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先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关键词：古代社会形态；唐宋变革论；社会经济史；范式转换；史料扩展；碎片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先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里面，先秦史研究涵盖的时间应是最长的，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到秦代。为免琐碎，这里不讲具体问题，仅从两个方面对四十年来先秦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一些归纳：一个方面是有关理论的研究，一个方面是有关史料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先秦社会形态。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先秦时期的社会性质，也牵涉到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便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最重要的一点是突破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文革”之前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先秦社会性质的僵化论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我们不再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去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不认为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之后一定是经历了奴隶制社会，然后又经历封建社会这样一套发展模式。这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破除了过去人们笃守的中国不能没有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个“框框”，然后又进一步对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提出质疑。当时不仅是先秦史学界，还有经济史学界、民族史学界，甚至考古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其中有中青年学者，也有老一辈的专家。经过讨论，大家很快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基本共识：中国没有经历过什么奴隶制社会，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意思，而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苏联学者自己的归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新认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在理论上的收获和突破，这是首要的一点。
第二点，在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探讨中，也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突破。上面谈到的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学习所取得的成果。而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理论认识，我觉得更大程度应当归纳为引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引进，引进一些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比如美国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等人有关早期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学者或简称之为“酋邦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学界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过去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最早是蒙昧阶段，就是原始群；然后进化到野蛮阶段，有了氏族和部落；然后是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到国家。现在新的进化论提出人类进化的四个阶段说：最早的一个阶段叫“游团”，相当于过去的原始群；然后是“部落”这个阶段，相当于野蛮时代。再往后，新进化论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思，就是在国家和部落之间加进了“酋邦”这个阶段。所谓“酋邦”，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氏族部落结构。新进化论者提出在平等的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加进这么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组织阶段，使得人们对国家自然发生的过程看得更为清晰。新进化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却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这无论对中国先秦史有关国家产生和起源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考古学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点，关于早期国家的理论。早期国家是指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一批国家。在我国，就是最早进入国家状态的夏商周三代国家。这是对三代国家形态作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括。过去人们没有“早期国家”和“成熟国家”这种区分，只笼统地讲我们何时何地进入国家状态，产生了国家。如今我们意识到夏商周三代在国家形态方面确实还很不健全，还有很多氏族社会遗留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氏族血缘关系还一直被保存着，三代国家实际不是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而仍然是建立在各种氏族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既保持有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公共权力，又普遍存在着氏族、宗族组织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归纳，应当也是一种理论的突破。这个理论一半来自于国外，另一半来自我们自己的总结。在国际学术界提出早期国家概念的同时，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也体会到了我们的夏商周三代不同于战国秦汉以后的领土国家形态，应当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非常有益。当然这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解。通过早期国家理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也是先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还有一些具体理论，包括考古学领域的，例如文明产生的标志，文明产生在物质形态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这些也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史料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也总结了如下三点：首先，我们对传世古文献资料的把握，比过去更有理性。建国前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派提出对古史古书不要盲从，要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之进行认真考辨。这样一种对于古史和古书的理性态度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怀疑过了头，造成了对于某些古史古书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要求对古史资料抱以尊重为主的态度，并对上述“冤假错案”进行甄别。一个是“疑古”，一个是“走出疑古”，这两种态度都牵扯到对古代文献、古代史事的认识问题。到底应当采取何种正确的立场？包括先秦史学界在内的古史学界对此是经过认真讨论的。记得我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就为之组织过全国性的研讨会。经过各种意见的相互碰撞，应当说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是有所提高的。如今学者对古书、古文献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既不一味地疑古，也对古史资料保持科学审视的态度。这无疑是我们对传世古史资料把握上的一个提高。
第二点，我们对地下出土文献的研究与利用，也比过去上了一个台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年大批新的出土文献的涌现。这些文献的涌现并不完全与考古有关，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考古发现的，而是盗墓贼偷盗出去，然后花高价从海外买回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地下出土的大批古文献资料，对于先秦史研究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先秦史研究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新材料，如今大批地下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简牍资料的面世，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从改革开放之初公布的云梦秦简开始，到之后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每一批资料的公布，都促使大批先秦史学者和古文献学者投入到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促进先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大规模的对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第三点，是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跟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很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陆续揭示了一系列震惊学术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首先是四川的三星堆、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接着是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等等。这些考古发现使得研究者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田野考古方面来，通过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提出新问题，探讨新的未知事物，使我们取得了先秦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也取得很大的收获。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简单回顾，下面再简单对四十年先秦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一些反思。我个人总的体会是，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因为四十年先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可提出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思想解放。比如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是从夏、商、西周一个个社会的具体情况总结出来的。三代社会哪来那么多奴隶？商代的基本社会生产者是“众人”，西周则是“庶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奴隶，为什么一定要说三代是奴隶社会呢？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以前所谓的奴隶社会的框框一定要打破，这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认识。到现在为止，从事先秦史研究的主流学者对于中国无奴隶社会这一点可以说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界也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前几年我参加国家博物馆新馆陈列大纲的讨论，当时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陈列就不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进行阶段划分了，这反映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在社会上也取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我也注意到，目前一些搞教条主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所回潮，我奉劝这些先生，走回头路是没有出息的，因为那些旧的思想主张是与历史实际背道而驰的，早晚还会被人们抛弃。
