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外国经济学说史》拓展资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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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外国经济学说史》拓展资源（一）
  绪论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斯氏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取向和改革成就始终给予很高的赞誉、评价和支持，认为中国不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还在其《经济学》第二版中专设一章谈中国改革，为中国的"第二步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看法。对IMF和美国财政部"唆使和诱导"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的后果表示出了对前者的极大愤慨和对后者的无比惋惜；认为"休克疗法"事实上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其结果是，"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产出下降了一半......贫困率激增到50%"。
4、研究方法的六个倾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了长足的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反过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力度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一、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循环渐进地不断前进。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或"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或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它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信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受到了诸多的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假定传统，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再例如，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
三、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尤其战后以来，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被称之为登峰造极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制做了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理论开辟了新的地平线；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办了几期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微观"研究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探索的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到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给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可以被称之为"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研究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系列的资料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
第三是博奕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奕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奕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奕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度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 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以为然，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四、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将之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象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１９８８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2）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3）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通过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2）国家机器与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3）由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２０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在２０世纪下半叶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作是２０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制度是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２０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认"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
五、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在西方经济学中，用案例的办法来阐明一个定理来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明证。但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唯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象征。被一些学者认"博大湛深""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与补偿时，给读者讲述的是"蜜蜂与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与优美，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百年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已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性"案例幽默"。例如，科斯续用了庇古"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说明"科斯定理"，后来，1971年他的两个经济学家好友斯蒂格勒和艾智仁同游日本时，在火车上见到窗外的稻田就想起了庇古与科斯之争，于是问管理员车轨附近的稻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得到的回答正好相反，车轨旁的稻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10年后，他们在美国相聚时，幽默地讲起了"火车与飞鸟"的故事，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理的大错"，引起哄堂大笑。
一提起"灯塔"，人们就会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费中收费难的"搭便车"难题。最初举例灯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于是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灯塔便"常明不熄"，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之中，几代人传下来，一直到今天。灯塔，既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性的象征，又给经济学留下了一个赢得永恒的传统，使20世纪的经济学诗意盎然，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六、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还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百年前的经济学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花争鸣，各得其位，共同发展，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8482&page=1&fromuid=803739第一章  古代希腊、罗马和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一、色诺芬《经济论》
《经济论》(亦译《家政论》和《论税收》)
这两部著作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主张。
