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激励、产业政策执行与产能过剩

奥鹏网院作业

官员激励、产业政策执行与产能过剩
——基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分析
摘 要： 选取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经济后果层面考察产能过剩如何受到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执行的影响，进而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角度探讨其背后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官员激励下对产业政策的不当执行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的影响在政府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在政府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产业政策主要影响企业投资的追赶型同群效应，而追赶型同群效应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关键词： 同群效应； 官员激励； 产业政策执行； 企业投资
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长期结构性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1]，其中以产能过剩矛盾尤为突出。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75%。产能过剩现象并非一日促成，去产能是一个需要坚守的持久战。盘古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2016年1月到10月，我国的氧化铝、有色金属、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行业的产量同比增速仍然高达8.9%、3.2%、3%和8.8%，仅从产量角度来看，初钢产量在去产能过程中甚至创出了历史新高。有关产能过剩问题，现有文献已从政策指导层面的产业政策影响和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5]。然而，产业政策层面的探讨割裂了政策颁布与执行之间的逻辑关系，忽略了地方政府官员固有激励在其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有关企业投资的研究基于单一企业的视角，并未考虑企业间的互动性依存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无法统一。
我国中央政府具有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偏好，而产业政策颁布后需依赖地方政府进行落实与执行。中国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制度背景之下，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以发展地
方经济为首要前提。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动机利用辖区资源满足晋升私利。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政策抓手，基于晋升激励的产业政策执行过程可能存在非效率行为并对微观企业产生影响。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企业个体与行业中其他企业共生于同一环境之中，企业行为与同行业可比企业行为存在互动性特征，这种现象被称为企业决策的同群效应[6-11]，同群效应广泛存在于企业投资决策[12-13]、所得税支付决策[14]、企业融资决策[15]等领域。产能过剩的根本推手在于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一个直接表现是企业与行业中其他企业保持一致进行大规模建设，这必将加速产能饱和，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角度探讨官员激励下的产能过剩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而细分来看，同群效应具有向行业投资的一般水平趋近和向行业投资最高水平趋近的二分性特征，相较而言，向行业投资最高水平趋近的同群效应由于累积投资额更大，引致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官员激励下的产业执行过程是否会导致产能过剩？这一现象背后企业层面的形成机理又是什么？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官员)视角从官员激励下的产业政策执行维度探讨企业产能过剩出现的原因，并基于企业层面的投资同群效应探讨其内在机理，挖掘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的不当执行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逻辑及其经济后果，揭示产能过剩形成的内在逻辑，为产业政策的执行效率损失提供来自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证据。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当前有关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文献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认为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探讨需要着重考虑其执行过程，纳入官员激励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分析更加全面地透视了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完善产业政策相关文献；第二，本文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角度探讨官员激励动机下通过产业政策执行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的研究不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地方政府官员干预企业的政策执行结果，并且从同群效应角度探明了企业权变性应对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根源需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寻求原因；第三，本文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经济后果，补充了有关投资同群效应的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政策是政府部门通过一系列引导性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干预的一种方式，它的目的在于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完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16]。产业政策具有资源效应，而地方政府(官员)能够利用产业政策把控资源分配流向。基于晋升锦标赛的分析框架，这可能导致其执行效果异化。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中国制度背景之下地方官员提拔任命的决定权力掌握在中央或上级手中，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进程的深化，中央提拔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由“政治过硬，听党指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成效论英雄”。这就将以获得升迁作为最终目标的地方政府官员牢牢控制于政治激励之下，并且围绕GDP增长展开晋升锦标赛[17]。辖区内企业的投资活动具有资金运用规模大、能够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等优势，从而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普遍采用的重要途径[18]，前期文献研究表明，官员激励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导致更多的非效率性过度投资[19]，而企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息息相关[20]。
