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内外贸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内外贸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空间特征摘 要： 内外贸市场分离和国内区域经济失衡是制约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关系的理论，运用熵值法测算了198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综合发展指数，据此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估了中国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并分析了各地区的时间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市区国内贸易水平较高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低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内外贸发展地区失衡严重，沿海沿边省份、直辖市的协调度较高，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东中部省份次之，内陆西部省份最小；内贸和外贸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普遍较低，耦合度和协调度没有达到共振状态，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等地区的内外贸发展存在“伪协调”现象。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发现，内外贸发展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关键词： 国内贸易； 对外贸易； 协调发展； 地区差异
一、引言
世界经济互相渗透、高度融合，国际国内经济的联动效应已经影响到大国经济的各个环节。同时，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度调整、挑战多发的时代。内外贸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左右双翼，其协调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一国经济健康运行和转型升级。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规模均呈现迅速扩张趋势。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GDP为3 678.7亿元；对外贸易中货物贸易总额为355.0亿元，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 558.6亿元，是对外贸易的近3倍。2016年，GDP为744 127亿元，对外贸易总额为243 386亿元，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2 316.3亿元。与1978年相比GDP增长了200倍，对外贸易增长了680多倍，国内贸易增长213倍。可见，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提质增效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转变，传统优势减弱，附加值提升空间较大；国内消费市场低迷不振，内贸流通遇到瓶颈期。国内国际市场之间衔接不畅，中国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协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加之改革开放的实施遵循了东部沿海地区依次向沿边、内陆地区逐级展开的优先序，从制度层面将中国不同区域
内外贸发展差异化。国家虽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破内外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然而，由于未能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导致内外贸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依然存在。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供”、“需”错位现象逐渐凸显。于是，国家从经济发展原动力出发找思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具有特定含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于诸多领域，且主要集中于产业经济方面的深度调整。2015年以来，商务部多次出台关于内贸流通供给侧改革和外贸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意见，旨在更好地促进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衔接互动。而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赤字，贸易的区域鸿沟突出，严重制约着宏观经济提质和地区联动。贸易经济同样需要深层次改革，以使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更加深入融合于经济发展的其他环节。因此，“内外贸供给侧改革”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供给侧的产能、库存、成本、短板等方面均是中国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的直接体现。从外贸角度而言，“贸易供给侧改革”能够提升供给的质量和品牌，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和附加值，扩大供给的范围和内涵，有助于实现外贸“优进优出”，从而影响贸易和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在内贸流通领域，“供给侧改革”应着重于流通升级和消费升级，使“供”和“需”更有效匹配，推动新消费带动产业升级。从而形成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内外贸结构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已有关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重点围绕内外贸市场分离展开内外贸一体化的研究；二是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关系的甄别。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观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在国内却长期提倡“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可见，关于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学术观点存在悖论，其现实和理论研究存在诸多疑点和矛盾之处，也缺乏内外贸协调发展的相关实证考察。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部分沿海省市的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的贡献度之间成倍数关系，而内陆或者西部地区的诸多省份却近似乘数关系，这种现实是否契合当地贸易发展的最优解？为什么部分地区的耦合结果属于“伪协调”现象？内外贸协调发展状态是否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关性和异质性？其协调演变规律如何？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各地区该如何制定政策以促进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呢？
