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下图书馆学人的政治取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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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下图书馆学人的政治取向分析
——以杜定友为中心的考察
□刘寿堂*

摘要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将其“以党领政”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贯彻到教育领域，党化图书馆应运而生。图书馆界学人为了图书馆事业能够在艰难时局中的生存与发展，既要积极回应新政权的政治导向，又要极力维持图书馆作为学术机构的独立地位，避免沦为政治工具。透过杜定友先生遗存的十余篇相关文献，可以管窥时代困境中图书馆学人的艰难取舍与不懈努力。

关键词 党化教育 图书馆学人 政治 杜定友

作为中国近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学大家，杜定友先生的生平、学术及实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杜定友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法、地方文献以及图书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卓越成就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但是，研究者们对杜定友早期的政治取向关注不多，尤其是对20世纪20-30年代党化教育背景下杜定友的政治立场进行专门探讨的相对较少。但这恰恰是诠释其学术思想与人生实践内在动因的独特视角。杜定友先生终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著作等身，留存作品600余万言。相对其《校雠新义》《杜氏图书分类法》等严谨的专业论著，散见于报刊的学术随笔和演讲类文字如《从教育看政治》《图书馆与党化教育》《图书与政治》《感谢三民主义》《国家主义与图书馆》等系列文章，则更清晰地表明了其政治取向，特别是他为《中华教育界》撰写的随笔《我与圕》，成为解读其早期政治取向的生动文本。

1 党化教育背景下的图书馆事业
1.1 党化教育政策的确立及调整
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城20世纪30年代在考察“党化教育”一词的缘起和流变时指出，该词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24年初的国民政府改组会议，“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方针是其思想渊源，“政府既然受党的指导，政治上的一切设施均以党纲为前提。党化教育四字即由此推衍而出”[1]。 因为既然确立了“以党领政”的原则，“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应当遵循党化的逻辑，并内卷于‘党治’的轨道，教育领域同样如此”[2]。1926年《党化教育决议案》在广东省第六次教育大会获得通过，“三民主义”成为该省各级学校之必修课程。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明确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几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3]。” 1929 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章程》，进一步明确规定“党义”课程为各科共同必修课程 [4]。党化教育的直接体现就是教材“党义”化和高年级学生党员化。无视教育在国民革命中的多重功能，而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工具，是党化教育的基本特征[5]。在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代背景下，党化教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党化教育的浪潮因北伐期间革命形势的暴涨而激增，“在全国各地蔚为一股风潮”[6]。

但党化教育随着形势的发展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判与抵制。罗隆基等著名学者撰文质疑党化教育，指责党化教育模式下，“国民的思想充满了怯懦性、消极性、依赖性、奴隶性”[7]。它也激起了普通知识分子的厌恶，“党化教育就是依持党政府的力量，用‘教’的手段，麻醉一般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服膺党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8]。甚至有学者公然撰文要打倒党化教育，因为“教育不应该党化，是世界教育学者的公论”[9]。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也觉得“党化”二字不但表述空泛，而且语义含混，容易为共产党所挪用，所以1928年初他建议将其改为三民主义教育。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主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10]。” 同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决定，从1929年起开始在全国实施训政。教育政策自此又成为国民党实现其“训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从表面上看，“党化教育”被“三民主义教育”取代了，但“党化教育”并未退出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相反，它以三民主义的由头、借助“训政”的途径，更强势地贯彻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所有社会系统中。

