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任期对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奥鹏网院作业

官员任期对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曾湘泉 李 智 王 辉

[摘要] 使用中国官员数据库(CEPD)中的相关数据，对2000—2014年我国地市级主政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发现2006年及之前这一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而2006年之后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速的作用则显著降低。整体样本显示地市级主政官员对城市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最大值出现在第四至五年，过早提拔或更换官员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对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 官员任期；经济增长；晋升锦标赛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始终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扶持，即使在民营资本和经济最为发达的江苏、浙江及其他沿海省份，也处处都能看到政府直接参与或者以牵线搭桥方式间接参与的经济发展项目。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投资、消费等领域的经济制度改革绝非一时之功，而是历经了精心设计和有效执行，甚至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出来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解释中国目前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只谈论市场的自发机制和作用显然是片面的，政府治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不可忽视。其中，干部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干部制度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培训、调配、监督、奖惩、薪酬、退(离)休等等，各部分之间相互配套衔接，承担着选拔任用、培养教育、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等综合功能。其中，干部考核是整个干部管理工作的基础环节，也是干部管理工作的核心任务。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干部考核工作不断由粗放走向精细，由不定期走向定期，干部管理工作也取得新的发展与进步。进入21世纪以来，干部人事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2006年7月，中央组织部印发《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下文简称为《办法》)，并在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普遍运用，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干部考核管理工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改变了以往地方主政官员业绩考核乃至晋升过程中存在的标准模糊和不确定问题，对官员业绩提出了清晰和综合的标准与目标，有利于帮助地方主政官员摆脱唯GDP增长的短视发展行为，而将目光和精力放在更加全面、更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目标上来。那么从实际工作来看，《办法》的出台是否真的达到了政策设计的初衷，改变了地方官员的发展目标和行为模式？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驱动要素正在进行关键转型，这一时期政府能否制定和执行科学有效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政策、帮助产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点，直接关系着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在这一时间点上对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特别是地方主政官员的考察和晋升机制对其发展地方经济的行为模式的影响进行研究讨论，为政府今后的干部考察和提拔晋升工作提供一定参考，无疑有着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
早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就已经在讨论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对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1)Barro,R.J.“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407-443；Shleifer,A.“Government in Transi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3):385-410；La Porta,R.,et al.“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Law,Economics,& Organization,1999，15(1):222-279.，其中政府官员的角色和地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Jones,B.F.，and B.A.Olken.“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Ⅱ”.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3):835-864.，而中国官员的治理质量和效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3)Blanchard,O.，and A.Sh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IMF Staff Papers,2001，48:171-179.，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4)Li,D.D.“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2):393-397.。

中国官员对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起到如此重要和关键的作用，现有研究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和推动经济的发展。首先，根据“中国特色联邦主义”理论假说(5)Montinola,G.,Qian Y.，and B.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1995，48(1):50-81；Qian,Y.,and G.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1143-1162；Jin,H.,Qian Y.，and B.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0):1719-1742.，中央政府将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至地方政府，使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主管理权限；其次，中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对官员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干部管理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积累，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管理人才选拔、培养、晋升和考察机制与工作方法，因此能够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中通过干部培养机制层层选拔官员。脱颖而出的地方政府主政官员一般都有着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和很高的综合管理水平，其个人素质能力足以胜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工作；再次，根据中国政府的管理体制安排，地方各级政府管理过程中，重大决策一般由领导班子集体协商讨论做出，而其中“一把手”，即主政官员的能力和意志对领导班子的集体决策和施政效果往往起着关键作用。第二，中国地方主政官员有充分的动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首先，“中国特色联邦主义”理论假说认为中国政府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和中央政府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从而为地方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激励。其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中国政府干部考察和选任提拔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一直以来，德、能、勤、绩、廉是中国政府干部考核的五大标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毋庸置疑地成为地方政府主政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也自然成为其工作表现的一项重要评估标准；更进一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选人主要看政绩”的干部选拔原则，能否积极响应中央经济建设战略、大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地方主政官员能否获得进一步提拔和晋升的重要参考标准。国内学者也因此将其视为主政官员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根本因素，并据此建立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理论(6)Li,H.，and L.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743-176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7)。；也有学者提出能够获得晋升提拔的地方官员毕竟只是少数，而不努力发展经济却可能带来降职的风险，因此地方官员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对惩罚的忧惧，而不是对晋升奖励的追求(7)段润来：《中国省级政府为什么努力发展经济?》，载《南方经济》,2009(8)。。

