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化姿态
论1930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化姿态摘 要：在1930年前后上海出版业兴盛、文化事业繁荣的历史背景下，曾朴、曾虚白父子以独特的文化姿态创办“真美善”书店、杂志，取得了丰硕的出版业绩。“真美善作家群”是在曾氏父子的努力号召下聚拢起来的，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文化市场获得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形成了“法国式沙龙”文化生活方式和内部层级性文化交往模式。他们展现出这样的文化姿态：改革新文学，使之走向“伟大”；放弃启蒙立场，转向培育“文化的班底”；实行文学的普及，建设“群众的文学”；也喊出了打倒、“超过任何派”等不切实际的“狂飙”式口号。“真美善作家群”在参与文学变革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典型性特征，也显现在他们借鉴外来文化资源的过程及其选择的较为独特的路径之中：在译介外来文化资源方面，他们有意识地追求系统性和经典性，接受并使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成果，以语体文、白话文忠实移译，力避欧化，反对全盘西化。对于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美好愿景和技术路径设计。
关键词：曾朴、曾虚白父子；“真美善”书店；真美善作家群；文化姿态
从文化演进和文学变革的角度来看，许多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过渡时期就已初具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遭遇“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精神上期待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但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五四”成了一场被革命打断的文艺复兴，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文化运动。对“五四”的“新”寄予深望的知识分子们在“五四”展开的当时和“后五四”时代，不断表达着对“未完成的五四”的遗憾与失望，那些翘首期待中华民族文艺复兴大潮到来却最终失落的文学从业者们，也在不断指责着“五四新文学”的不尽如人意。在这诸多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企盼者和批评者中，就有一位在清末以创办“晚清四大小说名刊”之一的《小说林》杂志、创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而蜚声文坛的曾朴(字孟朴)。1927年9月，游宦二十余年已厌倦官场的曾朴，怀抱着对文学的热诚，携长子曾虚白在上海法租界赁屋创办“真美善”书店和同名杂志，在自家客厅搞文艺沙龙，聚拢起了一群文学志趣和审美取向相投的文友作家，以明显的群体性姿态向文坛展现了他们改革中国文学、建设“群众的文学”的文化姿态，形成了一个文学旗帜鲜明、风格独特的“真美善作家群”。
一、1930年代的上海租界：现代文艺的沃土
1928年前后，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革命矛头的北指，以北京为中心的1920年代文学格局解体，被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指认命名的“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结束。自1928年前后始，原来活动在北京、东北、四川、广州等地的很多作家纷纷聚集到华洋杂处、绚烂多姿的上海。此时的上海正像一块文化的磁石，吸引、凝聚了全国的文气，吸附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文学“粉丝”和自日本、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留学生。“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注]郁达夫：《炉边独语》，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0页。鲁迅、沈从文、东北作家、“创造社”诸公、“新月”诸先生、“新感觉派”文人等，或群体迁移，或只身前来，纷纷投身到上海的文学大流中，他们或易地继续经营自己的文化事业；或另起炉灶，重新组织文学社团，创办书店、杂志，寄住在上海的租界亭子间，啸聚在咖啡店、茶馆或沙龙里；或编辑出版图书，或靠着著译卖文为生。这些聚拢在上海的文化人因其各自文化理想或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形成了以不同书店、杂志、刊物或若干位著名文化人为核心的文艺/文学团体，彼此间或笔墨驰援、抑或口诛笔伐，摇着各样各色的文学旗帜，或主张“文艺为人生”，或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看似派别林立、壁垒森严，却又不时打破“主义”的间隔，相互往还。他们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不停地上演着文艺战线上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在此时，中国文学现代化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助推力——文学的商业化[注]文学的商业化主要是指由现代版税稿费制度催生的作家职业化(和职业化背后“为稻粱谋”的文学生产的逐利化，导致文本拖长，小说、戏剧创作繁盛，作家名利心重等文坛弊病)、由现代传媒技术进步带来的文学复制和传播的便利化以及商品化、由现代教育普及带来的读者大众化、文化消费化和快餐化等文学现代化特征。在“作家—作品—传媒(商业资本)—读者”这一个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及消费链条上，控制着传媒的商业资本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通过稿费版税制度影响、甚至控制作家的文学生产活动，通过书店、出版社和杂志控制文学传播的渠道、方式、质量与密集度，甚至通过资本博弈和利润竞争“捧红”或“封杀”作家，他们还会根据读者的认可度决定“买”哪位作家的、什么样的文稿，当然他们也会为了商业目的把读者的阅读趣味引向自己所“操控”(以私人交情或稿酬高低拉拢，主要是通过买断版权或趁作家经济危机时预付稿酬等手段)的作家的文本，从中渔利。最可怕的是，随着文学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传媒集团会通过资本竞争来实现传媒的“托拉斯化”，从而控制文学生产的整个链条，而一旦传媒资本与政治势力合谋，那么，这条“政商资本”大鳄除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将整个文学生产的目的最大化逐利外，还会操控文学以为政治张本，从而左右公众视听，导致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那么文学及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者也就成了被“政商资本”绑架的“肉票”，被搞得面目全非了。而这也是掌握资本的文化人出资办书店、一般文化人搞同人杂志的目的所在，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要还文学以其本来面目，要为文艺“松绑”，甚至为了文学的独立与自治呼吁“为艺术而艺术”，呼唤“纯文学”，追求“文艺唯美”，反对对文学进行“阶级论”、“阶段论”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涂抹。可以说，“真美善”书店、杂志的创立，“真美善作家群”的召集，就是曾氏父子(主要是曾朴)为实现“松绑”、“解放”文学的目的而做出的“文化动作”，所以，“真美善”的文艺口号的提出不纯粹是为响应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口号，而是有其现实的考量的，那就是追求文学的“文学化”。——也已初步完成，“新文学与商业打成一片，是北伐前一年。那时节北方的作家遭受经济压迫，慢慢向南方移动，与上海剩余资本结合，作品得熟于商品分派技术的人推销，因此情形一变”[注]沈从文：《“文艺政策”探讨》，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73页。。文学商业化的初步完成及其继续深化(即作家翻译家的职业化、出版传媒的专业化逐利化、读者群体的分类化和文学消费方式的快餐化等)不断推动着文学生态的繁荣多元与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行业的人员流动和结构重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因其自身商业化和资本化的日渐深化而变得空前繁荣。“据统计，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书籍不但占全中国的90%，每月出版的刊物也有六百多份、出版的每日刊及三日刊约有百种，占全中国的三分之一以上。”[注]陈硕文：《上海三十年代都会文艺中的巴黎情调》，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2页。
