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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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 5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
赵云辉 赵传莉 陶克涛
(内蒙古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 随着中国 “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增长，国际化经验作为一种相对稀缺资源，关涉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现有研究主要从一般性国际经验角度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忽略了国际经验的多维性(二元经验)。本文整合制度动态观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基于2011年至2018年中国对5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这些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投资风险指数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说明相似的制度能够使中国企业更熟悉东道国市场的交易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呈现出“风险规避”的特征。但考虑制度差异和二元经验对中国OFDI的共同影响时，作用机制相对复杂。经验多样性可提高企业再次进入意愿，并削弱制度差异的负向影响，而经验强度却抑制经验多样性对制度差异的调节效应。鉴于此，在对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建议中国企业不断积累与巩固在东道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从处理投资风险经验多样性中扩充经验广度，同时注意特定风险强度对经验广度的弱化作用。研究结论扩展和丰富了制度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制度差异； 二元经验； 经验强度； 经验多样性；OFDI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中国 “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呈现急速增长的趋势，从2002年87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 582.88亿美元。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对55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增投资增长迅猛，仅2018年1月至8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额就达到9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对外投资国存量居全球第二。然而，如此庞大的资金在全球市场运作，其蕴含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例如，苏丹南部独立事件导致中国在该国投建的石油产业链被割裂为两部分，2017年尼泊尔取消价值25亿美元的水电站项目致使中国葛洲坝集团蒙受巨额损失。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选择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成败及投资资金运作质量的重要决策，事关“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实现。
从理论上讲，“中国企业选择哪些国家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直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制度视角和组织学习视角通常作为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视角。制度指的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它决定着母国在东道国投资的合法性和资源整合程度，制度环境差异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近年来，众多学者指出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1]，形成了“制度促进论”[2-5]、“制度阻碍论”[6-8]和“制度无关论”[9-10]三种不同的解释。虽然众多研究者基本认同制度环境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对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解释分歧较大。大多数研究假设的隐含条件是制度是静态的，企业是同质的，忽略了制度的动态性和企业的异质性[11]。
外资进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公司先验经验的共同影响[12]。企业国际化经验是跨国企业(MNEs)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的重要来源[13]。企业国际化经验关乎其能否在东道国顺利经营，制度差异对具有不同国际经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否相同？企业对外投资研究的另外一种视角是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制度动态演变的过程，降低环境认知的复杂性[14]。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因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而造成的投资阻碍，指导企业快速熟悉新的东道国环境，使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15]，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节约熟悉市场的投入成本[16]。虽然现有研究明确了国际经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将经验看作是一般性的，具有单一维度的[17]，忽略了经验的多样性和强度的二元特征。当经验多样性与经验强度并存时，制度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怎样的关系呢？
本文采用商务部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公布的国家风险指标数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简称为IEF综合指数)数据，编制了2011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计量模型。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制度动态观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对外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作用机理的解释框架。以二元经验作为边界条件，验证了制度差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否因经验多样性和经验强度的不同而不同，研究结论扩展了制度差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机制的认识。企业不但可以在东道国多样化投资风险中不断学习，而且可以从应对某一单一投资风险时积累经验，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二元经验之间并非具有简单的作用关系，而是因经验多样性与经验强度并存而呈现为复杂的作用机制。本文探究跨国企业的二元经验(处理东道国投资风险经验的多样性和处理东道国投资风险经验的强度)、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旨在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投资提供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导。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能否适应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决定其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环境差异会产生外来者劣势，环境差异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承受着额外成本。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也要不断回应东道国制度压力，获得东道国政府的认可与接受。制度指的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18]。这些约束包括正式的宪法、法律或成文规定，诸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规定，如文化。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影响企业在东道国的进入壁垒、政治政策风险、文化认同和信任，从而增加了信息搜索成本、沟通和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