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同样显示了官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Jones和 Olken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特征和经济发展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领导人在任期间去世会引起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显变化，并且对领导人权力约束越小的国家和地区，领导者个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突出。(8)Jones,B.F.，and B.A.Olken.“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3):835-864.姚洋和张牧扬利用中国干部交流制度的特点，把地市级主政官员的个人固定效应从城市固定效应中剥离出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证明了政府主政官员确实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9)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13(1)。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展开了更加积极的探索，希望回答官员身上的哪些因素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效应，这一领域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地方主政官员的个人特征、工作经历、干部交流、官员任期等方面来进行验证。

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进入国内学者的讨论范围，直到张军和高远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省经济发展数据和省长、省委书记的任职记录对此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倒 U 型的特征，并且发现省级主政官员在职时间超过5年后，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效应变为负值。(10)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07(11)。刘伟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央将地方主政官员的任职时间限制为5年或者一届任期之内是一个最优选择。(11)刘伟：《经济增长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研究脉络》，载《经济学动态》，2016(1)。然而，使用省级官员数据来研究任期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如陶然等就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我国中央政府对省级主政官员一般通过德、能、勤、绩、廉等综合表现进行考察，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考核，自2006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办法》后省级官员的指标考核体系才逐渐建立起来，因此省级主政官员究竟有多大的动力像“晋升锦标赛”理论预测的那样为了晋升而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值得怀疑；第二，我国通过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主体也主要为地市级或者县级政府，从这一点考虑省级政府究竟能对一省的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更遑论省级主政官员个人能产生的效应。因此通过省级主政官员的数据来验证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严重的政府层级设定偏误”。(12)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载《管理世界》，2010(12)。刘伟对这样的质疑表示赞同，认为相关结论仍需要在更广泛的市县层级数据中做进一步研究和验证。(13)刘伟：《经济增长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研究脉络》，载《经济学动态》，2016(1)。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和讨论，如姚洋和张牧扬利用中国官员交流制度，使用了1994—2008 年我国18个省份241个城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数据，将市级官员个人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进行了剥离，从而证明了市级官员个人确实能够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在市级层面验证了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理论。(14)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13(1)。然而，囿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得，国内关于地市级主政官员任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然存在较多的未知，市级官员个人是否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强的影响，市级官员任职年限对这一影响产生何种作用，特别是《办法》的出台为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式带来何种变化，这些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的问题。

三、计量策略
本研究主要参照Besley 和Case提出的政体与政策选择实证框架(15)Besley,T.，and A.Case.“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oices: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41(1):7-73.，并参考张军和高远在研究省长与省委书记的任职期限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经济增长动态估计方法(16)，同样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官员主政城市的人均实际GDP 的期初对数值，来控制城市经济发展的初始禀赋效应。主要采用如下计量方程进行研究：

width=304,height=20,dpi=110
(1)

即

width=264,height=20,dpi=110
(2)

其中：yi,t是城市i在其主政官员在位的第t年的人均GDP对数值；yi,t-yi,t-1代表第t年城市i的人均GDP除以上年度城市i的人均GDP后取对数值，用gi,t表示，即主政官员在位的第t年城市i的人均GDP年度增长率，我们使用这个指标来反映当年度的城市经济增长水平；zi,t代表主政官员在城市i主政的第t年；X为城市主政官员的个人特征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主政官员的性别、民族、籍贯、学历水平、城市所在地域分布等；γc为城市i所在省份c的省份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

