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性探析

奥鹏网院作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性探析
——兼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实践性∗
秦德君

[摘要]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把握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是理解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底蕴的关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实践新的思想符号，是在把握国内外两个战略大局的历史境遇中“理论自觉”的产物，实践性是它的生命价值。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它立足现实的改革实践、延承前有的理论实践、扬弃传统的历史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突出的实践性方位，表现在生动“解说”实践、深刻“认知”实践、全面“撬动”实践和推进“创新”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性是这门思想科学的精髓和灵魂。在实践中把握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进一步推动创新性思维实践、创新性生产实践、创新性治理实践、创新性体制实践和创新性教育实践。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与时代；思想符号；实践性功能；践行方位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中国新实践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1](p.235)“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2]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都是对新的社会历史实践作出的理论供给。深刻把握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是理解一种科学理论底蕴的关键。

马克思深刻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0)并且强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本质上，一门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人为构建”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行成于思”孕育而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产生的理论，是对中国当下新现实、新问题、新实践的回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烘焙、熔铸之果，是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的思想符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践性。“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4](p.26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实践性，不仅是由这一理论本身所面对的时代新课题、现实新挑战决定的，也是由它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所具备“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性决定的。这一点，正如列宁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所论述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5](p.477)

关于思想与实践、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伊·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谈到：“智慧及知识的诚实性要求人们必须放弃未经证实的说法，即使在思想中也必须尽量缩小推测与业经确立的知识之间的差距。”[6](p.11)拉卡托斯非常强调知识、理论、思想本身所应具备的客观映照性。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发展实践的，并且它自身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完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回应和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理论观点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现实回应，并且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是我国进入21 世纪后对遏制GDP 至上、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发展民生这一历史要求的回应，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变化、新的要求，回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是对新时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实践要求的理论回应，续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2015 年11 月23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7]2017 年10 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8](p.20)2017年12 月28 日，习近平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宏大的战略抱负，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p.422)在国际大局方面，总体上是根据新的全球态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扩展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8](p.20)在国内大局方面，总体上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9]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这两个战略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8](p.77)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8](p.42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产生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境遇和实践过程，正如习近平在谈到理论与时代的关系时指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二十一世纪与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有哪些不同，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有哪些变化，如何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0](pp.47-48)

新的社会历史实践是催生新的理论的母体。新时代包括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内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1899 年列宁在为《工人报》撰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1](p.203)这一点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及的，“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12](p.176)这一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理论自觉”的产物，它是时代催生之果，深刻反映了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内生关系。

二、实践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品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2](p.224)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只有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p.18)“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19)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人类早期活动主要是物质生产活动，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对大自然认知的提升，人类有了更多的精神活动和理论思维，而系统化理论思维则催生了更多理论形态。在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独树一帜，研究和回答的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实践性是它突出的理论品格，也是它的精髓和灵魂。这种实践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天在峰峦缺处明”：立足当下的改革实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符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思想标识。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国家面貌沧桑巨变，构筑了今天进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起点。以突破性的重大改革举措为标志，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总体上呈现为四个历史性阶段。

第一阶段以设立四大“经济特区”为标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重大决策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进而及至内陆的多层次开放格局。第二阶段以“开发开放浦东”为标志。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吹响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浦东迅速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改革样本”。第三阶段以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包括实施“走出去”等战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拓展。第四阶段以2013 年我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为标志，包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党的十九大后，我国改革开放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推出扩大开放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为标志，是更高要求、更高质量扩大开放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围绕解决“欠发展”问题而展开，发展经济是焦点。今天我国主要围绕“全面发展”问题而展开，无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论“八个明确”还是“十四个坚持”，要解决的都是更好全面发展的问题。在对内加大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营建新的发展动力，在本国国民受利的同时，也能让全球共享红利。从人类发展看，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人类交往，使各种要素流动加剧，推动了全球多边开放。正是自由贸易不断发展，造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繁荣。今天对外开放是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世界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目标下展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当下中国新实践的研究和解答，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实践成果，又是“中国实践”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二）“忽见千帆隐映来”：延承已有的理论实践
当代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认为：“建立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对激发探究的经验问题提供连贯和恰当的解决方法。”[13](p.69)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个延承、发展、丰富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立于新的现实契口，延承于前有理论形态而作新的探索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科学发展观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它们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心血。正是站立于已有理论形态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问题。

