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耦合系统的自组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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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耦合系统的自组织演化

摘 要： 从逻辑斯蒂演化方程出发，本文认为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构成一个自组织演化耦合系统，且耦合模型能够定量评价该系统的演化态势及整体跃迁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与社会福利子系统互惠共生，而城市化与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寄生现象。系统整体耦合度呈现十分显著的时空"梯度推移"特征，当前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转型形势相对较优。值得注意的是，各区域人口迁移子系统均存在受损现象，成为耦合系统增长型演化的瓶颈。东部地区人口承载压力提升导致人口迁出迹象加强，但其他地区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又不足，从而未来劳动力区域分割趋势明显。因此，各区域应借助城市化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优化人口分布格局，推动耦合系统的良性演化和城市发展转型升级。

关键词： 城市化； 人口迁移； 社会福利； 系统演化

一、引言

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拉开了城市建设的帷幕。我国城市化率从当年的不足18%持续攀升至2016年的57.4%，达到了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城市化的外在表现是城市规模的扩张，但其本质是资源和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从而劳动力的迁移是城市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逐渐放松后，城市产业大规模发展和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集聚。截至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82亿人，其中跨省迁移比例已接近50%。伴随资本等要素的集中，劳动力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一直以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在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公共福利方面并未享有同等权利，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永久迁移意愿和劳动力市民化程度。由此可见，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之间密切关联，对城市整体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中国城市化发展也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时隔37年后再度召开，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如何顺势有效推进城市化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对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两关系的解析，包括以下三方面：(1)城市化与人口迁移。二元经济发展理论(Lewis，1954；Fei 和Ranis，1964)[1]阐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进程。此后，包括区位理论、集聚理论在内的区域经济理论指出了城市化与人口迁移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针对国内数据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上述理论展开。汤向俊、任保平(2014)[2]、柴志贤、何伟财(2016)[3]、朱宇等(2016)[4]分析了中国不同时期城市化及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段成荣(2001)[5]、刘生龙(2014)[6]进一步考察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其中城乡经济差距是主要原因。段平忠、刘传江(2005)[7]，颜咏华、郭志仪(2015)[8]则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城市化发展的贡献。(2)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该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对流动人口“半城市化”问题的剖析。刘盛和等(2004)[9]、王春光等(2010)[10]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居住、医疗、受教育等福利权利方面均受到与城市市民不一致的待遇，从而造成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障碍。马瑞等(2011)[11]，林李月、朱宇(2016)[12]的实证研究发现迁移人口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融合程度限制了其永久迁移和户籍迁移的意愿。(3)城市化与社会福利。一方面，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并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13,14]，李静、白江(2016)[15]也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阐述了城市化对社会福利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福利也影响城市化进程。孙嵘(2001)[16]、王伟同(2012)[17]分析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表明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两两之间均存在互促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者的内在关联紧密，上述两两关系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提及了三者的关系，但针对三者关系的系统研究较少。陶然、徐志刚(2005)[18]剖析了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保障等的内在关联，对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然而并未进行实证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三者相互影响，恰似复杂系统的交互作用机制。同时，两两关系难以辨明谁为因谁为果，构成一种耦合协同状态。若三者的内在关系能够相互协调，则城市发展将突破已有矛盾的限制，实现顺利转型。鉴于此，笔者认为可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证模型对已有研究做出拓展。具体而言，本文拟在梳理系统自组织演化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耦合模型，通过对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的构建、两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三个子系统整体耦合度的实证测算，以及省域耦合度的聚类分析，展现我国2004年至2014年间31个省份在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方面的综合协调发展趋势。随后，对各区域城市发展的自组织演化态势做出评价，指出各区域城市发展系统的典型特征，为推动各区域的城市发展转型升级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自组织演化与耦合模型

系统的自组织理论认为，复杂系统的演化都是自组织的过程。在适度开放的前提下，系统从外部环境引入负熵，从无序向有序演化。而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内在动力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即矛盾双方的排斥、吸引、竞争与合作。在非线性作用下，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形成关联与协同，从而影响某一子系统的利导因子大于限制因子，某一子系统从其他子系统获得能量，增大其自身的发展潜能，从而得以突破自身的发展阈值。子系统的协同效应推动了整个耦合系统的演化，从低级到高级，实现自组织演化的层次跃迁。