1.2 党化图书馆的筹建
中国近代图书馆从筹设之初就一直作为文教机构而归口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光绪三十一年学部设专门司、光绪三十二年各省学务公所设图书科专司图书馆督导与考核之责。民国肇始，“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等事项。对于推动图书馆事业的改进与发展，不遗余力……所以图书馆运动深受重视，颇有进步改良”[11]。各类图书馆在民国初期的发展，为国民党宣传党义提供了大众化平台，尤其是国民党北伐成功执掌全国政权之后，更是借助党化教育政策的逐步推行，极力向图书馆等文教领域灌输其政治主张，渗透其派系势力。在党化思潮的孕育下，基于国民党的积极推动和图书馆界的主动迎合，各地的党化图书馆、党化图书室纷纷建立起来。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名而来；二是新建所得”[12]。前者仅仅是将原有图书馆冠名“中山图书馆”而已，如作为湖南地区唯一的公共图书馆的湖南图书馆，“至16年改为省立中山图书馆”[13]。后者则是重新筹建的，完全服务于政党，以专门实施党化教育为旨归的图书馆或图书室，如1929年落成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党部图书馆。国民党先后通过多种政策文件，令饬各类图书馆，“多备有关党义的书籍”[14]。为将党化图书馆覆盖渗透到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基层社会，在1929年6月5日举行的全国宣传会议上，“讨论各县市党部建设图书馆应如何实行案”[15]。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就曾专门函告所辖图书馆、室：“近查本省各图书馆对于党化书籍异常缺乏，弊部为引起民众认识本党主义起见，经第十五次部务会议议决，请转饬本省各图书馆尽量添置党化图书，以便各界浏览[16]。”

党化图书馆以宣扬党义、“弘扬三民主义”为己任，将所谓“国父遗教、总裁言论”奉为圭臬。1940年教育部编印《总裁对全国教育界之指示》一书颁行全国，在其训令中指出：“总裁领导全国，致力复兴，于全国教育界人士期望尤殷，……按照所属人员分别转发，俾共服膺为要[17]。”党化图书馆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负责所谓违禁书刊的稽查和取缔。1929年北平特别市教育局训令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查禁“危害党国”的刊物，并附所谓“中央查禁反动刊物名册”及“共产党反动刊物化名表”[18]。1943年教育部令饬全国学校与图书馆查禁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该书“系割裂正史、广采轶闻内容颇多荒谬，目的在从侧面宣传其主义，影响青年思想，……，除饬特检处严予检扣外，相应函请查禁”[19]。无疑，在党化教育思潮下筹建的党化图书馆，已经违背了“学术典籍乃天下之公器，当藏以致用”的公益目的，丧失了学术机关的独立性，沦为了政治工具。

1.3 图书馆学人对党化图书馆的态度
党化图书馆是党化教育政策在图书馆界的实现形式，其创建与发展既是政府令饬、行政压力的产物，也与图书馆界的支持迎合紧密相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党化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蒋介石完成了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沈祖荣、刘国均、袁同礼、李小缘等图书馆界“留美一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办图书馆报国的职业热忱。在蒋氏鼎定南京之后，图书馆界无不对新政权推动文教事业寄予厚望。袁同礼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表示“民国十七年，国运聿新，图书馆在教育上之重要亦为秉政者所注意”[20]。沈祖荣亦表达了同样的乐观与期望：“现在国势好转，训政开始。凡百事业，正向建设阶段转移”[21]。因此，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选择在南京而不是图书馆事业基础较好的北京与上海召开，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图书馆界主动与新政权合作的意愿。在中国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的开幕宣言中，协会在表明了当前困境之后明确提出“关于圕经费之定安与独立，有望于政府当局及社会人士之维持与赞助”[22]。

特殊背景下图书馆界对党化教育一定程度的默许与认可，为党化图书馆的遍地开花创造了条件。图书馆界名宿李小缘先生在1928年发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被盛赞为“在精神上应是一部中华民国图书馆法”[23]。在计划书中他力倡建立中山图书馆，专事中山先生著作遗教的蒐采与庋藏，以纪念中山先生创建民国的伟大功绩。他主张：“责成各图书馆立中山图书室。夫然后吾人方无负中山先生，以学术治国之理想焉[24]。”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的蒋镜寰指出，图书馆固然要承担激励国耻、介绍学术、保存国粹之使命，但其首要职责是宣扬党义。“凡为党治下之国民，无不当明党义；此党化教育之所重也……然则值此训政开始之时，宜如何以宣扬党义？发挥党旨？曰惟图书馆于社会最普遍，与民众最接近，馆无论大小，地无分城乡，均宜多备关于党化之书籍，图画，标语，表解等，或特设革命文库，党书专部。视各地阅者之情形，而分别其质量之深浅，务使民众日夕熏陶于党义之中，感受党义于不自觉，则党国前途，实有裨益[25]。”

