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视域下的体育小镇认知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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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比较视域下的体育小镇认知反思与重构
王 成

（南京大学体育部，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在城市化发展类型和模式趋于多元的背景下，体育小镇建设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案例和丰富经验，有一整套完善且成熟的建构体系和发展模式。体育小镇的理论溯源和认知基础可从“田园城市理论”“城市区域核理论”和“城市文化资本理论”角度予以重新理解，其价值再认知应从产业转型与文化再造、社会融合与社区营造以及地域生产力空间交汇、建构小镇市民生活新方式等维度展开，生成脉络遵循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价值取向，而非单一的资本导向和政策驱动。在此基础上，以中外对比的视野将体育小镇置于长时段历史进行纵深式考察，剖析中西方体育小镇形成的背景差异和发展动因，并从产业和文化的二元维度做出要点解析，提出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体育小镇；城市化；体育产业；特色类型；市民社会

2014年国发［2014］46号文《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推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迎来新契机，各种体育业态推陈出新，发展势头迅猛，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与诞生于浙江并向全国迅速推演的特色小镇相对应，体育小镇的概念和实践一经推出便备受关注，在“新型城镇化”“体育产业转型”“健康中国”的新时代背景下，作为体育产业改革升级创新实践和体育产业跨界融合新模式的体育小镇建设进入业内视野。当然，在全国上下近乎形成体育小镇创建热潮之际，一些诸如“政绩工程”“地产倾向”“运营不力”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盲目模仿、规划失误、定位偏差、特色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从申报创建的密集政策到规范文件的制定、出台，各地体育小镇建设由“喧闹”走向“寂静”，已经进入一个需要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新阶段。

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且完善的体育小镇建构模式相比，作为一种城市在地化的尝试，体育小镇建设在中国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其培育环境和客观基础与西方体育小镇有很多区别，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性。学术界对体育小镇的研究和关注在2017年之后数量突增，大量研究的主题指向创建路径和对策建议，但对体育小镇的认知把握和背景分析并不透彻，不管是理论认知还是建设经验，抑或是演变脉络，现有研究关注的维度和深度均尚有不足。事实上，如果不能将体育小镇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纵深式考察，而仅将其看成是体育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次政策性联姻，甚至是体育界跟风特色小镇建设的导向性运动，就很难对体育小镇做出清晰而准确的认知判断，更无法在实践中建构符合本土实情的推进策略和创建要点。为深化对体育小镇建设的理解和把握，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体育小镇的理论意涵和价值取向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厘清发展理念和创建成因中的认知误区和建设要点，进而为当前新一轮的体育小镇建设提供借鉴。

1 体育小镇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探源
从历史发展看，美、英、德等国家的小城镇与中小城市一直与大城市同步发展。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城市发展理想类型，其倡导理念虽具乌托邦色彩，但无疑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化发展在推动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土地浪费、交通拥挤、产业同质等城市病，寻求一种更为健康、和谐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类型，一直是各国城市探索的方向。发达国家体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孕育成型（20世纪60年代以前）、快速发展（20世纪60—90年代）、成熟稳定（21世纪初至今）3个阶段[1]，从寻求破解城市病治理之道到逆城市化阶段人口流动造成的城乡区域发展格局演变，以小镇为代表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城市化发展版图。事实上，作为人类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模式和类型，特色小镇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对城市生活和生产有着特殊的创造性意义，其功能早已超出传统行政区概念意义上的“镇”和“区”。亦如有学者[2]指出：“特色小镇更像是一个新的地域生产力结构创新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优化生产力布局，破解高端要素集聚不充分的结构性局限，探索创业创新生态进化规律，具有‘产城融合’‘区域发展均好性’‘福民富民’‘产业结构优化’、传承历史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深刻意义与价值。”在全球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种“被分类化”的特色小镇往往产业类型丰富，尤其具备介入高端价值链环节的能力，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全球新文化产业分工。国外成熟的体育小镇，如以户外运动为主题的新西兰皇后镇（Queenstown）、以冰雪运动为主题的瑞士达沃斯小镇（Davos），绝非仅具有单一的产业结构，更非以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为定位。如人口13 000人（2018年）的达沃斯小镇，以每年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1871年已经建成欧洲最大的天然冰场。这个最早凭借空气出名的小镇，1900年之后，开始发展休闲旅游，完善休闲、体育运动设施，包括世界第一条雪橇道、第一条滑雪隧道、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等，在此基础上，多元定位，吸引人流，进而承办各种世界顶级论坛、会议、展览[3]。达沃斯小镇之所以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特色小镇，除其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气候优势外，其内部产业与本地优势资源的融合发展近乎做到极致。会议产业、展览产业、体育产业、康养产业与当地优势资源的结合发展为达沃斯带来了巨大客流，进而成就了达沃斯。可见，依赖自身资源的特色类型和定位为体育小镇的发展建构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框架。国际知名体育小镇的主要类型及其依赖资源见表1。

