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苏联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上的伊宁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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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期苏联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上的伊宁航校
陈开科

〔摘要〕 抗战前期，苏联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决定秘密军事援华，援助中国兴办各类航校，为中国空军培训人才，坐落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与苏联交界处的伊宁航校就是其中的典型。该校从训练物资、教官、行政管理，到教学计划和内容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然而，由于伊宁航校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全方位对苏联援助的依赖，航校兴办困难重重。伊宁航校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不过，苏联教官在航校兴办过程中，对教学训练尽心尽职，苏联驻华空军顾问也从空军训练的专业角度提出了许多改善航校教学管理的建议。最终，伊宁航校在中苏(航委会和苏联教官)的共同努力下，为中国空军培训了一部分人才，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 苏联军事援华；西北国际通道；伊宁航校；苏联教官

抗战前期，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防力量不足，中国空军不但缺乏飞机，还缺乏空军技术人才。鉴于当时中国腹地战火横飞，国民政府只好考虑在比较安全的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组建军事航校或航空培训班，借助苏联的援助培训中国空军人才。其中，坐落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上的伊宁航校①(中文档案又称为伊宁空军教导队或伊宁空军教导总队②)就是其中的典型。历史资料显示，战时伊宁航校完全是在苏联军事援华背景下筹办起来的。根据中苏双方协商的结果，苏联方面援助教官和训练物资，中国方面负责提供经费及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筹办过程中，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及伊宁地理位置极敏感，牵扯颇多，困难重重。伊宁航校甚至一度成为当时苏联、中国新疆地方势力与中国中央政府势力等多方合作与摩擦的舞台。尽管如此，伊宁航校仍然克服困难，筹办成功，并为中国空军培训了部分人才。以往学界极少著述专论伊宁航校问题，偶尔涉足该问题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其相关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而忽略伊宁航校的内部教学问题，在中俄文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存在不足。③本文试图广泛利用中俄文档案资料，全面论述抗战前期苏联援助中国筹建伊宁航校问题，以就正于方家。

一、中苏有关苏联援助筹办伊宁航校的交涉
抗战前期，援助中国在大西北地区筹建军事航校问题较早由苏联方面提出。在中苏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的过程中，中国一直请求苏联军事援华，尤其是苏联空军的援助，包括购买苏联的战机、聘请苏联飞行教官为中国培训合格的飞行员等。1937年2月1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Б.С.Стомоняков)电告苏联驻华临时外交代办斯皮里瓦尼克(И.И.Спильваник)，苏联同意向中国西北某地的军事航空学校派遣教官，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手。④8月21日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以后，苏联即制定“Z”行动计划，开始军事援华。到1938年初，尽管有苏联空军志愿队参战，中国空军仍然势蹙，迫切需要借助苏联力量培训空军人才。于是，依据前述苏联的应诺，中国国民政府于2月“拟于迪化增设航校，完全利用俄方人员器材”。⑤所谓“于迪化增设航校”即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另筹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分校。具体设想为：“1.空军军官学校设于昆明，于迪化设立分校(名之曰空军军官学校迪化分校)。教育长与教育处副处长驻昆明，教育处长兼分校主任驻迪化。2.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学制如旧，原第一分校取消，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初级班。3.迪化分校办理军官生飞行中级与高级及侦炸员训练，必要时可统办初中高三级，每级均为四个月”。⑥之所以计划将空军军官学校办在乌鲁木齐，一是安全，时日本空军尚无能力轰炸新疆；二是学校各项器材、设备、教官都依赖苏联的援助，新疆靠近中苏边境，方便接受苏联援助。但蒋介石顾忌与新疆盛世才的关系，故对在迪化“增设航校”的提议表示犹豫：“迪化设校不甚相宜，应斟酌再定”。⑦但是，由于如下两方面缘故，国民政府在迪化“增设航校”一事提上日程：一是根据空军教练夏振杨的报告，国民政府在迪化设立航校是中央政府军事势力渗透到新疆的机会，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及领土主权⑧；二是不久之后，在迪化“增设航校”的计划原则上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1938年7月8日，中国驻苏大使杨杰通告伏罗希洛夫元帅，中国航空委员会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准备跟苏联洽谈“飞机制造厂和航校建设方案”。⑨这个航委会代表团以黄光锐和王叔铭为首，代表团向苏联军方通告了中国国民政府拟请苏联政府援助在迪化“增设航校”的计划：“1.迪校以训练军官为主旨；2.校址设迪化北四十公里处或奇台；3.训练以速成为原则，并专设中高级飞行军官，定八个月毕业，侦察军官定六个月最多八个月毕业；4.飞行军官每期三百名至四百名，内分轰炸及驱逐两科，侦察军官每期一百五十名至二百名，该班军官应授有空军谋略之学识；5.附设空军参谋训练速成班；6.高级教练机均须武装设备齐全；7.重要学科以俄员为主教官，中国教官为助教，同时听讲(生意两期后可不需用俄员)；8.每飞机四架用俄机械员一人，并设航空总工程师一人；9.附设修理工厂，能负飞机及发动机大小修理之责，厂长由我方担任，而设一航空工程师副之，并每股设一俄工程员；10.教育处设一总教官，该员由俄政府选派有教育经验者任之；11.全数夜航设备；12.防空设备(高射炮、探照灯、听音机)；13.跳伞训练设备，并设跳伞指导员两人；14.设化学试验室并设化学教官一人；15.运输队；16.修理工厂设有军械学徒班；17.迪校建设预算为美金三百五十万元，由第二次借款中扣付之；18.教育方法、器材、设备悉按俄国各航校之经验计划实施之”。⑩由这18项计划内容可见：迪化航校主要是培训中国空军军官，其中关键在于苏联的援助，教官、训练器材和教学计划全方位依靠苏联援助。并且，由第17项迪校预算“由第二次借款中扣付”可见，有关迪化航校的筹建费用都要先由苏联政府垫付。