至1930年前后，中国文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风东渐的“欧风美雨”的熏染洗炼、尤其在经历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十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后，已经在“新文学”作家队伍的培养、文学传播渠道和手段的开发以及读者群的培育等方面朝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大大地迈进了。来自西方的、更为“现代”的各种文艺文学思潮冲击、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文艺观念，使处于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20、30年代社会大过渡期、大变革期的中国文学在创作和翻译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和不俗的成绩。尽管此时中国内陆各地的文学消费仍因地区经济和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呈现出较大的地域性差异，“新文学”却已在上海的文化市场占据了较大比重的消费份额。尽管“新文坛”上仍存在诸如俗雅的争执、流派的争斗以及曾氏父子所批评的创作与翻译上的“贫与弱”、文学成了“骂人的艺术”以及文学界的自我封闭等问题，但在艰难时局之中蹒跚着走向现代化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还是蔚然成风了。
此时，全国绝大多数的作家、文艺家和出版机构云集海上，上海成为了中国文艺的中心。作为近代贫弱中国耻辱标志而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租界在客观上为对现实不满而饱具批判性的活跃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场所和文化环境，“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租界的文学市场给了他们卖文为生的机遇；对于有着留学背景的欧化作家来说，十里洋场可以看作西方都市生活的模拟环境，适宜于他们借鉴、传播或模仿、贩卖在留学经历中所获得的西方现代文学经验；对于熟悉传统社会的作家来说，租界新奇的都市景象和人事状况，无疑是一个‘陌生化’的文本，能引起他们叙述的冲动”[注]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62页。。对曾氏父子来说，上海是曾朴数度闲居、经商、交游和经办《小说林》杂志的地方，是曾虚白读书、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与那些初到上海的外来“文化迁移者”们相比，有着上海生活经验的曾氏父子，对于上海不会有多么新奇的感觉，与有着欧美国家生活经验或海外留学经历的留洋派们相比，曾氏父子全无他们“模仿、贩卖在留学经历中所获得的西方现代文学经验”的本钱，他们看中的是上海的文化氛围和租界(尤其是法租界)的都市景象及其浓郁的异国情调，这种陌生的、异质化的都市景象和异国情调是他们在多年外国文学阅读经验中反复体验和想象过的，是他们要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异国文化摹本，而要推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当时国内西化最甚、近现代程度最高、有着鲜活的西方都市生活样板——租界——的上海，无疑是最佳的文化策源地。最吸引曾氏父子的是上海的文化氛围、上海的“文化磁场”效应和文人群落生态——一个当时国中最成熟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文化交际空间”，一个他们可以“领导群伦”的“文化场域”，一个“艺术的皇都……妙史(Muse的音译，今译为缪斯，引者注)的金阙”[注]东亚病夫：《病夫日记》，《宇宙风》1935年第1期。。
对于生活在1930年代的普通国人而言，出国留洋并非易事，要近距离地观察体验异国风情和别样文化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曾氏父子这样“一般守株祖国没有跋涉过异国山水的同胞，在上海也可以多少享受到一点异国情调的生活”[注]张若谷：《写在卷头》，《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9页。，上海的租界，正可为那些艳羡西方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方式的国人提供一种可以近距离观摩体验的异域文化生态样本。对于当时的作家们来说，租界是一种活色生香的动态文化展览，他们能够置身其间并从中获得创作灵感，那些带有鲜明的异域文化色彩和符码的异质文化标志风物，对他们来说正是创作上的“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一词的音译，意为“灵感”)。曾氏父子对欧美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有深入研究，对法国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法国文化魅力充满向往与痴迷，他们生活其间的法租界为他们提供了亲炙这一异域文化的绝佳机会和鲜活的体验场。
上海租界令人着迷的异国情调，促使曾氏父子最终决定选择在法租界赁屋开办书店以编辑出版图书杂志、发起客厅文艺沙龙以召集文艺同志。那么，租界里什么样的异国情调或者说租界里的哪些异质文化标志风物引发了他们如此浓厚的兴趣和钦慕呢？“霞飞路有‘佳妃座’，有吃茶店，有酒场，有电影院，有跳舞场，有按摩室，有德法俄各式的大菜馆，还有‘非摩登’人们所万万梦想不到的秘戏窟。……‘这不夜城’，这音乐世界，这异国情调，这一切，都是摩登小姐和摩登少爷乃至摩登派的诗人文士所赞赏不已的。”[注]郑伯奇：《深夜的霞飞路》，《申报·自由谈》1933年2月15日，第18版。也就是说，是租界里具有现代生活气息和浪漫情调的异域生活方式，暗合了“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者”曾朴和他的文艺同志们的生活和文艺理想，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一种由西式而洋派的公共文化空间所营造出的“异域文化情调”——一种他们在西洋文学阅读经验世界里经常邂逅、反复想象却无缘真实体验的异质文化氛围。这种令他们迷恋的“公共文化空间”，就是他们在文中笔下反复咏赞的“咖啡座”：“小小的咖啡(原文作“珈琲”，本文依习惯用法改为“咖啡”，下同)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座的确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注]张若谷：《代序》，《珈琲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第7页。正是借助咖啡座这一带有异国情调的西方式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曾氏父子可以召集文艺同好们纵情谈论他们所熟知的、热爱的法国文艺作品和作家文事，并在纵谈之中商定一些图书出版计划和刊物编辑思路，苏雪林的《蠹鱼生活》和张若谷的《珈琲座谈》等书的出版以及《真美善》杂志“女作家号”的发起、征稿与推介等都是在这样的咖啡座文艺谈话中敲定的。
当我们把“30年代”“上海租界”“出版业兴盛”“一群痴迷法国文艺的青年”和“咖啡座”等文化与文学史关键词放置在一起时，便可大致勾勒出“真美善作家群”诞生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曾氏父子的“真美善”文化事业，就是在这样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氛围中隆重开场的。
1927年9月1日[注]笔者遍查《病夫日记》(《宇宙风》，1935年9月第1期、10月第2期)、曾虚白编《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宇宙风》，1935年10、11、12月第2、3、4期)、《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等直接资料和时萌编《曾朴生平系年》(见时萌：《曾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苏雪林的《曾孟朴的〈鲁男子〉及其父子的文化事业》(《畅流》，1979年1月，第15-19页)和《〈真美善〉杂志与曾孟朴》(《畅流》，1980年2月，第16-18页)等间接资料，均未见“真美善书店”创办的确切日期，相关回忆文章也只是笼统地指为1927年。此处所用“真美善书店”创办日期是依据李培德著、陈孟坚译《曾孟朴的文学旅程》(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四章：作家、出版家和翻译家”中“只看他在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创办‘真美善书店’之后不久，立刻出版他底四部译著：如雨果底《欧那尼》《吕伯兰》《吕克兰斯鲍夏》和莫里哀底《夫人学堂》”，而查这四本书的初版本，出版时间均注明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出版”，书店地址标记为“静安寺路斜桥总会对面一二二号”(第103页)，可知书店的创办日期至迟当在九月初，又李培德为撰写此书曾两度从美国赴台湾专访曾虚白，故依其说。，曾朴“倾其二三十年来宦囊积余的十万元”，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真美善”书店，由其长子曾虚白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就此开始了他们“全心全力开创父子合作共享文艺生活的新路线”[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83页。。自1927年11月1日《真美善》杂志“创刊号”出版至1931年7月书店歇业、杂志停刊，曾氏父子努力维持“真美善”书店、杂志近四年。期间，曾朴、曾虚白父子和“真美善作家群”的诸作家勤于著译，在“真美善”书店、杂志出版、发表大量翻译和原创作品。
