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系统耦合与匹配视角
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系统耦合与匹配视角摘 要： 基于我国31个省区1993-2015年面板数据，运用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了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及耦合特征，并结合空间重心距离分析，讨论了三系统耦合的时序变化、空间分布及匹配状况，以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结果显示，一方面，我国人口结构和产业发展均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人口结构2015年起出现转变，加之供求结构自2003年以来失衡加速，导致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缓慢；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二系统的良性耦合对于三系统耦合具有支撑优势，但此优势可能会由于二者空间匹配程度的下降、空间配置效率的降低而受到削弱，而“人口结构—供求协同”和“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两类二系统耦合的空间配置效率正逐步回升，对三系统耦合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据此，一方面应推动以“人力资本红利”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以消除“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扩大人民群众有效需求的同时，着力增加高质量高水平供给，以缓解我国社会的发展矛盾。
关键词： 人口结构； 产业发展； 供求协同； 耦合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以深刻的社会变革、制度转型以及红利释放，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中国奇迹”令世人瞩目。然而，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背后，体制机制性障碍、经济结构失衡、特别是长期粗放的生产供给方式，持续积累着深层次的经济发展矛盾，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面显现。这对我国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产生了明确的倒逼信号，并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战略的持续推进。
2015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召，从而全面吹响了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号角。这意味着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会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进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从战略全局出发，联系当前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这一论断将我国供求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显性化，进一步强调了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强供求协同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看，今后在适度、稳步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以真实需求为参照，加大力度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持续激发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动力。
在全面审视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近年来，我国以加速老龄化为突出特征的人口结构失衡现象亦开始显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之所以得以持续前行，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所支撑的充足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时至今日，人口增速的快速下滑、老龄化程度的快速加深、性别比失衡、人口空间分布不均等人口结构问题快速显现。由于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消费和生产结构，因此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刻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供求关系。
以上述背景为主线，全面考虑经济结构转型的各方特征，深入解析我国的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之间的关系，将对当前的转型困境做出新颖而更为深入的解析。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三类结构展现了我国宏观经济结构的主体框架，对此的综合性分析，将有助于有效揭示“有效需要”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有效解析供需非平衡之间的动态变动特征，从而为下一步结构调整提供有力的借鉴。基于上述认知，本文将尝试讨论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三方面的交互作用特征；将进一步分析聚集于省域层面，将有助于以全新的视角理解我国区域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从人口结构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看，通常情况下，人口结构的改善，诸如劳动力充足(李文星等)、人口素质提升(周弘)、城镇化程度加快(陈昌兵)、劳动力流动性提高(赵楠)等，都会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又可进一步促进人口结构的改善(李建新)；洪业应；赵晶晶；段成荣等；Kolko；Michaels等)，从而形成二者互促的优化模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弱化的主要原因，其会通过增加家庭的抚养负担及社会福利支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产生阻碍作用(Orzechowska-Fischer)。另有观点认为，通过增加消费需求、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倒逼”企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等方式，老龄化反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汪伟)。