但黄、王二人凭此计划与苏联方面谈判“经年”，一直未能获得苏联方面的同意。个中原因，既有苏联对新疆战略的考量，也有黄、王二人职衔太低的因素。1939年3月，孙科偕航委会主任参事陈庆云赴俄重新接洽商谈，终获成功。5月16日，在苏联方面的坚持下，双方商定，该空军军官学校的校址由迪化改到伊宁。伏罗希洛夫认为，乌鲁木齐机场太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且尘土太大，风向不定，不利于飞行教练，而伊宁离中苏国境线近，十分便于获取苏联物资援助，尤其伊宁机场有现成房舍，气候适宜。width=17,height=14,dpi=110实际上，苏联方面之所以反对国民政府在迪化“增设航校”，要把航校改建到伊宁，除了上述这些明面上的理由外，极有可能也在考量苏联、蒋介石、盛世才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国民政府于1943年8月就兼并了迪化盛世才的“新省航空队”。width=17,height=14,dpi=110

国民政府听取了苏联的建议，将计划筹办的“迪化航校”变为“伊宁航校”。航校地点确定后，中苏开始协商聘请苏联教官事宜。到1939年8月，中苏两国才就聘请苏联航空教官到伊宁航校任教事宜达成“君子协议”width=17,height=14,dpi=110，教官薪饷“照志愿军同样待遇”。width=17,height=14,dpi=110从资料看，聘请教官的君子协议每年一签。1940年8月，中国驻苏使馆参赞刘泽荣与苏联续签了一年君子协议。width=17,height=14,dpi=110基于君子协议，1940年，有34位苏联专家在伊宁教导总队工作，其中包括22名教官、12名空军修理大队的技术人员。1942年3月，在伊宁和兰州有32名苏联专家在工作。直到1944年1月25日，尚有12名苏联教官在伊宁航校工作。width=17,height=14,dpi=110

苏联派遣的不仅有飞行教官，还包括各类航空技术专家。1939年4月，中方要求苏方派遣两个修理队(每队4人)援助伊宁教导总队，一为И-15、И-16飞机及M-25马达修理队，一为СБ飞机及M-100、M-103马达修理队。为此，苏联空军紧急挑选如下援华航空技术专家：一级军事技术员斯塔雷(И.И.Старый)，小组长莫斯托沃伊(М.К.Моcтовой)、佩琴金(И.И.Печенкин)、斯捷潘诺夫(К.А.Степанов)，一级军事技术员加博夫(И.С.Габов)，小队长科察连科(П.В.Коцаренко)，军士沃龙佐夫(К.В.Воронцов)和波伊科夫(П.С.Пойков)等。width=17,height=14,dpi=11011月，苏联政府又为伊宁航校挑选了飞机维修工程师和教官，列入名单的备选人有，СБ飞机维修工程师：三级军事工程师奥列什科(Н.Н.Олешко)、德米特里耶夫(В.А.Дмитриев)、帕夫洛夫(И.П.Павлов)，歼击机维修工程师：二级军事工程师波德列斯内(Б.Н.Подлесный)、三级军事工程师巴索夫(Г.В.Басов)和弗拉索夫(А.М.Власов)，教官兼参谋：少校佩图霍夫(В.У.Петухов)，领航与轰炸：大尉格拉西莫夫(А.Г.Герасимов)，侦察：大尉特罗杨诺夫(Н.И.Троянов)。width=17,height=14,dpi=110不过，这些挑选出来的备选人员最终是否到了伊宁航校，尚不清楚。

在商谈君子协议的同时，中国国民政府跟苏联政府亦开始商讨订购航校训练物资的事情。但直到1940年1月17日，贺耀祖、杨杰才找到机会与伏罗希洛夫元帅会晤，将筹办伊宁航校训练所需军事器材、油料等订单(及其他军事订单)交给苏联军方。width=17,height=14,dpi=110

在莫斯科的中苏交涉形式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航空委员会便正式启动了伊宁航校的筹建工作。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新疆伊宁航校“以空军驱逐总队为基干”，于1939年11月1日宣告成立，直隶航空委员会。杨鹤霄、李瑞彬、宁明阶先后为伊宁航校队长，下辖训练中队三个：第一中队专事驱逐训练，第二中队专事轰炸训练，第三中队专事侦炸、领航及通讯射击训练。每个中队各辖2—3个区队。首批受训的学员均来自空军军官学校第九、十一两期毕业的驱逐、轰炸见习官，空军军士学校第三期毕业的驱逐、轰炸军士，以及部分另招侦察领航员、通讯射击士。伊宁航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四年多时间。width=17,height=14,dpi=110

二、伊宁航校筹办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
尽管有苏联的援助，伊宁航校在筹办过程中，仍受到多方掣肘，遭遇种种困难。早在1939年12月12日，一份航委会的调查报告就显示，伊宁航校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该校无论常驻或临时调用人员，其“物资生活及招待情形殊不甚佳”；二是学校课程计划尚未批准；三是需要补充的飞机及器材(如教练机、教课参考书等)尚未申请订购；四是该校飞机汽油的补给存在问题。width=17,height=14,dpi=110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亦为此大伤脑筋。1940年，周至柔经过调查，写了一份《伊宁航校训练计划未能实施并种种困难情形同时拟具补救办法》。在他看来，影响伊宁航校筹备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苏联方面的影响
苏方培训计划与我方培训计划相左。筹备之初，苏联方面拟定的培训计划要点为：学员200人(计轰炸、驱逐、机械各50人，通讯30人，最大限度不超过200人)，练习机53架width=17,height=14,dpi=110，所有教官、教材均按此计划配备，学期限半年或7个月；中国方面原定的培训计划则为：办理中高级班，每期8个月，首先培训600名学员，其中歼击机飞行员200名、轰炸机、飞行员200名、飞行观察员200名width=17,height=14,dpi=110，人数远超苏联计划。由于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中国航委会于1938年12月重新制定培训方案，计划以飞机149架，训练驱逐机飞行员100人，轰炸机78组，训练期限为4个月，轰炸机、驱逐机飞行训练各100小时。就计划提出的时间而言，确实苏联计划早于中国计划。但当时中日战争愈趋激烈，中国空军急需补充航空飞行技术人员。在中国政府看来，苏联的培训计划太保守，培训人数太少，培训时间太长，不敷急用。根据航委会的原定培训计划，400人分为中级班和高级班，各200人，4个月结业。航委会还计划举办侦炸员培训，分前期和后期，每期100人。这样，伊宁航校在校受训学员将保持600人规模。1939年6月20日，赶到伊宁总队的队长杨鹤霄致电航委会称，伊宁教导总队的苏联教官负责人李维诺夫根据伊宁航校的训练资源又做出了新的培训计划：培训驱逐学员100名、轰炸学员50名、轰炸员和侦炸员各25名。李维诺夫的新计划中，培训总人数没变，驱逐学员增加了50名，但其他各科目的培训人数减少了。航委会认为这个计划仍然不敷所用，且培训出来的各科目学员不成比例，无法组合形成战斗力，遂另与苏联驻华空军总顾问阿尼西莫夫(П.Н.Анисимов)商量，制定了如下培训计划：培训驱逐飞行员100名，轰炸飞行员78名，轰炸员、射击士各78名，培训期为4个月，驱逐和轰炸飞行员受训时间为100小时。为了顺利完成培训计划，需要增购飞机86架，加上已经购置的教练机53架，航校的教练机总数将达到139架。新计划由阿尼西莫夫向莫斯科请示。同时，航委会将新的培训计划电告杨杰大使，命他直接与苏联军方洽谈。莫斯科是否同意这个折中计划，尚属未知。尽管局势不明，航委会仍加紧将学员由内地运往伊宁。计划运送的总人数达547人，其中已经到达伊宁的有：官佐36人、学员56人、机械士85人，其他约353人尚在旅途。width=17,height=14,dpi=110其实，苏联的培训计划和中国航委会的培训计划各有其合理性，苏联的培训计划依据的是当时中国空军训练资源的局限性，而中国航委会的培训计划则主要考量的是战争前线的所需。