政治制度差异可能导致母国和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府监管机构及法律制度的不同，这些规则的不同及对规则的不同解释会产生大量的沟通和协调成本。政治制度差异使企业花费大量的时间熟悉东道国政府监管条例、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等，这些可能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如果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相似，企业就更易于适应彼此熟悉的交易规则[19]，那么来自于国外的企业会在熟悉本地市场规则、搜索本地市场与人际关系信息、确保合约履行等方面花费较少时间与精力，减少额外成本，增加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起到对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从法律层面来看，相似的法律制度更容易让外来企业熟悉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从而降低法律纠纷风险，提高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来看，母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差异越大，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越高，投资难度也越大。
母国与东道国经济制度越相似，投资企业就越容易有效地衡量经商的难易程度和需要的流程，越能使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经济成本减少[20]。从制度的动态观角度看，经济制度差异是正式的制度框架、监管障碍与契约、经济交流和市场参与的基础结构变迁所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差异。由东道国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制度发展不协调而产生的制度冲突和变迁阻力决定了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大小和进入壁垒高低。制度变迁速度快，经济制度不协调程度高，内部冲突和变迁阻力大，则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力减弱。
国家间文化差异不仅导致正式制度的差异，而且也塑造国民在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可能表现出双方缺乏共同的准则或价值观[21]，从而削弱了有效的沟通[22]、信任[23-24]和知识共享[25-27]，破坏合作伙伴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理解，使合作双方产生误解、冲突和不信任，导致对外投资风险上升[28]和交易成本增加。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 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
(二)二元经验、制度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解释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观点，其原因：一是引入了静态的[29]、离散的[30]制度差异变量；二是忽略了二元经验对制度差异引发风险的概率与强度的作用[31-32]。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会造成交易成本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投资[33-34]。因此，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会给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带来风险和挑战，但企业在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也会积累丰富的经验，即经验强度(经验深度)和经验多样性(经验广度)。经验强度是企业在某类风险投资环境下投资所积累的经验，此类环境的风险越高，企业在此类环境中投资获取的经验强度越高。相对地，经验多样性是企业在多样化风险环境下投资所积累的经验，投资的风险环境越多样化，企业投资越能获取多样化的经验。
1.经验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多样化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广泛的学习机会，环境越多样，学习机会也越广泛。从多样化环境中习得的多样化经验有利于企业整合源于不同制度环境的经验知识，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新思路和独特措施[35]。经验多样性有助于企业调整其组织结构和惯例来快速适应新的、不同的市场规则[36]，进而使企业在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成为可能。同时，多样化经验丰富的跨国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东道国市场认知、规范和监管领域的复杂性[37]，更好地了解东道国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冲突和摩擦，拥有更多的解决措施和渠道应对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风险。企业基于处理政策风险的丰富经验而发展起来的政治能力，可以使企业获得国际多样化的优势[38]，减少东道国的制度差异风险[39]。总之，本研究认为中国OFDI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制度差异和投资经验多样性的共同影响。企业处理国际投资风险的经验越丰富，企业在制度差异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组合越丰富，越有可能降低投资风险。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 经验多样性在制度差异与中国OFDI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经验多样性越强，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越弱。
2.经验强度与经验多样性交互的调节作用
企业既可从东道国多样化环境中获取、提炼丰富的知识，也可从某一单一风险类型中加深知识。跨国公司通过频繁处理和应对东道国制度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摩擦，增强了其国际化经验的强度，经验强度具有锚定效应。当国际投资风险高(投资环境风险敞口高于经验强度预期的可控风险)时，对外投资企业会因强烈感知到制度差异带来的潜在危害而削弱其运用多样化经验的推断力，影响其对既往多样化经验教训价值的正确判断和应用。特别是在企业认为这些多样化经验不可靠和不适用的情况下，投资者因制度差异风险厌恶偏好而很可能使企业丧失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因此，在高国际投资风险条件下，经验强度的锚定效应影响企业的风险认知，产生认知偏见，抑制企业习得多样性经验。然而，在国际投资风险低(投资环境风险敞口小于经验强度预期的可控风险)时，经验强度促进企业学习进而积累多样化经验，企业通过积累多样化经验不断建构应对东道国制度差异所形成的认知框架，灵活应对复杂和动态的国际环境，从海外研发中快速获取国外技术资源和学习机会，促进企业创新，这将有利于企业海外商业经营活动的开展。因此，本文认为处理东道国制度风险时的经验多样性会随着经验强度的增加而降低。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 经验强度与经验多样性交互作用对制度差异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即当经验强度在较高水平时，经验多样性会抑制中国在制度差异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共有65个国家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本文以国家商务部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65个参与国进行数据筛查，剔除中国在2011年至2018年未进行投资及投资数据不完备的国家，最后确定50个“一带一路”国家作为研究样本(见表1)。由于“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另将20个发达国家，即非“一带一路”国家纳入研究样本(见表1)。共计560个面板数据。
