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
“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
自2001年以来，笔者对“天下”观念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已述说多遍，比较晚近的完整论述集中表达在2016年的两本书中，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惠此中国》。在此实在不应该过多重复，只想写下一点补充看法，主要是关于“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之区别，以求进一步的批评。
对“天下”体系理论主要有三类批评。一种认为天下体系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例如葛兆光就认为“天下”理想只存在于儒家文本中，并非历史事实*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思想》总第29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第156页。。这个批评令人很有些疑问。周朝无疑是天下体系的一种实践，不能说“天下”只存在于文本。另外，理想不是缺点，反而是人类思想之必需。假如没有理想，也就无从理解实践的局限性。“天下”理想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都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批评以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为代表，他担心天下体系会导致“中国治下之和平秩序(Pax Sinica)”，或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将代替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William A. Callahan, “Tianxia, Empire, and the World,” in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William A. Callahan and Elena Barabantseva (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1)， 105. 。柯岚安的担心显示了西方理论框架的局限性。在西方概念里，最大规模的政治体系是帝国，尽管小于天下格局，仍然很容易指鹿为马地把“天下”纳入熟知的“帝国”概念。尽管帝国与天下有某些相似性，比如都试图建立世界秩序，但天下体系并不包含帝国的征服性、霸权性和敌对性(hostility)这些本质特性，相反，天下体系具有兼容性、共享性和友善性(hospitality)，因此，天下体系其实具有反帝国主义特性。简略地说，天下体系是一个以“关系理性”为准的世界兼容体系，是普遍共在关系所定义的秩序，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统治，其预期效果是，天下体系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达到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指望达到共同安全和共享利益的最大化。近来，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的《美式天下》一书对笔者提出了有趣的新挑战*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 Chinese Mon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nd of History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7).。他意识到，“帝国”概念已经属于过去时，而“天下”则属于将来时。于是他论证说，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再是帝国，而正在转型成为一个天下体系，称为“美式天下”(American Tianxia)。尽管“天下”来自中国的思想概念，但在实践上，“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巴博纳斯说：“天下”是个“合式概念”(right concept)，可中国却是一个“不合式国家”(wrong country)，所以应该由美国来实现“天下”体系。
柯岚安和巴博纳斯提出的问题确有意义，但只在一个高度敌对的国际博弈游戏中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敌对的国际游戏正是帝国竞争或两种世界体系的竞争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问题的前提条件。假如敌对竞争的国际游戏不存在了，此类敌对问题也就消失了。天下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它正是一种消除敌对游戏的方法论，却不是一种如何在敌对游戏中取胜的策略。柯岚安和巴博纳斯都同样误读了天下体系的意义，都把天下体系理解为在敌对国际游戏中的一种新型霸权体系，因此他们想象的中西或中美博弈问题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答案。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此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这种问题的消失之中。这意味着，有些问题不可能有答案，也从来没有被解答，当此类问题在新条件下自动消失时，问题本身的消失就是问题的解决。中式秩序和西式秩序，或中式天下和美式天下，谁输谁赢的问题就属于此类在未来将要消失的问题。
技术进展正在使世界进入一种超越现代游戏的新游戏。如能建立新天下体系，那么，敌对国际游戏就将消失。天下体系的要义在于世界的内部化，目的是建立一个消除了外部性的无外世界。在无外世界的条件下，敌对策略决非一个占优博弈策略，更不是众望所归的ESS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演化与博弈论》，潘春阳译，王小卫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也不是与之等价的“无敌策略”(unbeatable strategy)*[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演化与博弈论》，第25页。。因此，柯岚安和巴博纳斯的问题不可能在天下体系的条件下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前天下”状态里。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们的问题其实是说，假如给定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中西或中美的博弈谁会胜出？假如是这样的问题，笔者还是不知道答案，不仅因为世事难料，更因为这种问题的存在基础正在逐步消失。准确地说，甚至在新天下体系得以建立之前，覆盖世界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就将使国际敌对策略变成无利可图的策略。虽然未来尚未来临，但未来之势已经预告了当下许多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时。一切与未来技术系统的运行方式不能相配的现代价值观和体制都会被放弃或者修改，一切坚持现代游戏的策略都将失效。在未来世界里，技术系统为王，而不是某个国家为霸。当技术系统超越了现代性，新天下体系才具备落实的条件。
