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

奥鹏网院作业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
——基于跨代转型创业与继承人社会资本的视角
孙秀峰 王雪梅 宋泉昆
[提 要] 本文研究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基于2004—2015年间已完成代际传承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本文从跨代转型创业视角考察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并考察继承人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代际传承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跨代转型创业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继承人的社会资本会加强上述消极影响。跨代转型创业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消极影响会逐年减弱，且继承人的社会资本对此消极影响有削弱作用。
[关键词]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经营绩效；跨代转型创业；社会资本
一、引言
家族企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类型，且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按照实业界和理论界普遍认可的家族企业界定标准统计，欧洲家族企业的营业收入达1万亿欧元，占全部企业营业收入的60%；在所有美国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占半成以上(Maloni et al.，2017)，世界500强企业中也有例如沃尔玛超市、西门子电器以及玛氏食品等全球知名企业是由家族所有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的家族企业群体也日益受到关注。相关报告显示，家族式管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较为普遍，有近九成的民营企业采取此模式进行管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研究课题组，2011)，新希望集团、美的集团、碧桂园集团以及娃哈哈集团等的家族企业身份已被广为接受。毋庸置疑，家族企业范围广且总量庞大，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探索这一背景下家族企业的传承特性，能够让外界更好地认识家族企业，同时有助于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传承给后代子孙的意愿是家族企业与公众企业的显著区别，然而真正实现代际传承并非易事。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较多已临近退休年龄，企业迎来“接班”时代，如何避免“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落寞结局呢？这不仅关系到控制家族的财富与命运，也关系到人口就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境外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活动同样不乐观。数据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大约70%的家族企业不再受家族第二代的掌控，更有超过90%的企业不能有效传承到家族第三代(Avila et al.，2003)。无法传承和失去控制即意味着家族企业本质属性的丧失，也会使家族企业的高成长性、高凝聚力和快速决策等优势不在。因而，期望实现类似杜邦、福特、摩根等财富家族及其控制家族企业的成长神话，家族企业就必须重视其控制家族代际传承的实施。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的特殊阶段又不得不面临转型升级的新考验(吴炯和李保杰，2015)。于是，家族企业解决传承问题可以从跨代创业理论的角度进行新的思考。由于二代子辈与一代父辈在教育经历、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子辈可能实施多元化战略、进入相关或者非相关产业、推动企业革新(梁强等，2016)。与此同时，代际传承势必引发企业内部权利更替和管理层结构变化。在此背景下，继承人推行转型创业战略真的有利于家族企业长远发展吗？
此外，社会资本是维护控股家族与社会及外部团体之间联系的重要资源，发挥着增进家族影响力、缓冲企业面临的社会压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接班”过程中，继承人拥有来自传承人的、来自前任管理者的及自身创建的等多重社会资本，继承人的这些社会资本能否在“代际传承”与“转型创业”的考验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缓解继承人初入企业带来的绩效动荡？这是又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有鉴于上述推理，本文将研究样本选为处于代际传承实施期的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将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作为研究重点，考察继承人的转型创业活动和社会资本两个要素在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活动中的影响机理。研究结论有助于控制家族与社会监管者正确看待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活动，也有助于揭示家族企业接班人主导的转型创业及其社会资本在企业升级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研究发现：(1)代际传承活动与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行为会引发企业经营绩效的下滑。(2)代际传承行为与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代际传承与跨代转型创业均同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行为会引发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并因其存在而削弱企业的经营绩效，即 “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经营绩效”这一传导路径成立。(3)继承人的社会资本具有调节作用，且具有逐年抑制跨代转型创业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效果。(4)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继承人的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具有两种特征：业务多元化调整与产品类型多元化调整。代际传承与业务多元化是显著正相关的，但其与产品类型多元化的关系完全相反，是显著负相关的。(5)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并不会导致企业进行销售区域调整。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代际传承与经营绩效