表1 国际知名体育小镇的主要类型及其依赖资源
Table 1 Main types of international famous sport towns and their depende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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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美国“体育小镇”三大特征：地理基础、高等学府、品牌赛事》（http：//www.sohu.com/a/144606682_613653）、《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基本规律》（http：//www.sohu.com/a/243152985_505583）等整理而成。

不管是“小城镇，大问题”，还是“小空间，大战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经过探索和实践有着自身的理论认知。从近几年中国体育小镇创建与发展的实践角度看，从申报、培育政策的制定到约束、规范标准的出台，实则显露出体育小镇建设的“盲目”与“乱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城市发展和市政建设的“大干快上、拆旧创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实践中也出现了理论和认知准备不足，尤其是对体育小镇应有的纵深性理论认知不够，将其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育产业转型发展时期跟风特色小镇政策导向下的阶段性产物。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认识到体育小镇建设对中国体育产业跨界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但多数成果始终未脱离国外案例分析和国内创建路径的固有认知。由突破域外经验的简单总结和“想当然”似的对策建议，转向关注体育小镇背后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来源，是理解、认知、规划和建设体育小镇的现实需求。事实上，遵循从体育小镇到特色小镇再到特色城市的脉络线索，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加剧，小镇建设和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早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方案体系，从城市到乡村，从“有机分散”到“城乡联姻”，包括田园城市、广亩城市、拼贴城市等在内的城市规划思想，包括增长极理论、分工协作理论、产业区位理论等在内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包括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体育城市等在内的城市特色类型，人类一直致力于探索边界清晰、能够自给自足、适合人居的城市生活空间，对城市恶性增值和无序化发展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并且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城镇理论体系。对体育小镇而言，其理论基础和溯源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重新认知。

（1）田园城市理论。英国人霍华德[4]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名为“田园城市理论”的规划理念和城镇理想类型。小规模、小尺度、小城镇的空间规模；自给自足的城市功能和慢节奏生活以及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田园式组团布局、便捷的交通网络、公平的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城乡发展，构成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理想类型和特征。虽然该理念与体育小镇并无直接关联，也未直接指明特色小镇，却从规划思想上明确说明了类似特色小镇的布局结构和空间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规划理念被后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者和学者认可并接受。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此评论道：“20世纪我们见到了人类社会的两大成就：一是人类得以离开地面在天空展翅翱翔；一是当人们返回地面以后得以居住在最为美好的地方（田园城市）。”[5]虽然目前大量的分析将小镇规划思想追溯至霍华德，但在实践中对其理论的把握并不透彻。作为体育小镇的重要思想源头，如果我们只看到其理论的乌托邦色彩，将之看成是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的理论模型，就无法深刻理解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对城市理想生活的追问与反思。与幻想不同的是，乌托邦孕育着希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哈维[6]将之看成是“一种连接现实与未来的独特的城市形态”。既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是理想小镇的主要原型，那么这一理论给体育小镇带来的启示和反思则是作为田园城市精神的现代版演绎，体育小镇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完全型生活社区，与田园城市理论主张的“环境绿色健康、产业集群高附加值、社区浪漫温馨”相对应，体育小镇直接强调“体育文化氛围、体育新兴产业、运动生活环境”。对中国现阶段的体育小镇建设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产城人文”多种要素的有机融合；如何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具有现代品质的城市生活方式；如何通过体育重建、重拾、重构瓦解甚至失落的传统文化共同体；如何建构适合诗意栖居的理想家园。