由于我们主要关心2006年前后城市主政官员致力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机和模式有无变化，因此在方程(2)的基础上加入样本的年份分组变量τ，并使用年份分组和官员在位年数的交互项，来检验官员任期这一变量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特点和模式在2006年前后有无发生变化，构建计量方程如下：

width=378,height=20,dpi=110

(3)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城市之间无论是经济基础、执政理念还是社会文化，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城市主政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动机和努力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者往往采用东中西部的标准对研究对象进行地域划分，如张军和高远对不同省份进行了东中西部的地域划分后，发现“在任年数”的系数在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大，并得出了“东部地区的官员在任期内比中西部地区的官员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正面作用更大一些”的结论。(17)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07(11)。本研究采用相同的划分标准，进一步考察城市的地域特征是否影响主政官员发展城市经济的动机和模式。因此我们引入城市地域虚拟变量d，西部地区为基准，取值为0；中部和东部地区取值分别为1和2，并在方程(3)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官员在位年数、2006年前后、地域分布三项交互的计量方程：

gi,t=width=346,height=20,dpi=110

width=252,height=20,dpi=110
(4)

四、数据与样本
(一) 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蒋俊彦助理教授主持的“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18)Jiang，J.“Making Bureaucracy Work:Patronage Networks,Performance Incentiv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8,62(4):982-999.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该数据库收录了中国2000—2015 全国地级市及直辖市区县的党委书记、市(区、县)长等4 000余名官员的基本信息和其到2015年的全部职业经历。本研究将该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同时期中国各地市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匹配，并构建研究样本，以此来验证地市级官员任职年限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效应和影响。选取的相关变量名称和具体含义参见表1。

表1变量名称及含义

width=695,height=976,dpi=110
②为描述方便和避免歧义,后文将“2006年及之前”简化描述为“2006年之前”,将“2007年及之后”简化描述为“2006年后”。

(二)样本选择和描述
由于城市主政官员的任职存在很多临时性或者功能性的任命，如有的官员在一个城市的主政时间不超过半年即获得提拔或调任，有的官员在正式成为主政官员前先作为代理市长或市委书记经历了半年到一年不等的考察期，有的官员任职时间在9月之后，有的官员离任时间在3月之前，这些因素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不必要的干扰。因此我们对官员的城市主政经历进行了处理和筛选，首先将正式任职之前的考察期和正式任职的经历合并，然后剔除任职期限不到半年的临时性任职经历。在将官员任期数据和城市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匹配时，还需要同时观察官员任期的开始和结束月份：如果任期开始时间晚于7月1日，则将下一年度作为该官员任期的第一年；如果官员离任时间早于6月30日，则将上一年度作为该官员任期的最后一年。

经过数据匹配和筛选，研究样本包括了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任的2 743位地市级官员及其3 530段主政经历，共计11 215年次的混合截面样本总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2。

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width=695,height=680,dpi=110
资料来源：“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国家统计局。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分样本回归
1.2006年前后分样本回归

我们使用城市人均GDP增长率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将其对主政官员的在位年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的(1)列所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上年度人均GDP水平对本年度人均GDP增长的效应显著为负，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经济发展的增速越慢，这符合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的理论预期。我们更关心的是主政官员在位年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看到在全样本情形下，在位年数对城市人均GDP增长的效应为0.007 1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19)此处系数的含义为官员任期每增加一年对其所在城市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也就意味着平均而言，官员任期每增加一年会使其所在城市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71%(不考虑非线性特征)。，而在位年数平方的系数则为-0.001 0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证实了地市级主政官员任期内的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预测。一方面，官员新上任时，对城市的基本情况缺乏了解，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这期间官员任期的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但是随着主政官员对地方情况的熟悉和掌握，这一效应将放缓并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官员上任之初对未来的晋升有着很强的动机和热情，因此会投入最大的努力发展地方经济，但随着在位年数的增加，对自己获得晋升的预期将加速下降，对发展地方经济的努力也会加速降低。这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官员在位年数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特征，而全样本回归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并加强了之前学者研究的结论(20)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载《经济研究》,2007(11)。。全样本情形下主政官员在位年数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趋势模拟如图1所示，其中横坐标为主政官员在位年数，纵坐标为其对城市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值，可以看到主政官员任期第四年时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从第七年起降为负值。这表明如果一位官员在同一城市主政时间过久，容易形成倦怠心理，是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从地市级主政官员任期情况来看，近九成的官员在任职五年之内即获得调任或提拔，这一现象有其合理性(21)受篇幅限制，文中未列出地市级主政官员任期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主政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峰值出现在第四年左右，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官员的调任或者提拔不宜过于频繁，因为第三至五年正是主政官员充分熟悉了地方情况、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大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有一半左右的官员任期不足三年，因此这一部分官员在前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表3的(2)列和(3)列分别为2006年之前子样本和2006年后子样本情形下官员在位年数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全样本的结果相比基本结论并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2006年之前还是之后，主政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都呈现倒U型曲线的特征，但是具体形状和强度有所不同。从图1可以看到，与2006年之前相比，2006年后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大概在第三年达到峰值，在第五年后下降为负值，其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程度和持久性都大大低于2006年之前。这可能显示出2006年《办法》颁布后，对城市主政官员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变得更加具体和丰富，因此使得主政官员对经济发展这一指标的关注度和投入出现明显的下降。

