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付费何以可能：一种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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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付费何以可能：一种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何 易，刘彦芝，王 铮

摘 要 文章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知识付费业态的根源。知识表达过程依赖于个体智识与外部市场信息的协同演化。知识创新是企业利润的源泉，权衡好个体价值与社会选择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对知识创新非常重要。网络生活放大了信息和知识作用，内在的知识同质性与幂律特征是社会知识演化的两种不同方向与动力，也是知识付费的根源。

关键词 知识付费 知识幂律 知识创新

相对“确定的”个体知识与充满“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之间的信息差异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根本动力之一[1-2]，这种“个体-社会”互动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人类特有的信息/知识体系，它是人类对外部不确定环境的把握，是对世界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洞见，是对外界信号的一种分类体系(classification system)[3]。当然，这种“分类、分割”永远无法被视为“最终的”，只是一种个体对社会认知的可能“近似”[4]31，而这种“把握”“分类”“近似”的结果使知识付费成为可能。

1 知识付费的对象：个体表达社会化后的显性知识①
什么是知识？Tuomi认为，知识是一种资源(resource)、产品(product)，更是一种限定(restriction)，知识是决定个体预算线的重要因素[5]72-73。关于“知识”(knowledge)与“信息”(information)的概念与区分，学界没有确定的结论。有学者认为，信息概念包含知识[6-7][8]2-5，也有学者认为知识内涵信息[5]73-74[9]。本文赞同Machlup的观点[10]：知识与信息在更多情境下不必区分，不认为information 强调“个体之外”而knowledge强调已被个体“内部化”的信息。与其相对，本文采取自然哲学家Godfrey-Smith对人类演化过程的一般理解[11]，甚至认为个体依然具有达尔文群(Darwinian Populations)特征，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组合。之所以对知识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模糊化”处理，是因为对知识本质的探讨与知识市场化过程之间存在诸多阻碍，但并不妨碍对知识市场的理解与探索。

知识是思想的信息表达。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人类知识的创新冲动(creative impulse)源自3个基本过程：对重要性的感受、表达和理解[12]1-42，对重要性的感受先于表达，而表达先于理解。对重要性的理解，首先是个体的，源自每一位启蒙了的个体心灵体验与事实(educated mind)，而知识的社会属性要求它终将成为一种系统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这种知识系统化、社会化的“装配”(assemblage)过程必然要摒弃部分观念(notion)、经历(experience)与建议(suggestion)[12]1-2。怀特海对知识的理解带有浓郁的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认识论色彩，一方面强调心灵对外部信息的呈现与表征，另一方面认为经过社会演化洗礼的知识内涵着对他人重要感受的体验与再确认；只有经过再确认的信息才被视为“真的”，这种观念的确立使知识建立成为可能，被誉为个体心灵规则的直接指向(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13]4。

知识分工是知识社会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市场形成前，原始的社会分工依然以知识分工为基础。例如，在狩猎采集时代，捕猎群体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与职责，负责瞭望与投掷标枪的原始人具有不同的知识与信息，但缺乏可交流的语言，因此，他们具有的知识信息无法社会化。当然，这种以个体为载体存在的“知识”，其选择与使用依然有成本，且与群体意义密切相关。比如，某人了解如何找到植物性毒叶用以涂抹枪矛，他因具有此类知识而获得集体所取得的猎物收益。但这类基于普遍事实的知识容易被模仿与学习，限制了原始捕猎群体的合作规模。知识社会化首先要求人类语言的形成，语言的形成是人类异于其它社会性哺乳动物的核心要素。在语言文字形成之初，它们仅作为记录与人类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基本社会事实而存在，忽略了与个体性有关的情感表达。语言文字记录的这种“删节”特征是人类生存适应的重要表现，也是个体整合内部认知资源与外部环境冲突的重要过程，这种“内外部信息”的整合过程(也被称作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交互过程)是知识创新的根本来源[14]。

