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
对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摘 要：在发表于2015年8月5日《科学》杂志的文章中，吴庆龙及其考古学团队将公元前1920年在黄河上游大规模洪水溃决与传统上认为夏朝奠基者的大禹治理的那场洪水联系起来。而将两者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古代文献典籍中并无记载说明大禹所治之“水”为黄河的洪水。但这场洪水的爆发与二里头文化的巧合还是非常有趣，为何它能够帮助二里头的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更高水平的复杂社会和政治组织？洪水的爆发地积石峡属于具有最早青铜铸造文化的齐家文化区域。如果黄河上游爆发的大洪水导致齐家文化区的人们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则这些具有青铜器冶金技术的移民能够激发二里头当地固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这种方式下，黄河上游爆发的洪水则能与发展到国家社会的二里头间接地联系起来。
关键词：积石峡洪水；大禹治水；夏朝；二里头遗址
2015年8月5日，吴庆龙和一批优秀的考古学家组成的团队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文章，报道公元前1920年在黄河上游大规模洪水溃决的证据。考古学家们将这场洪水与传统上认为夏朝奠基者的大禹所治理的那场洪水联系起来。学术界常常认为夏朝相当于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文化(前1900前1550)，但这种观点还存在诸多争议。该论文的作者提出，积石峡洪水不仅能证明夏朝确实存在，而且能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当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们独创性的学术研究使他们确定了这场洪水的原因、性质与时间，这很值得庆贺*Qinglong Wu, Zhijun Zhao, Li Liu, Darryl E. Granger, Hui Wang, David J. Cohen, Xiaohong Wu, Maolin Ye, Ofer BarYosef, Bin Lu, Jin Zhang, Peizhen Zhang, Daoyang Yuan, Wuyun Qi, Linhai Cai, Shibiao Bai,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Magazine vol. 353, issue 6299 (5 August, 2016): 57982.。笔者早前曾经从神话构建的视角写过禹和夏朝的文章，因此期望有更全面的考古报告早日发表，这样可以进一步思考笔者在此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感谢《文史哲》杂志给我机会，在这里讨论对这一重要发现及其意义的初步看法*[美]艾兰：《夏之谜》，《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杨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392页；[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汪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994页。。
吴庆龙及其课题组发表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黄河上游的一次地震导致山体滑坡而形成一个大的堰塞湖。大约在公元前1920年，今青海省积石峡内，湖水上涨，冲破坝体，形成大洪水。洪水漫过黄河大堤，造成罕见的、泛滥的洪涝，甚至导致黄河下游改道。洪水造成的灾难如此巨大，以至深潜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成为早期文献如《尚书》《史记》记载的有关大禹治水的基础。因为禹是夏朝的创始者，洪水的时间为这个王朝的开端提供了证据。相传禹与其父鲧辛勤劳作，治水二十二年，所以夏朝之始约在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与二里头文化的开始及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相吻合。他们据此认为，他们的发现与分析支持二里头文化与夏等同的观点，虽然他们提出的夏朝建立的时间稍微晚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时间。
笔者曾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在重构中国早期神话系统的背景下讨论禹和夏朝的神话建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神话观起源于商代，后来被历史化了。根据这一观点，有关夏朝的观念源于商人的神话。商人认为，有一支早于他们的人群，与他们自己是一种倒装的关系——商人将自己与十日、鸟、桑树、东方、天和生命相联系；另一方面，夏则与水生物(如龙、龟)、若木、西方、黄泉、死亡相关。大禹治水属于创世神话的一部分，禹被视为夏朝的创始人。周灭商后，周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以及建立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来解释这则神话。他们由此认为，以前有一批人被商人的先祖击败，这是他们击败商人之前就有的先例。这就形成了夏、商、周王朝循环的观念，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棱镜，夏朝才为后世所知*[美]艾兰：《太阳之子：古代中国的神话与图腾主义》，《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第2372页；[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第2168页。。