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解决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一些委托代理问题，但代际传承行为会削弱这一积极效用。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会导致信息不对称(Jensen & Meckling，1976)，同时所有者和管理者间的利益不一致也会加深代理冲突(陈建林，2012)。然而，在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之间利益联系紧密，这可缓解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Fama & Jensen，1983)，家族管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Maury，2006)，并且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两权合一等特点保障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合一从而形成支持效应(顾露露等，2017)。因此，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然而，进入传承期后，继承人与前任家族控制者间管理权与控制权的转交，引发企业管理层与控制层结构的变化，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性与利益不一致性均可能加深，伴之而来的代理成本增加、管理绩效下滑不可避免，直至继承人完全执掌家族企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传承行为会否直接波及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呢？
诚然，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好坏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排除有些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之前就出现无力经营的情况而不得不让贤给下一代。但是，无论家族企业的经营受到何种因素影响，其代际传承行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都是无法被忽视的。长期的家族企业实践经验表明，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鲜明特质，是家族企业追求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其寻求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传承的关键环节，也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时期。因此，对于大多数家族企业而言，继承人是有计划地进入并最终继承家族企业，绝不仅仅是由于原掌管者无力继续经营而不得不进行代际传承。
至今，国内外关于代际传承影响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Hambrick & Fukutomi(1991)指出，经营者的变换能够影响企业中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以及行为逻辑，增加了经营风险，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Eddleston et al.(2006)认为传承中进行股权分配会带来一些冲突，进而削弱企业绩效。赵晶等(2015)根据103家传承中的中国家族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代际传承对企业绩效存在消极影响。相反，Cucculelli & Micucci(2008)对意大利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成员接管企业后对于成功的渴望更加强烈，因而家族成员继任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较大。梁强等(2013)的研究发现，继承人所有权涉入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其中继承人的管理权涉入起到正向调节作用。Avila et al.(2003)发现有计划的企业传承过程是有效的，其经营绩效优于无传承计划的家族企业。Barontini & Caprio(2006)认为，代际传承时父辈仍掌控企业，或者子辈为董事会成员但非领导人员时，企业的经营结果会明显好转。贺小刚等(2011)的研究指出，父辈卸任时以原有权力结构来进行交接可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吴炯和朱贵芳(2016)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经营权、控制权过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效果显著，而所有权过渡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的效果。汪祥耀和金一禾(2015)则在考察传承阶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子辈参与管理和父子共同管理提高了经营绩效，但子辈的接收管理降低了经营绩效。
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受“家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更多地采用“子承父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提出，家族企业同时兼顾经济和非经济利益，甚至会牺牲经济利益以获取家族对企业的长期控制(Gómez-Mejía et al.，2007)。我国家族企业常有从家族内部选择继承人的传统习惯，意图维持家族控制和体现亲情需要。以“差序格局”的方式确定接班者，无疑会排斥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家族匮乏的人力资源抑制了企业发展，对企业成长起到了反向作用(余向前等，2013)。另一方面，高阶梯队理论表明，企业高管的自身属性，例如受教育经历、工作经验以及行事风格等，能够影响其管理能力，进一步影响其对战略的制定，最终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肖挺，2016)。综合来看，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虽然大部分家族继承人的受教育程度优于父辈，但因生活阅历的不足及工作经验的欠缺，继承人在制定决策、领导执行、战略管理等方面会遇到阻碍，同时代际传承引发的企业控制层与管理层变动也会制约企业的应变能力，并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导致接班后企业绩效有所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 在中国家族企业群体中，代际传承行为会导致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下降。
(二)跨代转型创业的中介作用
受国民经济产业升级刺激，家族的子一辈不愿仅仅维持家族的原有产业，在父辈的安排下墨守成规。他们更加主动，根据环境变化和企业现状展开创新活动。学术界将这一行为定义为家族企业跨代转型创业，即家族企业继承人利用已有的资源，结合个人能力，通过自身对消费环境的判断，对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目的是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梁强等，2016)。跨代转型创业是保持家族企业的创新活力、实现永续经营的关键，家族企业继承人利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推行新的战略举措，有助于实现家族企业的资源更新与成长目标(李新春等，2016)。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会引发企业战略变革，从而促使继承人开展转型创业活动。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变、资源和能力的变化等因素会驱使企业进行战略变革以获得持久竞争优势(Rajagopalan & Spreitzer，1997)。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必然会导致上述两方面因素发生变化，从而诱发战略变革与转型创业活动。一方面，家族继承人的接班一定会使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团队成员发生变化，进一步引发企业内部经营环境变动(刘海建等，2009)。因此，继承人为快速适应新情况，不得不带领企业进行较大幅度的战略变革。另一方面，继承人的介入为家族企业的经营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管理方式和资源，并引发企业内部组织和资源结构等方面发生变化，驱动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李新春等，2016)。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得家族企业继承人无论在生活环境，还是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等方面都优于传承人成长时期所处的环境。成长背景及阅历的差异使得两代人在管理理念、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出于“速胜动机”心理，继承人为快速实现自我价值和证明自己，往往在接手企业后倾向于进行转型创业(郭超，2013)。