（2）城市区域核（regional core）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万斯[7]在1977年提出了城市地域结构的城市域模型，认为大部分的城市居民会在一个足够的、相对有效发挥自己作用的城市空间内生活和工作，而不是使用整个城市辖区。“城市区域核理论”认为：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形成郊外城市核，城区与郊区的相互作用降低，郊区城市核的出现加强了城市“自我维系能力”，并最终脱离对城市中心商业区的依赖，再现城市功能；空间良性发展的城市，往往拥有多个分离的“城市区域核”。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核形成了以就业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娱乐以及创业和就业等。以就业为核心，实现生产与消费、就业与生活的一体化，而不是单纯的消费。如果说传统的体育产业园区、体育产业基地等注重生产、分配和流通等环节，那么新时期的体育小镇则是融合生产与生活，并且以充分就业、福民富民为核心。显然，这种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城市区域核价值表达体系对体育小镇和特色小镇的理念认知纠偏具有重要的意义。

（3）城市文化资本（urban cultural capital）理论。“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强调的是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城市的文化遗存、流芳千古的人物和精神价值，以及城市自身创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都具有鲜明的资本属性和资本意义[8]。作为特色小镇类型之一的体育小镇，其实质就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发展区域核。如果说以往的体育小镇规划有所失误，体育小镇建设出现中断，体育小镇发展难以为继源于缺乏内生动力，那么基于城市文化资本理论认知下的体育小镇，就应当理解为一种新兴地域经济结构节点和生产力要素集中地。一定的历史文化、建筑风格、特色产品、风土人情乃至小镇生活方式，都可以建构成小镇永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和“文化软实力”。从中国的实情看，不管是由传统小城镇转变而来的特色小镇，还是在一定的新空间区域内建构的体育小镇，都可被视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之一，体育小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理应得到多维度综合性体现。体育小镇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可以从该理论中找到一定的智慧启迪和思考方向。

质言之，我们对体育小镇的认知，不能简单地认为挂上体育小镇之牌是为了方便争取国家和地方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从全球范围看，体育小镇尤其是特色小镇有着多元且成熟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完善的架构体系。对本土体育小镇建设而言，我们面临的是政策机遇，更是发展机遇，是在民众体育需求高涨且多元化的新时期改善体育市场供给不足状况的举措，是在中国体育改革持续推进、体育资源逐步放开背景下，落实有关体育发展战略的主动探索和生动实践，是中国体育产业、经济以及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产物，也是对当前城市生活方式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更是对“体育与生活、生产、生态”命题的深刻反思。当然，其前提和基础是必须能够认真梳理中西方城市规划的思想流变，认真研究体育小镇发生的根源和规律，深刻理解体育在后现代社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要产业来源和市民生活方式表达的原则，否则就无法对其做出准确的认知判断。小镇周边的地理与空间区位如何，当前阶段的体育产业基础如何，市民的体育消费程度如何，小镇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规划如何实施等，都是体育小镇在进行选址规划和项目实施时需要谨慎研究之处。

2 体育小镇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再认知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体育产业面临更为多元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体育小镇的形成与推广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阶段性价值，不管是功能定位还是价值取向，学术界对此皆持肯定态度，并无争议。例如，认为体育小镇是“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实践，是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新模式，对于新型城镇化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从体育产业供给侧的角度认为，“体育小镇有利于加快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有效供给和促进产业跨界融合等”[9]。“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推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体育惠民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10]但是值得注意甚至警惕的是，我们是否对体育小镇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过度拔高？是否对体育小镇的建构前提和背景缺乏纵深性理论认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漠视了体育小镇在社会融合、社区营造等方面应有的社会价值？“类型化”的体育小镇，不仅象征和代表了一种地域空间生产力的集群与集聚，而且也喻示了一种就业和创业方式，以及消费和生活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向世人展现出小镇的日常生活和小镇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结构，从而形成了有品位、有特色的小镇“地点精神”。

对建设体育小镇而言，首先应明晰其作为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和分支，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体育产业转型和国民文化诉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新时期体育工作受体育强国国家战略的宏观引导。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国家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8%，人均GDP已经达到8 863美元，体育产业总规模达2.2万亿元。在这种背景下，体育将继续和持续发挥何种价值功效？当中国竞技体育已经在国际体坛大放异彩，有能力全面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时候，建设体育强国是否应该努力树立体育制度和体育文化的全球样板？体育可以强身心、促健康、增意志、调情感，作为社交手段，其可以有效提高空间黏滞性，可以被反复消费，持续成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体育可以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体育强健体魄与身心，可以改善国民文化，重塑国民精神。体育与社区，体育与小镇，体育与城市实则有着潜在的内在一致性。

