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世界
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
葛兆光
摘 要：蒙古时代之后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由于蒙古时代之后，特别是15世纪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相对隔绝，原本蒙古时代连成一片的欧亚大陆又成为“东是东，西是西”。恰好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交通上，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因此，“东部亚洲海域”尽管也有海禁与倭寇、壬辰之役、明清易代、大航海后西人东来等扰动，但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根本冲击之前，它仍然勉强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而从这一秩序的形成、动荡与瓦解过程中，正可以看到东部亚洲海域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过程。之所以要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研究，不仅为了回应和补充传统历史学界的“东亚”研究范式，以及新近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研究思路，也是试图打破东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更大的联系的视野，改变这一区域历史研究的局限。
关键词：东部亚洲海域；环东海南海；蒙古时代；东亚；中央欧亚
引言：来自博德利图书馆《顺风相送》和《塞尔登地图》的启示
1935年，已故向达先生(1900-1966)到英国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查阅资料，发现一个佚名钞本，封面上写有《顺风相送》四字，副页上有一行拉丁文，可知这个抄本为1639年牛津大学校长赠送，因此，这部书至少成书在明朝崇祯朝(1628-1644)或之前。这是来自中国的一部海道针经，大概是中国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的作品。在这部《顺风相送》中，佚名作者记录了当时东海、南海往返的各条航线。其中南海方面，包括灵山往爪哇，爪哇到满剌加，福建往交趾，福建往柬埔寨，福建往暹罗，广东往麻六甲，福建往爪哇，赤坎往柬埔寨，暹罗往满剌加，万丹往池汶，松浦往吕宋，泉州往勃泥等，甚至包括从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往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Zufar)和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Hormuz)的航线；东海方面，则有琉球往日本，兵库往琉球，琉球往福建，厦门往长崎，暹罗往长崎等(1)向达：《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5号，1936年，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39-642页。参看明代佚名《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首向达序文。。很显然，在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看来，东部亚洲海域也就是环东海南海地区，就是一个海上贸易世界。
有关东部亚洲海域的新文献新资料，近年来不断出现。2008年，又是在这个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了一幅几百年前的古地图。这幅地图长160cm，宽96cm，据说原来是挂轴。根据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研究，它大概绘制于1608年，原本可能是一个从中国到东南亚(据说在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的Banten)经商的商人绘制，几年后，被在万丹担任商馆馆长的英国军官约翰·萨里斯(John Saris)得到。17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从他手里买到这幅地图，1654年塞尔登去世之后，捐赠给牛津的这个图书馆。但此后该图石沉大海，几百年无人问津，直到2008年才重新被发现(2)这幅地图中国学者往往称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近年出版有Mr.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London：Profile Books, 2013；中译本有黄中宪译：《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用全球史的方法，对这幅古地图进行了精彩的研究。卜正民指出，虽然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利玛窦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以及后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要晚，但似乎它没有受到西洋世界地图的影响，这一地图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中国商人。。
这幅地图的特点，正如卜正民教授所说，就是它不像过去北宋的舆地图、南宋的地理图、明代初期的《混一图》、明代中叶的《广舆图》那样，总是以中国为中心，凸显中国而忽略四周。它是以南海为中心的，大体准确地描绘了环东海南海地区，涵盖了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由于塞尔登地图中的地理知识，主要来自从事航海贸易的中国商人，所以，这一地图特别标识出六条从中国(主要是泉州)出发的航线。这六条航线是：一、泉州到日本九州外海的五岛列岛；二、经过琉球到日本的兵库；三、泉州到王城(今马尼拉)；四、泉州到爪哇(即今印尼爪哇)；五、沿越南海岸线绕道西北到今泰国曼谷南部；六、绕过马六甲海峡，沿着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向西方向直到印度古里。这六条航线，把整个东海南海区域连在了一起。
无论是《顺风相送》还是《塞尔登地图》，都显示了16-17世纪东部亚洲海域之间的互相联系。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他们眼中的环东海南海海域，无疑是联系密切的一个世界(3)当时所谓“东西洋”，其实也可以说，指的就是这个“东部亚洲海域”或“东海南海海域”。。换句话说，就是在惯常所说的“东海”与“南海”之间，或者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北起库页岛和日本海，南到爪哇和帝汶，大海和航道是连贯的。长崎也好，琉球也好，泉州也好，马六甲也好，只不过是“驿站”而不是“界碑”。而环东海南海海域周边的各国，无论是大陆还是岛屿，也是一个互相往来的贸易世界，更是一个彼此相关的历史世界。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历史学界的研究传统中，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似乎无意中有一条鸿沟。日本学者、韩国学者，也包括我们，可能受传统，特别是受西嶋定生(1919-1998)有关“文化圈”说法的影响(4)参看西嶋定生：《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岩波现代文库本，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特别是第一章《序说——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第1-30页；以及李成市的《解说》，第265-274页。，习惯中说的“东亚”往往指的只是传统中、日、韩、琉(如果考虑到所谓“汉字文化圈”，则最多再加上越南)，好像这才是彼此联系密切而且有文化共性的历史世界。因此，过去的“东亚史”往往侧重东海即东北亚史，而南海则与“东南亚”连在一起。这个也叫作“南洋”的区域似乎是另一个历史世界，所谓“东亚史”和所谓“南洋史”，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同时我还必须提到，近年来亚洲史和中国史研究领域，盛行用“中央欧亚”或者“东部欧亚”等概念来讨论东部亚洲历史，这当然深受过去内亚史以及蒙元史、新清史等研究领域的影响，注意到了亚洲北部由东到西的族群、信仰、文化的复杂因素，但问题是，这一研究思路凸显了横贯东西的联系，却忽略了纵贯南北的历史。而纵贯南北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指陆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更有环东海南海这一区域的互动和往来(5)关于“中央欧亚”和“东部欧亚”的说法，这里只是简单提及，详细的讨论见本文的第四部分。。然而在相当多学者心目中，“东亚海域”仍然不包括“南海”也就是东南亚各国。而“东部欧亚”也往往忽略了环东海南海，即由海洋、岛屿和港口联系起来的区域历史(6)近来，已经有人提倡“东海海域”或“海域亚洲”之研究，并且也意识到东海与南海、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历史连带性，这非常重要。见桃木至朗等编：《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门》，东京：岩波书店，2008年。。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再一次说明，蒙古时代之后，至少在15-19世纪，由于政治联系、商贸往来和知识传播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东部亚洲即环东海南海海域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为了与习惯所指的东北亚或东海海域的“东亚”概念相区别，本文不嫌啰嗦，用了一个“东部亚洲海域”来表示这一历史区域，包括环东海和环南海海域，兼及传统上所说的东北亚和东南亚。
一、“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成了一个历史世界
很多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强调，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开端”，比如本田实信、冈田英弘、杉山正明等，我大体同意这个判断(7)见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陈心慧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年；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军事扩张的时代·世界经营的时代》，孙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蒙古时代确实相当重要，它把亚欧整个大陆连在一起，使得东西之间有了更多联系。如果看看1402年朝鲜根据元代两幅中国地图所绘制的《历代混一疆里国都之图》，这一地图上不仅有东亚、西亚，还有中东、非洲和欧洲，你就可以知道，元朝秘书监回回人扎马鲁丁所说的“如今日头出的地方，日头落的地方，都是咱每的”，并不是在开玩笑(8)王士点、商启翁编，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卷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2-74页。。
但问题是，历史并不一定直线前进而绝不回头。14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蒙古大帝国逐渐瓦解。正如我另一篇论文中所说(9)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4页。，1368年明朝建立，蒙古人北撤，至少在东部亚洲，历史就发生了转折。横跨欧亚的世界史在蒙古时代刚刚揭开第一页，就遭遇大曲折和大变化。到了15世纪初，虽然跛子帖木儿(Timur，1336-1405)的去世使得明代中国避免了“与非华夏世界发生一次大冲突”(10)陈学霖说，“如果不是一次好运气(指帖木儿去世)，这个威胁很可能使它与非华夏世界发生一次大冲突”，因为“(帖木儿)看起来一定像一个新的成吉思汗”。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5页。，但由于鞑靼和瓦剌仍然强大，加上稍后土鲁番的崛起，迫使15世纪中叶以后明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甚至退守嘉峪关，封闭了西边通道，世界的“东”与“西”又出现某种分离。当然，东、西之间并不是真的完全“隔绝”或“脱钩”，但总体上看，这个原本在蒙古时代开始联结的欧亚世界，又从合而离，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各有秩序的历史区域。从15世纪起，环东海、南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部亚洲海域”，凭借政治上的朝贡圈、经济上的贸易圈以及文化上的知识圈，重新叠加成一个纵横交错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世界”。关于这一点，让我分别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从政治史中看“东部亚洲海域”。从明朝肇建开始，明王朝的国际关注重心，其实就从过去的西北逐渐转向了东南，环东海南海区域诸国，就是明朝全力经营的“朝贡圈”。正如《皇明祖训》“首章”中所说，西北乃是敌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但东南却大多是友邻，环东海南海的各国如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国、彭亨国、百花国、三佛齐、勃泥，都被列为“不征之国”(11)《皇明祖训·首章》，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3册，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85页。。所以，明朝初建的洪武二年(1369)正月和二月，朱元璋就派人传谕日本、占城、爪哇和西洋，告知中国已经元明鼎革，请他们稍安勿躁，改奉明朝正朔。接下来几年，更是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海南海诸国，让他们派遣使团来华朝贡(12)以上见于《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6页。。
很多人知道明初曾严厉实行海禁，但这种海禁只是针对民间，并不限制海上的官方往来。《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朝廷“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齐、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13)《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年，第3394页。以下凡引明代历朝《实录》均据此本。。请注意，这“十七国”中，并没有西北的“蕃国”。这是很自然的，在汉族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西北游牧族群是巨大威胁，而东南以农耕与贸易为主的半岛或岛国，则总是臣服的进贡国，这就是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所期待或所经营的“朝贡体系”：以明王朝为轴心，向东画一个半圆，笼罩环东海南海诸国。显然，这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彼此联系的区域，即我所说的“东部亚洲海域”(14)这种国际关注重心或者说国际联系重心，从西北转向东南的大趋势，在后来编的《大明会典》中也能看出来。《大明会典》记载礼部所负责的“朝贡”，就把东海南海放在首位，而把过去始终重视的北狄西戎放在后面。除了排在前面的朝鲜、日本、琉球东海各国之外，就是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彭亨、百花国、三佛齐、勃泥、须文达那、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琐里、邦览(以上卷一○五)、苏禄、古麻剌国、古里、满剌加、娑罗、阿鲁、榜葛剌、锡兰山国、拂冧、柯枝、麻林、吕宋等南海诸国(以上卷一○六)。《大明会典》把环东海南海以及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之后遭遇的这些国家，统统归为“东南夷”。参看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五至一○六，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4-88页。。
