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南宗在山东的发现
全真道南宗在山东的发现——关于薛祖师宗派的几处石刻及初步探讨
白如祥
摘 要：全真道有南宗和北宗的分派，北宗在南方广为传播，但在北方一直没有发现南宗的踪迹，不过近年来在山东发现的几处石刻可能会改变这一状况。这几处石刻散布在山东的三个地方，在每个地方的石刻中都发现有一首道教宗派的派字诗，文字虽有差异但是大体相同，由此可以断定在这些地方曾经存在同一个道教宗派，这就是来自全真道南宗的“薛祖师宗派”。这些石刻出现于明朝的嘉靖和万历年间，是这一时期全真道复兴的历史反映。从石刻的内容来看，“薛祖师宗派”认同自己的全真身份，也得到了当地的全真道北宗尤其是自认为全真道正统的“七真宗派”的认可。“薛祖师宗派”的发现，对全真道研究尤其是对全真道南北宗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薛祖师宗派；全真道南宗;全真道复兴；七真宗派；石刻
道教内丹派有南宗和北宗之分，两派的得名显然与地域有关。北宗即全真道，由王重阳创立于金代，南宗虽然尊北宋张伯端为祖师，但其派别的创立是由南宋的白玉蟾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两派先后创立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所以后人就分别称它们为北宗和南宗。由于当时南宋和金的对立，两派之间难有交流。其后，蒙古人先是灭了金占领了北方，建立元朝后又灭了南宋占领了南方，南北方归于一统，于是北宗也随之南下，并且在南方广为传播。再后来，南宗渐渐融入了北宗，被称为全真道南宗，而相应的，北宗就被称为全真道北宗。奇怪的是，南宗似乎没有北上，在北方一直没有发现南宗的痕迹。不过，近年来在山东发现的几处石刻，可能会改变这一认知状况。
一、刻有道教派字诗的几处石刻
这几处石刻散布在山东的三个地方，分别是泰安的肥城、潍坊的青州、济南的历城。
(一)肥城小泰山石刻与薛道光宗派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一座小泰山，因其自然、人文景观与东岳泰山相似而得名。就在这座山上，有三处与“薛道光宗派”相关的石刻。
第一处在小泰山山顶的碧霞宫。碧霞宫有东西两间，分别供奉太上老君和碧霞元君。在碧霞宫西山墙上嵌有两方石刻。南边石刻刻的是碑文，起始部分为：
肥城古郡奱堂迺西三十里，地名曰北申社，迤北小泰山，起盖娘娘行宫于万历元年。因为灾疾不安，发心修整神像，得佑平安，不负前愿，弟子张自玉发心修盖完满，缴还愿心。(1)赵卫东等编：《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济南：齐鲁书社，2020年，第245页。
由此可见，碧霞宫是由道士张自玉于万历元年(1573)开始修盖的。他曾经因为患病而去求碧霞元君保佑，并发愿修整神像，结果果然获得平安，为了还愿，他下决心修盖完满。肥城距离泰山不远，当地盛行碧霞元君信仰，碧霞元君在民众心目中地位很高，因此张自玉去求碧霞元君也就不稀奇了。接下来的大部分碑文，出自《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不过文字节略甚多，不及原经的三分之一。显然，这是宣扬碧霞元君信仰的。北边石刻刻的是题名，包括捐资人、木匠和石匠等的题名，甚至还有附近一座佛教寺庙幽东寺的住持的题名，不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薛道光宗派”的派字诗和道士的题名。关于“薛道光宗派”的文字，从上到下分为三部分。最上面是宗派名称，即“薛道光宗派”；中间即其派字诗，五言四句共20字：
道德真演礼，清希守自然。广通名复信，庆贺永安居。(2)赵卫东等编：《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第246页。
最下面是道士的题名，从右到左依次为：侯微清(3)“侯微清”疑当作“侯清微”。，王清栾；募缘道士张自玉，徒弟赵然柏；王自珞，王然堂，王然登。其中张自玉是募缘道士，可见碧霞宫的修盖主要应归功于他。奇怪的是，题名中有“清”字辈和“自”“然”字辈的道士，却没有居于其间的“希”“守”字辈的道士。石刻最后的文字是“万历十八年(1590)修起工完满”，应该是碧霞宫修盖完成的时间。合起来看，这两方石刻实为一体，可视为一方石刻。
第二处在小泰山北麓山崖上的玉皇洞内。玉皇洞原来是一个佛教的石窟，里面有佛教的造像和题记。张自玉发现之后，就在其中居住下来，作为他修行的场所。后来他在洞中创建殿宇，并修造了玉皇大帝等神像，把它变成了道教的洞窟，玉皇洞应该就是由此得名的。张自玉还请人作文纪事，名为《佛洞记》，并将其刻在洞中的石壁上。由此可见，当时还没有玉皇洞之名，这个名称应该是后起的。洞窟当时被称为佛洞，张自玉并没有为其改名；或者石洞当时根本没有名称，因为之前是佛教的石窟，就将其称为佛洞。由此也可以看出，张自玉并不排斥佛教，也没有毁坏佛教的造像和题名，对佛教是很尊重的。从石刻的文字当中，也能够看出他融合三教的思想倾向。《佛洞记》曰：
