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中的薪火：“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
幽暗中的薪火：“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陈 闯
摘 要：“评法批儒”运动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场灾难。因具体参与注释工作的大多是学者而非政客，使运动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传递了学术的薪火：一些青年借助这个荒唐的契机，接受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为此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成长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打下了一定基础，提供了可能；部分古籍注释作品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商君书注译》等；部分研究课题借助这一荒谬的契机开启，并在运动结束后得到深化，如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等。“评法批儒”运动中的古籍整理与地下文献的出土引发的研究热潮及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一起，作为七十年代的三件大事，均为八九十年代古典学术的起步做了准备工作。学术史的相关梳理并不是也不能为“评法批儒”运动翻案。尽管在运动中仍有学术的薪火相传，但其中普遍存在的病态现象均需在激进政治退场后进行全面消毒、清理和反思，因运动机缘成长起来的学术青年，也要彻底进行思想的更新与转变。
关键词：“评法批儒”运动；学术种子；古籍注释；章太炎研究
作为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评法批儒”运动因深入触及了政治和文化的两端而不断受到研究者的青睐(1)如郭若平：《“评法批儒”运动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厄运》，《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周炽成：《闹剧背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评法批儒”运动》，《现代哲学》2006年第2期；喻中：《显隐之间：百年来的新法家思潮》，《读书》2013年第8期；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陈闯：《学术史视野下的“评法批儒”运动研究——以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为中心》，《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等。。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批儒评法既然是运动，它的目的就不在学术本身；而运动既然以批儒评法为名，又难免不给学术造成影响。”(2)庞朴：《孔子评价中的分歧》，见《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组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页。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评法批儒”中“被制造出来的研究文章，不能算作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本质是一种假学术”(3)郭若平：《“评法批儒”运动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厄运》，《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这一点无可否认。另一方面，因在传统文化的场域内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便不仅涉及儒、法两家以及它们背后所揭示的“传统”与现实的关系，涉及因运动的机缘开始接触古书进而走上学术研究之途的一代学术青年，涉及参与注释古籍的众多学者，以及这些学者在恶劣的学术境况下取得的有限的研究成果，还涉及运动时开启的部分研究课题等。部分学术青年在政治运动的幽暗中成长起来，部分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得以发表，展现了“评法批儒”运动较为复杂的面相。这是因为，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专业学者的自律性也是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这种自律性使学术研究获得一种自然增长的机能，一旦再启动就会产生一定效益。因此，无论“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学术是真是假，都应以一种研究的态度将其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进行系统梳理、深入辨析，总结学术发展经验。这也是不断从学术史角度对“评法批儒”运动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和出发点。
一、“评法批儒”运动播下的学术种子
无论是“评法”，还是“批儒”，“评法批儒”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古代典籍的注释、整理等结下了不解之缘。运动期间对儒家典籍的注释、批判及对扩大化“法家”著作的注释等相关工作，并非政治运动领导者所能承担，因此，将专业人才召集至名目繁多的注释组，使佶屈聱牙的文言字词更加通俗易懂，更容易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便成为“评法批儒”运动的紧要任务。1974年7、8月间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传达了“要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并“就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对旧注的取舍原则、大体分工和完成时限5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4)方厚枢：《“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出版科学》2005年第1期。