这一区域由于有明清中国作为重心，无论我们用“朝贡圈”“宗藩制”“封贡制”还是“朝贡贸易圈”来形容15世纪以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总而言之，它有了大体稳定的基本秩序，这是帖木儿之后世界史的一个大趋势。洪武、永乐两朝已经奠定了从西转向东的这个大趋势，只是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以所谓“三犁虏庭”的伟业，暂时遮蔽了这个大趋势(15)谈迁：《国榷》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214页。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出征漠北，即所谓“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见《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三》，第105页。。1420年之后，随着日朝之间的“己亥东征/应永外寇”等事件引起的国际震荡逐渐停歇，东部亚洲秩序逐渐稳定下来(16)参看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进入宣德年间，明朝退出安南，东部亚洲海域的政治格局基本确定。正如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所说，“以诸国朝贡次数之多寡、周期之长短，及其与明王朝关系之疏密而论，明代的主要朝贡国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暹罗、日本、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真腊、勃泥、撒马尔罕”(17)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第二章，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69页。。这个概括大体不错，只是最后一个撒马尔罕，其实也是时通时不通。特别是在弘治年间(1488)土鲁番侵入哈密之后，大明王朝退守嘉峪关，与西边世界的联系就更稀少，这一点后面还将讨论，这里先放下不表。近来，有学者统计明代宣德到天顺(1426-1464)三十八年间的朝贡情况，除了撒马尔罕在正统年间(2次)、景泰年间(1次)有过零星朝贡之外，其他朝鲜(138次)、琉球(80次)、爪哇(30次)、暹罗(16次)、安南(32次)、占城(23次)、满剌加(8次)、苏门答腊(7次)等二十三个国家，基本都是来自环东海南海，或者是从印度洋经由东海南海而来的南亚国家(18)刘祥学：《四夷来朝与明初百年对外关系的变局》，《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59页。。
我这里以洪熙、宣德(1425-1435)这十年为例，可以看到南海诸国遣使前来相当频繁。据《明实录》记载，爪哇至少10次(19)以爪哇国王名义来朝贡的使臣，有黄扶信(1425)、八智惟速(1425)、弗吽(1426)、郭信(1426)、须里蛮(1427)、张显文(1428)、长孙(1429)、麻抹(1429)、郭信(1429)、龚用才(1429)。我们怀疑，这些所谓朝贡的使臣，并不一定真是国王正式派遣的代表，有的就是来通商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华裔商贾。，暹罗至少6次(20)暹罗使者有陈珤(1426)、黄子顺(1427)、奈注德事剃(1428)、奈勾(1428)、坤思利弗(1433)、坤思利剌者万直(1434)。但《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五·暹罗》仅仅记载了宣德八年这一次。，而满剌加则是国王西哩麻哈剌者和他的弟弟剌殿把剌，因为大明王朝出面调停暹罗入侵威胁的缘故，于宣德八年(1433)亲自前来表达谢意(21)《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满剌加》记载“八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第8417页)。。他们在南京、北京逗留两年，以至于宣德十年刚刚即位的明英宗，还得让广东布政司“厚具廪饩，驾大八橹船”，将他和经由海路前来朝贡的十一国使者一起，送回本国。而这十一国就是环南海或经南海而来的古里、苏门答腊、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甘巴里、真腊。
第二，从贸易史看“东部亚洲海域”。14世纪下半叶起，由于明朝之初实行海禁政策(22)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就告谕大都督府诸臣，“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并且以福建兴化官员派人“出海行贾”为例，要求严禁出海。见《明太祖实录》卷七○，第1307页。，但允许有大明王朝颁给勘合的船只往来，这鼓励了东海南海各国借由所谓“朝贡”名义进行海上贸易。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六年(1383)开始，“始给暹罗国(勘合)，以后兼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包括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枝、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等(23)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第106-107页。。在郑和下西洋即15世纪20年代之后，东北亚的明代中国、李氏朝鲜、足利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暹罗、爪哇、吕宋、满剌加、三佛齐等国家，彼此往来很多，一方面是官方勘合贸易，一方面是民间海上贸易(当然，稍后还有日本的所谓“朱印船贸易”)。大致上以琉球、满剌加为枢纽，经由海上商船的往来，形成了一个环南海东海的贸易圈(24)以琉球与暹罗的往来为例，第一阶段是1419-1481年的“移咨通好”，第二阶段是1509-1564年的“勘合贸易”。。学者们发现，正是在这个时代，日本与朝鲜的文献中开始出现环南海诸国商船在本国活动的记录(25)参看中岛乐章、桃木至朗：《“交易の時代”の東·東南アジア》，桃木至朗编：《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东京：岩波书店，2008年，第10章。。此后，在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无论是日本到安南，中国到琉球，爪哇到朝鲜，暹罗到中国，吕宋往长崎，海上船只往来已经相当频繁。
姑以暹罗为例。日本学者松浦章曾经指出，从洪武四年(1371)到天启三年(1623)二百五十年间，暹罗所谓“遣明使”多达109次，平均两年多就来一次，最多时居然一年三次。他们名义是“朝贡”，实际是“贸易”。除了象征性的礼物孔雀、象牙、鹦鹉、马匹之类外，他们携带大量苏木、胡椒、乳香等。松浦章曾举例指出，洪武二十三年，他们带来的香料多达171880斤，万历四十五年(1617)带来的香料则包括苏木9300斤、乌木2800斤、树香450斤、降香450斤、白豆蔻450斤、束香450斤等，这些东西大多不是上贡的礼物，而是交换的商品(26)松浦章：《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遣明使》，夫马进主编：《増訂 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冲绳：榕树书林，1999年，第184-186页。。正如前面所说，尽管官方文献记载中，很多往来船只打着国王名义前来“朝贡进方物”，但各国所谓朝贡使团往往兼做生意，而明朝官方也允许朝贡使团“两平交易”(2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五有一处记载，说哈密以下西域各国使团“进贡到京者，许就馆中开市五日……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买卖”(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7页)。大概南海诸国朝贡使团也不例外。。而其中有的朝贡船就是商船，而且主人往往就是华人。这些华商很聪明地利用天朝喜好“万国来朝”的心理和“厚往薄来”的习惯，假借南海诸国国王进贡的名义往来各国之间，进行交易而获取利益。他们不仅仅到中国，也到日本和朝鲜。比如，《朝鲜王朝实录》中就记载了朝鲜太祖二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自称暹罗国王使者的张思道，去朝鲜呈送香料的故事；也记载了1406年自称爪哇国使的陈彦祥，假借进贺之名，驾驶大船到朝鲜做生意，在朝鲜全罗道被日本劫掠的故事(28)《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卷三，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81年，第45页上；《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卷一二，第369页下。。我怀疑，叫做张思道和陈彦祥的这两个所谓“国使”，颇不似暹罗或爪哇本土人，从姓名上看倒像是在海外经商的华人。
特别要指出的是，从15世纪开始，东部亚洲的海上交易中，琉球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琉球著名的《万国津梁钟》(1458)铭文说，“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之仁风”。在那个后来被称为“大交易”的时代，琉球不仅是朝鲜(三韩)、中国(大明)、日域(日本)之间作为“万国津梁”的蓬莱岛，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沟通整个亚洲东部海域的中心。如果以琉球为圆心，向北、西、南三方画一个半径两千海里的扇面，几乎可以笼罩日本、朝鲜、中国、越南、菲律宾。正由于其特别的地理位置，它曾经是联结东海(东北亚)和南海(东南亚)的贸易枢纽。
从琉球档案汇编《历代宝案》收录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15世纪至17世纪琉球与明清中国及其周边，包括朝鲜、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爪哇(今印尼爪哇)等国的外交与贸易往来文书(29)参看《历代宝案》卷三九至四一(台北：台湾大学，1972年)。从这里收录的朝鲜、爪哇、满剌加、暹罗与琉球之间的往来文书看，除了明代中国之外，琉球与南海诸国的往来最为频繁。一直到17世纪初，琉球被萨摩征服，《历代宝案》所载琉球官方文书的重心，才集中到日本与琉球交往上来。。姑举三例。1425年(明洪熙元年)有琉球国王给暹罗国的文书，内容是关照使者浮那姑乘坐的仁字号海船，载瓷器去暹罗贸易，这些瓷器来自中国。而从暹罗换取的“回货”，则是中国需要的胡椒和苏木，琉球购买的目的是“以备进贡大明御前”。琉球商船用来疏通南海诸国，使当地允许通商贸易的常备礼物，则是分别产自不同地方特别是琉球、中国和日本的丝绸、腰刀、纸扇、硫磺、瓷器(30)《历代宝案》第一集卷四○，第1275-1276页。浮那姑除了洪熙元年之外，在宣德年间又曾随盘字号商船再次前往暹罗(见该书，第1278页)。。又如1439年(明正统四年)琉球国王给暹罗官方的咨文，说到“专遣正使欲沙每等，坐驾安字号海船一只，赍送礼物前诣贵国奉献，以表远意，幸希笑纳，仍烦念四海为一家，令去人船，宽容两平买卖，早令回国”。琉球国王为贸易赠送的礼物，包括锦缎、纱罗、腰刀、彩扇、瓷器，还有硫磺2500斤，其中锦缎、瓷器都是来自中国的商品，琉球船只的目的，是从暹罗买回进贡明朝需要的苏木、胡椒等香料(31)欲沙每除了正统四年这次之外，还曾在正统元年、正统二年、正统五年，分别乘船去暹罗、爪哇。见《历代宝案》第一集卷四○至四一，第1270-1290页。。再如，琉球与满剌加、爪哇等地也联系密切，《历代宝案》中有1467年(明成化三年)琉球国王给满剌加国王的文书，尽管文字是汉文，甚至还引用《大学》掉书袋，但内容却是有关琉球与满剌加的贸易，其中还特别提到，琉球船只的组成人员包括了使臣、通事和头目，从中可以知道，这也许就是琉球官方支持下的南海商船贸易(32)这一年琉球派往爪哇的是正使沈满布、通事蔡回保。见《历代宝案》第一集卷四一，第1313页。。
由于明朝直到16世纪下半叶(1567)才正式开放海禁，因此，15-16世纪这两百年中，琉球在东海南海的转手贸易中，获利相当丰厚。据学者介绍，从中国经由琉球销往日本、满剌加、爪哇、旧港、勃泥的丝绸和瓷器，可以使琉球成倍甚至三四倍获利，而从南海诸国运回琉球再销往中国的苏木和胡椒，则获利十倍甚至二十倍(33)在《历代宝案》中，记载从南海回琉球的各商船货物中，必然有苏木，数量从一千觔到三千觔不等。参看郑国珍：《中琉历史商贸交往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52-59页。。琉球利用明朝海禁，一方面用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硫磺、腰刀、纸扇、丝绸尤其是瓷器，向东南亚各国换购胡椒、苏木之类香料，一方面用东南亚买来的各种香料充当所谓朝贡物品，到明朝中国换取各种用具、瓷器和丝绸，在中间赚了很大一笔，也使得琉球一度成为“大交易”的中心。对于这种贸易行为，琉球有很清醒的认知，就是“交聘睦邻，为邦之要，货财生殖，富国之基”(34)《历代宝案》第一集卷四一，第1303页。。作为一个岛国，它不像大明及大清那样，要考虑维护天朝面子、讲威慑四方，他们治理国家的原则主要是和气生财，所以，琉球国王在给满剌加的国书里就说：“食货乃民之先务，仪礼由国家之当施。苟失交邻之心，贸易之事，又何以致国之富而使民之安哉？”(35)《历代宝案》第一集卷四一，第1314页。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在琉球人进行的这种沟通整个东部亚洲海域的贸易活动中，仍然是华人格外活跃，他们往往充当了中介的角色。日本学者村井章介曾通过琉球保存的华人家谱与官方《历代宝案》一一对照，详细地列出担任琉球往南海贸易通事(翻译)的，很多来自久米村华人家族，如红氏家族的红英、红锦、红瑞，蔡氏家族的蔡回保、蔡樟、蔡迪，梁氏家族的梁复、梁德伸、梁袖等。可见，琉球的华人就像泉州和广州的华人一样，不仅负责沟通中国、日本和琉球，而且曾经穿梭往来，作为琉球与暹罗、爪哇、佛大泥、满剌加、旧港贸易事业中的媒介(36)村井章介：《中世史料との対話》，东京：吉川弘文馆，2014年。参看葛兆光：《从古琉球史说到国境内外与海洋亚洲——读村井章介〈古琉球：海洋アジアの辉ける王国〉》，《古今论衡》(台北)第34期，2020年，第155-168页。，甚至在东海南海上，成为控制与操纵贸易的巨大力量，早期如掺入倭寇的华人王直之流，后来如横行海上的李旦、郑芝龙、郑成功等。
显然，15世纪以来，东海与南海之间并没有障碍，海上贸易始终穿梭往来。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和宫岛博史在《明清与李朝的时代》中曾指出，自从明初“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以来，15世纪以后的琉球成了联结东南亚与东北亚海域的中心。在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间，除了朝鲜之外，琉球到明朝中国进贡次数达171次，排在第一位，比排在第二位而且与大明山水相连的安南(89次)，几乎多出一倍(37)按，如果按照前引松浦章《万历四十五年暹罗国遣明使》的统计，则暹罗朝贡船达109次，应当比安南要多。，琉球在15、16世纪成为东部亚洲海域的贸易中心。他们借着向中国每两年一贡的机会，每次有两到四只船进入福州，等于在东部亚洲海域充当了商品转运和集散的中心。所以，他们特意指出，“在中国商人海外贸易受阻的时代，从中国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的琉球商人，占据了东亚和东南亚海域交流的主要地位”，除了琉球还有满剌加，“如果把琉球看做这个时代东亚和东南亚海域东方的‘结节’，这个区域向西方的印度洋和南海联结的‘结节’则是满剌加”(38)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明清と李朝の時代》，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年，第68页。。
东海南海海上这种繁荣贸易现象，卜正民教授曾用“南海世界经济体”来命名，不过，也许更应当把“东海”也纳入其中，合在一起观察它的历史(39)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第九章“南海”，第217-220页。按，有关东南亚即南海贸易，据庄礼伟介绍，澳大利亚学者近年来有相当重要的研究，见Antony 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 I：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Antony 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Vol. II：Expansion and Crisi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参看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1-111页，特别参看第102页。。
第三，从知识史看“东部亚洲海域”。传统中国关注东海南海的历史自然相当早，《汉书》就记载黄支国(今印度南方)人平帝时来献犀牛，他们走的一定是海路(4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71页。。中古僧人(如法显)就曾经通过海路往来印度与中国之间(41)参看章巽：《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谢方：《法显》，《谢方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特别是第492-496页。。唐代也有官方使者如杨良瑶，从广州由海路到达巴格达(42)参看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院学报》2005年第3期；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95页。。特别是宋代之后背海立国，东海南海之交通愈加重要，近年出土的商船(如“南海一号”等)，更是说明海船已经可以载一二百人，载上百吨货物，往来东海南海(43)2022年1月在阳江参观南海一号时，承蒙南海一号考察团领队孙健指教，他认为宋人吴自牧《梦粱录》所说宋代大船可装载“五千料”“五六百人”，略有夸张。除了官船之外，一般海上商船大都如同南海一号，长二三十米，可以装载百余吨，一二百人。。蒙元横扫欧亚之际，也曾南下爪哇(44)关于元朝远征爪哇，可以参看王颋：《兵败尾闾——元王朝与爪哇的战争和来往》，《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1-328页。，而且设置多处市舶司，并不禁止南海贸易(45)关于元代的海外贸易，参看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因此，宋有《诸蕃志》，元有《岛夷志略》，都说明有关环东海南海的知识积累，已经相当丰厚。
不过，正如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3)所说，还是在15世纪以后，这种知识才有了海量的扩张(46)石田干之助《南海に關する支那史料》第六讲指出，15世纪之后由于明朝大规模的南海经略，结果使得中国人对南海的知识有巨大的增长(东京：生活社，1945年，第239页)。。关于这一点，现代人最熟悉的例证当然是郑和下西洋(1405-1433)。出自《明史》的这段记载说明，郑和七次下西洋，确实扩充了明朝人对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知识。我们看《明史》提及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各国：
