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我国产业链外移及产业链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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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后我国产业链外移及产业链竞争力研究
——以集成电路产业链为例
王晓红 郭 霞

内容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产业链的优势与短板发现， 我国制造业体系完备， 产业链相对完整； 产业配套能力强， 区域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零部件国产化率不断提升， 价值链逐步升级； 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促进产业链自主可控。 但是， 我国产业链具有一定可替代性， 体现在以中间品进口为主， 核心关键技术高度依赖国外， 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下降。 同时， 综合要素成本上升、 中美贸易摩擦、 新冠肺炎疫情因素推动产业链外移值得重视， 并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 强化核心关键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产业链的韧性； 以产业集群为抓手，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黏合能力；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构建互利共赢的内外资产业链、 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 构建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产业链体系等等。

关 键 词: 产业链 外移 竞争力 集成电路

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 2020 年4 月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作为“六保” 的重要内容。 由于我国要素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因素影响， 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势头已经显现。 2020 年以来，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多国采取了“封城” “封国” 等防控措施， 造成消费停滞和生产停摆， 客观上造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严重阻隔和冲击。 同时，疫情后各国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考虑及跨国公司基于成本考量， 可能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本土化、 区域化和多元化。 三重因素叠加之下， 我国产业链外移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一、 我国产业链的优劣势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 土地、 资源优势， 以加工贸易形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 开始参与加工制造环节的国际分工。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随着服务业不断扩大开放， 我国逐步大范围、 全方位、 多领域地承接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 在这一过程中， 我国企业全面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 分工地位不断攀升。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过程中， 带动了国内产业链上大量配套企业， 形成了外资与内资企业共同融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赖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类特色产业集群， 由此形成了从产业层面“条状” 嵌入和区域层面“块状” 嵌入的“双重嵌入” 模式， 形成了行业与区域并行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具有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 成为“ 世界工厂”， 已经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并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 交易、 服务、 管理等成本，且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能力强、 专业化程度高、 回旋余地大。

第一， 制造业体系完备， 产业链相对完整。 201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2017 年制造业规模相当于美国的1. 7 倍， 2018 年制造业约占全球比重的30%， 2019 年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20%。 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拥有39 个工业大类、 191个中类、 525 个小类产品， 在世界500 余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 余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我国拥有全球最丰富、 最复杂的产业链， 其中轻工、 纺织、石化、 煤炭、 钢铁、 有色、 汽车、 船舶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链较健全（魏际刚， 2019）。 截至2018 年我国已成为12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是全球供应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2007—2018 年我国货物出口中间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40. 61% 增至44. 35% （见表1）。

第二， 产业配套能力强， 区域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我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及一批规模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优势产业集群。 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是我国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地区， 制造业实力强大， 上下游配套能力强， 已经形成若干特色产业集群（见表2）。 2018 年上述三个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额合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70%， 分别形成了以深圳、 上海、 北京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例如， 长三角地区2018 年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31. 4%和33%， 其中集成电路占全国比重达50%， 集成电路设计、 晶圆制造与封测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32. 6%、 53. 35%和60%， 其中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1450 亿元， 占全国比重超过20%。 又如， 我国纺织业已经形成近200 个特色产业集群。 全国百强县中大部分是以纺织业为主发展起来的， 纺织全产业链实现了使用自主技术和装备、 自主设计开发产品， 2018年纺织服装出口2788 亿美元， 占全球比重约为35%。

第三， 零部件国产化率不断提升， 标志着价值链逐步升级。 我国企业在参与分工中， 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 许多行业由零部件完全进口、 整机组装出口， 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国产化， 逐步实现进口替代， 这一过程中就实现了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升级。 20 世纪80 年代末期我国家电业主要源于跨国公司提供技术和设备，零部件国产化率极低。 进入90 年代后家电业基本形成了以国产零部件为主， 进口为辅的供应链布局。例如， 洗衣机的主要零部件及模具均能在国内生产，空调器的零部件实现了全部国产化（ 江小涓等，2004）， 同时整机家电产品和零部件开始出口， 海尔、 TCL 等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工厂和研发中心，海外并购等方式布局全球产业链， 综合利用技术、服务、 品牌优势实现全球价值链增值。

表1 我国中间品进出口及占比（货物贸易）金额：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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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Statistical Table: A56， A58， A65， A66.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0”， Statistical Table: A57， A64， A58， A65.