在知识市场中，知识分工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则共生演化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语境下，社会群体内部的知识分工是劳动分工的前提，而劳动分工与市场规则之间存在互动演化关系：一方面社会分工的程度会影响市场广度，另一方面市场扩张又会促进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这种劳动分工与市场规则之间的互动演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15]。在Sterelny看来，人类社会演化的基本条件是个体、组织的知识信息传递与交流，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市场秩序演化，背后的深层社会关系都依赖于人类代际之间、同侪之间的知识传递与学习[16]。在知识演化与交流过程中，知识具有的互补特性使其与传统市场商品有所不同。传统的市场商品以所具有的差异性、替代性为存在基础，而知识以更强、更广的“互补性”为核心特征：在时间发展路径上，知识信息各个片段之间存在互补性，不同类型的社会知识之间也存在互补性[17]。在知识市场中，知识的互补特征意味着某知识片段的价值与其它知识片段密切相关。这说明知识从存在的那一刻起，具有“依他性”(other-regarding)；强调知识信息的社会属性，而纯粹缺乏他人经验与体验的私人信息交易可能会因费用过于高昂而无法完成。

市场中具有互补特征的知识要实现交易，必须完成从个体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向个体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的转换[18]，它是意识非理性化向理性化的转移，而知识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s)也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重要前提[14]。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不同于简单的知识表征，后者强调个体心灵对外部知识的投射，而知识的显性化强调个体从自我的“冥想认知”向“社会知识”转化。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存在两种隐性知识：“强的隐性知识”“弱的隐性知识”，前者强调原则上不能充分用言语表达的知识，后者是事实上未用语言表达、但并非原则上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知识[19]18。显然，“强的隐性知识”具有“社会化”(socialization)可能[14]，“弱的隐性知识”指隐性知识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因此，本文认为可付费的知识是指可外部化且能被综合化(combination)的显性知识。

2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特征：信息同质化与知识幂律并存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世间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成本，足够的成本付出可以实现所有的可能预期[20]，但这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无法实现。一方面，知识价值与使用价值密切相关。知识产品之所以存在定价困难，原因在于知识的购买者与使用者只有在得到后才能了解它，也就是说，必须在取得后才能对它进行准确定价，但知识使用者一旦得到信息，便会降低付费意愿。这种知识付费前后的预期差异会提高知识付费的事前购买成本。另一方面，知识、高价值的真实信息在市场中具有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特征，即市场中的知识、信息最终会集结于某些个体，无法扩散到整个市场。也就是说，个体在市场情境下做出的努力，根本无法超越市场成本，这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直接回应[21]。例如，施特劳斯学派具有“秘传”风气，要求将观点集中在少数内部人手中，被誉为哲学史中的“隐微写作”风格。

