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自信的根源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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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化自信的根源与基础
——以毛泽东“西医学中医”批示为例的探讨*
李德瑞

[摘要]作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和“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并不是脱离具体历史和社会实践而存在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事实中汲取经验，深入了解文化自信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也需要从社会实践角度来认识文化自信的基础。毛泽东在1950年代关于“西医学中医”批示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就很好地展现了坚定文化自信深层次的根源与基础，主要体现在：了解熟悉传统文化、坚守人民立场并切实关注民众需求、基于实事求是具有主体性的文化自信心、通过实际工作来夯实文化自信基础。

[关键词]文化自信；“西医学中医”批示；主体性；根源与基础

作为对时代发展脉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需求的精准把握，文化自信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哲学、文化等角度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必要性、方式方法途径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理论探讨。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的实践经验来领会和把握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和“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文化自信虽比较抽象，但并不是脱离具体历史和社会实践而存在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事实中汲取经验，也需要从社会实践角度来认识文化自信的基础。本文拟通过毛泽东在1950年代关于“西医学中医”（以下简称“西学中”）批示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探讨文化自信的根源、基础与主体性问题。

一、毛泽东“西学中”批示及其背景
自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列强欺侮，多数民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民族自卑感，重要体现就是丧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套价值观、知识和技术体系。它因不符合自西方引入的“科学标准”而在近代以来备受歧视与排斥，甚至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一次次成为向西方学习而追求进步与科学的“先进人士”的抨击对象。

其中最为极端的事件，是1929年国民党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及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以及“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其中以“废止中医，乃国家之大计，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则一日不能得进展”为由，要求在全国禁止中医中药开业，禁止中医办医院、办学校，取缔中医书刊。①参见韩洪洪：《从存废之争到走向复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述论》，《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11月8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举国哗然，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废止请愿运动。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想到“废止中医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后来虽然在表面上做出了让步，但国民党政府反中医药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主权免于丧失之虞，民族尊严得以挽回，但不少人思想和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感却并未因此而减轻。即便是在当时的知识界和领导干部这样一些本应有先进思想的群体中，因文化自卑而对民族医药和传统文化心生歧视的做法也时有发生。那时，有相当多的人，包括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都在无形中接受了“中医是封建医”“中医不科学”的观念，进而歧视、排斥它，或在心里轻视它。

即便毛泽东当时作为国家主席并有崇高威望，但在肯定和重视中医药方面也面临不少阻力。如1955年4月15日，在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中，毛泽东就谈到了他对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和思考：“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2](pp.364-365)由此可见，鉴于当时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思想状况，能够坚定支持并重视中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就显得格外重要。全文如下：“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3](p.462)

这一“西学中”批示，不仅使中医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优秀人才，使中国医疗事业得以有序发展，从而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使广大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获得最基本的保障。这一“西学中”批示也成为我国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行动纲领，遵照该批示，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举办了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1955年到1966年，我国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①参见陈士奎：《毛泽东：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庆祝毛泽东关于“西学中”批示及我国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六十周年》，《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年第11期。这不仅鼓舞了广大中西医工作者团结合作与互相学习，而且也确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出了不少高明的理论家。其中不仅有知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国医大师或院士，如唐由之、陆广莘、陈可冀等，而且还有获诺贝尔奖的著名药学家屠呦呦，他们都是当时的“西学中”人员。②他们也是成立于1955年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做出如此高瞻远瞩、泽被后人的批示，为什么能率先认定“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呢？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好学勤思、知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十分了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谋福利的目标信念；坚持实事求是；通过实际工作坚定文化自信，形成了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

