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理论视野下的加拿大华裔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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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合理论视野下的加拿大华裔族群认同

［摘 要］族群认同一直是加拿大社会的重点和热点，从社会双向融合的视角审视华裔等少数族群的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加拿大华裔之所以成为对加拿大具有强烈认同的族群，除了华裔在经济、语言、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主观努力，还与加拿大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促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这些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对华裔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加拿大;社会融合;华裔;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一直是加拿大社会不容小视的问题。从族群构成上来说，加拿大是一个多族群社会，基于族群多样性的要求和国内外的压力，加拿大政府于1971年正式颁行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承认了各族群的平等地位并尊重所有族群的文化传统。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承认所有族群成员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让所有成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也就是说，统一的加拿大认同是该政策的终极指向。随着该政策的深入，华裔(本文的“华裔”既包括加拿大华裔公民和居民，也包括二战前移民加拿大的华人)的认同也的确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以前的“完全归认中国”演变为“对加拿大国家具有强烈归属”的群体。归属感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指标，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数据明确表明，所有族群成员“对国家表示具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口比例达到69%”①冯格·霍、格兰特·谢伦伯格:“移民对加拿大及其源国归属感的模式及决定因素”( Feng Hou ＆ Grant Schellenberg: “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mmigrants’Sense of Belonging to Canada and Their Source country”)，加拿大统计局目录编号11F0019M－383，2016年10月，摘要。。在2002年，声称对加拿大具有强烈归属感的华裔即已达到76%②“加拿大华人社区”(“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加拿大统计局，目录编号89－621－X。。统计数据一再证实，华裔的加拿大归属感呈逐年上升趋势。
通过调研发现，在华裔认同的变化过程中，社会双向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的作用意义非凡。因此，本文拟从解读这一理论入手，阐释加拿大社会双向融合的实践与华裔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 融合、融合论及实践
派克等人将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ion)、相互融合(fus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③罗伯特·E.帕克、厄内斯特·W.博格斯:《社会科学导论》(RobertE.Park，Ernest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21年版，第735页。。后来的学者基本都在继承或者沿用这一观点。从社会学概念上来说，涂尔干可以说是最早提出“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一词的学者。social integration一词，有学者认为在理论研究中通常被译为“社会整合”，而在经验研究中通常被译为“社会融合”④刘娜:《对传统社会融合理论的批判与重构》，《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1页。。但在笔者看来，在社会学意义上，理解为“社会融合”更为合适，尤其是对加拿大等移民社会而言。因为“整合”除了政治学含义太过凸显外，在更多情况下含有上下、高低、优劣之分别，这对各族群平等的移民社会不够合适和公允。
客观而言，社会融合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努力过程⑤李胜生:“解构加拿大的移民整合”(P.S.Li，“Deconstructing Canada’s Discourse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国际移民与融合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第42003卷第4期，第 315～333页。，正如学者们提及的，它包括“不同社会团体怀有集体性、建设性地共同构建未来生活的理念并做出相互适应的努力”①林格·娜，戴尔·汉普尔:“从社会融合到健康的心理路径:加拿大不同人口群体的审查”( Ling Na，Dale Hample，“Psychological Pathways from Social Integration to Health: An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s in Canada”) ，《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Medicine)第151卷(2016年2月)，第196页。。“相互适应”当然包含了双向的含义。也就是说，社会融合从概念本身来说就具有双向的含义。