苏联方面未能如约将兰州的培训学员运至伊宁。根据航委会的计划，最初预定受训人员第一、二中队主要由空军军官学校第九、十一期(驱逐、轰炸)见习生，以及空军军士学校第三期(驱逐、轰炸)毕业生组成，分别由兰州和成都凤凰山驱逐机总队转道至伊宁；而第三中队则主要由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侦察班学员及新招收的人员构成，约八十多人，由刘沛然中校率领，自昆明辗转至伊宁。width=17,height=14,dpi=110但是，转运却不太顺利。陆运路程太远，道路艰难，需时甚多。相较而言，空运便利得多。于是，自1939年9月开始，航委会一边就培训计划事不断与苏联军方协调，一边与苏联军方转运机构商讨由苏联空军将计划参与培训并已汇聚到兰州的各科学员运送至伊宁。苏联军方答应派四架运输机帮助运送，计划每架飞机搭载21人，而实际上苏方并未如约照办。运输机不停地在飞，但载运的学员人数却有限，每次一二人或十几人不等；其余座位，要么载运物资，要么载运苏联自己的人员，甚至八路军官兵。“且中途放留我人员于航站，飞机自去，一停十日八日者甚多。是名为我输送，实则苏方专供自用，有余时方予我顺搭耳”。width=17,height=14,dpi=110直到1940年初，尚有轰炸机飞行学员54人、职员机械士20人等滞留兰州，严重影响了航校的筹办。

训练用的器材、油料也未能及时如约到位。按照中苏合作筹办伊宁航校的谈判结果，训练器材、油料等物资均由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苏联政府曾允诺卖给伊宁航校教练机53架，至1940年仅45架到位，尚有8架未见踪影width=17,height=14,dpi=110，离中方计划的149架更远。至于俄国学者瓦尔塔诺夫(Вартанов В.Н.)所记“1938年8—11月，该校收到苏联援助的各类教练机及物资计有：15架УТ-2飞机、8架И-15、4架УТИ-4、10架СБ、8架P-10、30辆特种汽车(启动车、加油车、加油加水两用车)等等。另外，苏联还援助了不少教学和训练物资，包括训练用飞机座舱、各种型号的发动机、机械和电子装备模型及其他教学资料。价值3386600美元，略超原计划费用。1939年，苏联再次援助中国53架教练飞机，包括15架УТ-2、8架И-15、4架УТИ-4、8架УТИ-16、10架СБ、8架P-10，以及44辆各种用途的汽车”width=17,height=14,dpi=110等说法，是没有资料依据的。据贺耀祖莫斯科来电，伊宁航校所需器材，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截至1940年1月8日，贺、杨等人尚未与苏联当局开始洽谈。关于训练用油料，苏联亦未同意用借款购买。width=17,height=14,dpi=110所以，1939年才成立的伊宁航校在1938年是不可能收到苏联教练机等训练物资的。