人类道德感来源包含5 个要素：非伤害性(no-harm)、公平感(fairness)、纯洁性(purity)、权威感(authority)与群内认同感(in-group identity)[22-23]。群内认同感导致信息分离、社会同质化；权威感导致社会信息异质化，是知识幂律产生的深层心理原因。被誉为“互联网市场先驱”的互联网信息学专家Weinberger认为，互联网的最大特征是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连接最多的不同类型的人[24]51。这意味着，一方面，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②相比，互联网络时代任何两个陌生个体间缔结情感纽带的成本更低，社会信息在网络中传播的速度更快，个体间较低的信息差异可能导致社会扁平化，即“知识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24]51，169。例如，在互联网时代，广州与西安的居民都能在电商网站上以同样价格购买到同质产品，这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知识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专家学者不再是信息垄断者，因为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在网络中可以搜寻到多种可能的解释。对众多网络论点，个体的选择标准主要是是否与自己的生活体验相关，思维很难再被专家学者的“封闭”论断禁锢。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更强，而专家强调对某些局部信息的强化与训练，必然导致专家论点的局部特征(locality)。当然，网络信息的同质化会大幅降低个体互动门槛，使个体间随机交易的可能性上升，但这也带来了网络世界个体社会心理的重要成本：人们由于缺乏深层情感交流而变得愈加冷漠。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网络信息时代个体间相对稳定的直接互动频率降低，而深层情感来自稳定的社会互动，社会互动频率越低，深层情感的缔结可能性就越低。但在传统社会结构(如“洞穴人”结构)中，个体交互具有全链接特征，“洞穴”的内部信息甚至可以做到无损传递[25]91。然而，网络时代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个体纽带的随机链接、改接。信息网络的随机链接特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体间的“点对点”(peer-topeer，P2P)信息交互。以微信为例，一旦加为好友，便可以直接交流，信息交流成本几乎为零，但这种浅层的纽带关系会因某些小事而瓦解，如微信设置黑名单机制，“拉黑”成本几乎为零；而被排斥的个体不会因为被拉黑难过，因为很容易寻找到新的个体链接，这种网络情感纽带改接的成本依然很低。如此，便形成网络信息社会的情感冷漠[25]92。第二，网络个体的黏着偏好(preferential attachment)导致信息向网络中高纽带节点集结[26]，而黏着偏好社会演化的结果便是资源幂律(power law)[27]——社会资源在网络中的局部垄断。虽然互联网时代专家作用逐渐降低，但这种传统的认知模式依然很强大。从个体行为动机视角看，社会演化的重要动力是学习，人们会向群体内部的优秀个体学习，观察模仿其行为，结果是形成具有相似特征的信息集，继而同质化加强，信息集成为社会习俗文化的起源[28]。群外新成员在社会性学习过程中，也有向周围优秀个体、专家学习的行为倾向，这意味着与一般个体相比，人们更愿意同优秀个体合作交流，这部分社会精英逐渐成为重要的信息过滤器与交换器。在社会演化过程中，社会资源向少数人集中，与之相伴的知识、信息服从知识幂律，即社会知识、信息向社会网络中的高节点集中，最终形成“信息垄断”。网络时代的信息垄断具有两大特征：

在社会层面，知识幂律的重要表现是形成以话题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模式，进而形成以观点为核心的匿名“半人格化交互”。以“知乎”为例，以话题为信息载体，发起人与回答者都有互动记录。通过信息记录，观察者可以考量话题发起人与回答者的知识结构、人格特质与行为模式，决定是否有必要与其继续交流。

在个体层面，网络信息的幂律特征会产生以个体为中心的信息回声室(echo chamber)现象。互联网时代个人时间的碎片化因“疲于应对”而让人们变得平庸无奇，低成本的信息过滤装置(如朋友圈的拉黑与分组)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存储池。道德行为(moral act)源于自我(itself)，却最终指向社会(social end)，这是“社会自我”(social self)[29]204概念的精髓。但在互联网时代，个体行动不再敏感依赖于社会道德(social morality)，但与友谊圈密切相关，以涉他情感(other - regarding) 替代涉群情感(group -regarding)。友谊圈内信息选择的本质是人们更愿意与自己认可的人交流并加深对其观点的确信，甚至倾向于选择这些认可观点中更极端的观点[30]65，人们也更关心在意的人对自己的评价。

网络知识演化的两种不同路径——信息同质化与知识幂律，意味着在频繁的信息互动背后，平庸与冷漠成为普遍。与此同时，当人们处于与个体生存密切相关的情境时，还留存着一种“激情”：保持平庸却不甘于平庸。互联网所敞开的信息大门不仅能够以更广的范围连接最大多数个体，而且允许多视角、多方式的分析与探索方式。

3 一个关于知识付费的理论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向知识提供者(如发明家)付费而对市场(企业)生产的影响，因此以知识付费过程中的社会收益作为重要考量指标，进而建立关于知识付费行为的法律经济学模型。从社会福利最优角度看，知识应该大规模地以较低成本向市场扩散，但这会降低对知识创新者的行为激励。而从知识创新者收益最优角度看，应将专利(知识)的经济价值全部赋予创新者，从而增加发明激励，但这会限制知识的市场使用，导致社会福利下降[31]。本文认为，这两种方式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都是无效率的，最终会造成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需要深入创新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寻找较优的知识付费期限。

