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外国经济学说史》拓展资源（二）

欧阳老师

福师《外国经济学说史》拓展资源（二）
第二章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
一、重商主义对英国的影响
（一）、重商主义政策振兴了英国的民族工业 ,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腾飞提供了前提条件
　　英国是一个偏离欧洲大陆的岛国。在都铎王朝以前 ,英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 ,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附庸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羊毛和粮食的输出占有重要的地位。毛纺织业作为英国的支柱工业 ,虽然有所发展 ,但也远远落后于佛兰德尔、尼德兰、佛罗伦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重商主义者认为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比如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司塔福特认为 :从外国输入商品是有害的 ,从外国输入本国能够制造的商品则害处更大 ,他反对输出英国羊毛和输入外国羊毛制成品。重商主义者还认为 ,“货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因此 ,积累更多的货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追求。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要“使国家富强 ,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就是迅速发展工商业 ,为此 ,都铎王朝的历代君主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首先 ,都铎王朝扶植、鼓励发展呢绒制造业 ,以出口呢绒换取货币。都铎王朝的建立者亨利七世（１４８５—１５０９）三番五次通过国家法令 ,禁止羊毛特别是优质羊毛的出口 ,甚至还禁止半制成品的呢绒出口。亨利七世与尼德兰缔结了“大通商”条约 ,恢复了英国与尼德兰正常的贸易关系 ,将英国廉价的呢绒等工业品倾销至尼德兰 ,从而加速了尼德兰呢绒业的衰落 ,推动了英国呢绒业的大发展 ,促进了以伦敦———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对外贸易的加强与扩大。正是基于这一点 ,亨利七世赢得了“商人的国王”的称号。此后 ,其继任者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到１６世纪末 ,呢绒业已成为英国普及城乡的盛行的“全国性行业”。据统计 ,全国从事呢绒工业的人口达２００万 ,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到１７世纪上半叶 ,英国每年平均出口呢绒达２５万匹 ,呢绒出口已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９０ %。英国呢绒不仅销往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法兰西、尼德兰 ,而且远销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俄罗斯和亚洲、非洲等地区。
其次 ,大力发展海外商业 ,鼓励发展造船业。１５世纪以前 ,英国建造的船只很少有百吨以上的。亨利七世为了扩大远洋贸易 ,奖励船主建造大船 ,规定凡是建造出百吨以上的新船者 ,每吨奖给五先令的津贴。这一规定刺激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 ,到第五代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１５５８—１６０３） ,英国海军终于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为英国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纺织业、造船业等行业的带动下 ,各种金属制造、制革、制皂、染料等行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国内市场急剧扩大。海外贸易、殖民掠杀、走私等活动积累的财富一部分也转入工业 ,加强了工业资本。圈地运动又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抛向工业市场 ,所有这些都使英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并为１８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资本的、技术的、劳动力的前提。可以说 ,都铎王朝卓有成效的重商主义政策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
（二）、重商主义政策揭开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的序幕 ,推动了英国封建农奴制度的瓦解
　　从１５世纪的最后３０年开始 ,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 ,这是英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重大变革 ,随之而来的还有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的变革 ,这就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而这一切自始至终都与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密切相关。如果说圈地运动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的序幕 ,那么揭开这一序幕的便是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 :
　　第一 ,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引发圈地运动的主要原动力。如前所述 ,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毛纺织业的突飞猛进 ,因此 ,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 ,这就造成了羊毛价格节节上扬 ,养羊业则成为一本万利的事业。贵族和乡绅为了追求高额利润 ,便掀起了全国性的圈地养羊运动。许多被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被圈了起来 ,许多在封建掩护下的古老的公有地“敞地”被围了起来 ,变成了雇工放牧的草场。这是英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发端 ,也是英国封建农奴制瓦解的滥觞。
