了高欢成为河北地区霸主的重要基础。同年七月“壬寅(初十，8.26)，齐献武王率众入自滏口，大都督厍狄干入自井陉，讨尒朱兆”。数日后，尒朱天光、尒朱度律被俘送至京师并“斩于都市”。在高欢和厍狄干联军进攻下，“尒朱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147)以上见《魏书》卷一一《出帝平阳王纪》，第284-285页。。此后，高欢即以并州为根据地控制河北地区，继而建立了东魏，一直到四十五年之后北齐被灭，位于晋阳的并省都是高氏的统治中心，其军事地位独一无二，政治地位也可以与首都邺城并驾齐驱。东魏建立前夕，北魏出帝(西魏孝武帝)欲摆脱高欢控制，与之进行决裂。永熙三年(天平元年，534)六月，“时魏帝将伐神武，神武部署将帅”并上表，“恒州刺史厍狄干”列于高欢计划派遣征讨诸将之首。温子昇为魏帝所草敕书中有云：“如闻厍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王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148)《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14-15页。毫无疑问，魏帝及其亲信也是把厍狄干当作高欢的第一亲信来看待的。可以看出，在高欢创业之初，厍狄干即是高欢集团中居于第二位的重要人物。

到东魏时期，厍狄干的这种角色也没有发生变化。孝静帝天平三年(536)正月甲子(廿二，2.29)，高欢“帅厍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矟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149)《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19页。。元象元年(538)七月乙亥(十八，8.28)，东魏“行台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围宝炬将独孤如愿于金墉，宝炬、宇文黑獭并来赴救。大都督厍狄干率诸将前驱，齐献武王总众继进”(150)《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302页。。此次战役东魏大获全胜，厍狄干功勋卓著，“时文帝自将兵至洛阳，军容甚盛。诸将未欲南度，干决计济河，神武大兵继至，遂大破之”(151)《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8页。。兴和“二年(540)春正月壬申(廿三，2.16)，以太保尉景为太傅，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厍狄干为太保”(152)《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304页。。尉景之所以位居厍狄干之前，主要是因其为高欢姊夫，而厍狄干为高欢妹夫。四年四月“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厍狄干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153)《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305页。。此时，厍狄干超越尉景而成为东魏仅次于高欢的第二号人物。武定五年(547)五月，“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厍狄干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戊午(廿二，6.25)，大司马尉景薨”(154)《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309页。按《北齐书》卷一五《尉景传》：“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厍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射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厍狄干与景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第194页)姊夫尉景与妹夫厍狄干于高欢而言，孰轻孰重，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此处的排序并不准确，大司马在太师、太傅、太保之下(155)《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亦各置府僚云。”(第751页)按此谓北齐丞相置于废帝乾明中(560)，并不准确。东魏时高欢、高澄父子均曾任丞相，姑且不论。天保八年(557)四月，“以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63页)，表明其时北齐已有丞相之职。有右丞相，从制度上说也当有左丞相。，厍狄干仍然位居第一。尉景死后，厍狄干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高欢临终前夕向世子高澄交代后事，世子“忧侯景叛”，高欢一共提到厍狄干、斛律金、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贺拔焉过儿、潘相乐、韩轨、彭相乐、慕容绍宗九位值得托付的将相大臣，谓“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156)《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23-24页。。史载“干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以亲地见待。自预勤王，常总大众，威望之重，为诸将所伏”(157)《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8页。。观其生平，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北齐建立后，厍狄干的尊崇地位得以延续。文宣帝高洋于武定八年(天保元年，550)五月丙辰(初八，6.7)即位，六月在诏封二十三位宗室为王的同时，又诏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章武王厍狄干在咸阳王斛律金、安定王贺拔仁之前，位居首位。“庚寅(十二，7.11)，诏以太师厍狄干为太宰。”(158)《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52页。《北史·齐本纪中》载文宣帝天保四年(553)“六月甲辰(十三，7.9)，章武王厍狄干薨”(159)《北史》卷七，第250页。。直到厍狄干临终之际，他都是北齐统治集团中地位最高的异姓功臣勋贵(当时尚未设丞相，故太宰位居人臣之极)。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十一月“庚申(十三，12.15)诏以故太师尉景……十三人配飨太祖庙庭”，其中即包括“故太宰章武王厍狄干”，且在十三人中官位最高(160)《北齐书》卷六《孝昭纪》，第82-83页。此外，又以“故太师清河王岳……七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三人配飨显祖庙庭”(第83页)。。厍狄干死后，“赠假黄钺、太宰，给辒辌车，谥曰景烈”(161)《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198页。。后主天统元年(565)十一月“己丑(十一，12.18)，太上皇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十二月……庚午(廿二，566.1.28)，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162)《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98页。。可见在北齐统治者心目中，“景烈”是仅次于“神武”的谥号，可以说相当尊崇。胡三省注《通鉴》云：“谥法：布义行刚曰景；有功安民曰烈。”(163)《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文帝天嘉六年(565)十二月，第5254页。北齐礼官用了超过一个月时间，才确定将文宣帝谥号改为“景烈”，而这并非新的创造，只不过是沿用了十几年前给厍狄干的谥号，看来他们在“神武”之外实在找不出比“景烈”更好的谥号了。现存史书有关厍狄干死后赠官及丧葬礼仪的记载肯定并不完整，但仍然可以看出北齐文宣帝是以大臣所能享有的最高规格为其举办了葬礼。“赠假黄钺”前已论及，而“给辒辌车”也是极为尊崇的礼仪。《宋书·礼志五》：“汉制，大行载辒辌车，四轮。其饰如金根，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析羽流苏，前后云气画帷裳，虡文画曲蕃，长与车等。太仆御，驾六白骆马，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谓之布施马。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今则马不虎文，不斥卖，车则毁也。自汉霍光、晋安平、齐王、贾充、王导、谢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礼者，皆大辂黄屋，载辒辌车。”(164)《宋书》卷一八，第501页。就东魏北齐而言，丧礼中“给辒辌车”见于记载者除厍狄干外，仅有高欢及清河王岳(高欢从父弟)、彭城王浟(高欢第五子)、段韶四人(165)参见《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卷一三《清河王岳传》、卷一○《高祖十一王·彭城王浟传》，第24、176、135页；《北史》卷五四《段韶传》，第1963页。。由此亦足见厍狄干在当时地位之尊崇。