第二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搞教条。例如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标志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搞成教条。我们提出的这么一种概念，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也尊重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我们的四大文明古国应当都比较适合这么一种说法，也都可以称作是早期国家。我们不跟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但是我们不搞教条，所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目前有部分学者，主要是考古界的学者，对于早期国家有一种错误解释。他们提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邦国阶段，第二是王国阶段，第三是帝国阶段，认为所谓邦国即是早期国家。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谓“邦国”时期是指五帝时代，那时天下有很多的“邦”，合称为“天下万邦”，他们称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就是早期国家。其实这些邦并不是什么国家，而是现代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也就是一些氏族血缘组织。所谓“五帝”也不过是各地区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酋邦集团(姓氏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与国家并无何种关系。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三点，要坚持对外开放，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刚才我已经谈到了新进化理论即酋邦理论，这是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理论。现在一些学者还在抵制酋邦理论，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
第四点，要继续加深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我们既尊重传世文献，同时不应放弃对古书真伪及其时代的考察，以及包括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对史料具体的考证，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史料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放弃过去传统的做法。
第五点，对新出土文献资料在加强运用的同时，也要具体分析。对地下出土文献不能陷入盲目，不是说凡地下出土的就是可信的。我们现在出土的主要是大批的竹简，甲骨和金文出土的不多，而竹简是战国、秦汉的东西，除少数流传下来的“书”类文献外，绝大部分只能看作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作为历史资料，那上面记载的史事只是战国秦汉时人对过去时代，比如对西周甚至对更早时期的回顾和总结，不能因为它们是地下出土的东西，就把原来《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都一概推翻。
第六点，要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过去我们通过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认识问题，今天我们仍然提倡这二者的结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原则似乎有些受到冷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搞历史的和搞考古的说不到一起去，考古学者说对方不懂考古，搞历史研究的说对方不懂文献，双方互不买帐。这确实影响到对一些重要历史环节的研究。例如夏代历史的研究，就因为双方缺乏沟通而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最近《历史研究》编辑部就曾组织了两次历史与考古的对话，一对话，确实发现双方存在着不少误解。当然这也伴随着争论，因为确实有些是非问题需要澄清。但不管怎样，历史与考古双方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结合，保持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大历史写好。
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楼 劲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湖南长沙 410082；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101)
对四十年来断代史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很多问题都要结合前三十年，结合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状态加以考虑。以下着眼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谈几点个人感受。
第一，在成果上，这四十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进最为明显的，集中在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数量已从几十篇增至200篇上下，所增部分多在这三大块上。到近些年，大约已各占每年同行论文总数的1/5，在专著中比例还要更高一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法制、礼制等诸多制度的面貌，到此期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学术文化之况，再到人口、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性别、生态等方面的状态，现有的认识已非前人可比。总的看来，这些方面研究的长足推进，已明显补上了以往研究的短板，从中涌现的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又催动了政治、经济、民族及门阀士族等传统领域的进一步探索。这都显著提升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水平，其影响及于汉、唐以至整个古代史研究。
讨论热点转移和领域扩展的这种态势，与前三十年研究的成果、局限及史观、史料等方面的态势相关，同时也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驱动，各断代史恐怕都有类似态势。制度研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人们切身体会到制度的重要，意识到制度发展往往是历史发展的中心环节。思想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是要重新看待思想，重新认识文化，以揭示化育各种历史现象的人文、观念状态。社会生活研究的异军突起，既是现实生活日渐丰富，社会变革趋于广泛的反映，也是更为深入地刻画历史发展机理的必要。若再推溯，清末民初以来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思考路径，也正是从器物进至制度层面，再到切关乎制度效能的思想文化要素，以至于特定思想文化赖以扎根成长的社会状态。对古代有关历史的研究也相继展开，所涉重要领域的奠基性成就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均已出现。因此，这四十年来上述三大块研究的较快发展，无论是对前三十年的纠偏补缺，还是与时俱进另辟蹊径的部分，总的仍是中国现代史学对古代社会所作剖析的延伸，是在一再重现的时代主题之下，继续展示这种剖析所要证明的现代化困境和历史发展逻辑。正其如此，对此的反思与总结，也终将指向这种剖析本身的得失，指向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局限和问题。
第二，在理论上，四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像各断代史一样，呈现了反思前三十年史学理论教条化，回归重视实证的“社会科学化”和“史料考订”路向的历程。总的研究倾向趋实趋细，以往的宏大叙事多被解构，历经淘洗以后仍在发挥一定作用的，则是那些带着不同理论色彩而针对中古史特有现象的学说。
就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这类学说主要有五：一是“贵族制社会”说，围绕士族门阀的形成和影响，解释了其背后的社会机理和面上的各种历史现象，以之为“中世”时期的突出标志。二是“唐宋变革论”，把唐宋之际的一系列变化解释为“中世”终结和“近世”到来的转折，其中自然包括了士族所以衰落及相关社会进程的讨论。三是“东亚世界”说，把东亚地区视为同一历史单元来考虑其共性和秩序演变，在各区域的密切互动中解释古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其说多涉汉唐及其影响，也就不能不关系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是“融合征服王朝”论，区分了北族所建王朝的类型，勾勒了以北魏为典型的“融合王朝”至辽金元清为代表的“征服王朝”的递嬗脉络，这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五是“魏晋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时期，尽管这些年来社会形态的讨论几乎绝响，但有关理论、学说对研究框架影响仍大，此说对先秦、秦汉众多事态至魏晋以来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的研究，在理解魏晋南北朝史各领域的发展过程时仍有重要意义。
上列学说的形成，皆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尽管有若干集成之作出现于80年代。其中前三种皆为日本东洋史学者所创，要在梳理古今日本的历史；第四种主要由美国学者基于内亚研究而提出，也主要生根开花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这四家之说虽续有调整、丰富，其落脚点却都不在中国，也从未被中国学者全盘接受。魏晋封建说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分期说之一，是对魏晋以来历史讨论最为深入的一家，但其认定的社会形态转折节点，亦未为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认同。总的看来，这些学说着力诠释的，确为所涉时期至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其中也确有真知灼见，故至今虽局限愈显而作用仍无所不在。相关研究一旦需要上升到相应层面来作归结，就总是需要面对或修正、发挥其说，即便是“关陇集团”“法律儒家化”和“南朝化”等突出的原创成果，大体也不出这些学说的涵盖范围。研究理论、学说的这种状况，当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年断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上的限度。其“改革”主要是回归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发展态势，“开放”亦表现为研究再度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四十年与时俱增的大量成果基本上都基此而来，其得失利弊亦复重现。因此，在充分肯定这四十年研究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长期存在的症状还在延续，还有待新说的不断涌现，以积聚足够的基础、张力，才有望在研究体系上取得突破。
三、在价值取向上，各断代史研究这四十年，可以说与前三十年有着更大的一致性。主要表现是对古代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持一种否定、批判态度，即否定其基干部分的现代价值，对之展开反封建、反复辟意义上的批判。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对当时的名士放达、玄学清谈、儒释道交流等思想文化事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往往概之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其说正是以认定某种总的束缚、禁锢氛围为前提的。对士族集团、占田均田等方面的讨论，需要评价时大体也限于“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从中归结的血缘关系发达及私有权受限等问题，亦所以证明其为今人之累。至于统治层面上的禅让易代、专制皇权、王朝体制之类，对之的严厉批判一直都是一种“政治正确”，能够引为鉴戒不加嘲弄已属不易。当然近些年来其况已有些变化，大量具体研究往往只论有无而不及是非，但类此的价值取向在其问题的预设、旨归及其所处背景中仍终难回避。更何况，讨论古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既被多年一贯的否定、批判过程渗透，其影响社会各界的程度更甚于业内同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这种以否定、批判为基调，愈是涉及统治体制及其核心秩序就愈甚的价值取向，显然植根于对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及其症结的思考，又被前三十年史学及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主流观点所强化。除和者甚寡的若干少数派外，无论是时人提出的“历史主义”，还是更早时候主张“了解之同情”，实际都是时代大潮裹挟下的不得已之论，是在认同批判的大前提下纠其偏颇，这四十年中却均被重提，也就多少说明了长期以来其况之甚，以致于时代主题已屡变迁，学术主体已更数代，史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却到今天还转不过身来。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文明灿烂的大国，其现代史学对自身历史却长期抱持根本批判的态度，对其阴影面、消极面的揭示鞭挞，几已成为本土研究者无可推卸的专业责任和道德责任，抱怨本国历史漫长沉滞及其形成的种种“劣根性”则一时成风。这是非常奇怪也断难为继的现象，对此恐怕只能解释为特定现代化阵痛的产物，是外在标准长期主导史学评价尺度的结果，也是现代中国史学迄今还在幼稚阶段的标志。