城市化、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构成一个涵盖三个子系统的耦合系统(UMW)。若要明确UMW耦合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首先需理解三个子系统之间如何发生相互影响。从生态学中的逻辑斯蒂演化方程出发，本文将尝试阐明耦合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内在关系及整体跃迁的内涵，并结合耦合模型实证测度该耦合系统自组织演化的现状和趋势。

假设系统S内部只存在一个子系统S1，则该系统的动态演化方程为

=r1S1(t)[1-]

(1)

式(1)中，S1(t)表示子系统S1在t时刻的发展规模，r1为发展速度，r1S1(t)缺乏负反馈，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将归于无序状态。因此，通常还存在限制因子。S1m表示子系统S1的极限状态或阈值，[1-]表示由于对资源的消耗等因素导致的对自身规模增长的阻滞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子系统将呈现“S”型动态演化趋势，经历初期的指数式增长和后期向阈值水平的收敛过程。则整个系统S也必然呈现相同的趋势，如图1左边所示。

当存在两个子系统S1和S2时，

=r1S1(t)[1--β21]

资源总量有限、环境容量有限，而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产品都是有价的，通过市场主体去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状态，有利于调动很多社会团体参与保护和利用。参照资源价格，科学合理地确定计量其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做到“使用资源有偿、损害生态赔偿、作出贡献补偿”。建议开展京津冀生态产品市场机制试点工作。

=r2S2(t)[1--β12]

(2)

子系统的动态演化不仅受到自身阈值的限制，还受到另一子系统发展规模的影响。其中，β21(β12)表示子系统S2对S1(S1对S2)的共生作用系数。根据两个系数的不同取值，子系统间呈现不同的共生模式(见表1)。系统的演化类型取决于子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因此可呈现停滞型、衰退型、增长型三种模式(见图1)。

需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经济社会子系统相互交叉影响，因此共生作用系数不为0，整个耦合系统可能出现的情况即为恶性竞争、寄生、互惠共生三种。以下采用耦合模型进一步解析这三种情况(见图2)。

表1 子系统共生模式与系统演化模式

   

β21和β12的取值S1和S2共生关系特点系统S演化模式β21=0,β12=0独立发展两个都无影响停滞型β21<0,β12=0或β12<0,β21=0偏利共生一个受益一个无影响弱增长型β21>0,β12>0恶性竞争两个都受损衰退型β21<0,β12>0或β12<0,β21>0寄生一个受益一个受损弱增长型或衰退型或停滞型β21<0,β12<0互惠共生两个都受益强增长型

假设两个子系统S1和S2初始发展规模构成的数据集为M，当二者互惠共生时，M点将向区域Ⅰ移动；当二者恶性竞争时，二者均受损，M点将向区域III移动；当二者存在寄生现象时，一个受损一个受益，M点将向区域Ⅱ或Ⅳ移动。

系统S的发展规模源自子系统S1和S2的发展规模，设为二者的综合指数

S=αS1+(1-α)S2

(3)

该式在图中可表示为一组无差异线，越往区域Ⅰ，表示系统的总体发展规模越大，越往区域Ⅲ，表示系统的总体发展规模越小。当两个子系统互惠共生时，耦合系统的规模不断增加，两个子系统恶性竞争时，耦合系统的规模不断收缩。而当两个子系统寄生时，根据受益和受损子系统的不同，可能向区域Ⅱ或Ⅳ移动。S可视为耦合系统的发展规模，定义为系统S1和S2的“综合发展度”。互惠共生的子系统必然导致S增加，恶性竞争必然导致S减少，寄生对S的影响取决于寄生双方的相互变化。反之，S增加意味着至少有一方受益，为寄生或互惠共生，S减少则意味着至少有一方受损，为寄生或恶性竞争。

   