玄元圣祖，广开众妙之门，接引修习之径路。万方设教，会四海之云□；处处兴缘，聚三山之霞友。上古圣人，垂世立教，无非引人入于善也。有山东济南府肥城县西三十里，名曰北申社，陶山以东，幽东寺北边，有上水庵古迹，玄帝庙威灵之宫迤东北，有佛洞一处，正南王祥寨西有三间洞，神李琦尝主之处，春秋时范蠡归湖所居，隐藏之机，乐此为妙，修道者也。《艺文志》论天下名山洞府，得有神仙公馆，前道近矣。修道之士，前世隐者，往往据之。三教圣贤，千经万典，忠孝为先。有一贫道，姓张名自玉，跣足鬅头垢面，身边挂缕，云游到洞，见山景清趣，人烟绕远，路径崎岖，恋此修命养性，夜诵经文，日间垉地，栽种杂果树株遍山，食吃野菜、黄精，清虚泠谈，寂寞苦行。三年化愚成贤，托愿十方，洞中创建殿宇一所，众家发心，造玉帝三官，一堂完满，共成善事，千古流名，万代不朽，开列于后。(4)赵卫东等编：《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第244页。
此后是众多捐资人的题名；之后就是“薛道光宗派”的派字诗，与在碧霞宫里发现的相同；再后是刻石的时间“大明万历三年(1575)七月吉日立”；再后是道士的题名，包括住持张自玉，徒弟王然堂、王然登、高然云、尚然□、赵然柏；最后是誊写人、木匠、石匠的题名。按石刻所说，万历三年时张自玉已经在玉皇洞中“寂寞苦行”了3年，也就是说，他初来此地是在万历元年，正是碧霞宫开始修盖的那一年。笔者猜测，张自玉应该是先在玉皇洞中安顿下来进行修行，然后才选定了小泰山极顶开始修盖碧霞宫。
第三处也在小泰山的山崖上，与玉皇殿相距不远，是一处摩崖石刻。石刻虽然局部脱落、文字漫漶，但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第一部分。这部分的文字大略如下：
□□钟离□□误将洞宾抛却儒□……入张子阳□□真篇炼金丹□□□药□□□□□□□道□□□□尝广开众妙之门……山之霞友处处兴缘上代古□□世无□□□□□□□□人为□□□圣贤忠孝为先今□……山东济南府肥城县治西张家店□□……道□□□□玉□头跣足□□□缕□游到洞睹□□□□□□此□景□缘遥远路□崎岖可隐修道……□树株□□野菜□□□□冷淡若□□□□□化愚成贤众善发心□舍资财□……清宫玉皇殿次修□□行宫救苦十王殿圣像皆全□冬□□绘饰鲜明视昔无加□然新之……□□善哉尚其□□□曹应□。(5)赵卫东等编：《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第264页。
这段文字中可注意的有三点：开始部分提到了钟离权和吕洞宾、张伯端(张子阳即张紫阳，张伯端称紫阳真人)及其内丹名著《悟真篇》；中间部分基本是上引《佛洞记》的节略；最后部分说明了玉皇殿和碧霞宫的修建次序，即先有玉皇殿而后有碧霞宫(行宫指碧霞元君行宫，此处即碧霞宫)。摩崖石刻大部分刻的是题名，其中最后有两行是道士的题名，有一行是摹刻的时间，文字如下：
(上残)徒弟：张然□，王然堂，高然云，王然利
(上残)十九年岁次辛丑季秋月吉旦
张鬅头开山，号苦行子(6)赵卫东等编：《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第265页。
道士题名中有两个(王然堂，高然云)出现在上面两处石刻中，都是张自玉的徒弟；“张鬅头开山”显然就是张自玉，“号苦行子”正是他的实际修行的反映。万历的辛丑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是摩崖石刻诞生的时间。摩崖石刻中虽然没有出现“薛道光宗派”的派字诗，但很显然这块摩崖石刻是属于“薛道光宗派”的。
综上所述，三处石刻都是关于张自玉和“薛道光宗派”的。张自玉从万历元年(1573)来到小泰山，用3年的时间在玉皇洞修起了玉皇殿，用18年的时间在山顶上建起了碧霞宫；开始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后来才有同派道士前来，并且开始收徒。有了碧霞宫作为根据地，“薛道光宗派”也就在小泰山扎下根来。联系摩崖石刻来看，其中提到的钟离权和吕洞宾是道教内丹派公认的祖师，而张伯端则是内丹派南宗的开创者，其再传弟子就叫薛道光，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薛道光宗派”出自内丹派南宗，至少和内丹派南宗有着不解之缘。从时间方面来看，张自玉和“薛道光宗派”在小泰山地区的活动至少有30年甚至更长，只可惜具体的活动状况从目前来看尚无从知晓。
(二)青州西城门里石刻与宾州高尚祖师仙派
2017年4月，郭武先生发表了《〈金莲正宗仙源图譛〉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一文，对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特藏部的一幅碑文拓片进行了考察。文中介绍，这幅拓片的碑刻最初立于山东青州“西城门里”，时间是嘉靖丙寅岁，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碑文未见于世人编纂出版的各种金石文集中。