从总体上讲，在党化图书馆浪潮中，袁同礼、刘国钧、沈祖荣、戴志骞等图书馆界学人多持参与配合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对待党化图书馆和三民主义的具体态度上，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比如，李小缘和杜定友都是党化图书馆实践的代表性人物，但二者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李小缘对三民主义是有保留的认可，他并不赞同三民主义思想“一统江湖”的地位。他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强调，思想信仰自由的权利应由国民政府予以法律保障，图书馆的各种材料应全面罗致庋藏，而不应偏重于某党派或某主义。他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中指出，当局视图书馆为政府机关的装饰品，这是极其荒谬的。在《图书馆之意义》中他更是尖锐地揭批：国家徒具共和的形式，人民根本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相对而言，杜定友是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追随者，即使对时局偶有微词，也极少尖锐抨击政府，绝少贬抑三民主义。

2 党化教育政策下杜定友政治态度的取舍
杜定友1918-1921年在菲律宾接受了四年美式高等教育，先后获得文学、图书馆学、教育学三个学士学位，这为他后来执掌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在国事蜩螗、时局危殆的困境里，他与图书馆同侪惺惺相惜、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艰难生存与发展。总体上讲，在极力维护图书馆独立的同时，他真诚服膺三民主义学说，积极支持党化图书馆的筹建，努力寻求与政府的合作。

2.1 真诚服膺三民主义学说
杜定友先生以图书馆事业为志业，致力弥殷，著述甚丰，涉及学术、生活、游历等多方面。在政治上他不同于同辈图书馆学家那样谨慎内敛，而是敢于在报刊上大胆剖露心迹，直陈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不掩饰自己是三民主义学说拥趸的事实。他在《民族文化》上发表了《感谢三民主义》的长文，直抒胸臆地表达出一个三民主义追随者的政治情怀，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他对三民主义的深厚感情。他也在文章中为自己遵循三民主义学说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三民主义，以天下为公，绝不是一人一党所私有，更不是一时一地的流行产物。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向学问道而孜孜以求者，无外乎要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终极问题，而这恰恰是三民主义学说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在他眼里，三民主义是人类向着大同世界迈进的必然选择，所以他所信奉的三民主义完全不同于形形色色政客口中所聒噪的教条，而是心中的至高准则。据此，他将三民主义思想运用到专业的图书分类法上并期望以此统一当时国内存在分歧的图书分类标准。他创立《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法》(1)杜定友先生于1941年发表《图书分类法》(1943年改名为《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法》、1946年更名为《三民主义世界图书分类法》、1948年最终定名为《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沈宝环先生亦曾在1946年发表《三民主义化的图书分类标准》。二者均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体例、特色方面均有差异。见：周余姣.民国时期的两部分类法.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9,39(191):46-53. ，以语言宗教、心理伦理、军事宪政、中央地方、科学应用、社会科学、经济实业、农工商业、食衣住行、人类康乐的标准编制为十二个类别，分别对应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方面。他坦承“编制的时候，国父遗教，总裁言论，是我前面的两盏明灯”[26]。他断言如果学界能恪守三民主义准则，“全国学术空气，当为之丕变，各科学者的态度，当为之改观”[27]。他坚信“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第一流的图书馆业务，该不只是科学化，而且是主义化之下的科学化”[28]。所以他主张图书馆典藏、图书馆编制、图书馆活动均应三民主义化。

