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
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摘 要： 构建EML指数模型，引入系统广义矩估计，探究境外投资对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我国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27%，发展质量不断得以改善；技术进步对提升银行发展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技术效率速度在下降，反映出提高发展质量的核心动力不足；我国上市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发展质量呈“倒N”型状态，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在5.11%时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最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在20.16%时发展质量最佳；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银行规模效率具有影响，并通过综合效率的传导机制，进而对发展效率和质量产生影响。
关键词： 银行发展质量； 外资持股比例； EML指数； 影响路径
一、引言
2018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布了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取消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尤为引人注目，它表明中国金融业从过去的相对浅层次开放进入到深度开放。
取消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入股国内银行，对此理论界视角不同，观点各异。“优势论”认为这有助于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善资产质量、加快金融行业的技术输入，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建立灵活的激励机制、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提高银行发展质量和效率，推动中国金融业做大做强。从这个角度上讲，引入外资过程中即使出现了一定的股权让利，也可以看作是对境外战略投资者战略协作过程中的技术、市场、管理的购买或补偿与支付。
“劣势论”认为，外资持股比例上升会减弱国内金融稳定性，还可能加剧国内优秀人才严重流失，并形成新的技术垄断，削弱技术溢出效应，不利于国内银行发展。此外，外资控股会产生“撇脂效应”，一方面缩小了银行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恶化国内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鉴于理论界的不同观点，关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尚待深度探讨。第一，如何评估国内银行发展质量？第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是否存在多重逻辑，有没有“门槛值”？第三，战略投资者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本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构建EBM-Malmquist-Luenberger(EML)指数，以动态效率表征国内银行发展质量的变化，自此基础上探讨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EML指数的多重影响逻辑，刻画其多重影响的变化拐点，并揭示其影响的作用路径、实现方式和传导机制。本研究旨在以效率变动的特征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主要载体，深化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国内银行发展质量的多重动态演变关系的分析，为研究国内金融发展水平探索新视角，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效率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它反映了投入与产生的比例关系。就质量变革而言，其含义是从依靠生产要素的增加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创新驱动。而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的结果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只有提高效率才可以在投入及其组合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使产出发生增长性变化，体现了发展质量的变化。在有关金融业的研究文献中，效率也常常用以表征银行发展质量。
用效率来衡量银行发展质量的文献并不少见，但从外资持股视角来讨论银行效率的文献并不多见。从理论上讲，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越能正向影响被投资银行的效率。Rasyad、Yohanes(2012)对印尼银行的研究、Malik、Thanh、Shah(2016)对越南银行的研究都支持这个观点。国内的研究中，何蛟(2010)发现在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后，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仅改善了银行成本效率，同时促进了银行利润效率的提升。刘孟飞(2013)的研究也认为战略引资对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张恒(2014)甚至精确地计算出外资股权参股使得中资银行收益水平和收益效率分别高出了20%和30%。
但是就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也存在不同观点。García-Meca、García-Sánchez、Martínez-Ferrero(2015)对9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董事国籍多元化阻碍了银行的效率改善。王锦丹、刘桂荣(2010)发现，在短期内外资参股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呈负面作用，因为外资参股后会涉足新业务，短期内并不能见效。秦飞飞(2013)认为，国内银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能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甚至有反向作用。傅利福(2014)的研究发现，外资参股确实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特别是地方性银行和上市银行，但对中资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大。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银行发展效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邹朋飞(2012)发现，国内银行的效率与外资持股比例呈平坦的U型，外资持股比例为25.94～27.63%时，利润效率最低。赵红(2016)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中资银行能够提高中资银行的效率，但是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中资银行效率反而有所下降。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一是银行效率的计算方法多采用径向方法和非径向方法，径向方法在计算时要求投入或产出要素同比例变动，这与现实条件明显相悖；非径向计算方法忽略了效率前沿投影值的原始比例信息。二是有关银行效率的研究中，多为静态研究，静态分析以研究周期内所有样本为参照物，能表征当年投入产出值的相对位置，是某一时期孤立的均衡状态，并不能反映效率变化情况。而分析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时，经济学家更关注效率的变化，因为只有生产率不断得到改善的集约型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三是外资持股比例与银行发展质量研究较为简单，多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分析，缺乏作用方式、影响机制的深层次研究，使得“战略投资者持股→发展质量”的连接过程仍处于“黑箱”。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性创新：一是为了弥补径向的和非径向的生产率计算方法的缺点，本文采用Tone(2010)提出的混合距离模型Epsilon-based-measure(EBM)算法，综合非径向和径向计算方法的优点。二是构建E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银行效率进行动态分析，以展示发展质量的变化。E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克服了评价单元集组间存在异质性的问题，不需要对测量角度进行选择，不需要进行等比例变动，能够考察总产出的变动情况。三是揭示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内银行质量的内部影响机制的实现方式，找准提高国内银行质量的可行路径。