二、基本条件：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
思想史学者葛兆光指出，中国文化是个复数，不能单从某一方面来理解。中国文化有五个特征：第一，中国文化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第二，中国文化与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紧密相关；第三，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第四，由阴阳五行所归纳整理的观念与技术；第五，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念。这些都是“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中国比较明显、其他地方不是很明显的中国文化”特征。这其中，“理解、诠释和应对面前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从这套观念中发展出来的知识和技术”①参见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决策探索》2015年第9期（下）；葛兆光：《究竟如何界定中国文化》，《解放日报》2017年11月24日；葛兆光：《中国文化的“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解放日报》2015年6月19日；葛兆光：《如何呈现“中国文化”和“中国风格”》，《党建》2011年第2期。的重要代表就是中医。中医既是这套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其在实践层面的优秀代表。

毛泽东好学勤思、博览群书，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他通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熟悉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从四书五经开始到最后一次读《容斋随笔》，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是终生不倦的读书。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期，他就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县志等书。他在给好友肖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他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4](pp.29-30)此外，毛泽东还广泛阅读《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这类宗教与文化典籍，和《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科技方面的书籍。[4](pp.2-3)而且，他在熟读中华传统文化诸多经典的同时，还潜心学习研究现代科学知识。②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和女儿李敏撰文说，“从细胞学到进化论，从星云学说到奥林巴体，从化学反应到光合作用，从火成说到水成说，从季风理论到太阳系学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量子说到基本粒子，从原子能技术到人造卫星技术，从西医到中医，从水利到气象等等，凡是现代科学知识，只要毛泽东能找到的他都学到了”。参见孔令华、李敏：《毛泽东的科学观》，《科技日报》1993年7月11日。因此，“青年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浓厚兴趣和深厚积累，使他后来和那些年轻时就到外国留学，习惯‘言必称希腊’的知识分子，习惯照搬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者相比，思想基点是不一样的”。[4](p.30)这使他能够站在超出常人的高度来看待和理解包括中西医在内的诸多专业性问题。

1913年，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③转引自欧阳雪梅：《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光明日报》2020年4月1日。可见，对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医理各有特点等专业问题，毛泽东在年轻时就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客观判断。由于对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有着深刻领悟、对现代科学有广泛了解，毛泽东能够独具慧眼地发现中医药的价值，后来才能够极具远见卓识地对这些专业问题做出批示。

也就是说，在那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年代，毛泽东能够高瞻远瞩地对中医药学做出肯定和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认同与内在自信。这种认同与自信，则源于他的博学、勤思、明辨、笃定，这与他持续一生的读书学习、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入了解密不可分。

对历史稍做回顾即可发现，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认识并不仅限于“西学中”这一次批示。如，1954年毛泽东指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在1958年的“西学中”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④转引自华钟甫等：《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1955—1995）》，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对中医这些肯定和批示在当时具有“扭转乾坤”的划时代意义，改变了社会上因将中医与“封建”“不科学”相关联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状况，中医界也在这一深刻论断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重视和加强中医药学研究。其中一个显著标志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成立。

毛泽东曾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⑤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6页。而我们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其中的典籍比较熟悉，对其思维和观念不陌生，才可能真正做到批判性的继承，而非盲目否定传统文化及中医药存在的合理性，无视其中蕴含的真理和价值。

因此，树立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我们熟悉自身文化传统及典籍。也就是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药要先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再谈批判或扬弃，而不能在不了解、不熟悉的情况下，就盲目批判或一味拒斥。习近平也多次强调熟悉和了解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1]如果不熟悉、不了解传统文化典籍，便难以真正进入古代圣人先哲的思想世界，也就难以真正领会和运用其中的智慧。透过毛泽东“西学中”批示，我们可看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熟悉和了解，对历史与事实的正视和尊重，这些正是文化自信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