既然融合具有双向的含义，那么本文题目中为何使用“双向融合”一词?这是基于加拿大族群关系发展的现实:在很长的时间内，所谓的社会融合在更大程度上是少数族群(minorities，本文的“少数族群”指的是英裔和法裔之外的移民群体)单向地向WASP(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文化)的融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颁行后，各族群获得了平等的地位，社会的包容性变强，但在实践层面上，很多时候、更多情况下仍是少数族群主动迎合白人社会的行为模式、价值理念，所谓的融合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单向含义。基于此，本文使用“双向融合”一词来强调社会融合中所有参与者的交互性。
二 华裔的主动融入
任何一项社会行动，首先需要参与主体的能动性，社会融合也不例外。华裔在这方面的能动性是极为明显的。曾有学者专门论述社会行动的“社会性、能动性、持续性、反思性和交互性”五大特征，认为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社会融合进程②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69～70页。。笔者以为，如果从社会融合的视角按照重要性对该五方面进行排序的话，能动性和交互性应该处于靠前的位次。加拿大华裔社会融合的能动性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融合
经济融合是社会融合的基础。在移民加拿大过程中，移民们是举全力移民的，且不说在盎格鲁认同时期“人头税”，只从近些年商业类移民的带入资产即可知晓:官方数据显示，2006－2014年，加拿大所有的商业类移民带入资产总额高达856亿加元，其中仅中国移民就带来252亿加元，居于首位。而且，这仅仅计算了申请人本人带来的资产，配偶和孩子带来的尚未计入。如果说，带进来的资金难以说明问题，我们再看华裔的收入比例:房地产专业网站Better Dwelling在2017年6月发布了一项关于华人的收入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年收入超过15万、10万、8万加元的加拿大人中，华裔分别占到15.1%、23.2%、16.5%，而非华裔加拿大人的平均对应比例分别是13%、16.1%、10.8%③“没有中国人就没有加拿大来看华人做过的贡献”。http://www.sohu.com/a/164821701_409175，［发布日期不详］/2017－08－15。。也就是说，华裔的中高收入群体比例远远大于加拿大人的平均水平。
2. 语言和教育
对移民而言，语言无疑是一块敲门砖。二战以前的加拿大华裔，基本没有机会学习和掌握移居国语言;二战后移居加拿大的华裔，获取加拿大官方语言的能力大为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外语的普及，另方面也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移居国官方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加拿大颁布了《官方语言法》之后。当然，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帮助移民提升官方语言能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语言能力提升相伴随的是华裔教育程度也大大提高。二战前华裔更多是来自迫于生存压力的社会底层，接受教育的程度很低，而二战后尤其是近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则完全不同，根据较近的权威统计，2001年，31%的华人人口(包括加拿大出生及海外出生)拥有大学学历，是全国水平的将近两倍(18%);2011年加拿大25～64岁人口中，只有26%具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而华人这一年龄段的比例为44.4%。④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全国家庭调查》(statistics Canada，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目录编号:99－012－X2011057。
3. 政治和社会参与
从政治和社会参与层面看，加拿大华裔经历了一个悲怆的历程。盎格鲁认同时期，排斥理论和同化政策盛行，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性障碍对华裔的生存构成严重的挑战，其发展和参与无法提及。华裔的社会参与机会相当少，他们基本被限定在被当时主流社会冠以“脏、乱、差”的唐人街内;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裔等少数族群开始享有与英裔、法裔同等地位和权利，这使得“华裔和日裔等少数族群的前景大为光明”①李洁美:《加拿大亚裔少数族群:以中国和日本人为例》(JeongMiLee，Asian Minoritiesin Canada:Focusing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部博士论文1999年，第79页。。此后，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加拿大政治和社会中来，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中逐渐出现了华裔等少数族群的代表，1999年上任加拿大总督的华裔伍冰枝女士是近三十年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督。
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华裔也一直尽可能地融入社会，这在年轻华裔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西式饮食(如对咖啡的接纳和喜欢、西餐成为主流饭食)等符号层面，也表现在对规则的认可和高度遵守、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和对他人私密空间等的充分尊重等深层次的融合层面。
华裔的主动融入，从其对加拿大公民身份的高度认可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01年，来自英美的移民在加拿大居住时间达到6－10年时，申领公民身份的比例是50%，而华裔中接近90%的人都申领了公民身份②凯利·陈等:“成为加拿大人:意图、过程和结果”(Kelly Tran，Stan Kustec and Tina Chui Tina Chui，“Becoming Canadian: Intent，Process and Outcome”)。http://www.statcan.gc.ca/pub/11－008－x/2004004/article/7775－eng.pdf。。当然，由于历史的包袱和实际的原因，华裔的政治参与程度和那些早到的移民群体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必须看到的是，华裔行进在努力前行的路上。
三 加拿大社会的促动因素