，以落实具体工作。在注释法家著作的政治动员令下，高校、研究机构、部队、工厂、出版社等都组建了人数众多的“三结合”“法家”著作校注组或注释组等，对“钦定”法家代表人物(5)“钦定”法家代表的名单随运动的深入而增多，最多时达86人(此处数据参考方厚枢：《“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出版科学》2005年第1期)。据笔者统计，这些“钦定”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柳下跖、邓析、少正卯、西门豹、孙膑、范雎、蔡泽、秦昭王、荀子、秦始皇、刘邦、吕后、张良、萧何、曹参、郦食其、汉文帝、贾谊、汉景帝、晁错、汉武帝、桑弘羊、汲黯、汉昭帝、汉宣帝、王充、王符、崔寔、曹操、诸葛亮、贾思勰、范缜、武则天、刘知几、李白、李贺、赵匡胤、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王安石、沈括、陈亮、辛弃疾、朱元璋、张居正、李贽、王夫之、龚自珍、魏源、洪秀全、严复、章太炎等。及其著作开展影印、校勘、标点、分段、注释、今译、索引等工作。事实上，注释的骨干力量还属各高校文、史、哲院系师生及研究机构的“三结合”队伍。这些队伍中包括专业工作者、工农兵、领导干部三部分，其中前者是注释工作的主体力量(6)据李锦全回忆，“评法批儒运动中很多理论宣传资料，虽然作者写的是某某工人，但实际上都是大学者、大知识分子”(李锦全、杨澜洁：《“评法批儒”中的杨荣国》，《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19日，第C02版)。这些专家、学者在运动中的经历，周勋初的回忆较有代表性，“一搞运动，凡属政治斗争性质的，我每充当批判对象或反面教员，但如略带学术气息的，则每充当主力，吸收进革命阵营中去”(周勋初：《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见《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617页)。。
被迫卷入“评法批儒”运动的漩涡中，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一种消耗。运动时期，老、中、青正常的学术代际传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学术青年，彻底失去了常规的学术训练途径。早在“文革”爆发后，全国高校一度停止运转，古籍甚至普通书籍都被“破四旧”破掉或被视为“封资修”的“大毒草”而封禁起来，这些普通青年便无学可上，在“最佳读书年龄”却“无书可读”(7)参见虞云国：《习史杂记》，《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2辑。，失去了读书做学问最起码的条件，成为历经“文化断代”(8)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后记”第237页。的一代人。然而，在“评法批儒”运动的政治狂潮中，文科各专业将注释法家著作的任务“作为‘带教学’的战斗任务”(9)张晋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0页。来抓。部分学术青年因工农兵“三结合”的特殊形式，被招募进高校注释组，在注释“法家”著作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古书、接受最基本的古典文献整理训练。如被吸纳至上海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的来自农场的许妙法、袁济喜，以及来自解放军的战士熊月之等人(10)参见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61页。。熊月之曾回忆到，其自1972年高中毕业后便应征当兵，因高中毕业在当时属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故在“评法批儒”运动时，他“受部队的指派”参加注释法家著作的工作，“被分配到章太炎组”(11)章太炎著作注释组是上海市成立的六个注释组之一，共20人，其中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各5名。5名解放军又具体分为3名干部，2名战士，熊月之是2名战士之一；5名知识分子为蔡尚思(没有参加实际工作)、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谢宝耿：《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熊月之研究员访谈》，《史家是怎样炼成的：谢宝耿学者访谈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页)。。在注释过程中，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等人“手把手地教”这些工农兵学员“如何断句、标点、释义，如何查找工具书、核对引文，如何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等，熊月之等人“扎扎实实地读了一些书，对历史学由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12)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沈祖炜主编：《仁者寿：文化名人的学术人生》，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87页。。熊月之又因与姜义华“同在一间办公室，写字台相连”，在“历史学启蒙教育与训练”方面多受姜氏影响和指导，收获颇大，故将姜氏视为其“历史学的启蒙老师”(13)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沈祖炜主编：《仁者寿：文化名人的学术人生》，第387页；谢宝耿：《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熊月之研究员访谈》，《史家是怎样炼成的：谢宝耿学者访谈录》，第4页。。在这样的因缘下，战士熊月之在高考恢复后选择并顺利考入历史系，开始了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