讨论商朝之前历史问题的症结在于，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物证，证明中国土生土长的社会与文明可以追溯到几乎一万年前，但是直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晚商时期，我们才有了与时代同期的原始文献，而且我们不能确知中国的文字书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商朝晚期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占卜文字中，包括了商王族在宗教仪式上需要供奉的祖先的名字，但是卜辞是从商朝晚期商王及近臣的视角来写的，除了祖先的名字外，提供的早期时代的信息甚少。确实，如果我们没有商朝晚期的记录，我们可能仅知道汤(甲骨上写作“唐”)是比上甲开始早好几代的商王家族谱系上的一个祖先。从为汤准备的贡物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特殊的、拥有强大力量的神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是商王朝的建立者。所有关于禹和夏朝的证据都是从周朝(前1050―前222)或更晚的时期得来的。吴庆龙和他的团队并没有讨论这一点，他们坚称爆发的洪水具有巨大的灾难性，这种灾难会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难以磨灭。笔者不否认这种记忆的可能性，但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仔细查考禹在古典文献中的记载，这些记载并不能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考古学证据有关联。而且，根据传世文献去确定夏朝起始年代的任何尝试，都存在着固有的方法论问题。不过，这场洪水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作为早期青铜时代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禹和洪水
将黄河上游灾难性洪涝的考古学证据与大禹治水的记载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古代文献典籍中，没有记载说大禹治水是治理黄河的洪水。禹的成就不是疏浚黄河或其他任何特定的河流，而是疏通天下的三江五湖，东注于海。《尚书·禹贡》是记载大禹辛勤劳作的经典篇章，文中描述禹走遍九州，每到一地，命名山川，辨明地形地貌。《禹贡》提到了黄河，但是从来没有单独点明黄河是洪水泛滥之地。
我们今天看到的《禹贡》可能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2)时期。尽管如此，《禹贡》的开首，与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即《豳公》铭文开头的句子非常接近*这件青铜器也称作《遂公》，非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有学者因此质疑其真实性。器主合适的名称还没有得到确定。参看裘锡圭、李学勤、朱凤瀚、李零的释读与隶定(《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基于这件铜器的形制与纹饰而怀疑其真实性的文章，参见Louisa G. FitzgeraldHuber(胡博)，“The X Gong Xu: Brief Notes on the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with an Excursus into the Derivation of the Xu Vessel Type,”收入邢文主编：《X公：达特茅斯报告、论文研讨会，国际简帛文献研究通讯》特刊(2003年)，第3443页。同期还有笔者及Constance A. Cook(柯鹤立)的全篇翻译文章。柯鹤立发表的《大禹与豳公》中，有另一种完整的翻译，参见《早期中国》20122013年第3536册，第69103页。。《禹贡》写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顾颉刚：《尚书通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3页。《豳公》说：“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在铭文中，是上天来命令禹，而不是人间统治者，这暗示了这则故事的原始宇宙观状况。另一份早期的参考文献见于《诗·商颂·长发》，此篇可能书写了商朝的传说，尽管看来应是周代人的记录。《长发》开篇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34页。饶有兴味的是，在这篇赞美商朝列祖的颂诗中，提到禹与洪水的爆发，却没有言及夏。这与《诗经》中一点儿都没有夏颂歌的状况相符。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的竹书，不知其书写的年代，但知道它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入葬。简文的记载与《禹贡》的基本观念接近，即天下有九州，禹游历过每一个州。但简文的记载没有《禹贡》详细，而且对各州和河流的地理描述也不尽相同。
简文中，非常明显的是，洪水泛滥的原因是河道淤塞，禹乃亲自疏浚河道，使河水能顺畅流泄：
23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禹既已15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蓻足……24……面乾，蹠垢，不生肢毛。剀濏湝流，禹视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25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26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里瀍、涧，东27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28汉以北为名谷五百。