四、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引进借鉴和开拓创新，在各断代史中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这段历史的基本资料相当匮乏，上世纪初以来几宗大的资料发现，包括其陆续扩展的部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只有简牍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沾了点边，其比重之小，也像近年关注的新出墓志之类，属于唐宋的已达数万，隋以前的仅有数百。研究过程受此制约，从史料分析到问题的提出，也就不能不更大程度地拓展视野，更多地借鉴跨学科和域外史学的各种方法。这在早年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奠基的老一辈学者那里即已开始形成了传统，又经一代代研究者在不同时期竞相探索，在成就斐然，各领域深耕细作已达相当程度的同时，也在各时期错杂涌现的多种方法及其所获成果的兼容性，在如何借鉴运用不同方法来展开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
从大的形势影响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现状来看，这当然也是各断代史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其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时，我想基本的一条，还是要围绕历史实际的认识来讲求方法，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道理很朴素：方法是用来认识历史的，讲求方法十分重要，其本身却不是研究目的。能否推进对历史实际的认识，达成相关历史知识的有效增长，才是评判所用方法价值的唯一标准。研究过程及其所用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如果不是聚焦于史实的认识，聚焦于历史知识的有效增长，也势必沦为漫无边际的泛泛之论。应当看到，无论是这四十年，还是前三十年和更早时期的研究，均是在反省检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展开的，都伴随着方法上的大幅转换或扬弃。但无论运用何种方法，凡是具有恒久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无不是在史实的认识上有所推进，并与前人已获的知识相互发明和补充，其中突出的更在事关古今中国发展而久被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上获得了进展，也就都是历史知识有效增长，继承与发展良好衔接的典范。其反面则是方法愈新愈奇，结论左冲右突，研究不断重起炉灶，历史的说法虽与时变化，对史实的了解则粗疏如昔，最终盘点则并未在历史实际的认识上有多少推进。这一正一反两种情况所提供的鉴戒，至今仍是深值吟味的。
总之，作为基本的时代特征，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受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至深，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受现代化进程影响至深的一个片断。在回顾这一总的历程时，应当看到其各大阶段的代表性成就，主要表现为相继揭示了以往少所关注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机理，同时也都存在着局限，逐渐积累了一些深层问题。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抛开了中国古人对于自身社会和历史的思考，转而取据外来理论和别国模式来剖析和建构本国历史，为其先后关注、勾勒的历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大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亦多打有现代中国革命的鲜明烙印，其与世界各国和中国古代历史的要素、关系，在相通之下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其整个探索过程，从少数志士仁人得风气之先的认知，到逐渐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一直都是在进一步立足中国实际，在更长时段和更大视野下不断突破其原有局限而向前开拓的。这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即是在新的条件下重现、升华了这样的过程，对之的总结与反思，已是当代中国史学亟待展开的课题。
走向深化：辽宋夏金史研究展望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有目共睹，辽宋夏金史领域也不例外。我在《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一文中，对其概况已有所归纳[注]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第54-67页。。不过关于这一史学领域的研究展望，所言过简，谨此略作补充。
一
近来学界有不少回顾与反思四十年来学术史的佳作，对于推动这一时期学术进步原因的探讨，多有共识。
具体就辽宋夏金史学术领域而言，在我看来，重要原因首推随着国家社会生活趋向正常，史学研究也首次赢得基本正常的学术环境，起码能够相对安定，各项工作才有可能从容展开。也正是受这种大环境转变之赐，社会一步步地走向开放，由此带来的思想的解放，对于史学领域而言，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对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离弃与批判。这就使得学者们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以及研究议题的移易。依据经典理论提出来的那些传统议题，被新兴起的以社会史与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有学者因为意识到新格局下存在着研究议题的失衡现象，呼吁政治史研究“再出发”。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与逐步发展，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支持。无论是学者生活境况还是研究条件的改善，都是推动研究的不可忽略的正面因素。与此同时，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大增，也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从以前鄙视其为所谓的“积贫积弱”之世，转向了誉之为“最适合生活的朝代”。学术史上的这些转型与推进，更在学术人员的更替换代上集中体现出来，新一代研究人员的主体，当数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在九十年代起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界生力军的那个研究群体。所谓新一代之“新”，主要体现在他们是在新的学术环境之下培养起来的、具有新学术立场与学术思想的研究主体。此外，受高教“大跃进”之赐，进入本领域的研究人员数量成倍增长，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不过，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四十年来的学术推进与学术扩张，“造就”了本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其基本特点，成为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某种“前置条件”，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与思考。
首先，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在疏远了传统的教条学说之后，学者们却表现出了某种不适应感，觉得“丢失了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线索”。也有学者认为，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差不多每一个知识点都得到了重新的研究，但是获得的认识并未能整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具体到辽宋夏金历史时期而言，许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是对其时代定位的困惑，以至于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成为学者们理解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框架性认识。因此之故，人们开始批评史学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叹目前史学研究中“理论”的缺失，这就是笔者此前曾经撰文讨论的“理论饥渴症”。
其次，显而易见的是，经过多年的扩张，每年刊布的专文专书近乎海量，可以说，举凡存世资料相对丰富、足以展开讨论的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学者撰写了专著，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论文了。一些热门的议题，研究“论著”更是集中。但是，这样的“盛况”所带给这一领域学者们的，更多的并非欣喜，却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一方面，四十年来平面梳理历史现象的讨论，仍占出版物的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面扩张，自然会碰上资料不足、议题枯竭的瓶颈。大量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之不易，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种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之下，简单重复已经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研究的平庸化遂不可避免。如何在论著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提升研究的质量，也就成为有责任心的学者们一种无法释怀的心病。
第三，具体到辽宋夏金史研究，除了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出版对西夏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外，这个领域既不像前期各个断代，在大量简牍纸帛文书发现的刺激推动之下，对整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不像帝制后期的明清等断代，除数量远超前代的存世文献外，还存在着海量的地方文书、档案文献等等对于学者个体而言绝难全面掌握的资料，因而有着更多议题拓展的余地。缺乏核心新资料注入的辽宋夏金史领域，一如既往地平淡沉寂，刺激研究创新的因素有限，这样一来，研究平庸化的困境似乎就更加凸显了。
二
那么，在“后”40年时期，本领域的学术创新如何可能？
首先必须面对的自然是关于唐宋时代的定位问题。李华瑞曾撰文，批评本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本认识框架来讨论宋代历史现象[注]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0日第14版。，认为将内藤湖南的这一假说视为“公理”，甚至泛滥化，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既无视这一假说的帝国主义学术背景，更忽略了它对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全景的狭窄化，而仅以赵宋王朝、甚至以疆域空间日趋狭小的南宋来代表整个辽宋夏金历史整体。其批判目光十分敏锐。不过，如果我们将其与学界对经典理论的疏远相联系来思考，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除了某种可能的跨越朝代体系的用意之外，这一假说之所以能够流行，还在于它给了学者们一个比较清晰的、对于唐宋时代定位的替代性的概念。也正因此，在某次学术会议上讨论如何“走出”唐宋变革论时，就有学者提出了“那我们将以怎样的概念来替代它”的问题。李华瑞也认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
这无疑反映了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总是希望有一种现成、统一、正确的认识框架，来供自己利用。定位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关于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历史理论”，学界从无异议，本无需赘言。学者们所纠结的，是那些相对具体的讨论取径与分析方法，即所谓“史学理论”问题。笔者以为至少有三条可能深入的取径是具有潜力的：
首先，走向多元化。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探索真相的取径则不妨多元化。更何况任何学术研究总是始于假说，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元化的探索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任何排斥异说、唯我独尊的心态都是不科学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通过强调历史的某一侧面特征，试图以此来指称甚至概括整个唐宋时代。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自两宋时起进入所谓“富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农商社会”等等。坦率地说，这些努力都具有明显的试探性，无论在史实的复原还是论证的周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些论点最终是否得以确立，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这些都是我们走向历史真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尝试。