现据《病夫日记》和《曾虚白自传》来看，曾朴在“真美善”书店、杂志创办之初，就有意要在文学著译和经营办事能力上锻炼曾虚白，所以他与曾虚白一起著译、一起“进修文艺”、一起合力办“法国式沙龙”“广交文友”，以期能“构成几个法国式沙龙中心，蔚成一时风尚”[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83页。。
二、“法国式沙龙”：“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聚集
从曾朴、曾虚白父子经营“真美善”书店、杂志的整个过程和路数来看，他们对1930年代的文坛生存法则和书店、杂志作为“公共文化话语阵地”在现代文化场域中的作用是有较为充分认识的。所谓文坛生存法则，是指当时文化产业中出版商与书店老板、刊物编辑者和作家们的生存规则，是“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法则[注]皮埃尔·布迪厄指出：“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也就是支配权系统，这些系统是文学场(等)内部的社会轨迹和位置的产物，在这个位置上找到一个多多少少有利于现实化的机会。”(见[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我们对于“真美善作家群”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他们在1930年代上海文坛“文学场”内部活动轨迹的讨论，即关于他们为寻找自己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定位的活动的讨论，同时强调他们作为一个文人群体在“占据位置”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于其他文化群体的个性化特点和共性化特征。。在作为当时中国文学中心城市之一的上海，作为文学生产活动和流通行为组织者的出版商、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们是影响文学生产和流通过程及其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同时以文学传播者的身份与作家、作品、读者共同构成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体生态产业链。他们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与文化声誉，与他们所集结、拉拢的作家作品质量和文学产品营销队伍(即发行渠道)的营销能力呈正比，作家作品的质量和营销队伍的发行能力，决定了他们投入到文化出版业中的资本的升值空间和他们作为文学生产与流通活动的组织者在文学生产场中的地位。因此，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作家、艺术家进入自己的文化阵营，利用文学场的生存法则来规约、支配他们和他们所创出的文学产品，以便最大化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同时，作为文学生产主体的作家们也是有类差的：第一类，无名文学青年，一般要先谋定一份糊口的职业，业余从事创作，四处投稿，结交编辑，想办法发表文章以求文坛知名，这几乎是每一位“穷”作家的必经之路，典型者如成名前的沈从文；第二类，成名作家，凭借一支笔著译不辍，在其他文化机构如学校兼职，或做职业作家，投稿卖文为生，也要搞好与书店老板、杂志编辑的关系[注]如郭沫若在忆及当年“创造社”依附泰东书局办刊时的情境曾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7-168页)由此可窥书店老板与编刊文人、作者关系不平等之一斑。，甚至也要为卖稿托人找关系；第三类，已有文名、拥有一定私人资本且怀抱有某种文学理想或文化主张的作家，为了获得创作上的自由和文学实体经管上的独立权力，会募集股本，办一个同人书店或刊物，既能保证有发表作品的阵地，又进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在质与量上影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如“新月”“真美善”和“金屋”等实体书店(出版社)和杂志的创办都属此类：“开书店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风的空气。”[注]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下)，《宇宙风》1935年第4期。
因此，在1930年前后文人汇聚的大上海，当曾朴、曾虚白父子创办经营“真美善”书店、杂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上海文学场的产业链中占据了顶端的位置，获得了在众声喧哗的公共话语空间——文坛上——发声的话语权。因为同时拥有书店老板的资本身份和杂志主编的文化身份，曾氏父子还获得了通过代为出版图书、编发文章以授予他人(其他作家)话语权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正是他们可以号召同好的资本——一种由金钱资本衍生出来的话语资本。书店、出版社的资本越雄厚，出版发行能力越强，依托于书店、出版社的杂志的版面容量越大，发行量越大，出版周期越短，书店、出版社老板和刊物编辑们在文学生产场中拥有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就越大，他们所能获取的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作家群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作家、经销人和读者)就越雄厚。
然而，“文化生产场”是有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法则的。一个作家群的诞生，要受到种种外在和内在条件的制约。在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容许他们存在的外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之后，他们还内在地需要一个或数个在创作、批评和理论建设上都有一定成绩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一种目标相近、路径趋同的文化理想，即一种以文学宣言的方式公诸于外、规约于内的群体性文学理念，一个有相近地域文化因缘或相似审美气质的作者群，至少一种可以作为作品发表阵地的定期出版物，以及一种群体成员们一致接受的内部私密、外部公共的文化交际方式，即一种群体成员共享的在私密领域和公共文化空间中都适用的文学生活方式。
作为当时中国开放尺度最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租界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上海为生活其间的作家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宽松、在经济上相对舒适的生存环境。自清末即享文名的文坛前辈、法国文学的深入研究者和译介者加上“真美善”书店老板和《真美善》杂志主编等诸种身份，使曾朴具备了担当“真美善作家群”领袖人物的文化资本；曾氏父子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通过译介、镜鉴外国文学来改革中国文学的文化主张，是他们鲜明的文学宣言；“真美善”书店和《真美善》杂志使曾氏父子拥有了用以吸引聚拢文化、文学同人的“公共文化话语空间”和发表作品及文学言论的舆论阵地。可以说，曾氏父子及其“真美善”文化事业具备了上列构建作家群六项必要条件中的四项。为切实实现其建构同人作家群的目标，他们还需要聚拢、培养一批与自己文学理想和审美气质接近的作家，还需要找到一种内部私密、外部公共的文化交际方式，以团结同好，共享“文学生活”，并相对一致地对外宣扬其文学理想，实践其文化主张。
因为曾氏父子“开书店的目的决不想赚钱，只想开创社会提高文艺价值与爱好文艺兴趣的风气。……想借这书店的激励，增进自己对文艺的进修，特别要透过翻译的努力吸收西方文艺的精英，来补充中国文艺的不足”[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83页。，他们不想做追名逐利的腐儒文人或文化商人，而是要为振兴中国文学造一种“风气”，以“取长补短”，同时“广交爱好文艺热心研究文艺的同好，经常往来，交换心得，构成几个法国式沙龙中心，蔚成一时风尚”[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83页。，召集队伍，组建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有趋同的文学理想、有相近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念的文化生态群落，即一个审美气质相对和谐一致的作家群和对应的读者群。