体育小镇集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休闲旅游、社区功能于一体，是一种新型聚落单位，是在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达成融合的特定区域。从字面意义理解，如果把体育作为特色的类型之一，特色小镇（characteristic town）的实质和内涵理应指向characteristic community，这一特色化的共同体组织，即特色化社区，是宜居宜业的大社区。无论小镇类型如何定位，体育的产业链如何规划，小镇促进人类文化生存、交往，为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存和生活体验的本质不会变。美国的“郊区化运动”和“城市公园运动”，德国的“候鸟运动”，都是人类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对大都市化的一种反叛和反思。未来城市社会无底、无边、无形，由各种小镇连接而成的区域空间将成为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一种现实可能。因此，体育小镇在产业化和就业化的同时，一定是田园化、生态化、生活化和绿色化的。从体育与市民生活的联结角度看，体育小镇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实则和健康中国的意涵导向内在一致。

随着体育部门的主导和驱动，相关政府和行政力量提供了政策利好，地产、投资、旅游、文创、度假、赛事等行业陆续进入，体育小镇建设堪称当前中国一项新的“造城（镇）运动”或“体育小镇运动”，尤其契合当下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现实背景，也是继“体育产业园区”“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运动休闲示范区”之后的又一项国家战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城市或城镇的发展可以是随着社会经济和历史演变而自然自发的进程，也可以表现为在政府的主导和组织下有意识、有目标、有规划地推动展开的过程。当下中国的体育小镇建设无疑更接近后一种情形。国家层面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培育特色小镇，作为引导中小城镇优先发展的一种政策倡导，但在地方层面，为了响应住建部的特色小镇倡导，开始形成了诸如“浪费资源型的运动式发展”“未来库存难以消化，批量式房地产开发”和“收割政府政策红利，重视短期化成效”[11]的创建行动误区。一方面是强调“基于地方”的小镇特色与区域优势，另一方面是国家宏观调控，出台评选与考核的“一刀切”统一标准。如何破解两者间的矛盾，如何进行“度”的掌控与平衡，极有可能成为体育小镇未来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政策性悖论，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认真斟酌、细致规划。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政策性文件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几乎成为官方口径下有关体育小镇的唯一称谓；从已有的学术成果看，时而“体育特色小镇”，时而“特色体育小镇”，对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显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从各省市已经申报和创建的小镇名称看，从足球小镇到体育休闲旅游度假小镇等，体育小镇的触角近乎延伸到了体育的各个领域。显然，对于“体育小镇”这样一个充满时代特征的术语表述，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创建实践者都没有做好充分的认知准备。

对“特色小镇”而言，“体育小镇”是“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一个分支。不管是体育健康还是运动休闲，都无法指向体育的特色内涵，更无法涵盖体育的全部外延。既然体育小镇的提出与建设是在特色小镇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作为特色类型之一的体育小镇，理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小镇类型，并在体育小镇的特色类型基础上，进行更为细致的维度分解。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是，体育究竟是何种类型的特色？从概念到实体，体育小镇与国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和地域空间生产力之间有何关系？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体育小镇与其他类型的特色小镇相比，优劣势都有哪些？今后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务必给予体育小镇明确的术语表述，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市，名称应当统一。至于究竟有哪些类型的体育小镇，即体育小镇的类型化分类问题，至少在国家的相关宏观政策中应当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3 比较研究视角：中外体育小镇发展的背景差异分析
站在中国实情的角度看，虽然体育小镇源自浙江特色小镇的创新与实践，但是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在体育小镇的建设中早已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案例和丰富经验。即便是从特色小镇的源头追溯也不难发现，在西方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类型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体育小镇并非单一而孤立存在。西方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其中世纪以来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庄园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培育土壤。各种特色类型的小镇如商贸小镇、花园小镇、体育小镇等，本身就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生产与生活空间，也是大城市区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形成了以小镇生活为核心表达的生活方式。这“既与西方传统的‘城市法人制度’和生产力结构状态相关联，也与西方‘城市社会市民’的‘早熟’有深刻渊源”[12]。中西方城市化的路径和背景不尽相同，体育小镇的生成环境和土壤特征更是不同，必须从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寻找体育小镇的规律并重新认识其发展特色，以中外对比的视角剖析体育小镇的发生机制和生成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体育小镇这一特殊产物，才有可能挖掘并建构体育小镇的现代性价值。