表3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年份分样本)

width=694,height=504,dpi=110
注：(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p<0.01,**：p<0.05,* ：p<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

width=460,height=243,dpi=110
图1 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趋势模拟(年份分样本)

数据来源：“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国家统计局。

2.地域分样本回归

地域分样本情形下城市主政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如表4和图2所示。可以看到，总样本所表现出来的城市主政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特征依然存在，但是在各个地域中的具体表现则有所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城市任职官员的在任年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无论是强度还是持续性都要高于平均水平，也高于中部或者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城市的这一效应则表现得和平均水平最为接近，中部地区城市的这一效应虽然在任期的前三四年表现得比西部地区城市上升更快，但是其后也出现了更快的下降。从地域分样本的结果来看，不同地域城市官员的任职心态是比较微妙的，东部地区的城市在经济发展机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条件显然都要更好，所以在东部地区城市任职的官员发展经济的热情和动力都明显更高，并且任期的延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更小；一般而言，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要更弱，或许主政官员对于晋升的期望也没有那么热切，所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得中规中矩；而中部地区城市的主政官员在任期初期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高于西部地区，但这种正面影响也表现出了最快的下降趋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些特征或许能为我国政府组织部门选拔和任用城市主政官员的工作提供参考。

表4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地域分样本)

width=695,height=363,dpi=110
注：(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p<0.01,**：p<0.05,*：p<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

width=456,height=256,dpi=110
图2 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效应趋势模拟(地域分样本)

资料来源：“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国家统计局。

(二)交互项回归
在根据分样本回归得到基本结论后，我们希望更进一步地观察年份特征(2006年之前或2006年后)和城市地域特征(西部、中部或东部地区)对基本结论有无影响，以及不同特征下官员任期影响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有无变化，因此我们根据相应的计量方程，使用主政官员在位年数分别和年份分组、城市地域做两项交互回归，以及对这三个变量做三项交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1)列为不包含任何交互项的回归结果，(2)列为使用在位年数和年份分组虚拟变量进行交互的回归结果，(3)列为使用在位年数和城市地域进行交互的回归结果，(4)列为使用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和城市地域进行三项交互的回归结果。

从表5可以看到，四种计量结果中“在位年数”和“在位年数平方”两个变量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并且符号一致，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不少差异。(2)列为在位年数和年份分组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其中“在位年数”和“在位年数平方”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29 8和-0.002 8，这反映出在2006年之前城市主政官员的在位年数对经济发展增速的作用确实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与(1)列进行对比，这两个系数的值均为(1)列相应系数的3倍左右，而(1)列中该系数反映的是2000—2014年整个样本时期的平均效应，可见2006年之前的样本对整体样本的平均系数做出了大部分的贡献。要观察2006年后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就需要分别将“在位年数”“在位年数平方”两个变量的系数和“在位年数×2006年后”“在位年数平方×2006年后”两个交互项的系数相加。(2)列中“在位年数×2006年后”和“在位年数平方×2006年后”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0.031 5和0.003 0，且统计上显著，相加后的结果分别为-0.001 7和0.000 2，即为2006年后主政官员在位年数和在位年数平方项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从这个结果来看，2006年后主政官员在位年数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再表现为倒U型曲线，而是变成了正U型曲线，这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理论预测恰恰相反。出现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有两个：2006年后地市级主政官员发展经济的动机和努力确实出现了新的模式，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考虑到这两个系数和2006年之前的相应系数足足相差七八倍之多，并且非常接近于0，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2006年后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实际上趋于零，也就是说，可以认为2006年后地市级主政官员的在位年数对城市经济增长不再起作用，或者作用非常微小可以忽略。但这并不能说明2006年后晋升锦标赛理论在解释官员的晋升动机和行为模式时就失效了，只能说随着评价和晋升规则的改变，这一时期的官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偏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重点关注GDP增长转向了更多元化的发展目标。