图1 系统演化模式 图2 耦合模型的内涵解析

此外，协同论认为，当二者起始时刻相等，发展速度也相等时，二者协调度最高。这恰好与变异系数协调度模型不谋而合。变异系数协调度模型认为，当两个子系统的发展规模S1=S2时，两系统的协调度为1，当二者不等时，可用变异系数CV测度二者的协调程度。

CV==

(4)

变异系数越小，表明协调度越高。要使CV最小，必须使S1S2/()2最大，因此，可构建一个“协调度”，用C表示

C=[S1S2/()2]k

(5)

当变异系数CV=0时，S1=S2，形成一条原点出发斜率为1的射线，射线上每一点都达到最优协调度1，此射线为最优协调线。当子系统发展规模不相等时，协调度低于最优值。值得注意的是，子系统在互惠共生和恶性竞争的情况下，都可能出现协调度较高的情形，为互促共进或同步倒退。因此，应当结合综合发展度判断系统是否存在同为低水平的“伪协调”。

综上，子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关系导致二者呈现互惠共生、寄生、恶性竞争等情形，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系统S发展规模的变化。同时，子系统发展速度是否协调决定了非线性作用的强度，表现为协调度的变化。因此，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度影响了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这二者的结合可视为系统的“耦合度”

Research on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for the power plants boiler combustion system

D=

(6)

耦合是“协调”和“发展”的统一。S增加且C增加，则表明至少一方受益，且受益强度增加，D也将增加；S下降且C增加，则表明至少一方受损，且受损强度增加，则D可能下降。耦合度越高，子系统越有可能是互惠共生的状态。对照表1，系统未来将出现强增长模式。

前文分析了存在两个子系统的情况下，耦合系统内部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及系统整体的演化机制，而协调度、综合发展度、耦合度能对上述机制做出定量测度。

当存在三个子系统时，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方式及强度同样决定了耦合系统整体的自组织演化趋势。经推导，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度的测度方法如下

S=αS1+βS2+(1-α-β)S3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表格材料的标题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是相对固定的，基本确定本题的论题开放类型是“半开”式的，但是这个标题有点长，可以简化成“班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据此有三种立论方式：其一，“要义”式立论，即论题1：班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儒家思想为主，兼顾历史功绩；其二，“推因”式立论，即论题2：班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三，“推果（影响）”式立论，即论题3：班固评价历史人物标准进一步影响了史学发展。三个论题，择其善者而从之。

(7)

C=[3(S1S2+S2S3+S1S3)/(S1+S2+S3)2]k

(8)

耦合度的测度与式(6)一致。在子系统密切的相互作用下，三系统的耦合度不断提升，推动系统整体突破阈值，实现跃迁，则整体耦合系统实现如图1所示的增长型发展。

三、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一)指标体系与权重

综合已有研究对城市化、人口迁移和社会福利等的描述分析，本文认为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人口迁移涉及迁移规模和迁移结构的变动；社会福利则涵盖物质财富、社会保障、生活环境三个方面。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9，20]，本文设置了包含18个基础指标或三级因子的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三标度层次分析法计算[20]，相应权重见表2。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迁移数据源自《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需指出的是，人口迁移的迁入选择指数和迁出选择指数采用王桂新(2000)[21]的计算方法。人口迁移结构的测度如下

ROIEM=interIEM/intraIEM

(9)

ROIIM=interIIM/intraIIM

(10)

式中，ROIEM和ROIIM分别表示迁出、迁入选择指数的省外省内比例；interIEM、intraIEM分别为采用省际、省内人口迁出数据计算的两类迁出选择指数；interIIM、intraIIM含义类同。ROIEM、ROIIM大于1表明人口迁移的省际偏好强度更高。

(三)数据处理及耦合类型

在计算综合指数之前，依据其指标性质经过极值法无量纲化处理[20]，从而所有数值处于0～1之间。

依据前文的计算公式可知，基于标准化数据的协调度、综合发展度、耦合度都将分布于0～1之间。根据耦合度大小，可将耦合度划分成相应的类型(见表3)。

表2 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指标体系

   