20世纪中期开始，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凸显，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的现象较为严重，在美国甚至一度出现“逆城市化”和“城市空心化”的浪潮。而中小城市和城镇经过数百年的历史传承，其文化印记、建筑机理、商业形态、生活习惯很少被破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得以完整保留。人口集中，产业集聚，以小镇为单元的新的经济体和文化圈开始显现，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小镇生活方式。尤其在欧洲的城镇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镇—乡均衡发展、分散分布的格局特点较为突出，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通过产业引导、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支持等方式鼓励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产业，同时注重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在德国就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特色产业镇，其中包括不少企业镇（company towns）[13]。相反，中国社会由于城乡资源的不均衡，人口大量流动的现象较为显著，欠发达地区缺少基础支撑，相关资源无法有效进入，较之于欧美的大城市空心化，中国社会更多的是乡村和乡镇空心化。资料[14]显示：“美国，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大约占城市总数的99%；德国，大、中、小城市580多个，其中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3个，人口在2万～20万左右的城市约占60%。”这种以小城镇为核心单元的城市结构形态与中国明显不同。

科学合理的城市体系要求各规模等级城市之间保持“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使城市的功能作用能够通过城市网络有序地逐级扩散，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然而，目前中国城市体系并未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大城市数量和吸纳人口的比重仍在不断增加，而作为“塔基”的小城市明显缺乏[15]。并且，中国城市的行政等级特征明显，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资源配置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城市往往在人口吸纳、就业流动、资金和政策扶持以及产业集聚方面拥有较高的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城市人口流失、就业艰难，经济与社会活力不足，无法形成新的地域生产力布局，都市型生产与生活方式未能合理建构起来，农民难以甚至无法在户籍所在地“非农”就业，市民身份无法有效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西欧中世纪市民阶层（其主体由从封建庄园逃亡至城镇的移民们构成）的崛起，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幕华彩乐章。他们自发地组建了行会这一组织团体，进行此前陷于真空的城镇管理，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遗产——民间团体的自治，为欧洲的新型城镇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秩序[16]。“行会”与“自治”，这2个关键词对欧洲新型城镇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协会（社团、俱乐部）通过为拥有相同爱好的人群提供一定的共享和交往空间使之联结而成团体，构筑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建立起一定的联系网络，从而使成员获得一定程度上积极的“安全感”和“被庇护感”。反观中国传统城市社会结构，“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关系，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城市仅仅是国家机器的一个‘节点’，是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区域治所”[17]。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建立在自发、多元、独立原则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相对缺乏自主生长的空间与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包括体育运动空间与城市公共场所在内的相关经济与文化生活设施的不成熟和不完善。

不管是由欧洲体育之都和体育城市协会（ACES Europe）主导的“欧洲体育小镇”（European Town of Sport）评选，还是被公众普遍认可的诸如英国温布尔登、法国霞慕尼、德国赫佐格奥拉赫等小镇，体育小镇往往伴随体育业态的发展而逐步形成。14—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使中世纪强调精神摧残身体的思想向近代体育转变，揭开了欧洲近代体育文化的序幕。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精神对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竞技成为其主要形式。近代以降，工业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远离自然的现状使人类重新呼唤“回归自然”，随后欧美兴起了各种户外运动新时尚。体育锻炼作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使体育不可避免地卷入经济旋风，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体育的商业运作已成为许多国家促进国民消费、扩大就业人数的重要手段。美国体育市场消费量为600亿～7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1.5%。意大利通过发展足球产业，使体育跻身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前10名。英国政府从68亿多英镑体育消费总收入中得到了24亿英镑左右的税收[18]。这种社会刚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体育小镇建设和发展。此外，欧美成熟的休假制度也给市民运动休闲提供了时间便利，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户外体育旅游的巨大市场。