三、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鉴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对我国银行发展质量影响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1)
TFPi,t是被解释变量，FRi,t表示我国上市银行的发展质量。FRi,t为中国上市银行每年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考虑到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对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影响存在动态效应，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引入滞后变量TFPi,t-1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使被解释变量前后存在演变效应。
Yi,t、Xi,t、Bi,t分别是宏观、行业、微观控制变量。Yi,t为宏观经济控制变量，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i,t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i,t。Xi,t为市场控制变量，本文以赫芬达尔指数HHIi,t来表征市场集中度，表达式为其中Xi，为各个商业银行贷款总量，HHIi,t指数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Bi,t为银行自身的控制变量，本文用资产负债率LEVi,t来衡量。
vi,t=vi,t-1+εi,t是随机误差项，εi为上市银行不随时间变化的独特特征。
(二)银行发展质量
本文引入E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EML)来测度上市银行的效率，以判断发展质量的变化。EBM混合距离函数算法如下
s.t.θx0-Xλ-s-=0
Yλ≥y0
λ≥0，s-≥0
(2)
其中γ*是最优效率值，θ是径向模型计算的效率值，是第i个要素投入的投入松弛向量是第i个要素投入的权重，并且满足∀i)，εx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包含了径向变动比例和非径向的松弛向量，且和εx需要事先确定。从式(2)中项可以看出为单位不变，所以应被视为单位不变数值，反映了投入资源i的相对重要性。
E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如下
(3)
式中：为混合距离函数，表明t+1期参考t期。
同理，在t+1期的技术条件下EML指数为
(4)
为避免时期选择造成的差异，往往使用两个EML指数的几何平均来计算t到t+1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5)
Malmquist指数可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和技术进步指数(TC)，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又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TEC)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因此，式(5)可改写为
=PTEC×SEC×TC
(6)
当EML指数大于1时，表明研究对象从t期到t+1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状态，发展质量变好；反之则效率下降，发展质量变差。当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大于1时，表明研究对象技术效率改善，管理方式和决策正确；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TEC)大于1时表示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当规模效率(SEC)大于1时，表明社会生产存在规模效应；当技术进步指数(TC)大于1时，表明生产边界外移，企业技术进步。
(三)检验方法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将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变量，而其滞后项与随机扰动εi,t经常存在相关性，这就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称之为内生性问题。若采用传统的方法(例如最小二乘估计法)估计模型将导致估计有偏。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Holtz-Eakin等(1988)，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一阶差分广义矩(GMM)估计的方法(GMM-difference)，对解释变量进行差分，以便消除固定效应。
虽然一阶差分的广义矩阵估计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测量误差和变量的遗漏性问题，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变量的滞后值并不是一阶差分方程的理想工具变量，并且一阶差分广义矩阵估计法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况，Blundell和Bond(1998)认为当估计模型中变量为累积性(persistent)变量时，则一阶差分广义矩阵估计将会出现有偏估计。Arellan和Bover，Blundell和Bond又提出了系统GMM估计方法(GMM-system)，GMM-system能很好的克服变量累积性的问题。GMM差分估计方法和GMM系统估计方法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同。GMM-difference是在差分方程中选取滞后水平项为工具变量，而GMM-system则是选取的滞后差分项为工具变量。
GMM-system估计与GMM-difference估计相比，不仅可以弥补当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接近随机游走时出现的解释变量水平滞后项对所包含的信息传递不足所导致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同时保留水平数据和差分数据，从而大规模地增加了研究内容，因此，GMM-system估计成为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首选估计方法。鉴于本文所采用的变量，如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等指标都具有累积性，如果仍然采用一阶差分的广义矩阵估计法，那么工具变量将被削弱，估计的有效性将被削弱，因此，本文采用GMM-system估计方法进行研究。对于模型的设定检验，本文采用Sargan检验来验证所采用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因为在一个给定界面的面板数据模型中，如果使用过量的工具变量则会导致估计有偏。
(四)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周期为2004-2017年，之所以将2004年作为研究起点，原因是2003年12月31日《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开放国内银行股权投资。截止2017年我国国内共有41家上市银行(包括港股与A股)，其中国有大型银行6家、股份制银行9家、城商行18家、农商行8家，本文以这41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
在计算上市银行的EML指数时，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分别如下。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净值、员工人数、一般风险准备金、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人力资本；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体现了日常运营投入，包括资产运用、业务经营和广告等银行日常经营费用。Drake和Hall(2006)认为忽略银行的经营风险会使银行的效率测度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将一般风险准备金引入银行效率投入指标。