既然跨代转型创业是一种战略变革，那么它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行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又发挥了何种作用？遗憾的是，对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并未提供太多的参考价值。多数研究主要考察继承人涉入企业后引发的组织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线性关系，并没有思考代际传承行为、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三者间存在的影响路径问题。至今，在有关企业战略变革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认为企业战略变革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从组织惰性角度来说，战略变革有助于优化企业现有组织结构，突破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天花板(Simons，1994)。二是认为企业战略变革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负向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进行战略变革会打破组织已有的组织惯例、经营方式等，增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刘海建等，2009)。三是认为战略变革不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Mackaay，2010)。这三种观点的分歧极可能是受样本企业所在地域、企业传承阶段等的影响。同时，过于追求均衡面板数据也会掩盖样本的个体差异，从而得出有偏的结论。
观察家族企业实践可知，代际传承确实能够推动继承人的转型创业活动，而转型创业活动也势必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其原因为：一是会受到企业资源供给与配置能力的限制；二是偏离现有企业经营领域会引发组织内部摩擦；三是继承人能力、阅历、企业掌控力等条件与传承人相比尚存在差距。这些显而易见的转型创业阻碍都会增大代际传承中企业的运营风险，从而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由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 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具有中介作用，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行为经过跨代转型创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
(三)继承人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家族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为实现持续发展应不断与企业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进行资源互动(吴小节等，2015)。同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发展则更加依赖企业家个人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Gómez-Mejía et al.，2007)。那么继承人的社会资本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又会发挥何种作用呢？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 & Ghoshal(1998)的定义，即企业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总和。本文依据杨玉秀(2004)的方法，将继承人社会资本划分为内、外两部分。其中，内部社会资本可细分为继承人在企业内的工作年限、社会声誉以及教育背景等，继承人丰富的内部社会资本能够增强企业管理者及一般员工对其的信任程度，缓解由于领导人更替而引发企业经营绩效出现动荡的情况(Fischer & Pollock，2004)。继承人外部资本可细分为政治关系、金融关系、业缘关系等，不同的社会关系都能为继承人在接任企业后提供不同的帮助。从现有研究来看，继承人拥有丰富的政治关系能够为企业在政策信息、突破行业壁垒等方面带来长期优势，同时企业也能以此获得税收减免以及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胡旭阳和吴一平，2016)。继承人的金融关系则有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张玉喜和赵丽丽，2015)。而继承人拥有丰富的业缘关系能够增强企业与合作方的信任程度，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马淑文，2011)。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经营具有积极作用。事实上，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即当企业战略正确时，它会积极推动企业成长，而当企业战略错误时，它仍然坚定支持，从而助长战略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只有在风险暴露后才会转为修正。当然，社会资本的数量多少会决定上述作用的影响程度。对家族企业而言，代际传承本身就是一种企业权力新老交替的变化过程，社会资本必然在此期间对继承人的权力继承、转型创业、运营管理等行为提供帮助与支撑。于是，代际传承中继承人的决策与影响均会通过社会资本放大，因而继承人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家族企业因发生代际传承而出现的业绩下滑情况就会越严重。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说3。
H3 对中国家族企业而言，继承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增强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消极作用，即继承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将样本年度确定为2004—2015年，考察该期间已经完成传承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关于家族企业的界定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标准，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对研究样本的选取标准如下：(1)企业的终极控制人能追踪到自然人或者家族(La-Porta et al.，1994；苏启林和朱文，2003；贺小刚等，2010；杨超和山立威，2018)；(2)终极控制人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苏启林和朱文，2003；贺小刚等，2010；刘白璐和吕长江，2016；杨超和山立威，2018)，且拥有的控制权比例必须大于10%(刘白璐和吕长江，2016)；(3)家族企业传承须满三年。其中，第一条标准表明家族企业的根本属性，第二条标准保证了家族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最后一条则是为了研究代际传承和跨代转型创业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滞后性。