三、现实根基：对社会需求与民众疾苦的切实关怀
在任何一项政策举措出台前，都有必要深入了解、切实把握相应的社会实情，并以此为基础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在事关中华民族前途的诸多重大事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都做出了符合民众利益且高屋建瓴的判断与决策，1958年的“西学中”批示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医药事业、广大民众福祉都影响深远的批示，首先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切实了解，特别是对广大民众实际需求的深切关怀。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卫生医疗工作状况不容乐观。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发病人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妇女生育绝大多数依赖接生婆，造成40‰左右的婴儿死亡率。①参见《卫生法令汇编》第1辑，1951年内部版，第38页。与此同时，全国仅有西医2万多人，40多万中医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大部分西药国内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民间流传着“黄金有价药无价”的说法。尽快改变这种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动员40多万中医有效投入到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中来，是一项急迫而重要的工作。②参见韩洪洪：《毛泽东振兴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多维探索与启示——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4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卫生工作服务于人民的角度出发，对中医药处境及民众亟需基本医疗服务的问题加以客观判断，并以此为据做出“西学中”的指示。

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及广大民众的切实需求出发，肯定了中医药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价值。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髙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6](p.169)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高度评价中医：“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2](p.205)在这些客观判断和正确决策的背后，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对广大人民群众疾苦的深切同情，以及让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于广大基层民众的切实关怀。

批示“西学中”和强调“中西医团结”，都是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目中无人（民）”地进行决策。这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关于中医的提案及决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及那些力主废止中医的提议者或决策者，不仅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也无视广大民众的切实需求，而且彼时为追求“科学”“进步”而盲目拒斥中医、极力推崇西医的社会名流、学者、政客等精英群体与广大民众间存在距离与隔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知识精英或权力精英相对于广大社会民众的“悬浮”状态，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毛泽东在“西学中”批示中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表明了以民众的切身利益为重的决策思想。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关心民众疾苦，想民众之所想，求民众之所求的工作与决策理念。习近平亦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7](p.367)切实关注民众需求，既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中，也体现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持续关注和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切实需求的各项具体工作与决策实践中。

正是这种基于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对中国社会实情有深切体会、对广大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时刻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放在心上的决策，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一代代延续下来，使我们的党和政府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也正是坚定文化自信所需要的社会与民众基础。这一基础的确立，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想民众之所想、求民众之所求而一步步积累下来的基础，也是最深厚、最坚定的文化自信之基。

四、思想前提：基于实事求是的文化主体性与自信心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的信心，基于实事求是的文化自信。这种信心在那个以传统为封建落后、不科学之代名词的时代极为难得。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以实事求是、客观判断为基础的。他提出过中医也要学一点西医，但首先是要“西学中”，这种立足于中华民族历史和未来的长远视角与立场，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名流人士和决策者都达不到的。

如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就曾严厉批评了卫生医疗界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做法，认为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很恶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他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剌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2](p.245)毛泽东还提出，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①参见韩洪洪：《毛泽东振兴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多维探索与启示——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4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同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主要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2](p.258)

1955年4月，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朱琏一道吃饭时，毛泽东不仅高度评价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而且在开宴举杯之时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8]如今，据世界卫生组织截至2016年的统计数据，已有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4个会员团体，①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中医药》，2016年12月6日。中医针灸已走向世界，这证明了毛泽东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这些正确判断，既源于他基于渊博知识而形成的独到见解，也源于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更源于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文化自信心。

毛泽东曾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在接受中医治疗时，总是抓住机会向给他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请教或共同讨论有关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等问题。如在1941年，陕西著名中医李鼎铭曾通过汤药和按摩疗法分别为毛泽东治好了关节炎和胃病。鉴于当时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论很大的状况，毛泽东曾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而当听说章次公老中医三剂中药便把林伯渠的顽疾治愈了时，毛泽东更是高兴地对向他汇报的人说：“我早就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点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难得之高士也。”②参见陈士奎：《毛泽东：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庆祝毛泽东关于“西学中”批示及我国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六十周年》，《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年第11期。

毛泽东对中医的敬重，源于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实事求是态度，最根本的是正视和尊重事实，而不是因某种抽象理念而罔顾事实、无视历史。这与当时一些名流人士的态度及国民政府中一些人的做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论是为了追求向西方看齐的所谓“科学”与“进步”，还是仿效他国而废除中医，都不是切实考虑中国社会实际与民众需求和正视历史并尊重事实的做法。③如余云岫的废止旧医提案，便是这些留学归国的“精英人士”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后，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废止中医政策的做法。参见李经纬：《中医史》，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441页。毛泽东之所以能作出彪炳史册的正确决策，就在于他对中医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有着坚定的信心。更在于，这是基于实事求是、有主体性的文化自信。

