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需要深入研究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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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成果述评*
张新宁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形势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局势的根本遵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体现在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全球治理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不变”，体现在“变”的只是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世界处于长期“量变”中，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格局，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要杜绝盲目自大和战略误判以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要在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互动关联中把握中国战略机遇期，要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的“变”与“不变”，要深入研究好最大的“不变”的原因及发展趋势，要全面把握好最大的“变”的原因和发展趋势，要在“变”与“不变”的博弈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已经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整体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独占鳌头；还有观点认为，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非常接近，中美关系很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对国际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形势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局势的根本遵循。这一判断提出后，立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认真梳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有利于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时代正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的历史方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与本质
（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的内涵解析
习近平在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1]

国际格局之变，被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学术界大多认为，习近平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主要着眼于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格局新变化、全球治理新趋势和新科技革命新态势等因素。这是一个全新、全面、准确的论断，是一个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重大判断。

第一，百年大变局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有观点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局势出现或正在出现100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化、大调整或大发展，并非与百年来某个时间节点或阶段上的变化强度或烈度比较大小，“大变局”的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2]对此，有学者分析了国际格局之变的表现：一是原来的世界中心发生了转移，从欧洲中心到美国中心，整个20世纪就是这样一个转移；二是世界市场的变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作为主要动力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大变局，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工智能、网络数字经济带来整个世界的变化；四是制度、文化、价值、社会流动性的大变局，过去封闭的各个区域现在全部打开了，由此带来融合与冲突。[3]

第二，百年大变局是国际治理秩序之变。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等不同层面出发，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从国际关系层面看，主要是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各种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国际形势处于新的转折点；从经济层面看，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其直观表现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实现了对美国的“百年未有”之赶超；从安全层面看，主要是国际环境总体稳定，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起彼伏，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从科学技术层面看，大变局时代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4]还有学者提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稳步推进使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5]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
习近平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6]学术界认为，这句话道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与本质，即资本主义无论作为一种主义、一种道路，还是一种制度，都已经很出色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将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与斗争中不断获得发展壮大。[7]

第一，百年大变局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有学者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局势出现或正在出现100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化、大调整或大发展，并非与百年来某个时间节点或阶段上的变化强度或烈度比较大小。“大变局”的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从本质上说则是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予以革新和重塑。[2]有观点还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一种变化十分耀眼，就是文明冲突与文化治理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的突出矛盾，国际文化治理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内容，国际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领域，终结“文明霸权”成为全球治理领导权的关键。[8]

第二，百年大变局使两种制度、多种模式之争进入新阶段。对此，有学者提出，百年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在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时代，国家的兴衰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改革的成功与否。中国改革开放绝非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如说是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9]还有学者认为，百年大变局也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时代”尚未到来的前提下推进“世界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目标，它有利于“世界历史”向着“无产阶级时代”演进。[10]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是“变”
理解“变”，是我们理解大变局的前提和基础。学术界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世界经济重心在变，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二是世界政治格局在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三是全球化进程之变，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四是科技与产业之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五是全球治理之变，新兴国家或成治理重要角色。上述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经济是基础性因素，科技是助推器，经济格局之变导致政治格局变化，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格局之变又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条件。上述诸多大变化中，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本质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11]

（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有学者指出，自欧洲开启工业化以来，世界力量重心逐步向西方转移，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如今，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预计到21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群体经济总量就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群体。这是一个大格局的变化，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的上升，他们在发展方式、利益诉求、制度体系以及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还将大大提升。[12]

第二，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快速接近。有学者提出，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此外，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13]

第三，世界经济的“南升北降”提速。有观点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之变表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南升北降”提速。西方国家秉持“西方文明优越论”，试图用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然而非西方文明的复兴已成不可阻挡之势。[14]

（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
第一，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世界处于百年大变局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瓦解与重建期。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13]

第二，多极化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之变表现在全球化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更加迅猛，原来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大国，有些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甚至推动逆全球化浪潮出现，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发展中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上升，多极化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10]