实际情况是，为了筹办伊宁航校，1939年5月，航委会就电告莫斯科杨杰大使代为订购油料等物资。稍后，杨杰回电：“伊校所用各种汽油润滑油已代订，俟储油库房筑成即起运”。当时，在建的伊宁储油库共有两个，每个容量40吨，可于10月15日落成。根据航委会四个月训练计划，需要购买汽油145万加仑、润滑油72500加仑。width=17,height=14,dpi=110但油料问题似乎一直未能如愿解决，杨杰回电所谓油料已经订购只等起运纯粹是谎话。事实上，根据俄文档案，直到1940年1月17日，贺耀祖、杨杰才找到机会将筹建伊宁航校需要购买的训练物资表递交伏罗希洛夫。width=17,height=14,dpi=1105月份，由于油料等订购久无消息，空军总顾问阿尼西莫夫建议航委会直接在重庆找苏联驻渝商务代表巴枯宁妥商定购，巴枯宁答应与莫斯科电商。可是，直到6月26日，一直未收到莫斯科的确切消息。width=17,height=14,dpi=110为何中国订购油料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当时苏联正在进行苏芬战争，无暇顾及中国方面的油料请求width=17,height=14,dpi=110，同时，随着苏德战争日益临近，苏联的军事援华力度也开始减小。伊宁航校训练用物资迟迟不到位，无疑是中苏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一种表现。二是苏联军方对中方当时的一些做法不认同。苏联军方认为，油料及其他器材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中方长期以来寄希望于航校顾问李维诺夫上校(以及阿尼西莫夫上校)，不止一次地尝试通过这种非政府行为、毫无相应责任的“借贷”方式来获取油料与器材。width=17,height=14,dpi=110也就是说，当时航委会在中国通过苏联军事顾问、商务代表联系订购油料及训练器材的行为，竟然被苏联军方解读为不负责任的“非政府行为”。确实，当时在莫斯科，有贺耀祖、杨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谈油料订购之事。然而，当时伊宁航校急需油料和训练器材，在莫斯科商谈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好在中国与代表苏联政府的军事顾问、商务代表商谈此事，无非是想通过双重渠道向苏联政府表达订购愿望，其行为情有可原，绝非“非政府行为”。苏联军方对此不但未表示理解，反而作了曲解，借口拖延之意，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那么，贺、杨交付苏联方面有关航校训练用油料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订单最终实现了没有呢？1940年1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А.С.Панюшкин)曾在重庆面告蒋介石，贺耀祖等元月份订购的军需品,苏联将运至哈密交货，其中就包括训练所需汽油类货物，但未吐露具体运输的时间。1942年1月16日，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В. И. Чуйков)告知蒋介石，此前所订购的军需品，即СБ轰炸机100架、И-16驱逐机75架、И-15Ⅲ驱逐机75架，76毫米野炮200门、装甲炮拖200套、炮弹20万发、高射炮50门(76毫米口径20门，炮弹3万发，37毫米口径30门，炮弹7万发)，轻机枪800挺、重机枪500挺，子弹1800万发，载重汽车300辆、汽油机若干，在他离开莫斯科时“已大半运到中途”，并询问这些军需品“已否运到内地使用？数目是否确实无误？”蒋介石回答说：“此项军需品尚未能运到，原因有二：一、按时计量行程，尚不克如此迅速运到；二、运输之车辆与汽油甚感缺乏。”width=17,height=14,dpi=110由此可知，中国再次从苏联所订购的军需品确实已经在运输途中，但何时运到，尚不清楚。而且，如前所述，崔可夫谈话中涉及的在运军需品清单中似乎并未见油料一项。飞行训练用油料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圆满解决，是限制伊宁航校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了购买航校用油料，贺耀祖等还订购了很多其他教学培训用物资，包括教练机、练习炸弹及飞行用品、车辆及其零件、布置飞行讲堂用品、布置课堂及靶场教材、驱逐机轰炸机教材、M-100及M-25发动机讲堂用品、布置通讯讲堂用品、布置机械修理室用品，等等。width=17,height=14,dpi=110同样，这些订购的物资亦无下文。中方订购的训练物资虽然十分具体细微，其实整体数量都不多，苏联军方应该不存在缺货的问题。但根据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相关资料，估计绝大部分未能运到伊宁航校。1940年7月19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特别任务局局长索罗金(Сорокин)给铁木辛哥(С. К.Тимошенко)元帅写了一份报告，其中称：“根据中方请求，苏联方面精选出如下教练用飞机及其他飞行训练用器材并发往中国，И-16战机8架、И-15战机8架、УТИ-4教练机4架、УТ-2教练机15架、СБ轰炸机10架、Р-10飞机8架、无线电台1个、3A探照灯1个。此外，中方还订购了各种不同用途的特勤车辆44辆，其中42辆已经发货，还有两辆消防车待配成套后于近期发货。关于航校修理飞机发动机的成套设备也已经备好，将于7月22日发货”。width=17,height=14,dpi=110这些可能就是最终真正运到伊宁用于教学训练的物资了。但何时到货，尚无资料显示。

教育行政方面，中苏之间存在隐约矛盾，航委会有可能失却伊宁航校的行政控制权。伊宁航校筹备之初，就规定直属航空委员会。经中苏会商，其领导机构为，总队设总队长和副总队长。其中总队长一人，由中方人员担任。首任总队长为杨鹤霄(后继者先后为李瑞彬、宁明阶)；副总队长有三人，其中一人为苏联空军驻伊宁航校总教官李维诺夫。总队之下设三个中队，中队长由中方人员担任，副中队长则由苏联人担任。第一中队首任队长为毛瀛初，负责驱逐机训练；第二中队首任队长为陈御风，负责轰炸机训练；第三中队首任队长为韩德辉，负责侦炸训练。每一中队均下辖两个区队，区队正为中国人，区队副则为苏联人。至于教官，亦中苏各半。width=17,height=14,dpi=110上述组织机构是教导队的主体构架。此外，尚有一些次要的建制，包括政治室width=17,height=14,dpi=110，主任为李才；教务组，组长为沈延世；照相室，主任为林祖芬；军械室，主任为林史光；医务室，只有两名医官。这些次要部门都由中方人员主持。下表为伊宁航校中方计划所安排和苏方计划所要求的苏方人员职位编制对照表。width=17,height=14,dpi=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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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委会计划中，由苏联人担任各级行政副职本已是秉承苏方意愿修改的结果。根据国民政府最初的计划，除了聘李维诺夫为航校顾问外，其他人只担任教官，不任行政职务。但苏联人到了新疆后，主动提出要担任各级行政副职(如上表)。这些苏联教官虽然只是行政副主管，但基于其特殊地位，实际掌握了航校的行政权：“每日是否飞行，均听该顾问指挥。即我方队长能否飞行，亦须得该顾问同意”。width=17,height=14,dpi=110长此下去，航委会完全有可能失去伊宁航校的行政权。

(二)新疆省地方当局的影响
航校办在伊宁，属于盛世才的地盘，航校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受到新疆地方当局的掣肘。首先是新省当局对人力物力的统制。当时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政治上倾向于亲苏，他依靠苏联的支持，排斥国民政府的势力。航校开办之初，盛世才就电责航委会，中央欲在伊宁开办航校，为何没有事先与之商榷。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只好一面亲自去电解释，特意明示这是苏联的意思，一面把西北国民党要人朱绍良、贺耀祖等搬出来说项，才得以平息事态。width=17,height=14,dpi=110航校开办后，每当航校有需人力物力之处，均需事先请示新疆省当局才能办理：“例如该队给养，最初只准购一日所需，继则始允购五日所需。至兴筑工程时所需器材工人，均须事先报可。同时并须由该当局派员采购”。这严重影响到了航校的建设和训练工作。

