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反瘟疫思想与新时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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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反瘟疫思想与新时代启示∗
周露平

[摘要]《资本论》阐释了资本主义瘟疫的形成原因、防治方式与问题症结，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增殖必然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导致瘟疫流行与蔓延的“人祸”，这与自然导致瘟疫的“天灾”有本质差别；另一方面，瘟疫流行使无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人口数量与质量严重下降，严重影响资本生产积累。为维持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资本家实施了防范瘟疫的方式。但《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现代瘟疫形成与蔓延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扬弃与超越资本即批判资本。就实践原则而言，《资本论》为新时代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基因、防治为重的卫生意识、社会治理的管理效率、执政为民的发展理念等。

[关键词]《资本论》；反瘟疫；资本批判；新时代启示

21 世纪以来，重大瘟疫依然肆虐，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与难题。就中国而言，最近短短20 年内就出现过诸如非典（SARS）、禽流感、猪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病毒肺炎）等瘟疫。如何抗击与攻克重大疫情，不仅是医学界的重大任务，也应成为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资本论》多次讨论过瘟疫的形成与传播问题，特别是涉及诸如霍乱、斑疹伤寒、伤寒、天花等疫情的起因、传染与治疗等。就理论高度而言，《资本论》澄清了这样的事实：与古代世界的瘟疫成因迥异，现代资本造成了现代世界的瘟疫大流行。因此，假如离开资本批判的宏大叙事，反瘟疫的理论行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瘟疫的传播与蔓延的。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提供了很多解决瘟疫的方法，能够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

一、“天灾还是人祸”：瘟疫成因的传统与现代的异质性差异
纵观历史，瘟疫的传播造成了大量人口与城市等消失，对人类造成了巨大伤害。一方面，疫情传播与防控失效导致很多国家“家破人亡”。如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鼠疫流行，其中蔓延西欧的第二次鼠疫即著名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消失。第三次鼠疫始自中国云南，横贯亚欧非美洲，传播全球六十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超千万。另一方面，瘟疫通过资本全球化的推进，引发了土著居民人口锐减甚至消失殆尽。如早期殖民期间的“美洲瘟疫”，就是殖民者将瘟疫带入美洲，导致当地土著人口临近灭绝。

历史上，由于医疗条件与防控知识严重缺乏，鼠疫、狂犬病、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无法通过医疗技术加以防治，人们就容易将瘟疫看作天灾，而非人祸，对其防治主要靠传统医学与巫术仪式等。与之相对，现代世界瘟疫的流行与传播，大部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改进，属于典型的“人祸”。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新瘟疫的形成、传播与恶化，导致了无产阶级人口数量与质量严重下降，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一）资本的全球化为瘟疫蔓延创造了新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全球化生产成为现实，“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1](p.32)资本通过便捷迅速的交通手段游走于全球，同样，瘟疫也可以通过商品贸易与人类交往在全球蔓延。《共产党宣言》认为，资本联合与无产阶级联合由于现代交通而不再受时空条件制约，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铁路只需要几年就可以完成；[1](p.40)同样，瘟疫在古代社会中蔓延速度受到交通制约而时间漫长，而在现代借助发达的交通工具就可能迅速蔓延全球。

（二）资本的否定性加速瘟疫传播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的文明性与否定性，即资本在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文明世界的同时，以不断异化的方式统治世界。在异化塑造过程中，现代科技的进步提供了社会加速的时空条件，由此建构起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2](pp.63-64)其特征是资本不断加速生产积累与社会流动。这种加速生产反而导致资本否定性的凸显，即在这种高速运转的时代，一方面形成了反抗资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很容易形成更多的风险与危险，如生化战争、信息安全危机，当然也包括瘟疫传播等。就疾病治疗而言，资本的文明性在于提供了治疗疾病的先进技术，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降低了重大疾病死亡率；但就瘟疫传染而言，资本的否定性带来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肆虐，加速了瘟疫的传播，增加了人口死亡的风险与威胁。如《资本论》花了很大篇幅交代了资本加速瘟疫蔓延的事实，即城市中有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导致无产阶级生产环境与居住条件的极端恶化，加速疫情传播。