(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尼爪哇)、真腊(今柬埔寨)、旧港(在今印尼苏门答腊之东南部，北面向海)、暹罗(今泰国)、古里(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Kozhikode)、满剌加(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渤泥(今印尼之加里曼丹与文莱)、苏门答腊(今印尼苏门答腊)、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巴鲁蒙河口，Burumon River)、柯枝(印度西南海岸之柯钦Cochin)、大葛兰(印度南部西岸之阿廷加尔Attingal)、小葛兰(印度南部西岸之奎隆Quilon)、西洋琐里(宋代称注辇，大食人称注辇人为Soli，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琐里(同“西洋琐里”，明人误为两国，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1042页)、加异勒(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卡里尔镇Cail)、阿拨把丹(印度南部，不详)、南巫里(一作喃渤利，Lambri，在今苏门答腊西北角亚齐河下游哥打拉夜Kotaraya一带)、甘把里(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西部之科因巴托尔Coimbatore)、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喃渤利(即“南巫里”)、彭亨(今马来西亚中部核心区域，Pehang)、急兰丹(在今马来半岛东北部，今吉兰丹)、忽鲁谟斯(今伊朗南部，临霍尔木兹海峡)、比剌(今非洲东岸索马里之布剌瓦，Brawa；一说是Bilad al-Sufala中Bilad的对音，指莫桑比克岛)、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孙剌(一说今非洲瓜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Abd A1-Kuli岛，但近来有学者考证，应为Sfflan浅滩的对音，代指“索发拉”)(47)有关“比剌”和“孙剌”，参看吴志良、金国平：《郑和航海的终极点——比剌与孙剌考》，《过十字门》，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第421-436页。、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麻林(一说在非洲东海岸即肯尼亚马林迪一带)、剌撒(今阿拉伯半島南岸木卡拉Mukalla附近Lasa村；一说为今索马里西北部的泽拉Zeila)、祖法儿(Zufar，一说即今阿曼撒拉拉)、沙里湾泥(今也门东北沿海的沙尔伟恩角一带，或谓即沙里八丹的讹音；也有人说在印度半岛的东海岸)、竹步(今非洲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Juba)、榜葛剌(今孟加拉及印度西孟加拉地区，Bengal)、天方(今伊斯兰圣城麦加)、黎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洛克肖马韦与班达亚齐之间)、那孤儿(在黎伐之西，15世纪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一个小国，Nakur或Nagur)，凡三十余国。(48)《明史》卷三○四《宦官一·郑和》，第7768页；各处的地名解释，凡未注明者，皆参考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以及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这里提到的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满剌加、勃泥、苏门答腊、阿鲁、彭亨、黎伐、那孤儿等，都是环南海海域盛产香料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尽管本意是为了宣扬天朝威严(49)《明史》卷三○四《宦官一·郑和》：“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遍历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第7766-7767页)。据记载，郑和曾经擒三佛齐陈祖义、锡兰山亚烈苦奈儿、苏门答腊苏幹剌。，但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把东海南海(甚至是印度洋)联结起来的重大事件。
从知识史上看，更重要的是此后有关东海、南海的知识，在中国出现了种种重要的著作(50)明代郑和下西洋后出现的各种海洋交通知识，大大超越了元代，比如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仅仅有一百多个地名，但是《郑和航海图》中记录中国二百个地名之外，记录了外国的三百个地名，超过《岛夷志略》两倍。参看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页。。除了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以及收录在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之外(51)关于这些资料，参看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收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第539-555页。按，马欢是回教徒，通波斯文，任通事，参加第一、四、七次下西洋，撰《瀛涯胜览》(1416年自序，1457年后成书；有冯承钧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费信是军人，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撰《星槎胜览》(1436年成书，有冯承钧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而鞏珍是南京人，宣德五年(1430)随郑和下西洋，撰《西洋番国志》(1434年成书，有向达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据说，这是根据通事也许是马欢的转述写成的，内容与《瀛涯胜览》相似。其中，马欢《瀛涯胜览》记载了20个南海及印度洋国家，包括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鲁(Aru)、苏门答腊、那孤儿/花面国(Nakur)、黎代(Lide)、喃勃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Aden)、榜葛剌、忽鲁谟斯、天方；费信《星槎胜览》则记载了44个国家，包括马欢没有记载的真腊、东西竺、龙牙门、琉球、勃泥、苏禄等。而《郑和航海图》则是对郑和宝船海上航线的图录，从宝船出发地一直到今东部非洲，收录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到了16世纪特别是嘉靖到万历年间，一方面由于倭寇进犯引起对海上情形及日本的关注，一方面由于东南沿海贸易的逐渐开禁和发达，对东海南海的地理与历史知识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著作。前者如郑若曾的《筹海图编》、郑舜功《日本一鉴》、李言恭与郝杰《日本考》，后者如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1520)、郑晓《皇明四夷考》(156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1574)、罗曰褧《咸宾录》(约在1573-1620)、张燮《东西洋考》(1617)、茅瑞徵《皇明象胥录》(1629)等。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首先看嘉靖年间黄省曾(江苏吴县人，1531年举人)的《西洋朝贡典录》三卷。此书的内容，虽然摘录了很多马欢、费信的记录，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针位”，显然同时参考了海上航行者的著作。黄省曾在自序中说到，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中国的海外联络越来越发达，“自占城西南，通国以十数，苏门最远；自苏门而往，通国以六七数，柯枝最远；自柯枝而往，通国以六七数，天方最远，盖去中国数万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始通焉”。而通海之后，海外往中国来的商品，则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可见明朝输入的主要是奢侈品；至于国际政治，他觉得这是扩大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圈，“凡穷岛日域，纷如来宾，而天堂、印度之国，亦得附于职方”。因此，他在此书中一一介绍当时知识世界中的海外知识，在第一卷中，介绍的是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剌加、勃泥、苏禄、彭亨、琉球；第二卷中，介绍的是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国、榜葛剌；第三卷中，介绍的是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尔、忽鲁谟斯、阿丹、天方。显然，这部著作表现出16世纪中国对环东海南海的知识，不仅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细致。比如对爪哇的记载，他曾说明，这个国家首都叫满者伯夷，那时“国人惟三等，回回人，唐人，土人；回回人皆诸番商之流寓者，唐人皆广、漳、泉之窜居者，服食皆美洁。土人形貌丑黑，猱头跣足，崇信鬼教，饮食秽恶”；交易虽然用的是中国钱，但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如锁俚(琐里)”，用刀刻在一种叶子上。又比如他记载南浡里，这是苏门答腊西北部亚齐河下游的一个国家，《西洋朝贡典录》说，它“东接黎代，西北临大海，南绕(疑为‘饶’——引者注)大山，其王与民咸回回人”。可见，明代中国人已经知道，这个西北为印度洋的小国，那时已经是伊斯兰移民为主(52)分别见于黄省曾撰，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4-25、72页。。
再看万历年间张燮(漳州龙海人，1574-1640，万历年间举人)的《东西洋考》。此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印。所谓“东西洋”，按向达的说法，“西洋”就是“交趾、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东洋”则是“日本、菲律宾、加里曼丹、摩鹿加群岛”(53)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四》记“婆罗，又名文莱”，下面说婆罗是“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第8378页)。《明史·外国传四》中的琉球、吕宋、合猫里、美洛居以及鸡笼、婆罗、古麻剌朗等，就是“东洋”。而卷三二四《外国传五》中的占城、真腊、暹罗、爪哇(阇婆)、三佛齐等，以及卷三二五《外国传六》中的勃泥、满剌加、苏门答腊、苏禄、西洋琐里、彭亨等等(也包括巴剌西、佛郎机、和兰)，大概就是“西洋”。，而张燮的这部书，除了琉球、朝鲜是“天朝属国”而不加记载之外，他记载的“东西洋”大体就是我们说的环东海南海的诸国。周起元的《序》指出，“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54)张燮撰，谢方校点：《东西洋考》卷首，周起元“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正是因为海外贸易的税收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所以明代万历年间大量船只外出，并带回来海量的知识。在这部书中，不仅作为贸易信息，张燮记载了各地的物产，也记载了环南海地区最新的消息。特别有价值的是，他“间采于邸报所钞传，与故老所传述，下及估客舟人”，着重记载了他的时代也就是16世纪中叶后的南海诸国信息。例如，此书卷五就记载了佛郎机(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吕宋的历史，而且记载了吕宋华人与西班牙殖民者的复杂关系，更记载了1603年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华人两万五千人的历史(55)张燮撰，谢方校点：《东西洋考》卷五，第92页。。
如果把明代中国与环东海南海诸国各种异域记载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不仅政治上的“朝贡”和商业上的“贸易”把东海南海连成一片，各种人员与书籍的流通(56)除了日本、中国、安南、朝鲜之外，我们不能确知当时各国商品贸易中，有多少书籍流通往来，但是一定不会很少。像前面一开始提及的《顺风相送》《塞尔登地图》就是例子；再比如琉球，在与日本和朝鲜的交往中，也得到不少佛教、道教书籍，甚至包括王羲之写《兰亭序》、赵孟頫写《兰亭序》以及《八景诗》《赤壁赋》《真草千字文》之类。见《历代宝案》卷三九，第1246、1249页。，也刺激了东海南海诸国的彼此认识。这些彼此认识，不仅积累下各种知识，培养了区域间的连带感与亲近感，也使得这个区域成为一个彼此交错的历史世界(57)需要补充的是，限于语言与文献知识，我这里并没有提及环东海南海区域非汉文资料。如果我们把那个时代先后出现的，类似《爪哇史颂》《马来纪年》和《王统史》之类文献加进去，也许我们可以感受到，环东海南海诸国彼此之间的互相了解，以及对整个区域历史、文化与地理的知识，其实已经相当多。参看第五节“结语”。。
二、海道超越陆路：15世纪后重心从西北转向东南
前面说过，元明易代之后，汉族重新统治中国，大明王朝的西部由于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东”和“西”出现了分离。这种客观形势，再加上朱元璋本来就有“胡元主沙漠，明朝主中国”的想法(58)参见刘元珠：《试论明初经营西域的局限性》，马大正、杨镰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3-345页。，明王朝对于西部的经略，始终是以防御为主。
有学者曾认为，明朝仍然“能够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构建西域秩序”，是靠着严格遵守“厚往薄来”等规则，“得到西域各个政治体的共同认可”，甚至是“认可与服从”，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59)田澍：《陆路丝绸之路上的明朝角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有的史料是需要检查和考证的，如其中从《明史·西域传》引用撒马尔罕国王的国书，诸如“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之类，究竟是译成汉文时的润色修饰，夸大其词，还是原文如此？但绝不能认为“此言集中代表西域诸政治体对明朝在陆路丝绸之路上主导地位的认可和服从”(第34页)。；也有人认为，明代与西域以及西域以西诸国交往仍然频繁，很重要的印象可能只是来自陈诚出使西域的著作《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加上《实录》中例行记载各处“贡方物”，这可能导致某些误会(60)关于陈诚的《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见王继光：《陈诚西域资料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如果仅仅看陈诚的记录，似乎明初特别是永乐年间东、西之间交通往来仍然顺畅。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宋国公冯胜两次率兵西征，洪武二年(1369)攻克河州，就以为“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仓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尸骨遍野，人烟一空”。洪武五年远征瓜州、沙州，也因为“惧回鹘之兵”而退(61)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18页。洪武五年(1372)冯胜又一次出兵西征，最终也是“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第364页)。，在嘉峪关外设立“关西七卫”(赤斤、安定、曲先、阿端、罕东、沙州、哈密)，以便隔绝胡羌。所以后人记载“分布戍守扼塞而还，乃以嘉峪关为限，姑置敦煌于度外焉”(62)方孔炤：《全边纪略》卷五“甘肃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可见，明代君臣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像蒙元一样实际控制西域，而在陈诚奉命出使西域的永乐年间(63)陈诚五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只是到达甘青地区，第五次中途返回，只有第二三四次是远赴赫拉特与撒马尔罕，谒见帖木儿之后的几位统治者如哈烈王(赫拉特)沙鲁哈、撒马尔罕头目兀鲁伯、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等等。参看王继光：《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第六章，第103-111页。，西域也仍然不在大明范围之内，嘉峪关外即被看成是“胡地殊域”，就像陈诚《过川谣(古之瀚海是也)》诗中说的：“自从奉使西入胡，胡地迥与中华殊。”(64)陈诚：《进呈御览奉使西域往回纪行诗》，引自王继光：《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附录三”，第237页。