从人口结构与供求关系的作用机制看，目前，多数研究仅分类讨论了消费、贸易、投资等反映供求状况的单一指标与人口结构的关系。第一，从消费看，主要探讨了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学者们一致认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抚养比以及人力资本与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李文星等；邱俊杰等；周弘；傅程远等；Horioka)；而性别比、城市化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分歧(王锋等；邱俊杰等；陈昌兵；易行健等)。第二，从投资看，人口规模、社会抚养比、城乡人口比、人力资本等都会对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人口结构的改善会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李建军等；陈昌兵；唐珏岚等)，而人口结构的弱化对投资具有负面效应(李威等)。值得一提的是，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不仅不会阻碍投资增加，反而会对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侯文平)。第三，从贸易看，年青人口占比较高的人口红利会促进贸易增长(Bloom和Williamson) ，贸易也反过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化(Grossman；Acemoglu；孙永强等)。
此外，从产业发展与供求关系的讨论看，一项经典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不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和收入预期，扩大消费需求，而且还能够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扩大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调整不但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缓解供求失衡，而且能够有效刺激需求，进而有助于实现供求的有效匹配(简新华等)。同时，从供求关系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看，现有研究多单独从供给或需求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Malerba；沈利生；王宇；Acemoglu)，未能体现二者的协同作用。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间具有明确的交互影响关系，二者能够形成互促的发展模式；而人口结构的变迁，影响着社会需求层次的变化，产业发展又会促进供给结构的改善。考虑到供给和需求的因果统一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理应将二者结合再做考察，而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便自然产生了有关二者协同能力的话题。关于供求协同，一是有效需求的提升，二是对应于有效需求，供给结构主动适应需求变化，从而实现二者的协同共进。从现有研究看，以供给侧为引导，有关宏观总供求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尝试性地讨论二者之间的作用原理，鲜有从实证层面展开的经验性研究，这主要缘于供求协同关系难以有效量化。因此，常见的实证分析大都集中在单一生产要素或具体行业供求分析上。进一步看，有关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者关系的研究更为少见，主要原因在于将上述三个方面同时纳入一个研究体系时，受研究思路与方法所限，众多文献都只讨论了三者中两两之间的相互关系，很难实现有关同时涵盖三者的系统性经验认知。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之处，本文欲设计一个新颖的研究体系：引用系统耦合思想，运用“三系统耦合”模型，对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大系统的协同关系做出讨论。通过分析，将主要尝试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我国三大系统耦合的历年演进表现出怎样的时空分布特征？三大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如何？是“谁”在支撑着三者的协同共进？二是当前的系统发展模式会持续下去吗？如果不，会发生何种转变？三是我国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会体现于三大系统交互作用的关系当中吗？
基于以上问题，首先建立完整的三系统指标体系，以此衡量三者各自的发展水平；其次利用“系统耦合”方法分析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尔后以空间重心方法考察三大系统的空间匹配程度。此外，有关区域发展差异的比较将贯穿于上述内容。
三、系统耦合解析
(一)两系统耦合模型解析
两系统协调程度可用偏离差系数Cv衡量，Cv越小代表协调程度越高，偏离差系数Cv计算公式(逯进，2012)如下
(1)
其中，F1和F2分别为两系统的综合指数。
式(1)化简后得
(2)
由上式可知，离差Cv越小越好，而这意味着C越大越好；同时，由于以Cv做计算略显繁杂，以C做计算更为方便，因此，可将C定义为两系统的协调度
(3)
同时，两系统的发展度T(逯进，2016)为
T=α·F1+β·F2
(4)
其中，α和β分别为F1和F2的权重，其具体值可根据两个系统的相对重要性确定。
两系统耦合度D的计算公式如下
(5)
(二)三系统耦合模型解析
与上述两系统原理一致，同样可以用偏离差系数来衡量三系统的协调程度。这里将三系统的偏离差系数Cv定义为
(6)
其中，F1，F2，F3分别为三个系统的综合指数。
化简后得
(7)
因此，三系统的协调度C可写为
C=3(F1·F2+F2·F3+F1·F3)/(F1+F2+F3)2
(8)
同时依照前述原理，三系统的发展度T可写为
T=α·F1+β·F2+γ·F3
(9)
其中，α、β、γ分别为F1、F2、F3的权重。本文中，笔者认为人口结构、产业发展和供求协同三个系统对三者耦合关系的形成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故令α=β=γ=1/3。依照前述，三系统耦合度D的计算公式如式(5)。耦合类型的划分标准较为统一(逯进，2016)，依据这一划分标准，可确定耦合协调类型。
四、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现有文献对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界定已相对完善(方大春等.)；而人口结构是个复杂、多样的系统，学术界虽已多有讨论，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指标；供求协同指标的构建在既有文献中也尚未发现。因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人口结构和供求协同加以界定。
人口结构反映了某区域一定时点人口总体不同特征的数量比例关系。本着对人口结构进行全面刻画的原则，本文设定了五类人口结构标准：规模、年龄、素质、分布和性别。人口规模选取了总人口数量及其增长水平；人口年龄结构体现了人口不同年龄段的分布状态，一般采用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三个指标来对其进行衡量。同时，由于现有文献更多将老、少人口比界定为人口结构的主要指标，因此本文亦纳入了社会总抚养比以及老龄化两个指标；人口素质结构主要包含身体素质和脑力素质两个方面，本文分别选用人口预期寿命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加以衡量(逯进)。现有大多数文献都以城乡分布这一静态指标刻画人口的分布结构，虽然这一指标具有较强的指向意义，本文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引入人口迁移作为人口分布结构的动态指标。此外，既有文献对性别结构的衡量都采用了性别比这一指标，本文亦选取之。需要特殊说明的是，由于实证分析时数据的标准化处理需要确定指标的正负特征，对照于性别比指标可以发现，这一指标既不是值越大越好，也不是值越小越好，而是处在合理区间时最佳，偏离合理区间的程度越大则性别失衡越严重。因此本文定义性别比偏离度对其加以数值标识。由于普遍认同的性别比合理区间为，因此本文设定了如下计算公式
(10)
其中，u为性别比偏离度，v表示总人口中每一百名女性对应的男性人口数。