值得说明的是，将家族企业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临界值设为10%符合同类研究规律。例如，苏启林和朱文(2003)以及贺小刚等(2010)的研究均要求只满足本文的第一标准和第二标准，且不设控制权比例界限要求；杨超和山立威(2018)虽然将控制权比例界限设为20%，但其稳健性检验使用了10%的扩大样本，结果仍然稳健；刘白璐和吕长江(2016)则使用了跟本文一样的样本选取标准。由上可知，本文选取的家族企业控制权临界值是符合研究惯例的。
数据获取过程如下：第一，锁定国泰安数据库当中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并将“实际控制人类型”显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企业筛选出来。第二，以2004—2015年为时间跨度，按 “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大于10%的标准，进一步筛选出符合家族企业样本条件的1 802个企业样本。第三，根据数据库所提供的“高管个人资料”及企业公开披露的年报和招股说明书、再结合网络信息多渠道来理清企业家族成员关系，并据此筛选出343家于2004—2013年期间进行代际传承的企业。第四，去除属于金融行业的企业及ST企业和*ST企业。第五，为了更好地说明代际传承前后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情况，本文进一步选取了拥有代际传承之前一年及代际传承之后三年总计四年的完整数据条件的家族企业。经过以上步骤，最后确定了181个家族企业符合本文样本条件，并构成了四年共计724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经营绩效。学术界有关上市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评判指标多以企业收入或利润为基础。已有研究所用指标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绝对指标，比如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或净利润等；另一种是相对指标，比如净资产收益率或者资产收益率等(辛金国等，2014)。出于对衡量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应具备不易被操纵同时具有较强可比性的考虑，本文将使用资产收益率(ROA)指标反映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
2.解释变量——代际传承。本文在前文中给出了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界定，即以家族的继承者担任高管为起点。另外，考虑到代际传承行为对企业资源和经营活动的影响会经历一段时间才显现，即其对企业预计具有滞后性影响。故本文将继承者担任高管的本年记为t，代表代际传承开始，并将数据扩展至t-1到t+2年组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并依次赋值为“0，1，2，3”。
3.中介变量——跨代转型创业。在跨代转型创业的相关研究中，学者大多使用案例研究等质性方法研究家族企业的跨代转型创业问题，或者使用“0-1”变量衡量继承人是否进行跨代创业(1=是，0=否)(郭超，2013；吴炯和李保杰，2015；李新春等，2016)。本文的研究侧重点在于探究继承人所进行的跨代转型创业的程度。因此本文将利用Herfindahl指数来衡量家族企业的跨代转型创业行为(李新春等，2015)。该指数可测定企业中业务的多元化程度或者企业的战略变革程度，该值越大说明企业所经营的业务越集中。本文利用该指标来反映家族企业继承者进入企业之后所引起的企业战略变化的程度，该指标为反向指标，也就是说其数值越小，则表明继承者在进入家族企业之后进行转型创业的力度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是广义上的跨代转型创业，即在继承人掌管家族企业后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及变革，包括进入新行业、调整原有产业布局(如缩减原主业的生产经营转而涉足其他产业)等情况。

(1)
式中，i表示企业第i个行业收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数据由笔者手工获取。
4.调节变量——继承人社会资本。本文对家族企业继承者社会资本的测定方法如表1所示，汇总家族企业继承者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6个方面的分数，用最后的总得分来测定家族企业继承者拥有的社会资本程度。这里需注意，根据本文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及赋值的方法，家族企业继承者社会资本的分数越高，说明继承者所拥有和控制的社会资本就越多。为了方便理解，本文使用表1详细解释了继承者社会资本评判指标的定义和赋值的方法。
表1 继承人社会资本评价指标

5.控制变量。考虑到家族企业业绩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故本文选取了部分重要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可能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这些控制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企业风险水平、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哑变量和年份哑变量等。
本文用到的各类变量名称、简称及其测量方法详见表2。
(三)模型构建
第一步，为验证跨代转型创业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因果步骤检验方法构建出递归模型(见式(2)～式(4))。该模型的结果可验证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行为是否负向干扰企业经营，进而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即假说1；也可验证代际传承行为通过跨代转型创业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路径是否成立，即假说2。
表2 研究变量的相关信息界定

ROAi，t=α1+α2ISi，t+α3OCi，t+α4LEVi，t
+α5SIZEi，t+α6AGEi，t
+∑YEARdummy+∑INddummy
+μi，t
(2)
TTEi，t=β1+β2ISi，t+β3OCi，t+β4LEVi，t
+β5SIZEi，t+β6AGEi，t
+∑YEARdummy+∑INddummy
+μi，t
(3)
ROAi，t=γ1+γ2ISi，t+γ3TTEi，t+γ4OCi，t
+γ5LEVi，t+γ6SIZEi，t+γ7AGEi，t+∑YEARdummy+∑INddummy
+μi，t
(4)
第二步，将调节变量及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相乘得到交互项之后再放入模型中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如式(5)所示。该模型用来验证假说3，即中国家族企业继承者的社会资本是否会加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消极作用。
ROAi，t=θ1+θ2ISi，t+θ3SCi，t+θ4ISi，t×SCi，t+θ5OCi，t+θ6LEVi，t+θ7SIZEi，t
+θ8AGEi，t+∑YEARdummy
+∑INddummy+μi，t
(5)
式(2)～式(5)中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同表2。其中，α,β,γ,θ为待定参数；i=1，2,…，181，代表第i个家族企业；t=0，1，2，3，代表传承前一年至传承后第三年。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3。