第三，国际关系多重矛盾发生复杂演变。有学者强调，要从大历史和国际关系多重矛盾复杂演变的角度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堪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国际体系主导权“南升北降”，“南北矛盾”由过去的“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向“南北对等”；三是国际关系行为体“非（国家）升国（家）降”，堪称“近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行为体从主权国家“一统天下”，朝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方向转变，全球治理尤其如此。四是中西互动趋于“平起平坐”，“中西矛盾”与力量对比由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转向如今的“中西互有攻守”，堪称“一百年和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4]

（三）科技与产业之变
第一，第四次科技革命开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有学者提出，21世纪最能改变发展模式、社会状态甚至政治大格局的也许是正在进行的新科技革命。当前，我们还处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初级阶段”。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也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为中心的技术群与以往不同，它是以创造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化推广运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15]

第二，世界经济与科技动能“新旧转换、新陈代谢”。有学者分析指出，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持续发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计算、无人化等日新月异，跨界融合、质变突破、叠加飞跃势头迅猛，其在更加方便与造福民生的同时，也蕴含人员失业、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的风险，人类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面临颠覆性挑战，大国高科技竞争更是空前激烈。[14]

第三，新一轮科技劳动保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对此，有学者认为，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13]

（四）全球治理之变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角色突显。全球治理之变，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全球治理机制、理念、规则等一系列变化。[10]

第二，西方国家陷入制度性困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不稳定因素交织，美国及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蔓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制度困境日益显现，使西方国家在大变局中陷入制度性困境。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继续推进政策调整和经济革新进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非执政共产党在大变局中加快变革与发展，大变局助推新兴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逆势而上。[16]

第三，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和获取权利路径认知的加深，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并存，并引起人口族群结构变化以及族群认同的强化。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蕴含“不变”
理解百年大变局之“变”，还需要准确理解百年大变局所蕴含的“不变”。只有认清这些“不变”的因素，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认清我们所处的方位和地位，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只是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对此，有学者谈到，当今大变局是在现有世界体系的基础上发生的，“变”的只是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大变局只发生在世界体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世界格局方面，而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主体和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在这个大变局中，以社会信息化为助力的全球化新阶段是大变局的物质基础，世界格局变化是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世界秩序之变和全球治理之变能够往好的方向演进，是大变局最让世界人民期待的方面。[10]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处于长期“量变”中。对此，有学者提出，百年巨变主要是就中国的发展与影响而言，还不能轻易说世界变局已发展到清晰可见、影响长远的百年巨变。所谓百年巨变应该有世界史全方位的影响，为各大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当前世界变局还不足以与这些巨变相比，很难找到类似的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事件，并未产生新的国家、国际力量结构。当前仍是一超多强、西方相对优势的阶段，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但是没有根本扭转，处在渐变、质变的长期过程。[17]还有学者认为，就发达国家群体而言，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会在资本、科技等方面保持优势，但也面临诸如人口规模缩减、“后老龄化”“铁锈地带”等诸多严峻问题的挑战。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内，发达国家群体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但今后情况会大不一样。[12]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刚刚开始。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现在的变局是从西方中心到非西方中心，或者是西方中心和非西方并列的大变局，目前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和科学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出现的阶段，这个变局刚刚开始，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3]还有观点提出，总的来看，21世纪的世界大变局是深刻的，带有突破性、转折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大变局的初始期，对于未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15]

第四，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格局。对此，有学者进行了剖析，近年来，美国及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蔓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制度困境日益显现。社会主义国家稳中有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非执政共产党在大变局中加快自身变革，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和力量结构出现新变化。美国及西方国家围攻打压社会主义力量的态势趋紧，民粹主义崛起挤压左翼力量空间，百年大变局拓展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空间，但也给一些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变革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格局。[16]

第五，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对此，有学者判断，百年大变局令人鼓舞，但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伟大的创举与深刻的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大变局意味着大发展与大调整。可以预见，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斗争将长期存在，甚至不排除特定条件下激化的可能；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的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阴霾不散，以及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频仍，国际社会波谲云诡，很不太平。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富强，以及人类永久和平的实现，还需要人类社会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与不懈努力。[7]