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这份碑文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原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拓片额题《金莲正宗仙源图譛》，以下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关于‘全真七子’(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玉阳、郝广宁、孙不二)的诗赞，中部为‘全真七子’围坐论道的图像，下部题‘七真宗派之图’大字，并有八首关于全真道宗派‘字谱’的诗句”(7)郭武：《〈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第83width=10,height=11,dpi=11093页。。总体来看，拓片是关于全真七子及其宗派的，所以原碑应该是由全真派道士所立。其中上部即“譛”(取自元代《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中部即“图”，这两部分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拓片真正的价值所在是下部的“七真宗派之图”。这个宗派图有两个特异之处：一是在七真宗派之后，加了一个“宾州高尚祖师仙派”；二是虽然七真宗派的派字诗与通常所见的大体相同，但七真宗派的名称与通常所见的大不相同。关于第二点，郭武先生在文章中作了探讨，尽管可能并不完美，但与本文关系不大，因此不作探讨；关于第一点，郭武先生在注释中说“详见笔者另文”，但迄今未见发表。本文所关注的，正是七真宗派之后的那个“宾州高尚祖师仙派”，因为它的派字诗和早前在肥城小泰山发现的“薛道光宗派”的派字诗是大体相同的。“宾州高尚祖师仙派”的派字诗为：
道德真元礼，清石知静虚。广通明福性，庆和永安居。
乍看之下，感觉和“薛道光宗派”的派字诗差别很大，毕竟在20个字中有9个字不同，但实际上差别并没有这么大，因为在9个不同的字中，有5个是因为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导致的，并非真的不同，只有第二句中的4个是真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宗派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派，只是所用名称不同，而且这个不同实在太大，仅凭名称根本无法看出二者之间有一丝的联系。
(三)历城白云洞石刻与薛祖师宗派
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青龙山白云洞，既是一个山洞，也是一座道观，因为道观是依山洞而建的，白云洞就在道观的后殿之中，所以道观也叫白云洞。据说道观始建于元代，后几经重修，在“文革”中被毁，现在的殿宇是近年来新建的。后殿右前方靠山有4通石碑，包括1通明碑和3通清碑，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那通明碑，不仅因为它的年代最久远，更因为它所刻的文字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最为重要。碑刻题为《重修白云洞众祖仙派记》，主要内容为8个宗派的名称及其派字诗，具体如下：
薛祖师宗派：道德真圆理，清希守自然。广通明福信，庆和永安居。
丘祖师宗派：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和教永圆明。
刘祖师宗派：思道明仁德，重真性福常。景高和礼义，慈信守忠良。
谭祖师宗派：道本崇真礼，玄微至妙仙。立志云霄上，功成必有明。
马祖师宗派：一自圆永益，至冲寿域先。丹忠晖德义，了然定朝元。
郝祖师宗派：至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智信。
王祖师宗派：清静无为道，至诚有信明。金玉功智巧，真如相帝先。
孙祖师宗派：全真通玄理，大道德无为。明性如辉叚，知历了功福。
之下是道士的题名，共7行，每行1人至3人不等，分别是：刘守志；周守中，刘自朋；杨然智，郭广顺，于广从；贾然果，张广伶，刘通名；董然好，韩广文；张然惠；孙然安。落款还有两行文字，包含两个道士题名：“丹阳观刘然经书”和“本庵道士李广聚立石”。题名道士共计15人，分属于两座道观，其中14人是白云洞的，只有1人来自丹阳观。从辈分来看这些道士都是“薛祖师宗派”的，所以碑刻是由该派道士所立。碑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碑额的两行文字，第一行为“紫阳张祖师”，第二行为“重阳王祖师”，二者分别是道教内丹派南宗和北宗的祖师，这对判断“薛祖师宗派”的归属具有重要价值。