供求协同，从宏观层面看，其表达了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层次匹配与交互适应状态。不同于供求总量的是，协同更强调供求之间的全面匹配性。如果供求之间不匹配，则会出现以供求数量、质量、结构三类偏差为特征的供求失衡。当前，我国以产能过剩为引导的供给侧改革，核心正是强调与调整多年来形成的上述三类偏差。为此，本文尝试从消费、投资和贸易三个方面对供求关系进行界定，其中，以最终消费率衡量有效需求；以存货增加额衡量无效供给；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则涵盖需求又涵盖供给，其主要突出供求关系的外部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系统指标体系。
表1 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供需结构指标体系
注：(-)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其它均为正向指标，正向指标值越大越好；负向指标值越小越好。
关于指标界定需作以下说明。首先，最终消费率虽不是越高越好，但就我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特征而言，消费不足始终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至少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仍处于相对越高越好的阶段，故将其界定为正向指标。其次，在投资较高时，如果存货增量少则表明无效供给少，供求协同状况较好；反之则表示存货水平高，真实的供求缺口较大，因此可将存货增加额界定为负向指标。此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导向来看，主要以鼓励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多年形成了出口越多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考虑这一点，则本文将净出口界定为正向指标。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了我国31个省区1993-2015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对于小部分缺失数据，采用趋势拟合估算得到。
(三)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纲差异较大，所以首先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标准化方法是组间极值法，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
负向指标标准化：
其中，n代表省市，m代表年份。Nnm表示第n个省市第m个年份的原始数据，Nnm′为数据的标准化值，MaxNnm和minNnm分别表示Nnm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四)权重的确定
基于客观真实性与主观合理性相结合的原则，本文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来确定权重。层次分析法的主观赋权，笔者邀请了相关领域内的7名教授(博士)进行了打分，并经讨论最终确定。
(五)综合指数的计算
综合指数衡量的是各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是系统所含各指标标准化值的加权求和值。本文所涉及的三系统的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为
(11)
其中，n代表省市，m代表年份，F1nm、F2nm、F3nm分别为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n、Wjn、Wkn分别为各个省市各指标的权重；Ninm′、Njnm′、Nknm′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五、实证分析
(一)现状描述
1. 人口现状
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较大，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2000年以后，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整体加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却在持续上升，到201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47%，老年抚养比高达14.33%。老龄化比重的持续提高加重了劳动者经济负担，增大了社会抚养成本，而这一压力将长期存在。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共存，这使得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化，并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市场供求结构造成了强烈冲击。
2. 产业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从传统的“二、一、三”模式转化为“三、二、一”模式，至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首次突破50%。从就业结构看，从1978年到2015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70.53%下降为28.30%，第二产业比重由17.30%上升为29.30%，第三产业比重由12.18%上升为42.40%，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仍有巨大的空间。目前，我国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多年来我国以粗放型模式为主的经济发展，始终没有实现高效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因此，虽然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逐步改善，但面临着持续转型升级的重任。
3. 供求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但近年来增长率出现下滑。2015年我国GDP增速降至近25年的最低水平，虽然消费贡献率创下66.4%的新高，但仍旧无法确定我国多年形成的有效需要不足是否有根本性转变。同时，多年来我国生产结构的失衡不断加剧，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无效供给过量，供给方并未释放足够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支撑力，进而无法适应有效需求的快速变动。两方面综合作用，折射出供求失衡是中国经济下行的突出表现与重要根源。
(二)综合指数分析
依据式(12)可得各省区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限于篇幅，具体数值不再列出)，全国整体及四大区域人口、产业与供求三系统综合指数的变动趋势见图1。整体上看，人口结构综合指数稳步上升，其曲线呈“S”型，并于2014年时达到极大值点。一直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尽管老龄化持续加深等人口结构问题逐渐突出，但快速城镇化、人口素质提高等有利因素部分抵消了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使得人口结构整体上依旧呈现出温和的发展态势。同时，2015年的下滑状态在考察期内从未出现过，这暗示我国人口结构的弱化强度已超过有利因素的支撑，从而未来将出现明显的人口结构失衡的状况。产业发展综合指数也稳步上升，由1993年的0.28上升至2015年的0.44。正如产业现状中所提及的，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发生了快速而有利的转变，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正稳步推进。供求协同综合指数在1993年到2002年期间维持在0.48左右轻微波动，2003年后开始出现下滑，到2014年时已下降至0.36。这意味着考察期内供求结构出现明显失衡。但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的供求协同综合指数有所回升，这可能预示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有初步成效。