表1 “一带一路”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国家(发达国家)样本

(二)测量工具
如何估算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动态制度差异，是本文开展实证检验的重要前提。传统文献多采用静态制度差异测度，但静态测量无法反映出一国制度各维度之间的动态变化。这些代理变量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讲，制度具有动态性[40]和多维性[41]特征。制度改革的范围和速度对于理解制度动态观点至关重要。各个国家制度改革的进展程度有所不同[42]。制度变革不同维度之间不只是相互支持的关系，应该是多维、动态且相互联系的关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互协同发展演变中以相近的速度同步前进[14，43]。在推进制度变革中，国家与相应制度的强制力是保障产权、法律、公共服务、契约签订和交易自由的重要手段。例如，在防止盗窃和欺诈、私人各方契约的签订等方面这种保障上的强制力就是很好的体现。推动制度变革的良序运转，同样需要其他公共服务的配套支持，比如需要公路和运输网，以便货物的运输；需要公共基础设施，以便经济活动可以正常进行；另外也需要其他一些禁止欺诈和不法行为的基本规范。第二，从市场化进程上讲，市场化制度改革的目的是重组和改变制度环境，以实现市场优化运作。Shi等(2017)[14]从企业关系、民营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展、要素市场发展、法律制度与法律服务中介五个维度的协同发展中提出新兴经济体在推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如果五维度之间的协同发展失衡，就会出现内部摩擦和冲突，使制度脆弱化[44]。
1.被解释变量
为研究解释变量对OFDI的影响，本文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数据中用后一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前一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差作为当年的OFDI流量，以当年O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OFDI流量有负值，为减少负值数据产生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依据Busse和Hefeker(2007)[45]的计算方法，对OFDI流量做如下变换：
2.解释变量
制度差异为国家级变量，本文借鉴Shi 等(2017)[14]省级制度质量的测量方法、Bae和Salomon(2010)[46]釆用从文化、经济与政治三个维度构建的制度距离指数以及黎绍凯等(2018)[48]对制度距离的测量方法，对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差异进行测量。本文的制度差异指的是各个国家之间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差异的均值。
文化差异：本文从权力距离(PID)，个人、集体主义(IDV)，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女性化(MAS)四个方面测量各个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经济制度差异：使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的产权、腐败、财税、政府支出、商业、劳动、货币、贸易、投资、金融十项指标对各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测量。
政治制度差异：本文依据199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民主自由权利指数、腐败监管指数、政府效能指数、政府稳定指数、监管治理指数以及法律制度指数六个指标测度各国的政治制度。
首先计算样本中各国分项指标的“变化速度”，以经济制度为例。
ΔReformSub-indexjrt=|(ReformSub-indexjrt)-(ReformSub-indexjrt-1)|
(1)
其中，ΔReformSub-indexjrt是Sub-indexjrt在不同的东道国国家(r)和不同的分项指标(j)中从t-1年到t年的变化值。
然后计算每一个子指标的变化与十个维度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2)
应用熵值公式来求得十个分指标不同的变化速度。
动态制度环境公式如下

(3)
其中，Maxt为各国当年熵值中的最大值，得分越高的国家，其制度环境越差。
最终经济制度差异公式为
EIDj=(EIEj-EIEu)2/V
(4)
其中，EIDj表示中国与j国总的经济制度差异，EIEj代表第j国经济制度的得分，EIEu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得分，V是所有样本国经济制度得分的方差。同理可计算出文化差异(CID)和政治制度差异(PID)。
3.调节变量
二元经验(DE)包括经验多样性和经验强度。经验多样性是企业学习知识的宝贵来源，是指企业应对多样化投资风险时所积累的经验，而经验强度是指企业应对某类投资风险时积累的经验[47]。根据Jiménez等(2017)[47]的定义，经验强度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经验的集中趋势(均值)，多样化经验体现的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经验的离散程度(方差)。企业在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东道国制度风险。为研究中国处理国际投资风险的二元经验对中国OFDI流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公布的国家风险指标数据，并按照Jiménez等(2017)[47]企业处理政治风险的经验测量指标和黎绍凯等(2018)[48]的计算方法，用前三年OFDI流量除以各年度投资风险商的方差表示中国处理东道国投资风险的经验多样性，用前三年OFDI流量除以各年度投资风险商的均值表示中国处理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强度。
4.控制变量
除上述关键变量，在模型中引入如下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控制变量：东道国的资源禀赋(RES)。参照杨娇辉等(2016)[8]，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以燃料出口与矿石金属出口的总金额来衡量，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TEC)。参照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49]，通过各国的技术指数(Technology Readiness)测量，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东道国的基础设施(INFRA)。本文通过东道国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质量进行测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市场规模(GDP)。通过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劳务资源禀赋(LB)。本文选取劳动力市场效率(Efficiency of Labor Market)衡量劳动力市场的雇员与雇主匹配情况，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
(三)估计模型设定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本文假设，设定如下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计量模型
OFDIit=β0+β1INFRAit+β2TECit+β3RESit+β4GDPit+β5LBit+β6IDit+β7IDit*EDit+β8IDit*EDit*EIit+Vi+εit