显而易见，8个宗派中的后面7个就是七真宗派，即以全真七子为祖师的全真道宗派，而且派字诗也与通常所见的大体相同，当然也有明显不同，不过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本文所关注的是排名第一的“薛祖师宗派”，因为这一派的派字诗和在肥城发现的“薛道光宗派”的派字诗是基本一样的，几处不同都是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而造成的，并非真的不同，而且两派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很接近。所以可以肯定，这两派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派，薛祖师就是薛道光。将这里的“众祖仙派”与上文《金莲正宗仙源图譛》中的“七真宗派之图”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的是，二者都是将七真宗派和另外的一个宗派并列，并且这两个另外的宗派使用大体相同的派字诗，实际上是一个宗派，而七真宗派的排列顺序不变，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不同有两点，一是二者所记的宗派名称和派字诗在文字上有差异，二是二者将七真宗派与另外一个宗派加以排列的前后顺序正好相反；前一个不同点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后一个不同点则是本文讨论的一个重点。
二、对薛祖师宗派石刻的初步探讨
综合以上三处石刻来看，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道教宗派，尽管名称不同——或称“薛道光宗派”，或称“宾州高尚祖师仙派”，或称“薛祖师宗派”，却使用着基本一样的或大体相同的派字诗在传承，也就是说，在不同的三个地方有同一个道教宗派。然而，这个道教宗派历来不为人所知，其名称和派字诗在《诸真宗派总簿》中也不见踪影，如果不是这几处石刻的出现，这个道教宗派不知还会被埋没多久。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道教宗派，它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以下仅就思虑所及，探讨一下该道教宗派的教派归属及其与七真宗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薛祖师宗派是全真道南宗派别
在肥城小泰山的两处石刻刚刚引起注意的时候(当时小泰山摩崖石刻的内容还不为人所知)(8)这两方石刻之前已为人所知，只是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编于1996年12月的《肥城名胜古迹·小泰山碧霞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肥城市委员会社会文教委员会编：《肥城文史资料》第九辑，第27width=10,height=11,dpi=11028页)中就有介绍，并著录了碧霞宫石刻的部分文字，不过错乱较多。，赵卫东就视其为“全真南派”的石刻。他说：“山东地区全真南派石刻极为罕见，这一宗派图的发现对探讨全真南派在北方的影响具有重大价值。”(9)泰安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泰安历史文化遗迹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所谓“全真南派”即“全真道南宗”，是对道教内丹派南宗在元代与全真道合流之后的称呼。在赵卫东看来，石刻中提到的薛道光就是道教内丹派南宗的三祖，这一宗派就是从他而来的。对此笔者是认同的。不过由于当时没有其他材料的佐证，所以证据还是有点不足，而济南白云洞石刻的发现，为此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上文提到，白云洞碑刻中所载的8个道教宗派实际上可以视为两个：七真宗派是一个，属于道教内丹派的北宗；“薛祖师宗派”是另外一个，单独来看还看不出其归属，但联系碑额的文字来看，“薛祖师宗派”的归属就很清楚了。可以看出，白云洞碑刻的碑额所载的两位祖师与碑文所载的“两大宗派”是一一对应的。七真宗派所对应的是“重阳王祖师”，即内丹派北宗的祖师王重阳；“薛祖师宗派”所对应的是“紫阳张祖师”，即内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由此来看，“薛祖师宗派”是以张伯端为其祖师的，也就是说，它是源自内丹派南宗的派别。2020年11月，《山东道教碑刻集·肥城卷》由齐鲁书社出版，刊出了小泰山摩崖石刻的释文。释文不仅提到了钟离权和吕洞宾，还提到了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这同样说明了“薛祖师宗派”对于张伯端和内丹派南宗的认同。所以可以断定，济南的“薛祖师宗派”，或者说是肥城的“薛道光宗派”，确实是全真道南宗的派别，源头就是内丹派南宗的三祖薛道光。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青州的“宾州高尚祖师仙派”。可能有人会以《诸真宗派总簿》中没有记载为由，怀疑甚至否定该道教派别的真实存在，但以上证据足以说明，这种怀疑或者否定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它没有进入《诸真宗派总簿》的原因，暂时只能付之阙如，留待后续的研究来解决了。