一级因子二级因子三级因子城市化人口城市化(0.50)城镇人口比重(0.60)、人口密度(0.40)土地城市化(0.50)人均建成区面积(0.33)、人均城市道路面积(0.3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33)人口迁移迁移规模(0.50)迁入选择指数(0.60)、迁出选择指数(-)(0.40)迁移结构(0.50)省外/省内迁入比(0.50)、省外/省内迁出比(-)(0.50)社会福利物质财富(0.333)人均GDP(0.50)、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0.50)社会保障(0.333)教育经费(0.375)、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0.125)、预期寿命(0.375)、失业率(-)(0.125)生活环境(0.333)人均用水量(0.33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333)、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0.333)

注：(-)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括号中数字为各指标权重。

表3 耦合度的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失调衰退类协调发展类协调度类型协调度类型0.00～0.09极度失调衰退类0.50～0.59勉强协调发展类0.10～0.19严重失调衰退类0.60～0.69初级协调发展类0.20～0.29中度失调衰退类0.70～0.79中级协调发展类0.30～0.39轻度失调衰退类0.80～0.89良好协调发展类0.40～0.49濒临失调衰退类0.90～1.00优质协调发展类

四、实证分析(一)子系统综合指数分析

每一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来表示，综合指数即为指标标准化数据及指标权重加权求和的结果。因此，本文经过逐级加权求和获得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因篇幅所限，部分年度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各指数相应的历年均值趋势见图3。

   

图3 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指数的历年均值

表4 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指数部分年度计算结果

   

省份城市化指数人口迁移指数社会福利指数2004年2009年2014年2004年2009年2014年2004年2009年2014年北 京0.7340.6930.7200.7130.6090.5980.3850.5160.683天 津0.4420.6110.6990.5020.5190.4860.2760.4440.592河 北0.2670.3680.4260.4200.4380.4210.1700.2740.464山 西0.2500.3750.4940.4310.4160.4390.1350.2830.410内蒙古0.2390.3850.5240.3770.4210.4400.1590.3260.534辽 宁0.3770.5030.5760.4470.4560.4270.2050.3260.504吉 林0.3550.4050.5310.3950.3870.3550.1840.2500.402黑龙江0.3110.4960.5760.3850.3870.3430.1640.2490.393上 海0.6680.6330.6650.7410.6380.4760.3200.5030.659江 苏0.3910.5120.6200.4550.4460.4700.3120.4360.636浙 江0.3680.4710.5560.4630.4950.4780.3080.4260.604安 徽0.1930.3330.4410.4060.4190.4370.1240.2600.440福 建0.2800.4160.5110.4150.4410.4310.2510.3410.509江 西0.2220.4390.5060.4190.4090.4210.1460.2700.414山 东0.2740.4360.5290.4430.4440.4460.2810.3950.627河 南0.3010.3820.4580.4430.4400.4150.1740.2910.468湖 北0.2960.3760.4770.4200.3800.3880.1780.2760.460湖 南0.2070.3560.4150.4150.4270.3770.1420.2740.447广 东0.4470.5430.6150.5120.5030.4180.2740.3930.593广 西0.1870.2590.3580.4240.4390.2720.1760.2930.423海 南0.3690.4130.4660.4460.4340.3950.2000.2520.411重 庆0.1840.3800.4930.4200.4440.4470.1570.3120.455四 川0.1730.3120.4000.4300.4360.4330.1620.2910.456贵 州0.1120.2130.2960.4360.4200.2680.0820.2220.382云 南0.0430.2980.3570.4550.4370.4200.1420.2200.361西 藏0.1540.1900.3290.4900.4750.4840.1510.2280.352陕 西0.2520.4450.5230.4090.4340.4060.1360.2810.462甘 肃0.3800.3020.3760.3920.3780.3160.1220.1870.339青 海0.2240.2790.3720.3850.4270.4720.1870.2160.353宁 夏0.2360.4330.5710.4470.4490.4220.1600.2480.425新 疆0.2010.4550.5170.5140.4500.3790.2350.3420.512均值0.2950.4100.4970.4530.4480.4190.1970.3110.476