毫无疑问，厍狄干的这种尊崇地位使其完全有资格拥有像忻州九原岗壁画墓那样的大墓为其死后安身之所。《大清一统志·忻州·陵墓》：“北齐厍狄于墓，在州西门外，俗呼宰王墓。”(166)《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6册，第309页。按“于”乃“干”之讹写。《山西通志·陵墓三·忻州》：“北齐太宰厍狄干墓，在西门外，人呼宰王墓。”(167)《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8册，第392页。又，乾隆《忻州志》卷四《坵墓》亦载：“(北齐)将军赠太保库狄于墓，西门外，人呼宰王墓。按吏子(“狄于”之讹)封章武王、太宰，故名。”(《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141页)同书卷七《古迹·邱墓(附)》：“(北齐)太宰章武王库狄干墓，西门外，人呼宰王墓。”(第234页)这一记载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两书此条之前分别载：“南北朝魏刘贵珍墓，在州城西九原冈上。”“魏太尉录尚书事刘贵珍墓，在州西九原冈上。”如前所述，刘贵珍墓在忻州九原冈上已得到证实，则此处关于厍狄干墓地点的记载也不是无中生有。此外，《山西通志》此条记载后又云：“库狄引墓，在河子头村东，并州刺史。”按库狄引其人于史无考，生前担任过并州刺史(也可能为赠官)，地位应该不低。今忻州市西有河习头村，当即清人所言河子头村(168)乾隆《忻州志》卷一《乡都》西九原乡东关都有“河子头”村(《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19页)，与今河习头村方位相符。。清代之前的文献对此亦有记载，但与上引清代方志有所不同。《永乐大典·原·太原府六》：“魏刘贵珍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云：御史中丞、太尉公、录尚书事、敷城公也。北齐厍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经云：持节、都督五州诸军、太宰、开府、并州刺史、假黄钺厍狄引墓。厍狄干墓，在厍狄引墓前，有碑存焉。”(169)《永乐大典》卷五二○四，第2300页。按其所据当为明洪武《太原志》。所载刘贵珍墓位置无异，然厍狄引墓和厍狄干墓的位置均有所差别。厍狄引墓在清代方志中明确记作是在河子头村东，而《永乐大典》所载则比较模糊，究竟是在九原冈何处并不清楚。厍狄引其人在现存文献中毫无记载，想必明初人也不会比今人所知更多。其关于刘贵珍官位的记载是将生前任官与死后赠官混同而言，且将“御史中尉”误作“御史中丞”，表明修撰者既不明了当时官制，也显示其抄录史文时比较粗率。关于厍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的记载，不排除是因前刘贵珍墓而误抄所致。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北齐时期被赠予太宰、假黄钺者所赠都督皆高于五州诸军事，而且死赠太宰、假黄钺者不可能在史书中不见踪影。由此可见，与清人记载相比，明初人对于厍狄干墓方位的记载可信度颇值得怀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三书的记载都显示厍狄干墓是在忻州城西一带。