恩格斯在谈到“思想进程”时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4](p.122)作为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已有理论实践的延承，是“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同时又是对已有理论的丰富发展，“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是一个与火热实践相偕而行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剪裁妙处非刀尺”：扬弃传统的历史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融汇和扬弃。习近平“思想话语”的一个形质特征，是广征博引古代思想中的警句名言，嵌入丰富的历史典故而鞭辟入里。[1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突出的内核，是它的人民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262)“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8](p.137)“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6](p.85)“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人民和民众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点。“以人民为中心”既得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精髓，又兼得中国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渊源。如先秦时期被认为是“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的《管子》，记载了神农、大禹、汤武的“以致民利”的理念：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为“以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浚河道，铲高治低，为“以利人民”；商汤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君，为“以利人民”。他们具体行动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又如《管子》记载齐桓公与管仲谈论治国理政的问答：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齐桓公问管仲：“我想保有天下而不失去，常有得而不消亡，有办法可以做到么？”管仲回答：“不急于创始和作新（不玩小聪明），条件成熟了而随之行事。不以个人好恶损害天下公正原则，要多了解人民所厌恶的各种现象，来作为自身的警戒。”

就是说，实现保有天下而不失去的目标，前提是如何审时度势，能很好地“察民所恶，以自为戒”，即以民众利益为旨归。

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的学说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根基，是中国迈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重要历史实践源泉。习近平强调“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8](p.75)包括“以利人民”“察民所恶，以自为戒”在内的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理念和历史实践，均扬弃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扬弃于“利为民所谋”的理念，扬弃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扬弃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之治”理念，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性方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门“实践科学”。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性理论成果，这一思想体现出多方面的实践性功能方位。

（一）“解说实践”的方位
我们知道，人类各个历史时期思想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解说现实”,即对所处的时代、阶段、特征、性质、面临的主要矛盾、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等，作出应尽可能接近实际的判断，愈加符合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17](p.457)这是思想、理论的任务所在，是人类之所以需要伟大思想、理论的缘由，也是思想理论的价值、魅力和光芒所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具有怎样的特点，面临怎样的主要矛盾、问题和实践任务，具有哪些新的挑战，是这一理论首先要面对、要回答、要解决的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大量关于所处阶段、现实方位、现实性质等方面的解说。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8](pp.10、11、15)这些基本性、总体性、方向性的重大判断，对于人们理解和把握所处时代和历史阶段，明确大的方向、了解自身承担的使命，具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价值。这是这一理论“解说力”的首要体现。

（二）“把握实践”的方位
社会生活变动不居，不断抽出新芽结出新果，历史四季也非单一循环往复。实践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是不自觉、不确定的。一种堪称科学的理论，必须具有准确把握时代实践特性的功能，并不断与时俱进。列宁非常强调理论的这种特性。他在《论策略书》中谈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19](p.26)

“本质上，认识事物的活动等同于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活动。”[13](p.2)理论和思想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实践本身需要抽象、需要整理，让人能从纷然杂呈的物事和现象中洞悉条缕、把握方向。在实践性功能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更是如此。

从大的宏观界面看，世界向何处去、中国下一步如何走，是国内外最大的“实践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长期进化的一种规律性趋动，其本质是资源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一种技术产品并不限于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完成，时常跨区域跨国界“全球化”地完成，技术产品生产和知识产权愈益具有了国际意义。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加剧，文化软实力不断上升乃至“性命攸关”，这构成了当下历史时空中实践的一个基本特性。

从国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形态和政治发展都形成诸多新的特点。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20](p.40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性功能在尊重实践、认知实践、把握实践方面，体现了广阔场景，大量论述针对不断发展着的生动实践而发，扎实“接地气”而使“生活之树”郁郁葱葱。这也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更为本体性的实践品格，为在急遽的社会变革中建立科学的实践框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

（三）“撬动实践”的方位
实践本身并不总是能量动态平衡的，它会沉淀、板结、固化甚至停滞，需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需要“思想的闪电”（马克思语）。人类历史一再表明，当实践沉淀、徘徊时，一个时代的思想就成为撬动的支点。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历史过程本身就印证了这一点。迈克尔·欧克肖特曾指出：“知识”有两种，第一种是“技术知识或技术的知识”，第二种是“实践的知识，因为它只存在于运用中”。[21](pp.7-8)“存在于运用中”的“实践的知识”，具有推动、撬动实践的巨大能量。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22](p.396)“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23](p.70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现实有深刻的“解说”和“认知”，更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开辟新境界，推动了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种对于实践的“撬动”正是思想的力量。重要的是，它的力量不在于对具体实践制定清规戒律或画地为牢，而在于不断为实践赋能。实践如何走，由实践本身的历史逻辑来选择和决定，尊重实践才能“撬动”实践。关于这点，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指出：“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24](p.111)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理论创新是对现实的映漾和理性写照。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跟上时代步伐，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撬动实践不断向上、不断前行、不断克服艰难险阻，推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更好地认知和体悟历史发展规律。