观察三个指数的历年全国均值，2004年，人口迁移(0.453)、城市化(0.295)、社会福利(0.197)水平依次递减。随后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超过人口迁移水平，在2012年社会福利水平也超过人口迁移水平，最终在 2014年三者呈现城市化(0.497)、社会福利(0.476)、人口迁移(0.419)水平的逐次递减态势。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指数不断提升，而人口迁移指数则不断下降，三个指数的高低变化也伴随着三者差距的显著缩减。

城市化指数的变化源自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共同变化。二级指标的加权结果显示，人口城市化水平最初是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但土地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较快，最近两年逐步替代人口城市化成为城市化的主因。正如周其仁(2012)[22]所言：“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以及一系列的‘造城运动’，其实质是用行政手段完成土地城市化，却因为人口集聚不够，使得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人口迁移指数的变化源自迁移规模和迁移结构的变化，迁移结构均值并无明显变化，而迁移规模在近两年有所下降。数据表明东部地区人口迁入逐渐下降，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入未有全面显著提升，从而人口迁入选择指数下降。同时，中西部地区迁出意愿有所下降，但东部地区由于人口承载压力等原因导致迁出意愿提升。人口迁入下降导致迁入指数下降，人口迁出增强导致迁出指数下降，从而人口迁移规模指数下降。迁移结构未有显著变化源自迁入比的上升和迁出比的下降，前者表明省外迁入为迁入的主要来源，后者表明迁出至省外的偏好加强。二者都体现了户籍制度改革、交通设施改善以及教育水平提升等因素带来的人口流动活力的增强。

社会福利指数稳步提升，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社会保障水平，表现为失业率较低，预期寿命较高，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断增加。物质财富的提升速度较快，目前成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第二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生活环境水平起初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而在2009年后成为阻碍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的因素。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金融危机后为恢复经济导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下降和资源消耗带来的人均用水量的减少。

(二)两两子系统耦合分析

在分析整个耦合系统之前，对两两子系统的耦合进行分析，有助于更清晰地展现整体耦合系统演化的过程。三个子系统构成三组两两系统，相应的协调度、综合发展度和耦合度趋势如图4所示。

③结合信息化管理工具，实现对小流域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基础地理信息与规划设计信息的统一化管理、多角度查询统计及全方位综合展示，为生态清洁小流域的规划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辅助手段。

   

图4 城市化(U)、人口迁移(M)、社会福利(W)两两系统的耦合趋势

协调度较高，表明系统间联系紧密，近两年两两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都较高，表明UMW耦合系统内部相互交织且关联性增强。其中人口迁移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度从0.68快速提升到0.98，人口迁移受到社会福利的影响加深，并对社会福利的变化发挥作用。综合发展度从低到高的趋势明显，特别是城市化和社会福利的综合发展水平，二者互惠共生的可能性最强。城市化推动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福利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耦合度提升最快并保持提升趋势的同样是城市化和社会福利。

城市化与人口迁移在2006年之前耦合度增速快，随后平缓，但总体水平较高。二者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度的趋势均类似。结合两个指数趋势可知，城市化与人口迁移表现为寄生状态。2004年到2014年间，城市化指数各省均值从0.295增长到0.497，但人口迁移指数却从0.453降低到0.419，而由前文分析可知人口迁移的下降主要表现为东部省份迁入趋势的减弱和迁出趋势的增强。若这种寄生关系的强度不断增强，则二者的耦合度也将下降，但耦合度并未大幅下降，这源自协调度的稳定，即这种寄生关系未进一步恶化。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人口迁入目的地的迁入减少和迁出增加，而土地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

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的耦合度增速较快，从失调衰退向协调共进演化。从指数水平看，2004年到2014年间，社会福利指数从0.197上升至0.476，但人口迁移指数下调，二者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寄生关系，从而影响了二者综合发展度的有效提升。协调度增速明显，表明二者相互作用愈加紧密，而在人口迁移水平下降直至低于社会福利水平时，二者的协调度又有所下降。这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提升推动了人口迁移，但人口迁移的下降并没有导致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同时，社会福利水平的区域差距缩小也导致人口迁入和迁出活力的增强。