部分学术青年还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深造，如刘志伟、于仁秋等人。“文革”开始后，刚小学六年级的刘志伟很快便无学可上，后虽“插班回到学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读书学习”，以致当时的他深处“知识饥饿状态”，“对所有的知识都有点饥不择食般的渴求”(14)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香港：大家良友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第136页。。后来，他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深造。“评法批儒”运动时，他所在的年级接受了注释“法家”作品《论衡》的政治任务。“每个同学分别负责一篇，由一位老师指导着来做”，这对当时“完全不懂文言文”的刘志伟等人来说异常艰难。所幸，他在指导老师朱杰勤、周连宽、谭彼岸的指导下，“从学习读文言文开始”，逐步接受了基础的学术训练。因此，刘志伟认为自己当时“阅读历史文献以致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基本上是在朱先生、谭先生和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15)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第142、143页。。作为刘志伟的同级同学，于仁秋的经历大致相似。后来，他们又于“文革”后考取了研究生，真正走上了历史研究之途。
部分青年当时选择了“参军”——这个“大多数农村青年离开土地”(16)海天、肖炜：《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第15页。为数不多的选择——却在怪诞的以学术形式开展的政治运动中，或转为“文化兵”，或被调入理论组，如马勇、何怀宏等。马勇当兵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大潮，政治学习成为部队的头等大事。高中毕业的马勇是部队中“不小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当起了“文化兵”，学理论、读报纸、写心得、写大字报(17)参见马勇：《我的学术起步》，《觉醒》，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7-9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交叉进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者的延伸，因此，马勇、何怀宏、虞云国、熊月之等亲历者，并没有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他们所言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将“评法批儒”运动纳入其中的。。在运动的促使下，他“开始接触了中国历史”，并用津贴订阅《历史研究》《学习与批判》等杂志，虽然“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却“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至少应该算作职业生涯的准备期”(18)马勇：《我的学术起步》，《觉醒》，第9页。。另外，令马勇印象深刻的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这一非常专业的事情，当时“却成为一个普遍性运动”(19)马勇：《我的学术起步》，《觉醒》，第10页。。他通过一位在部队注释章太炎《秦政记》《秦献记》的同乡，“对章太炎多少有了一点直观认识”(20)参见马勇：《我的学术起步》，《觉醒》，第10页。，这对他后来走向历史研究之途有着正面的启发意义。何怀宏在运动开展后被调入理论组，因“要完成宣讲‘评法批儒’的任务”，而“有了一些读书的时间和书的来源”，于是就“比较系统地阅读《论语》《史记》等古籍”；也就是说，何怀宏是在“将孔子及以其为标志的中国历史文化作为‘反面教员’的运动中开始直接阅读古代原典的”，因此，何怀宏认为他“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或可说是肇始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21)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后记”，第237页。。
还有部分学术青年在大学或中学毕业后，服从分配留在基层教学，却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无意间转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如周桂钿、宁稼雨等人。据周桂钿回忆，20世纪70年代，由于反对“封资修”，当时的书店只卖红宝书，后来受“评法批儒”影响，书店开始售卖“法家”著作。他买到了《论衡》《荀子》两本书。“时间多而书少”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状况，周桂钿利用充裕的时间，详细阅读了这两本书，并对《论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后，周桂钿被派去“辅导全县中学教师学习儒法斗争”，他便在课堂上夹带“一些自己的看法”，讲述对王充及《论衡》的认识，他认为，王充之所以“被封为‘法家’，主要由于《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两篇，被认为是向儒家的大圣人与亚圣公开挑战”(22)周桂钿：《我的学术历程》，《王充哲学思想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文集总序”，第2页。。然而，在通读文本后，周桂钿发现在《问孔》《刺孟》两篇之间，还存有一篇《非韩》，众多“研究儒法斗争的人却视而不见”，这激发了周桂钿的学术探究之心，经仔细研究，他认为，“王充对孔子相当推崇，《问孔》不是反对孔子，而是反对汉儒将孔子神化”(23)周桂钿：《我的学术历程》，《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文集总序”，第2页。。读研时，周桂钿将这些反复思考的观点汇总凝练，于《光明日报》上发表《王充反孔吗？》一文，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观点在考上研究生之前就已经形成”(24)参见周桂钿：《我的学术历程》，《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文集总序”，第2页。。宁稼雨的经历与周桂钿不尽相同。1971年，大连中学师资奇缺，宁稼雨中学毕业后被选拔进大连师范学校进行师资培训，学习美术，之后更“被安排到一个以前没有美术教师的中学(大连38中)去独当一面”(25)宁稼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意外收获》，2010年1月1日，http://www.yayusw.com/Article.asp?id=122。，所学所教内容与传统文化研究相距甚远。然而，“批林批孔”运动却使宁稼雨不得不承担起讲授运动相关内容的任务，开始阅读并自学相关读本。