拟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探究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协调发展的现状与特征，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供给结构对于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内外贸协调发展。鉴于此，通过实证研究测算不同地区的耦合度、协调度，从时间、空间视角出发阐明当前中国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目标，分析中国内外贸发展的时间演化规律和空间特征，提出“供给侧改革”下发展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的对策。本文从内外贸协调发展角度研究中国的区域差距，丰富了现有关于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研究，也为“供给侧改革”下推进内外贸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不仅为推进贸易内外协调、区域互济发展，进一步优化中国市场、提升贸易竞争力提供了经验借鉴，也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梯度”特征、缩小地区差距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对于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研究在国外早有涉及，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原因及过程。Linder(1961)指出企业只会生产本国国内需求旺盛的产品并在恰当的时间开展国际贸易。与之相似的还有Vernon(1966)和Krugman(1980)从产品生命周期和规模经济角度提出国内贸易引起对外贸易的产生。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建立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认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外向型经营的可能性越高。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经验研究。基于国内竞争假说和技术溢出理论，部分文献从侧面研究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以及如何兼顾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
国内早期对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研究多是定性阐述二者的关系。宋涛(2004)对国内区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层次关系、竞争关系和互补关系展开了理论分析。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主要采用协整和脉冲响应方法检验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关系。黄玖立、李坤望(2006)，盛斌、毛其淋(2011)等认为在促进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上，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一体化是相互替代的。第二，内外贸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第三，二者关系不确定。同样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但是发现因果关系并不明确。学者也开展了其他相关研究。曲凤杰(2005)指出长期来看中国内外需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供给因素并非需求因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张曙霄、张磊(2013)提出内外需协调发展与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作用。
可见，关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研究多从宏观上探究了内外贸之间的关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内容较为单薄，虽然也有类似的文献提到内需外需协调发展问题，如曲凤杰(2005)，张曙霄、张磊(2013)等，但该研究还是将内外需与内外贸等同起来进行了定性讨论，并未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放在统一的框架内从定量角度分析内外协调发展的现实。二是相关研究均是从宏观层面展开，没有阐述中国内贸外贸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也没有回答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内外贸协调发展是否存在空间上的相似性及异质性。中国地域广阔、地理条件极为复杂，沿海沿边省份和内陆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发展状况和模式均存在较大的差别，忽略上述因素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一概而论，可能会因政策上的偏误而引致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走向误区。三是中国经济的着力点在从“需求端”向“供给端”转换的过程中，涉及基础设施、金融、产业、贸易等诸多环节，“贸易供给侧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已有文献局限于产业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鲜有研究从贸易领域探讨“供给侧改革”下的内外贸耦合协调发展情况。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作出有益补充，与已有研究相比，试图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以期为促进内外贸协调发展提供初步的尝试性研究。第一，已有研究多集中于验证内贸与经济增长、外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涉及内外贸协调发展问题。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突出问题，利用耦合协调模型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耦合协调发展的演变特征，实证考量中国内外贸的协调发展状况，研究结论具有时效性。第二，以地理位置和制度条件差异为依据，探究了地理因素等对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的影响。试图对比不同地理位置、行政区划、政策差异下区域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的差异，进一步明确影响内外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区域内外贸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基于“供给侧改革”的经济背景，以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为切入点，指出了“供给侧改革”下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协调发展的依据，体现中国特色“供给侧改革”的特殊性，也为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贸易质量、统筹地区经济平衡提供决策参考。