表3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3的数据可以看到，经营绩效(ROA)的均值为0.049 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590 0和-1.891 7，标准差为0.093 7，表明处于传承期间的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差距较小，并且绩效水平普遍较低。在家族企业继承者的社会资本方面，其均值为4.665 8，最大值为23，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3.784 9，这表明家族企业继承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差距较大，并且社会资本水平普遍较低，由此可以得知家族企业继承者社会资本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也有可能是家族对社会资本的传承还未给予足够重视。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首先，本文对代际传承(IS)、跨代转型创业(TTE)及社会资本(SC)做中心化处理，其后将数据带入式(2)～式(5)。表4报告了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结果。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代表p值。
(一)代际传承与经营绩效
式(2)回归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代际传承(IS)与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ROA)负相关(-0.010 3)。假说1成立，即在中国家族企业群体中，代际传承行为会促使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下降。这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活动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的实证结果可能与如下因素有关：(1)少有家族对传承进行事前规划，缺乏认识深化和筹谋准备；(2)继任者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需在实践中增进决策的有效性；(3)二代继承人的权威合法性构建困难，少主难以服众，员工士气低沉；(4)管理者新旧交替势必会涉及管理模式、人事和战略的更迭调整，经营的不稳定终致绩效下滑。
(二)跨代转型创业的中介作用
观察表4可知，首先，式(2)的回归结果已证明代际传承变量(IS)对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ROA)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次，式(3)的结果显示代际传承变量(IS)对跨代转型创业变量(TTE)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051 9)，由于跨代转型创业(TTE)为反向指标，即代际传承变量(IS)对跨代转型创业变量(TTE)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故得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促进企业的跨代转型创业活动。最后，检验中介作用的式(4)结果表明，在0.05 显著性水平下，中介变量跨代转型创业(TTE)与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ROA)显著正相关(0.005 3)，中介作用成立。同时，解释变量代际传承(IS)与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ROA)之间的回归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0.010 0)，即跨代转型创业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说2成立，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并非直接负向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而需部分借助跨代转型创业活动的中介路径进行转化。
(三)继承人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表4中式(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解释变量代际传承(IS)和调节变量继承人社会资本(SC)的交互项(IS×SC)与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ROA)显著负相关，表明在代际传承(IS)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ROA)的过程中，继任者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消极影响，假说3成立，即继承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消极作用越强。
值得说明的是，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积极意义，这与本文证实的假说3的观点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现有研究多是在企业稳定经营的情况下研究社会资本的影响效用，其结论并不适用于解释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二是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于支持资本拥有者的决策，因而一旦决策产生消极后果，则其积极影响就可能会存在滞后性，即先期推动战略决策的实施，当出现风险增大的不利局面时，社会资本才会起到修正和调整作用。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既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其中，股权集中度(OC)、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年龄(AGE)三个控制变量均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企业风险水平(LEV)则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负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除了前文已使用的Herfindahl指数，作为战略管理学派常用的方法的熵指数法也常被用于测度继任者跨代转型创业多元化程度。熵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6)
式中，i为企业第i个行业的收入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点比；n代表企业经营业务数量。
式(6)经济学含义为，企业拓展的行业越多，则熵值越大，因而，熵值法得到的跨代转型创业变量为正向指标。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应用熵指数法重新衡量了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并进行中介路径检验。结果显示，假说1和假说2仍然成立，原研究结论稳健，即代际传承(IS)与企业经营绩效(ROA)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跨代转型创业(TTE)在其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注]因篇幅关系，未在文中汇报该实证分析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五、进一步研究
(一)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的逐年检验
