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论赞及其褒贬功能探析
《左传》论赞及其褒贬功能探析摘 要：《左传》“君子曰”开中国史籍论赞传统之先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左传》论赞条条皆含褒贬，以褒贬为主要功能，其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褒贬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价值观念，具体反映于褒贬标准。《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集中在道德善恶和政治得失两个方面。道德善恶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崇礼尚义，仁爱勇武，睿智诚信，宽恕谦让，亲善远恶。政治得失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德政威刑，知惧善戒，忠君爱国，奉公尽职。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论赞；褒贬功能；价值体系
论赞是中国史籍的一大传统，其肇始于《左传》“君子曰”，成熟于《史记》“太史公曰”，遂成定例，为后世史家所因循。刘知幾《史通·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史书之要务在于客观的历史叙事，而论赞则是史书中超然于客观叙事之外的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主观议论性文字，承载一家之言，通常在文本中有固定位置并由一定标记引出。论赞往往言简意赅，常有画龙点睛之效，既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又呈现出浓厚的感情色彩，意气生动、感染力强，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思想研究及笔法研究价值。
张高评将《左传》论赞之表现作用概括为十种：“一曰褒美，二曰贬刺，三曰预言，四曰推因，五曰发明，六曰辨惑，七曰示例，八曰补遗，九曰寄慨，十曰载道。”*张高评：《左传之文韬》，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135页。李洲良进而论曰：“《左传》‘君子曰’的十大作用不是不分轻重、彼此并列的，而是以前四种为主，尤重褒美、贬刺二端。这是由《左传》以史解经的性质决定的……《左传》‘君子曰’最大的作用还是在历史事件和人物品格的褒贬功能方面，其他功能大都围绕着褒贬功能展开。”*李洲良：《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求是学刊》2012年第5期。褒贬功能可谓《左传》论赞的核心功能。目前的《左传》研究，虽不乏研究《左传》论赞的文献，然未见有对其褒贬功能作专门研究者，此乃《左传》论赞研究中的一大缺憾。鉴此，本文尝试对《左传》论赞的范围、数量及分布进行盘点，在此基础上对《左传》论赞的褒贬功能之内容进行剖析。我们将从主要褒贬的倾向、对象、标准等三个侧面进行分析。
一、《左传》论赞的范围、数量与分布
论赞往往有形式标记。某一史书的论赞形式标记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左传》即是多元的。《左传》论赞之所以又称为“君子曰”，是因为“君子曰”是《左传》论赞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标记。除此之外，“君子谓”“君子以”(包括“君子以为”及“君子以……为”)“君子是以”(包括“君子是以”和“君子是以知”)也被认为是论赞的形式标记*参见余行达：《论〈左传〉“君子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葛志毅：《〈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河北学刊》2010年第6期；张红亮：《〈左传〉“君子曰”分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张高评：《左传之文韬》。。
还有人认为“孔子曰”“仲尼曰”“仲尼谓”所引出的文字也是论赞，它们与“全书引‘君子曰’的立意和格式相同”*余行达：《论〈左传〉“君子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孙董霞认为“孔子曰”是“君子曰”的特殊形态，在《左传》记录的春秋后期的一些事件中，“孔子取代‘君子曰’成为人物品评的权威性主体”*孙董霞：《春秋人物品评的主体及其“君子曰”与“孔子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葛志毅认为《左传》中除了“君子曰”外还有其他贤哲君子的个体议论，“如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子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如‘孔子曰’‘仲尼曰’等”*葛志毅：《〈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河北学刊》2010年第6期。。我们采纳这些观点，将“孔子曰”“仲尼曰”“仲尼谓”也视作《左传》论赞的形式标记。由此，我们可以将《左传》论赞从评论主体的角度分作两大类，即君子类论赞和孔子类论赞。