厍狄干为善无人，而置于东魏初年的善无郡与东汉定襄郡境域有交集(170)《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恒州“善无郡(天平二年置)，领县二：善无(前汉属雁门，后汉属定襄，后属)，沃阳”(第2497页)。按《续汉书·郡国志五》：定襄郡辖五城，其中“善无，故属雁门”(《后汉书》，第3525页)。，厍狄干死后未葬于晋阳城郊或邺城周边，而是葬于北魏秀容郡地界，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更大的可能则是，该地距厍狄部最初的封地善无之西腊汙山更近，而且厍狄干从北镇入塞之初即在秀容尒朱荣部下，秀容可以看作是他的第二故乡。忻州城西很有可能为北齐厍狄氏成员的主要埋葬地之一(171)1984年在太原市小店区南坪头村抢救发掘的被盗墓葬中，有一座为北齐库狄业墓(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库狄业墓》，《文物》2003年第3期)。其地在徐显秀墓所在地王家峰村东南方不远处。那么，有没有可能厍狄干及其家族的墓地也是在该区域？这一带的房地产开发已完成大半，并未传出发现大墓的消息。库狄业虽然来自库(厍)狄部，但墓志并未载其与厍狄干有任何关系，死后自然也不大可能会葬于同一墓园。此外，上文提及的库狄迴洛，父祖亦为库狄部酋长(“大□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但亦未见其与厍狄干有何关系，且墓志载其死后“葬于朔州城南门”。该墓发现于今山西寿阳县贾家庄西，其地是否为北齐朔州城南门所在，待考。看来在东魏北齐任职的库狄部成员人数不少，并非都出于同一家族，而且身份地位亦各不相同，自然也不可能会葬于同一地方。。