其中，OFDIit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对东道国进行OFDI的投资流量；IDit表示制度差异；EDit与EIit分别表示投资风险经验多样性和经验强度；INFRAit是指当年东道国基础设施指数；TECit表示东道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RESit为东道国燃料出口与矿石金属出口的总金额；GDPit表示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LBit表示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效率；β0-β7是待估计参数；V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结果分析
(一)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1. 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1)相关系数分析。由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东道国基础设施(INFRA)与东道国科学技术水平(TEC)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630。
表2 变量间相关系数

表3 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2)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文中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的最大VIF值是2.12，小于10。依据相关系数与VIF的结果，可推断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表4中的列(1)、列(2)报告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制度差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β=-0.63，P<0.05)(β=-0.47，P<0.05)，这意味着制度差异是抑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因素，该结论与以往OFDI的“制度相似性”减少投资风险的研究结论一致，H1得到支持。为了考察不同市场化水平下制度差异、经验多样性与中国对外投资之间的关联性，本文以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均值划分“一带一路”国家的高/低市场化水平，表4列(3)-(6)汇报了不同制度差异下的分组回归结果。表4列(7)、列(8)汇报了非“一带一路”国家(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不难看出，经验多样性与中国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制度差异的交互作用对中国OFDI产生正向影响(β=0.37，P<0.01)，而且制度差异与经验多样性的交互项系数明显大于全样本的回归系数(β=0.22，P<0.05)。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具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换言之，伴随着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验多样性这一传导渠道趋于弱化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H2得证。同时也说明在低经验多样性水平下，中国OFDI对制度差异带来的风险具有强烈的回应，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减少投资或缩小经营范围来应对制度差异风险。在“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化水平较高组中，制度差异与经验多样性的交互项为正(β=0.11，P<0.1)。但在“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化水平较低组中，制度差异与经验多样性的交互项不显著，而且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Wald统计量也进一步表明在5%的统计水平下，不同市场化水平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差异显著。鉴于此，当被投资国家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经验多样性会显著弱化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而这一结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并不成立。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注：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代表t值；*、**、***分别表示10% 、5% 和1% 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一带一路”市场化水平较低组中，制度差异的系数不显著(β=-0.08，P>0. 1)，说明中国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制度差异不敏感。主要原因有:一方面，“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了“一带一路”国家很多的相关优惠和减免政策支持。譬如，中国各部委颁布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支持，以帮助这类企业降低在东道国面临的制度风险。中国企业作为国际投资市场新进入者，虽然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企业，其在管理、技术经验以及相关资源上仍处于劣势地位，为避免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中国企业通常会选择发达国家较少参与的高风险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以获得投资发展空间。这是因为竞争优势是相对的，与这些制度差异所造成的高风险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制度风险高的国家通常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可以“屏蔽”制度风险，从而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意愿增强。
表5 经验强度的调节作用

表5列(1)-(4)汇报了经验强度的分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和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验多样性、经验强度与制度差异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在处理东道国投资风险经验的强度与经验多样性的共同作用对制度差异产生负向调节的作用，换言之，伴随着经验强度的提高，经验多样性这一传导渠道趋于强化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假设H3得证。这是因为处理投资风险平均水平较高的跨国公司更有可能降低管理者注意力和学习能力，致使其遭受制度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多，这增加了对外投资企业在制度差异国家的风险厌恶。从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验多样性、经验强度与制度差异的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负向显著，这说明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受制于处理东道国投资风险经验的强度的水平，例如某些发达国家的反华情绪的持续。但在“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化水平较低组中三者交互作用不显著，“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化水平较高组中三者交互作用也不显著。由全样本和发达国家的结果可见，当经验强度较高时，经验多样性会显著强化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而这一结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成立。
表6 内生性检验

注：AR和Hansen检验括号内数值为prob>z的值。