1927年11月，曾朴在《真美善》第1卷第1号(创刊号)上发表了《编者的一点小意见》，提出了“真、美、善”的文学“改革”宣言，以“真”指“文学的体质”，强调“艺术真实”、“情节真实”和“情感真实”；以“美”指“文学的组织”，强调形式美学对于实现“艺术真实”的重要性；以“善”指“文学的目的”，承认文学的“多目的性”，强调文学要能为“求真理”而“发生作用”[注]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1号。。“真美善”的文学理想是曾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结合其中西文学阅读经验与理论修养，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出的文学标准，绝不是对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口号的简单照搬与复制。如果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是一面宣扬曾朴的文学理想与“主义”的旗帜的话，那么下列言论，无疑是曾氏父子招募文学改革“义勇军”的“招兵告示”了：
本杂志欢迎投稿不论文言白话凡与同人等宗旨相同有文学价值之作品皆当尽量采录。[注]真美善编辑部：《征求文稿》，《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3号。
我们这只独木舟并不是专预备给自己坐的，不时的溜着眼光向两岸的人群里寻找那同舟的伙伴。深望站在那里看热闹的诸君个个跳上船头来，做一次文艺界金羊毛的远征吧。[注]虚白：《编者小言》，《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3号。
我们知道委托给自己的使命未免过分重大，决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够收圆满功效的，所以希望同志协助的心比什么多急切。你说的‘实际上的表现’就是我们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我们知道主义的成功全靠着试验的努力。……文学也是这种的，我们就想供献这分(份)杂志给我们的同志大家来充分表现一下子。[注]虚白：《读者论坛·一服兴奋剂》，《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3号。
本店创办的宗旨在《真美善杂志》里边已经说得狠详细的了。我们希望爱好文艺的读者，不光拿空嘴说白话的赞美来鼓励我们，却愿大家给我们实质的协助，来加入这个奋斗的团体。所以我们正伸长着脖子在这儿盼望诸君的佳作的哩。
如有长篇创作或是译述可以刊成单行本的送来，更是我们所渴望的。既是一个旗帜底下的奋斗者，待遇如何当然再用不着多多饶舌的了。凡是取费或抽版税均可当面或通信妥议的。[注]真美善编辑部：《征求文稿》，《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3号。
这些“启事”既要征稿，强调文稿要“与同人宗旨相同有文学价值”，又要“征人”，呼吁“爱好文艺的读者”，都“来加入这个奋斗的团体”，做“一个旗帜底下的奋斗者”，“充分表现一下子”。在这些“小意见”“小言”和征稿启事中，曾氏父子以“真”“美”“善”的文艺标准，号召文艺同好和“真美善”书店、杂志的作者们通过译介世界文学经典来为改造中国文学提供可资镜鉴的文学样本。当然，他们也知道这“使命未免过分重大，绝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够收圆满功效的”，进而提出了要召集起那些在“一个旗帜底下的奋斗者”来成立一个“奋斗的团体”。除声明“宗旨”要“相同”外，还许以“待遇”不错的物质“诱惑”，声明“凡是取费或抽版税均可当面或通信妥议的”。这是曾氏父子通过《真美善》杂志为“组建”“真美善作家群”在作者队伍召集方面所作的宣传努力。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海选”方式，他们收到了一些自由来稿、招募到一批自由撰稿人，这些撰稿人多为当时在文坛并不知名的作者，对其中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曾氏父子奖掖扶持有加，其中如苏雪林、徐蔚南、陈锦遐、穆罗茶、卢梦殊、崔万秋(时为留日学生)、叶鼎洛、孙席珍、小瑟、俞牗云、行泽、陈明中、王佐才、王坟(时为东南大学学生)等后来都成长为《真美善》杂志的固定撰稿人，有些更在“真美善”书店出版了他们的作品集或著作单行本[注]具体书目可以参见笔者博士论文《曾朴、曾虚白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研究》“附录一：真美善书店出版图书目录(1927-1931)”(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借以登上文坛。
然而，数量和质量都不稳定的自由来稿是远不足以支撑起曾氏父子的“真美善”文学事业的，而要据此在书店刊物林立、竞争异常激烈的上海文学场中立足更无异于痴人说梦。虽然曾氏父子办书店杂志不为盈利，但要维持经营并实现其文学理想，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乎自己文学标准的撰稿人与作者队伍和稳定的优质稿源，因为刊物间的竞争，首先是对优秀作者和优质稿源的争夺。为此，曾氏父子主动出击，他们首先瞄准的是“真美善”书店、杂志的近邻——同样设在法租界里、邵洵美开办的“金屋”书店、杂志和那些出入其间、与自己有着较为接近的文学理想和审美追求的作家们。
1936年2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六艺》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幅题为《文坛茶话会》、署名“鲁少飞”的漫画，这幅漫画生动地描绘了1930年代文坛知名作家的众生相，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沈从文、田汉、林语堂、穆时英等共27位当时闻名海上的作家均入画图，而被作者放在茶话会主人位置上的，正是“金屋”书店的主人邵洵美。很显然，这是一次虚构的“文坛茶话会”，在当时当地的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这样一场文坛盛会，但这幅漫画却形象地为我们再现了一位被长久遮蔽的现代文学史人物邵洵美的当年风采。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邵洵美被称为“小孟尝”，是一位兼有出版家、书店老板、期刊主编、翻译家和诗人等文化身份的文坛闻人。他交游甚广，各派文人他都相与交好；他出身官宦家族，家资雄厚，爱好文艺，身具浪漫气质，主持和赞助文化出版事业不惜资财。他先后创办“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出版《狮吼》《金屋》《时代画报》《论语》和《人言》等11家杂志。或因于此，他才会被漫画家鲁少飞虚构性地摆放在“文坛茶话会”的主人位上，也正因如此，这样的摆放才多少具有了些历史的真实感。邵洵美“广交游”的原因有二：其一，他个人精神气质浪漫多感、不拘形迹，“乐于交游”，加之他家底雄厚、乐善多施，他人“乐与交游”；其二，他很早就有明确的“文化群落”意识，素来主张要为繁荣文艺事业培育“文化的护法”和“文化的班底”，也为此广交文艺界人士。他曾在1935年发表《文化的护法》和《文化的班底》两篇文章，前文提出要通过“文化会社”和“交际社会”(“小规模的交际社会，便是‘文艺客厅’了”)来组织和培养文艺的“护法群”[注]邵洵美：《文化的护法》，《时代》1935年第8卷第11期。；后文指出“所谓的‘文化的班底’，便是一切文化工作撑场面的人物，是一种基本捧场者。……原来一切文化运动，一定少不了‘班底’”[注]邵洵美：《文化的班底》，《人言周刊》1935年第2卷第20期。。这两种观点虽是在1935年提出的，但却是邵洵美在与曾朴的交往中相互激发而明确了的，下文有述。从邵洵美的文化主张来看，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建立“文化群落”对于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建构方法。所以，他的金屋书店和家中客厅就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南北各派文人聚谈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者，像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注]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1935年第1期。从这段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做如下推断：其一，1930年代上海文坛各作家群、各文学派别之间并非壁垒森严，他们在上海的文化生态群落里频相往还，而且网络交叉、相互渗透，文学史家贴在作家身上的派别和流派标签恰恰遮蔽了作家本身文化追求的多样化和当时文学界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其二，围绕着曾朴的作者们也围绕在邵洵美身边，他们共享着一个审美趣味相投的“文艺朋友圈”，在一个审美气质相近的“群落”里共存。那么，曾朴和邵洵美之间有何共通点呢？从刊发在《真美善》杂志上的邵洵美的文章来看，他也是希罗古典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崇拜者，与曾朴有着共同的审美气质。况且，他是金屋书店的主人，在上海文学场中建构并支配着一个唯美主义文学的“文化班底”。