三、中国内外贸发展的特征事实与区域差异比较
(一)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发展的典型事实
1987-2016年中国内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张，总体表现为增长趋势。2001年是内外贸发展的拐点，之前国内贸易发展与对外贸易基本持平；2001年之后内贸增长速率一直增大，而外贸分别在2009年和2015年出现了两次回落，内外贸差额呈现出了“W”型变化态势，可能是因为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各国经济低迷、外需明显下降，导致中国出口大幅缩水，外贸差额出现断崖式下滑。经过几年的调整直至2014年内外贸易额再次接近平衡。2015年以来，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内贸增长迅速，外贸却呈现明显下跌，内外贸差额进一步拉大，增长速率显著提升。
从内外贸比重的增长速率来看，外贸下降且频繁波动，振幅较大；内贸持续增加，增速随经济周期变化，但较外贸相比更加平稳。由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随着“三化”的推进，中国国内需求结构升级，商品结构也在调整。表1列出了出口比重及其世界排名，由此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比重不断增加，国际地位日益提升。
图1 1987-2016年中国内外贸发展规模趋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2017年)。
表1 1987-2016年内外贸结构、出口比重与位次 (单位：%，位)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7)及商务部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二)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发展规模的区域比较
内外贸规模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梯度”推移特征。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性质多样，决定了发展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自然禀赋条件差异大，加之改革开放先由沿海、沿边逐渐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的特征，为探究沿海、沿边、设立直辖市等是否对内外贸发展产生影响，根据区位和政策条件差异将中国30个省市区分为直辖市、沿海沿边省区、沿边不沿海省区、内陆中东部省区和内陆西部省区五个区域*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西藏、港、澳、台从样本中删去，故只包括了其余30个省市区。。1987-2016年不同组别的内、外贸发展水平如图2所示。
图2 1987-2016中国各省区国内贸易额(左)和对外贸易额(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2017年)、中经网。
总体特征显示：一是各区域国内贸易一路攀升且区域差距不断扩大。1992年之前均缓慢发展，1993-2000年微弱上升，2001-2008年增长速率不断减小2008之后增大，沿海沿边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直辖市、明显高于内陆西部省份和沿边不沿海省份；二是外贸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显著。直辖市和沿海沿边省份外贸规模高企，在1992、1997、2001、2008年附近趋势出现了不同程度地变化，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增长缓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外贸发展趋势出现了明显转变；三是内贸和外贸发展的区域差距较大，内外贸发展位次并不对应。直辖市和沿海沿边省区无论内贸还是外贸处于前沿地位，中东部省份的外贸与内贸差距甚大，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西部地区的内贸和外贸均较为落后，西部地区的内外贸发展差距较其他地区更大。
(三)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依存度变化的区域比较
1987-2016年以来，中国内外贸依存度总体呈“内降外升、内高外低”的变化特征。由表2可见：第一，内贸依存度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整体呈下降趋势，内陆西部地区降幅最大。原因可能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和投资力度，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投资拉动，消费的增长速率小于经济增长速率，导致内贸依存度呈下降趋势。第二，外贸依存度整体较低、地区差异明显。直辖市、沿海沿边省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呈增长态势且增幅较大，其次为内陆中东部省份，而沿边不沿海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的外贸起点最低、发展缓慢。第三，就内外贸依存度比较而言，直辖市和沿海沿边地区部分省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内贸依存度，主要包括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江苏等；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国内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对外贸易依存度。从内外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看，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存在失衡现象，内外贸发展在不同区域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2 中国各地区内外贸依存度变化 (单位：%)
数据说明：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88-2017年)计算整理而得，表中1、2、3、4、5分别代表直辖市、沿海沿边省份、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内贸依存度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区域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外贸依存度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区域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四、方法设计、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方法设计