表2 电子信息与纺织业主要产业集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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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第四， 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促进产业链自主可控。 技术创新能力是把握产业链分工主导权的关键。 我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实现了从模仿到创新的飞跃，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列第14 位。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多年居世界第一位，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第二位。 通信设备、 航天、 高铁、 特高压输变电、超算、 核能等领域已经具备全球一流技术， 5G 等重要技术领域和互联网商业模式世界领先。 研发和高端技能型人才队伍是实现产业创新的核心要素， 我国拥有1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 已经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显著改善了我国人力资源的供给结构。

（二）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主要劣势
总体上看， 我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水平， 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度较高， 尤其是核心技术和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 仍面临着“断链” 的较大风险。

第一， 产业链具有一定可替代性。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关联可分为初级产品（包括有限初级产品和大量初级产品）、 初级制造、 先进制造与服务、 创新活动四种类型。 初级产品参与国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主要分布于中亚、 非洲、大洋洲地区， 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 附加价值小； 初级制造的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 南美、 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可替代性强； 先进制造与服务业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为主， 主要分布在东亚、 南亚和北美地区， 属于全球价值链中端， 具有一定的技术密集度； 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 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 具有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以美国、 欧盟、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 我国目前主要以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参与分工，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水平， 还不具备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

第二， 以中间品进口为主。 根据WTO 的数据，2007—2018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除2012—2014 年占比低于60% （超过58%）之外， 其余年份均高于60% （见表1）。 美国、 韩国、 日本、 德国等国家是我国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 尤其是半导体及相关产业、 航空航天、 光学影像和医疗器械、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 机动车零部件和发动机， 2018 年我国上述行业进口和出口比例分别为26. 0% 和15. 9%， 处于以进口为主的基本格局（张其仔， 2020）。 可以看出， 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技术参与度中等的传统部门， 对于高技术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比较薄弱。

第三， 核心关键技术高度依赖国外。 我国制造业90%以上的芯片来自进口； 发动机、 液压元件、传动和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 高端医疗器械的70% ～80%依赖进口； 汽车高性能发动机、 芯片及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电池、 电机、 电控等核心零部件基本依赖进口； 数控机床的高档系统、关键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 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70% 以上依赖进口， 进口成本占总成本的40%以上； 汽车、 电子等产业的机器人应用几乎被国际品牌垄断， 国产机器人市场份额仅为30% 左右， 且主要处于行业低端（王晓红， 2017）。

第四， 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有所下降。 2010 年以来， 加工贸易出口对我国产业转型的带动作用呈弱化趋势， 主要体现在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处于波动下滑状态。 1999—2018 年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在2009 年达到82. 1%， 2018 年仅为69. 5% （见表3）。 这一情形表明产业链对外的依赖性有所增强， 也就意味着国内价值链的延伸趋弱。

二、 我国产业链外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受国内要素成本上升、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影响， 基于降低成本和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考虑，在华外资企业出现转移倾向， 或回流本国， 或向东南亚、 南亚、 中东欧等地区转移。 有研究估测， 未来10 年我国具有高转移倾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规模将接近3 万亿元。 若叠加中高端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环节对外转移及部分中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因素， 未来10 年我国制造业转移规模接近7. 2万亿元（顾学明、 林梦， 2020）。

（一） 要素综合成本上升
近年来， 随着国内劳动力、 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普遍上升， 一些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 东南亚、 南亚、 中东欧和墨西哥成为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劳动力成本低， 政府出台各种外资优惠政策。 以工人月薪为例， 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工人月薪约500 ～600 美元， 印度尼西亚约300 美元， 越南约250 美元， 柬埔寨约200 美元（ 李明武、 周利， 2019）。 外资在转移产能的同时， 与之配套的物流供应链和其他服务也可能随之转移， 对于我国全产业链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 从综合要素成本看， 我国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金融危机以来，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大都出台了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 据有关研究测算，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5 倍， 但我国的土地、 物流和电价分别是美国的9 倍、 2 倍和2 倍， 税收成本比美国高35%， 融资和营商环境等成本均高于美国（王晓红， 2017）。