在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新天下体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按照笔者的理解，“天下”由三层条件叠加形成，即地理学的世界、心理学的世界和政治学的世界三者重叠为一，缺一不可，三者同时满足才是天下*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三重世界同时满足？
(1)地理学的天下就是作为物理存在的世界。天之所覆，即为天下，天无外，天下也就无外。地理学的天下自然天成，本为一体，就是说，世界在物理学意义上天然达到了无外的存在，但至今仍然因为政治、宗教和文化原因而被人为分裂；
(2)心理学的天下指万民之心，世界众心所归就形成心理学的天下。因为人们的利益存在冲突，很难形成众心一致的选择，所以心理学的天下至今未成。如果以每个人的欲求为准，那么永远不可能形成众心满足，显然，世界能够支付的利益远远小于人们的欲求。因此，心理学的天下实际上只能相当于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利益合理分配。笔者相信，如果能够做到“关系理性”高于“个体理性”，并且实现“孔子改善”，就能够达到普遍接受的利益分配。关系理性意味着，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孔子改善意味着，只要社会总体利益得到改善，每一个人的利益就都必须都得到帕累托改善。相当于说，社会总体的帕累托改善必须同时落实为每一个人的帕累托改善。
(3)政治学的天下是一个政治系统下的世界秩序，这个政治系统必须是由关系理性所建构出来的，而不是任何一种单边的霸权系统，并且，其制度安排尽量逼近“孔子改善”，即等价于全民普遍受惠的帕累托改善，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小部分人的帕累托改善，但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因此，政治学的天下意味着普遍承认的世界主权和世界宪法的存在。
只有同时满足上述的三重天下之合体，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天下。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由于不可能充分预知未来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我们也就无法确知“天下”理想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假如天下的理想能够部分地或逐步地实现，就已经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前景。如果一种理想主义不能同时是现实主义，那么是无意义的；同样，如果一种现实主义不能同时是理想主义，那也是无意义的。事实上，“天下”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历史上已经应用于世界的建构(周朝)以及国家的建构(秦汉以来的中国)。当把“天下”理解为一种具有政治建构能力的方法论，就可以想象它在未来的可能应用。
作为方法论的“天下”有着在外部世界的运用和在内部世界的运用之别，可以称为天下方法的“外运用”和“内运用”。外运用和内运用在方法上有着同构性，但可以类似拓扑那样产生出不同的模型，就是说，可以同构而不同形。这意味着“天下”的方法论有着足够的变通性，在不同语境和条件下能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用方式，但在基本精神上则保持一致性，即上述三重世界的三位一体。
以古代中国论之，天下方法论的“外运用”有过两种实践模型，一是西周创制的天下体系，二是汉代至清朝的朝贡制度。周朝的天下体系虽然意味着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但所辖地面有限，大约只有现代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因此，许多人以为周朝体系只不过是中国体系，甚至认为天下只不过是中国。这种误读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周朝之前的历代，甚至商朝，都未曾建立一种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仍然处于权力的自然秩序，属于“酋邦”水平，即使是文明相当发达的商朝，也只是酋邦盟约体系。酋邦状态的权力秩序是武力割据，酋邦之间并无边界，甚至其势力范围也不直接接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在严格意义上仍然属于前政治的自然秩序。周朝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创始了政治，而且，它所创造的政治是一种以建构世界秩序为意图的政治。与一般的政治发生顺序不同，周朝天下体系的政治原则是先建立世界秩序(天子的天下)，然后建立国家(分封诸侯)。无论周朝所辖面积多么有限，其本质是一个世界的建构。这种先有世界后有国家的政治，意味着天下方法论首先是天下政治的外运用，然后才是内运用。周朝的天下制度终结于创造了大一统制度的秦朝。大一统制度虽然不再是天下制度，但继承了天下观念的遗产，于是，自汉代开始，周朝的朝贡制度被转化为中国王朝的对外政策，这是天下方法论的第二种外运用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大一统王朝时代的朝贡制度远远没有达到费正清所谓的“朝贡体系”，因为完全不具有一个体系所谋求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和支配功能，而仅仅具有作为象征的文化楷模和怀柔抚远的和平功能。在缺乏“体系”的主要功能的情况下，就不能随便把一种政策拔高为体系，那是言过其实了。
