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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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价值

[摘要] 近年来，“人类世”的提出引发了西方生态哲学理论的后自然倾向，它强调要打破现代性以来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解构环境主义的自然观念并构建一套应对人类世时代生态危机的实践模式。但这一后自然倾向具有内在的理论局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克服后自然倾向内在缺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构建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核心资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发展论和实践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工程的思路和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论。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相互联系并构成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命共同体；人类世；生态哲学
近年来，随着“人类世”的提出，西方思想界出现了对现代主义和传统环境主义进行理论批评的后自然倾向。本文认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追求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人类世时代西方生态哲学理论，具有深远和重大的理论意义。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引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系统和全面的科学指南。
一、人类世时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后自然倾向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哲学在环境主义运动兴起和多元理论的不断争论中发展和丰富。环境主义认为工业文明的道德伦理框架和发展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然而，传统的环境主义由于其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主张限制发展来保护生态等一系列观点而遭到许多责难。近年来，伴随着“人类世”概念的提出，西方的生态哲学出现了后自然的理论倾向，并试图构建一套新的实践体系来超越现代主义和传统环境主义的理论路径。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荷兰大气化学家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美国生物学家斯托莫（Eugene Stoermer）指出，我们应该用“人类世”（Anthropocene）来命名当前地球所处的地质时代。他们首次将人（anthropo）的维度引入地球地质年代划分的单元中。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地表和大气的自然进程的影响愈加深远，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用“人类世”这个术语来强调人类在地质学和生态学方面的中心作用。①Paul J.Crutzen，and Eugene F.Stoermer.“The Anthropocene”.Global Change Newsletter，2000（41）：17-18. “人类世”意味着人类的力量成为地球进程的主导力量，并且和自然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人类和地球的未来。②Jan Zalasiewicz，Mark Williams，Will Steffen，and Paul Crutzen.“The New World of the Anthropocene”.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gy，2010，44（7）：2228-2231.
实际上，历史上许多科学先驱早已意识到人类对地球日益深远的影响。例如，意大利地质学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在1873年就提到“人类的时代” （Anthropozoic era）；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用“智慧圈”（noösphere）来说明人类智慧和技术对自然世界的影响。克鲁岑在提出“人类世”时也谈到了这些思想对其理论的影响。③Paul J.Crutzen：“Geology of Mankind”.Nature，2002，415：23.但是，“人类世”与之前的概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不同：其一，“人类世”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复杂性科学和地球系统科学成熟发展的结果。地球系统科学强调将地球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并研究该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运作机制。因此，与早期的“人类的时代”所表达的意义不同，人类世描述的不仅仅是人类活动对地球表面的影响程度，而是强调人类对自然进程这个复杂系统整体的深刻影响。④Clive Hamilton，and Jacques Grinevald.“Was the Anthropocene Anticipated?”The Anthropocene Review，2015，2 （1）：59- 72.⑤ Jeremy Baskin.“Paradigm Dressed as Epoch：The Ideology of the Anthropocene”.Environmental Values，2015，24（1）：9- 29.其二，以克鲁岑为代表的科学家对人类世的定义不仅是关于人类力量的中心作用的描述，而且还包含具有特定规范性意义的解读。⑤他们认为，人类世时代的特征在于，人类与自然不再是相互对抗的两股力量，自然不再是外在于人类世界的存在，而且人类将定义地球世界的未来走向。克鲁岑指出，如何生活在一个高度人类化的地球世界，是当下应该深刻反思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以往征服、消耗自然或远离自然的观念，建立一种与地球共同发展的文化。他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引导社会对地球进行管理，并以开放的态度探索一系列未知的领域，例如，全球性的地球工程学项目等旨在优化生态环境的科研工作。⑥Paul J.Crutzen，and Christian Schwägerl.“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Toward a New Global Ethos”.Yale Environment 360，2011，https：//e360.yale.edu/features/living_in_the_anthropocene_toward_a_new_global_ethos.美国环境科学家埃利斯（Erle Ellis）倡导人类世时代的科学研究，认为应该从了解自然本身的规律转向考察如何让地球更适合人类居住的问题。⑦Erle C.Ellis，and Peter K.Haff.“Earth Science in the Anthropocene：New Epoch，New Paradigm，New Responsibilities”.Eos，Transactions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2009，90（49）：473.可见，“人类世”的提出既是对地质时代划分的一个新提议，也是对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呼吁。
然而，人类世是否应该具有规范性意义以及具有怎样的规范性意义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人类世”自提出以来便引发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人文学者们对“人类世”的解读形成了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叙事。⑧Christophe Bonneuil. “The Geological Turn：Narratives of the Anthropocene”.In Clive Hamilton，Christophe Bonneuil，and François Gemenne（eds.）.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5，pp.17 30.其中，后自然叙事的理论主张最为引人注目。尽管其包括很多不同的面向且内部也存在很多争议，但核心观点都强调，“人类世”是打破现代性以来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重要依据，这个时代需要一套全新的环境理论和实践。①Steven Vogel.Thinking Like a Mall：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fter the End of Na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5；Michael Shellenberger，and Ted Nordhaus.“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Global Warming Politics in a Post-Environmental World”.Geopolitics，Hist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9（1）：121164.