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变量间由于内生性的存在，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差与不一致。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视为当期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动态模型估计。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自身具有惯性，极有可能出现滞后效应，因此采用动态模型的滞后项解决内生性问题。例如，二元经验用中国处理东道国风险的丰富性和强度来测量，中国企业投资经验的积累也可能受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可能和二元经验之间产生反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被解释变量是内生变量。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50]。那么制度环境也会遇到以上路径依赖问题，故将制度差异视为内生变量，以制度差异的一阶与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一般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因此，本文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51]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tem GMM)，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来消除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系统GMM估计方法需要通过对差分方程随机扰动项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Hansen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比Sargan检验更加适用于异方差情况)。从表6的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系统GMM的估计是有效的(拒绝原假设)，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7 核心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制度差异用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的分指标变量进行替代，通过各国分项指标的“变化速度”，计算出各国三个分指标的动态化制度环境，并进行了类似的回归，核心变量系数的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且具备较好的统计显著性，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见表7)。从总体上看，稳健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文化差异增加企业投资风险。相似的文化有助于中国与被投资国就投资或发展问题达成共识；第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阻碍作用，中国OFDI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角度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制度差异对企业的生存构成威胁。相似的经济制度能使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时以充足的准备应对诸如通货膨胀、政府债务等带来的风险；第三，政治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阻碍作用，中国与被投资国家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严明和腐败控制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
经验多样性的调节作用符合理论预期。对外投资学习是一种体验式学习。投资者以往的投资经验、管理经验和行业经验可以促进投资知识的形成与积累，改变投资者的思想和行为，极大地影响投资者分析和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当跨国企业在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投资时，经验可以通过在经营过程中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不断累积，减少风险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延长企业的经营周期。因此，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正式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政治制度差异)，经验的多样性都有助于投资者通过模仿或创造性学习来提高投资成功的可能性。
经验强度、经验多样性与制度差异的交互作用也符合理论预期。中国对外投资国家制度环境参差不齐，而制度环境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泰国、阿联酋等国家。有少部分的贫穷国家，如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也有少部分冲突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家。从制度环境角度来说，众多“一带一路”国家除经济增长疲软的共同特征外，还处在投资疲软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制度环境有待改善。现有研究表明，经验是组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26]，是跨国企业(MNES)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的重要来源。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较完善的制度环境进行的。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经验对对外直接投资则不具有明显的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8年5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对制度差异、二元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从全样本上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说明相似的制度能够使企业更熟悉东道国市场的交易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呈现出“风险规避”的特征。制度差异越小，企业越能获取东道国合法性，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风险；二元经验中的多样性经验使对外投资企业能够灵活处理东道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更好地了解东道国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冲突和摩擦，减少企业外来者劣势，增加东道国吸引力，并削弱制度差异对进入决策的负向影响。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经验多样性与经验强度并存，经验强度与经验多样性交互作用对制度差异与中国OFDI之间产生负向调节，即当经验强度在较高水平时，经验多样性会抑制中国在制度差异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分组样本上看，在“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的样本中，制度差异、二元经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非“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经验多样性对制度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全样本和“一带一路”国家样本，同时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经验多样性对制度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抑制作用明显，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样本中，经验多样性对制度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这进一步说明制度差异、经验多样性对中国企业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制度差异、二元经验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制度体系不完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众多发展中国家因国内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及环境相对封闭而无法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面临着自然灾害、贫穷、食物和饮用水匮乏、环境污染、人才流失等问题。