天下之民居定，乃饬飤，乃立后稷以为田。*原文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146、247293页。此处释文依据笔者所作的通行文字版，参见艾兰：《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242页。竹简的序号由原书列出。楚书的不同文字释读、竹简的不同顺序，笔者在本篇中也已作出标识。
禹的权力是舜授予的。一旦禹完成了疏通河道的任务，舜就任命后稷这位文化英雄教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
《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亦可能在战国时期编订，但作为多层累积的文献，《尧典》包括了四方的名称和四方百姓，这与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四方和四方风相关联*[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第98105页；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第4986页。。笔者以前曾论证《尧典》源自一个宇宙神话，尧是最高之主上帝的一种变形；而舜则是俊(踆)，是第一位人间统治者，也是商人的祖先*在《尧典》的第一行之后，主人公被称作“帝”，而不是“尧”。参见顾颉刚：《尚书通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1、193页。在古书中，“帝俊”“帝喾”“帝舜”三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等同关系，在战国楚简中，舜与俊(夋)的相互替换关系已得到证明。楚简中代表“舜”的那个字，上面是“允”，中间是“火”，下面是“土”。“允”是语音元素，可与“夋”通假。俊(踆)是羲和的丈夫，羲和则是十个太阳的母亲；舜与帝喾是一人，是商朝的首位祖先。参见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第5974页；艾兰：《太阳之子：古代中国的神话与图腾主义》，《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第5367页。。不管怎样，在《尧典》中，尧(或“帝”)与百姓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然后命令他的同胞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天上的事情一旦就序，尧转向大地，此时的大地，洪水横流，这使人类的居住环境变得困难：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顾颉刚：《尚书通检》，第1页。
尧先派鲧去治水，但鲧没有成功。之后，在舜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命禹治水，禹顺利地将洪水平息了；接着，舜又任命后稷，后稷引进农业生产，从此人们能够种植庄稼来养活自己*笔者并不认为《尚书》和《史记》中关于禹、舜多年辛勤治水的记载是历史事实。但应该注意到，在这些文献中，鲧和禹治水，没有描述为直接不断的连续劳作。故而，即便鲧劳作了九年，禹劳作了十三年，花费的时间也不应该直接加在一起，成为接续不断的二十二年。。
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当他的母亲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后，后稷神奇地诞生了。禹与后稷的相联——洪水得到控制，然后引进农业——很常见，也是这则故事创世性质的一种体现。在诸多周代与汉代的文献中，鲧、禹及禹的儿子启，都具有超自然的特性，诸如神奇的诞生、神奇的死亡，以及具有化生为水生物的能力*[美]艾兰：《夏之谜》，《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第7392页。。不管怎样，即便禹像是一位人间的统治者，他挖掘诸多河道来准备世间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一种超自然的壮举。
多数文献没有说明为什么世间的洪水泛滥，上文提到的《容成氏》将洪水泛滥归因于河道淤塞是一个例外。《尧典》中没有说出洪水泛滥的原因，但《尧典》提到了反叛者共工。共工与禹在文献中经常一起出现，共工撞折了连接天地的支柱不周山，这可能是导致洪水爆发的原因。从此，天倾西北，水流东南*参见Mark Edward Lewis(陆威仪), The Flood Myths of Early China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5560.用本文以支持共工是导致洪水灾害的观点。。若是有水而没有任何河床，倾斜的地面会引起洪水到处涌流。引起洪水的另外一种可能原因，是出自地下的诸多水流。在中原地区有很多天然的泉水，这应当是地府是充满水的黄泉观念的来源。确实，在《天问》中，禹控制住的洪水被称作“洪泉”*聂石樵：《楚辞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3页。。
总之，禹和洪水的故事是创世神话的多面呈现，即禹疏通河道使水流可以控制之后，大地变得适宜居住和利于耕作。在提到大洪水的文献中，黄河只在禹游历九州的语境中出现。虽然公元前1920年黄河上游突然爆发的洪水造成的破坏特别具有灾难性，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一次洪水都是大禹这个故事的来源。因为中国古代曾有多次洪水，也有很多从地下喷涌的泉水。人们应该想象到的是，天下曾一度被水淹没，这更有可能是诸多因素综合而产生的结果，而不是由某次特定的洪水所造成。
二、夏的问题