其次，新省当局干涉航校的人事任免及限制人员流动自由。如前所述，航校的给养物资购买权由新疆省当局垄断，但新疆省当局购买物资时往往抬高价格，从中牟利。航校第一科科长王维祥要求将给养物品的价格降到与当地机关所购物资价格一致，新省当局竟蛮横地让教导队撤销了王维祥的职务，并最终调走王维祥。新疆省当局还规定，凡航校在伊宁的人员，如果需要离开新疆，必须持有新疆省督办签署的护照。后来干脆不允许航校人员随意进出新疆，“新省情形特殊，与内地各省不同，来伊服务人员，希望长期留新工作，俟训练期满，再行全体返回。在训练未完成以前，勿再事调动”。width=17,height=14,dpi=110也就是说，航校人员被剥夺了自由进出新疆省的权利。

再次，1940年6月，伊宁航校遇到了一个经济问题：法币问题。盛世才此时实施币制改革，自6月16日起，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币在新疆市面已经不许流通，而新币折合率尚未确定。币制的未定和币值的不明导致伊宁航校几近发生经济危机。width=17,height=14,dpi=110

伊宁航校筹办过程中的困难除了来自上述外部因素，还有一些源于航校内部。1939年，训练监副监林伟成在视察报告中对此有所揭露：“已到机务人员，一般言，经验少，欲望高，且不能体会国家之艰辛，情况之困难，动辄群起闹事，有碍军誉”。“文书、司机当地尚不敷用。队上所有应誊写文件，文书不敷，工作迟滞。队上所有各种汽车四十余辆，因未由会派司机到队，当地无法雇佣，致难使用；器材、场务修理等方面，尚未专设场库及专管人”。此外，医药卫生条件亦差，等等。width=17,height=14,dpi=110

当然，上述不过是伊宁航校筹办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小问题，如翻译问题。1939年11月30日，杨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转达苏方的意见：“据称，该校翻译现只到四人，按照两百人分班分组之口译笔译计算，实觉过少，让我增派十余人”。width=17,height=14,dpi=110没有翻译，学员根本弄不懂苏联教官讲述的内容。

针对伊宁航校筹办过程中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航委会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解决，但效果欠佳。1939年12月12日，鉴于伊宁航校训练用飞机缺乏，苏联供应又不畅通，航委会曾计划组织修理损坏的飞机充数：“目前在各修理厂内修理的飞机计有驱逐机(И-15、И-16等)达65架，СБ25架”，当“努力改良各修理厂的修理工作，及航委会积极与坚决之领导条件下，于明年一月十五日前，可修复СБ一大队(计飞机九架)，驱逐机一大队(计飞机十二至十四架)”。为了加速飞机修理，航委会还特聘苏联修理技术员布罗特尼可夫(Плотников)为机械科顾问。width=17,height=14,dpi=110

1940年，周至柔经过仔细考察，针对伊宁航校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了系列解决措施。1.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建议国府用现金向苏联购买油料，以维持飞行训练。2.既然现有的飞行器材数量不足以按照原定计划实施训练，那就在现有飞机基础上开始训练，能训练多少即训练多少。当然，这样一来，飞行时间、完成日期及训练人数均与计划无法相符了。3.业经派调伊宁的人员，如此时尚未启程的，即命中止赴伊。4.如果苏方答应供应的训练器材能及时到位，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训练。否则，伊宁航校亦将撤销。5.建议聘请的俄员按照中方的计划授予副大队长、中队副、区队副等职务。width=17,height=14,dpi=110

针对当时伊宁航校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周至柔提出的这些措施也未见高明。如第1条就属空话，因为当时中国缺乏外汇，无法用现金从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如果苏联不贷款给中国，就无法购买苏制武器。就当时中国困窘的财政而言，只能通过贷款购买伊宁航校所需的训练器材。至于措施2，实际上早就已经实施，措施3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迁就，谈不上什么解决问题。措施4，根据俄文史料，周至柔还真上了心。前述索罗金给铁木辛哥元帅的报告中说：“到1940年6月，由于伊宁航校缺乏油料，只好暂停飞行训练”。“7月18日，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到成都告知军事顾问阿尼西莫夫，已经给伊宁发了电报，先把学员迁到兰州，再迁到成都。并说这个决定已报告蒋介石并获得同意。周至柔通报这个决定的缘由主要是苏联政府无法向航校提供器材。我们认为，油料、器材的迟缓都是航委会的责任。周至柔的通告，往好的方面想，目的在于督促苏联军方尽快满足伊宁航校的物资供给，另一方面，也是他损害中苏联盟、突出正参与昆明航校工作的美国人地位想法的流露。周至柔一贯倾情于美国。基于上述情况，建议我们加速决定卖给伊宁航校油料器材”。width=17,height=14,dpi=110可见，周至柔的通告被苏联方面解读为“亲美”“反苏”。正因为如此，索罗金才建议苏联政府尽速供应伊宁航校油料器材。实际上，周至柔的“通告”既是当时航委会基于伊宁航校现状的一种态度，也未必不是想借此提醒苏联政府加速供应伊宁航校的训练器材。不过，从后来伊宁航校困窘的训练用油料器材情况来看，周至柔的“通告”、索罗金的“建议”，恐怕都是做了无用功。措施5，则早在苏联顾问到达伊宁时就已经实现了。

三、苏联援助与伊宁航校的教学、训练
尽管苏联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满足中国伊宁航校所需训练用器材及油料，导致伊宁航校不能畅快开展培训，但苏联方面仍对当时伊宁航校的空军短期脱产培训做出了贡献。