四、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是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变”是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还不够在，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当前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作为这场变局的重要一方，中国如何应对这个大变局，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也做了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有学者强调，要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要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在国际形势“多事之秋”扶正祛邪、稳中求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趋利避害、勇立潮头。“正确三观”是把握世界大势的科学方法论。一是正确历史观，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二是正确大局观，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三是正确角色观，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中国对外方针政策。[14]

第二，要杜绝盲目自大和战略误判，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步伐。有学者指出，强调今天的百年变局，亦即定位于时代开拓者和潮流引领者，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跃跃欲试的过程，“新长征”刚刚开始。“盛景”滋生了一些人某种膨胀心态，认为别国不再有值得学习之处，我们可以输出模式、教育别人了。中国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还要学会继续埋头苦干，不断自我改进。世界未来除了追求大规模增长效益，还应追求量体裁衣、精致、个性化和髙质量。中国须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现有国内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步伐。面对巨大成就与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杜绝盲目自大和战略误判，树立大国风范，继续保持平稳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不足，弥补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差距，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大国向精致的“仁智大国”（“仁”的社会、“智”的外交）的转变。[17]

第三，在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互动关联中把握中国战略机遇期。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中国战略机遇期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特殊环境下，中国要全面认清发展形势，综合统筹内外政策，既要在世界百年变局中探寻体系剧变给中华民族复兴带来潜在机遇和有利条件，紧扣重要战略机遇内涵条件转化的客观规律和演进逻辑，更要通过自身实力的成长诱导世界变局朝着有助于世界各国一起进步、共同发展的方向演进，主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机遇”与世界变局彼此互益发展，积极促进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工作，与善用和引导世界大变局的努力产生共鸣、形成合力，争取将世界的百年变局转化成中国的战略机遇，同时再把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转换为世界的机遇。[18]还有观点同样认为，以自由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许多世界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对世界局势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我们要把握国际发展大势，保持战略定力，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命题，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19]

第四，客观认识国际形势，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对此，有学者提出，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应秉持战略定力，拓展战略远见，深化战略运筹，实现战略创新，积极把握和创造战略机遇期，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致力于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等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并积极运筹战略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在世界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全面合作等领域积极作为。[20]还有观点提出，在世界格局变化中，中国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既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又是主张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更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一直充当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愿意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可以看出，中国的作为加快了大变局的进程。尤其是，中国的作为极有可能促使大变局朝着世界人民所希望的方向演进。[10]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凭空得来，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的基础上得来的，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而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基础上得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把握世界形势、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的“变”与“不变”，还需要深入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要深入研究好最大的“不变”的原因及发展趋势。虽然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量变，甚至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的量变，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纵观当今世界，自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国际关系危机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和相关制度进行了调整，使它们逐步摆脱了困境，经济增长逐步走出低谷。即使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因而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各种危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

第二，要全面把握好最大的“变”的原因和发展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理念、总体布局、战略全局以及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破除“贫困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等，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使我国能够按照党的十九大既定的战略部署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第三，要在“变”与“不变”的博弈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个大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第二个大局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因而中国的大门必须越开越大。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能够实现的，前进途中要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百年大变局中“变”与“不变”博弈的过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蕴含百年未有之大机遇。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做好准备，及时化解，利用好国内外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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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ding the To-Be-Furthered Issues Concerning the“ Changeable”and the“Unchangeable”in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Zhang Xin-ning)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 great judgement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the core,is a fundamental criterion for us to comprehend the world situation.The“changeable”in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suggest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economic center,that of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that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and that of global governance.The“unchangeable”in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mply the partial variation in some aspects of the system rather than a complete evolution.The world is in a long-term“quantitative change”,and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upper-hand capitalism and lower-hand socialism”in the short term.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the world will last long.In response to“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diplomatic thought,eliminate blind arrogance and strategic misjudgment,accelerate the reform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of diplomacy,grasp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and promote China’s mor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To accurately grasp the“changeable”and the“unchangeable”,we shall thoroughly study the caus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largest“unchangeable”and the largest“changeable”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game of the“unchangeable”and the“changeable”.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20）01-0089-07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关系研究”[2020MYB024]，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美意识形态教育比较研究”[2017BK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新宁，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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