与天下方法论的理想化“外运用”有所不同，大一统王朝对天下方法论的“内运用”更具有实在落地的现实主义效果。当天下的世界尺度收缩为国家尺度，就转变为国家空间的内部结构，虽与世界秩序保持着同构性，却不再具有世界的无限外向性，而是收敛为一个内向模型，即在一个有限空间里建构一个微观天下。正是天下方法论的创造性内运用，使得古代王朝能够创造一个既不同于帝国又不是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中国，这是一个无法纳入通常政治范畴的独特国家类型，笔者称之为“内含天下的国家”(a worldpattern state)。天下观念的内运用促成了古代中国体量膨胀的生成模式，即“旋涡模式”*参见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旋涡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古代中国不是通过向外侵略征服而扩大，而是通过向心力不断吸引众多部族为了问鼎中原而逐鹿中原，结果是出现一个政治奇迹：众多部族(主要包括汉、蒙古、匈奴、突厥、鲜卑、藏族、契丹、女真或满族)都汇入在中国旋涡之中，形成多样一体的大一统中国。其中，天下观念最典型的内运用策略就是汉代发明，历代一直沿用的“一国多制”，以“不变其俗”原则维持了天下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和政治体系的一致性。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未来世界需要建立一个新天下体系，天下方法论将可能有什么样的外运用和内运用？严格地说，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谈论未来“天下”的运用方式，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未来世界之“形势”而有一种合理的想象，即在未来多种可能性之中去想象什么是值得期望而又具备可达性(accessibility)的那种可能性，也就是同时兼备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那种可能性，因此，以“形”(可利用的条件)求“势”(可取的可能性)，是一种可行的期望。
人类之普遍所求无非有利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存在与幸福的客观条件(物质、技术和制度条件，但不包括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偏好)，这是唯一可以普遍分析的事情，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主观想象，不能作为思想根据。简单地说，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世界利益分配的具体安排，但可以分析在未来普遍有效的利益分配原则。那么，普遍有效的利益分配原则需要满足什么标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1)以什么样的理性原则作为利益的测量标准？(2)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原则能够必然排除人们破坏其利益分配制度的积极性？如果不能明确这两点，一切所谓的“好事”都是空话。换句话说，凡是无法确认一种理论与其实践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的价值观都是空话。比如说，人人都想要自由、平等、公平之类，基于这些价值概念的理论基本上都是空话，因为那些理论从来就缺乏与之等价的实践，而且，多种互相矛盾的诉求都可以被定义为自由、平等和公平，也就无所谓什么是自由、平等和公平了(仿维特根斯坦悖论)。可见理论需要能够明确的实践原则，否则便无意义。就是说，理想主义必须同时是现实主义。
新天下体系要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就需要确定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互相施于对方并且能够循环使用而不至于导致互相冲突的理性概念，这就是“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即以每种相互关系作为利益结算单位的关系理性，而不是以每个博弈者作为利益结算单位的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显然，个体理性导致互相冲突，无法满足上述标准。如前所言，关系理性的基本原则是：互相伤害的最小化优先于排他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基于关系理性，普遍有效的利益分配原则就必定是“孔子改善”，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就必须同时使每个人的利益获得改善。这在效果上相当于人人有份儿的帕累托改善，或者说是一种无人被遗漏的帕累托改善，因此，“孔子改善”是任何可能改善中的最优改善。
自从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首要塑形力量以来，未来之“势”就蕴含在技术之“形”中。政治制度虽然是控制技术使用的权力，但也不可能超越技术所定义的生活形式，尤其是当技术越来越系统化，以至于覆盖生活的大多数细节，政治就不再能够按照政治价值观的偏好去推行某种政治制度，而只能在技术所供给的可能世界里选择一个可能世界。就目前科学进展来看，蕴含着最强大未来之势的技术显然是系统化和数据化的技术，包括互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学技术以及支持以上技术的各种技术。一个系统化和数据化的技术世界具有越来越强大的全球系统，或者说，以万物互联为基本特性的新技术必须覆盖全世界，只有覆盖全世界才能够实现新技术的效率最大化或者功能最大化。而新技术要覆盖全世界，就需要具有普遍的兼容性和共享性。这是新技术的本性，也是任何未来社会无可选择的技术条件，这一点将使国际体系、帝国主义或单边主义都成为过去时。
可以看出，新技术的运行方式与“天下”概念能够达成一致，这两者都试图创造一个无外世界和兼容共享系统。新技术创造无外世界的技术系统，天下体系创造无外世界的制度系统，两者形成未来世界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新天下体系将是唯一能够达到与未来技术一致无碍的政治系统。显然，系统化的技术需要系统化的世界与之配合；同时，系统化的世界需要获得系统化技术的支持。在新天下体系的制度下，同时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世界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兼容性和共享性，因此，新天下体系将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国际体系。不难看出，现代的许多代表性技术，从机枪到核武，在本质上是排他性的技术，所以与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国际体系正相配；而全球时代的代表性技术，例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兼容性的技术，所有系统化的技术都是要求兼容性的技术，所以与新天下体系更为相配。在系统化技术的条件下，新天下体系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心，或者有无数中心，因为真正的王者就是系统本身。于是，仅仅有利于个体而不利于系统的存在因素都会被开除出系统，结果是世界的内部化。因此，新天下体系对“天下”方法论的运用可能会是顺序颠倒的运用，即在其外运用中采用旋涡模式去实现世界内部化，而在实现世界内部化之后就不再有漩涡中心。于是，新天下体系的内运用就只有维持世界系统化秩序的功能了，其中最可期望的成就将是消除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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