不过，在“薛道光宗派”“宾州高尚祖师仙派”“薛祖师宗派”三个名称中，有两个直接出自薛道光，那么另一个出自哪里呢？初见“宾州高尚祖师仙派”这个名称，笔者想到的是北宋后期至金前期在山东滨州隐居修炼的刘卞功(1075width=13,height=13,dpi=1101143)。据金人张效纯所作的《高尚处士修真记》记载，刘卞功十四岁那年遇到一位异人，传授给他修炼的秘诀，于是开始静坐修行，最终成为一个著名的得道之士，在当时影响非常之大。政和初年(1111)，著名的道教皇帝宋徽宗派人请他入宫，但他不为所动。于是在政和六年，宋徽宗敕封他为“高尚处士”，给予他优渥的待遇。宣和初年(1119)，宋徽宗赐给他一个“高尚观”的名额，并规定每年度化一名道童，以使他能够静心修炼(10)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07width=10,height=11,dpi=1101008页。。此后不仅建起了道观，而且有了道派的传承，当然是以刘卞功为祖师的，完全可以称为“滨州高尚祖师仙派”。就目前所知，刘卞功的弟子是靳用章，靳用章的弟子是薛玄微，薛玄微的弟子是傅道兴。这一道派延续了很久，直到1232年，高尚观中仍有道士活动，不过此后即不见于历史记载了(11)《大金滨州安平镇靳先生之碑》《大朝滨州安平镇薛先生之碑》，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009width=10,height=11,dpi=1101010、1071width=10,height=11,dpi=1101072页。。虽然刘卞功修炼的可能也是内丹，但不论是其本人，还是其后续的门人，都没有材料证明他们与薛道光有任何的关系。刘卞功及其门人基本上是在滨州本地活动，薛道光或其弟子也没有到过山东的痕迹；刘卞功遇见的异人也不可能是薛道光，因为刘卞功比薛道光(1078width=13,height=13,dpi=1101191)还大3岁。所以，青州的这个全真道南宗道派为何被称为“宾州高尚祖师仙派”？它与“高尚处士”刘卞功及其道派到底有没有关系？目前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综上所述，这个有着三个名称(“薛道光宗派”“宾州高尚祖师仙派”“薛祖师宗派”)的道派是一个全真道南宗的派别，源自道教内丹派南宗的第三祖薛道光。不过就其名称来说，“薛道光宗派”显得太不尊敬祖师了，因为按照传统弟子是不能直呼祖师名讳的；“宾州高尚祖师仙派”则令人费解，不知其根据是什么；而“薛祖师宗派”不仅显得尊重祖师，而且出现时间最早；所以为方便起见，笔者以“薛祖师宗派”作为这一道派的通称。
(二)七真宗派碑与全真道之复兴
在青州和历城的两通碑刻上，都把“薛祖师宗派”和“七真宗派”并列排在一起，只是前后的顺序不同。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会有什么奥秘吗？
首先来看青州这通碑刻，额题《金莲正宗仙源图譛》，其名称与《金莲正宗记》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一脉相承。这两部著作从表面上看是全真道的仙传，是为其祖师树碑立传的，其实背后有更深的用意，即追根溯源以确立全真道的正统身份。所谓“金莲”指的就是全真道，全真七子就曾被称为“七朵金莲”(12)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祖师遂东归海边，徜徉数载，接诱训化。既得丘、刘、谭、马、郝、孙、王，以足满七朵金莲之数。”(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34页)；所谓“金莲正宗”，表面上说的是全真道的正宗，但其实际上所追求的，应该是以全真道为道教的正宗。
由于全真道是金代出现的新道派，为了扩大影响，全真道士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神道设教的策略，通过神化教主王重阳来神化全真道。王重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在民间影响深远的钟离权、吕洞宾和刘海蟾，分别称为自己的师祖、师父和师叔(13)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九《了了歌》：“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为弟子，便归依，侍奉三师合圣机。”(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第129页)，从而把全真道的源头上推到了钟、吕、刘三位神仙，这对全真道在金代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大蒙古国时期，在丘处机应召觐见了成吉思汗之后，全真道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时机。