中央政府制定具有纲领性质的产业发展指引，各级地方政府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理想状态下地方政府官员根据中央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初衷合理布局地方产能配置，而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函数存有偏差，导致产业政策在地方的执行过程出现扭曲，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由中央确定总体精神而地方具体贯彻实施的政策条文，在客观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政策扶持与资源支持，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用以鼓励地方企业扩大投资规模的有效工具。地方政府官员激励动机下的产业政策执行很可能偏离中央政府预期，危害产业发展。陈剩勇和陈晓玲(2014)[21]认为，中国的产业规划是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其执行过程势必被地方官员纳入个人政绩考核影响函数，这就导致具有政治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官员更加热衷于利用产业政策推动某些能够带来政绩“显示度”的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现象。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 限定其他条件，官员激励引致企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加剧了官员激励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在于企业投资的推动，现有文献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多局限于探讨单一企业个体层面的投资活动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企业与同行业其他企业处在相似环境之中，企业行为不仅是其自身条件的反映，其行为函数同时应当包括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决策，从而产生一种具有互动性特征的同群效应[12]。企业投资的同群效应存在二分性特征，以不同对象作为互动标杆，可以分为跟随型同群效应和追赶型同群效应。跟随型同群效应是企业投资与可比企业平均水平趋近的现象，追赶型同群效应是企业投资与可比企业最高水平趋近的现象。这两种效应背后反映了企业面对外部条件的不同决策逻辑。这里基于官员激励下对产业政策执行的研究框架，从企业投资角度研究产能过剩现象出现的内在机理。
不存在外部因素干扰时，企业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其面临的投资机会[22]。通常而言，投资机会的获取需要付出巨大的信息搜集成本，在完善的信息支撑下，投资决策才得以执行。而中央产业政策是特定时期内的政策导向。对于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具有较为丰富的信息含量，可以节约企业私有信息搜集成本。同时产业政策推出伴随着稀缺资源迅速流入受到鼓励的行业，也为企业投资决策得以执行提供资源支持[23]，因此对于受到鼓励发展的行业中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把握这些机会进行适度投资。这就导致了基于公共信息利用的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
与行业投资的一般性水平保持一致的跟随型趋同只是产业政策作用下企业基于信息获取便利进行的普适性应对，然而在官员晋升锦标赛压力下，政府希望企业增加投资，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因此在地方政府官员激励较强时，为应对来自官员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获取更多行为合法性，以及通过投资活动建立或维持与地方政府间的隐性契约关系从而获取潜在资源，企业更可能进行更多投资，偏离行业一般水平，向行业最高水平看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攀比行为，企业通过与行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其他企业进行攀比性投资，回应地方政府的要求。同时，产业政策推行后配套的资金使用、行业管制的裁量权在地方政府手中变得更大，企业获得充足资源时，更可能突破行业一般投资水平，向行业最高水平看齐从而出现追赶型同群效应。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影响存在官员激励层面的异质性，在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的影响更显著；在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的影响更显著。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下，产业政策与官员激励的综合作用会对企业投资同群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这种异质性的投资同群效应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企业投资的跟随型同群效应仅以行业投资一般水平作为标杆，其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而企业投资的追赶型同群效应以行业投资最高水平作为标杆，其投资规模更大。因此相较于跟随型同群效应，企业投资的追赶型同群效应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损害更为严重，企业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现象，从而堆积产能造成产能过剩。这是上文关于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执行对产能过剩影响背后的根本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相较于企业投资的跟随型同群效应，追赶型同群效应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2-2015年数据进行分析，回归前进行了以下数据筛选：(1)剔除样本年度内接受特殊处理的公司；(2)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某一年度所在行业公司样本数小于10家的行业；(5)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研究假设1，本文构建模型(1)并进行回归分析。
EC=β0+β1IP+β2IP×Promo+β3Promo+βControl+ΣInd+ΣYear+ε
(1)
为验证研究假设2，通过以滞后一期官员激励指标作为分组依据的分组回归进行考察。参考现有文献对同群效应的研究方法[12,24]，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I=β0+β1Iind+β2Iind×IP+β3IP+βControl+ΣInd+ΣYear+ε
(2)
PB=β0+β1IP+βControl+ΣInd+ΣYear+ε
(3)
为验证研究假设3，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C=β0+β1PE/PB+βControl+ΣInd+ΣYear+ε
(4)
模型(1)中，IP为产业政策表征变量，参考现有文献的思路，利用国家“五年规划”中有关行业发展的规划作为确定产业政策扶持与否的依据[25,26]。具体而言在“五年规划”中受到重点支持和明确鼓励发展的行业取1，否则取0。本文对国家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的相关行业进行了判定*具体文件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考虑到产业政策从中央提出到地方执行需要一定时间，本文在回归过程中采用当期和滞后一期数据衡量。
Promo为官员激励变量，其构建参考徐业坤和李维安(2016)[27]的做法，从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和财政盈余两个维度衡量。经济增长指标为企业所在地的GDP增长率，财政盈余=(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本文以企业所在省份的年度平均GDP增长率和平均财政盈余水平作为标杆，当地级市的GDP增长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时取1，否则取0；当地级市的财政盈余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时取1，否则取0，然后取二者之和构造Promo变量，该变量数值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越强，更有动机通过各种途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与增加财政收入。本文在回归过程中取当期和滞后一期数据衡量。
EC为企业层面产能过剩测度指标。产能过剩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被用于生产的资产的效率冗余。有关产能过剩的研究，一般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间接衡[28]。本文参考Färe(1984)[29]、贾润崧和胡秋阳(2016)[30]的做法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算。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i,t=f(Ki,t,Li,t)
(5)