3.1 知识付费期限内外的社会收益比较
假设某知识付费企业面对的社会总需求曲线是DD'，C0表示企业未进行知识创新、知识未付费前的产品成本，C1表示该企业因知识购买而产生的成本，其中C1＜C0。由图1可见，知识付费会导致企业生产技术改进，降低产品生产成本，这是企业知识付费的根本激励。C0与DD'相交，交点的横坐标为Q0，表示企业未进行知识付费、知识创新时的均衡产量。当企业进行知识付费与知识创新时，企业获得垄断利润SⅠ，社会福利损失为SⅡ。在知识付费期限外，产品能以更低价格，即知识购买后的成本价格C1出售，此时知识付费期限之内的垄断利润SⅠ、社会福利损失SⅡ转化成消费者剩余，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损失，但挫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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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知识付费期限内外的社会收益比较

3.2 企业最优知识付费额的计算
假设知识的费用为B，且企业生产成本的节约源自技术革新。对所研究的企业而言，技术革新来自企业对知识的购买，因此B=C0-C1。B值代表企业为创新做出的知识投资，B值越高，表明企业为知识所付费用越高、企业可获得的创新收益越高，意味着该知识(信息)对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越大。用TC表示知识付费带来的企业研发总成本，PV表示企业向知识生产者购买知识后而产生的总研发收益，知识付费为企业带来(也就是企业知识创新下)的总利润为：R=PV-TC。假设知识付费给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总成本为TC=αB2，α为正的常系数。创新企业的总成本是企业创新规模的增函数，意味着要想节约更多成本，必须付出更多创新成本。pagenumber_ebook=55,pagenumber_book=51表示创新企业的总成本与企业知识付费之间存在的边际递增关系，说明在企业内部依靠知识创新来降低产品成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要想产生一单位的成本节约，知识创新代价会越来越高。

假设企业购买的知识期限为T年，由于知识期限存在，每期可得到收益(或知识使用者向知识所有者支付的知识使用费)为BQ0，那么企业因知识购买而产生的总收益PV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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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知识在(付费)期限内每期产生的收益现值为pagenumber_ebook=55,pagenumber_book=51表示用于贴现的年利率(γ)——其中，1表示未来的1元钱，e-r表示未来1元钱的现值，那么，企业知识创新下的总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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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最优的知识付费期限可使企业的总利润最大化，即

pagenumber_ebook=55,pagenumber_book=51
令pagenumber_ebook=55,pagenumber_book=51B*为T的增函数，即知识付费期限越长，知识创新规模越大。

3.3 社会最优知识付费期限的计算
在图1中，知识付费期限内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为SI，边际收益为MRS I。由于SI=B*·Q0pagenumber_ebook=55,pagenumber_book=51因此pagenumber_ebook=55,pagenumber_book=51从社会福利视角看，知识付费期限内的社会损失SⅡ是指创新付出的成本，而社会创新的边际成本为MCSⅡ。此时牵涉具体的需求曲线，假设企业的需求曲线为：P=α-bQ，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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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e-rT＞e-2rT，所以MCSⅡ＞0，即知识付费带来社会创新边际成本上升。而且，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令 2e-2rT-e-rT＞0，则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时，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社会福利损失的边际成本上升；当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社会福利的边际成本下降。由此，得出社会福利的总成本曲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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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知识付费的社会成本

对MCSⅡ曲线来说，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

因此，当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当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据此可画出MCSⅡ的曲线图，见图3。

那么，社会最优的付费期限T*应满足企业所获得的边际利润与边际成本相等，即：MRSⅠ=MCSⅡ。令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推导出pagenumber_ebook=56,pagenumber_book=52由上述等式可知，b与T*方向相同。并且对不同产业而言，需求弹性越大，b越小、T*越小，即对需求弹性较大的产业而言，应配予更短的知识付费期；对需求弹性越小的产业而言，应配予更长的知识付费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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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社会福利的边际损失