后自然思想呼吁“自然的终结”。他们认为现代主义理论中与文化对立的抽象的自然概念不复存在，而传统环境主义中的“自然”和“荒野”无非是历史和特定文化的建构。“人类世”的提出表明，传统环境主义一直追求的对荒野的保护已经过时，因为荒野和城市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人干预的程度不同罢了。②Erle C.Ellis.“Anthropogen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Biosphere”.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Mathematical，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2011，369（1938）：1027.自然作为一个外在的规范性标准，无非是一种人类建构的信念，在当前的生态危机面前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帮助。③Michael Shellenberger，and Ted Nordhaus.“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Global Warming Politics in a Post-Environmental World”.Geopolitics，Hist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9（1）：121164；Steven Vogel.Thinking Like a Mall：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fter the End of Na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5，pp.118.拉图尔曾声称自己是后环境主义者且从未相信过“荒野”④Bruno Latour. “Fifty Shades of Green”.Environmental Humanities，2015，7（1）：220.。萨戈夫（Mark Sagoff）分析说，在传统环境主义者那里，自然的规范性价值，往往具有宗教性和神圣性，并且是一种抽象的和单一的概念，然而，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具有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多样性。⑤Mark Sagoff.“A Theology for Ecomodernism：What Is the Nature We Seek to Save?”The Breakthrough Journal，2015，http：//thebreakthrough.org/index.php/journal/issue-5/a-theology-for-ecomodernism.因此，后自然思想试图用“环境”替代“自然”建立一套新的概念体系，进而构建出一套以人与自然融合为本体论基础的生态理论和实践范式。其中，以“环境”为出发点的生态理论不再强调自然的外部性，而更多关注人与自然的交互性和地方性特点，将自然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元融合的一部分。⑥Steven Vogel.Thinking Like a Mall：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fter the End of Na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5，pp.229231.自然终结后的规范性标准不再来自外在的力量，而是植根于环境保护实践中，通过集体的和包容性的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来决定。⑦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17-6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可见，后自然思想认同了科学家对人类世的规范性意义理解，并试图在解构“自然”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适合人类世时代的生态哲学理论。简言之，这种后自然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观点：其一是反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想中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二是解构环境主义的自然观；其三是试图构建一套以人与自然融合为本体论基础的生态环境理论和实践范式。
人类世和后自然思想的提出在西方引发了生态保护的实践策略的转向。例如，生态现代主义主张放弃自然的规范性约束以及对荒野的关注，正视人类对地球的管理和改造能力。⑧滕菲：《人类世的到来与生态现代主义的后自然思想》，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他们主张通过科技创新来分离（decoupling）人类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依赖，进而创建一套前瞻性的生态保护方案。⑨John Asafu-Adjaye，et al.“An Ecomodernist Manifesto”，2015，http：//www.ecomodernism.org/manifesto-english/.在他们看来，现代科技曾经是人类掠夺自然的工具，如今却是人类拯救和塑造自然生态环境的有力助手。因此，生态现代主义者往往都是大规模的精准农业和全球性的地球工程学研究的倡导者。生态现代主义者林纳斯说，未来“主宰地球的不再是自然，而是我们人类”⑩Mark Lynas.The God Species：How the Planet Can Survive the Age of Humans.Washington，D.C.：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2011，p.8.。生态现代主义的技术乐观主义倾向也引发了后自然思想内部的反对。拉图尔曾批判说，生态现代主义用技术创新解决生态问题的想法就好像电子烟的应用一样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瘾。⑪Bruno Latour.“Fifty Shades of Green”.Environmental Humanities，2015，7（1）：219 225.