邵洵美的文学活动在文化场域和人员构成上，为曾氏父子在其“真美善”文学事业起步阶段的文化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与平台，而他本人也无疑是以曾氏父子为核心的“真美善作家群”的重要成员。虽然曾、邵二人的文化理想未必一致(他们也不求一致)，但他们对于组织群体性文学生活的方式的意见却很相洽。曾朴在1928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下了他们谈话的情景：“傅彦长同了金屋书店主人邵洵美来了。……开首讲了些出版界的事情。后来讲到文艺界太没有联合的组织，何不仿法国的客厅或咖啡馆，大家鼓些兴会起来。”[注]东亚病夫：《病夫日记》，《宇宙风》1935年第2期。因为曾朴对法国风文艺沙龙式文学生活方式的热切向往，他希望自己的文艺沙龙能够有“地道”的法国味，所以迫切“希望能产生一位法国式的沙龙中心女主人”[注]东亚病夫：《病夫日记》，《宇宙风》1935年第2期。。他们甚至具体讨论了请陆小曼或王映霞来做这文艺沙龙女主人的可行性。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见一个将他们联系到一起的重要文化纽带——法国文化气质里的浪漫情怀、异域情调以及这种文化情调所能带给他们的对于异域文化的现代性想象和关于国族文化自强的热切期望。他们之所以要住在法租界里，除了因其自身经济富裕之外，又何尝不是因为法租界可以给他们提供体验异国情调和异域文化风采的生态场呢？他们看准了法国式文艺沙龙对于像自己一样的异域文化爱好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所以，就不遗余力地学习模仿筹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客厅文艺沙龙来。
尽管追求和目标相近，但曾家客厅和邵氏书斋的文化氛围还是有较大差别的。曾朴明确提出要把“真美善”书店办成法国式文艺沙龙，其客厅文艺沙龙带有浓重的法式贵族气。当然，这种氛围的获得，主要是雅聚其间的沙龙人物在曾朴的引导下通过对法国沙龙文化生活的文本阅读和跨文化想像与模仿实现的；邵氏书斋的文化交际方式，更偏向于传统的、中国贵族式的酒肉场上的雅集，或者是中西合璧式的。对此，郁达夫均有记述，在曾家客厅里“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而邵氏书斋则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注]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1935年第1期。。仅从这“茶”与“酒”二字，我们就可以大致想见两家沙龙的差别：在曾家客厅里，一群围绕在文坛老将曾朴身边的文艺青年在活跃中相对安静，一种法国贵族式的安静；在邵氏书斋中，一群同龄文艺青年喧闹自在，一种竹林放浪式的喧闹。曾虚白曾回忆说：“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风正健的主人打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我父亲就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气氛，感到这才有些像法国的沙龙。”[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95页。
邵洵美除了在自家书斋里会聚文友外，还不时摆宴召集文艺界朋友、作家们雅聚，时为《真美善》杂志作者之一的赵景深曾收到他的这样一封招宴请柬：“阴历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六时，谨备薄酌作文友小集。同席为东亚病夫父子、若谷、彦长、达夫等，尚乞驾临。”[注]孔海珠：《文气相投的朋友圈子——从邵洵美的一封邀宴信说起》，《浮沉之间——上海文坛旧事二编》，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由邵氏执笔的《金屋谈话》中还曾以“新雅酒楼”为题记录下另一次文艺聚会：“(1928年)十月二十八日新雅酒楼的一个集合。并不一定都是预先约定的，到有曾孟朴父子、傅彦长、郑振铎、张若谷等十余人。……他们谈到国术考试，谈到元曲的孤本，谈到邵洵美家藏的旧书，谈到包罗多的小说。吃完了饭，便到郑振铎家里，于是又谈到《海外缤纷录》，谈到《孽海花》。”[注]佚名：《金屋谈话》，《狮吼》(复活号)1928年第10期，第32页。据笔者推测，邵洵美们在自己主持、编辑的刊物上刊登此类文坛消息的目的，可能是要向文坛和读者界展示其“文化护法”和“文化班底”的实力，展示其文化交际的状貌，在“炫示”的同时，也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和“追星”心理。当然，也在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文艺界作家交集往还的生态图景和文学史资料。
出于拉拢聚集文艺同好的目的，曾氏父子在其“真美善”文学事业开创之初积极参与“文学生活”，逐渐加入到上海的文化生态群落之中，他们是邵洵美所聚拢起的文艺团体的后来者。对此，张若谷曾有回忆：“你(指朱应鹏，引者注)与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诸位兄长都是有资格的咖啡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东亚病夫父子两人，参加我们的团体。”[注]张若谷：《咖琲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第6页。正是通过参加邵洵美召集的文人集会，通过这些私人化的文化会社交际活动，曾氏父子慢慢将邵洵美的“护法”和“班底”部分地转变成“真美善”书店、杂志的“护法”和“班底”，使之成为曾家客厅文艺沙龙的常客和《真美善》杂志上常见的署名作者。曾家客厅的“来访者都是透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其中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受我父亲最诚挚的欢迎。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当然现在想不起的要比这些人数多过好几十倍”[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93页。。这个人群的构成比较复杂，流动性也大，多数人与曾氏父子之间的往还是浮泛的礼节性文坛交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曾朴、曾虚白父子在文化气质、审美追求和文学理想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在文学上的“道”与“谋”均有不同，对“真美善”书店、杂志的发展多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因此，我们仅将其中在“真美善”书店出过书或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那些作家称为“真美善作家群”的“曾家客厅沙龙人物”。
曾氏父子曾在《真美善》第3卷第5号的《编者小言》里发布过一个“长期作稿”人员名单:“撰稿方面除本刊病夫虚白外，已约定邵洵美、徐蔚南、绿漪、傅彦长、张若谷、赵景深、叶鼎洛、孙席珍、崔万秋、顾仲彝、马仲殊、谢康等诸位先生长期作稿，尚有许多同情我们和赞同我们的作家也已经供给我许多珠玉般的文字预备逐期给读者相见的。”[注]佚名：《编者小言》，《真美善》1929年第3卷第5号。在第3卷第6号的封底页上也曾刊布过一个“长期执笔”人员名单:“病夫 傅彦长 邵洵美 赵景深 张若谷 孙席珍 顾仲彝 叶鼎洛 马仲殊 王坟 虚白等长期执笔。”[注]真美善编辑部：《封底》，《真美善》1929年第3卷第6号。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名单上的人物称为“《真美善》杂志特约撰稿人队伍”。此外，还有若干在以上两个名单里都没有提到却长期为《真美善》杂志的某一栏目撰稿的作者，如鹤君、周章等长期为“思想的花园”栏目撰稿，师鸠长期为“读物杂碎”和“文艺零讯”栏目撰稿，毛一波长期为“书报映象”栏目撰稿，陈雪清独力为“文学家林”栏目撰稿等，我们可以将这些作者归为“《真美善》杂志专栏撰稿人队伍”；此外，还有一群较为稳定地、相对长期地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在“真美善”书店出版作品集或单行本的作者，如王佐才、邵宗汉、陈学昭、傅红蓼、季肃、王家棫、味真、成孟雪、朱庆疆、孙佳讯、穆罗茶、朱云影、俞长源、周承慧和荷拂等，他们构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真美善”书店、杂志固定投稿人队伍。以上四组人物共同构成了以曾朴、曾虚白父子为核心，有着趋同的文化气质和审美追求、以文学交谊相呼应、有一定层次感的“真美善作家群”，他们基本认同曾氏父子提出的“真”“美”“善”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改革主张，以积极著译投稿、参与刊物编辑和撰写书评和文论文章等方式，在《真美善》杂志或其友好刊物上同声和气、交相呼应，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蔚成了一道“真美善”的文学风景线。