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分阶段的动态演进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如何变化？“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路径是否稳定？社会资本在“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传导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又如何变化？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从理论分析可知，第一，随着时间延续，代际传承引发的企业权力更替、资源配置受限和经营风险增加等不利影响会逐渐减弱，继承人掌管家族企业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够获得企业员工的认同，于是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业绩均可能逐步趋于稳定，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活动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消极影响会逐年削弱。第二，随着继承人工作经历增长，继承人和管理层会逐渐剔除转型创业活动引发的阻碍与不利影响，并逐渐激发转型创业的积极作用。第三，继承人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其转型创业活动提供可用的信息、资金以及知识等资源，有助于其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进而能够削弱继承人所进行的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消极影响。
有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按照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实施进程，将总样本划分为传承前一年、传承当年、传承后第一年和传承后第二年四个子样本集。基于前述研究结论，即代际传承会显著地降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代际传承会引发继承人跨代转型创业行为，此处仅依据式(7)来判断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如何变化以及“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路径是否稳定，并识别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逐年变化规律。此后，在式(7)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SC)、跨代转型创业与社会资本的交叉项(TTE×SC)两个变量，来考察继承人社会资本在跨代转型创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何种作用。
ROAi=φ1+φ2TTEi+φ3OCi+φ4LEVi
+φ5SIZEi+φ6AGEi
+∑YEARdummy+∑INddummy+μi
(7)
ROAi=δ1+δ2TTEi+δ3SCi+δ4SCi×TTEi+δ5OCi+δ6LEVi+δ7SIZEi
+δ8AGEi+∑YEARdummy
+∑INddummy+μi
(8)
式(7)和式(8)中的所有变量定义同表2。其中，φ和δ均为待定参数；i=1，2，…，181，代表第i个家族企业。
将样本数据按照传承前一年、传承当年、传承后第一年和传承后第二年情况分成四个子样本群，分别带入式(7)～式(8)进行逐年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于本文使用的TTE为反向指标，所以由表5第1行跨代转型创业(TTE)在式(7)和式(8)中的系数回归结果可知：首先，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在传承后第一年才开始显著，而且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传承后第一年达到峰值。其次，“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路径基本稳定，但考虑中介变量系数显著且逐年减小可推知，长期来看跨代转型创业可能会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同时，由表5第1行至第3行的跨代转型创业(TTE)、社会资本(SC)、跨代转型创业与社会资本交叉项(TTE×SC)三个变量在式(8)中的系数回归结果可知：继任者的社会资本可以缓解跨代转型创业导致的企业经营绩效下滑，且随着代际传承活动的进行，该种作用逐渐显著，并且削减作用逐渐增强。在削弱跨代转型创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消极影响的同时，继承人的社会资本增加与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只是并不显著。
(二)跨代转型创业中的运营策略效用
家族企业继承人在推行跨代转型创业活动时，常常会面临资源紧张的局面。因而对企业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成为必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家族企业可能会对其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管理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转型调整。这些调整可为企业新产品与市场开发提供资源保障。然而这种调整能否对家族企业跨代转型创业下的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干扰呢？
表5 考虑时间进程的拓展研究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代表p值。
对上述问题，本文选择主行业转型的测量方法判断转型调整程度。其中，使用家族企业中各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平方和(TEPR)来衡量产品转型调整，其含义为企业产品种类收入越分散，则TEPR值越小，表明企业弱化主营产品收入、发展其他产品的转型调整行为加剧。使用家族企业中各地区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平方和(TEGE)来衡量地域转型调整，其含义为企业销售区域越分散，则TEGE值越小，表明企业存在扩大销售区域、投入加大等转型调整行为。具体表达式为：

(9)

(10)
式中，j为企业第j种产品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k为企业第k个地区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m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类型总数；r为企业涉足的地区总数；TEPR为企业的产品种类调整变量；TEGE为企业的地域调整变量。
运用式(9)～式(10)获取数据，重新验证式(3)～式(4)，以探究代际传承行为引发的继承人不同类型的转型调整行为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同样，因为式(2)已证明代际传承(IS)会显著削弱家族企业经营绩效(ROA)，故此处只检验了式(3)～式(4)，通过其回归系数判断两类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情况。
表6 产品及地域转型的拓展研究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代表p值。
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产品转型效用的检验中，式(3)中代际传承(IS)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活动显著地促使企业提高其主营产品的营收比重。这也意味着，家族企业虽然认同跨代转型创业行为，但更在意既有产品市场收入的加强和稳定，避免跨代创业活动对主营产品带来冲击。式(4)中的产品转型(TEPR)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代际传承通过产品转型间接削弱了企业经营绩效，由此看转型创业时提高主营产品营收的调整活动是有负面意义的。这也意味着不彻底的跨代转型创业活动会通过产品营收差异的扩大而危害到企业经营绩效。而在地域转型的检验中，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活动并不会导致企业进行地域扩张，该中介传导路径不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2004—2015年间经历传承期的181家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本文考察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作用路径，验证继承人社会资本在该传导路径中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检验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和继承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变化规律、企业产品及经营地域调整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中介路径。
