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思想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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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思想及当代价值∗
杜仕菊 程明月

[摘要]“劳动主体性”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主体地位，彰显了恩格斯自然观的价值立场，从根本上超越了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劳动主体性”内涵应从两层意义上把握：在应然维度体现为无产阶级的劳动主体，在实然维度体现为异化、“资本主体”的劳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忽视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的能动意义，并炮制出“马恩对立论”。对此，需要回到《自然辩证法》澄明“劳动主体性”的重要地位。新时代语境下，“以人民为中心”继承发展了恩格斯自然观“劳动主体性”所秉持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一立场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保障人民环境权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逻辑。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观；无产阶级；人民立场；环境权益

恩格斯自然观论域中的“劳动主体性”概念将理论思考的逻辑起点奠基于“现实的人”，其中，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阶级关系赋予“现实”以具体内涵，因而，“劳动主体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是对“无产阶级”作为劳动主体的肯定。这种肯定不仅彰显恩格斯自然观的价值立场，而且从根本上超越了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后者将“抽象的人”与“抽象的自然”二元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中制造了生态困境。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忽视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思想，并以“马恩对立论”攻击自然辩证法。然而，通过梳理《自然辩证法》文本就会发现：自然辩证法不能仅被理解为恩格斯关注自然界的理论成果，其内涵要义更在于强调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劳动的能动作用。事实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正体现了恩格斯自然观中具有“劳动主体性”的无产阶级概念，这一价值立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仅使驾驭和导控资本成为可能，更彰显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越性所在。

一、“劳动主体性”：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无论在应然层面还是在实然层面，“劳动主体性”都共同享有劳动能动性原则，“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p.550)这一命题使恩格斯自然观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应然层面，恩格斯不仅肯定了劳动实践彰显人类本质，而且确证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实践才能推动历史进步；在实然层面，恩格斯批判了资本逻辑内控下的“异化劳动”，资本作为积累的“死劳动”，其主体地位的获得以无产者“劳动主体性”的丧失为前提，这构成了生态危机暴发的内在机制。区别两种“劳动主体性”不仅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主体地位，也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实现对旧自然观生态局限的双重超越。

（一）应然维度上的“劳动主体性”：恩格斯自然观价值目标的实现
应然层面上的“劳动主体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劳动，即“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与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pp.207-208)二是指进行此种劳动的主体只能是作为“社会心脏”的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属性在于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一致，即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解放自身。作为唯物史观重要范畴的“劳动实践”，其所具有的自然性和自觉性构成理解应然层面上“劳动主体性”的双重线索：劳动主体性的发挥也要受自然规律制约；共产主义的实现彰显劳动主体性所具有的创造力量。

第一，劳动主体性的发挥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

自然性即自然界的客观性，肯定了自然是内在各因素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自然辩证法》将人类存在的自然界描述为“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就包含了以下内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理解为运动形式。借助19 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与理论自然科学的出现，恩格斯看到了扬弃机械自然观的可能：“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1](p.435)他通过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得出结论：“现在，整个自然是作为至少在大的基本点上已得到解释和理解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1](p.458)可以说，恩格斯以辩证思维方式阐明了自然界的辩证图景。在阐明自然界固有的辩证图景基础上，尽管只有借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才能确证恩格斯自然观的“自在性”，然而，人之主体又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就人具有的生物性而言，不仅达尔文的进化论回答了人从猿而来的问题，恩格斯也借助自然科学予以阐释，论证了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无机到有机的发展历程，并说明蛋白质是生命运动载体形式，因而得出人作为自然物是受动的，人的欲望对象是客观不依赖于人、存在于人之外的。质言之，劳动实践的自然制约确证了恩格斯自然观的自在性。

第二，共产主义彰显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具有创造性力量。

如果仅从自然属性或自然（自然规律）制约层面理解“劳动主体性”，难免会遮蔽无产阶级变革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容易重新陷入旧自然观或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泥潭，即片面强调主体对于自然规律的屈从。依此理路，人类在面对生态问题时只能消极应对，无论这种生态问题是由自然内部的物质运动规律还是由异化了的社会关系所致，由此，人类社会历史便会丧失独特的内在进步机制。就此而言，对“劳动主体性”的强调使恩格斯自然观不至落入旧自然观的窠臼。