　　第二 ,重商主义政策加速了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寺院土地所有制是英国中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铎王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宗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积累财富 ,而掠夺教产就是其积累财富的一条重要途径。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亨利八世（１５０９—１５４７）曾于１５３６和１５３９年先后颁布了两道查封寺院的法令 ,封闭一切修道院 ,其全部财产包括土地在内均收归国有。这些被没收来的土地除一部分赏赐给宠臣以外 ,绝大部分被卖给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废除 ,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一环。
第三 ,重商主义政策也瓦解了封建贵族的领地所有制 ,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下 ,一方面是高度繁荣的商品货币的引诱 ,使得封建贵族不惜重金购买供享乐用的昂贵商品 ;另一方面是“价格革命”所造成的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 ,使得那些靠固定地租生活的封建贵族实际收入下降。他们入不敷出 ,债台高筑 ,陷于破产的境地。到１６世纪末 ,靠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分地而显赫一时的３８家贵族中 ,其直接继承人有２２家负债累累。一些贵族不得不采取先质押而后变卖土地的办法来还债。这样一来 ,贵族庄园的数量不断减少。　　据统计 ,在１５５９年底 ,英国共有庄园３３９０座。而到１６２０年底 ,就下降到２２２０座。占园４０座以上的大贵族也从３９家减少到１９家 ,这些都反映了封建贵族领地所有制的急剧没落。重商主义政策还使土地日趋商品化 ,土地自由买卖与转让具有广泛性 ,不仅王室不断地公开出售土地 ,而且土地还进了商品交易所 ,成为投机商倒买倒卖的商品。在土地制度的转变过程中 ,土地大都落到了新贵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手中。那些获得土地的新贵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 ,采用新的经营方式 ,生产新的原料作物 ,满足新的市场需求。他们与工商业资产阶级一道 ,推动着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英国农村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
（三）、重商主义政策促使英国建立起外向型经济模式 ,推动英国经济走向世界
　　重商主义者认为 :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 ,而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都铎王朝的统治者放眼世界 ,把目光从狭小的海岛移往遥远的海外 ,把本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范畴 ,以海外市场作导向 ,建立起外向型经济模式 ,积极推动本国经济走向世界 ,努力开拓世界市场。
　　英国对外开拓市场是全方位的。向西 ,它开拓了美洲市场。１４９７年 ,英王亨利七世向探险家约翰·卡波特颁发了远洋航行特许状 ,希望他能沿着西北方向寻找到一条去往东方的新航路。当卡波特意外地发现了纽芬兰等地后 ,亨利七世立即赐予厚赏 ,并授予他“海上将军”的称号。从此 ,英国努力开拓美洲市场 ,在纽芬兰岛建立了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渔业区。１５８４年 ,华尔脱·拉莱又在弗吉尼亚建立垦殖区。１５８８年英国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 ,通往美洲的新航路畅通无阻。１６０７年 ,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弗吉尼亚。然后 ,英国不断扩大殖民地的范围 ,逐步侵占北美辽阔的土地 ,把这里发展为英国的工业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向北 ,英国与俄罗斯建立商业贸易联系 ,并以此为基地开辟中亚市场。１５５３年 ,英国远征队向东北方向航行 ,与莫斯科公国正式建立了贸易联系 ,并为英国商人谋取了极为有利的贸易优惠权。第二年 ,经玛丽女王（１５５３—１５５８）批准 ,英国商人正式建立了“莫斯科公司” ,专门经营俄罗斯、中亚、波斯一带的贸易。１５７９年 ,英国商人又创办了“东方公司” ,专门经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贸易 ,迫使长期垄断该地区贸易的汉萨同盟分权让利。向南 ,英国与北非、西非国家发展商业往来。亨利八世的宠臣威廉·霍金斯在１５３０—１５３２年间曾三次在几内亚与巴西进行贸易。在１５５１年和１５５２年 ,温德姆率领英国船队先后到达摩洛哥的扎菲亚和加那利群岛的圣克鲁斯 ,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１５５３年 ,他又开始了从几内亚到贝宁之间的航行 ,打通了与北非的商业交往。伊丽莎白女王上台以后 ,英国在北非和西非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和扩大了。１５８５年 ,英国成立了“摩洛哥公司”。１５８８年 ,又成立了“几内亚公司”。这些地区垄断性的商业集团纷纷前往非洲 ,从事不平等的贸易掠夺 ,乃至贩运黑奴。向东 ,英国恢复了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 ,打通了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贸易。都铎王朝早期 ,英国曾与地中海地区有过贸易往来 ,后来因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而中断。１５７１年 ,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战胜了奥斯曼土耳其海军 ,为英国向地中海地区扩张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５８０年 ,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三世表示愿意与英国通商。于是 ,伊丽莎白女王于１５８１年正式向“利凡特公司”颁发贸易专利证书 ,允许该公司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 ,期限为７年。而且 ,女王本人也向该公司秘密投资４万英镑 ,占了该公司全部资产的一半。英国通过“利凡特公司”每年向奥斯曼土耳其出口价值约１５万英镑的呢绒。早在１６世纪８０年代 ,英国的殖民贸易触角开始伸向东方的印度。１６００年 ,伦敦商人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下成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 ,该公司享有对好望角以东的国家特别是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