特别是，在效仿元世祖忽必烈的永乐皇帝之后，明朝历代皇帝似乎更没那么热心西域之开拓(65)认为永乐皇帝效法对象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说法，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檀上宽赞同这个说法，见其《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八章《超越忽必烈》，王晓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就算是永乐时代，情况也不很妙，像永乐末年朝廷派遣中官乔来喜、邓成出使西域，刚出肃州(今甘肃酒泉)和嘉峪关，在安定(今甘肃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东南)、曲先(今青海尕斯库勒湖西南)之间，就被“番寇”劫杀，不仅夺走财物，而且两使被杀(66)《明宣宗实录》卷七“洪熙元年八月戊辰”，第182页。。因此到了明代中期，大多明朝人自己认定的疆域，只是“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67)《明史》卷四○《地理志一》，第882页。。当他们想到大明王朝西北方的时候，心目中最西部的政区是陕西行省，而陕西行省之外乃是陕西行都司，“北至河套，西至肃州(外为边地)”(68)《明史》卷四二《地理志三》，第993页。。所以，在明代嘉靖年间赵廷瑞和马理修撰的《陕西通志》中，附上一个“河套西域”，就顺便把“河套”和“西域”，从嘉峪关一直到天方都附在陕西之下，证明那个遥远而漫长的“西域”只是在“中国”陕西之外(69)参看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0-59页。。《甘肃镇城守图略·西域沿革略》中也说，“本朝洪武初，迅扫胡元，定立封疆，于酒泉置肃州卫，外七十里建嘉峪关，以限华夷”(70)参看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64-73页。按，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张掖设甘肃卫(1375)，在武威设凉州(1376)，在湟中设西宁诸卫(1373)。。据说是明代中期绘制的《蒙古山水地图》(一作《丝路山水地图》，我以为更合适称作《西域行程地图》)，也把“嘉峪关”当作从中国出发的第一站。“以限华夷”四字，说明那一句“嘉峪关外，即非我有”，确实是大实话(71)杨一清《为恳乞养病事》中说，“肃州系迤西极边重地，嘉峪关之外番鞑种类甚多，乃控制西域回、胡之门户，分守将官责任，比之他处不同”，他又说到，回酋两次进犯，“戗杀我官兵，攻陷我城堡，凋伤困蔽之状，所不忍言”。载杨一清：《关中奏议》卷一六，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03页。。
恰恰是在欧洲人开始大航海、开拓海上航道的同时，中国在15世纪20年代即明永乐朝之后，历史也有一个关键性转折。这个转折非常值得注意。清人修撰《明史》时已经注意到这一转折，《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说：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
然仁宗不务远略，践祚之初(1425)，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之使还京，敕之归国，不欲疲中土以奉远人。宣德继之，虽间一遣使，寻亦停止，以故边隅获休息焉(72)《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第8625-8626页。同卷又载正统初(1436)，“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番，故远方通贡者少”(第8611页)。。
这原本是赞扬明朝永乐之后，放弃开拓，与民休息的善政。但仔细分析，虽然这是皇帝对外策略的变化，却也是明朝的大形势所迫。蒙古在元朝之后退至长城之外，并分裂为三，但长城以北由东向西的“兀良哈”(今大兴安岭东南)、“鞑靼”(约为今内外蒙古区域)和“瓦剌”(约为今蒙古以北的哈萨克以东、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心头大患，这使得明代不得不退守传统华夏核心区域即两京十三省。《明史》记载，“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73)《明史》卷三二七《外国传八》，第8494页。。而瓦剌更是以土木堡一役震动朝野，尽管后来瓦剌首领也先被杀后，瓦剌退到了哈密，但仍然是明朝的边患。即使日后瓦剌衰落，但土鲁番又在瓦剌之后崛起。《明史》记载正德年间土鲁番侵犯肃州，到嘉靖年间“土鲁番益强，瓦剌数困败。又所部辄自残，多归中国”，但“哈密复乘间侵掠”(74)《明史》卷三二八《外国传九》，第8503页。。
这里要特别说到“哈密”。扼守明代中国与西域孔道的哈密，从明初起，朝廷就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先是在这里设立哈密卫，对当地豪酋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后是永乐年间，曾以优厚方式对待哈密王，以便控制西域通道。但是，毕竟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哈密王三立三绝，最终被土鲁番侵占，于是成为东西交通上的很大麻烦(75)参看曾问吾：《中国经略西域史》上编第六章《明朝之经营西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6页。又，最新并较为详细的研究，见陈跃、韩海梅：《明代哈密危机与嘉峪关开闭之争》，《安徽史学》2021年第2期，第34-39页。。据《明史·西域传》记载，弘治年间(1488-1505)土鲁番的阿黑麻，“自以地远中国，屡抗天子命”。他占据哈密之后，由于朝廷无奈对它采取怀柔政策，“由是益轻中国”。后来，马文升受丘濬的委托主管哈密事务，但马文升先转手委托张海、缑谦去处理，“而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鲁番人归谕其主，令献还侵地，驻甘州待之”。由于劝谕无效，所以朝廷又决定，让张海等再去宣慰。当时，朝廷的设想是如果土鲁番不从命，就找机会“直捣哈密，袭斩牙兰”；如果没机会，那么就“封嘉峪关，毋纳其使”。结果恰恰是后者，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番屡犯边城，当局者无能振国威，为边疆复仇雪耻，而一二新进用事者反借以修怨，由是封疆之狱起”(76)以上见《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哈密”，第8517、8519、8524页。，最终只能“闭嘉峪关，永绝贡道”(77)《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记载，张海在弘治六年，“遵朝议，却其(土鲁番)贡物，羁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边，闭嘉峪关，永绝贡道”(第8532页)。以上有关土鲁番、哈密与明朝中国的关系，陈高华编《明朝土鲁番、哈密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收集了最完备的文献资料，可以参考。。
嘉靖、万历间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记载，朝廷对西域的策略，其实是进退失据。本来，按照马文升一厢情愿的设计，“闭嘉峪关，绝西域贡”，可以让得不到朝贡好处的西域诸国，对土鲁番产生怨恨。可他压根儿没想到恰恰适得其反，由于西域各国享受不到朝贡赏赐的好处，于是纷纷埋怨，说“今皇帝不抚我。我泛海贡狮子，谓我开海道，却不受；即从河西贡者，宴赏亦薄。天朝弃绝我”，结果“相率从阿黑麻，且拒命，中国能奈我何”(78)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一三，第434页。！显然，“闭嘉峪关”与明代设“九边”(即辽东、宣府、蓟州、太原、大同、延绥、固原、宁夏、甘肃)一样，摆明了采取的是闭关退守策略，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就连自汉代以来所设河西四郡(从东到西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中的敦煌都放弃了(79)方孔炤《全边纪略》卷五“甘肃略”记载，明洪武之初，宋国公冯胜率兵西征蒙元残余，最终也只是“分布戍守扼塞而还，乃以嘉峪关为限，姑置敦煌于度外焉”(第172页)。到嘉靖年间，甚至连河套都守不住了，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所说，从成化到弘治再到嘉靖，明朝一退再退，河套地区被异族占领，“虏之盘踞日深，我之士马日耗，陡议大举，人心已摇，主上亦虑万一蹉跌，噬脐无及……”(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432页)。。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明朝西北形势作一点介绍，主要想说明，明代和元代真是不同。元代在陆、海两端都曾大力进取和拓展，然而从明初开始，对西北的紧张和无奈，使得明廷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东南，政治上依赖东部的朝贡圈，经济上依赖东部中国的富裕区域，贸易上虽然最初仅仅允许朝贡勘合贸易，但最终隆庆开关，还是开放民间的海上贸易。这其中的背景，很多学者都曾指出过，一方面固然与明朝西部被异族阻隔的大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逐渐从陆地转向海洋有关。15世纪以后，海洋交通船只的便利，越来越胜过陆地车马驼队的跋涉。比如，沙哈鲁使团从赫拉特到北京，途经沙漠雪山戈壁，整整走了一年(1419-1420)(80)沙哈鲁使团1419年12月4日从哈烈启程，经撒马尔罕往东，其中跋涉甚艰难，仅仅越过一个沙漠就要走二十五天，而且只见到一头野骆驼和一头野牦牛，1420年8月24日才到达中国西部边关，12月14日才到达汗八里(北京)。见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参看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附录ⅩⅦ”，张绪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5页以下。；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óis，1562-1607)从印度经由西域来华，艰难跋涉数年，最终客死异乡(81)方豪：《明季鄂本笃由陆道来华之经过》，《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重印本，1987年，第831-833页。鄂本笃在莫卧儿宫廷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耶稣会命其寻找从印度通往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的道路。1602年鄂本笃一行化妆成商人从阿格拉出发，但是他的行程很艰难，在抵达拉合尔，经喀布尔，翻越帕米尔高原，于1603年11月才抵达叶尔羌。尽管他有五百人的商队和四百人的保镖，但仍然历经困顿。在叶尔羌停留一年左右之后，鄂本笃一行于另外一支商队同行，从天山南路东进，在进入嘉峪关前，“道路极为艰难，以致鄂本笃修士有六匹马都累死了”。他于1605年末到达肃州，1606年，北京的传教士们才收到他的手札，距离卧亚总主教的通报已经好几年了。最终，他虽然到达北京，但仅仅11天后就去世了。参看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6页。。这两个例证充分说明这一陆路的危险和困难。正如杰弗里·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1930- )所说，蒙古时代的丝绸之路“虽然比曾经任何时候都繁忙，但对于欧洲而言，其重要性却早已大打折扣，因为欧洲的蚕农此时已经在桑树的庇荫下蓬勃壮大起来。更重要的是，从中东和印度到中国通商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陆上商队的有力竞争对手”(82)杰弗里·布莱内：《世界简史》，李鹏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79页。。
正因为如此，明代中国与东部亚洲诸国，甚至远道而来的佛郎机，在东海南海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1)，葡萄牙商船在东南沿海已经相当活跃，他们把东南亚的胡椒、苏木、沉香、象牙等等运到中国，中国人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商品价格“其价尤平”也就是相当便宜，而向沿海民间购买的米、面、猪、鸡，则价格“皆倍于常”，这使得中国沿海边民都乐于和这些商船做生意(83)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引明林孝元语。见C.R.博克瑟：《佛郎机之东来》，钱江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93页。。到了明代隆庆(1567-1572)之后，为了消弭海上的倭寇骚扰，也为了沿海民众的生计，同时为了增加沿海地区的财政税收，明朝不得不采取开放海禁的政策。正如万历年间福建督抚许孚远所说，隆庆开禁，除日本之外，“许贩东西诸番”，于是二十几年来“民生安乐，(漳州)岁征税饷两万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充裕”(84)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六《疏通海禁疏》，《日藏明人别集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二年序刊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4-225页。。可问题是，当时日本同样也在大力开展东海南海的贸易，据说当时仅萨摩港口内，就停泊着开往各国的船只，曾经同时“有往吕宋船四只，交趾船三只，柬埔寨船一只，暹罗船一只，佛郎机船两只”(85)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六《请计处倭酋疏》，第332页。。这一方面导致东海南海上的贸易往来极为兴盛，一方面导致各国尤其是中日之间利益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这也许正是明代东海南海诸国冲突的原因之一。除了众所周知的东海“倭寇”之外，到了16世纪中后期，不仅是明代中国和琉球，日本也打算在东海、南海与明王朝展开角逐。发生在东北亚著名的“壬辰之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这种东部亚洲海域“帝国争霸”之一页。《明史》曾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之后，“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皆使奉贡”(86)《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传三·日本》，第8357页。。日本学者秋山谦藏(1903-1978)早在1939年就曾指出，丰臣秀吉的野心远不止于日本本土，他曾打算把“本据”即根据地从日本移到宁波，进而攻略南洋，同时让天皇进驻北京，而自己进驻宁波，南北配合，建立一个跨东亚的大帝国，在他的著作中，更引用了当时的外交往来文书说明这一点(87)在这些文书中，丰臣秀吉一再说，“三韩、琉球，员邦异域，款塞来亨。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例如，在战争之中的文禄二年十一月初五，他给高山国(今台湾)催促入贡的文书中又说，“朝鲜国者，自往代于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约，况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谋，此故命诸将伐之，国王出奔，国城付一炬也。闻事已急，大明出数十万援兵，虽及战斗，终依不得其利，来敕使于本邦肥之前州而乞降，由之筑数十个城营，收兵于朝鲜域中庆尚道”。这虽然是丰臣秀吉自己的一家言，但也看到日本当政者已经不满足于岛国一隅，也开始了争霸东海南海的战略。又，参看书中所引天正二十二年丰臣秀吉从肥前名护屋写给京都聚乐第的关白秀次的“朱印状”，以及天正十九年丰臣秀吉回复菲律宾诸岛要求入贡的书状。见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研究》第一章《丰臣秀吉の雄图》，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第55页。。