劳动实践的能动性表现为“两次提升”：自然层面和社会关系层面。随着人的手、大脑、感官及理性思维能力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发展，人获得了历史性规定并得以从物种和社会关系中提升，因而彰显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然而，恩格斯仍明确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能创造财富，人类无法脱离自然而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自此，恩格斯不仅借助自然科学成就阐述了自然界的客观性和辩证规律，他所提出的“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命题还弥合了旧自然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在自然和社会统一性上各执一端的看法。恩格斯指明共产主义作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一场扬弃“异化”劳动实践的现实运动，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解，应通过重新确立无产阶级作为劳动主体力量，来变革“异化劳动”造成的现实生态困境。换言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所肯定的劳动实践是彰显主体类本质的、作为人类存在前提的劳动，而与生态问题相关联的“劳动主体性”应从特殊维度出发理解，即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实践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方式通过确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并导致生态问题出现。共产主义社会能够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重新将劳动“归还”无产阶级，并达致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的统一：不仅根除异化劳动对于自然的剥削，更呈现出一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未来蓝图。质言之，应然维度上的劳动实践通过消除异化劳动实践形式，在现实运动中展现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实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承担主体，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一方面，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劳动主体性”概念界分了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界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建立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劳动实践，才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的路径，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双重和解”的美好愿景。

（二）实然维度上“劳动主体性”：恩格斯批判旧自然观生态局限的实质
如果说应然层面上“劳动主体性”体现了恩格斯自然观所勾勒的共产主义蓝图，那么实然层面上的“劳动主体性”，即异化的、“资本主体”的劳动，则是生态困境发生的原因。以资本为主体的劳动秉持了旧自然观论域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现实中表现为“异化劳动”，进而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具体说来，恩格斯对旧自然观造成生态局限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揭示旧自然观的理性形式及其对“资本主体”的哲学支撑。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多重面相，不同理性形态主导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然而主客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构成了旧自然观的哲学基础，其中人和自然均为“抽象”的而非“感性现实”的存在。概括来说，理性从客观“自然逻辑”到主观“主体性逻辑”的转变潜藏了生态危机暴发的萌芽。在传统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使人类臣服于人之外的客观力量，以此来保全个体生命，自然作为一种本源性和始基性的存在，成为主导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逻辑，即“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意识（自然宗教）”；[3](p.534)生态危机肇始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培根提出了人作为自然的立法者，这就更突出了人类理性所具有的反思功能，使“本体论层面的自然”上升为“认识论层面的自然”，古代作为“罗格斯”的自然秩序则被降格为人类理性试图把握和掌握的“质料”，人开始向自然宣战。宣战背后体现的哲学思维模式，即笛卡尔用于描述主客体关系的“我思”哲学，这种赋予个人主体意识的哲学在成就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同时，也遭遇了生态瓶颈，因为人的独立性基础被塑造为无休止占有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一切“物”。就此而言，旧自然观中的主体性哲学在观念层面上使生态危机暴发有了“理论可能”。

二是指认无产阶级“劳动主体性”地位丧失是生态危机暴发的内在机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活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现实动力机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断丧失主体地位。“异化劳动”指涉资本逻辑统摄下劳动者的现实境遇：人类不合理改造自然界的“异化劳动实践”引发了生态困境。一方面，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恩格斯早期考察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认为普遍展开的社会化在高度竞争状态下陷入了“高烧状态”：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度紧张”。尤其是工人阶级成为最大受害者：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例如“烟雾弥漫”工厂，“得不到清洁处理的垃圾”以及“红色波浪”的狭窄河流等，还要以酗酒来麻痹“最激烈的情绪波动”。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超过临界点，一场要求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恢复自然秩序、保全自然的革命势必来临。另一方面，异化劳动源于“资本逻辑”。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资本逻辑”更需要自然界为其提供物质载体以实现价值增殖，科学技术的“进步强制”使其表现为一种吸吮自然界的“恶的无限性”，不断制造者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对立和分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城市作为空间载体也成为大批人口的流入地，生产和生活的集中使得污染超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从而引发生态危机。