1238年，李志常继任掌教，被封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14)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579页。。三年之后的1241年，全真道士秦志安就编了《金莲正宗记》，把全真道的源头追溯到了东华帝君王玄甫，并初步建立起了“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七真”(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的传法谱系，不过在“五祖”和“七真”之间仍保留了和玉蟾与李陵阳两位早期全真道的重要人物。此后，全真道士又把全真道的源头往前追溯到了老子，如姬志真的《玄教袭明论并序》(15)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1页。(1260)和李鼎的《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16)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549页。(1263)都是如此。进入元朝之后，全真道的发展势头受到了极大抑制，但道士们追根溯源的努力并没有停止。1326年，刘天素和谢西蟾编了《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以老子居首，次以“五祖”“七真”，并剔除了李灵阳与和玉蟾，确立起了纯粹的“五祖”“七真”的传法谱系。全真道士们如此的努力，当然是为了确立自己的道教正统地位，以期获得其他道派的认可。但实际上，全真道只是成为道教的正统之一，可以和正一道等并立，而没有成为唯一的正统道派。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全真道确立起了自己的正统，即“五祖”“七真”的传法谱系。
青州这通碑刻，笔者以为与《金莲正宗记》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相同的用意，即力图通过追根溯源来恢复全真道的正统性。不过世易时移，在大明朝的背景之下，这一目标已不可能达成，全真道的地位已经无法再恢复到蒙元时期的高度。但它还是能够向世人宣示全真道的存在价值，同时也能宣示“七真宗派”在全真道中的正统地位。
大蒙古国时期，全真道曾极度兴盛。进入元朝之后，全真道因“贵盛”而引起了佛道的冲突，并在此后的佛道辩论中遭遇失败，受到重大打击而势头转衰。与此同时，全真道内部因师承关系而形成的宗派问题也越来越突显。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真道开始分化，导致了宗派的出现。明朝建立以后，全真道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因为朱元璋采取了扬正一而抑全真的政策。这使得正一道的地位急剧上升，压倒其他道派而成为道教正统，而全真道的地位则一落千丈，“玄门正派”的地位自然也保不住了。实际上不只正一道，其他有些道派的地位也要高于全真道，比如净明道。全真道士不仅被排除在道教的领导层之外，而且只能在深山中修行，不能建庵堂，更别说建道观了，失落之情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全真道也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散落于山谷之中，组织极为涣散，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大为减弱，于是教派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出现了众多的新道派。但是派系越多，力量越是分散，所以全真道派虽然为数众多，但都势单力孤，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合力，来与正一道相抗衡。如果朱元璋的宗教政策一直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全真道就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了。
好在明初严格的道教政策并没有一直严格地执行下去，从明朝中期就开始松动了，这对全真道来说是一个福音，当然对正一道来说更有好处。不过，此时正一道重蹈了元朝全真道的覆辙，由于前期的“贵盛”而走向腐化，导致一度被剥夺了“真人”的名号，尽管不久就恢复了名号，但也因此而元气大伤。与之相反，从明中期到后期，全真道吸取元朝时的教训，回归清修和戒律，通过苦行修炼和戒行精严，受到了世人的赞赏，一些著名的全真道士也得到了皇帝的敕封，比如嘉靖时期的孙玄清和万历时期的耿义兰，两人都是崂山道士。嘉靖年间(1522width=13,height=13,dpi=1101566)和万历年间(1572width=13,height=13,dpi=1101620)可以说是明代全真道发展得最好的时期，尤其是在万历年间，有学者说这是“明代全真道发展的鼎盛时期”，甚至认为此时“全真道士已经取代了正一道士在皇室的作用”(17)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0width=10,height=11,dpi=11021页。。