“真美善作家群”的作家们同出于对异质文化的热爱，出于对文学艺术美的尊崇，努力追求文学的自在和多样性发展，他们集合在曾氏父子的文学旗帜下，构成了一个被称为“20至30年代初纯文学期刊的散兵游勇”的“真美善作家群”，他们“以其独立和坚韧的精神，呈现出那个时期相当一批作家对艺术的执着、对美的纯朴追求。它们的存在，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表征”[注]杨联芬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他们的集结具备了构成一个作家群最重要的三个文化要素：其一，他们有鲜明的文学理想和文化主张，有纲领性的文学宣言[注]曾朴的《编者的一点小意见》一文是曾朴文学理想的集中体现。见曾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1号。，有明显的群体意识[注]曾朴曾号召说：“愿大家给我们实质的协助，来加入这个奋斗的团体。”见真美善编辑部：《征求文稿》，《真美善》1928年第1卷第3号。；其二，他们有曾朴、曾虚白父子和邵洵美等核心组织者，有组织地进行经常性的文艺聚谈和组稿活动，并筹划出版专刊专号等；其三，他们有定期的出版物、实体出版机构(即书店，兼具编辑和出版功能)和发行所，有相对稳定的撰稿人队伍，这就保证了他们有稳固的言论阵地和畅通的传播渠道。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们有可以相互帮衬、互为首尾的兄弟刊物，如《金屋》《狮吼》(复活号)《申报·艺术界》《咖啡座》《雅典》《白华》《新月》和《当代诗文》等，这些同人刊物的编者和作者中有很多都是曾氏父子客厅文艺沙龙的常客或“真美善”书店、杂志的作者。
三、客厅与书店：作家群体内部的文化交往
虽然民国时期作家群的聚合与组织方式因时局多变和作家个人因素大多较为松散，但当一个作家群满足前述六项条件聚合形成之后，便会在群体内部生成一种成员集体认同的“组群文化”和精神规约，并以此规范群体成员行为和各种内部活动、邀约或拣选其他试图加入群体的“后来者”、推动“入群”作家以群体方式参与文学场话语权的争夺和资源配置。身处文学生产场话语权中心位置的核心人物，尤其是那些有文化抱负、通过资本介入获得了文学场内主导性或较大权重话语权的领导者和“已在场”的人物(即组群成员)，在其意识深处(尽管他们没意识到或不愿承认)，都有掌控群体的话语权力和资本(金钱或资历)走向的欲望和愿望。在论及文学场的“法则和界线的问题”时，皮埃尔·布迪厄说：“这些行业(指报纸、电视、电台等传媒——引者注)的功用在于把它们的占据者放在‘环境’的中心，在这环境中传播构成作家和艺术家的特定竞争的信息，建立关系并获得有利于出版的保护，有时取得特殊权利的位置——出版者、杂志、文集或全集的主编身份，通过出版、赞助和建议等从新来者那里获得承认和尊崇，这就有利于特定资本的增加。”[注][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74页。为了获得特定资本以不断强化其核心人物的文学主张对群体内部其他成员的影响，或者说为了不断加强一个由有思想的作家们组成的作家群的内部人际和谐，有效提高作家们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文学场中各种参与话语主导权和“资本”支配权角逐的力量——在本文的论述中具体为“真美善作家群”——就不能不重视其内部“文学生活”的质量和频次，并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人员使用有效的交际手段和拉拢方式，以保证群体在文学场中的持续“在场”和良好声誉。
每个社群组织的核心人物与其内部个体成员间关系的疏密度都不一样，这就造成了社会性群体组织内部关系的层级差异。“真美善作家群”的个体成员在生存地域、艺术追求和个人气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他们与其核心人物曾朴、曾虚白父子关系的疏密度和往还频次也各有不同，因此，这个作家群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也是颇具层次感和层级性的。同时，为有效参与文学场上的生存竞争，他们在其核心人物曾氏父子的领导下不断与其他文艺团体和规约因素发生联系，并适时调整其文化姿态、加强内部人员部署，以求能适应环境，促使群体的“特定资本”——现实利益和文坛声誉——延续或增加。对以曾氏父子为核心的“真美善作家群”而言，他们需要处理好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种种关系，在个人化的聚会场合展开内部私密性交往，在公共文化空间展开外部公共性交际。同时，因为其内部的层级性结构及其与外部其他组群间的层级性关系，他们需要展开侧重点和方式均有所不同的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层级性文化交际和文化公关活动。
“真美善作家群”主要由四个层级构成：“曾家客厅沙龙人物”、“《真美善》杂志特约撰稿人队伍”、“《真美善》杂志专栏撰稿人队伍”和“‘真美善’书店、杂志固定投稿人队伍”。这几组人物在人员构成上多有交叠，特约撰稿人名单上的人物基本都是“曾家客厅沙龙”里的常客，但很多曾家客厅沙龙人物如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郑君平(郑伯奇)、钱崇威、梁得所等却从未在“真美善”书店出过书，也从未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尽管他们与曾氏父子声气相投、常相往来，但却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的文学主张。曾氏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与他们的交往，是这个作家群的“礼节性”对外文坛交际活动，这种文人往还丰富了1930年代上海文坛作家间的文化交际活动，为不同文学群落间互通声气提供了一个私人管道。正是借助这个管道，曾朴成功地向当时的新文学界宣传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可。郁达夫在回忆他做客曾家客厅的情景时，曾这样描绘曾朴当年的风采：“孟朴先生的风度，实在清丽得可爱”，“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似流水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了一辈子也不会厌”，“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像春风似的慰抚。”[注]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1935年第1期。郁达夫的浪漫气质和名士作派，与曾朴的浪漫清丽、热情洋溢最相宜，他们两人的相互吸引，是在精神气质上的彼此欣赏和文学成就上的相互悦服。试想如果没有在曾家客厅里的竟夕长谈，郁达夫又怎能“一晚不睡”，彻夜读曾朴赠阅的译作《肉与死》“直读到了早晨的八点”[注]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1935年第1期。，并进而与曾朴日夕纵谈深入了解、赞同他的文学理想呢？
那些既是曾家客厅沙龙人物，又列名《真美善》杂志特约撰稿人队伍的作家[注]其中王坟、马仲殊、孙席珍、崔万秋不在客厅沙龙名单中，因为他们的生活地域不在上海，如王坟在苏州念书，崔万秋在日本留学，但是他们的确都是“真美善”书店、杂志上的活跃分子，又在“特约撰稿人”名单中，因此也当划入“真美善作家群”的核心圈子。，是曾氏父子通过客厅文艺沙龙聚拢结交的“文艺同好”，是“真美善作家群”的核心圈子，他们在曾家的客厅文艺沙龙里聚谈文学理想与社会人生，共同谋划“真美善”文化事业，一起制定书店的出版计划，为杂志撰文，展开“集群作战”，集体对外宣扬他们的群体性文学主张，一起为“女作家号”和“法国浪漫运动百年纪念号”的编辑、出版和营销出谋划策，或号召文艺同好为“真美善”供稿，或亲为撰稿。“真美善作家群”的这种“文学集体操”，给我们展示了这一作家群的文化姿态和文学理想。作为作家群核心人物的曾朴和曾虚白父子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除参加邵洵美组织的文艺宴饮和文学聚会外，他还经常“主动出击”，“听说虹口北四川路有家广东茶馆是文艺作家们在下午三四点钟经常聚会的地方。他老先生竟兴致高得要我陪着他好几次闯得去做不速之客。当然，他一到在座者欢声雷动，一谈又是一两个小时”[注]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95页。。此外，因为法国式文艺沙龙不仅是曾朴所私淑的文化生活方式，更是他借以聚拢其“真美善作家群”的一个“文化磁场”，他着意把沙龙办得在精神气质、活动氛围和组织形式上都颇具“法国风”[注]曾朴在谈到与张若谷的相识时曾说：“我们一相遇，就娓娓不倦的讲法国的沙龙文学；路易十四朝的闺帏文会les préciosités des Ruelles；邸馆文会Une nouvelle préciosite’ de salon；梅纳公夫人的印庭La cour de sceaux de la Duchesse du Maine；朗佩尔夫人的客厅Le Salon de Mme Lambert；兰史碧娜斯姑娘的客厅……等。尤其喜欢谈罗曼派诺甸Charles Nodier的亚尔那的Salon d’Aeseale第一次客厅，嚣俄的王家场Place royale住宅；金百合房的La Chamoleon Lis d’or第二次客厅。”见东亚病夫：《东亚病夫序》，张若谷：《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7页。，曾朴租住的法租界就为其法国式文艺沙龙提供了一个外在的理想的异域文化场。在自家的客厅文艺沙龙里，曾朴“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同志，作一种不拘行迹的谈话会。那时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觉只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个老少年”[注]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下)，《宇宙风》1935年第4期。。徐蔚南曾这样当面评价曾朴：“您不仅能了解比您年纪小一半的青年的心情，而且要和青年人做伴侣，加入于青年队中。因为您有着这样‘白头少年’的精神，所以您会忘却您自己在近代文坛上的权威，而毅然决然再跃入新的文坛里了。”[注]徐蔚南：《代序》，《都市的男女》，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第11页。曾朴从不以知名文人自恃，他热烈易感的性格以及他对文学的热情，使他能够营建起一个广受文艺青年喜爱的法国式文艺沙龙。在这个半私人化的文化生活空间里，曾朴既得以与文坛友好聚谈，展开近距离、小范围的对外交流与宣传，又能与“真美善作家群”的内部成员交流文艺思想，商量策划书店出版和刊物编辑计划，以通过出版图书和杂志向外界展示其群体的文学成就和文化姿态。之所以要强调曾家客厅文艺沙龙的半私人性，是因为从出入其间的文学人物的构成来看，它还有着对外营造“真美善作家群”这一“文化群落”的形象魅力和吸引力的作用，那些慕名前来聚谈的作家如郁达夫、郑君平、叶圣陶等人的身份名头，对曾氏父子及其“真美善作家群”来说是一种声援和精神激励，对外人而言，则具有名人广告效应，可以为他们吸引更多的文坛关注。因此可以说，曾家客厅文艺沙龙是一个半私人化半公共化的文化空间。