其次，更强化的全局意识。学者们所批评的所谓“碎片化”，大致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略有差别的层面。除了前面所讲对历史发展总线索的困惑之外，对特定历史阶段通观性知识的缺乏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深受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设问在先，读书在后，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大行其道更加强化了这种倾向；而不是通过精读体悟基本历史文献，读书得间，再从中发现值得探究的历史问题。因此对历史的观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知其一，不及其它，以至无法将具体知识与历史演变的大背景相联系。新一代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以及学术大跃进环境之下多攒快写的学术生态等等，都是造就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应对之道，唯有追求更强的全局意识，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两方面，都是如此。
关于纵向观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本领域已经成为共识的看法是，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社会现象，都应该跨越断代的间隔，从更长的时段来观察。近年来，不少学者强调五代在其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并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发现。此外，笔者认为，纵向的长时段观察不应局限于向前的追溯，也需要注意到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前观后瞻，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辽宋夏金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其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对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尤其是南宋时期的许多史事，例如经济活动、基层社会控制等等，如果不能了然它们后期演进的基本路径，想要把握到位，是困难的。
至于横向观察，具体就本领域而言，除了一般意义的全局观之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跨越各不同民族政权的隔阂，对整个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全局性的关照。这就是先师邓广铭先生所倡导的“大宋史”的理念。邓先生在为《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所撰写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他提出要除破在辽宋夏金史领域“严格划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步”的现状，做到通力协作。不过，学术界的现状距离真正落实先师提出的这个重要理念，仍有明显差距。实际所谓“大宋史”，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非要同时涉足辽宋夏金史的专题研究，身兼数职，邓先生提出这个理念的落脚点，在于我们要从一个全局眼光来观察历史。无论是讨论赵宋王朝、还是契丹辽朝的某个具体议题，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政权的立场，而要考虑到当时几个不同政权同时并存、相互角逐的大格局，这样一来，对于历史因果关系的观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第三，深化核心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间的各种关系不可能等量齐观，而必然有某些侧面更具基础性，可以视之为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核心议题。不断深化对这些核心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那个历史时期有着引领性的意义。尽管关于这些核心议题的讨论积累一般都比较丰厚，但由于它们所涉及的历史要素比较复杂，有关历史资料也相对丰富，所以也不太可能全无深化的余地。就笔者相对熟悉的两宋历史而言，就颇有一些为人们所熟知实际却并未真正深入的重要议题，有待学者们的智力投入。
若就相对宏观的议题而言，例如学者们无不熟悉的严复(18541921)的名言：“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大多数学者也认同两宋对于帝制后期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影响。但是宋人究竟怎样“造就”后世中国？“造就”又具体表现在哪些社会生活的层面上？鲜有深入客观的分析讨论。事实上，我们只有厘清了两宋社会与后世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诸如后世缙绅阶层的源起、国家制度的衔接演变，还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前后嬗递、关于它的历史定位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又如，从历史演进的大趋势来观察，辽宋夏金史可谓是南北民族关系的大变局，中国历史不仅再一次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共存的时期——有学者称它是“第二个南北朝”，而且在此之后直到近代，中原地区就长期处于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其间虽有朱明王朝的中兴，其影响力亦远逊于汉唐。所以才有如刘子健所论，从南宋以降，中国文化开始“走向内在”。这里既有南北民族关系演变的外部原因，更有中原农业文明趋于精熟之后的内在因素。无论如何，这样的内外影响必然渗透于人们历史活动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且不论落入女真政权统治之下的北宋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注]范成大：《揽辔录》，《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七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6页。，即便在南宋政权的行都临安府，据记载其风俗也是“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注]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乾道四年七月壬戌”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02页。。当然，从文化性情到生活习俗的“熏蒸渐渍”，也必然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叉影响的。不过这样一幅极其重要的历史画面，学界显然尚未将其描绘清楚。对于“走向内在”的方方面面，也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概念表述而非史事的实证。
有的时候，这些宏观的观察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种讨论的视角，内化到其它一些具体的议题之中，而不是非得作为单独议题来专门探讨。这当然需要论者具备更为强化的全局意识。若就相对微观的层面而言，关系到辽宋夏金史时代性格的一些核心议题，例如经济史研究，近年来推进就明显迟缓。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精熟化的原因与表现等议题，已较少为年轻一代学者们所关心。商品交换的发达及其与农业经济以及国家财政制度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也不是本领域学者所习惯的“发展模式”这一单向性的思路所能够探究清楚，更为精细的史实复原与多元化的观察取向，是研究深化的必要前提。此外如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所带来的整个中原地区经济地理乃至文化地理格局的大调整，是我们理解那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它对于各不同地域之间的具体影响，特别是在江南的一些边缘地区(例如两淮)，以及作为“旧中心”移出的中原核心地带的境况等等，不乏深化的空间，自不应该满足于宏观式的通论，分地区细致的个案式探讨实有必要。但是它们所受到的关注与其在分析结构中的重要性，仍无法形成正比例关系。
最后，在所有的核心议题当中，最具有引领性意义的内容，无疑是那些直接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最后规范了那个时期人们行为的国家政治及其走向。因此才有学者指出，许多具体领域的问题最后都得回到政治史的层面来解决。尽管几年前已有学者呼吁辽宋夏金政治史研究应该“再出发”，但其与那些热门议题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并未消失。
三
前文谈到了我们应该以多元的取向与更强的全局意识，认真探讨辽宋夏金时期一些核心议题，以此作为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关于研究工作究竟如何具体展开，下面再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更敏锐的批判意识。这里所说的批判意识，指不盲从于一切成说，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质疑之，验证之。笔者并非倡导哗众取宠式的史学翻案之作，而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辽宋夏金史的知识框架，是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以来前辈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所构建起来的，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甚至视为既定事实，并引以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40年来的研究虽然进步显著，但一方面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关于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则相对有限，认识基调未改；另一方面，学术史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实例，有一些我们不假思索地引以为常识的内容，常常被证明在史实重构或者认识方法上都存在着无法忽略的缺陷。有一些案例，当新的研究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相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而且会发现史实真相其实相当简单，诧异此前自己为什么未能思虑及之。这一切与我们常常迷信于权威，对成说丧失了批判能力不无关系。实际上，前辈学者在研究条件上远不如今天，有一些甚至连基本史籍都无法齐备，更不可能有功能强大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可资利用。在近代史学发展的早期，学术积累有限，认识或失周全，不可避免。所以笔者以为，本领域的许多基础知识，都有待于重新验证。而且，只要有耐心真正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会发现，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深入余地。
其二，更扎实的基础研究。笔者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指关于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复原工作。近40年来的学术史，从某种角度来观察，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种趋势推动着史学从业人员急迫地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寻找更为新颖有效的解释工具。40年来，主要是从域外引入众多新方法、新观念，尽管从它们原初的规定性来看，都相当有意义，但最后往往不免被泛化，甚至歪曲。无论是在经济史研究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都不能例外。至于辽宋夏金史领域关于“唐宋变革”的假说，更是如此，以至有学者不得不专门撰写一篇题为《何谓“唐宋变革”》的专文以作澄清。有一些当今社会流传的热门词汇，也常常被人在一知半解之中生搬硬套，直接借引到史学研究中。例如，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像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型市场、外向型经济等等概念，就常见有人将它们应用到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之中。每当某个所谓的新方法被译介吹捧，大量的专文专书应运而出，等兴奋过后，潮水退去，我们才发现，留在沙滩上的金子不过一星半点，其对于本领域历史核心问题研究的推进极其有限。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因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现代人类社会，其研究对象客观存在。虽然有社会调查或取样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环节，但研究者不必为某一社会现象之存在与否，大费周章。历史学则不同，研究者首先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来复原史实，再在准确的史实复原的基础之上，展开分析讨论，对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易言之，历史学研究是一门必须做到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并重的学问。因此，尽一切努力，走向细节，复原史实，不得不成为所有深入研究的起点。