模型(5)中，Yi,t为企业产出，Ki,t为企业资本投入，Li,t为企业劳动力投入。借鉴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28]、贾润崧和胡秋阳(2016)[30]的研究，本文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企业产出，以企业固定资产净额表示企业资本投入，以企业员工人数表示企业劳动力投入。产能利用率的取值区间为[0,1]，在利用DEA计算企业产能利用率后，本文以1与产能利用率之差衡量企业产能过剩程度。
模型(2)中，I为企业投资，借鉴投资领域相关文献[12]，本文构造三个变量进行测度：企业固定资产原值(I1)，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I2)以及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与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之差(I3)。上述变量均利用期初总资产进行规模化处理。Iind为行业投资，用企业投资在年度行业中的均值进行衡量。通过模型(2)捕捉企业投资中的跟随型同群效应。
表1 变量定义

模型(3)中，PB是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表征变量。以企业投资与行业中投资最大值之差的绝对值表示，PB变量数值越小，企业投资的追赶型同群效应越强。对应三个不同的企业投资变量，本文构造三个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指标(PB1、PB2、PB3)并以这一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通过模型(3)捕捉企业投资中的追赶型同群效应。
模型(4)中，PE是是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表征变量。以企业投资与行业中投资均值之差的绝对值表示，变量数值越小，企业投资的跟随型同群效应越强。对应三个不同的企业投资变量，本文构造三个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指标(PE1、PE2、PE3)。另外，上述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包括企业经营特征、公司治理特征、宏观经济特征在内的一系列其他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文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列示于表2。可以看到，EC变量均值是36.832，这意味着平均来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利用率平均不足70%，说明我国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控制产能过剩的决策具有战略意义。就IP变量来说，其均值为0.669，中位数为1，说明我国大部分行业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与支持。Promo变量均值是0.773，并且中位数是1，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一定激励，需要紧抓经济增长与充实财政资源以求获得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投资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策抓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率的运用有待探讨。
(二)回归结果分析
对假设1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列示于表3中。本文首先讨论官员激励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以及官员激励如何通过对产业政策的执行影响企业产出。这里使用官员激励的滞后一期数值(Promo1)和当期数值(Promo2)以及产业政策的滞后一期数值(IP1)和当期数值(IP2)作为官员激励和产业政策的测度指标进行回归。回归(1)中，Promo1变量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2)中，Promo2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当期以及前一期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较大，企业产出均会受到显著影响，产能过剩程度更大。回归(3)、(4)进一步考察产业政策对这一现象的影响，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变量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产业政策本身对企业产能过剩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官员激励仍会显著加剧产能过剩(Promo1与Promo2变量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晋升激励与产业政策的交乘项在当期回归和滞后一期回归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晋升激励动机下地方政府官员对产业政策的执行出现了非效率偏差，产业政策的执行加剧了官员激励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造成了不利经济后果。
这一现象说明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策性引导文件，其作用如何发挥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企业管制与干预突破口的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中受到了非效率运用，最终加剧了企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假设1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
对假设2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列示于表4与表5中。表4报告的是对模型(2)进行的分组回归结果。分组变量是官员激励变量Promo上期数据的样本中位数，高于中位数的样本是激励组，低于中位数的样本是非激励组。通过分组回归考察企业投资过程中的跟随型同群效应如何受到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的影响。回归因变量分别为本文定义的三个企业投资表征变量，自变量为对应的行业投资变量。分析可知，行业投资(Iind)变量在非激励组中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均为1%。这反映官员激励较弱地区的企业中，行业一般投资水平显著影响企业自身投资决策，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向行业投资一般水平看齐的同群效应。进一步分析易知，行业投资(Iind)与产业政策(IP)的交乘项同样在非激励组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1%和1%。这反映出企业投资过程中向行业一般水平看齐的同群效应在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受到了产业政策的正向影响。然而，上述结论在官员激励较强时未能表现出一致的经济与统计显著性。这说明考虑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的影响具有普遍异质性。相较于官员激励较弱地区的企业，官员激励较强地区的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更不显著，并且产业政策产生的影响也更不显著。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官员激励下的产业政策执行与产能过剩

注：表中数值为变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产业政策、官员激励与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


表5报告了对模型(3)进行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分析可知，在激励组中，产业政策变量IP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非激励分组中，产业政策变量IP系数均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由于PB变量是一个反向指标，这意味着相较于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在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追赶型同群效应，也即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更为显著。官员激励影响下的产业政策会促进企业向行业最大值标杆进行投资趋同。这是上文有关企业产能过剩问题背后的根本逻辑。至此，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资源效应，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更多政策手段左右企业投资行为，在官员激励异质性的影响下，企业投资行为出现异化：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这可以理解为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管制环境中，企业基于信息获取便利对投资机会追逐的一般性反映；第二，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更加显著。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策抓手，在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受到非效率运用，企业面临的政府干预程度更大，追赶型同群效应源自于官员激励动机下企业对于官员干预的迎合性反馈，这反映出外部干预压力下，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发生了改变，企业投资活动更多向行业佼佼者看齐。