（三）现代瘟疫的根源是资本扩张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了各个社会形态中人们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差异性。“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第一大社会形态，瘟疫的产生与控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大工业生产关系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体系与医疗机制，“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书”，[1](p.192)证实了人类对自然界征服的主体能力。由于商品、货币与资本占据着社会交往的核心，因此整个社会的任务聚焦为，将一切自然资源与劳动力都转化为商品。这就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与破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瘟疫正是在人与环境互动的异化关系下形成的，证实了高度资本化之后的灾难性后果——货币化生存世界形成了对自然、对劳动者剥削的权力，并建构了现代社会关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p.49)资本只负责对无产阶级的掠夺与剥削，而不会关注瘟疫的防疫与治疗。

因此，只要没有上升到资本批判高度，就无法澄清瘟疫的成因、传播方式等问题，也就无法提出防治与解决瘟疫的最终任务。故有两个观点需要否定：一是激进主义的看法：瘟疫形成是由于人口过多导致的，需要瘟疫来调节人口。马尔萨斯在《人口论》里面专门讨论人口问题，认为现代世界中的重大问题，诸如发展、贫困、疾病等都是由人口激增而导致的。因此，人口暴涨引发了生活资料与人口数量的严重对峙，“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将会持续不断地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作用”。[4](p.4)马尔萨斯认为，减轻疾病方式主要分为预防性抑制与积极性抑制两种，前者主要包括通过避孕控制繁殖力等减少人口，进而减轻人类贫困与罪恶，可以预防疾病的传播；后者就是通过瘟疫传播来抑制人口，反向调节瘟疫的发生。马尔萨斯以黑死病（鼠疫）为例证明自己的结论：与那些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的国家相比，生活资料不断积累足以推动人口增长却不能满足人口各种需求的国家，会更多地遭到周期性流行病的折磨。①马尔萨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人口原理》，杨菊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6页。简言之，人口减少对于贫困加剧与流行病发生都有积极抑制作用。显然，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以瘟疫减少人口”的构想也是荒谬的、不人道的。二是回归传统，以浪漫主义态度看待疾病流行：疾病是自然发生的，回到自然状态就可以。这类想法试图以自然规律来规定现代世界，以此避免瘟疫。显然，这种态度并未意识到人类一踏上资本发展的通道，就只能裹挟前行。如以哲学家卢梭与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为代表，希冀以自然规律来调节现代世界，以面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瘟疫问题，这注定无功而返。

二、“反思还是批判”：《资本论》中的反瘟疫思想
《资本论》花了很大篇幅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瘟疫的成因、传播与控制等。就理论内容而言，《资本论》聚焦三大议题：重大传染病（瘟疫）的传播由于资本发展而不断加速；资本积累不可能真正解决瘟疫防治；瘟疫的根治需要超越资本，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资本等。故《资本论》不仅反思了疫情的形成与传播，而且批判了现代资本如何助推瘟疫侵害人类。因此，《资本论》并不局限于瘟疫传播的反思定位，更是反瘟疫的批判性著作。

马克思对瘟疫的成因与传播做了广泛调研。他查阅了当时医学资料与官方文件，如拉马志尼·贝的《论手工业者的疾病》、R.H.罗哈奇的《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所特有的疾病》《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馆的报告》等医学资料，还包括《公共卫生》（伦敦版系列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系列报告）《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工厂视察员报告》等各种官方文件。同时，马克思还与恩格斯一起做社会调研，以澄清无产阶级贫困化如何导致瘟疫的产生与传播。其中，恩格斯的调研文本还成为马克思研究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马克思通过翔实的数据与材料，证实了资本生产与瘟疫流行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资本积累与瘟疫成因的畸形互动
资本存在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生产，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二是资本积累，体现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资本家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促进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双重节约，以提高剩余价值的实现率与转化率：一是减少工资，减少可变资本支出，如形成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二是节约生产资料，减少不变资本支出，如无产者生产与居住条件的节约。正是这两种资本的节约，导致且加剧了疫情的形成与传播。