“耦合”经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子系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通过相互促进作用使得生产要素从一子系统向另一子系统进行配置转移的现象，并由于共同合力形成新的经济系统。基于此，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子系统内部之间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程度称为协调度。本文中的外贸和内贸分属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涉及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各自发展又相互作用，属于贸易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反应二者之间关系的指标称为内外贸耦合协调度。如图3所示，左图中OA表示内贸系统和外贸系统完全协调发展；和则表示内贸和外贸不同方向的偏离，曲线表示内贸发展滞后于外贸，则意味着内贸滞后于外贸。右图表示的是耦合度的区间分布及耦合阶段的划分，第Ⅰ—Ⅳ阶段分别为内外贸发展的低耦合阶段、颉颃耦合阶段、磨合耦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阶段(吴玉鸣、张燕，2008)。第Ⅰ阶段主要在经济发展刚开始起步，贸易体制尚不健全时期，该阶段的贸易发展属于自发贸易；第Ⅱ阶段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不同程度地发展，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第Ⅲ阶段则进入磨合耦合阶段，贸易结构趋于合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接近均衡状态附近波动并逐渐趋于稳定；第Ⅳ阶段是内外贸高度协调发展阶段。
图3 内外贸耦合坐标(左)及耦合阶段(右)图示
如果内外贸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则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推动国内需求水平提升、需求层次多样化，国内贸易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反映。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生产效率和要素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需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支持国内贸易从而带动对外贸易发展；外贸反过来为国内贸易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反哺国内贸易，促进内贸提质增效。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的耦合交互关系如图4所示。
图4 内外贸耦合关系图示
表3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注：部分缺失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二)指标选取
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衡量中国30个省市内外贸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应该选取的是内外贸本身的衡量指标，而并不是它的影响因素的指标。为了避免弱指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解释程度和可靠性造成影响，本文基选取衡量内贸和外贸发展较为核心的指标，各指标权重及数据来源见表3。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1. 标准权重的确定
(1)无量纲化处理
(1)
(2)求比重
(2)
(3)确定熵值Eij， t表示不同时期
(3)
(4)测算指标的差异度
Gij=1-Eij
(4)
(5)确定指标权重
(5)
2. 综合发展水平模型
在此运用加权方法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内外贸综合水平
(6)
(7)
其中，i、j分别表示不同的区域，xij和yij为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两个子系统的二级指标；αij和βij分别为xij和yij对应的权重wij，因为文中涉及内贸和外贸两个子系统，对应有两个权重，为了表达得更为明确，故在式(6)、(7)中将内贸系统和外贸系统的权重分开依次用αij和βij来表示。
3. 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
内外贸两个系统融合发展的耦合函数
(8)
内外贸协调发展的计算公式
(9)
T=pu1+qu2
(10)
上述各式中，u1、u2分别代表内外贸的综合评价值，C2代表内外贸两个系统的耦合度，0≤C2≤1，C2越接近1表示内、外贸两个子系统的内部耦合程度越高，C2=1表示两系统完全耦合。D2代表内外贸协调度，T代表内贸和外贸的协调系数，p和q为待定系数，已有文献根据各子系统的贡献程度采用估计法或者专家打分法来确定p和q的取值，常见的有0.5和0.5、0.6和0.4或者0.7和0.3这三种赋值，但是这种赋值方法容易因人为认识程度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偏差，可操作性强，故本文在赋值时进行一定的改进。由于不同时间段各地区内外贸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能误将其看成同一常数，故根据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度来确定p、q的值更加科学，本文用此方法进行赋值，其中，p为内贸依存度占内外贸依存度之和的比重，q为外贸依存度占内外贸依存度之和的比重，同时做标准无量纲处理。耦合度的判断参考大多数文献中普遍采用的标准(如：吴玉鸣、张燕，2008)，协调度的判断参考(苏宏伟、庞德良，2017)，协调度位于区间为优质协调。
五、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的测算及分析
(一)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
由式(8)可测算1987-2016年30个省市内外贸发展的耦合度，根据式(8)、(9)、(10)测算二者的协调度，进而评估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布特征(图5-10)。
其演化特征如下：第一，总体来看，1987-2016年间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协调度变化幅度均不大，说明内外贸市场长期失调的状态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变，也证实了前文典型事实部分的表述。第二，具体而言，直辖市的协调程度差异大，上海的协调程度最高，重庆协调度较小，北京波动频繁，天津先升后降；沿海沿边省区呈不同程度地增长并且趋势平稳差距有所扩大，广东平稳发展协调度最高，广西和海南明显低于其他省份，江苏、浙江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晋升为协调型；沿海沿边省区和内陆中东部省区相对集中(详见图6)；内陆西部省区协调程度较低，波动较大。第三，中国内外贸结构性失调的矛盾长期存在，各区域多层次平稳发展。其中，直辖市和沿海沿边省份均值高于全国均值而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第四，“供给侧改革”之后，贸易发展逐渐坚持“优进优出”、“做优增量”等“优”先原则，各地区内外贸发展步入调整期，除广东等个别省份的内外贸能够良性互动外，其他省份的内外贸协调度反而有所下降。在经济换挡的窗口期，出现背离现象也是“先筑底、后回升”的典型特征。
图5 直辖市内外贸协调度 图6 沿海沿边省份内外贸协调度
图7 沿边不沿海省份内外贸协调度 图8 内陆中东部省份内外贸协调度