苏联派遣援华的军事教官都是具有战斗经验的优秀飞行员，军事素质较高，有些教官就是由前线下来的空军志愿队员。width=17,height=14,dpi=110由于苏联空军派到中国航校的教官普遍军事素质高，技术全面，所以，教学效果不错。他们帮助中国培训了不少合格的空军指挥员，充实了中国的空军后备力量，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苏联制定的教学培训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效果很好。相对而言，苏联方面有关伊宁航校的培训计划，虽然看上去比中国政府的培训计划规模较小，不合中国政府的心意。但苏联方面认为，其培训计划中有关教学实践部分克服了中国往昔航空培训教学方面的弱点，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往昔中国航校的教学均受欧美各国的影响，以讲座及讲堂教学为主，理论性较强，实践性较弱，且学习周期较长，无法应对当时战争危急的局势。自聘请苏联空军志愿队教官后，伊宁航校及其他航校的教学培训方案均得到了全面改变：一是教学培训的时间大幅度缩减；二是教学培训以实践性课程为主，理论为辅。width=17,height=14,dpi=110前述伊宁航校顾问、苏联教官负责人李维诺夫上校在其1939—1940年伊宁航校的教学计划中写道，在上述时间段内，苏联教官应完成如下工作：1.仔细制定航校筹备建设的计划。2.制定理论纲要及歼击机飞行员、轰炸机飞行员、领航员和射击报务员的培训纲要。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各科学员的详细的理论和飞行员培训教学大纲；向物资技术处申请教学器材，编写飞行员、领航员、射击手、报务通信等培训教程；制定必要的组织和教导飞行、组织培训、照料保管和维护飞机的技术设备如马达、武器、通备、机械设备等工作指南细则。3.为了保障教学效果，设立马达、飞机、领航、轰炸、战术、通讯联络等培训班，设立小型靶场。4.装配、试飞53架教练飞机，并且平安地将他们从阿拉木图转运到伊宁。5.组织13个班共246人的理论培训，直到每个人的理论课程都过关。当然，理论培训课程都由苏联教官教，要让每个学员都以4分、5分的成绩结业。6.组织保管和维护飞机技术设备、武器、通讯仪器设备等的培训。尽管缺乏应备数量的备用零件，完全缺乏航空修理材料，但一定保障学员整个飞行培训时期内实际所需技术设备。7.1940年，组织各班154名学员的飞行培训。飞行技术和军事应用都做到优良(4分、5分)，不失事，无事故。8.制定1941年学员的培训纲要，并向物资技术处申请教学材料。width=17,height=14,dpi=110

然而，俄方资料所强调的区别于英美培训之苏式培训的实用性，似乎在学员中并未留下深刻印象。据学员李继唐回忆，当时苏联教官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亦如英美体制，“由上课、实习，然后带飞、单飞，再进而编队飞行、空中战斗、投弹射击、侦察照相，循序渐进”。但李氏的回忆也有前后矛盾之处，其久居台北，难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苏、美军事教育怎么能是一回事？伊宁航校的培训应该与此前的英美培训体制有别，属于战时培训，更具有实用性。同样是李氏的回忆，以下所讲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因教导队系部队训练性质，所以，除极少数训练课程必须在教室内讲解外，大部在机场举行。2.由第二周起，就开始教练飞行。先飞УТ-2，教官在前座，学员在后座；带飞三至五次不等，然后单飞；单飞之后，步入高级训练班，飞И-16；照例带飞，然后单飞；再飞P-10或И-16、或СБ(ДБ-3)。3.全部课程，教官班需时1—3月，学员班需时3—6月。width=17,height=14,dpi=110

由此可见，伊宁航校的教学中，室外实践课程明显多于室内理论课程。落实到具体培训过程，苏联教官尤其突出实用性。飞行训练一般分为如下几个过程：一是地面准备教育过程。这是原来广州、柳州、昆明航校所不太注意的。所谓“地面教育”过程又可分为“起飞地带”教育和“降落地带”教育。培训过程中，苏联教官强调，1.将“起飞地带”和“降落地带”分开，两者中间设作业飞机停机线、人员休息地和车辆停放地。2.“降落地带”设定为300×100公尺，其左方边缘地带摆放T字形布，作为飞机降落参照物。T字形布正后方30公尺为指挥人员位置；降落地前端尽头为起飞指挥人员位置，与T字形布在同一直线，其正左方约100公尺位置为起飞线，由此向前延伸300公尺地带为起飞地带。这些位置绝对不能搞错。3.飞行员起飞降落训练时，一定要根据场地面积，掌握调节飞行方向、高度、速度等复杂技术。以И-16的降落为例，一般而言，其进场飘降最佳速度应为170公里，高度不低于10公尺，不高于30公尺，并仔细观察指挥员的信号，尤其注意降落的位置。合格的标准是不偏离固定位置50公尺。二是飞行训练过程。飞行训练有固定的程序，先由教官带飞，所用机型为小型的初级教练机，“木质、双座发动机马力约100匹”。带飞考试合格后，才能单飞。但即使是单飞，前座也要由其他学员压机。单飞考试合格后，就正式进行战斗机、轰炸机飞行训练。起落训练要一百次以上才算合格。单飞考试合格后，开始进行编队飞行训练。按照俄国教官的要求，长机和僚机之间的间隔距离保持在50公尺，不能多，也不能少。一般做法是在机场摆放三架飞机，一架长机，两架僚机，彼此间隔50公尺。每次六人参加训练，两人一架飞机，依次轮流换机体验，观察和感觉彼此之间的距离。然后具体实施编队飞行训练，彼此飞行间隔如超过或不足50公尺，都算不合格。最后的飞行训练为收放起落架的训练。三是训练飞机检查技能，时间一般在星期六，主要内容是完全掌握飞机的零件构造及装配情况。擦拭检查飞机的哪个部件，就要将飞机的哪个部件拆开。比如，检查发动机，就一定要把发动机拆开。这里最关键的在于训练拆卸零件的摆放顺序习惯。按照俄国教官的办法，拆卸时，用一张白纸标明拆卸的编号，按照编号摆放零件，以便于按顺序装配。

接下来就是一般的特技、打靶(地靶和空靶)等战斗训练。只要前面的基础训练扎实，后续的战斗培训一般都能顺利通过。很明显，苏联教官教学方式的实用性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当然，苏联教官的培训在突出实用性时，并未忽略理论培训，其相关的理论培训内容也十分丰富。理论课培训为小班制，每班人数不超过25人。培训科目有发动机学、飞机学、仪器学、航行学、军械学、轰炸术、气象学、飞行原理、空军战术等，内容十分全面系统。只不过，就算是理论课培训，在教学方式上也带有实践特性；理论课不仅是口头讲述，一般都配备了相应的教学辅助器材，直观教学。比如讲述发动机学时，就在教室里摆放一台V-25的发动机样品，苏联教官先讲理论要点，再对照发动机现场指点，使学员尽快了解飞机发动机的结构和性能。在讲述轰炸机时，苏联教官就把СБ轰炸机头截下来摆在教室里，供学员现场实习操作。其他如汽化器、磁电机教学等莫不如此。width=17,height=14,dpi=110