第一，相对过剩人口导致瘟疫的传播与蔓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破坏了传统生产方式。首先，大工业生产支配了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自动化与生产加速化，固化为一种社会规律，控制着整个社会。资本增殖成为现代世界的唯一主题，由此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价值仅局限于为资本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贫困容易导致无产阶级的疾病发生率特别是瘟疫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但资本家及其统治机构淡化或忽视无产阶级的疾病化与瘟疫化的现实，即只关注资本生产，不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现实。其次，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城镇化不断将农业人口翻转为城市人口，即资本生产过程是农村人口脱离农村的过程，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但由于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保障，特别是住房等条件的限制，数量庞大的人口成为传播介质，导致瘟疫在城市中蔓延，“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5](p.797)同时，这种聚集效应导致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拥挤于城市，以布拉德福德为例，马克思指出，“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自然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以至于汉特医生抱怨说，“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5](pp.763、762)因此，现代世界瘟疫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形成与蔓延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最后，资本的加速化生产导致工人的生理贫困，推动了瘟疫的传播速度。一般而言，贫困与疾病是“孪生兄弟”。《资本论》讨论了机器化大生产，工资日延长与劳动强度增加，导致工人的智力荒废[5](p.460)与身体畸形等生理贫困现象；生理贫困化导致了无产阶级抵抗瘟疫的身体免疫衰弱。当重大传染性疾病蔓延时，无产阶级病死率非常高，如《论手工业者的疾病》《论人类的退化》等学术作品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 号报告》《公共卫生第6 号报告》等调研报告，就大量揭示了这种现象。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5](p.420)推动了现代医学发展，为疫情控制提供了详实的研究材料。

第二，不变资本的“无人性节约”，成为瘟疫蔓延的重要源头。这种“无人性的节约”主要依靠牺牲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减少资本增殖过程中的损失，目的是加速资本增殖的积累效率。显而易见，资本以牺牲无产者的健康为代价，加大了瘟疫发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首先，机器化生产不断虹吸大量无产者。由于节约不变资本，资本家提供给无产者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化，如生活环境与卫生环境无人性的恶化，这导致了诸如伤寒病的蔓延。马克思专门引用《公共卫生第8 号报告》，交代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民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5](p.762)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性，即“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5](p.762)其次，厂房的封闭化生产即劳动条件的节约，导致疾病的蔓延与人口死亡。不变资本的节约有两大途径：一是通过节约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控制资本投资成本；二是通过节省厂房方式节约空间，使最小空间容纳尽可能多的工人，这也是造成漠视生命和健康恶化的原因。[6](p.106)不变资本的节约，使相对狭小的生产空间不断聚集大量劳动者。特别是空间的节约即建筑物的节约，导致工人感染传染病的数量暴涨；同时简陋的通风设备与延长的劳动时间，“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6](p.106)最后，资本家并未提供任何疾病防控措施，这就造成了资本生产过程中漠视生命和损害健康的情况大量存在，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的无产者在极端恶劣的生产空间内劳动，导致瘟疫传播。

简言之，资本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即利用各种生产条件以减少活劳动或可变资本的使用。因此，资本家只关注资本增殖的节约，而不会关注传染病疫情对于无产者的肆虐与伤害，“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6](p.102)