《经济论》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1部分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然后又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家产。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主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特别项目。总的看来，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了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辟为一门专门学问。
《论税收》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它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的问题，主张要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时雅典的财政状况。
二、西塞罗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经济观点是维护大奴隶主、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的。他为适应罗马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曾把色诺芬的《经济论》译成拉丁文。西塞罗与奴隶主阶级普遍地鄙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不同，他承认劳动的普遍意义，承认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他对劳动的肯定，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来说的。他并没有由此进一步承认奴隶劳动是罗马经济存在和繁荣的基础，这是与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的传统分不开的。并且，他也认为劳动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比较了各种劳动之后，认为“高贵的”罗马人最适宜从事的劳动是农业劳动。可见他的劳动观仍然是打上了阶级烙印的。西塞罗反对小商业、拥护大商业。由于当时有一些大奴隶主除经营田庄外，还靠经营商业发财致富，西塞罗正是这部分奴隶主的代言人。他还宣称大商业对国家有利，大商业可以将各种各样的外国财富大量输入国内，因而“高贵的”罗马人可以从事大商业而不能从事卑贱的小商业。这与传统的容忍小商业、反对大商业的观点是不同的。他虽然赞赏大商业，但并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他也像以往的奴隶主思想家一样，激烈地反对高利贷，认为让货币增殖货币，简直就是杀人。他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意识到了高利贷对自然经济的瓦解作用。
三、珂鲁麦拉
珂鲁麦拉（约公元1世纪中期）是古罗马奴隶社会晚期的奴隶主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著有《论农业》十二卷。珂鲁麦拉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虽然还处在繁荣阶段，但奴隶制经济已开始出现危机。由于军事扩张已经由盛而衰，奴隶劳动的规模已很难扩大，一些敏感的奴隶主开始寻求如何提高奴隶劳动的效率。珂鲁麦拉认为，要提高奴隶的劳动效率，就必须缓和奴隶的敌对情绪，所以他劝告奴隶主改变对奴隶的苛刻态度。他认为隶农制可以提高奴隶的劳动积极性，所以他主张实行隶农制。当然，珂鲁麦拉的主张不是出于对奴隶的同情，而是从维护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出发，为奴隶主寻求增加收入的方法。不过他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奴隶制的没落和向封建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
四、加图
加图（公元前234—前149 年）是罗马早期的政治家、农学家、散文家，一生博学多才，著述甚多，涉猎农学、修辞学、医学、军事、法律等方面，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出生于图斯库鲁姆城的一个富裕农民之家，后来逐渐成为贵族保守派的代表，并在公元前195 年任执政官，曾率兵镇压了西班牙人反抗罗马人野蛮统治的起义，历任财务官、监察官等职，在任职期间执法严谨、重农业，组织人开挖沟渠，对财政进行了改革，对社会风气进行了整顿，还提倡节制生活（这都是在吸取前任基础上的创新）。公元前175 年奉命出使迦太基，对迦太基了解较深，后来力主毁灭迦太基，以杜绝死灰复燃的后顾之忧，这些丰富的阅历和实践是他博学的基础。他的经历，他的博学、使他成为拉丁散文文学的鼻祖。他的代表作有《创始记》7 卷（是记叙早期罗马到公元149 年中所发生重大事件的史书）和《论农业》（研究罗马共和国时期奴隶制庄园经济的重要资料）。在农学方面，尤以《论农业》为重要。
五、瓦罗
瓦罗（公元前116—前27 年）是罗马时代的政治家，著名学者，出生于萨宾地区的一个小乡村，曾任大法官（执政官）。先追随庞贝（又译庞培），代替庞贝管理远西班牙行省,在恺撒征服远西班牙行省后跟随恺撒，公元前49 年作为庞培党人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公元前47 年奉命建造第一个国家图书馆。那时私人图书馆较多，书籍则由奴隶抄写，恺撒大量收集希腊的拉丁文著作，为普通公民使用，并让瓦罗负责收集、整理、分类。公元前43 年被安冬尼剥夺公民权，但未被判处死刑。公元前30 年内战结束，他获释后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是罗马最博学的人之一，精通语言学、历史学、诗歌、农学、数学等，78 岁时已写出了490 多篇论文和专著。他力图掌握全部希腊文化并用罗马的精神加以改造。著作现存极少。如重要的《论拉丁语》25 卷，今仅存残缺的第5、第10 卷，是研究早期罗马历史的宝贵史料。现存的《论农业》（或译为《论业谈》）是他的代表作。
六、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所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
托马斯·阿奎纳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母亲一脉可以溯源到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他大约在1225年初，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Roccasecca城堡，该地的领主正是其父兰道夫伯爵。他的叔叔西尼巴尔德，是附近卡西诺山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于是伯爵一家寄望托马斯长大后能侄承叔业。在当时，这也是贵族子弟出人头地的一条常见途径。
阿奎纳在五岁时进入进修院学习，十六岁时负笈那不勒斯大学，学习了六年时间。期间，他出乎意料地加入了多明我会，该会和方济会共同对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的神职阶层发起了革命性的挑战。阿奎纳的这一转变令其家族感到不悦；在去罗马的路途中，阿奎纳被他的几个兄弟逮住、押送回圣齐奥瓦尼城堡，并在那里监禁了一两年，以迫使他放弃自己的志向。根据最早有关阿奎纳的传记的记载，他的家人甚至安排娼妓去诱惑他，但他不为所动。在教皇诺森四世的干预下，最后其家庭还是妥协了。十七岁时，他终于穿上了道明会会服。
他的师长看出阿奎纳在神学上天赋秉异，1244年便送他去科隆的多明我神学院，师从大阿尔伯特学习哲学和神学。1245年，他跟随大阿尔伯特去巴黎大学三年。在这段期间阿奎纳也将自己卷入了大学与天主教修士之间有关教学自由的纠纷，阿奎纳主动抵制大学提供的演讲和小册子。当教皇获知这起争议时，多明我会挑选了阿奎纳作为辩护者。阿奎纳在辩论中大获全胜，击败了当时相当知名的大学校长圣阿穆尔的论点。
阿奎纳接著取得了神学的学士学位。在1248年他返回科隆担任讲师，这一年是他的著述和公务生涯的开端。与哲学家大阿尔伯特的共事经历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他造就成睿智的学者，并终身跟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
1252年阿奎纳前往巴黎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当时大学的教授联会对托钵修会的攻击，他遇到了相当的困难。但最终仍于1256取得学位和教职；后来他与友人Bonaventura一起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在巴黎、罗马和一些意大利城市教了几年书，并且开始著述。自此以后，他开始了劳碌的生活；他在自己的修会里积极侍奉，频繁地旅行和讲学，并且经常向教皇提出有关各地政务的建议。
1259年，他在Valenciennes教区取得一个重要职位。在教皇乌尔班四世的请求下，他又移居罗马。1263年，他出现在伦敦的多明我会中。1288年，他又前往罗马和博洛尼亚讲学，并且投身于教会的公共事务中。
在1269至1271年间，他回到了巴黎。除教书外，还管理教会事务，并且做他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八世的国事顾问。1272年佛罗伦萨提供一个让他在当地教区内选择座堂的机会，他担任了修道会的院长，并且应查尔斯王的请求，在那不勒斯担任教授职务。
在这些年里阿奎纳每天不停的进行传教，并且写下许多的训诫、问答集、以及授课笔记。他也开始撰写他的大作《神学大学》。教会曾提供他那不勒斯的大主教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但都被他婉拒了。
1273年12月6日的一次弥撒仪式中，阿奎纳还称自己看见了神迹。事后他停止写作，使得《神学大全》变成未完成作品。当被问及为何封笔时，阿奎纳答道：“我写不下去了……与我所见和受到的启示相比，我过去所写的一切犹如草芥。”后来有人称阿奎纳在祷告时听到了来自十字架的声音，称赞他的写作。还有修道士宣称曾看到他凌空飘起。
据同时代的人描述，阿奎纳是个大块头，肥胖而且皮肤黝黑，头颅硕大，发髻很高。他的为人处世表现出很好的教养：众人认为他举止端正，温文尔雅，而且令人如沐春风。在争论中，他保持克制，并且用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赢得对手的尊重。他品位朴素，周围的人为其出色的记忆力所倾倒。在他沉思时，常对周遭的环境浑然不知。他能够系统、清晰和简明地表达他人的意见，使自己的思想富有热情而且兼收并蓄。在另一方面，他经常对于自己著作的数量不足感到遗憾，因为他认为他所受到的神的启示远远不只这些。
在1274年1月，额我略十世指派阿奎纳参加第二次里昂会议。他的工作是调查并且研究出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差异。身体状况已经相当差的阿奎纳在前往会议的旅程中停留于一座侄女的城堡中，病况开始恶化。阿奎纳希望在修道院里走完人生旅程，但却无法及时抵达多明我会的教堂，最后他被带至一座熙笃会的教堂。在经历七周的病痛煎熬后，于1274年3月7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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