在辽宋夏金史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看似专文专书近乎海量，以至新入门的年轻学者无处着手，冷静分析下来，简单重复式的文字仍占大多数，是不争的事实。也有一些论著，虽然主观上力求有所发现，但仍不免失于粗枝大叶，满足于通论式的铺叙，其所依据的史实，浮于表面，未能花功夫深入细节，讨论分析之无法深入，也就可以想象了。实际上在本领域，一些基础性的史事，无论是核心的国家制度，还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史实细节，并不能说已经发掘殆尽。我们不必一一举例，近年来一些有实质性推进的研究论著，包括不少水平上乘的博士学位论文，都昭示着这种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几乎所有新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新的史实复原的基础之上的。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纠结于什么研究方法、时代定位等等观念性问题，等到将此前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新的历史细节发掘出来之后，关于现象解释的新思路往往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三，更坚定的常识立场。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类社会，尽管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人们的社会生活已今非昔比，但在许多基本规律方面，却与传统社会具有相当的共性。对于中国这样文明长期延续的研究对象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有时候相比于那些看似高明的理论方法或者稀见的资料，基于常识的判断反而可能更为重要。那是因为通过历史资料所复原的史实总不免是零碎的与片面的，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也总不免是主观的，所以对于任何有悖于常识的研究结论，都应该持十二分的警惕。例如关于宋代城市史的研究，笔者曾经吐槽有些研究者太过浪漫，大笔轻松一挥，就在两宋大地上描绘出了众多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全然不顾那些都市人口吃不吃得饱。要知道在北宋时期，赵宋朝廷动员全国的财力，才做到每年从东南地区漕运600万石粮食，以满足京师开封府人口的消费需求。其它的那些大都市既无开封府那样来自朝廷的财力支持，又如何满足其庞大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呢？事实上到了南宋时期，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发现不少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蛛丝马迹。如本人生活多年的杭州市，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主城区面积比南宋时期的临安府城已经扩大了三四倍，常住人口不过百万；直到近年，主城区面积扩大了十来倍，常住人口也不过300万。所以每当看到有学者提出南宋后期临安府人口已超过百万，就直觉不太可能，因为它有违常识。后来的研究也证明了笔者这种基于常识的直觉的合理性。
历史研究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无所不包，因此相对于人文学的其它学科，历史学对从业人员知识面的要求也最高。说句通俗的话，在人文学诸门类中，历史学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门学问。研究者当然不可能天生样样都懂，所以就应该视研究课题的需要随时学习，补充常识。这里所说的常识，除了日常生活知识之外，还包括与研究议题相关的各专业门类的基础知识。譬如试图研究宋代的农业经济，却对农学知识一无所知，五谷不分，想要做到研究的精进，岂非南辕北辙？
以上所论，不过一得之见，有待识者指正。不过最后笔者仍然要重复一句旧话：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够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反思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这才是本领域研究进步的最终保障。
谈谈明清史研究的再发展
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长春 130024)
从明清史发展的角度看，过去40年是中国新史学开端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新史学在民国初年展开，但整个民国时期战乱不断，虽然有诸多伟大的学者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奠定新史学的基础，但新史学因应当时社会急剧转型而兴起，既要厘清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观念与方法和对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基本认识，又要回答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转变途径，以及中国边疆与民族关系原委等一系列与现实选择直接关联的问题，对明清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断代研究无法全面着力，仅成开端。接下来的“十七年”，明清断代研究逐渐展开，但当时整个历史研究都有过分浓重的革命史色彩，受苏联历史学理论很大影响，教条氛围既浓，视野也比较狭窄，且人才、文献、经费资源稀缺，主要是在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一些较重要成果，其他方面平平而已，分支领域也没有全面铺开。“文革”时期，整个历史学扭曲严重，明清史研究同样难以正常发展。“文革”结束后，伴随普遍的思想活跃、持续的社会安定和资源充足，明清史研究才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条件。改革开放的突出特征是变化发展，是面向世界。明清史研究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取得较大进展是合乎逻辑的。赵世瑜教授前不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过一篇回顾四十年明清史研究的长文，已经把发展的主要表现讲得很全面，其他的学者也做过回顾，这里谨从宏观学术史的角度再作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明清史断代研究的基础条件全面夯实。明清本是中国各断代史中得到研究的时间最短、根基最浅的一个领域。原因很简单，中国现代历史学直接的本土渊源是清代学术，而清人重古典，且颇有忌讳，故虽有官修《明史》，学者却不大研究明史中的具体问题，对清朝本身的历史则因贴近而多记述，少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在接受一些现代史学理论观念前提下，继续清代学术的脉络，首重先秦，依时序下推，对明清史比对其他断代关注少些，堪称名家者，仅有孟森、萧一山等不多几人。这样，明清断代史的学术体系，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成型。郑天挺、傅衣凌、王毓、王钟翰、谢国桢、吴晗、戴逸、李洵、李文治、梁方仲、洪焕椿、许大龄等学者，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些重要著述，为中国的明清史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实现，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沉淀期。明清史奠基学者们研究的意义，其实是在近40年间才得到充分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在这个时期始得到广泛散播。此间，奠基学者群中的一些学者继续发表论著，渐趋隐退，恢复大学招生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人成为第二代明清史学者主体，他们培养的新人也逐渐成为明清史研究的中坚。奠基学者的研究与新理论、新方法结合，引发了诸多视野更为宽阔的后续研究，带动了大量功力深厚的专门研究，也催生了一批优秀学者。大型清史的编纂，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已经开始酝酿，到2002年作为一个国家工程启动。这项工程最终成果的学术水平要在将来逐渐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项注定载入史册的重大学术举措，其实施过程本身，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清代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带动了诸多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对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总体理解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努力出现，甚至经历了“范式转变”。
第二，明清史研究接近国际化。先前的明清史研究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似，有着很强的封闭性。原因一是学术资讯条件不佳，二是研究者多不掌握外语，三是研究的范式反差过大，难以融通。资讯不畅自然造成反应迟缓，外语能力不足造成对域外研究非经翻译出版不能处理，范式差别则造成对域外研究的人为疏远。曾经有一些西方研究，如费正清的作品，在翻译印刷时要标明是供批判使用。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外明清史研究已基本成为不通声息的两个世界。20世纪80年代初，郑天挺先生在南开大学组织国际明史会议，在当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国门从此开放，域外学者走进来，中国学者走出去，交流常态化，合作研究也逐渐展开。前代学者文献熟稔、考据扎实，但对域外明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大多以现实立场为基点画界自异，很少置评。新一代学者则总体而言掌握文献比域外学者坚实厚重，在理论方法层面也可以与之直接对话。以往的明清史论著在做学术回顾的时候，对域外研究不甚理会，或只是略加提及，近年来则已经形成把明清史视为一门国际性学术的普遍意识，大家都尽可能对域外研究及时了解、纳入考量。国际化体现在研究信息的共享中，也体现在争鸣中。近年来，中国明清史界对美国学术界的“冲击反应”模式、加州学派、“新清史”等话题，都做过回应。长短犹在互补，疑义相与辨析，阻隔已然消失。经过这40年的发展，中国明清史研究总体而言居于世界前沿水平，在材料占有方面超过西方和日本学者，在理论方法方面还是中国学者借鉴外边的多一些，但水平趋近。
第三，这四十年是一次史料大呈现时期。明清史存世文献虽然早就非常丰厚，但其中大量为少数图书馆收藏，长期难以有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数量巨大，影印公布的更多，且随着互联网和文献电子化技术广泛应用，可利用性极大提升。同时，随着研究视野趋于开阔，大量域外文献被纳入研究视野。田野文献的搜集整理、档案整理与公布，在在成就斐然。近年明清史文献虽非如民国时代那样可称“史料大发现”，研究者可利用的史料确然迅速扩张，已无数倍于先前时期，可以称为“大呈现”。如此则研究的深入，为自然之事，且其发力，尚在将来。
第四，明清史研究多元化。改革开放突破了教条主义，释放了思想活力，明清史研究可以被视为思想文化多元绽放的一个缩影。先前的历史研究，以国家政治、农民战争、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为主要分支，在社会发展史的统一视角下呈现出“五朵金花”，其间成就很多，但无论方法还是视域都还偏于狭窄，新时期则有了一些“百花齐放”的意味。其中比较醒目的是社会史。先前也有社会史的名目，但社会学作为学科门类既已取消，社会史研究就仅仅贴附于经济、政治史的边缘。新时期社会史与社会学内在结合，致力于对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日常运行与演变的面貌加以分区域的叙述和解释，形成了专门化的研究理路。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史类似，丰富了方法、扩展了史料范围，推进了区域史探索，也增强了历史研究的国际性，拓宽了研究的全球史视野。经济史从主要关注生产关系，扩展到对财政、货币、商人群体、生产力水平的深入研究。政治史也从阶级斗争和统治政策研究扩展到政治文化研究。先前研究极其薄弱甚至阙如的领域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收获，如对女性、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移民、社会群体、社群生活等问题的研究皆有发展。明清史界的“华南学派”以人类学方法考察华南等地基层社会组织与状态，声势所及，甚至成为国际学术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
明清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现实关联最密切，明清史的基本文献和遗迹在中国，中国有最大的明清史研究学者群体，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本就应该是世界一流的，也应该是不断进步的。以前中国的明清史研究俨然瞠乎他者之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经费资源不足，二是社会环境不稳定，三是理论薄弱。现在前两者都已经大幅度改进，第三点则还有些问题。新史学兴起之前，中国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证之学都有深厚根基，但解释历史的理论漫漶陈旧。新史学兴起后，各种理论涌入，各取所好，辨析未精，后来又落入教条的窠臼。近年来能够克服教条，主要靠的是开放，但以借鉴为主要路径。借鉴得好，可以不落后于他人，却难以超过他人。要超过他人，既需借鉴，更需创新。明清史只是历史学中的一小部分，在纯理论层面不能也无需独立创新，但在具体研究中，却需有足以统摄该时代历史之整体与特点，并将之与现实充分关照的具有一定理论性的观念与方法，也可以将之称为一种“中层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对研究基本观念的批判性思考，透视各种相关研究之间的关联和整体性，辨识各种研究的认识价值，寻找知识进步的症结点。建立这种理论，需要对既有人文学术的基本状况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也需要把握明清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的特点，非经整个明清史研究界持续努力不能达成。这里仅就明清史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的特殊之处略陈己见：