城市化与社会福利体现为互惠共生的模式，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伴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二者耦合度增速最快，从濒临失调衰退过渡到初级协调发展，并在最近两年超过其它两系统。人口城市化提高了物质财富，并推动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大幅提升，而土地城市化则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城市化与社会福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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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两两之间关联性较强，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这也是整个耦合系统发生跃迁的基础。

(三)系统整体耦合分析

采用式(7)、(8)、(6)计算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度、协调度、耦合度，部分年度计算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度均值从0.853上升到0.985，表明子系统间的非线性作用强度较高，且逐渐提升。综合发展度均值从0.318变化至0.468，持续提升但提升速度较慢，说明子系统尚未达到互惠共生态势，存在至少有一方受损的可能性。前文已推测指出人口迁移子系统发生受损的情况。若各省人口迁移格局动态均衡演化，原先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人口迁出，而集中于西部地区的迁出转为迁入，则将产生新的均衡，而非人口迁移指数持续下降的态势。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从过去向东部地区集中转为向多个增长中心聚集，似乎表明人口迁移重心的平衡分布。然而，从人口迁移结构可知，东部地区人口迁出趋势增强，中西部地区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仍相对较弱，因人口承载压力寻求迁出的东部人口仍然倾向于在区域内迁移，从而使得区域分割现象似乎更为严重。系统整体的耦合度均值从0.519上升至0.677，从勉强协调发展变化为初级协调发展，耦合提升速度较慢。

表5 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三系统耦合结果

   

省份2004年2009年2014年SCDSCDSCD北 京0.6120.9320.7550.6070.9860.7730.6680.9940.815天 津0.4110.9440.6230.5260.9820.7190.5930.9780.762河 北0.2930.8820.5080.3660.9660.5940.4420.9980.664山 西0.2790.8190.4780.3640.9750.5950.4520.9920.670内蒙古0.2640.8890.4850.3820.9890.6150.5040.9920.707辽 宁0.3480.9130.5640.4320.9670.6460.5050.9840.705吉 林0.3150.9140.5370.3520.9570.5800.4340.9650.647黑龙江0.2920.9000.5120.3820.9240.5940.4420.9440.645上 海0.4880.8660.6510.5920.9890.7650.6000.9790.766江 苏0.3920.9770.6190.4690.9930.6820.5790.9820.754浙 江0.3850.9730.6120.4680.9960.6830.5490.9910.738安 徽0.2490.7890.4430.3440.9640.5760.4451.0000.667福 建0.3210.9540.5530.4040.9880.6320.4870.9930.695江 西0.2690.8310.4730.3790.9570.6020.4520.9880.668山 东0.3400.9540.5700.4300.9970.6550.5380.9810.727河 南0.3140.8810.5260.3780.9720.6060.4530.9960.672湖 北0.3040.8970.5230.3500.9780.5850.4460.9910.665湖 南0.2620.8200.4630.3590.9690.5900.4180.9950.645广 东0.4150.9410.6250.4830.9810.6880.5450.9730.728广 西0.2700.8410.4760.3370.9540.5670.3570.9690.588海 南0.3440.9090.5590.3720.9490.5940.4290.9930.652重 庆0.2600.8140.4600.3840.9800.6130.4690.9970.684四 川0.2620.8050.4590.3530.9700.5850.4350.9990.659贵 州0.2180.5540.3480.2930.9080.5160.3220.9790.561云 南0.2210.5050.3340.3260.9270.5500.3860.9960.620西 藏0.2720.7040.4380.3060.8540.5120.3960.9760.622陕 西0.2730.8400.4780.3930.9590.6140.4690.9870.680甘 肃0.3060.8270.5030.2960.9280.5240.3500.9910.589青 海0.2720.9080.4970.3140.9250.5390.4040.9850.631宁 夏0.2880.8360.4900.3820.9390.5990.4780.9750.682新 疆0.3240.8340.5200.4220.9820.6440.4750.9790.682均值0.3180.8530.5190.3950.9610.6140.4680.9850.677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耦合度均有差异，与三个指数自身的变化和相互作用有关。本文选取2004年、2009年、2014年31省的城市化指数、人口迁移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和三者耦合度进行聚类分析，从而更细致地描述各省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以及耦合态势的特征。同时，由于选取了三个时点的数据，可呈现各地区的动态变化。