表5官员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和城市地域交互项回归

width=694,height=959,dpi=110
width=694,height=225,dpi=110
注：(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p<0.01,**：p<0.05,*：p<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

表5的(3)列为官员在位年数和城市所在地域交互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模式会因为城市所在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一点也同样在(4)列中的三项交互回归结果中得到了体现。对比(3)列中“在位年数”和“在位年数平方”的系数，发现和(1)列无交互的结果相近，因此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

表5的(4)列为官员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和城市地域三项交互回归的结果，由于包含城市地域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而在位年数和年份分组交互项的系数结果也和(2)列的结果相近，因此结论和在位年数与年份分组交互回归结果类似，2006年之前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而2006年后这一效应则变得相当微弱。

(三)稳健性检验
1.样本时期

以上分析虽然证实了2006年前后地市级主政官员发展经济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根据我们对样本的特征分析，这一结果仍然存在疑点。由于数据自身的特点，从2010年起官员的任职信息出现了被系统截断于2014年底的情况，那么这部分官员的任职信息不完整是否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我们使用地市级主政官员任期在2000年初至2009年底之间的样本分别按照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城市地域的三项交互和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城市级别的三项交互进行重复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将关键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与表5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结果十分相近，部分官员任职信息的不完整并没有导致主要结论产生偏差，因此我们使用全样本对官员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和城市地域进行交互项回归所得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6官员在位年数、年份分组和城市地域交互项回归(2010年之前开始任期)

width=694,height=956,dpi=110
width=695,height=390,dpi=110
注：(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p<0.01,**：p<0.05,*：p<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

2.城市固定效应

以上的回归分析虽然通过控制城市所在地域或者其所在省份排除了样本地理差异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但是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是城市级别样本，因此还是无法完全排除不同城市之间的固有差异对回归结果产生的不确定影响。为此，我们用城市固定效应替换原模型中的省份固定效应，并将前后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如表7所示，其中(1)～(3)列为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的结果，(4)～(6)列为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到，对于关键变量而言，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和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的结果十分接近，可以认为控制省份固定效应而不是城市固定效应并没有给研究结果带来很大偏差，而由于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所带来的自由度损失远大于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况，因此综合考量下我们还是选择信任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后所得到的结果。

表7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比较

width=695,height=451,dpi=110
注：(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p<0.01,**：p<0.05,*：p<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官员数据库”(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1.0)。

六、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官员数据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数据，研究地市级主政官员的任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有何种效应，借此研究地市级主政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并通过2006年前后的对比研究来考察2006年中央组织部印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对此产生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2006年前后我国地市级主政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2006年之前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效应呈现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与晋升锦标赛的理论预测一致，而2006年后这一行为模式被弱化，官员任期的长短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降低，这或许显示出《办法》颁布后，地方主政官员的发展目标变得更加多元化，对GDP增长指标的关注度明显下降。

第二，主政官员任期对城市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峰值发生在第四至五年，这和五年任期的规定正好相符，而超过一半的官员在三年之内会获得调任或者提拔，这有助于提升官员努力做好地方工作的积极性，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浪费，未能充分发挥主政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三，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地市级主政官员在位年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倒U型曲线影响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在进一步的交互项验证中这一差异则消失了。这表明与《办法》颁布对城市主政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行为的影响相比，地域差异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并不稳定，且作用较弱。

A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Official Tenure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ZENG Xiangquan1，LI Zhi1，WANG Hui2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2.Business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its the “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 to study how the terms of the prefectural and municipal officials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The effects present an obviou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in 2006 and before,and appear to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wards.The overall sample shows that the maximum positive effect of prefectural and municipal officials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appears in the fourth to fifth year,and early promotion or replacement of officials may not be abl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Official tenure;Economic growth;Promotion tourn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