第一，这是存世原始文献最多的断代领域。明清两朝处于印刷业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且距今最近，故存世文献比其他时代丰厚得多。任何人穷一生之力，无法读完明清两朝中任何一朝的史料。这意味着明清史的研究不可能与研究先秦以及帝制时期的其他断代一样，用穷尽史料的方式或者经学家本领来做，又应比其他断代做得更精细，所以对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要求更高，需能别出手眼。
第二，明清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收结时代，是现代中国的前夜。中国历史传统的诸多方面，经过明清时代的最后一轮沉淀、嬗变而投射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中国的版图也直接承继于明清，因而明清是定位和认识现代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关键时段，也是观察中国自身传统实践后果最真切的时段。传统中国如何收结、现代中国如何发生，是明清史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却不是其他断代的基本问题。
第三，明清处于全球化展开的时代，也是欧洲工业化发展时期，全球各个文明、社会体系直接联系起来，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同一个中国，在大变迁而又日益紧密关联的世界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作用于外部世界并接受外部世界的作用？这与先前各断代的外部关系有根本不同，因而要求明清史研究有更具体、真切的全球史的视角。
第四，基于文献充沛、社会转型、时代变迁，明清史是一个各种方法都可以充分施展的断代领域。各个断代都可以运用多学科方法加以研究。所谓多学科，其实主要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注重量化，更注重解释的模式建构，而这些都需要系统化的数据、案例和细节，明清史在这方面具备相对充分的条件，可以展开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证潜能。又因明清距离现代最近，而人类各种人文社科理论主要针对现代社会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可关联度超过其他时代。所以，明清史研究可以更直接运用跨学科知识，也需要对新理论和新方法足够敏感。
明清史学界的各种关涉全局的范式、流派、模式背后，其实都有对上述特色的关照，或者在同一层面所做的其他思考。
前面说到明清史研究在近年的诸多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环境的开放。开放性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外部条件，它自然而然地带来多元化，带来多种可能性。学术探索未知，无人能够事前确知有意义的创新在何处，所以不能崇尚权威，不能闭门造车。各种思想、流派、主张在宽松的环境中争鸣，学术就会发展。至于“宏大叙事”还是“碎片化”，虽然值得讨论，却从来不是根本问题，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也无需纠结于在二者间如何取舍。历史的内容既涉宏大，也涉微观，都要有人去研究，然后交流，互相补足，无价值的自然会被淘汰。这些年来学术环境中的主要缺陷，其实是学术评论没有发展起来。学术评论的主要功用，一是把学者各自的研究迅速联通，使之进入社会性思想的网络——这其实对于克服“碎片化”非常有效；其次是及时形成价值判定，把一些高水平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引领作用传导开来，把一些低水平研究筛汰出去——这比行政评价体系要有益得多；还可以把一些学术分歧的症结很快辨识出来。回想一下，民国、“十七年”的学术评论也是相当活跃的。民国时期有多次学术论战，“十七年”也有诸如“五朵金花”这样的争鸣。论战或争鸣，其实就是群体性参与的学术评论，与个别的评论一样，都是学术进步所必须的条件。近年来，学者间很少相互评价，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一是交给资讯媒体和市场，二是被期刊和出版社的等级机械替代，学术界就因而颇有些江湖或者官场的气味了。前不久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有学者在分析当下明清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时指出：我们同行缺乏共识，不知道哪些问题是基本问题，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一些总体的理解。这种情况，其实不会发生在学术评论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中。建设活跃且常态化的学术评论氛围，才有可能形成一流的学术共同体。
既然说到这里，应该就学风和评价体系略说几句。近年的学风总体还好，但有些令人担忧之处。好的方面，大多数学者注重实证研究，并且普遍关注国际学术动态，积极消化扬弃，扎实且有创新意识地推进各个分支的具体研究。不好的方面，主要是学科评价体系和行政化学术管理带动了功利化的研究心态。这些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人不辨行业领域，把经济管理的逻辑移用来“管理”学术，放纵使用报酬激励之法，使得学者不得不瞄准激励目标，计算权威刊物论文发表量，就业、提职、成名，无不被行政化评价体系左右。大量抄袭、剽窃和更多的朦胧搅拌低水平作品，也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奇异现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历史学家都没有遭遇这种境况，而管理者面对无数批评，乐不思蜀，一意孤行。学者是人，要谋生计，自然不能不考虑报酬，所以多数学者无法超然于评价体系之外。但真正高水平的人文学术，追求的是对于人类说来的真知灼见，必须投入人类情怀、自由精神、心血才情。对这样的事业，一味做行政化的评价，会使学者逐渐失去理想，纠缠得失，为等级所困，也为行政管理者支配。以利害驱动思想者，令其境界如水赴渊，绝不是追求国际一流学术的机制。愿沉迷此道者叩问良知，为学术之未来计而有以更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黄爱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学术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40年间，清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2000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80年代至20世纪末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即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清史研究打破坚冰，冲破壁垒，拓展领域，夯实基础，回归清史本身的阶段。
从研究对象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在现行学科体系之下，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称为中国近代史。就前半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特别不受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三千年历史当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尾巴。大学的中国古代史课，宋代以前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明代已然比较简单，清史则是一带而过，研究更是被打入冷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极受重视，但它却是近代史，主要依据毛泽东阐述的“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过程)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重视“三次高潮”(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关注帝国主义侵华史。实际上是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这80年的历史，而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
改革开放以后，清史研究逐渐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界限，不再以鸦片战争为断限将清史人为地一刀两断，而是把有清一代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使清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一代王朝的历史。如《清代全史》10卷本(1991年)，就是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探讨的多卷本著作。又如《清代人物传稿》20卷本(19842001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传统意义上的清代人物传记，下编则是1840年以后清史人物的研究成果，二者基本囊括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的重要人物。清史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确定，堪称是一个根本的革命性变化，奠定了整个清史研究发展和兴盛的基础。
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是研究视角的变化。清前期的历史摆脱了中国古代史附庸的地位，清后期的历史则突破了革命史的叙述模式，学界开始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进行探讨，力图阐明清朝从崛起到发展、鼎盛，再到衰败和灭亡的过程，同时展现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在研究方法上，清史也跟各断代史的研究一样，突破了改革开放之前那种教条主义的框架和模式，趋于实事求是，趋于客观理性。与此同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并引入到清史领域的研究当中，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等等。
与此相应，清史研究的领域也大大拓展。改革开放之前，清史研究主要着眼于经济形态、阶级关系，重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关注满族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清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宫廷史、地方史、边政史、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此外，对清代重要历史人物，如康熙、雍正、乾隆等历朝皇帝，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慈禧等有争议的人物，对重大历史事件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要历史现象如康乾盛世、边疆开发等，也都有研究或争论。可以说，对有清一代历史的研究已开始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与清史研究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文献如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在内的《四库》系列丛书，各种地方碑刻资料、契约文书等；档案如《清实录》、起居注、朱批奏折、上谕档、宫中档、海关密档，地方档案如孔府档案、四川巴县档案，以及人物档案如吴煦、盛宣怀、达赖喇嘛等。这些文献、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方兴未艾的清史研究夯实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二、新世纪以来(2000年迄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20年，可谓是清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得到迅猛发展，研究视角、方法和研究领域日趋多元化的阶段。