“好”的产出：税前利润和非利息收入。税前利润是扣除成本和流转税之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利润的体现，在总体上反映我国银行的盈利能力。非利息收入作为贷款利息之外的收入，体现了转型发展的结果。
“坏”的产出：不良贷款。对于个别数据空缺的年份，以前后两年的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作为当年的不良贷款率再乘以当年贷款总额，估算出当年不良贷款总额。
各项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和作者手工统计。
四、研究结果
(一)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计算结果
根据本文构建EML指数，2004-2017年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见表1。
表1 2004-2017年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
整体而言，研究周期内我国上市银行效率平均每年增长4.27%，说明中国开放金融业后，上市银行在竞争中发展质量不断得以改善，我国上市银行在陆续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发展质量但随着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出台，经营效益出现反转。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得以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研究周期内技术进步指数每年平均增长3.59%，对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巨大，这印证出金融科技水平提高的贡献。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展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创新，成果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综合技术效率在研究周期内每年平均增长0.66%，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规模效率以每年平均1.25%的速度在增长，而纯技术效率却以每年0.1%的速度在下降。纯技术效率是在生产技术、投入方式、资源配置等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技能提高、管理机制和体制创新等所带来的综合性产出增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动力，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反映出我们在提高银行业发展质量的核心动力上存在不足。
就不同类别的上市银行而言，研究周期内，股份制银行发展质量最优，城市商业银行次之，国有大型银行第三，农商行最低。股份制银行效率平均每年增长6.57%，这主要由股份制银行的特点所决定，股份制银行比国有银行、城商行、农商行较早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约束机制、“委托—代理”机制，有利于权利主体多元化，从而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关系。从2010年后，随着全部股份制银行上市，股份制银行盈利性、风险性、流动性、成长性有明显的改善，2012-2017年其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22.5%，高于城商行的17.2%、国有大型的18.6%、农商行的20.3%。城商行与其他两类银行相比，其规模效率最优，平均每年增长1.82%，说明城商行实施跨域经营，不断增加覆盖区域，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是应关注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发展质量。国有大型银行在研究周期内，发展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说明通过上市，其资产使用效率得到改善，值得一提的是2008-2009年，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发展质量在不断下降，但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却有显著提升，这一时期其综合技术效率增长较快，究其原因是农业银行开启股份制改革迎接上市，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大大降低了不良贷款率，提高运营收益。农商行由于其规模较小，跨区经营范围小，再加上历史遗留问题多，影响其经营效率，故发展质量最低。
(二)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发展质量的影响
样本统计性描述见表2。
表2 统计性描述
表3模型1、模型2、模型4中主要解释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3和模型5中加入解释变量的三次方之后，整个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由此可以判定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或为“倒N”型关系。表3的检验结果也说明国家的宏观经济能有效地提升上市银行的发展质量，反映出金融行业与国民经济生死相依的态势。赫芬达尔指数HHI与上市银行发展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上市银行的发展质量越低，也说明银行业不能过分保护，应保持适当的市场竞争。LEV(银行层面控制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不同债务水平对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影响不同，关键是控制好风险。
如图1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和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率呈倒“N”型状态，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在0～5.11%区间为下降趋势，在5.11～20.16%区间为上升趋势，超过20.16%后又呈下降趋势。两个“阙值”(拐点)分别为5.11和20.16%，即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在5.11%时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最低，在20.16%时发展质量最好。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略有不同，一是本文引入EBM模型，优化了算法，二是现有研究多以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或静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动态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内涵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表3 参股比例对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影响检验结果
说明：Abond(1)检验、Abond(2)检验分别表示一阶自相关性检验、二阶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为z值。表中所有括号内数据均为p-value值，***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图1 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和上市银行发展质量的变动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倒N”型的走势？当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其对公司履行监督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这样就会促使其“搭便车”，不参与银行的管理。Unite和Sullivan(2003)对新兴市场的研究表明，被投资银行在刚开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往往处于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初期，更关注的是资产规模、扩张速度等，会增加资产的投入，降低效率。随着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特别是在董事会谋取一定话语权后，在扩大规模的初衷下，往往会推动国内银行涉足一些新业务，这势必会放弃一部分原有的盈利业务，而新业务又不能马上获得收益，影响其发展效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中外双方在管理和运营中也会存在磨合及控制权问题，造成发展效率的降低。此外，由于金融业开放初期，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完善，银行经营发展水平较低，向境外战略投资银行学习过程中增加了成本，导致效率出现暂时性下降。