聚类结果大致划分为A、B、C三个大类。每一个大类可继续划分成小类，设为A1、A2、B1、B2、B3、C1、C2、C3共8个小类，计算各大类及小类的三个指数及耦合度均值。由表6可知，A类、B类、C类的耦合度依次下降，分别为中级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和濒临失调衰退型。且三类的城市化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也依次下降，但C类人口迁移指数略超过B类。

表6 聚类结果

   

类别mean-Umean-Mmean-Wmean-DA0.6500.5630.5320.750B0.4400.4190.3690.632C0.2450.4280.1830.486A10.7010.7270.3520.738A20.6340.5140.5860.754B10.4970.4200.4490.671B20.4070.4400.3010.609B30.3430.2860.3810.574C10.3120.4210.2120.537C20.2080.4310.1680.468C30.0770.4460.1120.314

根据聚类结果，各省分属8个类别。2004年，除东部少数几个省份外，其余所有省份都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的C类，至2014年，所有省份都成为A类或B类，呈现耦合度随时间变化从低到高的“时序推移”特征。进一步来看，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的类别变化呈现十分显著的“空间推移”特征。

从东部地区来看，自2004年以来，北京、上海从A1降到A2，耦合度略有提升，两地在2004年是人口迁入集中地，近几年人口迁出迹象增强，导致人口迁移指数下调，同时社会福利水平显著提升，综合作用下导致耦合度未跨越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分别从B2或C1上升至A2，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水平均大幅改善，推动了耦合度持续提升，步入中级协调发展类型，河北、福建、海南则从C1上升到B1，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对外省人口的迁入吸引力仍相对较低，从而人口迁移指数几乎保持不变。

从东北地区来看，辽宁、吉林、黑龙江均从C1经过B2上升至B1，城市化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都显著提升，但人口迁移指数先升后降。究其原因，东北三省的人口迁出水平较为稳定，但人口迁入水平经历小幅上升后在近年持续下降，同时迁出至省内的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迁移指数的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东北三省的城市化、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吸引了本省迁出人口的部分回流，但仍不足以吸引外省人口的迁入。

从中部地区来看，山西、安徽、江西、湖南从C2上升至B1，河南、湖北从C1上升至B1。与东北地区类似，耦合类型从濒临失调衰退转为初级协调发展型，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水平从比东北地区更低的起点获得较大提升，且人口迁出有所下降，但人口迁入水平未获有效提升。

从西部地区来看，内蒙古、重庆、四川、陕西、宁夏、新疆等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均从C2上升到B1，发展速度和模式与中部地区相似，迁出至省内的趋势增强，最大瓶颈在于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广西、贵州、甘肃的耦合类型虽有提升，但在2014年仍位于B3类别，是当年耦合度最低的三个省份，勉强跨越失调衰退类型，主要源于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水平与其他西部地区相当，但迁出人口持续增加且倾向于迁至省外，导致人口迁移指数较低。云南、青海、西藏从C2或C3上升至B2，人口迁出有所下降伴随着人口迁入的轻微增加推动了人口迁移指数的提升，从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部耦合度提升的瓶颈。

综上所述，自2004年以来，几乎所有省份的耦合度都获得了提升，从濒临失调衰退转化为初级或中级协调类型。当前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耦合态势逐次递减。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两地的耦合度有所下调，主要源自人口迁移指数的下降。同时，东北、中部、西部大多数省份的人口迁移指数未得到根本提升。在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水平都普遍提升的情况下，人口迁移水平成为限制UMW耦合系统自组织演化的瓶颈。东部地区的人口迁入中心逐渐呈现人口迁出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迁出人口逐渐回流，但尚未对省外人口形成足够的吸引。由此可知，东部地区的迁出人口仍将迁入东部其他省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也主要局限于区域内部，从而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分割的人口和劳动力市场。在城市化引致的人口承载压力下，人口迁出的增加限制了北京、上海城市发展转型。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进一步提升则需依靠人口迁入的增加。