第三，资本积累导致医疗保障严重短缺，难以遏制瘟疫传播。马克思以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为例，说明了资本形成的野蛮与扩张。这恰恰证实了资本对无产阶级居住环境、生活卫生、医疗服务等的漠视态度。首先，早期资本主义立法制度，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富国裕民”。[7](p.401)它是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基础上，即以牺牲无产阶级的肉体生存为代价，将整个无产阶级纳入资本增殖的框架内，“把资本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5](p.826)换言之，资本主义漠视无产阶级的身心健康，只是将之作为屈从于资本的劳动奴隶。其次，暴力剥夺农民，将其赶入无产阶级行列，使之失去土地等自我保存的条件。农民阶级因此“一无所有”，食不果腹且高度聚集，容易发生大规模的瘟疫传染事件。最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城市化过程，是农业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源于资本家对失去土地的无工作者加以残酷镇压。在城市生活过程中，人口集中、居住密集与交往密切，也容易导致瘟疫的传染与传播。因此，马克思批判“讲坛社会主义”强调劳资的阶级平等，但却主张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实质是使劳资对抗不要发展至革命阶段，以维护资本统治。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讲坛社会主义”关于疫情防控与医疗保障的虚伪性，即这种虚伪性在于不改变资本增殖的现实，只是规避了资本推动瘟疫发展的可能性。

总之，《资本论》揭示出瘟疫的形成传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又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同时，瘟疫的流行加剧了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

（二）瘟疫传播与资本积累的矛盾对峙
当瘟疫传播严重影响到社会人口数量与质量，特别是影响到资本正常的生产与积累时，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会采取防治措施，目的是防止造成社会动荡，引发更加激烈的阶级对抗。

一方面，重大瘟疫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共同面对的“灾难”。具体而言，首先，重大传染疾病不问等级与特权，“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展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8](p.272)资产阶级政府出于身体安全与资本增殖的需要，才颁布一系列卫生保障法律、建立一定数量的医疗机构，以及改善无产阶级贫困化状态，如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与生产条件等。其次，社会进步的标准在于提高社会化的卫生保障与医疗条件。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治，更是体现资本剥削的可持续性，以防止其被疾病所阻碍与打断。所以，资本家不断通过国家机器推广各种卫生防治法律，以保障工人生产的卫生安全。汉克医生、约翰·西蒙医生、奥德医生等医护者的从医经历都证实，工人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与医疗保障是极端恶劣和落后的。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无产者大量早死，影响到资本生存所需的职业工人。最后，流动人口是瘟疫扩散的关键载体，因此控制流动人口成为关键内容。资本创造了大量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随着工作地点与生活变迁而不断调动，“这是一只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5](p.765)进而加剧所到之处的感染情况，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如《公共卫生第7 号报告》中提到塞文欧克斯教区，这个地方在一年以前（1864 年）从未出现过天花，但生产环境与卫生条件的极端恶化，导致天花蔓延，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5](p.766)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被迫做好防疫工作，以保障资本生产积累正常进行。《资本论》提到资本家也会感染瘟疫，这迫使资本家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疫情扩散，使无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大面积生病与死亡，进而影响资本积累。资本家专门颁布了卫生条款，采取防疫措施。首先，对瘟疫感染者实行强制隔离。资本家不得不建立大量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5](p.766)以防止瘟疫扩散。其次，实行贫困习艺所与教区救济。由于贫困与疾病是密切联系的，解决瘟疫传播的首要工作，就是解决部分贫困问题，例如，资产阶级建立各种贫民习艺所与济贫所等，帮助贫困的无产者完成就业培训等工作；同时对产业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进行教区救治，以减轻贫困者过度贫困而引发瘟疫的流行与传播。最后，改善工人的生产环境与居住环境。工业城市的发展导致生产人口的集中，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用大量调研报告证实了无产阶级生产环境与居住环境的恶化问题，如“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5](p.762)《资本论》引用了《旗帜报》与《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等，交代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成本或营养条件跟囚犯差不多，处于极度贫困化状态。

（三）消灭资本与根治瘟疫的有机结合
消灭资本，是《资本论》反瘟疫思想的核心内容与落脚点。《资本论》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秘密，说明现代瘟疫形成的原因与条件，即资本剥削造就了无产阶级极端贫困化，导致他们的生产环境与居住条件极度恶化，进而不断引发瘟疫流行。因此，要根除或防治瘟疫问题，就需要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来。一方面，要发挥资本生产的优越性，提高医疗科技水平。前面已言，资本具有高度的文明性，推动了人类治疗与防范瘟疫等疾病的医疗技术的发展，为治疗传统世界难以解决的疾病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要消灭资本才有可能完成根除瘟疫的目标。由于资本生产积累的本性，生产技术提高的目的在于资本的无限增殖，而无暇改善无产阶级生产生活条件。因此，资本发展是建立在不断吮吸无产阶级剩余劳动，即建立在牺牲劳动者身心健康基础上的。那么，它与瘟疫一样，以占有无产者的生命为自己的增殖条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71)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根治瘟疫。