图1 我国整体及四大区域人口、产业与供求三大系统综合指数变动趋势
分区域观察，首先，从人口结构综合指数看，自2012年起东部开始下降，随后东北、中部也纷纷出现相同的情况，至目前只有西部尚未出现转折点。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以及人口集聚程度的加深，东部地区的人口结构优势将进一步衰减。考虑到中部、特别是东部是我国人口的高集聚区，上述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区域已出现明显的人口结构弱化现象，而伴之以未富先老、社保负担加重以及人口结构的持续失衡等问题，今后将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负效应。其次，从产业发展综合指数看，四大区域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中，东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最高，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别。事实是，从第三产业内各行业发展情况看，自2005年以来，我国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的产值增长要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与此同时，同样属于消费性服务业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业也都表现出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人口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的演变，催生了与老龄产业有关的消费性服务业的更快发展，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此外，从供求协同综合指数看，东北、中部、西部共同表现为自2003年以来供求指数迅速下降，供求不匹配问题日益加重。从典型区域东部看，其指标虽未大幅下降，但指数的绝对水平始终较底。深入考虑可知，东部的GDP与最终消费支出都位于四大区域之首，但其最终消费率与其它三区域相比却比较低；同时存货增加额占GDP的比重又较高。很显然，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有效需求与供给并未形成有效匹配。今后其作为我国的“率先发展”区域，仍需加大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另外值得关注的两点，第一，自“十二五”以来，东、西部的供求指数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这意味着，前两个地区供求协同水平相对较高，后两个地区的供求失衡情况则非常严重，二者形成的广义“中部塌陷”现象十分明显，这需要给予足够关注；第二，2015年各区域供求指数同时回升，这主要缘于最终消费率的持续提升及存货的减少，且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净出口有明显增加，这是一个供求结构改善的积极信号。
(三)系统耦合分析
1. 三系统耦合
由式(10)可得各省市三系统历年耦合度，主要年份结果见表2。总体看，我国三系统耦合度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并已进入初级协调阶段，但增长非常缓慢，耦合值从1993年的0.62转变为2015年的0.67，年均增长率仅为0.34%。从四大区域看，东、中、西部耦合度都呈波动上升趋势，东北地区波动较大，但无任何提升。
从区域比较及发展不平衡角度看，自1993年起，东部地区耦合度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到2015年时已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地区。具有典型比较意义的是，考察期内江苏省三系统耦合实现了从勉强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持续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其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同时产业发展和供求协同状况亦持续改善，对于其它省份而言，这一现象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同处东部地区的山东省，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三系统耦合度从2012年开始下降，到2015年时已衰退至勉强协调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消费需求低迷，且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减少，导致其存货难以消化，存货增加额由2012年时的742.69亿元快速增加至2013年的1 703.44亿元，且2014年和2015年持续增加。供给过剩加之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着山东省三系统耦合度的提升。西部大多省份都处在老龄化初期，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供求状况虽在弱化，但供求指数仍居四区域之首，这使得其三系统耦合度不断提升。其中，西藏耦合变动最为明显，已实现从勉强协调到中级协调的快速转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人口结构存在一些隐患，主要表现为“三个最低”：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在所考察的31个省区中均为最低。这几个问题若不及时改善，很可能成为未来阻碍西藏产业发展及供求协同的障碍所在。而这一点也为西部其它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提出了警示。此外，西部发展龙头之一的陕西省，其耦合水平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波动剧烈，耦合状况极不稳定。究其原因，一方面其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产业结构很不合理，难以实现高质量、高水平供给，加之消费率持续走低、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需求不足问题，致使供求不匹配问题严重。
东三省耦合情况很不乐观，黑龙江和辽宁的耦合度只有小幅提升，吉林的耦合度一直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三省弱化的人口结构和落后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明显改善，导致其供求结构日益偏差。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考察期内吉林省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2015年最终消费率为39.18%，为31个省区中最低，而贸易增速下降，加之产业层级较低，导致存货持续增加并难以消化，并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的双偏差局面。