形式标记只是论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段文字要取得论赞的地位，除了要有形式标记外，在内容上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论赞是超然于客观历史叙事之外的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主观评论的文字。有些文字虽有论赞的形式标记但它们仅仅是历史叙事之中人物对话中的内容，也不能算作论赞*余行达：《论〈左传〉“君子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表1 各形式标记所引出的论赞在各个时期的分布
表1列出了各个形式标记所引出的论赞数量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数量分布。我们共发现各类论赞112条，其中君子类论赞86条，占76.79%，孔子类论赞26条，占23.21%。“君子曰”所引出的论赞数量最多，有45条，占所有论赞的40.18%；其次是“君子谓”，22条，占19.64%；再次是“仲尼曰”，20条，占17.86%；这三种标记所引出的论赞合起来共87条，占了所有论赞的77.68%，是《左传》论赞的主体。论赞篇幅(不计标点符号)总体短小，最小值为5字，最大值为234字，平均为38.6字(SD=37.18)。孔子类论赞分布集中，绝大部分出现在孔子在世时期。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26条孔子类论赞中的20条(77.92%)分布在这一时期。其中在昭公、定公和哀公时期，孔子类论赞超过君子类论赞成为《左传》论赞的主体。孔子类论赞中的21条(80.77%)以“仲尼”引出，只有5条(19.23%)以“孔子”引出。
图1 论赞在《左传》255年历史文本中的分布
《左传》记录了从公元前722年(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年(哀公二十七年)共255年的历史。图1展示了论赞在《左传》255年历史文本中的分布。图中YEARNUM为年序号；FREQ为某年文本中的论赞条数；LUNZANCNT为论赞条数情况；count为各论赞条数情况的计数。在255年的《左传》历史文本中，含有论赞的只有79年，占30.98%，不含论赞的则有176年，占69.02%；在含有论赞的年份中，绝大部分(56年)只含有1条论赞，有16年含有2条论赞，4年含有3条论赞，3年含有4条论赞。图2在一个16×16表格中列出了君子类论赞和孔子类论赞在《左传》255年历史文本中的具体数量分布，这也可作为在《左传》中查找论赞的索引。
图2 君子类及孔子类论赞在《左传》255年各年历史文本中的具体数量
图2的第一行为列号，第一列为行号。除此之外，每个格子对应着一年；将一个格子的列号X及行号Y代入公式(739-16Y-X)即可算出该格子所对应的公元前年份。再结合各个鲁公执政的起止年，便可将公元前年份转化为类似于“隐公三年”的形式。《左传》中历任鲁公在位起止年：隐公，前722至前712；桓公，前711至前694；庄公，前693至前662；闵公，前661至前660；僖公，前659至前627；文公，前626至前609；宣公，前608至前591；成公，前590至前573；襄公，前572至前542；昭公，前541至前510；定公，前509至前495；哀公，前494至前468。每个格子有两位数字，第一位代表《左传》该年文本中君子类论赞的数量，第二位则是孔子类论赞的数量，“”表示无该类论赞。
图3 《左传》255年历史文本篇幅分布
从上述统计数据和图表中可见，《左传》论赞的分布很不均匀，有时一年会出现数条论赞，有时却一连数年没有一条论赞。《左传》论赞的分布是否有规律性？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论赞的分布可能与各年历史文本篇幅存在关联：篇幅长则出现论赞的可能性就高，反之则低。我们统计出了《左传》各年历史文本的篇幅(仅统计“传”的字数，“经”与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见图3。图中YEARNUM为年序号：ZHUANLEN为各年“传”的字数；count为“传”的各种字数情况的计数。《左传》255年历史文本篇幅最小值为15字，最大值为4151字，平均值为700.33字(SD=702.89)。我们进而计算了各年历史文本所含论赞数量与篇幅之间的Spearman相关性系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仅为rho=0.35(p〈0.01)，两者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偏弱的相关性。《左传》历史文本篇幅与论赞数量确实存在一定关联，但是篇幅不能很好预测论赞的数量。《左传》论赞的分布规律仍待更为细致的分析，或许存在规律，或许根本无规律可言，如果有规律的话，它或许能揭示出作者的某些意图。
《左传》历史文本篇幅大体上呈现出如图3左侧图中曲线所示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篇幅处于高潮时期，其分布模式与前后两段出现了显著差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断层”(如图3左侧图中右阴影所示)。这段时期始于襄公二十一年(前552)，终于定公元年(前509)，共44年，覆盖了襄公后期(前552542)和整个昭公时期(前541前510)。这段时期，篇幅没有低于500字的，长篇幅文本集中分布，并且最大篇幅(昭公元年，前541年，4151字)和第二大篇幅(昭公十三年，前529年，3272字)均出现于此时期；这段时期的平均篇幅为1570.98字(SD=829.77)，远高于总体平均篇幅(700.33字)。除此之外还有一“断层”，如图3左侧图中左阴影所示。这一段始于桓公七年(前705)，终于闵公元年(前66)，共45年，覆盖了桓公中后期(前705前694)和整个庄公时期(前693前662)。