对假设3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列示于表6。表6中因变量均为产能过剩变量，自变量分别为以三个投资变量为基础计算的跟随型同群效应指标(PE)和追赶型同群效应指标(PB)。可以看到，回归中，企业跟随型同群效应指标的系数均不显著，而追赶型同群效应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在回归(4)、(5)、(6)中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10%和1%。由于同群效应指标为反向指标，这说明，企业向行业最高水平趋同的程度越大，企业产能过剩现象越显著，假设3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上文研究表明，官员激励下的产业政策执行导致更多的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而这里发现相较于企业投资的跟随型同群效应，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本部分内容的研究探明了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非效率经济后果的企业内在机理。
表5 产业政策、官员激励与企业投资追赶型同群效应

表6 企业投资同群效应与产能过剩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如下稳健性检验确保本文结论的稳健性*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有兴趣欢迎来信索取。。
第一，上文探讨官员激励如何影响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的影响时，行业投资采用包含企业自身投资在内的行业均值，这里将企业自身投资从行业投资中剔除，采用不包含企业自身投资水平的行业投资进行验证。结论未发生改变，具有稳健性。
第二，主回归根据官员激励变量分组，区分高激励组和低激励组并在不同分组中对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这样做的一个劣势是：受限于官员激励变量的数据固有特征，高激励组和低激励组中样本差异较大。这里通过构造交乘项的方法检验官员激励如何调节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之间的关系，结论未发生改变。
第三，上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获得企业产能过剩数据，这里借鉴杨振兵和张诚(2015)[31]的做法，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求得企业产能过剩数据并对模型(1)与模型(4)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未发生改变。
第四，上文使用企业所在地级市GDP增长率和财政盈余状况构建的指数作为官员激励的替代变量，这里考虑到地方经济增长在官员晋升考核指标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参考蒲丹琳和王善平(2014)[32]的研究改变官员激励的测度指标，只以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构造的虚拟变量进行所有模型回归，回归结果显示，结论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在“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阶段，如何合理规划资源配置，引导产业结构更新与升级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给定中国市场体制不健全的现实制度背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配资源流向的做法并不现实，因此国家产业政策的推行十分必要。但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目标利益存有偏差，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可能存在效率扭曲，这将导致产业政策执行失效，进而引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后果。
本文以中国2002-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从经济后果层面考察了产能过剩如何受到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执行的影响，进而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角度探讨其背后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的执行加剧了企业的产能过剩；(2)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投资跟随型同群效应的影响在政府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在政府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产业政策主要影响企业投资的追赶型同群效应；(3)追赶型同群效应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由于跟随型同群效应是企业对于投资机会追逐的一般性反映，追赶型同群效应是官员激励动机下企业对于官员干预的迎合性反馈，上述异质性表现体现出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出现扭曲，通过把控稀缺资源流向引导企业做出权变性的利己选择从而导致企业层面产能过剩的经济后果。
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中央政府层面，应深化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改革，构建更为完善的政绩评价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的日益严重，仅仅通过考察地方GDP增长情况决定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考核标准应进行完善。既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又重视经济增长质量的考核体系更能够代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中央需要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只有从源头上切断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投资活动的驱动力量，同时形成一个从传统经济增速为主导转为以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效益为主导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才能有效化解当前的产能过剩现状，造福社会大众。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确保地方政府(官员)按照中央政府意志行事。第二，企业层面，应完善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制约非效率投资行为。企业投资活动作为提供产能的根本性活动，应当受到足够重视。企业投资活动应当建立在合理确定的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机会的基础上。然而现实中受限于一些非效率因素(管理层代理成本、政府不当干预)，最优投资活动通常无法实现，同群效应导致的过度投资成为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政府层面干预导致的企业非效率投资活动现象的优化需要来自政府体系的改革，而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则有赖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这要求企业加强董事会建设，通过明确具体措施限制管理层权力，强化内外部监督，从而弱化非效率投资同群效应，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
[1]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2):17-22.