4 知识创新的螺旋
知识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只有从事知识生产或内涵知识生产的企业才能获得利润[32]。与传统商品生产相比，知识生产有3个核心特征：第一，知识产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在知识生产之先，生产者难以确定未来知识产品在市场中的需求弹性，因此，生产者亦无法找到市场的最优产权保护期限。并且，一旦知识生产出来，知识消费者(使用者)对知识的购买欲望会迅速下降，形成较强的违约动机。为确保知识生产者具有较强的生产动机，需要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成本。第二，与传统商品比较，知识定价的困难在于，知识的价值与其未来所能产生的收入密切相关，而且知识的空间互补性在知识定价中往往占据重要作用。与传统商品相比，消费者对知识使用价值的预期能力较低，这会降低知识生产动机。第三，知识生产意味着知识创新。传统商品的生产过程可以视为简单的知识表达过程，工人、制造商只需按照图纸、规划准确实施即可，导致普通产品的异质性较差。但知识产品不同，知识产品来源于具有差异性的个体智识与经验，同质化的知识产品价值很低。这是因为知识生产的规模递增特征内嵌于传统、常规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32]，它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创新是知识付费的根源。与产品创新的最大不同在于，知识创新要求行动者必须参与到知识创新的全过程中，“隔岸观火”无法完成对知识创新实体的超越，因此，知识创新的本质是实践。知识实体的这种基于实践的超越过程，被誉为“知识创新的螺旋”(Spiral of Knowledge Creation)[14]。在传统信息时代(即移动互联时代前的信息分享时代)，每一次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转化被称作知识创新。其中，知识创新蕴含的实体超越过程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基础。知识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处理个体、组织的重要问题，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8]17-20。在知识载体(个体、组织等)内部，个体只能从自己的生命史出发去探索未来知识交互的可能，据此发现与目标可能相关的全部知识图景[33]。这种从“个体知识”到“社会知识”的拼接、演化过程，也是社会中具有相似信息的个体之间的共同计划、目标(社会共识)不断演化的过程，实质是个体之间频繁的信息交互而形成知识混合，混合的知识又在知识载体中不断演化与创新，最终形成新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这种动态的知识演化过程是层累的，具有互补特征的知识表达呈现为相互取足及彼此冲突并存。在移动互联时代，知识创新不仅意味着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还包括显性知识之间、隐性知识之间的传播与转化。当然，此时所付之“价”不仅包括有形货币，还包括耗费的智识资源。例如，互联网时代显性知识之间交换的重要场所是互联平台，消费者在某网页停留的“反应时间”是企业竞争的重要资源，这类信息资源的获取需要企业向平台购买。互联网平台的提供者不仅能提取用户的消费偏好信息并出售给商品生产企业，还能推送出影响消费者行为偏好的信息。新时代的知识信息表达具有“半人格化”特征。基于网络平台的信息交互背后是真实的个体，但因网络交互往往会有时滞、允许互动者之间进行情绪考量，这意味着在现实中可能会激活的情感选择在互联网时代转入理性分析。互联网中的个体不是简单的“理性人”，只是由于网络能够连接市场大众，群体情绪的消散机会大大上升，具有某些理性特征。

5 结语
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形式由权力配置、权利配置演变为市场配置，背后是社会知识与信息的演化。在市场时代，知识交易是一种确定性事实，代价不仅包括有形的资源、财产，也包括心智成本。因此，在知识付费可能性的命题讨论中，更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超越古典知识论的分析框架，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之下寻找知识付费的可能限度。从传统市场角度看，知识的生产费用奇高，但复制费用很低。这意味着知识生产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导致知识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差距太大，知识创新的收益无法内部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知识局限在专家手中，产生的信息壁垒约束了知识外部化的某些可能，从而阻碍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时代，一方面在信息幂律约束下，知识专家会拥有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知识网络化意味着信息的个体异质性上升，因为知识的重要来源是个体经验，因此会相对弱化信息垄断的可能。在网络社会，信息的这两种可能性路向纠缠在一起，其动态演化结果成为知识付费的可能。