伊宁航校按计划主要培训空军教官。据当年学员李继唐回忆，伊宁航校的培训按培训对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各级部队长及飞行教官的培训，第二部分为学员的培训。前者在考试合格后，部分走向空军军事领导岗位，部分留校担任学员培训工作。width=17,height=14,dpi=110也就是说，苏联教官不仅培训了中国空军一般技术人员，而且培训了中国空军教官，有利于中国空军教育培训的独立及持续发展。1939年至1940年间，伊宁航校共培训了46名飞行教官，其中УТ-2教官22名、И-15教官7名、И-16教官4名、СБ教官5名、Р-10教官8名。此外，航校还培训了领航与轰炸教官5名、空中射击教官3名、飞机和马达教官2名、报务教官2名、战术教官1名，总共13名。width=17,height=14,dpi=110

在伊宁工作的苏联顾问亦对当时伊宁航校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建议，有利于改善伊宁航校的培训。1940年9月7日，苏联顾问福尔根(Волгин)在考察伊宁航校后，写了《为策进伊宁航空学校今后校务之进展起见谨将管见所及报告》，其中提出了六条具体建议：“一、将航委会前所派出之教官及飞行员调回该校，以每架轻轰炸机(СБ)及每架驱逐机(И-16)各需4人计，共需8人。二、于校内增加高级航空技师两员(СБ及И-16各1员)。三、由各地飞机修理厂内选出机械士7名，并迅速调往该校以便从事修理损坏之飞机。四、增加该校服务人员之名额，以期切合该校之需要，现在编制人员过少，不敷所需。五、该校经费应依照实际需要而规定之。目前经费较少，似不足以应付该校之需要。而且此项经费未能适时领到，遂使校务推进发生若干困难。六、设法使该校人员尤其是飞行员教官等经常在校内固定工作。因校内教官等若经常调换，影响教务”。width=17,height=14,dpi=110

对于苏联顾问的建议，航委会有关部门十分重视。10月5日，周至柔针对福尔根的报告，专门写了条陈，送呈蒋介石。针对第一条，周至柔明示照办，除派遣“朱嘉勋、郑景和、杨孤帆、董庆翔等四员前往外，并增派轰炸总队教官郑再爕、第一大队二中队分队长刘福庄、第二大队九中队分队长仲永彦三员前往工作”，共派出了7位，离福尔根的要求8位只差1位。针对第二条，周至柔明示，抽调机械员19人前往服务，并调用第二厂修理课课长李甘平担任修理队队长。针对第三条，周至柔明示，日内调派机械士58人前往工作。针对第四条，周至柔明示，予以调派，已足敷用。针对第五条，周至柔亲自致电伊宁航校询问，得知“每月经费16美元，与本会实发数相符。至汇款颁发，经与该队商妥，由兰州第四路司令部转汇”。针对第五条，周至柔明示：“查派赴伊宁服务之军官佐属，前经本会汇报议决，于每期结束时，更调三分之二。并令饬该队知照有案。除特殊情形外，该队服务之军官佐属，平常绝少更调”。width=17,height=14,dpi=110除第四、五条外，其余各条都听取了福尔根的意见，并有相应的对策。不过，周至柔的改善之举也历经周折。此前9月26日，承办此事的侦查处就曾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针对福尔根建议的第二项即要求增派两名航空技师一节，该处认为：“查本军绝少此项机种之专门技师，拟由顾问室核聘俄员担任之。兹准顾问室称：此项专门技师意义欠明，经派员向此间俄顾问雷巴阔夫查询。据云：此项人员乃指熟悉СБ机及И-16机之中国机械人员。现该项已由第十四科办理调派”。width=17,height=14,dpi=110由此可见，苏联军事顾问对当时伊宁航校的培训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助作用。

整体上说，苏联教官在伊宁航校的工作得到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认可。1939年12月30日，空军训练监副监林伟成在《视察兰州伊宁两地会属各单位报告书》中写道：“苏教官自李维诺夫以下，已到二十余人，均甚热心勤苦。经十日观察其上课飞行(训练我方之教官)判断，彼等对教育确具心得……彼等实可视为完善之军人。其军人气概之正确，服从命令，恪守职务之精神，实堪注意。不论讲堂机场，在在皆遵一定之制式与法则行动。”width=17,height=14,dpi=1101940年1月21日，蒋介石派贺耀祖将军视察伊宁航校，贺耀祖亲自进课堂听课。后来，他造访莫斯科，在与伏罗希洛夫元帅的谈话中提道，苏联教官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width=17,height=14,dpi=110因此，国民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同意苏联教官自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签约延长两年服务期限。width=17,height=14,dpi=110由于1941年中叶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空军志愿队陆续回国参加卫国战争。194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致函外交部交际科，抄报苏联顾问全体名衔，其中有“伊宁教导队”一组13名苏联顾问：喀热夫尼科夫(中校教导队副队长)、马克也夫(少校轰炸教官代理参谋长)、谢基略夫(上尉第一中队中队副)、格鲁季宁(上尉第二中队中队副)、马里亚年科(上尉第三中队中队副)、施克瓦尔金(医官)、卡拉别衣尼可夫(通信教官)、萨莫杜洛夫(仪表教官)、结连阔夫(战术教官)、怕夫连阔(第一中队教官)、魏列且颜阔(机械教官)、连仁(机械教官)、别俩也夫(机械教官)。width=17,height=14,dpi=110这应该是最后一批苏联教官，直到1944年6月才撤离回国。width=17,height=14,dpi=110