此一时段，文本篇幅没有大于500字的，与前后形成了明显区别，并且篇幅最短的前9个历史文本皆出现于这个时期；这段时期的平均篇幅为179.09字(SD=126.62)，远低于总体平均篇幅(700.33字)。有趣的是，两处“断层”时间跨度基本一致(44年和45年)，前者覆盖的昭公时期共32年，而后者覆盖的庄公时期也是32年，且都是止于某公的元年。255年被这两个“断层”分成了5段。这种情形的背后当有一定原因。目前《左传》的作者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其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左传》历史文本篇幅统计数据或许能支持这一观点。更细致的文体风格计量分析可能会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二、《左传》论赞的褒贬倾向及对象
李洲良认为《左传》论赞的最大作用“是在历史事件和人物品格的褒贬功能方面，其他功能大都围绕着褒贬功能展开”*李洲良：《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求是学刊》2012年第5期。，但他并未对此进行论证。褒贬倾向在《左传》论赞中分布的广泛程度可以用来说明褒贬功能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左传》112条论赞条条皆有褒贬倾向。《左传》论赞的其他功能未必条条具备，而褒贬功能则必不可少，《左传》“寓褒贬于论赞”的特点十分明确，说《左传》论赞的最大作用是褒贬功能是有事实依据的。
绝大部分论赞(100条，89.29%)只有单一的褒贬对象，少数论赞(12条，10.71%)涉及到多个褒贬对象。涉及到多个褒贬对象的论赞，有时是以同一标准对多个对象作出一致的褒贬评价(7条)，有的则以不同的标准对各个对象作出分别的褒贬评价(5条)。对于前者，我们认为这些论赞仍然具有单一的褒贬倾向；对于后者，我们认为它们具有多个褒贬倾向。由此算来，具有单一褒贬倾向的论赞有107条，具有多个褒贬倾向的论赞有5条。在具有单一褒贬倾向的107条论赞中，具有褒义倾向的有49条，具有贬义倾向的有58条。在含有多个褒贬倾向的5条论赞中，有4条含有2个褒贬倾向，1条含有3个褒贬倾向；在含有2个褒贬倾向的4例中，有3例含2个褒义倾向，1例含1个褒义倾向和1个贬义倾向；在含有3个褒贬倾向的那条论赞中，3个倾向皆为褒义。汇总统计，112条论赞中共体现出59个褒义倾向和59个贬义倾向，两者恰好持平。这说明《左传》论赞在褒美和贬刺之间未表现出倾向性，两者在地位上不分主次。
我们说论赞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论的文字，但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从《左传》论赞褒贬对象的构成来看，论赞的评论对象除了上述两者外还包括对《春秋》和对诸侯国的评论，可以说，《左传》论赞的褒贬对象包括人、物、国、事四类。《左传》112条论赞中，有91条以人为对象，有15条以国为对象，有3条以事为对象，有1条既以国为对象又以事为对象，此外还有2条以《春秋》(所谓“物”)为对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论赞以人为褒贬对象，可见其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
在《左传》论赞所臧否的人物中，子产是个典型。涉及到子产的论赞有7条之多，是《左传》论赞所评论人物中数量最多的。对子产的7处评论，包括2条“君子谓”和5条“仲尼曰”，皆是赞赏，可见作者尤其是孔子对子产的推崇。孔子听到子产故去的消息后，“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下引《左传》例句，均系此版本，只随文括注“某公某年”，不再出注。)，从孔子崇古的思想角度看，这属极高的评价了，而“出涕”这一细节描写更加映衬了孔子对子产的崇敬。对子产的褒扬，包括仁爱(见昭公二十年、襄公三十一年)、知礼(见昭公十二年、十三年)、善辞(即善于辞令，见襄公二十五年)和善相(即善于治理国家，见昭公四年、二十年)等方面。仁爱说的是道德品质，知礼说的是文化修养，善辞和善相说的是个人才能，7条论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德才兼备、有修养、有作为的典范人物形象，也体现出了儒家的理想追求。
《左传》论赞对优秀人物不吝至美之辞，而对恶劣人物则不忌谩骂与挖苦。颍考叔被赞为“纯孝”，因其“爱其母，施及庄公”(隐公元年)；石碏被褒为“纯臣”，因其能大义灭亲(隐公四年)；叔向被孔子誉为“古之遗直”，亦是因其大义灭亲(昭公十四年)；董狐和赵宣子则分别享有“古之良史”与“古之良大夫”的美誉，因他们分别“书法不隐”及“为法受恶”(宣公二年)；狼瞫因其“怒不作乱，而以从师”被赞曰君子(文公二年)；孟僖子因其“能补过”，亦被孔子嘉为君子(昭公七年)。与上述优秀人物相反的是，羊斟被贬为“非人”，因其“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宣公二年)，这几近谩骂；孔子评鲍庄子“知不如葵”(成公十七年)，狂狡被擒却被评论为“宜其为禽也”(宣公二年)，涉佗被杀却被议论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定公十年)：这些则是明显的挖苦了。臧文仲受到了极严厉的批评，孔子说他“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并列举其“不仁、不知”之事实(文公二年)：这几乎是审判了。