三是重新确立无产阶级为劳动主体，超越旧自然观。“劳动主体性”概念弥合了旧自然观关于“抽象的人”与“抽象的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人通过具体的劳动实践方式即人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将物质实在自然转变为对象化自然，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正是在“劳动主体性”中才得以确立。正因如此，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应从现实实践出发来回答。一方面，恩格斯始终在无产阶级的劳动实践中理解现实的自然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3](p.187)只有劳动实践才能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生存的根基以及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自然界同时构成无产阶级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不同于“观念中的人”“经济人”“生物意义上的人”，“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个人”构成了历史前提，他们的生存必须依靠劳动与无机界进行交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p.161)这种交换即《资本论》所提到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合理的劳动实践方式维系着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存在，也使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得以持存。因而，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劳动主体性”指出了人应如何从自然界走向社会历史，进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超越了旧自然观。

二、澄清对恩格斯自然观“劳动主体性”的误解
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劳动主体性”强调“主体”相对于自然的能动性，下文对“劳动主体性”的探讨主要聚焦在“能动性”层面，无产阶级或异化的、“资本主体”的劳动都具有这一特征。这样就不难理解“劳动主体性”为何在恩格斯自然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新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范畴，在使恩格斯将辩证法运用到自然领域的同时，也未落入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但由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注重社会历史研究，而恩格斯更关注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规律，外界在理解二人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上存在一定误解，认为恩格斯只看重自然辩证法、忽视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劳动主体性”，因而割裂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自然领域与社会历史上的关联，并出于各种意识形态目的炮制出“马恩对立论”：恩格斯被定位为自然主义者或直观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被描述为重历史和实践的人道主义者。对此，需要回到恩格斯集中论述自然界的《自然辩证法》，才能把握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劳动主体性”内涵，进而驳斥“马恩对立论”这一错误言论。

（一）误解恩格斯自然观缺乏“劳动主体性”的理论表现
“马恩对立论”者集中放大或拔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法运用上的差异。在马克思逝世后，为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形势，恩格斯作为“第二小提琴手”承担起集中整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但20世纪20 年代以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各种意识形态目的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自此，“马恩对立论”作为一种解释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实质上，“马恩对立论”者都忽视了“劳动主体性”在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地位。结合较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马恩对立论”的阐释，可归结如下。

第一，“马恩对立论”者在理解“自然”概念上，将马克思“人化自然”与恩格斯“自在自然”对立起来。在关于“自然”概念问题论争上较有代表性的是施密特，施密特指认恩格斯对“自然”概念的理解退回到了费尔巴哈，是一种“感性直观”和“自在性”的自然，恩格斯割断了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世界的联系，“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4](p.44)恩格斯确实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在唯物主义自然观视阈中是朴素的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其中“不附加任何外来”显然是对劳动主体性的“拒斥”，但对马克思而言，蕴含于其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的“自然”必定是为人所中介的“人化自然”。马克思不仅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p.220)而且曾批判阿·瓦格纳，即“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5](pp.404-405)相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此意义上，施密特总结马克思论域中的“自然”概念为“人的实践的要素，又是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4](p.15)此外，就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施密特看来，也并非一种科学方法，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成果的阐释或叙述，因而恩格斯无法实现自然以及自然科学的历史与体系的统一。

第二，“马恩对立论”者将马克思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与恩格斯应用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对立起来。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作为“具体的总体”之特性的辩证法，也正是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奠定了莱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法”的不同理解。莱文认为恩格斯毁坏了“自然辩证法”，因而将其视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一方面，莱文强调恩格斯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把它等同于物质客体内部的度量变化。莱文认为恩格斯将辩证法移到自然界，进而理解自然运动发展变化，即黑格尔用来分析意识和精神活动的逻辑范畴，被恩格斯用来分析物质的自然界。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被严格限制在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等思想领域。莱文进一步指出，即使马克思创立一套自然辩证法，也是将自然界纳入社会概念的框架加以考察，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本身是辩证的。因此，莱文指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实质在于以实证科学扬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毁坏了黑格尔辩证法。

无论哪种观点，“马恩对立论”均将马克思理解为一位人本主义者，而将恩格斯理解为一位自然科学主义者。出现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自然观中是否存在“劳动主体性”问题的不同解答。这一问题同样可以表述为，恩格斯自然观是否直接遵照自然规律来阐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直接关系到恩格斯的理论本身，同时也直接关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对立的认识。