他不仅在思想上服膺三民主义，更主张从行动上切实践行三民主义。他号召图书馆同侪“自当承总理之志，继续工作，尽力宣传，唤起民众。但民众唤起之后，尤当要培养他们的意志。使全国人民，对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非但了然于胸中，而且能够进而研究，起而实行”[29]。在他看来“三民主义非独为建设新中国之指针，亦为建立新世界之张本。故三民主义更有向世界提示之必要”[30]。而“三民主义”的译法尚无国定标准，在行文论事每多随意取舍，致使错讹误传，因此他专门著文详加讨论，对“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等关键词给出了自己的英文翻译。他创制《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法》后不久“广东省立图书馆已开始使用”[31]。为响应广东省党部所发起的募印“三民主义十万部”运动，他组织举办“三民主义之伟大”的图书展览，主张建立三民主义研究制度，充实三民主义研究机构，发展三民主义出版业务，奖励三民主义著述工作，扩大三民主义国际宣传[32]。

2.2 积极支持党化图书馆措施
杜定友先生一直对图书馆有着特殊的认识，对其社会角色也特别寄予了厚望。他已经不再是从纯粹技术的视角来看待图书馆，而是将其放置在社会大系统中来进行考察。他认为“图书馆的设立，是要做社会上活动的中心，精神修养的中心，这就是图书馆在各界的特殊地位”[33]。 他反对图书馆只扮演“公开阅览、以广流传”那样的消极角色，主张图书馆应当是一个活的教育机关，是社会文化的中心点。在《图书馆与党化教育》一文中他充分肯定图书馆在提高人民智识、培养人民意志，陶冶人民性情方面比任何的教育方式都还要重要。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三民主义，但有几个人看过三民主义全书的呢？“若要各人都买一本，这是办不到的。所以，要完成党化教育，非有图书馆不可”[34]。基于此，他把普遍设立党化图书馆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路径。为此，他提出了图书馆实施党化教育的几种方法，也就是党化图书馆的几种模式：建设革命文库、编辑革命书目索引、开展革命图书的审订、开辟党部革命图书室。他的党化图书馆方案不是停留在纸面的蓝图，而是付诸实践的行动。他在1923年筹备广州图书博物馆时就有在内附设“光复纪念部”的规划。后来他主持中山大学图书馆时亦有设置“中国革命历年出版物收藏部”的计划。他一直为图书馆收集党义类书籍而鼓与呼，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他为调研全国党义书籍出版情况，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名义，致函各地图书馆：“本会为圕便于选购党义书籍起见，特拟编辑‘党义标准书目’，以供参考。除分函各处广为调查外，凡我会员，务乞将所认为各公共圕不可不备之党义书籍表列若干种，于十九年五月五日以前迳寄上海交通大学圕杜定友君收，无任感企[35]。”一个堂堂大学图书馆馆长，亲自做起了党义书籍目录的收发工作，可见其用心之专。

2.3 努力寻求与政府的合作
对于如何平衡好事业与政治的关系，杜定友不乏清醒的认识。他坦承“我们要改良社会、要改良政治，归根到底还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而要改良教育，更不能不谈政治”[36]。 他知道，要想干一番事业却远离政治，在当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你不谈政治，但政治的魔爪总会抓住你，让你喘息不过气来。 杜定友在《从教育看政治》中更是直白地表达了要通过参与政治谋求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机会，他呼吁：为了国家，为了教育，不能再受其欺骗，我们要谈政治，我们要参与政治！他看到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制太多，比如专业问题、人才问题、效用问题、经费问题等。“这四个问题的解决，非独办理圕的，要负起责任来，而政府社会，也要互相砥砺，努力从事，使圕学生专门学上，有确定的地位，使圕的人才，不感缺乏，使圕的效用，普及各方面，使圕的经费，比较充裕。那么中国的圕事业，方可在世界文化上，有一相当地位，我们努力啊[37]！”他对艰难时局中图书馆所处的窘迫位置有清醒的认识，“连年外侮内乱，层出迭见，统一之局危如叠卵，军事未遑，何暇顾及这区区的圕事业呢[38]？”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图书馆根本不可能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一方面呼吁政府担起建设图书馆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放低姿态，主动号召图书馆界应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图书与政治，应互相配合，这是我们所公认的”[39]。 为谋求当局的支持，杜定友先后辗转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任职，备尝艰辛。