（二）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产业转移加速
主要驱动因素有两个： 一是加征关税导致成本增加， 削弱了产品竞争力； 二是美对华战略调整给企业经营预期带来了不确定性， “脱钩论” 成为中美经济科技关系的主基调。 此次产业转移既有劳动密集型， 也有技术密集型。 例如， 美对我国箱包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 产品关税达48%。 如果转移到缅甸生产， 除当地劳动力价格远低于国内， 还能享受到美国零关税的优惠和欧盟的普惠制待遇。 因此， 尽管当地存在配套不完善、 物流成本高等劣势，但综合权衡是相对良性的选择（ 杨国宇， 2019）。又如， 通信和计算机类产品也在美加征关税之列。台资企业广达电脑是全球第三大电子设备代工服务企业， 为脸书和谷歌等信息技术巨头企业的数据服务中心供应服务器， 正加速将由中国大陆生产的零部件转移到中国台湾。 鸿海精密工业旗下的大型液晶面板厂群创光电准备投资701 亿新台币， 将在中国大陆的产品组装改成中国台湾一贯制生产。 大型印刷基板厂商欣兴电子将投资265 亿新台币在中国台湾扩建工厂， 尽管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设有生产基地， 但2020 年将把设备投资的八成投向中国台湾（伊原健作， 2020）。

表3 1999—2018 年我国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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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马先仙， 《促进我国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研究》 （ 《劳动保障研究会议论文集（二) 》， 2019 年9月， 第90 页)。

（三）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快产业链转移
疫情暴发期间， 欧美等发达国家基本医疗物资极度缺乏， 令各国政府重新考虑产业链布局， 更倾向将涉及民生、 安全等领域的基础制造业在内的产业链回迁， 跨国公司也将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的配置。 美国、 日本和欧盟等经济体加快产业链转移的政策十分明确， 美国政府近年一直致力于减少对我国供应链的依赖， 此次疫情直接强化了“脱钩” 的政策导向。 2020 年4 月，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 库德洛（Larry Kudlow） 提出美国政府应为美企回流本土提供税收抵扣优惠。 近期美国正推动成立 “ 经济繁荣网络” 的可信赖伙伴联盟， 与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新西兰、 韩国、 越南等国家探讨如何重建供应链， 为鼓励美国公司将供应链迁出中国， 密集出台税收优惠和回流补贴等政策选项。 日本政府2020 年4 月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 也提出， 针对某一国家依存度高的产品和零部件， 考虑通过生产基地回归日本或向东南亚分散来构建强韧经济架构， 日本政府分别向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提供2 / 3 和1 / 2 的搬迁补助。首批获得强化国内供应链补贴的企业有57 家， 补助金额合计达574 亿日元（约5. 3 亿美元）。 欧盟委员会2020 年3 月发布的《保护欧洲资产和技术指南》，将健康、 医学研究、 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视为欧盟安全和公共秩序至关重要的领域。

基于上述原因， 疫情后由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可能发生规模缩减、 范围缩小和形式变化。疫情后关于重要原材料、 零配件、 中间品、 组装环节， 尤其是医疗医药等民生产业可能搬迁回本国，形成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 为避免全球重大突发事件影响， 全球产业链布局可能分散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及周边区域（刘志彪， 2020）。

三、 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竞争力的分析
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 IC） 属于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主要分为四大类： IC、 分立器件、 光电子器件、 微型传感器。 半导体产业链庞大而复杂，可分为上游支撑产业链、 中游核心产业链和下游需求产业链。 上游支撑产业链， 包括半导体设备、材料和生产环境； 中游核心产业链， 包括IC设计、 IC 制 造、 IC 封装测试； 下游需求产业链， 覆盖汽车电子、 消费电子、 通信、 计算机等。 其中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的基础， 占整个半导体市场的80% 以上， 因此本文以IC 产业链为对象进行分析（见图1）。