这些危机要求我们直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这些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诠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展高度开放的高质量经济是必然之举，而对外直接投资是重中之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历史短，经验不够丰富，正确地选择投资东道国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中国企业可以先选择制度差异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发挥母国市场形成的竞争优势，积累和巩固在东道国的国家竞争优势，降低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潜在投资风险，同时在东道国制度变迁中积累多样化经验。这些多样化经验既是中国企业知识创造和能力发挥之源，也是其驾驭制度差异化环境投资风险之基石。在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经验基础上，中国企业可以积极尝试在低制度治理水平国家开展跨国业务，进一步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化经验，降低在制度差异较大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应循序渐进，充分发挥二元经验中多样化经验在弱化制度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作用，同时应注意经验强度对经验多样性产生的消极作用。
参考文献
[1]DAUDE C，STEIN E.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conomics & Politics,2010,19(3):317-344.
[2]LOTT J R.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 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51-155.
[3]冀相豹.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J]. 世界经济研究，2014(1):73-80.
[4]刘凯,张文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偏好吗？——基于投资动机异质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18(7):59-76.
[5]BLONIGEN B A.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2005,33(4):383-403.
[6]RAMASAMY B，YEUNG M，LAFORET 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17-25.
[7]蒋冠宏，蒋殿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J].管理世界，2012(11):45-56.
[8]杨娇辉,王伟,谭娜.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 世界经济,2016(11):3-27.
[9]CHEUNG Y W,HAAN J D,QIAN X W. The missing link：China’s contracted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Africa[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4，18(3):564-580.
[10]李猛，于津平.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11(6)：63-67.
[11]薛求知，帅佳旖. 制度距离、经验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 中国流通经济,2019(8)：80-91.
[12]XIA J, BOAL K, DELIOS A. When experience meets nat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foreign entry attempts of U.S. firm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reg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12):1286-1309.
[13]ZOLLO M，WINTER S G.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3(3)：339-351.
[14]SHI W L，SUN S L，YAN D Y，et al. Institutional fragility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7,48(4)：452-476.
[15]郑莹，阎大颖，任兵.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2)：47-56.
[16]薛求知，帅佳旖. 制度距离、经验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 中国流通经济,2019(8)：80-90.
[17]CLARKE J E, TAMASCHKE R, LIESCH P W.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a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key the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3,15(3)：265-279.
[18]NORTH D C.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S. 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9]CUERVO C A. Better the devil you don’t know:types of corruption and FDI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1)：12-27.
[20]DJANKOV S，FREUND C. New borders:evidence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Weltwirtsch Arch,2002,138(3):493-508.
[21]RAO A，SCHMIDT S M.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on 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alli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29(4)：665-694.
[22]PARK S H,UNGSON G R.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on joint venture dissolu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40(2)：279-307.
[23]AULAKH P S,KOTABE M,SAHAY A. Trust and performance in cross-border marketing partnerships:a behavioral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6,27(5)：1005-1032.
[24]DONEY P M,CANNON J P,MULLEN M R.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us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3)：601-620.