有趣的是，这一场战争不只影响东北亚，也涉及东南亚甚至全世界。据说，耶稣会亚洲区的负责人之一加斯帕尔·考艾留(Gaspar Coelho，1531-1590)，他在世时曾被丰臣秀吉要求提供两艘西洋炮舰(88)林屋辰三郎编：《史料大系·日本の历史》第四卷《近世1》，大阪：大阪书籍株式会社，1969年，第101页。，事实上双方也都有欧洲传来不久的佛郎机大炮和火绳枪，这些新武器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远在东南亚的暹罗也几乎卷入战争。据说当时称雄海上，刚刚“攻破真腊，降其王。从此岁岁用兵，遂霸诸国”的暹罗，在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之役方殷时，暹罗使者曾经向明朝建议，要出兵直捣日本，帮助中朝对抗丰臣秀吉(89)参看《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暹罗》，第8401页。。当时主持军事的兵部尚书石星就建议，让暹罗出兵从海上攻击日本，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战术。两广总督萧彦则表示反对，生怕暹罗进来之后，把事情搅得更乱(90)其实，记载壬辰之役的朝鲜申炅《再造蕃邦志》卷二，就记载“时天朝方议出援，适有暹罗国使臣来贡，闻此议，欲助灭倭国兵”。这一方面的消息，也可以参看《续文献通考》和朝鲜郑崑寿《赴京日录》的相关记载。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程鹏起”及“暹罗”两则中，也记载向暹罗借兵，乃是由于程鹏起的建议，但是，因为有人“恐暹罗入境，窥我虚实，且蹂躏中华”，所以不采纳这个建议(第439页)。张燮《东西洋考》卷二《暹罗》的记载略有不同，他说暹罗之所以没有出兵，是刚好丰臣秀吉去世，日本退兵，“暹罗愿领所部前驱自效，经略都御史宋应昌以闻。会倭酋死，遁去，不果行焉”(第34页)。。从文献中看，明朝确实曾向朝鲜表示，“要结琉球、暹罗等国，合兵征剿”。面对日本的挑衅，不仅部分大臣有这样的计划，就连万历皇帝也确实曾派行人司行人薛藩去朝鲜宣读敕书，其中说到，“复敕东南边海诸镇，并宣谕琉球、暹罗诸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91)《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卷三○，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二日，第538页。在壬辰之役过程中，《实录》的这类记载相当多，如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1593)一月六日，明使袁黄等到朝鲜，在与国王谈话时，刘黄裳就提到万历皇帝“念属国被兵，发天兵以救之，且命琉球、暹罗等国荡覆倭奴巢穴”(第596页)；十几天之后(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会见明朝将领，明朝将领黄应旸也说，“暹罗国已发十万兵，往征日本矣”(第612页)；又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三日，经略宋应昌也曾故作神秘，对朝鲜大臣崔兴源说，“且中自有好大意思，不须对尔说。成就之后，尔国君臣方知奇谋。且皇上卽令暹罗、琉球舟师二十万，捣日本巢穴，而舟师待我号令，以为进止”(第680页)。可见，当时明朝官员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不仅是暹罗，这场中日韩之争也波及吕宋，以及占领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抚许孚远(1535-1604)不仅曾派史世用假扮商人前往日本刺探情报，也曾经派遣手下官员到吕宋会见当时占领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打探正在朝鲜半岛与大明交战的日本情报(92)张燮撰，谢方校点：《东西洋考》卷五，第90页。。那时，西班牙新总督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Don Luis Pérez Dasmariwidth=7,height=9,dpi=110as，1567-1603，1593-1596年任马尼拉总督)正好要和中国合作，以抓捕杀死其父，即前任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Gómez Pérez Dasmariwidth=7,height=9,dpi=110as，1519-1593，1590-1593年任马尼拉总督)的造反华人，而中国福建方面又正好要通过马尼拉了解丰臣秀吉的动向，因为日本与吕宋之间关系密切(93)此处参考戴佳辉未刊论文《“赍文前往吕宋知会夷酋”——万历援朝战争中明朝外交之一面》。承蒙《读书》杂志卫纯先生赐示，特此致谢。。按照许孚远的说法，更应当开放中国与暹罗、吕宋通商，“则诸国之情，常联属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日本动静虚实，亦因吾民往来诸国，侦得其情”(94)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六《疏通海禁疏》，第238-239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八“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三日”记载，“福建巡抚许孚远奏，吕宋酋长之子讼我奸民之隶其部，而袭杀其父夺其宝逃者。兵部复议，将获犯正法，厚遣酋使，以坚内向之心，且藉侦日本夷情。诏可”(第5136页)。。而路易斯曾给中国官方送去书信，其中说到“日本近虽称兵入境，然彼国有征伐之兵，敝国有备御之固。况日本熟知敝国士卒精壮，遇敌无不争锋，何足以惧”，从中可以看到大明、吕宋、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95)陈国栋《遣使·贸易·漂流与被掳》一文中有详细叙述，载《季风亚洲研究》第2卷第1期，2016年，第1-38页。。可见，壬辰之役这一事件涉及很广，它的意义如果不放在整个东海南海甚至整个变动中的世界范围去观察，不大能看得清楚和完整。
在某种意义上，明代中后期的中国，与室町时代之后到德川时代之初，即锁国之前的日本，不仅都已经把东海、南海视为禁脔，而且也非常明确地把东部亚洲海域看成是一个贸易的世界，而此时的欧洲殖民者和商人又插手其中，东海南海始终有彼此利益的复杂冲突。如果看《通航一览》收录的文献，就可以知道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明王朝固然与南海诸国有官方联系，日本同安南、吕宋、暹罗等国也有相当频繁的政治与经济联系(96)参看林纬编：《通航一览》卷二六八“暹罗国部四”之“暹罗国王致日本国王书”(元和九年，1623)，东京：国书刊行会，1913年。。日本元和四年(1618)池田好运撰有《元和航海记》，这个曾跟随葡萄牙商船学习过航海的长崎人，就记载“长崎到天川(即澳门)”“长崎至安南”“天川至日本”“暹罗至南澳岛”等海上航线(97)池田好运《元和航海记》，根据他的序文，写成于元和四年(1618)八月。参看山田义裕：《日本の航海术の書：池田好运〈元和航海记〉》，发表于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Nautical Science，2012年10月，原文见www.yamada-maritime.com。中国学者张兰星有《16-17世纪的日欧贸易与世界航海业的发展》(《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其中提及池田好运的《元和航海记》，其中写成年代作1622年，似乎有误。。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也记载，仅仅从广州发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葡萄牙商船，每年就载有5000箱每箱100匹的各类丝绸，每块12盎司的金锭2200块以及7皮切(Pichi)重量超过35亚洛瓦(Arrova)的麝香，以及珍珠、瓷器、大黄和糖(98)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11页。。因此，在东海南海，得到明朝批准的诸国勘合船、中国东南商船(即日本所谓“唐船”)，以及得到日本许可的朱印船，加上欧洲殖民者的各种商船，已经发生了利益角逐。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及日本在东海与南海之交通贸易。日本学者岩生成一(1900-1986)曾指出，在完全锁国之前的1604年到1635年，日本官方曾经颁发数百份给日本、中国、欧洲允许贸易往来的“朱印状”(99)有人统计，大概德川政权发放了356份朱印状。，日本九州及南部沿海的大名(如细川、岛津、有马)、长崎的官员(如长谷川藤广)以及各地的商人(如京都的茶屋氏)，甚至还有11个中国船主和12个欧洲船主，大约有近三百艘商船获得往来日本贸易的许可。由于明朝不允许这些船进入中国港口贸易，所以，这些船只往来于日本、琉球、台湾、越南和马尼拉之间(100)以上可参看岩生成一：《朱印船と日本町》，东京：至文堂，1962年，第218-228页。。日本人甚至在南海各地港口如越南的会安和暹罗的曼谷附近，都建立了定居点(101)这里包括流亡的日本天主教徒、武士和商人。比如17世纪初，日本人在暹罗湄南河、安南会安都有定居点。，一直到宽永年间(1624-1644)锁国政策越来越严厉的时候，日本人在东海南海沿岸开辟定居点与建立商港的活动才中止。但即使是锁国时期，日本通过海上船只的商品贸易也始终没有停歇，只是把对外贸易的日本窗口，严厉地限制在长崎一地而已(102)参看冈崎市美术博物馆特别企画展图录《東と西の出会い——家康の生きた時代》中所收的《茶屋新六交趾贸易渡海图》，收在樱井清彦、菊池诚一编：《近世日越交流史——日本町·陶磁器》，东京：柏书房，2002年，第51-68页。又，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增订版，第66页。。
让我们顺着时间看历史。明朝中后期放开海禁之后，尽管海上曾经有过像林凤这样强悍的海盗，但无论明朝、日本，还是占领澳门的葡萄牙人、占领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各方仍在促进海上贸易，甚至联手打击海盗(103)关于林凤海盗集团以及明朝与西班牙殖民者合作打击海盗之详细过程，参看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中华大帝国史》第二部第一卷，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59-181页。。只是在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之后，东海南海海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休止符。这是因为清王朝建立之初，需要提防南明诸小朝廷尤其是海上郑成功的缘故，所以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发布禁海令，即所谓“片板不许下海”。顺治十八年又实行“迁界令”，让民众迁出海岸三十里。而这时的李氏朝鲜王朝则由于明清易代，除了保持对大清例行公事似的朝贡，以及与日本幕府的例行礼节性通信使往来之外，对东海南海的局势也处在观望之中。至于德川幕府控制下的日本，则是由于17世纪初的“切支丹”事件开始施行“锁国”，为防止欧洲天主教的影响以及易代之后大清的威胁，也减少了与东海南海的主动往来。
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攻下台湾，解除了海上威胁之后，翌年立即下令沿海各省废除过去的海禁。于是，东海南海的人员与物品的往来，逐渐恢复甚至超过了明代中期以后的常态(104)姜宸英《日本贡市入寇始末拟稿》中说，“康熙二十三年克台湾，各省督抚臣先后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纾民力。于是诏许出洋，官收其税，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洋诸岛国，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见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一四·海防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2039页。环东海南海往来的开放与禁止，在康熙、雍正、乾隆时代当然有变化，比如，康熙时期也曾偶有南洋禁航，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也曾下令严禁沿海民众迁徙南洋，要求出洋的商人与民众回国。但按照庄国土《清初(1683-1727)的海上贸易政策与南洋禁航令》(《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28-29页)的分析，康熙一朝之所以实行南洋禁航，一是认为南洋盗贼很多，二是担心卖船给外国，三是担心把中国米卖给外国。。所以姜宸英《海防总论拟稿》就说，自从海禁一开，“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清廷为此还专门设了四个税关来管理海上贸易(105)姜宸英：《海防总论拟稿》，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一四·海防上》，第2033页。他说的四个市舶司是“广东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清代非官方的东海南海贸易之兴盛，很让人吃惊，以至于有日本学者如上田信和岩井茂树等，要把这一海上贸易秩序作为时代特征，叫作“互市体系”(106)参看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岩井茂树：《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0年，第322-323页。。
“天下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107)施琅：《论开海禁书》，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一四·海防上》，第2046页上。，这是施琅(1621-1696)对康熙皇帝说过的一句话。东海南海海域对于中国相当重要，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贸易之上。然而，在康雍乾三朝尚未彻底平定西域之前，由于清王朝统治者来自关外，过去对于海洋重要性没有太多认识，因此对于海上策略往往在开、禁之间游移变化。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对大清王朝的威胁，仍然和明朝一样，来自北部和西部，他们不能不用最大的军事力量，应付来自从准噶尔到大小金川的问题。而东南则相反，尽管历史上曾经有倭寇，但日本锁国之后，海上已经不再是肘腋之患，就连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也没有受到多少重视，正如蓝鼎元所说，“南洋诸番，不能为害”。蓝鼎元曾参与平定台湾之役，他对东海南海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108)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一四·海防上》，第2044页上。。
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世纪中叶之前，大清王朝未必自觉从国际战略的层面，意识到东南海域之重要，但实际上与大清王朝关系密切的主要朝贡国，和明朝一样已经不是西部北部诸国，而基本来自东部亚洲海域。整个清代，正式的七个朝贡/册封国，除了朝鲜在东北亚，琉球在东海上之外，安南、暹罗、苏禄、南掌、缅甸五国都属于东南亚(109)参看崑岗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卷三九《礼部·主客清吏司》：“凡四裔朝贡之国，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缅甸，余国则通互市焉。”(《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372页)；参看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第三章所附《清代主要朝贡国贡、封时间一览表》，第137页。。比如，安南与清王朝山水相连，始终是清王朝的册封国，即使在黎阮易代之际，也仍然承认清朝为“大皇帝”，需要求得清王朝的承认(110)参看葛兆光：《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5-250页。。而暹罗在延绵四个世纪的阿瑜耶陀王朝(1350-1767)始终与明清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阿瑜耶陀王朝被缅甸攻灭，吞武里王朝重建暹罗的短暂时代，国王郑昭(1734-1782)也始终极力与大清联络。接着执掌暹罗王权的拉玛一世(Rama I，1737-1809，清朝称之为“郑华”)，从1782年起就向清朝朝贡，到19世纪中叶大约派遣了五十次使团，通过南海来到大清，既希望清朝牵制缅甸，又试图扩大通商贸易(111)参看葛兆光：《朝贡圈最后的盛会》，《复旦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27页。。而缅甸自从乾隆三十四年(1767)被迫臣服于大清，成为册封国之后，也不断要求开放陆路的通商口岸(112)缅甸来朝贡，目的是希望：(1)请赏封号，(2)管理阿瓦地方，(3)开腾越关禁，俾通市易。这些要求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支持。参看《清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第27004页。。所以对清朝来说，由于环南海即东南亚的稳定，正不妨开放海上贸易。日本学者岩井茂树曾指出，清代既不采用明代那种追求朝贡一元体制的做法，也不追求政治上朝贡关系的扩大，相反由于与俄国签订了条约，又选择与日本和西洋各国、东南亚港口城市进行不涉及国家关系的商人间交易，因而这个时代的“互市”也就是东海南海海上贸易，甚至要比明代中期以后还要兴盛(113)岩井茂树：《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第33页。。
当然，对于中国与海外往来，清廷也会感到些许忧虑，正如施琅所说“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114)施琅：《论开海禁书》，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一四·海防上》，第2046页上。。雍正四年(1726)十月二十一日，广东巡抚杨文乾曾上奏，说广东“仅广、潮、惠三府，即有渔船一万二百余艘，大者成为网船、缯船等，梁头自一丈至六七尺不等，有水手十名左右”，而且这些船“多带米粮，暗藏兵器，结帮出洋”(115)这份奏折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年。《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五一“雍正四年十一月”有雍正的批复，但没有引用这份奏折(第6604-6614页)。。不过，雍正皇帝的批复说，听说噶喇巴(今印尼)、吕宋(今菲律宾)“聚有汉奸不下数万”，但仍然主张要“固本防患”，“尽人事以听天命为第一良策”，并不主张采取严厉禁止的策略(116)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3页。。而熟悉东海事务的大臣李卫(1686-1738)，尽管始终希望朝廷对日本小心防范，但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还是重申康熙时代的贸易开放政策(即所谓“天地度量，特赐包容，听从其便”)，指出“抚外之道”就是前引雍正皇帝所谓“固本、防御二语”。在奏疏中，他还分析了南海诸国作为贸易码头，虽然有很多汉人，但不过都是“觅食手艺，初无他患”。至于欧洲人，尽管“红毛亦称狡悍，然与噶喇巴等处，皆与中土尚远”，觉得中国不必过于紧张(117)李卫奏折，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李卫传记，可参看《清史稿》卷二九四《李卫传》，他在雍正朝算是一个开明官员，任浙江总督时主张开放海禁，“渔舟入海，给牌察验”即可(第10334页)。。