宁稼雨将其所讲内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孔子说过一些什么，这些话的大致意思是什么”，二是解释“为什么说这些意思是错误的”(26)宁稼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意外收获》，2010年1月1日。。当时的宁稼雨并没有分辨学术是非的能力，但对这些课程的讲授使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科基础，并在1978年顺利通过高考。宁稼雨认为，这段经历对其“后来的学术生涯，尤其是比较喜欢侧重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27)宁稼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意外收获》，2010年1月1日。。也就是说，这些运动在偶然间为部分青年提供了阅读古书的途径以及进行古籍注释训练的机会。运动中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教激发了部分人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为日后系统、深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亲历者虞云国同样是在“评法批儒”与“评《水浒》”这两次全民性的运动中，开始“读《史记》”并“置备前四史”，并在“评法批儒”运动后期写下《荀彧的无奈》一文的初稿。他坦言，尽管此文是“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改定的”，但其“对荀彧的评价至今也没有改变”(28)虞云国：《习史杂记》，《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2辑。。
以熊月之、袁济喜、刘志伟、于仁秋、马勇、何怀宏、周桂钿、宁稼雨、虞云国等为代表的那代学术青年，在“文革”爆发后，便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求学无门。他们或参军、或进入农场、或进入工厂、或在基层任教，各种选择均与传统文化著作的注释、研究没有任何关联。然而，以传统文化为批判武器的“评法批儒”运动，在政治上属于“所谓‘伟大的战略部署’，却怪诞地出自于中国古代史与古典文学的学术形式”，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相当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29)虞云国：《习史杂记》，《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2辑。，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荒谬的际遇：他们或被调为“文化兵”，或被调入理论组，宣讲“法家”知识，或在“三结合”注释组中注释“法家”著作，接触到了此前被视为“封资修”“大毒草”的典籍文献，在讲解、注释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这使他们在政治、学术恢复正常后能够走上学术研究之途，迅速成长为新时期的学术中坚。这批学术青年是“评法批儒”运动无意播下的学术种子，成为运动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遗产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契机的特殊属性，这批学术青年在注释文本并解读文本思想时，或存在思维逻辑上的二元对立，或存在语言习惯上的非此即彼。因此，“文革”结束后，这批学术青年大都经历了将此前“嵌入”头脑当中的知识及思想进行“脱嵌”的过程；运动时出版的部分有学术含量的作品，也基本都在出版前经历了文字的“消毒”、修订和完善等工作。另外，对这批学术青年而言，“评法批儒”运动还潜藏在他们的思维深处，作为他们深刻理解、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传统的思想参照物。
二、“评法批儒”运动催生的古籍注释
1974年下半年，“评法批儒”运动高峰期已过，但多数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仍在继续，其中多数持续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甚至是“文革”结束以后。因此，“评法批儒”运动催生的古籍注释出版物，既包括运动期间的注释本，也包括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并出版于七八十年代及以后的著作。其中，部分注释本或研究著作因遵循了古籍整理基本规范并有所创建而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如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如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的《韩非子校注》，周勋初的个人研究型著作《〈韩非子〉札记》以及校注组的学术副产物《韩非子索引》(30)《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周勋初：《〈韩非子〉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周钟灵、施孝适、许惟贤主编：《韩非子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对以上三书在“韩学”领域得失的具体分析，详见陈闯的《学术史视野下的“评法批儒”运动研究——以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为中心》(《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一文。；如由原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改编而来的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的《商子译注》(31)“评法批儒”运动期间，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出版了两部注释作品，一是《商君书选注》(征求意见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一是《商君书新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文革”结束后，注释组的骨干成员，主要是山东大学文史哲领域专家，组成了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他们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在前两书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了通俗性与学术性兼具的《商子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一书。