[2]程俊杰.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发生机制研究——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财经科学,2016(5):52-62.
[3]Chen T J.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lar Photovoltaic Industry: Why Industrial Policy Failed[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40(3):755-774.
[4]修宗峰,黄健柏.市场化改革、过度投资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3,35(7):1-12.
[5]邓淑莲,朱颖.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基于“主观”与“被动”投资偏误的视角[J].财经研究,2017,43(5):4-17.
[6]Chen D, Khan S, Yu X, et 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 Comovement: Chinese Evid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13, 40(3-4): 564-587.
[7]傅超, 杨曾, 傅代国. “同伴效应”影响了企业的并购商誉吗?——基于我国创业板高溢价并购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15(11):94-108.
[8]Kaustia M, Rantala V. Social Learning and Corporate Peer Effec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7(3):653-669.
[9]赵颖.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2):114-129.
[10]Li V. Do False Financial Statements Distort Peer Firms’ Decisions?[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1): 251-278.
[11]Grennan J. Dividend Payments as a Response to Peer Influ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Forthcoming,2018.
[12]方军雄. 企业投资决策趋同:羊群效应抑或“潮涌现象”?[J]. 财经研究, 2012(11):93-103.
[13]张敦力,江新峰.管理者权力、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5):82-90.
[14]Bird A, Edwards A, Ruchti T G. Taxes and Peer Effec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Forthcoming,2018.
[15]Billett M T, Garfinkel J A, Jiang Y. The Channels of Capital Supply,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Competition in Peer Effects[R]. SSRN Working Paper, 2017.
[16]赵卿, 曾海舰. 国家产业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业绩[J]. 投资研究, 2016(3):58-72.
[17]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7):36-50.
[18]徐现祥, 王贤彬.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0(2):15-36.
[19]Deng L, Jiang P, Li S, et 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Firm Investmen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Forthcoming,2018.
[20]李博,赵树宽,余海晴.政府补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基于国有、非国有工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预测,2017,36(6):50-55.
[21]陈剩勇,陈晓玲.产业规划、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3(3):6-24.
[22]Hayashi F. Tobin’s Marginal Q and Average Q: A Neoclassical Interpretation[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2,50(1): 213-224.
[23]江飞涛, 李晓萍. 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9):26-36.
[24]罗宏, 曾永良, 宛玲羽. 薪酬攀比、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操纵[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19(2):19-31.
[25]陆正飞, 韩非池. 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经济效应?——基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重角度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6):43-60.
[26]祝继高, 陆晓, 岳衡. 银行关联董事能有效发挥监督职能吗?——基于产业政策的分析视角[J]. 管理世界, 2015(7):143-157.
[27]徐业坤,李维安.政绩推动、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扩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5):5-22.
[28]余东华,吕逸楠.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53-68.
[29]Färe R. The Existence of Plant Capacity[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4, 25(1):209-213.
[30]贾润崧, 胡秋阳. 市场集中、空间集聚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12):25-35.
[31]杨振兵, 张诚. 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6):92-109.
[32]蒲丹琳, 王善平. 官员晋升激励、经济责任审计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J]. 会计研究, 2014(5):88-93.
Official Incentive,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and Overcapac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er Effect ofCorporate Investment
JIANG Xin-feng1，ZHANG Dun-li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Using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as research sample, we study how overcapacity is affected by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incentives of officials, an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peer effect we explor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is phenomenon. We found that the im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under the incentives of officials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overcapacity,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dustrial policy mainly influences the following-type peer effec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the areas wher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entive is weaker; in the areas where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industrial policies mainly influence the catch-up-type peer effect of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ch-up-type peer effect and over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er eff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mprop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on enterprise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under the officials incentive, which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efficiency loss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Key words：peer effect; officials incentive;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rporate inve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