《左传》论赞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则采取了就事论事，当褒则褒，当贬则贬的态度。季文子自宣公八年(前601)至襄公五年(前568)为鲁国正卿三十三年，相宣公、成公、襄公三代。涉及季文子的论赞有4条，两褒两贬，褒其“知惧”(成公七年)及“忠于公室”，“相三君矣，而无私积”(襄公五年)；贬其在处理齐姜丧事上“亏姑以成妇”不合礼制(襄公二年)及“多行无礼”终使自己蒙受损失(襄公四年)。郑庄公3条，两褒一贬，褒其“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可谓正”(隐公十年)以及“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隐公十一年)；贬其“既无德政，又无威刑”，“失政刑”(隐公十一年)。秦穆公亦是3条，亦是两褒一贬，褒其“知惧”(文公四年)及“善举”(文公三年)；贬其“死而弃民”(文公六年)。晋文公2条，褒贬各一，褒其“能刑”，“三罪而民服”(僖公二十八年)；贬其“以臣召君”不合礼制(僖公二十八年)。
三、《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所传达的价值体系
寓褒贬于论赞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传达某种价值观念。褒贬的评判当有一定标准，通过分析褒贬的标准，不难概括出《左传》论赞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儒家的“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在《左传》论赞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仁”在5条论赞中共出现了6次，此外还在另外的论赞中出现了“仁人”1次，所以“仁”共在6条论赞中出现了7次；“义”在11条论赞中共出现了20次；“礼”在21条论赞中共出现了40次，此外在另外的论赞中还出现了“礼则”1次，所以“礼”共在22条论赞中出现了41次；“知”(智)在27条论赞中共出现了31次，表现为两个意思：1.知道，2.智慧，在智慧这个意义上，它在3条论赞中共出现了5次；“信”在11条论赞中共出现了21次，表现出4个意思：1.诚信，2.相信，3.威信，4.同“伸”，在诚信这个意义上，它在6条论赞中共出现了15次。按分布大小排序依次为：礼(22)，义(11)，信(6)，仁(6)，智(3)；按频率大小排序依次为：礼(41)，义(20)，信(15)，仁(7)，智(5)。
除了“五常”之外，一些其他的道德观念也有体现，例如：“恕”，在3条论赞中共出现4次；“让”，在2条论赞中共出现6次；“孝”，在1条论赞中共出现2次；“武”，在2条论赞中共出现2次，其中一次指周武王，另外一次指勇武；“直”，在2条论赞中共出现3次；“正”，在3条论赞中共出现4次，体现为两种意思：1.纠正，2.正直，在正直的意思上，它在1条论赞中出现了2次。惩恶劝善，亦是《左传》论赞的一大主题。“善不可失，恶不可长”(隐公六年)；“从善如流，宜哉”(成公八年)；“刑犹不忘纳君于善”(庄公十九年)；“惩恶而劝善”(成公十四年)；“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襄公十三年)。《左传》论赞还两次引用《商书》中的“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隐公六年、庄公十四年)，来重申“恶不可长”；又引周任的话“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隐公六年)，来告诫统治者要防微杜渐，从根本上杜绝邪恶，从而伸张正义。
这些道德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有些在论赞中有明确的表达。“恕”与“礼”的关系：“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隐公十一年)。“让”与“礼”的关系：“让，礼之主也”(襄公十三年)。“义”与“礼”的关系：“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昭公三十一年)，“礼以行义”(成公二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庄公二十二年)。“仁”与“礼”的关系：“克己复礼，仁也”(昭公十二年)，“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庄公二十二年)。“仁”与“武”的关系：“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宣公四年)。
从这些道德观念词语的频率、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礼”无疑是《左传》论赞褒贬标准的核心。《左传》论赞给予了“礼”以极崇高的地位，认为其对社会及个人均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社会而言，论赞讲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对个人而言，论赞言及：“礼，其人之急也乎”(昭公三年)，并两次引用《诗经》之“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来申明其重要性。