这种说法可能有所夸大，不过在万历年间，在山东的崂山、泰山、五峰山和湖北的武当山，都有一些全真道士深受皇室器重，则是事实。所以，纵观整个明朝，虽然全真道的地位一直都在正一道之下，但两者的走向和趋势是完全不同的。正一道是由盛而衰，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全真道则是衰而复兴，走的是一条上坡路。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全真道已经不可能再达到蒙元时期那么高的地位了。
通过另外一个例子，也可以感受到全真道这种复兴的景象。在陕西省周至(古作盩厔)县终南山楼观宗圣宫有一通碑刻，题为《重建五祖七真殿宇碑记》，立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碑记中说，五祖七真殿建于“(元)世祖即位之六年(1265)”，“至我大明圣祖履极，暨宣德间亦尝奉敕重建，于今二百有余岁矣。垣墙其颓，梁木其坏，庙貌废缺不完，图像亦皆漫漶，狼狈于此极矣”(18)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这很显然是明初道教政策造成的恶果。但到了嘉靖年间情况已大不相同，住持道士“于是托居民王科为善主，戮(19)碑文作“戮”，据前后文语意当为“勠”之别字。力化材，出赀僦工，因故基而葺之，掖以斋厨，僚以垣墉，庙及门廊，凡木腐瓦摧壁倾者，咸易故为新。又更绘祖师真人之像，华不渝制，轮奂有恤……先人修建之意，于斯一新”(20)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第165页。。这篇碑记的撰者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夏言”，更显示出此时全真道所面临的大环境已大为好转。这通碑刻碑阴的上端刻的是“五祖”“七真”的名号。同年十一月，楼观道士又立了一通碑刻，此碑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不过所幸有拓片传世。碑刻题为《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内容与前一通碑刻相仿，没有什么新意，值得注意的是其碑阴。碑阴分为上中下三段，“第一段为七真祖师的牌位，牌位上列祖师道号，各牌位下方对应七真派字各二十字”(21)刘康乐、高叶青：《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82width=10,height=11,dpi=11091页。，第二、三段为各地信众、宫观道士的题名。七首派字诗与上文所述在历城和青州发现的派字诗的字数相同，仅有少数文字差异，大体是相同的，应该是出自同一个源头。
从时间上来看，宗圣宫的碑刻仅比历城的碑刻晚了1年，而比青州的碑刻早了13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在相距遥远的山东和陕西出现了大体相同的“七真宗派”的派字诗，应该不是偶然的，说明在嘉靖年间全真道的复兴已经不是局部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宗圣宫碑刻的碑阴额题为“大宗之碑”，显然是把“七真宗派”看作全真道的“大宗”，并以此来宣扬“七真宗派”的正统地位。所以，用碑刻来宣示全真道的复兴和“七真宗派”的正统地位，这应该是宗圣宫碑刻和青州碑刻共同的目的，它们针对的正是明初以来全真道发展过程中的衰败现象。不过奇怪的是，立碑的楼观道士所用的派字与“七真宗派”的派字都不相同，也没有把其宗派的名称和派字诗刻在碑上，所以有学者怀疑明代楼观道士可能不全是纯粹的全真道士，这应该是又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薛祖师宗派与七真宗派之关系
青州这通碑刻立于嘉靖年间，是由“七真宗派”的全真道士立的。面对全真道复兴的现实，他们像先辈们编写《金莲正宗记》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那样，立了这样一通碑刻，公开宣示了教派复兴所带来的振奋之情，当然也不忘宣示自己的正统身份。正如额题《金莲正宗仙源图譛》所标示的那样，这通碑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和全真七子及其宗派有关的，可以说是满满的七真元素，只有一点小小的例外，那就是“宾州高尚祖师仙派”即“薛祖师宗派”的存在。