；如章诗同所注的《商君书》及《荀子简注》(32)章诗同注：《商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后者被研究者视为“早期最简明之《荀子》今注本”(见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7页)；另外，《荀子简注》1977年还被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从侧面显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如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集体注释，张岱年修改部分书稿，最后由庄福龄、楼宇烈、马绍孟等人定稿的《荀子新注》(33)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如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注释，由陈庆华、陈仲夫、梁运华、祝总斌、张芝联等人定稿的《论衡注释》(34)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再如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的《章太炎诗文选注》(上)(35)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章太炎诗文选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及朱维铮、姜义华在此书基础上编注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36)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等。其中，部分校注本在三四十年后的再版，是其学术价值得到肯定的明证，较为典型的有周勋初负责修订的《韩非子校注》(修订本)(37)《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及楼宇烈负责修订的《荀子新注》(38)1974年，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和中华书局联合，成立了注释组，后者负责出版事宜，因此注释组一般被称作“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负责《荀子新注》一书。《荀子新注》成书后，由张岱年对部分书稿进行了修改，庄福龄、楼宇烈、马绍孟等人定稿，1979年出版。三十多年后，楼宇烈又重新组织团队，对《荀子新注》一书进行修订、出版(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等等。另外，王元化在“评法批儒”运动时反思一味高扬韩非现象并对韩非的“术”进行全面评价的《韩非论稿》(39)王元化：《韩非论稿》，见傅杰选编：《韩非子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59-186页。一文，具有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
在这些注释本中，以高亨1962年始撰、1974年出版的《商君书注译》(40)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此书被研究者视为“评法批儒”运动时“少数严肃的学术著作”之一(见葛洪春：《高亨先生〈商君书〉研究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5年，第3页)及“一部严肃而多有创意的著作”(见张林祥：《20世纪〈商君书〉研究述评》，《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一书具有较强代表性，是这一特殊时期古籍注释的典型。
高亨《商君书注译》一书，一如其1949年之前的诸子研究，在著述体例上仿照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平议》以及孙诒让的《札迻》等，对书中有关字句进行校释；在著述方法上，则“承受前儒的启发，遵循朴学的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通过对先秦诸子遗著的研究，以“抒录个人的心得”(41)高亨：《诸子新笺》，“自序”，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6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高氏对《商君书》的研究，持续较长时间。新中国成立前，他便详读了《商君书》，“偶有考索，便记于简端”，“成《商君书新笺》一卷”，但因“尚未定稿，故未编入《诸子新笺》”(42)高亨：《商君书新笺》，《山东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1963年第S5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发表《商鞅与商君书的批判》一文，并在着手撰写《商君书注译》时，将《商君书新笺》“加以订补”并发表(43)参见高亨：《商君书新笺》，《山东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1963年第S5期。。总之，高氏对《商君书》的笺注，是其继对墨、庄、荀、韩、吕览后对诸子研究的拓展。