还有一些褒贬标准则是反映了政治伦理，例如：“忠”，在7条论赞中出现了14次；“臣”，在4条论赞中出现了6次；“政”，在7条论赞中出现了12次，此外还出现“政刑”1次；“刑”，在10条论赞中出现了14次，此外还出现“赏刑”、“政刑”各1次。“忠”与“臣”旨在传达君臣之纲。“忠为令德”(成公十年)，子桑“其知人也，能举善也”(文公三年)为忠；子然“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用其道而不恤其人……无以劝能矣”(定公九年)为不忠；魏子选拔贾辛，因其“有力于王室”(昭公二十八年)为忠；子囊“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襄公十四年)为忠；季文子“相三君矣，而无私积”(襄公五年)亦为忠。“臣，治烦去惑者也”(成公二年)，为臣者当“尽心力以事君”(昭公十九年)。鬻拳“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庄公十九年)，可谓爱君；华元、乐举“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成公二年)，是为不臣；晋文公“以臣召君”(僖公二十八年)亦是不臣，“不可以训”(僖公二十八年)；孟明“其不解也，能惧思也”(文公三年)为臣；石碏“大义灭亲”(隐公四年)，纯臣也；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杀亲益荣”(昭公十四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公二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宣公二年)，皆是为臣者的楷模。归纳而言，其所主张的是忠君爱国，奉公尽职。孔子之“守道不如守官”(昭公二十年)，亦是纳君于善，奉公尽职之意。除了君臣之纲外，“三纲”之父子之纲、夫妇之纲也有所体现，如“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文公二年)，“女子，从人者也”(僖公元年)。而西汉时由董仲舒确立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左传》论赞中就已经有所显现。“政”与“刑”讲的是为政方略，“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隐公十一年)，既要有“德政”，又要有“威刑”(隐公十一年)。善用刑罚则是“能刑”，如晋文公“不失赏、刑”，“三罪而民服”(僖公二十八年)；滥用刑罚则是“不刑”，如楚共王“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襄公五年)则不可取；君主滥用刑罚，则仁人有规谏之责，如“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昭公三年)。政与刑的关系正如子产和孔子所主张的那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昭公二十年)
《左传》论赞在政治伦理上还体现出明显的人本思想。人本思想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君主“命在养民”(文公十三年)，民重君轻。据《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欲迁都于绎，占卜吉凶，太史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说：“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文公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于是便迁都于绎。不久，邾文公就去世了。君子曰：“知命”，认为邾文公知道自己的天命所在。民重君轻的思想跃然纸上。
其二，选贤任能，爱惜人才。楚国曾任命一些贤能到合适的职位上，“以靖国人”，《左传》论赞褒扬楚国“能官人”，并且评论道“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襄公十五年)，认为合理任命官员是安定国家的紧要之事。“夫举无它，唯善所在，亲疏一也”，魏献子任命官员，能“以贤举”，“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孔子认为他举拔人才是符合道义的(昭公二十八年)。与之类似，论赞还认为祁奚“能举善”，“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无偏无党”，认为他本人就是贤明的，“故能举其类”(襄公三年)。总之，选贤任能方能安定国家，选拔人才应该不避亲，不避仇，不偏私，不结党，唯以贤能为标准。与选贤任能相应，还要爱惜人才。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自编了一套法律，将其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与子产及儒家继承周礼的主张针锋相对，论赞认为他“邪”(定公九年)，但是也承认他是个人才，并未全然否定，所以当驷歂采用了邓析的竹刑却杀掉了邓析的时候，论赞认为驷歂“不忠”，因其“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主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定公九年)。可见，论赞对有才能的异见者也是十分的宽容和爱惜。秦穆公任用孟明，成为西戎霸主，论赞曰“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文公三年)，赞扬他选拔人才考虑全面，对待别人一心一意；但是也因为不爱惜人才而受到论赞严厉的贬斥，原因是他去世时用奄息、仲行、鍼虎殉葬，而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贤良，论赞贬斥他“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文公六年)，说他残害贤良对人民不利。