五、实践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坚定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应来自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同情，而是来自传统文化对人们当下生活能够发生的真实影响。今天，人们仍然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获得力量，整个中华民族也需要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和走向未来的智慧。在这方面，中医药实践及相应的文化传统可以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社会层面来看，文化自信虽然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但不少人不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远远不够，而且因消费主义等的影响，更是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抱有偏见或误解，甚至拒斥贬低。因此，我们需要从观念到情感、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技术等各层面努力夯实文化自信之根基，促使传统文化通过多种途径深度嵌入民众生活。中医药不单是技术问题，还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基础紧密相关，与中华文化命运休戚与共的思维方式、生命观念、生活方式及操作实践的问题。它可以使我们的文化扎根实践、扎根民众、扎根现实生活，而不至于成为高高在上、为“精英”所独占或垄断的“悬浮文化”。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知道，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是保持文化自信的不竭之源；对社会实情及民众需求的关切和回应，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在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需要避免“文化悬浮”的状况，即精英群体的价值追求与社会大众的切实需求之间产生鸿沟以致脱节。而毛泽东“西学中”批示这一历史事件，可启发我们从两个较为具体的方面来夯实文化自信的根源与基础。

第一，熟悉和了解传统。这是我们当今社会十分缺乏的，即便是在知识界，大部分学者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熟悉和了解也远远不及毛泽东。如果不熟悉和了解传统文化典籍，便难以真正进入古代圣人先哲的思想世界，也就难以真正领会和运用其中的智慧，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没有这些，何来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

第二，扎根民众、扎根社会基层。这对知识分子的提醒在于，我们需要关注社会现实和民众的切实需求。学术研究和理论需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为广大民众着想和服务，而不能（或尽量避免）出现“知识悬浮”或“文化悬浮”的状况。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出现“文化悬浮”的状况，犯下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很少或没有关注广大民众的切实需求，与社会基础脱节。

文化自信根源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本身并不能自动生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自人们能很好地吸收、运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亦能为人们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和力量。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广大民众从心底里对中华文化各方面特征的理解、对其优秀成分的吸纳、对相关文化实践的支持。得到民众支持和认可的根本就在于对民众切身利益的关注，使民众和整个民族因尊重传统、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而受益匪浅。

毛泽东“西学中”批示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了解、坚守人民立场并切实关注民众需求、基于实事求是、有主体性的文化自信心，以及通过实际工作来夯实文化自信之根基的经验与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灯塔。由此，我们对文化自信的根源与基础，及如何通过具体实践来坚定文化自信，会形成具体而深入的认识。

重视文化自信的根源与基础，不仅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具体工作和决策实践诸方面，还应落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文化自信及与之相关的思想与理论，既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离不开各门学科具体研究工作的支撑，需要以社会科学的实证品格来推进关于文化自信的认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陈晋.毛泽东阅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5]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刘立剑，刘兵.朱琏与毛泽东的两次会面[N].中国中医药报，2015-04-27.

The Roots and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Confidence:On Mao Ze-dong’s Instruction on“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Western Medicine Circles”

(Li De-rui)

As a“more fundamental，broader and deeper self-confidence”and a“more fundamental，deeper and more enduring force”，cultural self-confidence does not exist in isolation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ocial practices.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deeply underst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and comprehend the basi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 of Mao Ze-dong’s instruction on“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western medicine circles”in the 1950s is a good demonstration of the roots and basis of firm cultural self-confidence.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 well traditional culture，adhering to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paying practical attention to their needs，seek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facts and subjectivity，and consolidating the basi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rough practical work.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4-0094-0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之标识性概念研究：以乡村研究为例”[18YJCZH074]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德瑞，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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