生态现代主义的环境保护策略暴露了这种后自然倾向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首先，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构建以文化与自然相互融合为基础的生态理论和实践体系，超越了现代主义和传统环境主义在本体论上的局限性。但是，后自然思想对自然的解构以及对自然的规范性意义的取消，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中，没有了人类技术对自然改造的道德边界，从而无法预防那种将自然保护转变为大规模的“生产”和塑造的实践模式。其次，从发展论和实践论的角度来看，后自然思想反对传统环境主义以限制发展来实现对生态的保护，强调建立人类与地球的共同发展的文化。然而，由于该理论对自然的解构，最终会导致人类与地球的未来成为人的意志的实现，而非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后自然思想反对把环境作为单一的问题来解决，主张通过社会的发展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但是在实践层面，该理论过于关注技术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而忽视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做根本的改革。由于缺乏在方法论上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变革，后自然思想在环境保护实践中的应用就有可能走向和生态现代主义一样的现代主义的老路。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哲学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载《人民日报》，2018 0711。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相互联系并构成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不仅在理论层面科学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在实践层面有效地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如何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为当代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略，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阐明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奠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本体论基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和互惠关系，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认为“生命共同体”是由自然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构建的生态系统共同构成，是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和相互联系的有机生命体。习近平指出：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②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类命运与自然命运共生共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生命共同体理念视自然的绝对的客观性和先在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强调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前提，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应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吸取了古今中外生态哲学的精髓，并根据当前的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新。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从根本上反对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和二元论，反对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现代主义理念，为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发展论和实践论。
根据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两山”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层面，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求是》，2019（3）。首先，“两山”理论树立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关注自然的多重价值和推动自然资本的增值就是转变以消耗自然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习近平提出：“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33、19、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因此，我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对自然多重价值和自然资本增值的实现。其次，“两山”理论科学地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与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两山”理论强调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33、19、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对生命共同体的保护，既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对生产力的保护。两者的统一意味着，一方面在生态文明的发展中，生态环境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需要保护好、利用好，我们要通过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多重价值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提高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让生态环境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在此基础上发挥环境生产力的作用，盘活自然风光和生态文化等资源的价值，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两山”理论坚持实现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两山”理论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在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问题。要发挥生态环境的多重价值，不仅让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经济增长点，还让其成为健康生活、宜居环境、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不是对立的，实现两者的和谐共生“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33、19、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总之，“两山”理论是生态文明问题上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实践观的统一。
第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阐明了系统工程的思路和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将山水林田湖草所组成的生态系统理解为一个有机的生命躯体，要求我们统筹自然生态中的各个要素进行全方位的生态治理。对生态问题的应对，不仅关注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还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把生态问题当作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⑤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载《求是》，2013（1）。。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意识，大力促进自然资本的增值，推动绿色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健全生态文明的制度规范，树立绿色政绩观；在文化建设方面，培养和倡导生态文化，推进绿色科技创新；在社会建设方面，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为此，要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强调：“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载《求是》，2019（3）。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根据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维来应对当前的生态问题，为当前生态哲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本体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发展论和实践论，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为方法论，为当代生态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体系以其特有的经济维度、政治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动世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的创新理论和实践方案。
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反思西方生态哲学的后自然倾向