　　到１７世纪 ,英国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 ,空前地突破了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状态 ,将英国经济纳入了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尽管他们是以强盗的身份 ,以暴力掠夺的方式进行贸易 ,但是他们所开辟的广阔市场以及所获得的大量廉价的原料和金银财富 ,为英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来自海外的金银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 ,变成资本 ,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飞速发展 ,使英国经济迅速壮大 ,成为世界首富。（引自网址：http://iask.sina.com.cn/b/13934610.htm）
二、新重商主义
新重商主义本来就是麦金农、克鲁格曼等人总结美国70年代以来的外贸保护主义政策发展起来的，因其所描述的政策很象15世纪的重商主义而得名。当然，他们之间有诸多不同。
首先，新重商主义沿袭了凯恩斯通论中的分析方法，认为贸易顺差和投资、消费等一样也会产生乘数效应。因此，政府为了实现内部利益极大，刻意制造顺差。这和重商主义单纯的积累黄金的目的是不同的。
再者，新重商主义的保护措施繁多且具有攻击性，甚至发展成一系列排他性的贸易保护集团。
具体讲，美国人在贸易保护中最喜欢玩的是反倾销诉讼，比如对待中国的纺织产品；此外还有所谓的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就是以环保之名行保护之实）。
用一句话颇经典的话概括美国新重商主义的特征：有自由贸易的理想，但国家利益的思维模式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新重商主义的代表国家是中国、韩国的理论依据。东亚国家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而采取的低汇率、高储备政策称之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它既不同于视黄金储备为经济目标，以此扩张军力，开拓贸易疆界的旧重商主义，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国内产业采取战略性保护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缓冲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式”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修正，也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以本国的福利损失为前提，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而不得不采取的次优选择，是对由发达国家制订的非对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行规则的回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正义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更是制度的演进过程，金融脆弱性问题将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因而也决定了这一政策应在较长时间内实行。这一政策适应于具有高储蓄传统，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
三、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历史上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马克思曾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被看作是 “重商主义的圣经”。他在谈到托马斯·孟这本改写后出版的著作时说：“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因而它代表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已经以最初的形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批判史 >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马克思接着指出，托马斯·孟的这本书，“在它出版后的一百年当中，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跨时代的著作，作为 ‘某种入门牌号’，那么这就是托马斯·孟的著作”。
四、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
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它起源于16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只局限于流通领域。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高关税率限制商品进口，防止金银外流，保护本国对外贸易，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工业，扩大商品出口，限制商品进口，通过贸易顺差换回大量金银货币。重商主义者在提出和阐述各自的税收政策措施时，广泛涉及国家税收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重商主义者对间接税和直接税的选择，曾发生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尽管这些思想、观点和方法还比较零乱，不成体系，有的还较为肤浅，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闪光的思想。对后来资本主义古典学派税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一定影响。重商主义学派的税收思想主要是在阐述国家保护商业资本的政策和措施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一种零乱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根据增加一国货币所采取的政策方式，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托马斯·孟的税收思想、托马斯·霍布斯的税收思想、洛克的税收思想、斯图亚特的税收思想，法国的柯尔贝尔的税收思想和德国的尤斯第的税收思想、宋能菲尔斯的税收思想等。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与保护关税理论、税收利益交换说、主体税理论及税收负担理论。
五、重商主义的主要税收理论
（一）、国家干预经济与保护关税理论