因为禹传统上被视作夏朝的创始人，吴庆龙等人在文章中，将积石峡洪水的爆发与大禹时期的洪水视作同一件事，并将这个时间当作夏朝的开始。但是，即便我们假定禹的所有神性特征是在他作为一位人类统治者的基础上被赋予的，从文献方面来证明禹建立一个朝代仍然存在问题。根据《史记》，禹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启，但是启的继任者太康很快失国而被放逐流亡*吕思勉认为这是无王时期的一个插曲。参见吕思勉、童书业主编：《古史辨》第7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2290页。。很难理解，如果夏朝一建国就失国，这个统治的王朝如何能够认为是曾经建立过。这也使得确定夏朝建立时间的任何尝试都存在问题。禹、启、太康三世之后，自予开始，我们有了一些君王的名单表，但是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确实，这些人的资料这么少，它可能真的只是先祖们的一张名单。但他们是谁的祖先？他们在二里头实施过统治吗？还是在其他地方实施的统治？如果他们是夏朝的“君王”，谁是第一位对夏朝真正实施统治的人，是禹，是禹的儿子启，或者是予(杼)，虽然予(杼)在之后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没有早期的文字记载还不能回答，但早期的文字记载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笔者讨论的夏朝是商朝人的一个神话而被周朝人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下重新作出阐释的观点，若没有更早的文字记载也不能被证实。无论如何，传世文献为那个称为夏的朝代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解释。因此，这把举证的重任放到了那些接受后来的说法，把夏朝当作历史事实存在的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在夏、商、周的接续中，理解夏是第一个“王朝”，存在着概念问题。其原因是，受制于一种变化的天命观的多朝代观念隐含在这种构想之中。周初的统治者们在刚刚击败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王朝，并吸纳了其诸多特质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理论颇有意义。但这对于生活在公元前两千年初期的人们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知道那些将要到来的王朝的存在。然而，即便不能证明，夏朝与二里头的瓜葛依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可能性。二里头代表了一种国家水平的早期的青铜时代的文化，它在商朝之前；而且二里头的位置与后世的文献记载大体吻合。而对二里头在国家进程中形成意义的解释，则是一种现代的史学理论范式。二里头的第一批统治者更可能向后看以进行比照，而不是向前看；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他们祖先的关系，如何看待更早期的龙山文化的诸位首领，及如何看待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
三、大洪水影响的另一种解释
由于《科学》上的这篇报道比较简洁，很多事情没有得到解释。笔者不确定文章的作者是怎样理解这次洪水与二里头文化的真实关系。如果这次爆发的洪水强大到足以使黄河中游发生大洪水，那么一个新石器晚期的统治者能有技术手段通过疏浚来减轻洪水吗？我们可以想到洪水带来的巨大破坏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此相反的是，为何这场洪水能够帮助二里头的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更高水平的复杂社会和政治组织？
这场洪水的爆发与公元前1900年左右形成的二里头文化的巧合还是非常有趣，笔者想提出另一个方案对此作出解释。当洪水奔袭到二里头遗址所在的黄河中游时，破坏力已经减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认为，能够反映洪水的是一层比较纯净的细沙和淤土，相对易于辨认，但是这在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参见《公元前1920年大洪水催生夏朝？“大禹治水”证据引发学术论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5日，http://www.cssn.cn/kgx/ycsf/201608/t20160815_3162135.shtml。而积石峡则在齐家文化(前2300前1500)的控制区中。在中国，齐家具有最早的青铜铸造文化，而且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冶金技术。这项技术仍然相对简单，但至少已经使用双范。考古学家们已经认识到齐家文化与其他多个文化之间的互动。在齐家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人工制品，包括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环形柄铜刀、带着喷口的注水陶器及其上配有穹形的顶盖*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1页。。如果黄河上游爆发的大洪水导致齐家文化地区的人们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则来到中原地区的这些具有青铜器冶金技术的移民能够激发二里头当地固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这种方式下，黄河上游爆发的洪水则能与发展到国家社会的二里头间接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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