高亨在此书的校勘、注释及白话翻译方面用力颇深。他以严万里初校本为底本，并将其“所用或所见的《商君书》校释书目十一种及古本二十种”(44)葛洪春：《高亨先生〈商君书〉研究述论》，第13页。一一列出，以示校勘之有所据，并为后来者提供一条研究的捷径；唯独没有征引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而“稍觉遗憾”(45)张林祥：《20世纪〈商君书〉研究述评》，《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高氏还遵循朴学的方法，以文字的音韵与训诂为工具，综合运用本校、对校、他校及理校诸法，对《商君书》文本进行精审的校勘，具体包括补脱文、改误字、删衍文、正倒乙、疏旧说等(46)参见葛洪春：《高亨先生〈商君书〉研究述论》，第17-21页。。经过仔细、审慎的校勘，《商君书注译》在文本上基本做到了后出转精，十分难得。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此书也存在着一些校勘上的失误，如虽指明以严万里校本为底本，然而在“校释书目”中所列严本实为浙江书局所刊《二十二子》本；另外，此书还存在断句上的失误以及利用通假过多、改字为训和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机械使用等问题(47)参见葛洪春：《高亨先生〈商君书〉研究述论》，第31-40页。。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注译》并没有止步于偏重音韵训诂校释的“笺注”，而是更进一步延伸到对商鞅、《商君书》、商鞅变法的整体研究及对商鞅所处时代的阐释层面。高氏根据《商君书》中所述及的史实、前后语言风格不一致等问题，认为今本《商君书》各篇“并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而是“商君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对学术界流行的《商君书》“全是商鞅所作”或“全非商鞅所作”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它们“都未免流于片面”(48)高亨：《商君书作者考》，《商君书注译》，第7页。。然而，在阐释的层面，高氏过多羼入了“评法批儒”话语体系。如在此书“叙例”中，他便明确此书的编写目的是“给研究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特别是儒法斗争历史的同志提供初步的参考资料”(49)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叙例”，第1页。。正是对这种流行的、现成的、于其时而言政治正确的儒法斗争话语体系的运用，使此书在后世遭受了非议。后世学术批评的矛头一度指向高氏的个人“品格”。事实上，最终使《商君书注译》经受住时间考验并最终留名学术史的原因，还在于高氏扎实的考证、辨伪、校释等工作(50)高亨的《商君书注译》除了1974年由中华书局大规模出版外，还收录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高亨著作集林》第7卷中，2011年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研究者不应将学术评价简化为对学者“品格”的道德评价，而应“通过历史地分析复杂的学术现象，总结学术研究的得失”(51)王洲明：《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的〈诗经〉研究》，《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整体而言，“评法批儒”运动所催生的部分注释本，之所以有一定学术价值，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选择可靠的底本。北京大学《荀子新注》以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为底本，山东大学《商君书新注》以严可均嘉庆十六年的校订本为底本，《韩非子校注》以清嘉庆二十三年吴鼒影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为底本，《论衡注释》以明刻通津草堂本为底本等。底本的可靠是这些注释本能留存于学术史的基础。其二，校勘上的成就。佼佼者如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等。后者在文末的附录三中将“本书用文”与所选严氏底本不一致处，以及据以为改的“参考版本和专著”同列于后，共得130条校记，显示了注释组成员古籍校勘的素养。其三，“说明”部分的学术价值。一般而言，运动时期的注释本，“说明”部分均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文本内容及篇目流传情况的总结，属事实清理层面；二是对篇章思想的总括，属历史阐释层面。运动期间有学术价值的注释本，其“说明”部分一般是事实清理的价值大于历史阐释的价值；而那些运动后出版的注释本，“说明”部分已尽可能剔除了批儒评法的内容，集中力量“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因而学术价值较大。如《章太炎选集》的“说明”，也即“题解”部分，被研究者视为“最具学术眼光和水准”的部分，“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章太炎最恰如其分的理解和研究程度”(52)马勇：《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当然，“评法批儒”运动时，大多数注释本或因全为政治化语言，或因完成较为仓促，只进行了简要的校勘，且存在不列校勘记、不做注释、径改原文等诸多问题，因此只能躺在历史的废墟之中。
三、“评法批儒”运动开启的研究课题——以章太炎研究为例
“评法批儒”运动时成立的注释队伍，大多都在“文革”结束后解散，部分注释组在重整队伍后将研究课题继续向前推进。这些研究课题或因相关学者有了一定的研究积淀而得到深化，如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或因研究对象的思想与新时期思想发展走向相符而受到重视，如新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因“与80年代的意识形态在‘变法’的意义上产生共鸣”，研究者希望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中“寻找理论支撑，以此来论证改革开放的合法性”(53)林秀：《被压抑的“儒法斗争”和地方话语的再造——从〈盐铁论〉的接受史看80年代话语转型》，“重返‘儒法斗争’：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坊”论文，重庆，2014年12月，第64页。；或因在运动期间发现的新材料使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如对异端思想家王夫之、李贽等的研究等。其中，这些研究课题以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最具代表性。