孔子赞扬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哀公六年)，原因之一就是他爱惜贤能。周太史预见到有灾难将要降临到楚昭王身上，并告诉他如果禳祭可以将灾难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昭王说：“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于是没有禳祭，可见他爱惜贤能以至于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其三，团结大众，依靠大众。论赞讲道：“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成公二年)并引用《尚书·泰誓》中的“商兆民离，周十人同”，来说明团结和依靠大众的重要性，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否能够团结和依靠大众也关系到国君能否保住政权。莒子犂比公生了去疾和展舆，他立展舆为太子，后来又将其废掉；犂比公残暴，国人忧虑，展舆依靠国人攻打犂比公，将他杀死，自立为君，去疾逃亡齐国(襄公三十一年)；而展舆当政后，削减了群公子的俸禄，公子们又把去疾从齐国召回国，推翻了展舆(昭公元年)。论赞评论道：“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昭公元年)展舆依靠国人登上君位，后又因不能团结众人而失去君位，说的正是团结和依靠大众的重要性。
忧患意识也为《左传》论赞所褒扬。《左传》论赞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为知惧善戒，备豫不虞。论赞赞扬季文子“知惧如是，斯不亡矣”(成公七年)，认为他知道戒惧所以不会灭亡，也赞赏公孙黑肱“善戒”(襄公二十二年)，并引用《诗·大雅·抑》中的“慎尔侯度，用戒不虞”来说明忧患意识的重要性。据《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国灭亡了江国，秦穆公换上素服，居住别室，减膳撤乐，超出了规定的礼数。大夫劝谏，秦穆公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他因这样的忧患意识得到了论赞的称许。论赞认为“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备之不可以已也”(成公九年)，认为莒国凭仗地处偏僻，不修城郭，不备不虞，是“罪之大者也”(成公九年)。就军旅之事而言，论赞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公五年)，认为行军打仗必须防备意外。
四、结 语
《左传》论赞开中国史籍论赞传统之先河，其超然于客观历史叙事之外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等进行主观评论，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孔子曰”与“仲尼曰”“仲尼谓”等形式，共112条，其中“君子曰”数量最多，故成为《左传》论赞的名称。“君子曰”“君子谓”与“仲尼曰”合起来占了近80%，是《左传》论赞的主要形式。《左传》论赞篇幅短小，平均长度不足40字。在《左传》255年的历史文本中，只有79年含有论赞，尚未像《史记》“太史公曰”那样成为每篇的惯例，其分布规律尚不明确，与各年篇幅之间的关系并不突出。
《左传》论赞条条皆含褒贬，以褒贬为主要功能，寓褒贬于论赞的特点十分明显。《左传》论赞的褒义倾向与贬义倾向持平，不分主次。其褒贬对象包括人、物、国、事四类，其中80%以上以人为对象，所以《左传》论赞的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子产是所褒扬的典型，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追求。《左传》论赞对优秀人物不吝至美之辞，对恶劣人物则不忌谩骂与挖苦，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则采取了就事论事，当褒则褒，当贬则贬的态度。褒贬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宣扬儒家价值观念，具体反映于褒贬标准。《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集中在道德善恶和政治得失两个方面。道德善恶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崇礼尚义，仁爱勇武，睿智诚信，宽恕谦让，亲善远恶。政治得失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德政威刑，知惧善戒，忠君爱国，奉公尽职。在道德方面，追求的目标是个人道德的完善，达到君子、善人、仁人乃至圣人的境界。在政治方面，追求的目标是贵贱有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贵贱不愆”，“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上下有礼(《左传·襄公十三年》：“上下有礼”，“上下无礼，乱虐并生……国家之敝，恒必由之”)，社会和谐(《左传·昭公二十年》：“政是以和”，“平之以和”，“和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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