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比例在5.11%～20.16%区间时，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境外战略投资者为了提高投资收益，会通过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两条途径加大对参股银行的控制，并积极参与其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日常管理；而上市银行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断完善自身治理结构，转变经营方式，增强技术水平和业务创新，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发展质量的提升。
当外资参股比例超过20.16%后，发展效率开始下降的原因一是随着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国家也加强对其监管力度，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以防止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不可控现象。二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所带来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水平对发展的边际效应也出现递减现象。三是相对高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会降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降低与地方政府的政治联系，也意味其从地方政府获得的补贴、财政支持等将减少，地方政府的业务扶持也将减少。四是虽然持股比例较高，赵红(2016)认为部分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投资更多地停留在财务投资层面，并没有实现所期望的战略性投资。
(三)境外战略投资持股比例对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境外战略投资持股比例是如何影响上市银行发展质量的，本文在表3的基础上，分别检验境外战略投资持股比例与EML各组成要素的关系。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TEC)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检验方法仍然采用GMM-system估计。
表4 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说明：Abond(1)检验、Abond(2)检验分别表示一阶自相关性检验、二阶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为z值。表中所有括号内数据均为p-value值，*** 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并没有对技术进步变动产生显著性影响。究其原因，是由技术进步的特点所决定，技术进步反映了银行业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推动生产前沿移动的水平。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各项事务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已通过各种途径迅速引入国内，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并不一定必须由境外战略投资者所带来。其次，只有当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和金融支持与市场化等吸收能力水平达到一定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驱动创新溢出，而国内要素市场不健全，技术溢出效果打折扣。其三，技术外溢的作用方向并不都是正向的，外资的不断涌入会加速混业经营，而混业对金融机构的技术效率改善产生抑制作用。由于技术溢出的过程中，集聚性、竞争性两种技术溢出效应方式和方向不相同，外资持股对技术溢出的影响为非线性，外资持股比例较高和较低的地区或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都很好地解释了本文的研究结果。
模型2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综合效率的变动产生影响，通过改善综合效率提高银行发展效率。进一步分析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动影响，我们分别设置了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3和模型4，以及以交叉项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5和模型6。模型4和模型6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规模效率产生影响，通过综合效率的传导作用，实现对银行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的影响。开放初期，我国国内银行引入外资后纷纷增开网点，尝试跨域经营，由于初始投资较大，规模效率此时尚未显现，故此周期内规模效率为下降趋势。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5.11%～20.16%时，随着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其扩大规模的欲望愈强烈，规模越大的银行越容易通过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产生协同效应，且银行规模越大，其管理水平、金融创新和信息获取能力也会相应地提升，进而增加银行经济收益。扩大银行规模，特别是大银行机构网点，有利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发挥银行业优势的催化剂，带动生态效率的提高。2017年全国银行业服务网点22.87万个，较2008年平均每年增加5 400个[注]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中国银行业协会，2018)。，进一步印证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国内银行在资金支持下的规模扩张冲动。所以，这一区间内其规模效率呈上升趋势。当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20.16%后，由于银行竞争激烈，营业网点趋于饱和，特别是服务范围广的国有大型银行开始优化、调整营业网点规模；此外，随着金融科技渗透入银行服务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开始替代更多的传统岗位，这些银行营业网点的减少在意料之中，自2016年至2018年5月，我国银行网点共退出4 591家，印证了规模效率在下降的现状。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金融业开放后，上市银行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27%。技术进步指数平均每年增长3.59%，技术进步对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综合技术效率在研究周期内每年平均仅增长0.66%，但纯技术效率以每年平均0.1%的速度在下降，反映出国内银行在提高银发展质量的核心动力上存在不足。
第二，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银行发展质量呈“倒N”型状态。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在5.11%时我国上市银行发展质量最低，持股比例在20.16%时发展质量最佳。
第三，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规模效率产生影响，通过综合效率的传导作用，从而产生对银行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的影响。