注释

① 为与经济学中的概念相呼应，此处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有别于 Nonaka 和 Toyama 在 SECI 模型中所指的“知识社会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更像Nonaka所讲“外部化（externalization）与综合化（combination）”的概念统合，只因其与经济学中的“社会化”概念类似。

② Chase将人类社会分为两部分，在互联网出现前的工业时代称作“工业资本主义时代”（industrial capitalism），互联网时代称作“集体主义经济时代”（collaborative economy）。见：Chase，R.Peers Inc：How People and Pl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 Reinventing Capitalism[M].Public Affairs，2015.

参考文献

[1]Heiner，R A.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 （4）：560-595.

[2]Heiner，R A.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Further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2）：391-396.

[3]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3.

[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Fried，Andrea.Corporate knowledg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organizations by Ilkka Tuomi[J].Management Revue，15（1）：72-74.

[6]G Probst，S Raub，K Romhardt.Managing Knowledge：Building Blocks for Success[M].New York：J.Wiley&Sons，2000.

[7]Stenmark，D.Information vs.knowledge：The role of intranet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C]//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Washington DC：IEEE，2002.

[8]Dalkir，K.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M].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2013.

[9]B Kogut，U Zander.Knowledge of the firm，combinative capabilities，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J].Organization Science，1992，3（3）：383-397.

[10]Machlup，F.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11]Godfrey-Smith，P.Darwinian Populations and Natural Selec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2]Whitehead，A N.Modes of thought[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

[13]Taylor，Charles.Philosophical Argument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4]I Nonaka，R Toyama.The knowledge-creating theory revisited：Knowledge creation as a synthesizing process[J].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Practice，2003，1（1）：2-10.

[15]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J].经济研究，1994（7）：66-80.

[16]Sterelny，K.The evolved apprentice model： Scope and limits[J].Biological Theory，2013，8（1）：37-43.

[17]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J].经济研究，1997（6）：70-77.

[18]Giddens，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19]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0]Stigler，G J.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1，69（3）：213-225.

[21]肯尼斯·J·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M].陈志武，崔之元，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2]J Graham，J Haidt，B A Nosek.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9，96（5）：1029-1046.

[23]J Graham，B A Nosek，J Haidt，et al.Mapping the moral domai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2011，101（2）：366-385.

[24]Weinberger，D.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M].New York：Basic Books，2011.

[25]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6]Amaral，L A，Scala，A，Barthelemy，M，et al.Classes of small-world network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0，97（21）：11149-11152.

[27]Price，D D S.A general theory of bibliometric and other cumulative advantage processes[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1976，27（5）：292-306.

[28]Nettle，D.Beyond nature versus culture： Cultural variation as an evolved characteristic[J].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009，15 （2）：223-240.

[29]Mead，G H.Mind，Self，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30]Sunstein，C R.Republic.com 2.0[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31]Arrow，K J.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M]//Reading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London：Palgrave，1972： 219-236.

[32]Arrow，K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3）：155-173.

[33]Vygotsky，L S.Thought and language[J].Bulletin of the Orton Society，1964，14（1）：97-98.

How Is Knowledge-Payment Possible?—From the Behavioral Economic Perspective

HE Yi，LIU Yanzhi，WANG Zheng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oots of knowledge-payment from the behavioral economic perspective.Knowledge evolves from human social cognition，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expression relies on the co-evolution of individual wisdom and market information.Since knowledge innovation creates great profits for enterprises，it is vital to balance individual values and social choices in deciding the du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Nowadays，the functions of human information have been enlarged by internet social life.It is found out that homogeneity and power-law are not only two key direction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social knowledge evolution，but also the root of knowledge-payment.

Keywords knowledge-payment；power-law of knowledge；knowledge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