本文研究显示：(1)代际传承活动与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行为会引发企业经营绩效的下滑。(2)代际传承行为与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代际传承与跨代转型创业均同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行为会引发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并因其存在而削弱企业的经营绩效，即传导路径“代际传承——跨代转型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成立。(3)继任者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且具有逐年抑制跨代转型创业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效果。(4)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继承人的跨代转型创业活动具有两种特征：业务多元化调整与产品类型多元化调整。代际传承与业务多元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产品类型多元化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不会影响企业的销售区域布局。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1)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必然会显著引发企业经营绩效下滑，期间内存在多条传导路径，跨代转型创业并不会直接体现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效果，企业为了稳定传承所采取的业务调整和产品类型调整积极意义并未出现。由此看，家族企业有必要探索能够抑制传承过程中经营绩效下滑的有效手段和积极路径。控制家族需关注传承计划的制定，例如建立传承人与继承人共事机制，增加企业董事会的服务功能等，从而降低代际传承对于经营绩效的消极作用。(2)继承人的社会资本是一项重要的资源，能够在继承人领导企业继续发展或转型创业时，起到鼓励、保障和支持等作用。但因社会资本是继承人与企业外部的联系纽带，外部的意见、建言、批评、评价等信息会通过社会资本传递并影响企业继承人和控制家族，从而会对管理决策产生的业绩破坏力构成抑制，最终保障代际传承后期的企业经营绩效上升。由此可见，家族应该积极鼓励家族继承人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构筑，从而多一份风险控制手段，鼓励继承人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社会资本，不能盲目地夸大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以避免因继承人带领企业进行变革而带来的经营绩效下滑和风险失控。
参考文献
陈建林，2012：《上市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代理理论和利他主义理论的争论和整合》，《管理评论》第5期。
顾露露、蔡良、雷悦，2017：《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第2期。
郭超，2013：《子承父业还是开拓新机——二代接班者价值观偏离与家族企业转型创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贺小刚、李新春、连燕玲、张远飞，2010：《家族内部的权力偏离及其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
贺小刚、燕琼琼、梅琳、李婧，2011：《创始人离任中的权力交接模式与企业成长——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
胡旭阳、吴一平，2016：《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李新春、韩剑、李炜文，2015：《传承还是另创领地？——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法性建构》，《管理世界》第6期。
李新春、张鹏翔、叶文平，2016：《家族企业跨代资源整合与组合创业》，《管理科学学报》第11期。
梁强、刘嘉琦、周莉、徐二明，2013：《家族二代涉入如何提升企业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南方经济》第12期。
梁强、周莉、邹立凯，2016：《二代自主权与家族企业多元化战略：能力禀赋的调节效应》，《外国经济与管理》第7期。
刘白璐、吕长江，2016：《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刘海建、周小虎、龙静，2009：《组织结构惯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动态演化视角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第11期。
马淑文，2011：《家族社会资本、创业导向与初创期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第2期。
苏启林、朱文，2003：《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经济研究》第8期。
汪祥耀、金一禾，2015：《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及二代推动战略转型的绩效研究》，《财经论丛》第11期。
吴炯、李保杰，2015：《家族企业接班者的政治关联、人力资本与跨代创业行为》，《管理学报》第11期。
吴炯、朱贵芳，2016：《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权力过渡与绩效影响》，《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第2期。
吴小节、杨书燕、汪秀琼，2015：《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评估——基于111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管理学报》第1期。
肖挺，2016：《高管团队特征、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与绩效》，《科研管理》第11期。
辛金国、潘小芳、管晓永，2014：《家族性因素对家族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科研管理》第11期。
杨超、山立威，2018：《创始人家族控股、股权分置与现金股利之谜——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第2期。
杨玉秀，2014：《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家族社会资本》，《当代经济管理》第8期。
余向前、张正堂、张一力，2013：《企业家隐性知识、交接班意愿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管理世界》第11期。
张玉喜、赵丽丽，2015：《政府支持和金融发展、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效率》，《科研管理》第11期。
赵晶、张书博、祝丽敏，2015：《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研究课题组，2011：《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北京:中信出版社。
Avila，S.M.，R.A.Avila，and D.W.Naffziger，2003，“A Comparison of Family-owned Businesses：Succession Planners and Nonplanners”，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 Professionals，57(3)：85-92.