本文的学术贡献与现实价值在于：(1)以往对国内银行发展质量的评价多侧重于经营收益，强调财务指标的高与低，而忽略投入的多与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首先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微观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效率的动态变化角度来审视发展质量的优劣，不仅能反映质量改善的可持续性，而且体现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为发展质量研究提供了新视角。(2)将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国内银行发展效率的变动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揭示了两者的多重影响逻辑，刻画出不同拐点区间的变化轨迹，研究结论对于合理管控境外战略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3)厘清了效率变动的不同分解项在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弥补了外资是如何影响国内银行发展的研究空白。(4)银行吸引的外资可分为短期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前者以获取交易差价为目的，后者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优势，能够促进国内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增强银行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谋求获得长期利益回报和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了后者与国内银行发展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扩大金融业开放不是简单地扩大外资比例，重点是吸引真正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二)政策启示
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经验对我国银行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东欧国家的银行业改革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国家进行了第一次银行业改革，实施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和治理机制的重建，主要措施就是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此时外资持股比例较低，东欧国家仍然保持了国有银行的控制权，银行负责人行政任命十分普遍，与此同时，政府严格管理银行牌照，导致国有银行继续垄断金融市场。在市场机制不成熟、监督成本收益不对称的条件下，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小股东和境外战略投资者“搭便车”的行为十分普遍，导致第一轮银行业改革失败。其中原因固然有宏观环境的因素，但外资参股比例低，境外战略投资者没有动力把自身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引入到东欧国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1996年后，东欧国家启动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显著特点是加大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内银行的持股比例，国家股权基本退出而由境外战略投资者主导，如捷克IPB银行对外出让36%股权，波兰的WBK银行将36%的政府股权转让给爱尔兰联合银行，在外资比例增大后，东欧国家银行业的绩效普遍提升，其盈利指标、成本指标和经营指标等显著改善。但弊端逐渐暴露，如2001年匈牙利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国内60%的银行、90%的银行业资产，国家丧失对银行业的控制权，威胁到东欧国家金融业安全，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东欧国家惨重损失埋下伏笔。
研究结论恰好解释了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过低和过高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对银行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保持合理的比例尤为重要。中国银行业经历15年的改革开放后，银行业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改革，国家取消了25%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限制，虽然展示了金融业开放的决心和自信，但也要借鉴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经验，把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保持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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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sted Banks in China
WANG Ping1, YANG Wan-ping2, LI Zheng-da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The EML index model were built and the SYS-GMM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o explore what level of overseas investment has an optimal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a’s listed banks, and the impact path was revealed.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average TFP of annual growth was 4.27% in banks of listed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was improv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played a key rol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bu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was decreasing which reflecting the core power to improve development quality was underpower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quality of the joint-stock banks were the best;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were the second; and the large state-owned banks were the lowest. (2) Shareholding ratio of overseas inves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sted banks was inverted “N” cur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sted banks was the lowest with the 5.11% foreign shareholding;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was the best with the 20.16% foreign shareholding;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sted banks were affected by foreign equity size from the rout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Key words：development quality of listed banks; shareholding ratio of foreign investors; EML; affect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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