在加拿大社会融合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结构性、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因素，这些因素是推动华裔等少数族群融入社会的关键因素和必备条件，是形成统一的加拿大认同的战略性武器。从效能上来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等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在推动华裔认同和社会融合方面是起到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
1. 从盎格鲁认同到多元文化主义
在加拿大社会融合的进程中，族群文化政策的变更显得尤其引人注目，对华裔认同加拿大、推进社会融合起到了根本的作用。
二战以前，加拿大奉行盎格鲁认同(盎格鲁化)政策，也就是强制性地完全同质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英裔当时占到加拿大人口的多数以及盎格鲁认同理念是主流思潮。在1867年加拿大建立自治领之时，非英裔、非法裔仅占全国人口的8%，而到1941年英裔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半数③加拿大统计局自治领办事处:《1961年加拿大人口普查公报》(Dominion Bureau of Statistics，1961 Census of Canada，Bulletin)第7期，渥太华:女王出版社1966年版，第1～6页。。
那一时期，族裔来源是一切社会划分的基础。一族群社会地位的划分基础是它与盎格鲁－撒克森种族的差异，差异越小等级越高。按照这一标准，华裔地位仅仅高于黑人。主流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盎格鲁文明看作实现社会“同一”的指针，没有人能够和敢于质疑盎格鲁白人的统治和优势地位，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性地盎格鲁化，如要求华裔等各少数族群必须使用英语，必须接纳和遵循英裔的宗教、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但现实是，盎格鲁化政策的推行不但没有达到把整个社会盎格鲁化的预期目的，还造成了族群隔离、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到20世纪50、60年代，矛盾激化到即将引发分裂的程度。
在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加拿大的族群文化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1971年10月，主政的老特鲁多政府颁布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MulticulturalismPolicy)。强调了各族群平等的权益和地位，明确指出加拿大是“一个国家、两种语言、多元文化”。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含义除了“社会政策”，还包括族裔、文化异质的“社会现实”和各群体之间相互平等的“理念”④詹姆斯·马什《加拿大百科全书》(第2版)(JamesH.Marsh，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Second Edition)，埃德蒙顿:赫蒂希出版社1988年，第1401页。。
加拿大族群文化政策的变更是加拿大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表达。在社会融合的道路上，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的重要性及其价值似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尽管自一开始该政策在社会团结等方面的价值就引发不少的质疑和讨论①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见以下文章:宗力:“新种族主义、文化多样性与民族认同的研究”(Li Zong，“New Racism，Cultural Diversityand the Research for a National Identity)，安德鲁·卡多萨，路易斯·穆斯托合编:《多元文化之争:它促进还是阻碍了加拿大整合?》(Andrew Cardoza and Louis Musto，eds.，The Battle over Multiculturalism:Does it Help or Hinder Canadian Unity?)，渥太华:皮尔逊－松山协会1997年，第115～126页;陈国贲:《城市的内在混合性:一项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但客观说来，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我们可能更加强调经济因素，但在尚未进入平等社会之前，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平等社会处于首要位置，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就是社会承认华裔等少数族群的平等地位的极好举措，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族群，对加拿大社会融合的价值也是非凡的。但必须承认的是，该项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相当一部分族群成员长期以来的错误观念:白人“天生优越”、黑人及其他非白人“自然低劣”②宗力:“新种族主义、文化多样性与民族认同的研究”，第116页。。但它毕竟让越来越多的人以更加平等、宽容的心态接纳其他族群。
2. 多元文化主义原则写进宪法及《多元文化法》的通过
在社会的支持层面，政府不仅出台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还将多元文化主义原则写进国家的根本法并适时地出台了《多元文化法》。也就是说，多元文化精神深深揉进国家的根本法中，而1988年出台的《多元文化法》则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法”的固化。