从“《真美善》杂志专栏撰稿人队伍”和“‘真美善’书店、杂志固定投稿人队伍”聚合到曾氏父子周围、在“真美善”书店出书或在《真美善》杂志发表文章的时间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向《真美善》杂志投稿时受到曾氏父子赏识，进而受邀为杂志某一栏目长期撰稿的，此类有如毛一波、师鸠等，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可以被称为《真美善》杂志的“专栏作家”、“编外编辑”或“专栏编辑兼撰稿人”；此外，还有几位文坛新人在投稿时因文才卓越受到曾氏父子赏识而得以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单行本的[注]曾朴在“女作家号”上作诗称赞苏雪林是“女中青莲、闺中大苏”。原诗如下：“此才非鬼亦非仙，俊逸清新气万千，若向诗坛论王霸，一生低首女青莲。亦吐风雷亦散珠，青山画集悔当涂，全身脱尽铅华气，始信中闺有大苏。”见病夫：《题苏梅女士诗集》，《真美善·女作家号》，1929年2月2日。，此类有如苏梅(雪林)[注]苏雪林对曾朴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晚年还曾连作两文颂扬曾朴的“真美善”文学事业，两文标题为《真美善杂志与曾孟朴》和《曾孟朴的〈鲁男子〉及其父子的文化事业》，笔者未见原刊，转录自朱传誉：《曾孟朴生平概述》，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第81-85页。该书为相关文章的原刊影印汇装本，只见目录页两文后简单标注为“畅流69.2.台北”和“畅流68.1.台北”，两文原刊页码分别为16-18和15-19，《畅流》为半月刊，仅根据所标月份无法判断卷次和期次。、王坟等；还有几位作者是因在其他同人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引起曾氏父子注意而受约撰稿的，此类有如朱庆疆、陈雪清等；通信是曾氏父子与文友交流、进行文化交际的重要方式，有多位在读学生和留学生中的文学青年因与曾氏父子通信而成文友，进而受邀为杂志撰稿并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图书，此类有如王坟、朱云影和崔万秋等。从《真美善》杂志刊发的一些编读往还信件来看，曾氏父子对这些无名青年作家非常关心，与这些在空间上距离较远的作家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络，鼓励他们致力于文学著译，有些劝诫堪称苦口婆心，如在《悲哀的号哭》[注]见《真美善》第4卷第3号“文艺的邮船”栏目。一文中，因“真美善”排字房遭受火灾而致王坟《现代作家》的手稿被焚毁，虚白写信极力劝慰，提出要代王坟誊抄稿件，其情殷殷，感人至深[注]通信原文摘录如下：“朱雯(即王坟，引者注)先生：……我当时听见了蔚文排字房失火，就为你着急(因为我急于给你出版，叫他们把这本稿子，提前排印，我知道它一定在排字房中)。所以匆匆自己赶到火场去查问，吓！果真，他们说《现代作家》竟遭劫了……的确，你是我最近发现的宝玉，虽不敢过份恭维你是怎样‘色泽晶莹无正配’，可是蕴藏在你内在的，倘能尽量地发展开来，准可以吐出光明的异彩，我确信你将来的造就，所以我要坚持着请你继续的努力，并且无论如何这部《现代作家》我是要给你出版的。……倘有原稿，也许你心情恶劣不能下笔，那就请你捡齐了挂号寄下，我来设法给你抄写，以赎我处理失当的罪衍，你道如何？”(王坟、虚白：《悲哀的号哭》，《真美善》1929年第3卷第3号)。这些受曾氏父子赏识的“通讯作者”们反过来也都很关心奖掖、提携他们的曾氏父子的“真美善”文化事业[注]崔万秋曾谈到他在东京时关注“真美善”书店、杂志出版物在日本的销售情况：“贩卖部可以说是上海出版界的缩图。近年上海小书店勃兴，贩卖部代卖的，差不多都是小书店的书籍。因为我和真美善书店的关系深些，便首先注意到真美善出版的书。我译的《母与子》和《草枕》，此处都有代卖。病夫虚白父子合译的《肉与死》，也已经来到了，其他如张若谷的《咖啡座谈》虚白的《潜炽的心》也都有卖。我很想问一问《真美善》销路，但找了半天，不见司事的人，终于没有问得成。”(崔万秋：《到东京来》，《真美善》1929年第4卷第5号)，踊跃供稿以为支持。
针对“真美善作家群”成员在审美气质、文学声誉、生活地域和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曾氏父子在群体内部展开了层级性、多管道、个人化和私密性的文化交际活动，通过半公开半私人化的客厅文艺沙龙和信函交流[注]若不发表，属私密信件，若公开发表，则属公开信，此指前者。来聚合并沟通着他们“真美善”文学事业的人脉资源和人力资源。
四、“领导群伦”：“真美善作家群”的文化姿态
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域范围和力度看，“真美善作家群”的作家们多是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文坛的活跃分子，是著译成绩均较丰实的作家、翻译家，其核心人物如曾朴、曾虚白和邵洵美等都是拥有一定资本的出版家，其成员包括文艺期刊编辑、大众媒体人、大学教授、在读学生或留学生，均有较为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外国文学知识储备与鉴赏能力，具备使用一两种外语进行翻译的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他们出生和活动的地域较为接近，多为在上海及周边区域生活、工作、求学的江浙籍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办刊物及同人刊物上发表作品，互为声援，同声和气，他们具有清醒的文学改革和文化建设意识，较充分地认识到了国外异质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价值，认同并基本践行了其核心人物曾朴倡导的“真”“美”“善”的文学著、译和批评标准，并据此有序地移译国外文艺作品以启发国人、创造新作。曾朴、曾虚白父子创办“真美善”书店杂志、发起“真美善”文学事业(包括邵洵美创办《金屋》《狮吼》等杂志)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91927年间)的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的成绩不满，又因其素来怀抱以文学“发生作用”而“求真理”即通过变革文学来“革故鼎新”的文化理想，他们因而试图通过开书店、办杂志以纠合同志，通过翻译、著述来参与到中国文学发展变革的洪流之中。曾氏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变革与探索路径的设计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以文学出版活动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理想充满自信与自豪。
为实现其文化理想，曾朴、曾虚白父子明确表达了要“领导群伦”通过译介、镜鉴外国文学来改革中国文学，以建设开放、包容的“群众的文学”的文学普及者的文化姿态。同时，基于既不排斥中国旧文艺、又不满意“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心理，“真美善作家群”的主要干将如邵洵美、张若谷和王坟等也在考察、思考中国文学新旧之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文艺主张及文学革新思路。邵洵美发现“新作品永没有机会可以使旧作者领略；旧作品便也缺乏人为他们做新价值的估定：双方的发展都有一种停顿的可能。这中间缺少一座桥梁，所以，我常说：‘我们没有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因而指出：“新文学的出路是一方面深入民间去发现活辞句及新字汇；一方面又得去研究旧文学以欣赏他们的技巧、神趣及工具。我们要补足新文学运动者所跳越过的一段工作：我们要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注]邵洵美：《文学的过渡时代》，《人言周刊》1936年第3卷第3号。他的这种文化理想，不同于曾朴要“在改进文学的长途上，做个收拾垃圾的打扫夫”的低姿态，明确放言要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当然，尽管他们“改进文学”的姿态高低不同，但其对“五四新文学”的不满却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改进文学的路径和方法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曾朴要做“群众的文学”，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要“整理国语”：“用各省最流行的官话，做白话文普通用语”[注]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1号。