毋庸置疑，国内体育小镇乃至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热潮与浙江城镇化和特色小镇的发展密不可分。那么，浙江为何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从实践中孕育出特色小镇的新经验，乃至成为国内其他小镇建设的新样板？这是中国体育小镇建设和发展时必须认真厘清的问题。对此，有学者[12]指出理由大致有三：①浙江存在着明清以来江南市镇文化传统的土壤；②以杭州文化、宁波文化等为代表的江浙文化，一直是海派文化的“连合体”，有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文脉传承关系，浙江文化和上海文化的结合、冲撞形成第3种文化基因；③“中国式市民精神”的萌芽与成长，商业意识和契约精神的培育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社会中孕育出的市民精神，在体育小镇和特色小镇的培育环境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诚如张鸿雁所言：“当前建设特色小镇，一定要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50%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空间的特色产业集聚才能够发生。”[19]经济、资本、商业是体育小镇的命脉和血液，人们必须重视并尊重商业，提供更多可以消费的产品。体育产业规划如何做？产业链如何形成闭环？如何形成长久、可持续、可发展的体育产业逻辑链？如何将体育赛事人口从单纯地“观赏”和“消费”转向持久地“参与”和“滞留”？如何建立基于群体身份和群体荣耀的体育小镇认同感？这些问题显然是体育小镇建设无法回避的。中国体育产业基础薄弱，全民体育消费市场和体育消费观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加之体育产业的部分核心资源目前仍未对市场充分放开，体育产业发展并未如预期般大繁荣和大发展。当前中国的体育小镇建设问题凸显，发展受阻，区域经济水平和城镇化发展的程度不够是制约其发展的症结之一。

质言之，体育小镇的创建乃至成长不仅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间和土壤，如区位条件和空间、社区生活环境等，还需要特定的经济背景和文化氛围，如产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市民日常生活方式、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与基因要素等。没有一个成功的体育小镇是被完全规划出来的，基于国情的政策推动可以促进体育小镇的实体落地，但无法完全实现从政策到成长的有效过渡。体育小镇是一种发展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中国的地域之广是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但也正因如此，区域间经济文化差异性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非所有的省市地区都具备适合体育小镇的发展环境。受历史条件、文化条件和产业条件的限制，很多中西部地区并不适合发展体育小镇。对于地域资源、经济文化背景、空间生产力布局、现有的体育资源和环境，都需要给予充分评估并审慎对待。中国各省市是否都具备上述环境和基础？对我们而言，理应考虑的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采用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发展的模式，而不是在政策的驱动和号召下盲目跟进。

4 解构与建构：体育小镇建设何以可为
本土实情下的体育小镇建设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政策之风下的盲目试点，也不能刻意无限制拔高其经济价值，理性地审视体育小镇蕴含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是认知和建设体育小镇的前提。体育小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可谓相辅相成，既需要来自中外比较视域下的典型案例分析，也需要来自本土环境中的优劣势梳理。在明晰小镇特色类型、找准功能定位的前提下，产业与文化的双重维度（视角）已经得到规划界和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从体育小镇的理论基底与发展实情看，以下2点仍需提出讨论。

（1）从产业角度看，体育小镇建设应注重体育产业尤其是体育高端产业的培育和运营，并具备体育文化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介入能力。纵览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大都集中在小镇，质言之，各种有竞争力的特色小镇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一种重要载体。高端产业在大中城市和特色小镇共同发展，也是一个成熟大国的必然选择。中国体育产业虽然后发起步，但是空间大，前景广，凭借城镇化与体育产业的多元结合方式，既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多种模式，也能为体育从业者和参与者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方案。因此，体育旅游小镇、体育康体小镇、体育养生小镇等，是否应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中国体育小镇建设的主流方向，应当审慎而为。所谓的特色景观、特色环境、特色空间，只是体育小镇特色的一个方面，且不能成为主流维度。当前全球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如果中国体育小镇的产业发展无法主动占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而仅仅是承接中心城区和主城区剔除而来的落后产能，或者规划若干个旅游和养生小镇，体育小镇建设也就失去了产业维度之意义。