在1976年《公民法》、1977年《加拿大人权法》及1982年《权利和自由宪章》等基础之上，1988年7月12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多元文化法》(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该法声明如下:“种族、肤色、宗教等方面的多元化状态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是加拿大永久的、核心的现实……政府承认族裔文化多样化之合法性，视族裔文化的多样性为加拿大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宝贵资源，保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族裔文化，鼓励所有族群为加拿大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多元文化法》还指出，该法不仅应用于文化领域，还适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等所有领域。为此，联邦政府还提供了不少项目来加强族群联系、跨文化理解，既弘扬族裔语言文化又鼓励所有族群对社会整体的参与。这样，《多元文化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裔文化的平等地位、价值及其贡献，肯定族裔文化多样性是加拿大社会和公民权的重要特征③W.L.莫顿:《加拿大认同》(第2版)(W·L·Morton，The Canadian Identity，Second Edition)，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2 年版，第147页。。这一法律的出台，无疑在加拿大社会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步伐。
3. 公民身份的初步构建
从公民身份这一角度而言，加拿大起步的确不早，一是由于这一国家建立的时间晚，二是由于长期以来加拿大对英国的心理依附。可以说，直到二战，相当多的加拿大人都说不清自己的身份归属:加拿大人?英国人?法国人?他们自己都常常提问这一问题。二战后的草原省，特别是萨斯喀彻温省的课程内容指导中存有如下描述:1947年以前“加拿大公民”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加拿大与英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联系，官方视角下的加拿大人被看作为英国臣民④范微微:《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国家认同》(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第5页。。
当然，与世界不少国家相一致的是，二战给加拿大国家及其公民身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1947年加拿大颁布了《公民法案》，这是公民身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此，独特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开始得到重视，包括华裔在内的所有人在该法案的指引下从现实中定位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即使有些模糊。30年之后重新修订的公民法案也使得加拿大人的公民身份观更加宽广。之后，“加拿大人”开始正式进入全球社会的视野，虽然这一词汇的含义在不少人的脑海中有些模糊。
四 强化加拿大认同的两点建议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华裔等少数族群在主观上做出了尽可能的努力，加拿大官方也为强化认同和促进社会融合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律，但加拿大社会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对加拿大社会的实地考察，笔者发现，加拿大社会还需要强化“加拿大人”的塑造，强化将加拿大权益和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利益至上的公民身份的建设，并努力进行体制的创新。
1. “加拿大人”的塑造
在所有多族群(多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处理国家属性和族裔(民族)属性的关系，因为这类国家中每一个族群(民族)都具有双重性:国家属性和族裔(民族)属性。在加拿大，这个问题更为明显并且和社会融合问题紧密相连。在社会融合道路上，加拿大应该更加强调所有族群的国家属性，强化“加拿大人”的塑造。也就是说，所有族裔成员，必须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加拿大人”，加拿大利益和责任至上。这不仅是对华裔等少数族群而言的，对英裔和法裔族群同样适用，不管该族群来自哪里，也不管来得早晚，所有族群成员都是“加拿大人”。这样，一方面可以消解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华裔等少数族群的融入自信，加速社会融合的进程。从身份归属理论上看，塑造“加拿大人”，能够淡化族裔归属，对统一的国家归属和社会身份的建设大有好处。
2. 公民身份的进一步强调
加速社会融合进程，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构建，尤其是对多民族、多族群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显得特别重要。“民族国家构建”即推广共同语言，共同归属并平等参与以这一语言为基础的社会机构①谢燕:《多元文化政策中的民族国家构建》，《今日南国》2010年第1期，第205页。。从这一含义出发，加拿大国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双语作为官方语言被认可和制度化、各族群平等的多元文化原则被写进宪法，都是硬件基础。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要塑造具有移民特色的国家，加拿大需要强化包含华裔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政治认同。而在强化政治认同方面，不少国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即强化公民身份。
综上所述，在华裔等少数族群实现社会融合的道路上，社会的互动和支持因素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华裔等少数族群的主动融入使得多元一体局面的出现成为可能和现实，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加拿大种族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近些年“隐形种族主义”②关于隐形种族主义的原因、表现及影响等，参见宗力:“中国大陆移民与加拿大隐形的种族主义”(Li Zong，“Recent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and covert Racism in Canada”，肖恩·辛格·博拉里亚编:《21世纪加拿大的种族与种族主义:连续性、复杂性与变化》［Sean P.Singh Bolaria(eds)，Race and Racism in21-th century Canada:Continuity，Complexity and Change］，卡尔加里:布罗德维尤出版社2007年;宗力:《多元文化社会的民族关系与新种族主义:中国大陆移民在加拿大面临的社会障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的出现也为社会的良好局面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