从中部看，问题最严重的是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与人口大省，在其他各省2011年前后耦合度纷纷提升的同时，其耦合度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偏差在于其货物和服务净流出自2008年起大幅下降，并持续表现为净流入，净流入量已连续五年为全国最高，这使得其存货大幅增加，供求偏差问题非常突出。
表2 我国31个省市历年耦合度
目前东北和中部两大区域形成的广义中部地区，其三系统耦合已形成明显的空间分布“塌陷漫延区”。这揭示我国正形成以广义中部为分界轴的区域发展U型态势。通过前文综合指数结果可知，东北和中部地区不仅表现为三大系统整体发展水平的迟缓低效与结构失衡，更为重要的是，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亦不容乐观。今后，东北和中部各省，需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度，把握好我国社会经济重大战略和政策叠加的机遇期，优化产业结构、去除老旧产能、改善人口结构，这将从根本上改善这一地区的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供求协同状况成为影响三系统协调发展最显著的因素。因此，各地区在“转方式、调结构”改革大趋势的引导下，持续、高强度地实施供给侧改革，加快宏观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并以此激励消费需求的提高，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与此同时，需重点关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减缓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另一方面，则需要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推动老龄产业及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
2. 耦合比较
基于前文分析可获知各区域三系统耦合协同发展的整体特征。进一步，为清晰揭示上述特征形成的动因，可以通过考察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三大系统中两两组合而形成的三类二系统耦合的特征及其与三系统耦合的比较而获得。这一研究设计的思路在于，三系统耦合是建立在三类二系统耦合基础之上的，只有各二系统耦合都出现递进优化，三系统耦合才会有序提升。
二系统耦合的计算依据见式(5)。限于篇幅，三类二系统耦合的计算结果不再列出，耦合变动趋势见图3。
图2 我国人口、产业与供求耦合结果动态演化趋势图
由图2可见，从全国整体情况看，三系统耦合保持了持续增长状态，具有相同特征的还有“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二系统耦合，其对三系统耦合产生了明显的支撑作用。而“人口结构—供求协同”与“产业发展—供求协同”的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增长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带动作用。这意味着，人口与产业之间的良性耦合是事关我国三系统耦合持续提升的关键因素。
3. 耦合的空间重心特征
以上文分析为基础，考虑到我国区域之间要素禀赋与发展条件的巨大差异，因而从空间匹配视角进一步探寻“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人口结构—供求协同”三类二系统耦合的空间匹配程度，则可以进一步从空间维度对三系统耦合持续演变的趋势做出拓展性的判断。
(1)空间重心模型
空间重心统计通过借鉴物理学有关重心的概念来刻画属性值空间作用的合力点，体现区域属性值的平衡结构。该方法是空间统计分析技术中分析属性值空间地理分布特征的重要工具(周惠民等，2017)。空间重心模型如下
(12)
(13)
式(12)中Xt、Yt分别代表研究区域第t年的空间重心的经、纬度坐标，以此来刻画属性值的空间平均中心；xi、yi为第i个次级区域的经纬度坐标；EG为第i个次级区域第t年的属性值。另外，进一步利用式(13)可以计算属性值的空间重心偏离度，刻画二者的空间不匹配程度；其中，为第t年不同属性值间的空间偏离度；C为经纬度距离转换为平面距离的转换系数，设定为111.111。
(2)空间重心解析
利用上述模型可求得三类二系统的空间重心距离，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子系统间的空间重心距离演变轨迹
首先，从空间重心距离远近来看，“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两系统的重心相距最远，二者的空间匹配程度非常低，其次则是“人口结构—供求协同”、“人口结构—产业发展”，特别是“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两系统的重心距离最小，二者间的空间匹配程度很高。
其次，从空间重心距离的变动趋势来看，“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人口结构—供求协同”的重心在不断相互接近；相反，“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两系统的重心却在相互远离。进一步联系前述二系统耦合的基本态势，倘若“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两系统的重心持续远离，那么当前“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二系统耦合对于三系统耦合的主导优势将会由于二者空间匹配程度的下降、空间配置效率的降低而受到削弱。从现实来看，作为发展龙头的东部地区“人口结构—产业发展”的耦合度在2015年的下降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此外，“人口结构—供求协同”两系统的重心尽管在2003-2008年间经历了短暂的远离，但是2008年之后二者的空间重心开始持续接近，匹配程度开始逐步回升。联系前文可以预见，尽管从耦合视角来看，当前“人口结构-供求协同”间的协调发展态势并不乐观，且显现出其对三系统耦合持续演进的阻碍作用，但从空间匹配视角来看，随着“人口结构—供求协同”的空间匹配程度持续上升，空间配置效应逐步显现，二者耦合发展态势的负面效应会得到遏制；“产业发展—供求协同”的空间重心相距较远，但目前呈现逐步靠近的态势，随着二者空间配置效率的回升，二者耦合系统对三系统耦合的促进作用亦会逐步显现。
六、结论与建议
文章从系统耦合视角解析了我国31个省区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演化特征。首先，从整体上看，全国三系统耦合已进入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度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预示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已初步形成。分系统看，一直以来，人口结构和产业发展综合指数都稳步提升，供求协同综合指数自2003年起逐年下滑。这说明人口和产业在三系统协调演进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供求关系的恶化对三系统产生不利影响。但到2015年时，上述情况发生微妙的转变，人口结构综合指数出现下滑，供求协同综合指数转为上升。这提示，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情况下，人口结构正慢慢丧失其促动优势，将对产业发展与供求协同产生强烈冲击，而幸运的是，在持续高强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我国的供求协同情况已有好转迹象。
同样，从两系统耦合来看，“人口结构—产业发展”系统的耦合一直是三系统耦合持续改善的主要动力，但结合空间重心距离分析发现，“人口结构-产业发展”系统的耦合对于三系统耦合的主导优势将会由于二者空间匹配程度的下降、空间配置效率的降低而受到削弱；而供求与另外两个系统的两两耦合的空间配置效率正逐步回升，对三系统耦合的促进作用会逐步显现，这一结论与上述讨论十分一致。