正如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一种结果和形式，特色小镇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区域性空间和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产业基础、生活方式、地域特色和文化基因等。以江浙为例，江苏虽然在特色小镇创建工作中错失先机，但具体到体育领域，江苏率先跟进。2016年9月12日，江苏省体育局在体育领域率先印发《关于开展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通过省地共建方式，打造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在全国形成引领和示范作用。中国第1批体育小镇兴起于江苏，截至2019年10月，先后有3批共21家体育健康特色小镇进入省级规划和建设名单[20]。从国家层面看，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开始主导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的96个试点小镇中，华东地区数量依然最多，这与国家层面的特色小镇空间布局大体一致，与“东强西弱、南强北弱、非均质化发展”[21]的美国体育小镇也有着区域经济和空间布局方面的相似之处。从国家到地方所实施的体育小镇乃至特色小镇战略尽管还存在界定标准和评判尺度的区别，但作为一种新兴的地域生产力空间节点，其本质属性基本相同，都属于“全球资本主义影响下的专业化地域经济形态”[22]。因此，在打破传统等级化的城镇体系逻辑的基础上，体育小镇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小镇作为城市社会语境下专业化集聚经济的重要功能节点价值，赛事旅游经济、创意文化产业、传统体育用品制造加工业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融入全球生产与消费网络，从而为体育小镇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产业是体育小镇的灵魂，小镇发展的核心与其说在于开发和建构，不如说在于管理和运营，形成完整产业链，发挥体育的空间黏滞性，吸纳更多就业人口。当前体育小镇建设以“体育+康体”“体育+养生”“体育+旅游”为规划突破口的不在少数，但是康体、养生甚至旅游和产业有着本质差异，前者的核心是消费，且多为流动性消费，后者的核心是生产，吸引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群前来定居，两者的发展路径、配套服务、盈利模式和区位空间都截然不同。对此要思考的是：体育产业如何达到“产业集群”的状态，以发挥集聚效应？体育产业如何形成完整的生产加工与销售产业链？体育经济如何发挥独特的溢出效应，如何促进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带动区域社会结构的变化？

（2）文化构造了潜在的行动规范和长期的发展纲领，体育小镇可在产业基础上强化社区营造，致力于通过体育运动建立基于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社区共同体与市民生活新方式。不管是“建成”还是“生成”，体育小镇发展都应遵循一些基本规律。例如，具备较强的产业基础，围绕某个特色产业（包括体育旅游业）形成聚集，并不断延伸产业链，在产业特色上具有“唯一性”和“差异性”。但是，除产业功能外，体育小镇还同时具有社区功能、文化功能和旅游功能，彰显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短板，是宜居宜业的“产城人文”融合的社区。与其说产业（源）与文化（丛）是体育小镇建设的2个维度，不如说是体育小镇之“一体两翼”。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早就指出：“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23]寻找文化认同的力量不仅是体育小镇建设之基底，也是各种产业和人才能够集聚和汇聚的根本动因。传统的体育（产业）园区侧重于体育产业的集聚，规划中更多考虑的是工作环境与配套的问题，而体育小镇侧重于体育产业与小镇的融合，以产业为依托，将生活和居住、休闲等要素融合考虑。这是一种互动发展的模式，是将工作、居住、生活三者融合在一起的新型生活方式。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体育小镇极有可能成为高端体育产业发展、高级体育人才聚集的一个重要空间载体，与大、中城市形成协作互补的产业链关系，必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会[24]。

体育是社会聚集的因素之一，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保持身心健康，推动社区内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在小镇建设和社区融合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和条件。毕竟，“体育为城市提供了图像、情绪、感知等一系列符号体验的城市识别印记和主观的团体身份认同，城市的社区文化已经取代了传统的领域界限”[25]。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时期建设体育小镇，与其说是在体育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给中国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寻找新的突破口，不如说是通过体育进行社区重建，建立信心和信任，深化邻里交往。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文化再造与社区共同体重塑”[26]的价值正在于此。小镇的建设和发展通过文化层面的浸润和享有，对小镇居民产生精神上的砥砺，营造出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培育出持久的甚至维持百年以上的“小镇精神”和“地点精神”。这才是当代城市社会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城市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建立在“自觉”“自省”“自力”基础上的新的“城市集体记忆”和“城市集体良知”。当然，能否通过营造基于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的体育小镇和体育社区，重建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微观基础，则有可能是体育小镇建设中更为深刻也最为期待的另一重意义了。