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清廷对中国出海贸易全面开放；雍正六年更因为李卫等人关于南洋贸易情况的通报，选择了放开南洋贸易禁令的策略。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从17世纪后半开始，中国与各国在东海南海上的民间贸易，远远超过政治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晚清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卷四特别说到，康熙年间虽然开放海禁，但管理还是较严格，“自安南外并禁止内地人民往贩”。但实际上，朝廷根本限制不了民间的逐利行为。以刚刚开放的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为例，根据西班牙海关资料，到马尼拉的中国大型帆船，先后有17艘(1685)、27艘(1686)和15艘(1687)(118)转引自魏而思(John E. Wills, Jr.)：《1688》，宋伟航译，台北：大块文化，2001年，第53页。，到了雍正之后，“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雍正七年)则大开洋禁。凡南洋之广南、港口、柬埔寨，及西南之width=15,height=14,dpi=110仔、六坤、大呢、吉兰丹、丁葛奴、单咀、彭亨诸国，咸来通市”(119)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卷四，第78页。，甚至欧洲各国的商船也纷纷来到东南沿海(120)其实，英国商船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到达东南沿海，购买大量商品如砂糖等，甚至因为英国商船的大量采购，引起砂糖价格上涨，见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28-248页。。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所谓“闭关锁国”的状况，其实要到乾隆中期颁布《防范外夷条规》之后，才真正逐渐严厉起来(121)比较明显的措施都从乾隆年间开始，(1)乾隆二十二年(1757)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1720-？)试图在宁波进行贸易，被乾隆皇帝制止，下令通商限定于广州一个口岸。(2)同时对于海上贸易的货物，进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除了武器之外，大米、谷物、生丝、绸缎等，也在禁止货物单子上。(3)对外国商人的行动作严格规定与防范(即官方颁布的所谓“防夷”章程)。可以参见乾隆于二十四年颁布的《防范外夷条规》。所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四编“近世史下”也指出，乾隆时代限制通商，而且加上(1)“收税官吏的黑暗”；(2)“卖买的不自由”；(3)“管束外商的章程的无谓”，造成了很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3-14页)。。也就是说在东部亚洲海域，清朝大体上仍然维持甚至扩大了明代中后期的格局：在政治上，有所谓宗藩或朝贡体系；在经济上，有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在知识上，由于大量人口移动，更导致了有关环东海南海知识的海量增长。
不过，恰恰是来自海上的因素，也就是来自西洋的陌生人，逐渐瓦解了东部亚洲海域原来相对稳定的秩序。
三、自西徂东：东部亚洲海域原有秩序逐渐面临挑战
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来到东部亚洲，开始搅动东海南海这一池春水。先是满剌加，《明史》记载，“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接着是吕宋，《明史》记载万历年间“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接着是爪哇，《明史》说，自从万历年间红毛番和佛郎机分别进入爪哇，“岁岁互市，中国商旅往来不绝”(122)以上分别见《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满剌加》，第8419页；卷三二三《外国传四·吕宋》，第8370页；卷三二四《外国传五·闍婆》，第8405页。。被当时称为“佛郎机”和“红毛番”的西人东来，加上诸多华人下南洋诸国经商与开垦，正是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发生绝大变化的开始(123)《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四·吕宋》记载说福建人因为吕宋“地近且富饶，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归，至长子孙”(第8370页)；又载万历年间，当地华人被殖民者迫害，而明朝却不能帮助他们，以至于被屠杀。但“其后，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到了这时，佛郎机人又占领满剌加，加上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8373页)。。
这里可以顺便一提，2015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资料室，曾发现一部相当珍贵的彩绘《大明地理之图》，这幅地图大约是由日本从事儒学与医术的学者绘制于清代康熙年间(124)因为此图下方跋语中有“养志斋”，怀疑作者是斋号为“养志斋”的江户前期学者浅井周伯(あさい-しゅうはく，1643-1705)。，在东海南海上，作者特别画了四艘满帆的船只。很有意思也很有象征性的是，其中一艘船的船员，仿佛是朝鲜人，另两艘仿佛是日本人，但还有一艘船上的船员，看上去则是来自欧洲的西洋人(125)《大明地理之图》在图例部分有两行字“岁次辛酉延宝九年六月望”。这说明地图最初是1681年，即清康熙二十年、日本延宝九年最先绘制而成的。但这幅现存的彩色地图，也许是几年之后由人再度摹写而成的，最终完成，应当是元禄三年(1690，清康熙二十九年)。。这也许象征那个时代，东海南海海域原本稳定的秩序，已经加入了西洋外来的新因素。
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15-16世纪的大航海之后，自西徂东的欧洲人中，以三种人即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最为重要。这三种角色的欧洲人，是当时“西力东渐”的先行者，他们分别对东部亚洲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形成了极大冲击，也逐渐瓦解了东部亚洲海域，尤其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不能仔细分析，但不妨略作讨论。
(一)欧洲传教士与传统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传教士梯航九万里，经由印度果阿、满剌加、马尼拉，沿着南海和东海，16世纪中叶以后陆续来到东部亚洲各国。在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2-1556)之后(126)沙勿略(F. Javier，1506-1552)受葡萄牙国王若奥(P. Joao，1502-1557)的委托，先到印度果阿，1549年从广州乘坐中国商船到日本南九州萨摩(今鹿儿岛)。，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等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天主教信仰，也带来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有关天文地理以及文学艺术的新知识。尽管这些西洋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影响，要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随着“坚船利炮”到来才真正显现出来(127)正如王国维所说，明末欧洲的数学、历学与基督教都来到中国，但是这些“形下之学”和根本的思想观念没有关系，咸丰、同治以来，上海、天津也出版了好些翻译的欧书，但是也影响不深，要到危机迫在眉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告诉中国人“物竞天择”，这才真正“一新世人之耳目”，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即“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见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静安文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在15-19世纪的东部亚洲海域，主流文化仍然在原来传统的延长线上(基本上，东北亚是儒家学说以及佛教、道教与神道教的交错，东南亚是伊斯兰教、大乘佛教和南传佛教，与印度教的角逐)。但从历史上看，欧洲传教士和殖民者带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信仰，逐渐开始在东部亚洲沿海港口渗透并发生影响，包括在日本(尤其是九州)、在中国(尤其是澳门)以及在吕宋(尤其是马尼拉)。而伴随着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各种思想、知识和技术，也开始在东部亚洲各地逐渐传播与扩散。
当然，最先震撼耳目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还是可以用于战争的佛郎机炮、红衣大炮、火绳枪，各种匪夷所思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的仪器，以及被惊为天人的数学、历算方法，甚至包括栩栩如生的绘画技巧。但是从思想史上看，由于天主教遵奉的“天主至尊”“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等教义与传统中国尤其是儒家政治与文化太不兼容，直接传教很容易遭到抵制或限制。因此，能够渗透并可能瓦解甚至颠覆传统的思想、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反而是以下几方面异域知识：第一是关于宇宙的学说。究竟是天圆地方，还是大地圆形？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天文学的问题，也涉及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甚至皇权的合法性神圣性基础。第二，是华夏至大且在中心，还是世界有五大洲无数国家，甚至有的国家与中国同样文明？因为这涉及古代中国有关自我与他者、华夏与蛮夷、文明与野蛮的认知(128)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与基督教》(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和薮内清《中国の天文暦法》(东京：平凡社，1990年)都说，中国天文学“从‘天动说’到‘地动说’的转移是革命性的事件，它不止是天文学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人们精神领域的180度转向的事件”。。第三，真理是单独由孔孟，或者儒佛道传递的，还是由神圣的天主宣示的？这涉及古代中国信仰世界的基础(129)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三编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及第二节《天崩地裂(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四，权力、真理与知识，应当由教廷掌握，还是由世俗皇帝掌握？这涉及传统中国有关政教关系，也就是宗教与皇权关系的固定观念。第五，理解天地和万物，究竟靠传统阴阳五行，还是靠欧洲的科学、技术与知识(天学、历学与数学)？这涉及谁的知识、技术和文化能更好地认识和处理外部世界、天地万物。
以上当然是极其简略的讨论。不过我以为，这才是导致日本大禁教事件、朝鲜教难、清嘉庆年间的驱逐传教士等事件，以及种种东西方文化冲突现象的深层背景。
(二)商人与东部亚洲物质与商品的贸易圈。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欧洲人逐渐在东部亚洲海域进行海上贸易。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来自南海诸国的胡椒、丁香、肉桂，在这一区域发生着大交换。最早来到东部亚洲海域的，当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明清之间纵横这一片海域的李旦、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都曾与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兼商人打过交道(130)号称“中国队长”(Captain China)的李旦，就曾经是天主教徒。。随着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1511)和中国澳门(1553)，西班牙人在宿雾(Cebu，1565)到马尼拉(1571)建立据点(131)1564年，西班牙人的五艘船只和400多人，从墨西哥出发横渡太平洋，在米格尔·洛佩斯·黎牙实比指挥下，受命占领菲律宾群岛。；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入爪哇(1596)和台湾(1624)，接着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从印度洋过来，进入爪哇(1612)。他们都陆陆续续建立了沿海的据点，并把港口作为殖民和贸易的跳板。因此，原本相对平衡并主要由东部亚洲海域各国商人建立的，以中国的生丝、瓷器、丝绸、白糖、药材，日本的硫磺、白银，南海的胡椒、苏木等香料，长期循环交换的商品贸易圈(内循环)，增加了来自欧洲的商人和来自美洲的物品(外循环)，不仅使商品数量大为增多，也使得过去的平衡被打破，原本相对稳定的东部亚洲海域贸易圈，从此加添了新的变数。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原本以天朝为中心，在东海南海海域之内，由政治力量控制的贸易(朝贡贸易，即朝廷管制、厚往薄来的交换)，加上各取所需的民间互市(日本的白银、硫磺与铜，中国的丝绸、瓷器、白糖，南海诸国的香料)，从此转向了各大洲诸国之间更大范围的互通有无(以来自美洲的大量廉价白银，对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以及东南亚及印度洋区域的香料、犀角、象牙)；另一方面，是原本由官方管制的口岸(日本长崎、中国广州)，以及东部亚洲各国海上商人自组织的渠道(东海南海上各条航线)，从此转向欧洲殖民者要求的，无限制的口岸开放(不仅仅是欧人已经控制的澳门、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以及数量更多船只更先进的远洋贸易(往来于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
这就是导致乾隆年间清廷的“防范外夷”与贸易限制，甚至引发了后来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远源。
(三)欧洲殖民者与东部亚洲海域的政治秩序。由于欧洲人东来，15-16世纪之后，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西班牙人占领的马尼拉和荷兰人占领的万丹，逐渐打破了东部亚洲原来的国际秩序。此前几个世纪里由朝鲜“事大交邻”维系的东北亚，以及所谓“曼荼罗式国家”为主的东南亚，加上政治上明清为中心的朝贡圈构筑起来的东部亚洲国际秩序，由于有了外来的欧洲殖民者，逐渐开始动摇甚至崩溃(132)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海外移民问题。明清两代，海上移民，华人与印度人遍布东南亚。(1)从明代后期开始，到海外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清代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福建泉州人、广东潮州人等沿海地区的民众，远赴菲律宾、爪哇，进行商贸和垦殖，在爪哇北部的蔗园、万丹的商号、暹罗的大米、阿瑜陀耶的造船、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开矿诸多行业里，到处都有华人的印记。由于雅加达(巴达维亚)、马尼拉和暹罗首都阿瑜陀耶的华人聚集，发生了不少殖民者、海外移民与本土居民的冲突，如1603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人事件。(2)与中国移民同时，还有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移民，他们从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也就是东海南海海域，他们到达爪哇、马来半岛的霹雳、柔佛，把东南亚与印度，以及葡萄牙在印度的据点果阿联系起来。所谓印度支那一词，即象征印度与中国两批移民与两种文化的交错，同时也带来文化与经济的冲突。。
早在17世纪上半叶，欧洲就有了保障“海洋自由”的《海洋自由论》和“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是，海洋自由论支持下的欧洲人东来，对于东部亚洲海域各国来说，等于是在平静的东海南海中插进一只脚，而“主权平等”则等于瓦解了以中国为圆心、逐级扩大并依赖等级礼仪构造的秩序。到了18-19世纪，在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后来又有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殖民者)的支持下，原本以明清中国为中心即所谓朝贡圈的政治秩序，陆续开始崩坏。吕宋为西班牙所控制，爪哇先后为荷兰与英国侵占，满剌加被英国占领，安南和柬埔寨则先后成为法国殖民地，原来大清的册封国缅甸则沦入英国手中，被殖民的这些地区不再遵循中国礼仪，不再由宗主国册封，甚至也不向清帝国纳贡。到了19世纪70年代，琉球被崛起的日本正式并吞，甲午之后日本帝国又侵占了朝鲜、台湾，这些原本依赖朝贡与互市联系起来的地区，逐渐脱离了明清帝国的笼罩。正如王之春《清朝柔远记》所说，“明以前诸岛国皆称朝贡，同列番服。迨欧罗巴人航海远来，其始以重币购片土为埠，舣舟立市，盘踞既久，渐而劫其君，夺其地，百余年间翦灭殆尽，惟苏禄以弹丸仅存”(133)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卷一九“瀛海各国统考”，第363页。，这里他还没有说到日本。