“人类世”的提出从科学的角度为反思现代主义和传统环境主义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条件，但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中的后自然思想本身存在局限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反思和审视西方生态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更是理解和思考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理论转向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世时代西方生态哲学理论的超越及其对构建新时代生态哲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世的提出挑战了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人与自然是内在关联和共生共存的有机整体，生动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从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对现代主义本体论的批判来看，后自然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反对文化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人类世作为科学命题证明了在自然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从来就不是分离和对立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将人类与自然隔离，而是促进了两者间不断增长的紧密联系。因此，人类世时代的生态哲学应该从根本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人类社会的各个要素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论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体，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前提，科学地阐述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实践性基础。在这样的生命共同体中，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协同进化。因此，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应为人类世时代的生态哲学本体论基础。后自然思想在本体论上的局限性表现在其对“自然”的解构之上，其代表人物认为，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原初自然在人类世时代逐渐消亡，而这一观点却直接转向对自然的规范性意义的削弱。那么，人类对自然改造的道德边界也变得更加难以确定，这也会削弱人们敬畏自然的传统和对事物潜在危机的审慎态度。尽管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的演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意义，但是大自然仍然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并且存在一系列不可预知的风险。正如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所展现的，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它对人类活动的反应取决于其目前的健康状况。②James Lovelock.The Revenge of Gaia：Why the Earth Is Fighting Back and How We Can Still Save Humanity.London：Penguin Books Limited，2007，p.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遵循自然规律的科学理性与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的统一。这是克服后自然思想内在缺陷的重要理论依据，是我们构建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核心资源。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警示我们，人类生命的健康安全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印证了习近平指出的“人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观点。尽管在人类世时代，自然出现了技术化和人工化的倾向，我们也不能缺乏对大自然中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危机感和对生命的敬畏感。
第二，“两山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并强调自然的多重价值，是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理论转向的实践基础和发展论原则。
尽管西方理论中的后自然思想主张反对现代主义对自然掠夺和破坏式的发展，其建构的实践体系仅强调用技术创新来实现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相互融合，却缺乏从理论上对自然的多重价值的认识。由于该理论对自然的解构，试图构建以承认自然的多元性和社会性的“环境”为基础的生态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再以保护荒野自然为核心，而是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环境”作为主要的关注点，将环境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并且把它作为人类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的内容。①Steven Vogel.Thinking Like a Mall：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fter the End of Natur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5，pp.229231.由于取消了自然的规范性，并且人们对人类的公共责任存在不同的解读，结果就出现了生态现代主义所理解的人类塑造地球未来的愿景。相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为人类的生命力与长久的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整体的生生不息。因此，以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本体论和“两山”理论为基础的发展论为出发点，在应对人类世时代的发展问题时，人类生命健康的保护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的生命力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的根本，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业。习近平多次提及：“环境就是民生”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8、9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8、9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因此，只有这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才能成为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理论的实践论和发展论基础。
第三，人类世时代的生态治理应该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新时代生态哲学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人与自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并通过空间结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调整，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以生命共同体为基本范畴的生态文明思想将自然的优先性视为前提条件和道德准则，关注人类自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实现整个有机体的生生不息，反对片面地强调技术对自然的治理。这是比后自然思想更加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也是对现代主义和传统环境主义更加彻底和全面的超越。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我们对生命和环境的责任，要求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8、9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对生命共同体的生命力的保护是人类对地球进行干预的道德准则。维持生态的健康循环，既是人类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对自然履行道德责任的主要内容。根据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人对自然的保护，既不像传统环境主义反对人对自然的干预⑤Robert Elliot.“Faking Nature”.Inquiry，1982（1）：8193；Eric Katz.“The Big Lie：Human Restoration of Nature”.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2009（12）：231 241.，也不像生态现代主义那样过分强调人的自主性，而是强调“自然的优先性”与“人的能动性”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生命力的基本要求。对自然的敬畏并非被动的服从，而是基于对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的基本认知而形成的审慎态度。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坚持这种审慎的态度是预防各类生态危机的基本要求，也是强化公民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在系统工程方法论的视域下，当应对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的生态哲学，在关注科技创新的同时，倡导人们向绿色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变，包括倡导绿色低碳生活、鼓励日常生活中的适度节约，主张将生态问题的应对融入整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愿景中。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后自然倾向的内在缺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框架，而且为构建新时代更富有建设性的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本体论、发展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