图9 内陆西部省份内外贸协调度 图10 各区域内外贸协调度均值
(二)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1. 空间基本特征
根据1987-2016年中国各省份内外贸耦合度及协调度的均值可判断耦合阶段和协调类型(表4)，同时为直观起见绘制耦合度、协调度地图(图11)，并探究空间特征。
表4 各区域内外贸耦合协调类型
注：表中1、2、3、4、5的含义同表3
图11 中国总体内外贸耦合度与协调度空间地图
第一，从耦合度均值来看，中国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耦合发展状态呈下小上大的“倒三角”形，耦合度大小与省份数目正相关。直辖市、沿海沿边省份、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西部省份的耦合度均在0.3—0.5之间，属于颉颃耦合阶段，其中，耦合度在0.4以上的有直辖市中的北京、天津、上海，沿海沿边省份中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内陆西部省份的宁夏、青海和新疆；内陆中东部省份中河南、湖南小于0.3，属于低耦合阶段，其他省份均属于颉颃耦合阶段，由此来看耦合度的区域差异并不明显。可以看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等地区的内外贸发展存在“伪协调”的现象，因为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表现出“同高同低”的特点时耦合度较高，上述省份内外贸发展都较为落后故最终体现为耦合度偏高。
第二，从协调度看，区域差异明显增大、分布层次较多，协调阶段与省份数目呈“正三角”形，即协调程度越高省份数目越少。直辖市和沿海沿边省份表现相对较好，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广东省，属于中度协调型；其次为北京、上海、江苏、山东4省在0.4—0.5之间，属于轻度失调型；天津、河北、辽宁、浙江、福建5省均在0.3—0.39区间，属于中度失调型；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的协调度均位于0.3以下，属于严重失调型，其中青海、宁夏、甘肃、贵州、海南在0.1—0.2之间。20个省份属于严重失调型，占地超过国土面积的2/3，可见，目前中国内外贸发展的协调性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
第三，耦合度和协调度的评估结果差异大，空间分布不对应。耦合协调类型分布如下：(1)颉颃耦合中度协调型，唯一的省份为广东省，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沿海省份，贸易发展的政策条件和区位条件都占优势，内贸促进外贸，外贸反哺内贸，协调程度较高；(2)颉颃耦合轻度失调型，包括北京、江苏、上海、山东；(3)颉颃耦合中度失调型，包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福建；(4)颉颃耦合严重失调型，包括直辖市中的重庆、沿海地带的广西、海南，内陆沿边地区、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有省份；(5)低耦合严重失调型，只有河南、湖南两省。
第四，中国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即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区协调度较高，而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协调度较低，但二者的耦合度却与经济发现水平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对称性，这进一步证实了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耦合度与协调度之间在空间上没有达到良性共振。总体来看，协调度的评估结果与耦合度不吻合，入世以来中国虽然迈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内外贸协调发展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除广东省外其他29个省市区的内外贸失调，20个省份位于严重失调行列。客观上与中国的发展现状相适应，受资源禀赋、地理条件、政策导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国内改革前沿领域的省区内贸、外贸发展差距本来就很大，另一角度也说明存在内贸促进外贸发展的关系。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内贸发展的需求催生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引发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发展国内贸易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动当地科技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技术条件，为企业出口创造一定的条件，促进了外贸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国内发展比较滞后的省份对外贸的促进作用较弱，相应地外贸的反哺效果不明显。
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基于上述内外贸耦合度及协调度的测算结果，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协调性作进一步探讨。通过空间权重矩阵和Moran’s指数检验内外贸协调发展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首先度量各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在此通过各省市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权重矩阵为
(11)
其中，W为对称矩阵，若两区域相邻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主对角线表示同一区域的距离为0。其次，根据空间权重矩阵测算了中国内外贸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全局自相关Moran’s指数I
(12)
其中，为样本方差，n=1,2,……，30，表示中国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区。
Moran’s指数大于0表示区域之间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换言之为相似集聚；小于0则表示经济区域存在空间异质性。
结果显示：Moran’s指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均为正数，表明各省市内外贸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各地区内外贸发展并不是完全随机分布，而是存在联动效应和空间依赖特征。耦合度的Moran’s指数的P值来看，1988-1989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之外其他年份均呈现空间集聚特性，2000年以前Moran’s指数较小，之后先逐年增大2010年后有下降趋势；从内外贸协调度的Moran’s指数来看，1987-1989年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1990-1995年期间却不显著，事实上，内外贸仍然向好发展但是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耦合度的差异，由此引起协调度及其Moran’s指数的不显著。从1997年开始Moran’s指数呈逐年增大的趋势；2016年，耦合度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但是协调度的显著性进一步增强，表明部分“伪协调”现象有所转变，协调的实质性有所增强。内外贸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空间自相关性在逐渐增强，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省区之间的联动效应增强。