东部亚洲原有秩序的崩坏，并不从历来成为肘腋之患的西北陆地开始，而是从看似海不扬波的东海南海开始，这很让人深思。其实，早在16世纪的明代中期，在京各衙门会议就已经意识到，“东南之有倭寇，犹西北之有边患”(134)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一二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39页。。不过，那时候对东南海上的重视都集中在所谓倭寇上，并没有对来自南海的新威胁有太多察觉。而17世纪以后，由于日本采取“锁国”方略，似乎东海已经“风平浪静”，因此清朝上下对来自日本的警惕也相当放松(135)如果全面查阅《清实录》，可以看到涉及日本的记录，在道光咸丰甚至同治之前都相当少，一直到光绪年间涉及琉球之变，才逐渐增多。。直到19世纪中叶，更强大的欧洲人到来，东海南海岌岌可危的局势才逐渐引起大清王朝内部的警觉。不过，这种警觉似乎来得太迟，沉湎在天朝想象和盛世气象中，大清帝国君臣至少在乾隆盛世时代还自信满满。直到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对帝国形成巨大震撼，使得士人产生帝国危亡之感以后，在西北与东南、“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的争论中，才初步出现了清朝对东海南海海域重要意义的新认识，但是，这种新认识直到大清帝国衰亡前夕并没有完全占据主流，朝廷上下仍然举棋不定。
关于晚清有关西北与东南、“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的争论，国内外历史研究者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这里我只是简单回顾一下(136)较早的研究，可参看牟安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河北学刊》1986年第5期，第54-58页；杨策《论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54-71页。主要以“现代化”视角，从“中国海防近代化”“中国边疆治理近代化”和“地缘政治和国防战略近代化”三个方面来讨论这场争论，见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27-129页。。自从道光年间列强对清帝国虎视眈眈，知识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137)如林则徐《四洲志》(1839年)、魏源《海国图志》(1843年五十卷本，1847年六十卷本，1852年一百卷本)、徐继畬《瀛寰志略》(1849年)。，对于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的关注就开始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魏源、龚自珍、包世臣都曾有过种种议论，当然议论的背景与意图不一，重心还是关注西北(138)参看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清经世文编》卷八○)，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同上卷八一)、《东南罢番舶议》，包世臣《庚辰杂著》等。。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即使在朝廷大员中，边疆问题也引起了重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就得出一致的看法，不仅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需要在世界局势剧烈变化之时，设法捍卫帝国疆域。但对于是重视蒙古新疆以防备俄罗斯，还是重视东南海上以防备日本与西洋诸国，朝廷上下还没有一致意见。1870年代之后，由于阿古柏与英俄勾结，先后入侵南疆、北疆，不仅占领喀什，甚至占领乌鲁木齐，俄罗斯也乘机进入伊犁、塔城、乌苏，使得帝国西部边陲危机重重；同时，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列强舰船不仅始终游弋东海南海，而且周边变乱的状况不断，法国事实上把越南殖民化(1874)，日本在福建、台湾与琉球不断挑衅(1871-1874)，都曾对大清帝国产生巨大震撼。同、光之际虽然想兼顾东西(139)光绪元年(1875)，光绪帝即位后，一方面薛福成上《海防密议十条》，李鸿章、沈葆桢受命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一方面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但“海防、西征，力难兼顾”，官僚集团对朝廷应当经营西域还是经营海防，意见对立。其中，李鸿章希望专力海防，觉得塞防撤回并不可惜，左宗棠则极力反对，认为祖宗基业不可轻言放弃(140)李鸿章曾经建议放弃乾隆以来的成法，放弃西北而经营东南，试图通过招抚回疆豪强，许以自治，来抵抗英国俄国的渗透，强化东南的海防；左宗棠则强调维持祖宗成法，为对抗俄国等列强而在新疆以传统郡县方式建省，通过中央对西北的控制抵制列强的领土欲望。参看茂木敏夫：《清末における‘中国’の創出と日本》，《中国-社会と文化》第4号，1995年，第258-259页。。因而，以“筹饷”一事为中心，清朝内部有关“塞防”与“海防”之争日益激烈，前后争议长达十年(141)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但左宗棠的看法是要防备俄罗斯的野心，所以要陆海并重，“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而且他给皇帝的报告中，特别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分别见刘泱泱等点校：《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76、649页。。正是在这种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之中，大清帝国迎来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不妨读一读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光绪九年(1883)卫荣光在“叙”中回忆，“道咸之间，海氛日炽”，他觉得“当事者每不谙于彼此之情形”(142)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卷首卫荣光“叙”，第6页。。而光绪十年李元度“叙”也说，“自汉唐以来，至国朝道咸中，而又一变，举际天并海，从古不通中华之国，并梯山航海，重译来同”，虽然他觉得“天不变道亦不变，盖至变中有不变者存焉”，但他毕竟觉得，这“变”也是天意(143)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卷首李元度叙，第10-11页。但是，他还是自信满满地认为，洋人犯了十个“天之大忌”，一是残忍，二是机巧，三是强梁，四是阴险，五是狡猾，六是忘本，七是黩武，八是专利，九是奢侈，十是忌刻，因此，中国只要坚持“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虽师彼之所长，尤当以尧舜孔孟相传不变之道为本务，而后可与言富强也”。。
如果我们把他所说的“天意”理解为不可逆转的“形势”，那么，这个形势导致了原本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东部亚洲海域，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渐分崩离析，各国只能根据各自国情对这一大变局进行“反应”。其结果就是——
首先，东部亚洲海域原本自循环的商品与物质，被迫融入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市场的大范围流通。
其次，东部亚洲海域原本自成体系的政治秩序，被纳入大航海之后的世界新秩序。
再次，东部亚洲海域相对独立的历史，也被整编进入现代全球互相联系互相角逐的整体历史。
四、为什么是东部亚洲海域？对“东亚”与“中央欧亚”概念的回应
我之所以要强调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东部亚洲海域”，坦率地说，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历史学界过去流行的“东亚”概念和近年来流行的“中央欧亚/东部欧亚”概念的反思。
众所周知，历史学界尤其是日本历史学界习惯的“东亚”概念，往往是“东北亚”或者是西嶋定生所说的“汉字文化圈”，也就是中日韩加上越南和琉球，这个文化圈的重心显然是中国，而之所以形成一个“文化圈”，是中国文化的笼罩与辐射。这一概念的发明，其实也和日本历史研究有关，自从战后日本学界石母田正、藤间生大、远藤茂树等提倡，要从“东亚细亚(東アジア)”整体背景来重新理解日本史特别是古代国家形成史以来，西嶋定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明确地把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看成是所谓“东亚细亚”，并把它当作古代日本国家形成的历史大背景。其中，他着重拈出了汉字、儒家学说、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国家这四项，作为东亚世界的同一性指标，因此，按照西嶋定生的看法，这个“东亚细亚”世界指的就是现在的中国、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这个空间(144)参看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原载《(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四卷“古代4”，收入李成市编：《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第一章“序说”，第1-30页。参看同书所附李成市《解说》，第259-260页。。
这个有关东亚世界的理论，后来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尤其是台湾)影响非常大，它确实有它的优点，也就是明晰地界定了历史上所谓“东亚”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同一性。但是，也正如很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这个东亚世界凸显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中心意义。这一点虽然很为中国学者所欢迎，但它也容易忽略东部亚洲区域中，非汉族中国的多元族群、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我也觉得，这种“东亚世界”论，确实以汉族中国政治文化为边界，把环东海南海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国家与族群忽略掉了，特别是在这一历史研究的范式中，学者对东南亚即环南海的广大区域，多不甚注意。举例来说，西嶋定生另一本出版于1980年代中期的通俗历史著作《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书后所附的八幅不同世纪的“东亚世界变迁图”，就一概不包括越南以南(即东南亚)的广大区域(145)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我的感觉是，也许在讨论中古历史的时候，“东亚”概念的问题还不明显，但是，如果讨论14-15世纪以后，政治重心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贸易重心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这里的“东亚”显然就不太合适了。
除了“东亚”之外，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是最近三四十年来日本学界特别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概念(146)参看以下几部书，如山田信夫：《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再構成：新出史料の基礎的研究》，京都：京都女子大学，1987年；护雅夫、冈田英弘编：《民族の世界史4：中央ユーラシアの世界》，东京：山川出版社，1990年；小松久男：《中央ユーラシア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杉山正明：《逆説のユーラシア史：モンゴルからのまなざし》，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2年。最近的方法论著作，见小松久男、荒川正晴、冈洋树编：《中央ユーラシア史研究入門》，东京：山川出版社，2018年。。在日本学界，这一概念尤其是研究蒙古时代史和清代历史的学者特别愿意采用的，近年来，甚至一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常常使用这个概念工具，来重新讨论“中国”的历史。
这当然是一个新的视角。不过，对中央欧亚/东部欧亚概念用于东部亚洲或中国历史研究的质疑始终存在。在日华人学者黄东兰曾指出，1997年，杉山正明采用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的Central Eurasia(中央欧亚)概念，其范围主要是北亚、中亚、西藏、阿富汗、印度西北部、俄罗斯以及东欧部分地区、伊朗、叙利亚、红海沿岸的“干旱地区”(147)参看黄东兰：《作为隐喻的空间——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第161页。。她说，日本学者采用“东部欧亚”或者“中央欧亚”概念进行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学者，一是明治以来的塞外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这一类既包括明治时代的老一辈如白鸟库吉等学者，也包括杉山正明等近年来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二是质疑以过去“东亚”框架来研究日本与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渤海的“相互关系史”的学者。有关这一部分学者，她提到了山内晋次、森部丰、广濑宪雄、铃木靖民等。另一位中国学者钟焓则认为(148)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5-25页。他对杉山正明与冈田英弘的批评，见第22-25页。，战后日本学者由山田信夫(1920-1987)作为桥梁，接受了塞诺的“中央欧亚”概念，“以弥补日本传统上的北亚史研究在地域上主要仅覆盖蒙古、满洲及准格尔盆地等区域的局限……将研究视野向西一直拓展到哈萨克草原和更西的南俄草原地区”，并且吸收了沃伦斯坦、阿布width=13,height=13,dpi=110卢格霍德、贡德·弗兰克等人有关世界体系的新理论。他提到的日本学者主要是森安孝夫、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但从他的批评来看，他对日本学者把“中央欧亚”概念运用于东部亚洲历史显然持负面的态度，这一点从他对冈田英弘(他斥之为“荒谬至极”)和杉山正明(他认为是“世界史的扭曲叙事”)的评价就可以看到。
不过，对于“中央欧亚/东部欧亚”概念，并不应当仅从政治意图上去揣测，而最好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去分析。其实，运用“中央欧亚/东部欧亚”之类概念，并不源起于当今的杉山正明，甚至也不起源于山田信夫，可能来源更早。我阅读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论著时，就注意到它的发明，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欧洲研究北方族群的历史研究者试图打通欧亚陆地联系与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可能恰恰深受19世纪之后，欧洲已经控制海洋，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大陆的世界大趋势之影响。早在1905年，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就提醒欧洲人，“世界现代史的重心在欧亚大陆——在其伟大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困难重重的、冲突不止的、联结的和亲密的关系中，在从欧洲人的‘远西’到亚洲人的‘远东’一线”(149)约翰·达尔文：《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的帝国的兴与衰》，陆伟芳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5页。；同年8月，白鸟库吉就敏锐地注意到欧洲学界新起的这一概念，他在《高桑驹吉〈参考东洋大历史〉序》里特意说，“东洋和西洋之分为两科，毕竟只是教学上的权宜，并不是说两者就截然有别。现在，西洋的地理学者设了一个Eurasia的新名称，就像能够方便地说明欧亚地理一样，对世界的历史、东西方的事迹进行一体观察，这才得到其事实的真相”(150)原题《东洋史研究の必要》，见《白鳥庫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第446页。。因此，我理解山田信夫、冈田英弘、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学者采用这一概念，主要就是沿袭明治大正时代，研究重心在中国四裔的白鸟库吉等学者的思路，尤其适应于蒙元史研究领域。由于蒙古大帝国横扫欧亚，东西陆路交通主要就在这一地区。后来新清史学者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也是因为他们对满洲历史的认知，受到满蒙联系密切的北方族群历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这种研究进路影响到中国史领域，包括我最近在日本读到的一些论著，比如研究清史的杉山清彦，研究中国史的冈本隆司，因而“中央欧亚/东部欧亚”这一框架非常流行(151)杉山清彦《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开头的“序章”就提出，要在所谓欧亚(Eurasia)大背景下理解“大清帝国”的同时，理解同时代的历史和特征；而在全书之末，题为《近世ユーラシアのなかの大清帝国》的“补论”中，就定义16世纪以后，是“ユーラシア(Eurasia)的‘帝国的时代’”，然后讨论“近世ユーラシア(Eurasia)的帝国群”以及帝国的特质、蒙古的延续和近世的展开，最后才讨论“作为爱新觉罗朝重新叙述的世界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4-5、434页。冈本隆司《世界史とつなげて学ぶ·中国全史》(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19年)第一章中，就宣称他这本书写的是“世界史中的中国”，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引入日本史学界流行的Eurasia(ユーラシア)的说法作为分析框架。。其中典型的像山内晋次和广濑宪雄，就以“中央欧亚/东部欧亚”作为东部亚洲或者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据说，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超越以往“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强调北方民族如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一直到满洲的作用。