五、总结与建议

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三者相互影响，已有研究较少将城市发展视为一个复杂系统，而本课题认为前述三者是城市发展UMW系统中的耦合子系统，三个子系统的协调与否决定了城市发展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基于耦合模型与系统自组织演化原理，本课题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深入解析了城市发展转型过程，赋予综合发展度、协调度、耦合度在系统自组织演化中的实际内涵。随后，在计算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对两两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耦合态势进行测算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一步揭示了省域UMW耦合系统的特征和城市发展转型的可能演化类型。

研究表明：第一，城市化与社会福利子系统互惠共生，而城市化与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子系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寄生现象。土地城市化取代人口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水平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则依次得益于社会保障、物质财富、生活环境水平的提高，然而，人口迁移指数却伴随城市化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上升而逐步下调。第二，两两子系统间联系日益紧密，其中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的关联性显著增强。协调度反映了两两子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当前三者协调度都较高，而人口迁移与社会福利的协调度提升速度最为明显，表明近年来人口迁移受到社会福利的影响加深，并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第三，UMW系统整体耦合度呈现十分显著的时空“梯度推移”特征，城市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转型表现持续最优。自2004年以来，各地区的整体耦合度都持续提升，但提升速度不甚明显，当前东部地区表现为初级或中级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地区则全部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型。究其原因，人口迁移子系统存在受损现象，成为当前UMW耦合系统自组织演化的瓶颈。东部的北京、上海两地日益提升的人口承载压力导致人口迁入下降和迁出上升，从而导致了两两子系统寄生现象的出现，并阻碍了整体耦合系统的增长型演化。此外，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水平发展良好，吸引了迁出人口的回流，但尚未对东部迁出人口构成足够的吸引力，从而城市发展转型动力不足。

综上可知，通过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带动物质财富、社会保障和生活环境等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并通过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吸引人口迁入，修复人口迁移子系统，而后通过人口迁移促进城市化和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改善，有助于推动UMW耦合系统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自组织演化和持续跃迁，即顺利推动各地区的城市发展转型升级。进一步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开始迁至省外，而其他地区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又不足，这意味着东部地区人口迁出仍然局限于本区域。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受制于其他地区劳动力回流的限制，另一方面，其他地区也难以获得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优势的支持。近年来，用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及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以招工难为代表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和现有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实质性冲击，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已然启动。在人口自然增长短期内难以弥补劳动力缺口的形势下，吸引年轻高素质人口的迁入是各地区维持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契机，同时也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东部地区需提升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公平度，增强迁入人口的永久迁移和户籍迁移意愿，并通过构建紧凑型多中心城市等方案有效分散中心城区人口承载压力，缓解大城市病导致的人口迁移“推力”。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则需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契机，提升城市化规模和城市化质量，改善物质财富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提升人口迁移“拉力”吸引人口迁入。后续研究将借助系统动力模型等更深入地考察城市化、人口迁移、社会福利的内在交互机制，从而对城市发展转型态势做出更明晰稳健的推断，为各地区城市发展转型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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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Coupled System

CHEN Yang1, LU J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Starting from logistic evolution equ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welfare constitute a self-organizing coupled system, and coupling model can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evolution trend and direction of the overall transition of the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subsystem is reciprocal symbiosis, 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present a certain degree of parasitism. The coupling degree of overall system presents obvious "gradient descending" trend, both in space and time. Urban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optima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population migration subsystem is damaged, which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coupling system's growing evolution. Population bearing pressure upgrading of eastern area leads to population emigration, but other areas lack sufficient attraction of population immigration, thus would cause inter-regional labor segmentation. Therefore, with the aid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fare, each area should optimize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urbaniz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social welfare; systematic 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