三、“防范还是根除”：《资本论》反瘟疫思想的新时代启示
女人说完就主动伸出手来，我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我赶紧握住女人的手，女人的手很白很嫩，我紧紧地把它攥在手心里，女人并没有反对，好像这白晰修长的手原本就该属于我一样。

（一）防范为先与根除为本的有机统一
由于科技不断发展，很多瘟疫得以控制甚至消失，如天花、鼠疫等。还有很多瘟疫尽管还无法根除，但能够通过防范的方式以防止其扩散，最终通过减少感染人口，使其消亡，如肺结核、疟疾等。此外，很多瘟疫是与人类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生活方式有关联的。纵观瘟疫发展史就可发现，瘟疫可以根除，首先重在防范。《资本论》提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掠夺特性与增殖本质，容易引发各种瘟疫。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防范与根除瘟疫，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限定市场经济的活动范围，强调人与自然的友好。合法、合理地规范市场经济，应成为党与政府国家治理的重要能力。这次新冠病毒肺炎充分说明了人类应该对自然采取更加友好的方式，因为自然是人类有机的身体，是人类生存空间。二是规范社会管理，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建立高效运转的社会秩序，为根治瘟疫提供制度保障与物质基础。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直接证实了市场经济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加以运行，同时在疾病防控、危机处置、药品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社会舆情控制、社会生活保障等方面应做到合理统筹、高效有序。

（二）制度优势与根除瘟疫合二为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10](p.373)社会主义制度在防治瘟疫方面所体现的主要特征有，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基因。从中央到基层都高度重视发展人民的健康事业，防范瘟疫形成与传播，积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瘟疫防治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好人民身心健康，体现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基因。第二，防治为重的卫生意识。创造优越的生产生活环境，最大限度地阻断瘟疫来源。《资本论》明确揭示了瘟疫形成与环境卫生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创造出优越有序、干净卫生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切断瘟疫的形成条件。第三，社会治理的管理效率。当瘟疫发生时，要控制人口流动，实行隔离管控。这次新冠病毒肺炎与非典等处理方式一样，控制人口流动，实行严格隔离管控，防止瘟疫在人群中不断扩散。党与政府的组织效率与管理能力直接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制度效率。如，这次防治新冠病毒肺炎是一次人民健康保卫战，我们做到了组织有序的科学防治、积极有效的精准治疗、高效快速的隔离处置、坚强稳定的民心支撑等。第四，执政为民的发展理念。发展市场经济与爱护卫生、保障人民财产安全等应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事业发展是为了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应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

[参考文选]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杨菊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The Anti-Plague Thought of Das Kapital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he New Era

(Zhou Lu-ping)

Since the 21st century, major pestilence is still rampant,which constitutes a major obstacle and problem in globalization. Das Kapital provides many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explains the causes of capitalist plagues, the way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ir crux, and reveals that under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conditions, capital prolifera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poverty of the proletariat,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and“human disasters”which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natural on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lagues decrease the number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letariat (that of the bourgeoisie as well),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apitalists have implemented measures to prevent plagues, such as protection and isolation, church relief, etc. However,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epth, Das Kapital holds that capital is the“culprit”for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modern plagu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ublate and surpass capital, that is, to criticize capital. As far as the practical principle is concerned, the monograph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a to fight epidemics in the new era,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systematic gene of people orientation,the health consciousn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and the development vision of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 etc.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2-0041-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论域与理论效应”[18FZX024]、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第二手稿的理论地位与哲学思想”[18ZX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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