（一） IC 产业链的基本结构
IC 产业链分为设计、 制造、 封装测试三个环节， 有两种分工模式： 一种是垂直整合模式（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 IDM 模式）， 由一家公司单独完成产业链中的设计、 制造、 封测环节，主要以英特尔和三星为代表。 另一种是台积电开创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 由多家企业共同完成生产过程， 每家企业从事最具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 首先由无晶圆厂（Fabless） 负责IC 设计， 再由晶圆制造厂（Foundry） 制造， 最后由封测工厂（OSAT） 完成封测环节。 IC 设计以知识产权核（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 IP 核） 为核心， 以高通为代表； 晶圆代工的核心是制程与工艺的先进性与稳定性， 以台积电为代表； 封测环节与设计和制造环节相比， 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

（二） 我国在全球集成电路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美国公司在全球IDM、 无晶圆厂、 整体IC 产业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 2019 年的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0%。 在IDM 领域， 美国、 韩国、 欧洲、 日本的市场占有率依次为51%、 29%、 9%、 9%， 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不到1%。 在无晶圆厂领域， 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为65%， 中国台湾为17%， 居第二位， 中国市场占有率为15%， 居第三位。 在整体IC 产业市场， 美国和韩国市场占有率居前两位， 分别是55%、 21%， 中国为5% （见图2）。

据IC Insights 分析，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IC消费市场， 但IC 产品、 核心技术、 核心产品自给率低。 2009—2019 年我国IC 市场规模已经从410 亿美元增至1250 亿美元， 但2019 年的自给率仅为15. 6%（见图3）， 且内资企业占国内产值和IC 市场规模的比重分别为38. 6%和6. 1%。 目前在模拟器、 混合信号、 服务器MPU、 MCU 等领域还没有大型生产厂家。2019 年IC 产品零部件进口占我国市场份额超过50%。IC 设计、 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三个环节销售额在我国IC 产业销售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40. 5%、 28. 4%和31. 1%。 封测环节已经具备国际领先技术， 销售额自2012 年以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 全球销售额仅次于中国台湾； IC 设计销售额由2015 年的1325 亿元增至2019 年的3063. 5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23. 3%。 但总体上看， 我国IC 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 晶圆制造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落后5 ～6年， 制程能力相差2～2. 5 代， 即使在相对增强的IC设计和封装环节仍存在技术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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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构成示意图

资料来源: 蔡跃洲、 马晔风、 牛新星， 《新冠疫情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冲击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 《学术研究》 2020 年第6期， 第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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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 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IC 市场份额情况

资料来源: IC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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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9—2019 年我国集成电路市场规模及国内产量情况

资料来源: IC Insights。

（三） 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三个环节的分析
1. IC 设计

截至2019 年， 我国IC 设计企业达1780 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申请8319 件， 同比增长87. 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发证6614 件， 同比增长73. 4%。但我国IC 设计领域与美国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 一是市场规模差距悬殊。 2018 年美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销售额占全球比重为52. 6%， 我国仅为11. 3%。 二是电子产品设计自动化（EDA） 软件高度依赖国外。2019 年美国的新思科技 （ Synopsys）、 楷登电子（Cadence） 和西门子旗下的明导（Mentor Graphics）三大EDA 企业合计占70%的全球市场份额、 超过90%的中国市场份额。 三是国内IP 核基本来自国外， 主要供应商为安谋（ARM） 和Synopsys。

2. 晶圆制造

晶圆制造属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生产企业主要有IDM 企业和晶圆代工厂。 2019 年台积电的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接近50%。 中芯国际和华虹进入晶圆代工领域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 市场占有率分别为4. 4%和1. 5%。 2019 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规模约627 亿美元， 其中我国晶圆代工市场规模为113. 57 亿美元。 中芯国际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晶圆代工厂， 也是第六家掌握14 纳米制程的晶圆制造企业， 但与台积电在制程上存在巨大差距。 2020 年台积电已量产5 纳米， 中芯国际尚停留在量产14 纳米， 预计年末量产N＋1 制程。 2022 年台积电预计量产3 纳米制程， 中芯国际预计量产N ＋2 制程。2023—2024 年台积电预计量产2 纳米（见图4）。