[25]PARKHE A. Interfirm diversit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longevity in global strategic allian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22(4)：579-601.
[26]MOHR J, SPEKMAN R. 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success:partnership attributes,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echniqu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15(2):135-152.
[27]LYLES M A,SALK J E. Knowledge acquisition from foreign parent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the Hungarian contex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6，27(5):877-903.
[28]SIRMON D G, LANE P J. A model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allianc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4,35(4)：306-319.
[29]AOKI M,OAKI M A,GREIF A,et al.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M]. [S. l.]:MIT Press,2001.
[30] KIM H,Kim H,HOSKISSON R E. Does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make business-group-affiliated multinationals perform?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41(7)：1141-1160.
[31]CHITTOOR R,SARKAR M B,RAY S,et al. Third-world copycats to emerging multinationals: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di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9,20(1):187-205.
[32]FAI F M,MORGAN E J.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change：assessing interrelationships at Naudéthe industry level[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7,47(5):767-785.
[33]CABALLERO R J. On the sign of investment-uncertainty relationship[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1):279-288.
[34]BLOOM N.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shocks[J]. Econometrica,2009,77(3):623-685.
[35]ZHOU N,GUILLEN M F. From home country to home base：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36(6):907-917.
[36]JIMENEZ A, LUIS-RICO I,BENITO-OSORIO 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risk on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gulated companies：insights from a Spanish sample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4,49(3):301-311.
[37]OGASARARA M H，HOSHINO Y. Implications of firm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sequential FDI on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Brazil[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 Accounting,2009,33(1):37-58.
[38]HITT M A，TIHANYI L，MILLER T，et al.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antecedents，outcomes and moderat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32(6):831-867.
[39]BOEHE D M. Strategic hedging:evidence from Brazilian exporter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4,49(3):290-300.
[40]BANALIEVA E R，EDDLESTON K A，ZELLWEGER T M. When do family firms have an advantage in transitioning economies? Toward a dynamic institution-based view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36(9):1358-1377
[41]SUN S L,SHI W,CHEN V Z.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innovation:market reform synchronization and firm network promine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2013(1):14664-14664.
[42]MCCRATHY I P,LAWRENCE T B,WIXTED B，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veloc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4):604-626.
[43]HALL P A,GINGERICH D W.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an empirical analysis[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39(3):449-482.
[44]CASSIDY J. Can new leadership reignite the “Indian Miracle”? [J]. Fortune,2014,169(9):56.
[45]BUSSE M,HEFEKER C. Political risk，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7,23(2):397-415.
[46] BAE J H，SALOMON R M.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J].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0,23:327-349.
[47]JIMÉNEZ A,BENITO-OSORIO D,PUCK J,et al. The multi-faceted role of experience dealing with policy risk:the impact of intensity and diversity of experienc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7,27(1):102-112.
[48]黎绍凯，张广来，张杨勋. 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J].商业研究,2018(12):39-48.
[49]吴先明，黄春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6(1):99-113.
[50]韩超.制度影响、规制竞争与中国启示——兼析规制失效的形成动因[J].经济学动态,2014(4):66-76.
[51]BLUNDELL R,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143.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Du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OFDI: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Fifty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 and Twenty Developed Countries
ZHAO Yun-hui, ZHAO Chuan-li, TAO Ke-tao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going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scale of China’s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keeps growing. As a relatively scarce resourc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impact of OF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gno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dual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China’s OFDI,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risk index from 2011 to 2018 for 50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and 20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ynamic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between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dual experience and OFDI.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general,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icating that similar systems can make Chinese enterprises more familiar with the trading rules of the host country market,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aversion”.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experience on China’s OFDI, the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complex. Experience diversity can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o re-enter and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while experience intensity can inhibit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xperience diversity on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In view of this, when investing in countries with large differences from China’s system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continuously accumulate and consolidate their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host country, expand the breadth of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the diversity of investment risk experience,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specific risk intensity on the breadth of experience. The conclusion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China’s OFDI, 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view of emerging economies.
Key words：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dual experience; experience intensity; experience diversity; O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