2.4 力图维护图书馆的独立地位
在20世纪20-30年代，虽曾有过一段被誉为黄金10年(1927-1937年)的发展期，但图书馆事业却仍然举步维艰，“一方面要进行积极鼓吹，以唤醒社会力量资助图书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游说各级政府，以支持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为己任，希图换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大力支持”[40]。尽管如此，努力维持图书馆作为学术机关的独立性，始终是图书馆界的共识。在中国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筹备会议上，协会仍然强调，“最要者各处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决不应与地方政治发生关系，应努力造成为一种学术机关”[41]。杜定友虽然比起其他同仁更倾向于认同三民主义、主动寻求与政府合作，但是他仍然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职业底线，坚持图书馆独立发展的思路。他认为：“图书馆绝不是一个附庸机关，可以粉饰太平的奢侈品，而是负有时代使命，具有独立性能的政治机关[42]。” 他以专业精神坚持独立办馆的原则，不甘受各种政治集团的掣肘，不囿于传统势力的约束，致使他中途几次被迫离职。“虽易地而不更弦，坚持自己的正确方案，义无反顾”[43]。 正如他在《我与圕》中自述，有时为了实现自己独立办馆的思想，不惜“背城一走，另图发展”。

3 杜定友政治取向的原因分析
前述杜定友先生追随三民主义、支持党化教育、配合国民政府等政治立场，当然不能简单地用“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的政治标签来识别。脱离了“留美一代”共同的时代底色、个人的特殊际遇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任何貌似理性的解读都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杜定友置身于内外交困、兵连祸结的动荡时代，在军阀割据、政潮迭起的特殊环境里，他自由选择政治立场的空间并不太大。透过《我与圕》等文章，能大致梳理出影响其政治立场的内在因素。

3.1 个人成长经历是其政治取向的主观因素
杜定友幼时家世清寒，但他聪颖好学，负笈南洋学成归国后，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以坚实的学术功底、大胆的创新精神和坚毅的职业态度，终成图书馆学大师。他出生于广东南海，先后就读于广东广肇公学、益智学校和上海南洋公学，直到留学菲律宾，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广州和上海度过。1921年返国后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广东省立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任职，其主要活动范围也仍然在广州与上海等南方诸地。而这两地恰恰也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基础深厚，革命氛围浓郁。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东革命形势如火如荼。1926年北伐顺利推进，将革命火种由珠江流域播撒到华北大地，全国统一局势渐趋明朗。处在上升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曾代表革命的新政权，对当时渴望安定与发展的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他们无不对新政权寄予厚望。正如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三周年报告中亦呼吁：“此后全国底定，训政开始，政府自当努力于建设，而图书馆既为文化事业之根本设施，尤为社会民众之利器，端赖政府及社会之提携[44]。” 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出生、成长、立业的人生轨迹主要在南方省市，所以他对发端于广东的国民革命以及代表这一势力后来执政的国民党真诚地同情、理解和支持。按照王子舟对杜定友图书馆学术生涯的分期，1921年至1925年上、1925年下至1928年分别为杜定友图书馆学思想的成长、成熟期[45]。无疑，杜定友拥护三民主义、认同党化教育的政治取向与他早期成长阶段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另外，他在菲律宾有四年异域求学时光，而南洋一直是辛亥时期革命者频繁活动之地，华侨社区的环境弥漫着支持革命的氛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选择。也许奠基南京的国民政府未必就是已经拥有世界眼光的杜定友心目中合格的“看门人”，但相对于颟顸而畏葸的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蒋氏政权更值得让他信任和憧憬。尤其是蒋介石有意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遗愿的忠实继承人和坚定执行者，这对于真心服膺三民主义、一心图书馆报国的杜定友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那份虔诚里既有理性思考的因素，也有不少情怀的因素。