（二）以《自然辩证法》为基础驳斥“马恩对立论”
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可管窥恩格斯对“劳动主体性”的集中阐发。从创作背景来看，1870 年移居伦敦后，为驱逐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形而上学观念和唯心主义历史观，恩格斯打算创作一部关于该领域的系统性论战著作。确实如此，《自然辩证法》解释了“劳动主体性”尤其是创造性劳动为什么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以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何与社会的历史规律实现统一。

国外学者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文本为基础，批判性回应了“马恩对立论”，或结合现实彰显了《自然辩证法》的当代价值。第一，以康加恩为代表的文本耕读法反驳了“马恩对立论”。康加恩倡导“新恩格斯阅读”，[12](p.1)进而形成客观认识。他认为应当分析《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原因，恩格斯当时写作《自然辩证法》既为了呼应当时的“政治行动派”，满足参与社会运动的需要，也,为了说明新的辩证法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从而批判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领域的形而上学观念。第二，以左翼政治经济学家阿尔特瓦特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驳斥了“马恩对立论”。针对恩格斯被理解为简单的反映论者或直观的唯物主义者，阿尔特瓦特指出，恩格斯非常了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7](p.13)这种了解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体系看作有自然因素参与的社会系统：自然在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所改变，人类历史实则是自然、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辩证总体。[8](p.139)此外，阿尔瓦特通过讨论“资本世”（Capitalocene）得出了人与自然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等结论，因而肯定了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前瞻性预判：不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劳动主体性发挥势必威胁自然，进一步表明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实际上，把握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劳动主体性”同样反驳了“马恩对立论”。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尽管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站不住脚，但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机制仍未得到阐释，当时盛行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导致了社会历史的自然化，这不仅夸大了自然的支配作用，更忽略了“劳动主体性”。恩格斯曾不止一次表述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295)以及“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9](p.302)“马恩对立论”也正是在恩格斯自然观“劳动主体性”意蕴的展开过程中丧失其理论地基的。

三、“以人民为中心”：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自然观中的“劳动主体性”在承认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始终秉持“无产阶级”作为劳动主体的阶级立场。这一阶级立场在我国时代转换语境下被表述为“以人民为中心”，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对此，笔者认为，坚持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思想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广大人民为主体，这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以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中心。满足“人民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标识着恩格斯自然观中“劳动主体性”地位的现实样态，然而资本逻辑“僭越”了应然状态下的“劳动主体性”，使人民很难满足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因此，除了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等作为“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本身外，只有切实保障人民的环境权益，才能彰显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逻辑。

（一）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恩格斯自然观“劳动主体性”的现实样态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恩格斯从感性需要及其生成过程来把握劳动实践主体。“现实的人”体现劳动主体性，首要的是确认其存在方式中的感性需要，而非作为主观精神的“外化”或“自我实现”。

一方面，恩格斯自然观的“劳动主体性”意蕴确证主体的感性需要。“现实的人”只能通过满足感性需要来持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需要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现实动力。恩格斯认为不能如黑格尔或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在抽象的观念或自我意识中理解人的本质，相反，应通过人从自然界中的“诞生”来确立“现实的人”的感性存在和需要。主体的感性需要表现出从生存到发展再到类本质实现的序列式变迁特征，当现有生态资源能够保障主体生命安全，主体对生态环境便产生了享受和审美层面的需要。

另一方面，新的生态环境需要生发于“劳动实践”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个体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把握主体的感性需要。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实践”或“一般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结果，表现为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物质生产实践”，其中个人的生产方式同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即“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p.52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需要。可以说，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人们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

进入新时代，坚持恩格斯自然观的“劳动主体性”意味着要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前提在于把握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历史性和全面性。从历史维度来看，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呈现为动态发展过程，人的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具有相对意义，即该需要相对于前一历史阶段是新的，相对于未来历史阶段则转而成为低层次需要；从全面性维度来看，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内嵌于人民整体需要结构，进而呈现为不同形式。主体作为“自然—社会—精神”的“三位一体”存在，其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等多个维度对生态环境提出了不同要求。尽管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出现在时间上具有明显序列性，但并不意味新需要的继起就形成对旧需要的替代，相反，新旧需要在同一历史阶段理应并存，只是地位有所差异。质言之，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就是对恩格斯自然观“劳动主体性”的当代拓新。