不过，任何新概念既有照亮历史的意义，也有遮蔽历史的可能。“中央欧亚/东部欧亚”这一概念工具，虽然有启发性，启发性主要在它超越了汉族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但也有其缺陷，缺陷是因为它过度地把聚光灯打在北方从东向西的那一片陆地上。因此，2020年我在东京大学演讲以及与杉山清彦教授的对谈中，就曾经针对这一中央欧亚/东部欧亚的理论，提出质疑说，东部亚洲的历史研究，不仅需要考虑东西方向，也就是横贯北方的朝鲜、满洲、蒙古、回疆一直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历史联系，而且也要注意北起库页岛、南至印尼，即纵贯东海、南海及其周边的历史联系。只有把这种东海南海的纵向历史线与北方欧亚的横向历史线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整呈现历史。因为至少宋元明清以来，尤其是15世纪以后的东海南海海域，已经是一个历史联系相当密切的世界。因此，这种“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的历史观，如果用于15世纪以后的东部亚洲，多少有一些把眼光过多放在北方草原各个族群、宗教、政治与文化的连带，而忽略了从北向南即陆地从北亚到印支半岛，海上从日本海、东海，到南海的南北向纵线(152)不过，上田信已经注意这一问题，他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多次使用的是“东欧亚”(east Eurasia)，他说是迫不得已用这个词，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邻接这些海域的陆地和岛屿。。
五、结语：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研究中，中国学界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简略地讨论一下，如果我们把15世纪之后东部亚洲海域作为一个历史世界来研究，那么，需要中国学界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很大，并不是我能解答的，在这里我只想谈以下三点感想：
第一，应当真正重视15世纪以来，环东海南海这一“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同时，也追踪19-20世纪以来欧美日本既有的研究，以及21世纪的新发现。应当承认，中国学界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得还不够。如果回顾这一领域的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环东海南海海域的很多研究成果，是别人做的。我曾经在一篇业已发表的讲义中，提到法国的费瑯(Gabriel Ferrand，1864-1935)、马斯帛罗(Georges Maspero，1872-1942)、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以及日本的藤田丰八(1869-1929)、桑原骘藏(1871-1931)和石田干之助(1891-1973)，并且特别说明，中国学界在这方面很有成绩的冯承钧先生(1887-1946)、张星烺(1888-1951)、向达(1900-1966)等，其实也是大量吸收了欧美日本的成绩(153)参看葛兆光：《亚洲史的学术史》，《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第3-68页。。当然，这毕竟已经是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的学术史了，可是在这一领域，尽管中国学者也有很多成绩，但总的说来，如今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上仍然落了后手。
特别是有关南海(也就是过去人们常常用的“南洋”)的研究。在这方面，许云樵(1905-1981)所写的《南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以及《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154)前一篇撰于1947年，收入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64页。后一篇撰于1960年，原载刘问渠主编：《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马来西亚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两篇文章虽然是非常旧的研究综述，但现在看来仍有意义。在前一篇里，作者就指出，“南洋研究在中国，古时倒并不忽视，隋唐时的四方馆，明代的四夷馆，清初的四译馆，清季的同文馆，都是对南洋语文习俗作专门研究的机关”，并且指出，近百年泰西各国研究南洋最热烈的是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四个分割南洋的国家”，而日本也“以南洋为她的海之生命线”，所以也急起直追。他特别提及的，同样也是法国的伯希和、马斯帛罗和费琅，日本的藤田丰八。在后一篇里，他曾把中国学者的南洋研究分成四个时代：(1)何海鸣时代，(2)刘士木时代，(3)尚志学会时代，(4)南洋学会时代(155)关于1949年以前的环南海(南洋)研究的成果，除了冯承钧等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者论著之外，可以看耿素丽、章鑫尧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南洋史料》(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中所收的4种刊物，以及孟利群编《南洋史料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中所收的7种刊物。。可是，关于环南海即南洋史领域的这一学术史，我们熟悉吗？显然并不熟悉。那么为什么不熟悉？就是因为很多中国学者并不关心所谓“南洋研究”。
顺便可以一说，我多少有些奇怪，尽管学界很推重王赓武先生在南洋移民、东南亚史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跟进呢？特别是，如果把过去无意识中割裂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东海和南海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历史世界来观看，我们现在的研究，似乎依然很不足。
第二，要有意识地祛除“中国中心观”，不仅要习惯于借用“他者”的资料，更要习惯于借用“他者”的角度与立场。这个“他者”不仅包括东海南海诸国，甚至也应当包括16世纪之后来到这一区域的欧洲殖民者、商人与传教士。因此，观看这一海域历史的眼光，既要尊重“土著”即当地文明与立场，也要剔除“西人”的偏见与傲慢，同时还要反思“天朝”一贯的自大和夸饰。
三年前，茅海建教授曾经有过感慨。他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白诗薇(Sylvie Pasquet)《赠送给乾隆母亲的缅甸大象——“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缅甸银表的研究》一文为例，指出经过不同语言文本的对比，发现所谓“朝贡圈”中，那些藩属国表示“臣服”和“认同”的夸饰之语，其实往往是中国方面翻译中增添或改动的，所谓“朝贡圈”各国等级秩序，可能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或自我想象(156)茅海建：《论清朝的宗藩关系②︱缅甸，暹罗，苏禄，南掌》，“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12月1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39351。白诗薇讨论的是缅甸东吁王朝君主1750年(乾隆十五年)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其中，原本缅甸的银表文中，缅甸国王自称皇弟，称乾隆为皇兄，可见两国是兄弟关系，而那些“万邦率服”“愿充外藩”之类的词语，乃是中国翻译者的创造。。茅海建注意到了文书中异文的问题，而我更希望学界从这些异文中，注意到不同的位置、立场和角度的问题。事实上，东海南海海域各国之间，在大明大清的立场上看，是所谓“朝贡”“宗藩”关系，明清中国的文献习惯于居高临下傲视周边，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者也往往被这些文献牵引影响，也同样以为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始终是这一区域的中心，政治上是大皇帝，经济上是带头人，文化上是输出者。因此书写这一区域历史时，也常常是“以中国为中心”(请各位原谅，包括本文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但是，事实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如从安南人的眼中看去，尽管无可奈何地承认北方中国为宗主国，承认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始终在国家记忆中，把自己的历史想象成一个反抗“北寇”的悲壮过程(157)例如：《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七说，“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陈荆和校本，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第439页)；又“本纪”卷一○引1427年安南国王复国后的诏书说，安南和中国“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第547-548页)。；在吕宋人的眼中看去，尽管承认明清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但明清华人移民始终是“掠食者”形象，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统治吕宋之后，他们更把明清中国视为“不信天主”的野蛮人，对所谓朝贡圈秩序很不理解，曾经用欧洲通行法律裁决前来吕宋的明朝使团行为违法；同样在马来亚人看来，中国确实很富裕很强大，但是那是一个遥远的大国，并不见得像中国文献想象或描述的，就是必须尊奉的“天朝”或宗主国(158)参看张旭东《从〈马来纪年〉看古代马来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4页。。
第三，要想祛除中国中心，理解他者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那就得重视历史与语言的能力。毫无疑问，如果能够从异域殊方的文献中看到另一种历史，意义当然很大，问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训练是不是足够？过去像研究东部亚洲陆地和海洋历史的，也就是所谓西域南海之学，像欧洲的裕尔、费瑯、伯希和、马伯乐，还有日本的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及羽田亨，都掌握了很好的历史和语言工具。在这一点上不需要多说，因为前辈学者已经有过很多论述。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重新看一看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概括。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超越乾嘉诸老，在传统到现代学术转型期站在前沿，就是凭借以下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59)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其中，第一点指的当然是我们现在学界熟悉的所谓“两重证据法”，第三点指的当然是新史学中用新观念与新范式研究固有史料，而其中的第二点，“异族之故书”，就深受当时来自东洋西洋的所谓“西域南海之学”的启发，这里所说的“异族故书”，不仅仅包括涉及西域的，像有关三夷教的非汉文史料、有关突厥史的所谓“三大碑”(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有关蒙元史的各种域外史书(施特哀丁《蒙兀全史》、撒难薛禅《蒙兀源流》、多桑《蒙古史》)等(160)关于这个方面的介绍很多，不一一列举。参看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4-270页。，也应当包括涉及南海的文献，比如前面曾提及印尼的《爪哇史颂》(161)14世纪印尼宫廷诗人普腊班札(Parapanca，一译波罗般遮)的《爪哇史颂》(Nagarakertagama，意为“国家建立史”)，古爪夷语文献，共九十八章，是当时爪哇的百科全书。此书最早书写于棕榈叶上，收藏在王宫中，后被荷兰殖民者带回荷兰(后归还印尼)。《瓜哇史颂》中文本，由徐明月、刘志强翻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马来西亚的《马来纪年》(162)《马来纪年》(Sejarah Merayu，又作《马来由史话》或《列王纪年》)，作者不详，马来语撰述的历史书，是研究马来半岛早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这部书有多个不同的钞本，1511年满剌加被西方殖民者占领，此书的一个钞本被带回果阿，所以，西方也称此书是“果阿带回来的故事”。旧有许云樵中译本。新的译本见敦斯利拉囊：《马来纪年》，黄元焕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年。、泰国的《王朝年代记》(163)《王朝年代记》(P’hongsawadan)。此书有白勒里博士(Dr.Bradiey)1863年编辑的两卷本和以拉玛四世(摩诃茂谷，King Maha Wongkut)名义1907年出版的皇家修订本(Royal Autograph Edition)，经丹隆亲王注释。以及柬埔寨的《王统史》等(164)《王统史》，据李轩志《14-19世纪柬埔寨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介绍，柬埔寨国内至少有十个版本的《柬埔寨王家编年史》。其中，安英(Ang Eng)本《柬埔寨王统史》为最早的关于柬埔寨王统历史的编年史书，其内容上起1340年，下至1438年前后。1818年，侬(Nong，Nan)奉国王之命，重新编撰了从1346年至1815年间柬埔寨王室的历史，内容简明扼要。这一本《王统史》于1855年译成暹罗文。1868年，法国人拉格瑞根据暹罗本，译成法文本的《柬埔寨王统史》(Chronique Royale du Cambodge)。中国学者杨保筠曾根据法译本，于1984年翻译成汉文《柬埔寨王家编年史》，发表于《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4年第5期。。除了这些“本土”史料，当然还有很多文献。最近，厦门大学的陈博翼曾指出，环南海区域的文献遗存值得“再发现”，他不仅介绍了英国、法国、荷兰有关东南亚的记录档案、考察记和调查报告，还特别介绍了印尼群岛及荷兰殖民时期史料、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暹罗史地和外交文献(165)参看陈博翼：《稀见环南海文献的再发现》，《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18-35页。。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历史视野和语言能力吗？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
附记：本文原本是一个简短的演讲稿，也可以算是《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载《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的续篇，曾在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成立大会(2021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创刊七十周年纪念大会(2021年4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班(2021年6月)讲过。承蒙很多朋友的鼓励，促使我进行大篇幅补充，并把这一不成熟的想法整理成文发表，这是最终修订稿。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4.01
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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