3.2 艰难的时局是其政治取向的客观因素
1921年5月杜定友自海外归来，开始了在图书馆界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打拼。在倡导新图书馆事业过程中各种困难纷至沓来，既有同行的刁难，也有老辈图书馆人的嘲讽，更多的是因财政支绌导致的经费困难，使图书馆事业举步维艰。在《我与圕》中杜定友回顾了自己回国10年来报国无门、事业难成的心酸：“我们既不是生产机关，又无额外收入。所以只得仰人鼻息，以至衣食不足，设备不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展终成绝望。有心无力，束手无策。所以进步愈是迟缓，益受人奚落，视为赘疣[46]。” 他也深知，图书馆固然重要，但它只是社会系统之一，“圕不能孑然独立，若国家社会不安，经济人才缺乏的时候，任你怎样的提倡，力极声嘶，而执政当局只是爱莫能助，尤其是现在人心浇漓，学术衰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圕的需要”[47] 。文化教育经费的短缺几乎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始终，据记载，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校长贾佛如为向国民政府申请一点补助经费，先后往返行政院竟达72次之多[48]。可以说，在那样的财政背景下，主动向政府靠拢、寻求哪怕是极其微薄甚至渺茫的资助，是视图书馆事业为生命的杜定友先生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

4 结语
中国图书馆界在北洋时代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疏离，图书馆界虽然也向政府申请并获得过有限资助，政府亦对图书馆给予了“提倡文化，嘉惠士林”的赞誉，但两者间并无实质性的互动。在政府方面，频繁更迭的政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根本不可能实施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在图书馆方面，因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建立强化了学界的主体意识，谋求独立发展不甘沦为政府附庸的态度是图书界的共同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图书馆界仍然极力维护图书馆事业的独立发展，不受外力牵制，不沦为党派工具。但是，面对新的时局，图书馆界逐渐改变此前与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在党化教育思潮下开始与政府合作以寻求政策与财政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战争时局为政府实施文教事业的统制提供了合法性与必要性，党化教育因此得以延续甚至被强化。图书馆界被迫在漫天烽火中与政府精诚合作，共纾国难，以谋生存和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政策渐失民心，大批知识分子被推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党化教育成为众矢之的而被储安平、潘光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猛烈抨击。真诚追随三民主义的杜定友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与愤怒，他在《批判半月刊》上撰文，“政治何时上轨道？这简直是天晓得……在上者并不为事择人，只顾应酬情面，是为昏庸。在下者滥竽充数，尸位素餐，是为无耻”[49]。随着蒋氏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党化教育也走向了终点。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沈祖荣等图书馆学家纷纷选择留在了大陆，继续他们的图书馆事业。

杜定友在《我与圕》中痛陈他们这一代图书馆人的无奈：虽艰苦支持、不偏不倚，可政见党派却无端侵入。但他们始终坚守了知识分子“国事濒危，岂敢稍图苟安”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我们置身此地，不敢不发奋图存，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为世界留传一些文献”[50]。杜定友作为一个有判断、有底线、有信仰的学人，虽然在特殊环境下追随了三民主义并支持了党化教育，但随着蒋氏政权的倒行逆施，他与他曾经信奉的三民主义也渐行渐远。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时，他既未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安排远走台湾地区，也未遵照家人意见避居香港。相反，他选择留下来与馆员一道通宵守护图书以防匪患。在被任命为广东人民图书馆馆长之后，他继续在学术研究与图书馆教育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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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15.

19 关于转饬研讨青年必读文选给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的训令[A].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126-0002-00167.

20 袁同礼.袁同礼文集[M].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3.

21 沈祖荣.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一九一八——一九四四)[M].丁道凡，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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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38.

48 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63.

49 杜定友.政治何时上轨道[J].新批判半月刊,1946(2):4.

50 同38.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Librarians in the Trend of the Party-oriented Education—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Du Dingyou
Liu Shouta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the Kuomintang raised its guiding ideology of “leading the government by the party” to the will of the state, and implemented it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o the party library came into being.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develop in the difficult times, the library scholars not only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political guidance of the new regime, but also strived to maintain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s of the library, so as to avoid the library becoming a political tool. Through a dozen related documents left by Mr. Du Dingyou, we can see the hard choices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of scholars in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Keywords: Party Education; Librarians; Politics; Du Dingyou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4.017

*刘寿堂，ORCID:0000-0002-6995-2355，邮箱：1005178876@qq.com。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