3. 封装测试

封测附加值和进入技术门槛均较低。 2014 年以来， 我国封测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研发创新获得了先进技术和全球市场。 在拓璞产业研究院公布的2017 年全球封测企业前十强排名中， 我国的长电科技、 华天科技和通富微电3 家企业入围， 市场份额合计为19. 1%。 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 2008—2018 年我国封测产品中先进封装技术占比由不足5%增长超过30%。 需要说明的是， 我国的主要封装材料也高度依靠国外供给。 全球封装基板的主要生产厂商在中国台湾、 韩国和日本， 2019 年其市场占有率超过90%； 在国内引线框架的中高端市场中，外资企业占60%左右的市场份额， 本土企业处于低端领域（ 冯黎、 朱雷， 2020）。

四、 优化我国产业链体系和维护产业链安全的主要思路
综上所述， 我国产业链存在显著优势， 但也存在明显的短板， 应以创新为引领， 以开放为导向，本着“拉长板、 补短板、 强弱项” 的原则， 提高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抗冲击能力。

一是强化核心关键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产业链的韧性。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仍存在“韧性” 不足的劣势， 尤其体现在技术密集型产业。 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核心关键技术， 对核心工艺及零部件等中间品依赖性大， 一旦遭遇国际经济、 政治及公共突发事件的影响， 容易发生“ 断链”。 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投入， 尤其要提高开放合作创新水平， 重点解决芯片等“卡脖子” 技术的短板，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 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 目前， 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重为5%， 美国则为17%， 差距相当明显； 尤其是基础经费来源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 且企业占比不足3%，值得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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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主要企业的制程技术节点图（制程单位： 纳米）

注: 图中灰底方框表示企业预计的制程研发进度。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二是以产业集群为抓手，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黏合能力。 要重点培育行业领军企业解决产业链松散的问题， 增强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力， 增强配套性和互补性， 使之形成完整、 稳固、 低成本的产业链供应链系统。 尤其是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提升区域产业影响力和竞争力。 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与产业集群发展有机结合， 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三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构建互利共赢的内外资产业链、 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 在技术高度复杂的高新技术领域， 专业化分工已向极致演化， 产业链、 供应链、 创新链各环节之间以跨国合作为基础实现快速协同发展。 应加强与跨国公司共同研发、共同制定技术标准、 开展业内合作、 组建行业协会、发布技术路线图， 促进产业的整体发展， 实现多方共赢。 尤其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吸引更多高技术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户。

四是坚持多边主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中约70% 的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有关。 疫情期间国家之间关闭边境、 停航等防疫措施，客观上造成了贸易的中断和物流成本的大幅提升，导致贸易成本上升。 如果继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全球价值链体系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害。 我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枢纽型国家， 应呼吁各国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削减贸易壁垒， 降低贸易成本， 尽力降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

五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 构建以数字经济主导的产业链体系。 我国具有5G 等领先数字技术、世界超大规模市场、 产业规模巨大等优势， 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疫情促进了网络购物、 网络办公、 网络教育、 网络医疗、 网络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规模化应用， 将促进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数字赋能与知识密集型的价值链正在形成并将占据主导地位。 应通过支持垂直行业的数字化应用， 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等不断扩大5G 应用场景， 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经济新生态， 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领域对外开放， 从而为我国参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竞争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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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dustrial Chain Shift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fter COVID-19 Pandemic
—Take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Chain as an Example

WANG Xiaohong① GUO Xia②
（①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②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and finds that：China's manufacturing system is sound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relatively complete；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 is in the path of rapid development with a strong supporting industry advantages； Industrial chain is upgraded， and parts and components is localized step by step；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i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refore industrial chains becomes more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However，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has certain substitutabilities： The import is focused on intermediate products； The core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depends on the import；The local added-value in the processing trade is slightly decreased. Overseas transfer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which is driven by the increase of integrated factor costs， China-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deserves our attention. We also investigate China's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ial chain. Finally we present a set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ore technologies to boost the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chain，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supported with the key of industrial cluster， upgrading the opening-up to create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system of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which is composed of companie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buil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system leading by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industrial chain； shift； competitiveness； integrated circuit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