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特殊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清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也愈益受到关注。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经历了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距离今天最近，许多问题诸如疆域、人口、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影响到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尤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清史研究也因此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事，就是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的开展。这项工程于2002年底正式启动，迄今已整整16年。海内外学术界先后有1000余名学者参与了此项工作，不仅从事清史、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参与其中，而且有关学科专业如财政经济、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专门领域的学者亦有参与。日前，新修《清史》全书106卷约计4000万字已提交送审稿，参考文献汇总、索引制定等后续工作尚在进行中。可以肯定，新修《清史》的告成，无疑是对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标志着清史研究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在国家修史工程开展的同时，学界对清史研究的视角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将有清一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观察、进行研究的视角成为学界共识，新修《清史》即以九卷“通纪”提纲挈领，梳理有清一代自崛起、入关、统一、鼎盛，到中衰、自强、救亡，直至覆灭的历史。对清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节点，学者也注意从不同的视角予以探讨。如辛亥革命，以往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清王朝自身，试图从清朝本身的角度探讨一代王朝走向没落和衰亡的缘由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与清朝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相应，学界的全球化视角也日益拓展。上世纪90年代末，学界开始把清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当中，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出现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代表性成果。新世纪以来，清代中国的边疆民族、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联系等问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新清史”学派的出现及其争论。“新清史”本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一个清史研究的学派，其后逐渐影响到中国学界。总体而言，“新清史”提倡从满族视角看待清朝历史，重视满洲特性和民族认同，强调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过程中的贡献，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并且重视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文字的利用。这一研究视角，对于纠正学界以往只讲满族汉化，或者某种程度上贬低满洲和清朝历史的偏向，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据此否认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则是不科学的、片面的。目前，有关“新清史”的讨论仍在继续，相信通过深入的研究，清代历史的面貌会更加全面、清晰，我们对清史的认知也会更为客观、理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清史领域得到了更广程度的拓宽，诸如书籍史、阅读史、女性史、日常生活史、医疗卫生史、生态环境史、家族宗族史、民间信仰、秘密社会等以往不太关注的方面，都受到学者相当程度的重视，故宫学等新的学科概念的出现，也成为清史研究的新亮点。与此同时，清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事件，进一步得到学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对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研讨，有关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问题的争论，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反思，对光绪皇帝死因的鉴定和研究等。而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如“e考据”的出现，各种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也成为促进清史研究的重要推手。
在图书资料方面，以新修《清史》工程的文献、档案整理为标志，清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和文献基础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清代文献如《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稿抄本》等大型丛书对清人诗文集以及珍稀著述的发掘和整理，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黄遵宪、梁启超等个人全集的重新整理出版，档案资料如《清代中南海档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宫热河档案》《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等诸多珍贵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出版，都为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清代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如清代档案总量约1200万件，目前已开发约700万件，其中不少档案在《清史》工程内部的“中华文史网”上得以开放利用。又如，《清实录》《东华录》《清会典》等诸多基本史料均已数字化，不仅可以阅览，还能检索下载，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知识的普及和全社会对清史关注度的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清史的通俗读物大大增多，各种题材的清宫剧也盛行一时，虽然不免存在编造的弊端，有的甚至误导民众，但在清史知识的普及方面仍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三、问题与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清史研究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可谓是自清王朝覆灭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开展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就最高的历史时期。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是清史研究开展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当然，其中也不免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有的是各断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理论指导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弱化，研究选题以及研究本身的碎片化趋向，以及一味追求新奇甚至怪异，刻意做翻案文章等。不仅如此，由于清史本身的特殊性，其研究还极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的清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如清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立场、近代史的革命叙述模式，以及教条化的倾向、以论带史的弊端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并未完全消除。不仅国内学界如此，即如海外“新清史”的出现及其争论，也不完全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差异问题。就此而言，在清史研究中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亦因如此，在当前和今后的清史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联系、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去考察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分析研究，尽可能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从而使我们的清史研究既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又能够发挥历史的“资治”作用，为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路径与方向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各个断代的研究都取得很多重大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在整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所从事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同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其他断代或专门史的变化更引人瞩目。这不是说我们做的比其他领域的学者好，而是因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本来就是在20世纪新史学的体系下发展起来的新领域，在传统史学里，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域，本来就缺乏深厚的学术基础，更没有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明清社会经济史不仅有了基本的问题格局，方法上初步自成体系，形成了与传统史学明显不同的学术议题和研究范式。
但是，就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由断裂或转折划分出来的独立阶段。事实上，至少在前二十年，大致上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这个时间点很难清晰划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到今天还在延续)，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延续着五六十年代的路径发展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转变的时间标志，那这个转变不是五六十年开始的路径的转变，而是重新回到五六十年的路径上。我们都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是以“拨乱反正”为目标的。这个“正”，就是五六十年走出来的“正”，这个“乱”则是十年动乱期间对学术的摧残和后来的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影射史学。所以，七十年代末以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把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脉络接续起来，在当时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风气下，明清社会经济史一度热闹起来。当时活跃的学者，主要包括了两代人，一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创并奠定了明清社会经济史基本格局的老一代学者，一是五六十年代开始跟随上一代学者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门的当时还年轻的学者。这两代学者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问题和积累的研究经验基础上，在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十多二十年间出版了一批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研究集大成的总结性的成果，建构了一个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的比较完整的知识和解释体系。这个社会经济史的体系影响之深，今天仍然主导着知识界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很多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虽然越来越少提及这个时期的成果，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摆脱或者超越这个经济史体系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例如资本主义萌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地权形态和租佃关系、商品经济与市场结构、市镇与城市发展、海外贸易等等议题，都是从五六十年代提出来，到八九十年代才真正形成比较系统化的解释。这些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引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认识，也不应否定或者贬低这个转变在中国史学转向的意义。前面所说的延续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的路径，固然是一种承前，但实际发生的影响和意义，更体现在启后。