5 结束语
大规模的体育小镇建设和发展，在令人担忧的同时，也给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自我反思和修正的机会。在浙江特色小镇影响下的体育小镇，虽有借政策之风强势跟进之初衷，但中国体育产业前景良好、市民体育生活日渐丰富等因素无疑是体育小镇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甚至是推进动因。对这场全国各省市皆积极参与的“造镇运动”而言，我们不仅要明晰体育小镇的理论渊源，也要对它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和再认知，并在中外对比的视野下客观分析体育小镇生存和发展的背景差异，尤其是来自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真正找准体育小镇生长的“内在基因”。体育小镇的发展以产业为核心，以生活为主线，强调特色产业集聚，形成闭合式完整产业链的同时，还需在社区营造和市民文化认同方面下功夫，创造“小镇如家”的心理归属感，从而规划和构建一种具有自循环功能的完全型社区生活体系。产业培育、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和长效运营，每一环节皆必不可少。“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真正的发源地和舞台”[27]。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如果体育小镇乃至特色小镇建设，通过产业转型和文化再造能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治理样板，为社会提供一个公正的、创造的、生态的、人际交往密切的、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舞台，进而创造一种田园式的市民生活新方式，那么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带来的市民社会文化与关系的缺失就会得到有效缓解甚至弥合。进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风范和民族精神就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层面上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学彬，项贤林.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域外经验与中国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4）：62-80

［2］张鸿雁.论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J］.中国名城，2017（12）：4-10

［3］特色小镇：世界顶级名利场：达沃斯小镇150年进化史［EB/OL］. ［2018-02-03］.https：//www.sohu.com/a/220664118_721301

［4］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24

［5］吉慧凌，陈世峰.借鉴当代西方城市探析中国理想城市：西方理想城市的城市理想［J］.规划与设计，2012，11（7）：11-14

［6］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2

［7］万斯.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M］.凌霓，潘荣，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426-466

［8］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7-23

［9］沈克印，杨毅然.体育特色小镇：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实践探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6）：56-62

［10］张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概念、类型与发展路径［J］.体育科学，2018，38（1）：18-26

［11］胡小武.特色小镇建设的认知误区与科学发展原则［J］.中国国情国力，2017（9）：24-26

［12］张鸿雁.特色小镇建设与城市化模式创新：重构中国文化根柢［J］.南京社会科学，2017（12）：59-66

［13］宋瑞.欧洲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启示［J］.旅游学刊，2018，33（6）：1-3

［14］周东春.特色小镇的全球视野观［EB/OL］.［2019-05-17］.http：//www.sohu.com/a/141363074_801793

［15］辜胜阻，吴永斌，王建润.“五线”城市培育的思考与战略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16，36（6）：2-10

［16］郑也夫.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04

［17］张鸿雁.市民社会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论：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因素社会分析［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12（2）：104-113

［18］张媛.欧洲体育休闲小镇规划与运营案例分析［EB/OL］.［2019-04-16］.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16/08/366082_645955266.shtml

［19］一篇文章告诉你：发改委官员、专家、地方领导都是如何看 待 特 色 小 镇 的［EB/OL］.［2019-04-25］.http：//www.sohu.com/a/191962104_481716

［20］徐鑫.江苏省第三批共建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发布［EB/OL］.［2019-04-25］.http：//sports.jschina.com.cn/jrtt/201903/t20190329_6141651.shtml

［21］王峰，郑国华，陈宁.美国体育小镇的运行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4）：26-33

［22］武前波，徐伟.新时期传统小城镇向特色小镇转型的理论逻辑［J］.经济地理，2018，38（2）：82-89

［23］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种探索［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5

［24］柳鸣毅，丁煌，张毅恒，等.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产业演化机制、运作体系与治理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2）：144-149

［25］ KARP D A，YOELS W C.Sport and urban life［J］.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1990，14（2）：77-102

［26］周晓虹.产业转型与文化再造：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7（4）：12-18

［27］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2

Cognitive Reflections 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ort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rison

WANG Cheng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ultiple type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sport town construction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practical cases and rich experience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and there is a set of perfect and mature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development mode.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gnitive basis of sport town can be re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garden city theory”，“regional core theory”and“urban cultural capital theory”.The re-recognition of its value should star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the spatial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productivity，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festyles for small towns.The d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nomy and culture replaces a single capital orientation and policy drive.Based on those，the paper puts sport towns in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with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rying to find out the background differences and development motivations of the growth of sport towns in China and the West，and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industry and culture.

Key words：sports town；urbanization；sport industry；characteristic type；civi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