对于这一宗派在碑刻上的存在，郭武先生这样推测：“《图譛》碑末所列‘高尚派’颇显突兀地出现在《图譛》的‘七真宗派之图’中，所蕴含的意思实际是:该派为了寻求全真道的‘认同’，而将自己与‘七真宗派’并列。笔者甚至认为，山东青州的这块《图譛》碑可能就是‘高尚派’道士所立，其用意除了寻求全真道的‘认同’外，还有抬高自己以与其他也试图寻求全真道‘认同’的道派区别开来。”(22)郭武：《〈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第83width=10,height=11,dpi=11093页。但在笔者看来，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通碑刻应该不是该派道士所立。当然，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这通碑刻到底是由哪些道士所立，因为这幅碑刻拓片上没有道士题名——或许在碑阴有题名但已没法看到，但也可能碑阴根本就没有刻字。从常理考虑，如果这通碑刻是由该派道士所立，那么他们的名称和派字诗应该排在最前面而不是最后面，就像历城白云洞“薛祖师宗派”的道士们做的那样。所以笔者认为，这通碑刻是由“七真宗派”的道士所立的，但为什么会出现其他的派别呢？可以看出，这通碑刻与普通的碑刻不同，既不是纪事碑，也不是题名碑，而是一通宗派碑。“薛祖师宗派”作为来自“全真道南宗”的一个派别，出现在宣示“全真道北宗”正统宗派的碑刻上，说明它已经获得了“七真宗派”的认可，被看作是全真道的宗派了。
如果说青州这通碑刻显示的是“七真宗派”对“薛祖师宗派”的接纳，那么历城白云洞的那通碑刻显示的则是“薛祖师宗派”对“七真宗派”的认同。这通碑刻题为《重修白云洞众祖仙派记》，很明显也是一通宗派碑，但比青州的碑刻要早十几年。由于碑刻是由“薛祖师宗派”的道士所立，所以它排在了“七真宗派”之前。碑刻的道士题名显示白云洞当时至少有14名道士，说明道观的规模不会太小。道士共有5代，显示该派在当地经历的时间也不会太短。碑刻的书丹人也是该派道士，但来自丹阳观，说明丹阳观也是该派道观。一般情况下书丹人都来自当地或附近，所以丹阳观距离白云洞也不会太远。这一切都说明，“薛祖师宗派”在当时的经营状况是很不错的。该派道士立这样一通宗派碑，表明他们应该和“七真宗派”的道士一样，感受到了当时全真道走出困境、走向复兴所带来的振奋和鼓舞。不过可能感觉当时“全真道南宗”在当地的实力还不够强，只有他们一个宗派，所以尽管白云洞中并没有“七真宗派”的道士，他们还是将其与自己并列以壮声威。不过，这不应该被看作简单的依附，因为元朝内丹派南北宗的融合，实际上是南宗融入北宗，最终形成了全真道的南北宗。所以，作为“全真道南宗”的“薛祖师宗派”，应是认同自己的全真身份的。白云洞的道士将南北宗的祖师并列，表明自己与“七真宗派”虽不同流但是同源，而这个源头就是钟离权和吕洞宾，是南北宗公认的祖师，这也是肥城小泰山的摩崖石刻一开始就提到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原因所在。总之，白云洞的道士通过这样一通碑刻，即显示了自己的历史渊源，又体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可谓一举两得。
青州与历城相距并不远，两地的全真道士互有交流也不奇怪。青州“七真宗派”的道士可能一方面接受了“薛祖师宗派”的全真身份，另一方面也从白云洞道士那里受到了启发，也立了一通宗派碑。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青州的“七真宗派”是很在意自己的全真道正统地位的，甚至可能对白云洞道士的宗派排列方式感到不满，所以只在碑刻不起眼的角落里给“薛祖师宗派”留了一个小小的位置，将其笼罩在满满的七真元素之下。由此可见，全真道的北宗面对南宗有一种天然而又强烈的优越感。
综上所述，在16世纪下半叶，在今天山东境内，尤其是济南、青州、泰安等地，活跃着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的道教宗派——“薛祖师宗派”。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又称“薛道光宗派”或者“宾州高尚祖师仙派”)，用着文字虽稍有不同但显然同出一源的派字诗在传承。它来自南方的“全真道南宗”，认同自己的全真身份，也得到了当地的“全真道北宗”尤其是自认为是全真道正统的“七真宗派”的认可。“薛祖师宗派”的发现，填补了“全真道南宗”在北方传播的空白，改变了以前那种认为“全真道南宗”在北方没有流传的看法，对全真道研究尤其是对全真道南北宗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目前只能了解它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域的活动信息，具体的状况还不得而知；尤其是它的来龙去脉到底为何？生存状态到底怎样？这些也都无从知晓。所以关于这一派别，还有很多问题期待解决，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5.08
作者简介：白如祥，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山东济南 2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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