最后，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无论从四大区域的比较还是从区域内部发展看，都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首先从区域比较看，自2012年起，耦合值始终维持东部>西部>东北>中部。明确可见，东北和中部两区域形成的广义中部地区，近年来不再是从前旧有的由东向西的阶梯状分布。其次从各区域内部看，既存在三系统耦合持续改善的省份，也有相当一部分省份耦合水平停滞不前甚至衰减。值得借鉴的有东部的江苏以及西部的西藏等省，而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省份是东部的山东、西部的陕西、东北的吉林以及中部的河南等，这几个省份存在的最显著的问题都在于供求匹配程度差。
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为，如果今后要持续提高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可兼顾三类战略：第一，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人力资本红利”支撑的经济发展必须成为以人口促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方可对宏观经济的“转方式、调结构”产生明确的倒逼动力。必须高度重视高素质劳动力培养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促进人力资本向真实生产能力转化，进一步促进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良好态势，以此对三系统耦合的持续提升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基础支撑力；第二，切实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实现产业“高级化”发展与经济稳定增长相适宜的发展模式，力促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双向交互式的优化升级与协调共进，从而在前述基础支撑力的基础上，对三系统耦合水平的持续提升提供具有绝对优势的拓展支撑力。第三，从改善供求结构的角度来讲，化解过剩产能是关键，而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并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近两年的实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宏观调控措施已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老大难问题，必须将问题细致化、具体化，在扩大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的同时，着力增加高质量高水平供给。总体来看，以全面创新为引领，坚持人口结构、产业发展、供求协同三者协调共进，并有效兼顾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将会继续力促我国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的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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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Supply-Demand Coordination: Perspective of Coupling and Matching
LU Jin1, LIU Lu1, ZHOU Hui-min2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1993 to 2015, the coupling model of three systems has been applied innovatively.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upply-dem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are measured.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spacial centers of gravity, the temporal vari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atching of the coupling of the three systems are discussed, so that we can look at the current “structural disequilibriu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one h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maintained a stable development trend, but in 2015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d and the imbalance of the structure of supply and demand accelerated since 2003, leading to the slow upgrading of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coupling of three syst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upl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industry development” system has dominant advantages for the coupling of three systems, but this advantage may be weakened, because the spatial matching degree and the spatial allocative efficiency are decreasing. While the spatial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the coupling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upply-demand coordination” system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supply-demand coordination” system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hose contribution to the coupling of the three systems will gradually appear.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driven by “human capital bonus”,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expand people’s effective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supply of high quality,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of development in our society.
Key words：popula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pply-demand coordination;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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