；邵洵美要“深入民间去发现活辞句和新字汇”，两人都强调要追求、打造具有民族性和民间性的文学语言。如果说以上所引因为是邵洵美在1936年发表的言论，似还不足以凸显他作为“真美善作家群”干将的文化姿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在1929年《金屋月刊》的发刊词《色彩与旗帜》一文中所抱持的话语姿态：“这个时候在文艺上是一个动摇期”，“我们对于这个时候的文坛的不满意，《金屋月刊》便因此产生。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们以真正的文艺”[注]邵洵美：《色彩与旗帜》，《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51、53页。。与曾朴提出的“改进”、“改革”文学的目标和口号不同，邵洵美使用了颇为时髦、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打倒”一词；与曾朴提出的具体而微的文化建设、文学改革的策略、方针和路径(“把外潮的洶涌，来冲激自己的创造力”[注]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1号。，即要系统翻译西方文学以为改革中国文学的样本的“文学改进”思路)不同，邵洵美既提出了较为笼统的目标和口号：“我们要超过任何派”[注]原文为：“我们的作品，可以与任何派相像，但决不属于任何派。我们要超过任何派。我们的写实，要比写实派更写实；我们的浪漫，要比浪漫派更浪漫；我们的神秘，要比神秘派更神秘；我们的……假使我们做得到。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见邵洵美：《色彩与旗帜》，《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53-54页。，也提出了具体而别致的通过“办画报”[注]邵洵美在《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中说：“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已多少年了，但是除了一部分的学生以外，他曾打进了何种地域？以群众为对象的普罗文学，它所得到的主顾，恐怕比贵族文学更少数。但是画报是走到了他们所走不到的地方了：所以普罗文学刊物的销数一千；非普罗文学刊物的销数有一万；而画报如《时代》《大众》及《良友》之类便到过六七万。人家也许要误会我用销数来定价值；其实我是用群众欢迎的程度来证明它存在的理由。”(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74-75页)来组织“文化的班底”[注]邵洵美在《文化的班底》中说：“七年前(《文化的班底》一文刊于1935年《人言周刊》第2卷第20期，文中所谓的‘七年前’应在1928年，引者注)……就想到了要去组织这个‘文化的班底’。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当然不能顾全各方面；自己又是喜欢写文章的，所以便从出版方面进行。第一便是要设法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从通俗刊物着手，办画报，办幽默刊物，办一般问题的杂志；五年来总算合计起来已有近十万的读者。这近十万的读者，无疑地是一个极大的‘文化的班底’了。我希望他们把看杂志当作娱乐以外，再能进一步去探求更深的修养，那么我初步的计划便成功了。”(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100-101页)在此，邵洵美表达出的是一个有气魄的出版家为培育理想的读者群体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学、文化修养的美好愿望，他的七年发行“十万”册画报以养成“文化的班底”的说法是与其在1930年代的上海的出版史实相符的。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新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和实干型文学活动家。的文学普及策略。
张若谷与曾朴、曾虚白父子一样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与他们有着趋同的文学爱好，在创作上也一样受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影响[注]张若谷在《十五年写作经验》一书中自陈其学习法国文学的经历时说：“在我这十五年来的写作方面，我承认我是多少受到几个法国作家的影响。”(张若谷：《十五年写作经验》，上海：谷峰出版社，1940年，第58页)，他同样对“五四新文学”的著译成绩不满意：“那时我正热衷于读国内新出版的西方文学作品，——直到如今，我只还喜欢读翻译品而不大喜欢看创作物，或许这是我的偏见拗病，但是实际上历年内文学创作出版物方面可以使人满意的作品也实在太少了。”[注]张若谷：《珈琲座谈》，第6页。正是出于对当时文坛产出的不满意，张若谷建议曾氏父子编辑出版《真美善》“女作家号”，来向全国文艺界展示女性作家的创作成绩，以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在回应当时部分文艺界人士关于编辑出版“女作家号”的质疑时，他引述曾虚白撰写的征文启事以明心迹：“中国荒凉紊乱的文坛上，几年以内却已有好多位天才的女作家向着我们发出异常可羡的光辉；然而，感觉不十分灵敏的群众对于这种现象却淡漠得很；这也是我们老大民族的老脾气，没有人大声叫嚷，他们的耳朵永远是聋的，眼睛永远是瞎的！因此，我们想趁着《真美善杂志》周年的机会发行一本‘女作家专号’做一个摇旗呐喊的先锋，让聋盲的群众认识她们(指女作家)全体整个的伟大。”[注]张若谷：《关于女作家号》，《真美善》1929年第4卷第1号。这段引述正可表明张若谷对曾氏父子“文学普及”观念的认同，当然，也表露出了他对于文学启蒙立场的认同。此外，在文学上摆出明确姿态的，还有王坟，他因“苏州虽离沪不远，而文坛却出人意外的冷寂”，而发起成立“白华文艺研究社”，出版文艺旬刊《白华》，“要在沉寂的苏州，激出一些文艺的呼声；而仗这悠悠的海水，鼓起一股小小的波浪”[注]王坟、虚白：《苏州文艺的曙光》，《真美善》1929年第5卷第1号。。这是他受曾氏父子影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上的文化作为。
此外，“真美善作家群”在参与文学变革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典型性特征，也显现在他们镜鉴外来异质文化资源的独特路径和过程之中。他们出于对法国文化的崇爱，选择了法国风文艺沙龙式的文学生活组织方式和文化交游方式，试图以此来号召聚拢文艺同好、凝聚文气。通过系统翻译、介绍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名著，他们获得了“真”“美”“善”的文学理想和进行文学创作的灵感。他们冀望以外来异质文化资源激发本国的文艺创作，并以之为镜鉴来检讨、总结本国文化传统与文学资源，进而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优势资源，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上实现中国文学与文艺审美现代化的历史性蜕变。正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他们更进一步，把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其他国别优秀异质性文化资源也在刊物上予以翻译、介绍，通过编辑出版文化、文学专号和主题相对集中的单期杂志，来凸显他们的编辑思想和文化建设、文学改革理路。在译介外来文化资源时，他们有明确的系统性追求和经典意识，强调要有统系地译介国外一流文艺作品，同时接受并使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既得成果，以白话文、语体文进行忠实的移译，力避欧化，反对全盘西化。他们通过批判、讨论和反思著作界、翻译界存在的问题和不良状况来引起文坛关注，同时进行译品状况调查统计，辑成《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出版，在《真美善》杂志上刊发《中国翻译欧美作品的成绩》和《俄国文学汉译编目》两文，发表文章逐字逐句地讨论译品的得失与价值，努力按照曾朴、曾虚白父子提出的理论路线去实践、实现他们预设的翻译和创作目标。另如曾虚白在《翻译的困难》一文中提出了具体而微的翻译人员培养“训练法”；针对具体文体如诗歌的翻译，曾朴提出了译诗的“五个任务”等。由此可见，“真美善作家群”的作家们不纯粹是因为喜欢推崇外国文学而进行译介工作，而是在深入了解、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有见地地为如何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出了既有远期规划又有具体操作规程的建议和计划，他们对于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美好愿想和技术路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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