（四）“创新实践”的方位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永恒的命题，也是人类文明拾级而上的动力。现代国家体系中综合国力之比归根结底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而一种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是能激荡促进从个体创新、集体创新到国家创新的发散；促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强健。

20 世纪80 年代，弗里曼和纳尔逊提出著名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性创新从微观走向宏观，创新成果大幅度向生产力转化，“创新思维”对提升综合国力功莫大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重要功能方位，就是对“创新”的阐发和推动，内容涵盖理论、制度、实践以及科技、人才、文艺等方面，强调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强调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强调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社会主要矛盾论”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论”；从“以人为本”理念到“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从中国“四个现代化”构想到现代化“两大阶段”的战略安排；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从“加强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反腐败“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三个自信”到强调彰显文化的“四个自信”；从“参与全球治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是最具有创新特色和创新含量的进步发展，也印证了创新在中国新的实践中的丰富含义。[25]

今天的中国，面临大量需革故鼎新的创新命题。一方面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以推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40多年改革不断深化，使进一步深化结构性、体制性的“啃硬骨头”改革成为新的必要；另一方面，历史发展规律和文明发展方向昭示人们，以更大力度推进包括“原创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在内的各方面的深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题中之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p.176)

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个重点
“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13](p.3)一门科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它能立足坚实的实践大地，回应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26](p.263)对于科学思想，首先要树立一种科学态度，在实践中科学把握和运用科学思想。实践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而更好地运用于新的伟大实践，则是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根本性价值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本身是鲜活的，不断融汇新内容、新元素、新气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机械的思想教条，而是在实践中表现为丰富形态的活的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所指出，不能把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12](p.459)“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2](p.46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要更多从实践的视角、以实践的思维来理解、把握和践行，尤其要在当下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一些重要维度上践行这一思想。

（一）推动创新性思维实践
思维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我国正处于21世纪第三个新十年开始之际、“十四五”开局之际、中国现代化“两个十五年”开始之际这样一个历史性关口，如何建构社会性的创新激励体制极为重要。一个民族“创新情商”高，发展进步就快，反之亦然。1936 年10 月15 日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大会上谈道：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创新”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习近平强调，它“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必须持续升级、不断扩容”。[10](p.221)真正的创新并不容易，1851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p.603)1978 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0](p.143)当时正是展开了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内的思想大解放，才有了40多年云蒸霞蔚般的中国改革开放。

创新性思维实践，就是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全社会创新性思维，以思想解放促进思维创新。如前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本质上是思维的创新。不打破种种僵化观念，就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实践。正如当年邓小平指出的，“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27](p.141)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主要是突破来自意识形态教条束缚的话，那么新时代思想再解放，更需要对历史方向的高度自信和不畏艰难的现实韧性。[28]

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创，始也”（《广雅》），创新是“始造”而非“后造”。英语中“Innovation”一指更新，即对原有东西的替换；二指创造出新的东西，原来没有的东西；三指改变，即对原有物事的发展和改造。中国经历了漫长计划经济时代，“创新”遭遇的社会磨损很大。挂着“改革”“创新”名义的逆改革、伪创新、假突破都有害于社会的真正进步。今天一方面是“创新”话语铺天盖地，另一方面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相对稀缺，这更使真正的创新成为紧要。

推动创新性思维实践，就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这一思想来推动创新性思维的建立、强化，减少无谓的论争，遏制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一步破除各种条条框框，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上来。

（二）推动创新性生产实践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创新性生产实践，对克服各种困难、加快推进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创新性生产实践就是在新发展理念下，对经济、生态、发展问题实现新的技术革命。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强调“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界定真正的“创新”有五种情况：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新的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中国40 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过程，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熊彼特的理论，特别是通过引入外资、技术和管理，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新组合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重创而低迷，全球经济环境不断走低。在这一特殊时期，加快推动全社会创新性生产实践，才能加快社会财富产出，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才能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创新性生产实践，一方面要保护好生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贯彻好新发展理念，走依靠科技和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经济，扶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在疫情后着力转“危”为“机”，把疫情带来的负面因素降至最低。“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8](p.10)经济建设依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在突出经济建设这一主线、抓好经济发展上“不为浮云遮望眼”。尤其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就业和社会财富的平衡发展。

（三）推动创新性治理实践
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区域治理；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地方治理，普遍取向都是创新性治理。创新性治理实践就是以创新性思维推进公共治理的变革和升级。就我国来看，从过去传统的管制管理模式，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巨大的跨越和历史性进步。现阶段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实践，即公共治理上面临的主要创新变革压力，呈现为以下三个方法论命题。