（二）资本逻辑盛行：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难以满足
资本逻辑对劳动主体性地位的褫夺造成“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中所生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呈现为“异化状态”。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本身、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社会关系异化的四重维度，从前文的概括可以窥见异化劳动内蕴自然异化，即作为人的劳动实践产物的“人化自然”越来越非自然化、社会化。这一过程的后果还有社会从自然中逐渐“脱落”，应当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自然逐步客体化、工具化，因而自然与社会的有机关系不复存在。此外，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私有财产方式显现出来，后者作为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斗争的前提。以作为社会关系本质的资本为例，作为积累起来的资本劳动，同样具有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关系性，一方面，只有通过不断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资本才能具有实现自我扩张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也加紧了“促逼”自然的步伐，从而导致生态问题暴发。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资本逻辑内控的生产方式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生活方式容易造成的生态恶果。第一，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要转化为现实动力必须借助物质载体展开自身运动。自然被纳入资本运行轨道势必产生“贫困积累”危机，即资本作为总体扩张机制需要无限吸吮自然界的自然力。将剩余价值投入生产系统并产生新增资本的过程作为无限积累的循环，构成了资本扩张的总体机制，这一总体机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追求和占有剩余价值，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例如依靠极限压制工人工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改进生产工具和资本家自身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等，其中占有低廉或者“不费分文”的自然资源则是降低生产方式最直接的手段，即资本借助自然资源资本化来完成自身扩张机制。第二，资本逻辑具有从生产领域脱域至精神领域的特性，因而造成主体消费观念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的“堕距”：经济变迁速度快于文化价值变迁，消费主义的兴起便是一例。消费作为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行为，本应遵循从物质向精神递进的序列性特征，但随着社会生产的丰裕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将消费作为标定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因而更加注重商品的价值属性。消费主义实则奉行物质主义价值观：物质主义奉行“越多越好”的原则，进而不断通过消费满足主体毫无节制的欲望，商品高额定价也暴露出消费主体意识的庸俗化及消费产品的奢侈化特征。持续不断对物的占有将会转化为对自然的剥夺，进而致使生态环境的破坏蔓延到个人生存和发展领域。

（三）环境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逻辑
从恩格斯早年调查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晚期预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自然的报复”等相关论述，可以管窥恩格斯对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环境权益的持续关注。如果说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是从人类生存和发展角度出发考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环境权益则是从实现类本质层面出发，考量主体与主体在生态环境及相关权利上的公平分配问题。恩格斯同马克思一生致力追求作为弱势群体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尽管不能将他们追求的人类解放事业直接等同于为无产阶级赢得公平的环境权益，但获取公平的环境权益无疑在铺就通往人类解放的实践之路。如果主体仅追求生存层面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就与动物无异。就此而言，保障人民环境权益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本伸张权力的防范，同时也保障了劳动主体性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逻辑。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重视保护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态环境权益，多次强调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10](p.195)因为评判发展成效的标准在于人民是否能共享发展成果，“真发展”绝非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中国共产党始终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并从政治高度认识生态权益所关涉的民生问题：一方面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环境权益视为重大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保障人民享受优美生态环境权益也反向促进政治发展。一旦环境问题未能解决而进入政治领域，就会影响政治秩序稳定，更甚者会招致政治风险。因此，只有确保人民生态权益贯穿政治建设和发展全过程，才能“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11](p.295)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应致力于确保人民生存权利的实现，还应关照人民发展维度上公平正义感的获得，而保障不同个体、地域、民族等公平享有环境权益，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被尊重的心理期许，更有助于涵养一个有序稳定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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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Subjectivity in Engels’View of N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Du Shi-ju and Cheng Ming-yue)

“Labour subjectivity”affirms the labour subject status of the proletariat, manifests the value position of Engels’concept of nature, and fundamentally transcends the old metaphysical concept of nature. The connotation of“labour subjectivity”should be grasped in two senses: in the rational dimension as the labour subject of the proletariat, and in the real dimension as the labour of the alienated“capital subject”.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ignored the dynamic significance of the“labour subjectivity”in Engels’concept of nature and concocted the“Marxist-Engelsian antithesis”.In this regard,only by going back to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can we clarify the important status of the“labour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people-centredness”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proletarian position of the“labour subjectivity”in Engels’concept of nature.This position satisfies the people’s need for a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afeguards their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manifests the subject logic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A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11-0040-08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新时代的哲学意涵”[18JF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杜仕菊，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明月，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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