Barontini，R.，and L.Caprio，2006，“The Effect of Family Control on Firm Value and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ontinental Europe”，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12(5)：689-723.
Cucculelli，M.，and G.Micucci，2008，“Family Succes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Italian Family Firm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4(1)：17-31.
Eddleston，K.A.，R.F.Otondo，and F.W.Kellermanns，2006，“Conflict，Participative Decision-making，and Generational Ownership Dispersion：A Multilevel Analysis”，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46(3)：456-484.
Fama，E.F.，and M.C.Jensen，1983，“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6(2)：301-325.
Fischer，H.M.，and T.G.Pollock，2004，“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Power on Surviving Transforma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7(4)：463-481.
Gómez-Mejía，L.R.，K.T.Haynes，M.Núez-Nickel，et al.，2007，“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52(1)：106-137.
Hambrick，D.C.，and G.D.S.Fukutomi，1991，“The Seasons of a CEO’s Tenur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6(4)：719-742.
Jensen，M.C.，and W.H.Meckling，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4)：305-360.
La-Porta，R.，F.Lopez-de-Silanes，and A.Shleifer，1999，“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ournal of Finance，54(2)：417-517.
Mackaay，M.J.，2010，Clockspeed，Strategic Renewal and Performance：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Large Incumbent Firms in a Macro Co-Evolutionary Context，Erasmus Universiteit.
Maloni，M.J.，M.S.Hiatt，and J.H.Astrachan，2017，“Supply Management and Family Business：A Review and Call for Research”，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23(2)：123-136.
Maury，B.，2006，“Family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Western European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2(2)：321-341.
Nahapiet，J.,and S.Ghoshal，1998，“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3(2)：242-266.
Rajagopalan，N.，and G.M.Spreitzer，1997，“Toward a Theory of Strategic Change：A Multi-lens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ive Framework”，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2(1)：48-79.
Simons，R.，1994，“How New Top Managers Use Control Systems as Levers of Strategic Renew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5(3)：169-189.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PATH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IN FAMILY BUSINESS TO OPERATING PERFORMANCE——A Perspective from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uccessors’ Social Capital
SUN Xiu-feng WANG Xue-mei SONG Quan-kun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Based on the Chinese public family firms which have finished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path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in family businesses to operating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also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ccessors’ social capital.By the results, firstly,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will lead to the decline in operating performance.Secondly,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above process.Thirdly, successors’ social capital can enhance the negative impact which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caused to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Fourthly, the negative impact that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brings to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will be weakened year by year, what’s more, successors’ social capital can reduce this negative influence.
Key words：family business;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perating performanc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apital
* 孙秀峰(通讯作者)、王雪梅、宋泉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邮政编码：116024，电子信箱：xiufengs@dlut.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8YJA630101)、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19lslktyb-00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