一是在空间展开上，如何实现由“点”到“面”的拓展。无论是自贸区“新片区”的建立，还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还是“营商环境”的探索改善，本质上都是通过“点”的突破示范，来带动全局。从2013 年我国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至今，我国自贸区已增至近20 个，时间已逾7 年。“试验”的价值在于把先行先“试”取得的经验普遍化，实现由“点”到“面”的全局性展开。

二是在模式变革上，如何实现从“行政性”管控到“社会性”治理的转型。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地方治理；无论是城市治理还是乡村治理，除了要更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管理更新外，更要推动治理制度和治理理念的革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8](p.112)行政力量包揽一切的模式难以为继，扩大社会有序的治理参与，从政府为主体的管控向社会参与为主体的多元化、柔性化、参与型治理转型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倡导“格物致知”而非“格物致律”，支持一切有价值的探索创新。

三是在价值目标上，如何实现从“经济效益导向”向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转型。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9](p.4)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30]一切改革、发展、政策、举措、创新都应以是否真正能提升人们“获得感”、真正增进人们实际福祉、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来衡量。在疫情暴发后经济下行压力下，更要把维护好人民群众收入权益、最大限度地保障好人民群众生活，切实提升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准放在重要位置。马克思曾谈及：“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31](p.204)我国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较低，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各方面亟须进一步“普遍提高”，实现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型，真正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推动创新性体制实践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体制创新是以创新性思维推动的规制探索，注重从体制上来解决突出问题。此次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它以突发方式告诉人们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缺陷。疫情中反映出来的“痛点”揭示了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作体制机制的革故鼎新。2020 年5 月6 日，习近平在政治局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会议上指出：“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32]此前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33]一次灾情，就是一次体制机制优化的契机。凡是灾情中问题暴露多的地方，都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加快“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1886 年12 月28 日，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谈道：“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12](p.458)1893年10月10日，恩格斯在致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4](p.49)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8](p.106)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批评人们以现实“来迁就制度”，指出“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35](pp.53、54)正视疫情中暴露出来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结构性问题，推动创新性体制实践，提升科学能级，是汲取疫情给予我们教益、促进“制度须不断生长”之举。在这方面要有切实行动，迈出创新性体制实践的坚实步伐。

（五）推动创新性教育实践
教育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是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基础。创新性教育实践，就是注重教育的历史责任，以创新性思维推动教育的结构性创新。我国现有各类学校251.88万所，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672.85万人；①参见教育部2018年统计数据。全国高等学校计2956所（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成人高等学校268所）。②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高等学校。参见教育部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6月15日。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36]教育是用来点亮人的灵性光芒的，这一点在人类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充分验证。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包括教育体系改革、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扭转教育功利化、短视化倾向等在内的创新性教育实践，尤其要抓好五个方面的结构性重点：

第一，要按照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教育部等三部委《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推进高校学科建设。第二，要按照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调整创新思政课程体系，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群建设。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加大理论资源供给，研究和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化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和劳动品质的系统培育。[37]第四，构建教育系统现代科技创新治理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已将“技术创新”提升到创新主导地位。高校应成为科技创新强有力的引擎和基地，发挥科技创新第一梯队的作用，聚焦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推动创新性教育的实践中，要加大基础性研发投入，为创新性教育赋能，厚植创新发展土壤。第五，要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社会投入占教育投入的比例。[38]要进一步激活社会力量，鼓励更多社会性创新实验，实现有效率的创制性突破和公共产出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5]列宁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7]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科学增长理论刍议[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M].北京：人民日报社，2015.

[16]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1][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4]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秦德君.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创新的结构、逻辑与空间[J].理论与改革，2019，(5).

[26][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8]焦丽萍.体悟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智慧[N].学习时报，2018-12-26.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0]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N].人民日报，2020-05-07.

[33]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上海：三联书店，2001.

[36]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11.

[37]陈宝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N].人民日报，2020-3-30.

[38]陈宝生.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旗帜，2019，(11).

On the Practicalit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y

(Qin De-jun)

Any scientific theory arises from certa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actices.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s and the time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underpinnings of any scientific theory.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a new ideological symbol of Chinese practice,a product of“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grasping the two strategic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and its practicality is its value of life.As a practical science,it is based on realistic reform practice,inherited from previous theoretical practice,and sublated traditional historical practice.The most prominent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manifested in the vivid“explanation”of practice,the profound“cognition”of practice,the comprehensive“leveraging”of practice,and the promotion of“innovative”practice.To grasp and appl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practice,we must further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ve thinking,innovative production,innovative governance,innovative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7-0012-10

∗本文系201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研究”[2019MZ019]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2232018H-06]资助。

作者：秦德君，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澄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