八、结 语
综合以上考述，笔者认为清代方志有关厍狄干墓在忻州城西门外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与厍狄干墓在方位上高度吻合。清代忻州城当在今忻州市南部之忻府区中心区域，此区之文昌寺巷的走向与西部山势(九原岗)的走向是一致的，壁画墓所在地(下社村东北600米处)位于忻府区之西南方，大体就在清代忻州城西门外不远处。据乾隆《忻州志·绘图》可知，西门就在忻州城之西南方位；《乡都》，南集贤乡西关都有“范家野场 兰村 小兰村”；《关隘》，有“兰村堡(治西十里)”(172)乾隆《忻州志》卷一，《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18、23页。按同书同卷《乡都》北金山乡西南隅都有“下社村”。《关隘》：“下社村堡，俱治西五十里”(第20、23页)。据此，则属于忻府区兰村乡之下社村与清代忻州西南五十里之下社村并非一地。。又，光绪《忻州志·乡都》“西关都”有“范家野场，距城五里”；“兰村，距城十里”；“小兰村，距城十里”；“田家野场，距城五里”；“张家野场，距城十里”。“西南隅都”有“下社村，距城七里”；“田村，距城五里”(173)分见光绪《忻州志》卷一三《乡都》，《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252、256页。关于“野场”之义，《后汉书》卷六○上《马融传上》：“清氛埃，埽野场，誓六师，搜隽良。”李贤注：“野场，谓除其草莱，令得驱驰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60-1961页)宋庠《元宪集》卷五《五言律诗·冬行西圃溪上》“新禾上野场”句下本注：“郡有稻畦，筑场以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440页)。按：今忻府区西南有范野村(与下社村相邻，在下社村偏东北方向)，当即清代范家野场。范野村之西(略偏北)有张野村，当即清代张家野场；田家野场当即田村，与下社村相邻，田村在东南，下社村在西北。兰村、小兰村当即今兰村与其东南之兰村乡。从方位推测，壁画墓距清代忻州城西门的距离似乎比田村更近，权以清制4～4.5里计，则约为2300～2600米。兰村在下社村西南约2000米处，壁画墓在下社村东北600米，若算上村庄内部的距离，则壁画墓与兰村之间的距离当在3000～3500米左右，约合清乾隆、光绪时5～6里。据此，则壁画墓约在忻州治西2300～2700米处。观察并对忻州市卫星地图所见上述各村(乡)与清代忻州城西城墙之间的距离进行测算(以忻府区文昌寺巷作参照系，文昌寺巷与城墙距离权以500米计)，则大体上田村、下社村、张野村约为2800米，范野村约为1300米，兰村约为5000米，兰村乡约为4500米。若此，则位于下社村东北600米处之壁画墓距清代忻州府西门约为2200米。若以兰村、兰村乡和范野村作参照，则此一数值可能还要低，与厍狄干墓在“州西门外”的记载可以说若合符节。

无论是从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还是对历史记载有关时代背景和人物生平事迹的考察，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都比较一致地指向了高欢妹夫、北齐太宰章武王厍(库)狄干。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该墓就是厍狄干之墓。墓葬壁画狩猎图显示，墓主人应该是一位部落酋长出身的达官显贵，而厍狄干先世即是厍狄部之大酋长(“大单于人”/“可汗”)，其在北魏初年得以“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里”居之，北魏后期又得以享受“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这般对北边部落酋长的优待。关于厍(库)狄部的族属，按高欢的说法是“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但其说未必准确。按此说，高欢肯定不出于鲜卑和敕勒，然侯景又以轻蔑的口吻称其世子高澄为“鲜卑小儿”。事实上，侯景本人也不是汉人。厍狄部很可能还是出于高车(敕勒)，《魏书·高车传》：“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174)《魏书》卷一○三，第2307页。按此处之“狄氏”不排除为“厍狄氏”省书或脱漏之可能，《魏书·官氏志》载，“库(厍)狄氏，后改为狄氏”(175)《魏书》卷一一三，第3012页。。按照《魏书》书法，“狄氏”自可当“库(厍)狄氏”来看(176)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绘有一座木结构建筑，屋顶正上方绘一火盆，其左、右分别由一龙一凤守护。与已发现的北齐墓葬比较，此房屋应即墓主棺椁之图像。屋顶的火盆表现的应是祆教火神，表明墓主人很可能也是祆教信徒，间接反映出其高车(敕勒)族属。。

若以上考证不误，根据史书所载厍狄干死亡时间，可知该墓下葬应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秋季，墓葬壁画的绘制是在气温较高的盛夏秋初时节，其得以完美地保存既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关，也应该与壁画绘制的季节有关。换言之，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中狩猎图等墓室壁画鲜艳如新，精美绝伦，也可以作为认识墓主人问题的一个侧证。

作者简介：张金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