表5 耦合度及协调度的空间Moran's指数及P值
注：Moran(C2)和Moran(D2)分别表示耦合度和协调度对应的莫兰指数。
图12-13给出了1987年、1997年、2007年及2016年中国内外贸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全局Moran’s散点图，直观地反映了内外贸发展的空间特征。其第I象限表示内外贸协调发展的“高-高”集聚状态，第III象限表示“低-低”集聚状态，这两种集聚属于正向集聚。从耦合度来看，“高-高”空间集聚形式的省份多于“低-低”形式，而协调度的莫兰指数图更多呈“低-低”集聚，进一步证明耦合度的检验结果存在“伪协调”现象。从整体趋势看，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内外贸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依然存在。1987-2016年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在逐渐摆脱“低-低”集聚形式。
图12 各省市耦合度的空间自相关散点图
图13 各省市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散点图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198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初步测算了中国不同省市内贸和外贸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分析了时空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从描述性分析结果看，内贸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缩小而外贸贡献度呈增大趋势，内外贸“倒挂”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地区外贸滞后。内贸较外贸相比更加平稳。受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的影响较大，内外贸发展的区域差距较大，沿海沿边省份、直辖市、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五大区域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规模表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各区域内外贸发展位次并不对应。不同区域的内贸发展呈层级分布，外贸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外贸发展趋势出现了明显转变，内贸趋势稳定。可见，地理位置是影响内外贸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推进“贸易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应该深入剖析地理因素与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内贸和外贸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普遍较低，耦合度的测算结果部分存在“伪协调”现象，大多地区内外贸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没有达到共振状态。从耦合度来看，除河南、湖南两个省份处于低耦合阶段外，直辖市、沿海沿边省份、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的耦合度基本处于颉颃耦合阶段。从协调度来看，直辖市、沿海沿边省份属于中度失调型，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属于严重失调型。上述现象与典型事实部分区域内贸和外贸差异大、区域内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处于低层级的事实对应，在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西部地区表现更为突出。“贸易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应该注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逐步消除“伪协调”现象，使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协调发展逐渐向区域联动和互补的方向发展。
第三，从时间角度看，内外贸协调发展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微弱，随时间演化效率低下，内外贸协调发展进展缓慢。受不同的政策、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变动特征各异。沿边不沿海省份、内陆中东部省份和内陆西部省份表现更加突出。直辖市的协调程度差异大；沿海沿边省区呈不同程度地增长并且趋势平稳差距有所扩大；沿海沿边省区和内陆中东部省区相对集中；内陆西部省区协调程度较低，波动较大。中国内外贸结构性失调的矛盾长期存在，各区域多层次平稳发展。“供给侧改革”之后，绝大多数省份的内外贸协调度反而有所下降，短期调整出现反常属于可控范围之内。
第四，从空间角度看，内外贸协调发展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区域内的空间溢出和集聚特征较强，但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性也较为明显。沿海沿边省区、直辖市的协调度较高，沿边不沿海省区、内陆东中部省区次之，内陆中西部省区内外贸的协调性最差。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前两者高于全国均值而后三者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中国内外贸协调发展的区域市场模块化、能级化。中国规模大、市场差异性强，调节难度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去模块化是排除市场阻力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障。
总体上，中国内外贸失调“范围广、层次多、时间演化效率低、空间集聚效应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内外协调，推进内贸外贸有效互补的互动模式。鉴于此，各省市应根据自身贸易及经济发展情况尽快制定并落实促进中国整体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协调发展、各地区之间内外贸协调发展的相关决策方案。
一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构建高效的内外贸发展模式，提升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协调发展的效率。中国市场规模大、调节难度大，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协调度长期处于低位运行，变化甚微，内外贸协调性长期较差。因此，促进内外贸协调发展需从根本出发，打破固有的贸易模式，建立内外联动、区域一体的互动模式。构建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给侧改革”的贸易体系，发挥“两个市场”深度融合，沿海沿边、内陆全方位互动的外部效应。