四、简短的结论
抗战前期，欧美列强基于自己的利益，对德、日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没有谁主张军事援华。只有苏联基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从战略上决定秘密军事援华。苏联对华发放信用贷款，允许中国购买苏制军事物资，共建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从而苏制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同时，苏联援助中国兴办各类航校，培训中国空勤技术人员，使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得到补充。在苏联援助兴办的各类航校中，伊宁航校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航校之所以办在伊宁，在于伊宁位于中国中苏西北国际通道与苏联交界处，离苏联近，便于获取苏联援助。但伊宁航校自筹办之初即遭遇各种困难：一是地方势力掣肘。战时新疆地方当局采取亲苏外交，与国民政府若即若离，从生活物资供应、人员往来新疆等各方面为难伊宁航校。二是生不逢时。1939年正值苏芬战争时期，苏联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苏芬战争，无暇东顾。所以，航校所需训练物资如油料、飞机等都无法按时到位，严重影响航校的正常运行。三是内部争权夺利激烈。基于苏联教官的要求，伊宁航校各级行政副职几乎都由苏联教官担任。苏联教官凭借当时中苏关系的特殊情势，其真正在伊宁航校的行政权利远超行政副职本该有的权利，中苏间隐隐兴起争夺航校行政控制权的斗争。伊宁航校的命运表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不过，尽管伊宁航校的兴办之路坎坷崎岖，苏联教官在教学训练方面的认真态度和教学成绩却有目共睹。苏联教官根据战时中国空军面临的特殊情况，制定了符合中国战场实际情况的教学法，在不忽略理论学习的前提下，注重教学训练的实用性。同时，苏联空军军事顾问也从各方面对伊宁航校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对伊宁航校的运作有所助益。最终，在中苏两国尤其是航委会和苏联教官的共同努力下，伊宁航校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39年至1940年6月15日，伊宁航校共培训了中国空军飞行技术人员计328人，包括歼击机飞行员90人、轰炸机飞行员22人、领航员76人、射击-报务员140人。width=17,height=14,dpi=1101942年7—9月，伊宁航校又培训了12名СБ轰炸机夜航学员。width=17,height=14,dpi=110

戏，总是要落幕的。1944年11月伊宁事变爆发前夕，总队长宁明阶组织伊宁航校绝大部分剩余人员撤离(但仍有极少数留守人员牺牲于伊宁事变中)。width=17,height=14,dpi=1101945年3月1日，伊宁航校建制正式撤销。width=17,height=14,dpi=110

① width=17,height=14,dpi=110 РГВА,Ф.29.Оп.34,Д.353,Л.64,9.

② ⑥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迪化空军分校筹设案》，400·2/3530，(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40、5、222-305、169、183-184、132、175、163、98、134、157、176、101-111、177-178、98-99、187、169、178-179页。

③ 史学界有关伊宁航校的专论唯有郑红飞的一篇论文，从其标题就可以看出，该文的论述重点在伊宁航校牵涉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背景。见郑红飞：《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关系探析——以伊宁空军教导总队建立为研究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8年第6期。此外，王正华在其学术论文中简单介绍了伊宁航校，未展开详细论述。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抽印本，1993年。

④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20 (01 января - 31 декабря 1937),M, 1976,с.701.

⑤ ⑦ 《黄光锐呈蒋中正遵饬多派学生赴俄并拟于迪化增设航校及俄方参战员待遇依合同办理情形》，1938年2月1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281-060，(台北)“国史馆”藏，第60页。

⑧ 《钱大钧呈蒋中正抄呈夏振扬拟新疆情形报告藉供参考》，1939年3月1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288-052，(台北)“国史馆”藏，第52页。

⑨ АВПРФ Ф.3,Оп.61,Д.357,Л.112—1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 Т.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с.267.

⑩ 《王勋呈蒋中正赴苏筹办迪化航校及协助杨杰办理空军事宜情形之文电日报表》，1939年4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515-127，(台北)“国史馆”藏，第127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周至柔报告》，1939年11月30日、12月7日，《迪化空军分校筹设案》，400·2/3530，(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82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АВПРФ.Ф.100,Оп.25,П.200.Д.7,Л.10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 Т.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с.610，611.

width=17,height=14,dpi=110 《周至柔电蒋中正转呈陈庆云于莫斯科购机运机及筹办伊宁航校情形文电日报表》，1939年7月7日，002-080200-00516-122，(台北)“国史馆”藏。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Дёмин А.А. Авиация Великого соседа. Книга 1. У исто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М., 2008.c.494,494,497.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РГВА,Ф.29,оп.47,Д.760,Л.129,13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РГВА,Ф.33987,оп.3a,Д.1303,Л.11,11,196,11-34,196,197,196.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台北)“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空军沿革史初稿》第2辑第3册，台北“国防部”内部印刷，1957年，第1674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1940年初尚有8架飞机未到位。《迪化空军分校筹设案》，27/400·2/3530/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32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李继唐：《冰天雪地学飞行——忆抗战空军伊宁教导队》，《中国的空军》第563期，1987年。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训练监视察伊宁兰州报告书》，28/477/0260/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9、19-21、22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Вартанов В.Н.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1937—1945),М.1990г.c.260-261,259-260、266,263-265,496.

width=17,height=14,dpi=11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23、526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14-15、16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政治处，拟定于1938年11月后设置，主要抓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设立的原因为：“查迪化地处边陲，一般环境，多与内地不同。空军分校，尤为本党抗战建国武力之所寄。关于学员生思想之指导，极为重要。不仅对校内须有切实之政训工作，对于校外三民主义之阐扬，亦应有相当之努力。”《迪化空军分校筹设案》，27/400·2/3530/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20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劳家彦：《伊宁航校杂忆》(1—4)，《中国的空军》第560、561、562、563期，1986、1987年。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俄国顾问提供教育训练意见案》，29/400.1/2325/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18、107-108、112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АВПРФ.Ф.100,Оп.25,П.200.Д.7,Л.108; АВПРФ.Ф.100,Оп.27,Д.2,Л.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 Т.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гг. Кн. 1: 1937-1944. М., 2000.с.611,655.

width=17,height=14,dpi=11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档案，近代史研究所抄件。李嘉谷：《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5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苏联空军总顾问雷巴阔夫原函》，1943年2月15日，《俄国顾问提供教育训练意见案》(一)29/400.1/2325/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第196-197页。

〔中图分类号〕D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4-016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19ZDA218)

〔作者简介〕陈开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10。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