首先，前面提到的两代学者，在继续推进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努力展开的研究方向的时候，通过深化和总结其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在已经提出的问题框架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更把他们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的许多疑惑提了出来，尤其是原来的理论框架不能自圆其说的，与历史事实不能吻合的，从既有的逻辑上引申出来的，由于新发掘的史料和史实导出的，种种的新问题，都在八九十年代逐渐萌生出来。当时的研究有一种比较共同的处境，就是一方面仍然有一套似乎定型的大家深信不疑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研究中被认识到的越来越多细致复杂的事实，直接套入这套理论时，常常要面对逻辑上的矛盾乃至陷于悖论中。于是，打通历史事实与固有理论逻辑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提出修正或建立新的解释，成为当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种努力的方向。例如，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理论假设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显著的发展变化事实之间矛盾，地主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小农经营方式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松解与宗族社会发展的关系，全国性市场的性质与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关系，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与江南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等等，都隐含或呼唤着新的历史视角，新的议题和解释逻辑，甚至潜在地引出新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方向的追求。老一辈的学者不仅把几十年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不满足于一些教条化的历史解释，从历史事实出发去推进社会经济史解释体系的建立，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把研究方向拉向新的领域，为后面二十年的学术转向奠定了基础。
这种学术转向的另一重要的动力，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探索。从1978年开始，随着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一批年轻人通过研究生的渠道进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他们在上面说到的两代学者的指导下，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前辈开辟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更努力去探索向前推进的方向。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历史学界都在热切地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路径，战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出来种种学说和方法，也触动着研究者的思想，打开研究者的眼界。与此同时，欧美、日本和台湾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许多成果也给大陆地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启发和刺激。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下，在前二十年，年轻一代学者主要还是跟随上两代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套路，在此基础上，先从扩大视野，拓深问题入手，引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开出新的领域，逐渐形成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格局。到后二十年，当这代学者逐渐成熟的时候，一些新的方向和课题已经渐见明晰起来，他们后来指导的学生，越来越多在新的研究框架中拓展新议题。
因此，我们回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进展时，既要立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的延续，又要敏感地把握着这种在延续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新方向。沿“旧路径”走出“新方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的一个特色。之所以能够这样走过来，一方面是因为从历史学的整体上看，我们这个学科的所谓“旧路径”本身就是“新方向”，从一开始就是以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的所谓“新发展”，也主要是研究新材料的大规模拓展，推动了研究问题的不断更新。
所谓新材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传世文献利用的大规模扩展，这点可能是与宋元以前各断代史相比，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明清时期由士大夫、文人、官员制造的文献典籍，流传下来收藏在各种公私机构的数量，是以前历朝无法比拟的。但在90年代以前，这些文献大部分都不容易被研究者看到，在研究中得到全面利用就更是无从谈起。那个时候，我估计90%甚至更高比重的传世文献，或者是研究者没有很好利用的，或者是其中很多根本就看不到。例如明代的地方志、明人文集，过去能看到还被利用的，就相当少。记得90年代以前的研究者，很多还依赖《古今图书集成》中辑录的文献，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的明代到清初的地方志，从一些类书中转引也是常见的方式，很少能直接利用原书原版。还有各种政书，如《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还是最常用的资料来源，各种则例、条例很少能被研究者利用，甚至连《明实录》研究者使用起来都不是很方便，利用在研究中也还不是很普遍。至于文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贺长龄的《清经世文编》和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还是研究者引用文集文献的主要来源，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四部丛刊》里收入的少量文集。80年代以后，大量的明清时期的传世文献被编辑影印出版，尤其是几部“四库”丛书的编集出版，乃至近年来各种珍本稀见本丛书的出版，在明清史学者面前展开一个浩如烟海的文献世界。
与此同时，利用传世文献建立的各种古籍数据库，甚至更大型史料丛书的电子版的私下流传，对于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入门者来说，更是开启了通往文献海洋的捷径。虽然大家也都懂得史料需要完整细心阅读的道理，但对苦于耗终生之力也无法涉猎本朝史料之万一的明清史学者来说，各种古籍数据库的建立，不但大大增多了可以阅读到的史料，更令史料的可用范围大大扩展，从不同史料的关联和比对中揭示新史实和历史细节的能力也大大提升。
虽然就形式上看，这好像只是传统史料的量的增长，但这个量的增长实际上包含着质的变化，史料性质以及史料的呈现能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我把这看成是新史料的一种形式。这种史料利用的扩大，对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很多年轻人的新研究，特别是研究题目越来越细小，发掘出来的历史细节越来越清晰，甚至揭出很多过去几乎不知道或者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事实，包括制度的细节和史实的构成，过去很多只有笼统了解的典故，其复杂性和层次感都被细致地展示出来，都不能不承认是这种“新史料”推动的结果。
由于近来来的这些新成果，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大大丰富和鲜活起来。这种历史细节的丰富和具体化，隐含着大量的新问题，重新思考和构建一种新的关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解释架构呼之欲出。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材料，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民间文书的和地方档案的大量发现，以及有计划的整理和初步的研究。这个方面的进展，也许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在这个方面，90年代以前，民间文书的收集和利用，主要在于各种契约和工商业碑刻。研究的重点特别集中在土地契约和租佃契约上，老一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民间契约研究的基础，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和方法架构。最近二三十年，民间文书的收集和研究，在种类上大大丰富起来。除了契约文书，账本、地籍册、户籍册、赋役册、分家书、日记、宗教文书等等，都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开始了单种或多种综合的研究。此外还有也应该归类到民间文献的家谱族谱，成为很多研究者的竞相追逐的材料，利用族谱的研究成果更是蔚成大观。地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成果硕然。还有地方衙门或机构档案的整理，也成绩斐然。对这些新材料的发掘、考释和研究，不仅形成了很多新的学问和研究技术，更将历史研究的视角和认知与解释方法，大大抛离了传统史学的套路。这种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目前正方兴未艾，俨然有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主流学术方向之势。
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进展，最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新史料的利用上，至于理论和历史解释，在整体上和基本的结构上，我认为基本上还仍然沿着以往的路径惯性地推进。然而，新材料的利用和研究，已经大大扩展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尤其是最近20年，通过新材料发掘出很多过去根本不入学者法眼的现象和话题，学者投入关注的史实比起以前成十倍、百倍地增长。我们走进书店看看明清史近年来出版的书名就可以知道，很多话题过去是想都不会去想，甚至根本不知道，现在很多都成为热门话题。这种新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两种新史料途径的拓展。
学界有一种声音质疑这种由新材料引出来的历史和社会的细节搜剔考辨，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有多大。我不能说每一位专注于这种细节研究的学者都一定有足够的学术自觉和清晰的理论思考或追求，不排除很多研究者可能是追随他人的兴趣纠缠在许多细节上；也不一定每一个研究都一定先有明确的理论预设和问题意识才会专注于这些具体的情节，很多也确实是出于个人某种兴趣或为从众心态驱使。但是，这种利用新材料展开的研究，在其总体的方向上，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宏大的历史关怀和学术追求下发展出来的，这种追求就是顾颉刚在《民俗》周刊《发刊词》上提出的：“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在这样的信念下，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都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历史学者认识整个社会的基础。事实上，在新材料中发掘出种种民间社会的物事、现象、规制、俗例、实践方式等等细节，也许在传统史学的视野和架构下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对坚信通过新史学，打开人类理解自己社会和历史的新视野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头脑里都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关怀、非常明确的目标追求，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对那些细节产生敏感和兴趣。怀疑和轻视这些细节研究，只是因为不明白这种研究具有更宏远的理论追求而已。更重要的是，即使单个的研究者专注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精细勘查考释时，也许比较盲目，但我们要相信，只要历史中的新的事物和新的细节被认识，被厘清，被重构，累积起来，一定要引出对宏大问题的思考，一定会引出对既有知识的质疑或修正，也一定是建构新历史体系不可缺少的工作。我们从近年来许多研究的进展，已经看到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解释体系，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悄然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例如在回应当今国家和社会特别关注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问题时，由明清时期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引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已经显露出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价值。
回顾四十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走过的路，我们有信心，只要坚持从对历史事实的兴趣出发，在新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从新的问题发展出新的理论关怀和思考，这个中国史学的年轻领域就一定可以为重写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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