二是从不同层面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通过产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引导，外贸企业转变经营模式，创建国内营销渠道和贸易网络，鼓励引进国内不足产能，通过与国内企业合作培育新支点，实现国际国内市场互补。打破国内区域市场壁垒，推进贸易降本增效改革，降低贸易企业的流通成本、税费成本及市场准入成本等，拓宽内外贸流通渠道、整合资源，推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首先鼓励国内企业跨区域投资，促进国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融合。同时通过在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设立直辖市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利用其溢出效应进行中心-外围辐射、点-轴带动等缩小地区差距，弥补贸易发展的短板，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三是内外贸发展的“落后失调连片区”应该补短板、强基础、抓机遇。积极推进“贸易供给侧改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向各级政府争取更多的配套支持政策，扩大国内贸易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提高区域的内外贸协调性。内外贸失调片区大多处于沿边、内陆地区，这些地区的地理条件禀赋差，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国内贸易发展缓慢；并且从政策角度讲属于改革开放的劣势区，对外贸易较为滞后，经贸发展在艰难中前进。因此，相应省份应深入剖析自身的优劣势，补齐薄弱短板，延长产业链，合理布局有供给能力、有发展潜力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优化贸易结构。同时，顺应“一带一路”战略，扩大自身的市场规模和贸易规模，利用不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促成区域集聚，提高落后失调区的整体实力，促进地区内外贸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此外，对于内外贸协调度低的地区有针对性的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贸易与基础设施、物流、金融等多方位的融合，优化内外贸发展的服务，缩小与较高协调度地区的差距，也是“贸易供给侧改革”下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步骤。
四是完善内外贸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统筹宏观政策安排。应充分考虑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相应的政策导向，从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着手。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单纯地刺激国内市场，“出口导向型”等类似政策的实施与改变也不能一概而论，需因地制宜。对于内贸发展较好的地区或者发展内贸更具有优势的地区，由内而外、以内贸为主外贸为辅，也需要适当加强口岸建设，寻找出海口，扩宽贸易合作伙伴，支持进口引致的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逐步实现内外市场的融合发展。对沿海沿边省份以外贸促内贸无疑是更加科学的选择，但同时需适度提倡国内贸易，避免大量的“需求外溢”现象发生，保持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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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Coordination and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under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CHENG Zhong-hai, NAN N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China)
Abstract：The sepa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market and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y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Basing on the theor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relations, the paper calculates development index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from 1987—2016 China in 30 provinces using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and evaluates Chinese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using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im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universal. Domestic trade level is higher than foreign trad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areas is seriously imbalance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oastal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s high, followed by Inland frontier provinces, inland Eastern and central provinces, and the inl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the lowest;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of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s generally low.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does not reach the resonance state. The “pseudo coordination” phenomenon exist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Qinghai, Gansu, Ningxia, and Guizhou. Through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Basing on these conclusion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Key words：domestic trade; foreign trad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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