重商主义者基于其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基本经济理论，认为商品的国内流通不会增加货币的数量，而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使国家财富增加，使国家富裕。" 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应当遵守下列原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货物的总值，必须大于我们所消费的他们的货物的总值。" 为此，国家应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政府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政府采用相应的保护关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托马斯·孟认为，应充分发挥对进口货物的保护关税的作用。一方面，在扩大本国生产、努力做到自给自足的同时，必须消除阻碍出口贸易的措施，对本国出口货物减低甚至免征关税；另一方面，对外国进口的货物课以重税。法国财政大臣、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柯尔贝尔也积极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和奖出限人的政策，认为政府应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对迸口商品经过本国加工后重新出口的，在退还已缴进口税的同时，还可给予奖励；而对于外国进口的用于消费的成品，应实行高额税率。
（二）、税收利益交换说
从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出发，重商主义研究了政府向人民征税的原因，认为政府征税与人民纳税是一种政治契约行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利益交换关系。霍布斯指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分享这一和平的福利部门，必须以货币或劳动之一的形式，为公共福利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认为，政府征税应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就是使得各纳税人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利益成比例。由于政府提供的利益并非十分公平地落在每一公民身上，即一些人受益多，一些人受益少，因而他们纳税应是有区别的。如何衡量纳税人受益与其承担税收的比例，霍布斯提出可以按以下两个标准中的一个，一是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数量；二是纳税人消费的数额。
洛克发展了霍布斯关于税收利益交换说的思想，认为税收是政府为人民提供利益而获得的报偿；人民纳税，是因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利益的一种代价。在税收利益交换说的基础上，洛克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征税和人民纳税之间的利益平等性，认为政府征税是为了维持需要，但这种征收应建立在对个人财产平等利益的基础上。他指出："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但是这仍需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借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须取得人民的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
（三）、主体税理论
一个国家应以什么为主体税，重商主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针对西欧各国实行的以人头税、财产税、土地税等古老的直接税为主的体系存在的弊端，重商主义学者认为应加以改革，应实行以关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方面的论述，以托马斯·霍布斯和宋能菲尔斯为典型代表。
　　为反对封建势力的特权，霍布斯极力主张以国内消费税代替人头税和财产税。他认为，封建国家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是一种落后的税收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如它赋予了贵族、僧侣免税的特权，不公平，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等。实行消费税可以避免财产税的弊端，首先，可以保证税收征收的公平，因为消费税可以公平地课于消费品，人人要消费，人人要承担税收，封建特权受到限制；其次，消费越多的人，承担越多的税收，可以抑制浪费；再次，由于消费税是附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宋能菲尔斯也从国内收入的稳定的角度，主张在德国实行消费税，他认为实行消费税不论对政府还是对纳税人都有利。为了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依据，他列举了消费税的主要优点：
　　一是符合税收公正。
　　消费税对劳动者不会因为多劳动而付税，货币持有者虽不劳动也要承担税收，从而消除了免税特权。
　　二是征收普遍。
　　每个人都要消费，而消费就要负担税收;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不自觉地就承担了税收，不会感觉税负的沉重。
　　三是消费税。
　　对商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税负可以随价格的提高而转移出去。
　　（四）、税收负担理论
　　重商主义对税收负担问题也进行了论述。
　　托马斯·孟认为，税收负担是可以变化的。他指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税收都由贫苦人民负担是不对的。一方面，封建主和富裕阶层要消费商品，他们也承担了消费税；对劳动者而言，收入会随消费品的价格上升而上涨，从长时期看，对人们收入征收的赋税将转移给雇主，再由雇主转移给富裕消费者。
　　洛克认为，不论是消费税或是其他税，税收负担最终总是由土地所有者来承担，因为如果由商人承担，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如果由劳动者负担，他们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如果由耕地农场主负担，他们就会破产。"不论捐税是如何安排的，也不论它是直接从什么人手里拿出来的，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国家内，它的大部分终于会落在土地上面。""在一个以土地为大宗资财的国家内，希望把政府的费用放在其他事物上是徒劳无益的，费用最后总是要落在土地上面。无论怎么样，商人也不会承担这个负担，而劳动者不能承担这个负担，所以只好由土地所有者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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