作为“传统中国学问的殿军或终结者”及“现代中国新学术的开山祖师”(54)马勇：《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163页。抑或“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奠基者”(55)姜义华：《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史林》2016年第4期。的章太炎，因其曾著文批孔而被划为儒法斗争史上的最后的一位“法家”，其著作自然也被要求注释。其中，上海市组织的“工农兵”三结合的章太炎著作编注组，作为六个法家著作注释组之一，挂靠于复旦大学。然而，章太炎著文惯用冷僻字和典故，艰深晦涩，以至于被奉为天书。因此，没有一定古文字基础根本无法注释。于是，早年跟随周予同编写《中国历史文选》，有过基本功训练的朱维铮和有较强学术基本功的姜义华，开始“与18个工农兵一起注释向以艰涩著称的章太炎的著作”，一起担任“通稿”的重任(56)据朱维铮弟子姜鹏言，“章太炎著作编注组”原设“通稿”三人，分别为程文珏、姜义华及朱维铮，另设有“通读”两人，分别为汤志钧、陈旭麓。其中程文珏为军人，并不参与学术问题的讨论(参见姜鹏：《〈姜义华口述历史〉质正(下)：〈章太炎选集〉的校注与署名》，2015年12月1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505)。姜义华在其口述自传中回忆到，他的章太炎研究始于1959年。当时毛泽东指示注释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等文章，年仅20岁的他参与其中。“毛泽东对章太炎著作的兴趣”，使他“感悟到章太炎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因此他下功夫“将《訄书》初刻本、修订本、检论本及其间诸手改稿本等逐一对校抄辑于一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评法批儒”运动时，“因一直没有放弃章太炎研究”，姜氏“受命参与”注释工作，任副组长(参见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第61、41页)。。然而，朱、姜二人所面临的学术环境也较为恶劣，如朱维铮一边负责教工农兵学员注释文本并负责通稿，一边还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受到工农兵学员的批斗(57)朱维铮曾言：“他们(引者注：指工农兵学员)没有历史知识，也不懂文言，完全不懂章太炎。我的工作是从教他们查字典开始，然后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接着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注释’”。但由于属于“可用不可信”一类人，所以朱维铮每个月还要接受一次批斗。(刘涛：《朱维铮的学术与人生》，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445-446页。)。
注释章太炎著作在客观上使朱维铮结束了工人生涯，再次读到史书，踏入学术研究的大门。因此，马勇认为这场运动不仅无意中“拯救了章太炎，使1949年之后久已沉沦湮灭的章太炎著作与思想学术如出土文物重见天日”，还“拯救了朱维铮先生”(58)马勇：《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166页。，使他开辟了章太炎研究的沃土。注释期间，姜义华也曾奉命至北京图书馆查找章太炎手稿资料，得见《菌说》《儒术真论》等手稿。他还将已被撕开的《驳建立孔教议》手稿重新拼了起来(59)参见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第62页。。《章太炎诗文选注》部分选篇即运用了他所查找的手稿资料(60)如《菌说》篇后所附的《〈菌说〉修改手稿选录》一文，见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章太炎诗文选注》(上)，第132-139页。。“文革”结束后，“章太炎著作编注组”解散，关于章太炎的那批注释成果，后来商定由朱维铮、姜义华再次合作注释，最终结为《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一书(61)按照原来的出版计划，本书最初是作为《章太炎诗文选注》的下册而编，但由于下册未及出版，“文革”已经结束，计划遂搁置。朱维铮曾谈到他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应约编注《章太炎选集》”，原意“是想对自己历年管窥所得，作一番清算”(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9页)。。
在注释《章太炎选集》时，朱、姜二人摆脱了原本只注释1906年后章太炎诗文的限制，对选集内容进行了重新规划。《选集》的篇目选择颇费功夫，所选六十九篇侧重反映章太炎“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包括“政论、哲学、史学、社会学和经学等方面”，而文字学、语言学、诗歌等作品则未收录，又作附录八篇(62)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编著例言”第1、2页。。朱、姜二人还为《选集》制定了新的注释规范。首先，在对章氏文章所作年代进行考证的基础上，按照初刊时间或手稿写作时间对六十九选篇进行编排。其次，朱、姜二人重新为所选篇章撰写“说明”，也即题解，以求“通过逐篇剖析，探讨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如何在章太炎的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进而“融化成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特殊认识”(63)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编著例言”第2页。，以便对其思想变化过程的全貌进行考察。此部分融入了朱、姜二氏对章太炎思想发展脉络的整体思考，学术意义重大。再次，朱、姜二氏对所选篇章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校勘、标点、分段与注释的工作。由于章氏知识体系“十分宏富和深奥”，“涵盖小学、经学、子学、佛学、哲学、文学、史学、医学”等方面(64)参见黄春宇：《用40年时间爬一座大山——〈章太炎全集〉的整理与出版》，《文汇报》2017年11月3日，第W06版。，且喜用古字，故此项工作十分考验朱、姜二人的学术功力。据朱维铮弟子姜鹏回忆，《选集》中《菌说》一文的“色声香味触法”一句的断句，采用的是朱维铮的四顿法，即“色、声、香、味、触法”，意为“五境之法”，也就是以“‘法’字统摄前五者，而非与前五者并列”，分别指“色法、声法、香法、味法、触法”(65)姜鹏：《〈姜义华口述历史〉质正(上)：“色声香味触法”如何标点》，2015年12月1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504_1。。用四顿法标点的根据是“色声香味触”是佛典中一组独立的概念，章太炎《菌说》中此句是“借佛学概念以申明己说”(66)姜鹏：《〈姜义华口述历史〉质正(上)：“色声香味触法”如何标点》，2015年12月17日。。
据研究者总结，朱维铮的“最大贡献是将章太炎的思想进路区分为几个重要阶段”，这为后来的章太炎研究提供了“思维路径”和分析逻辑，至今依然是研究“章太炎思想转折最常见的表述”，“依然是叙述章太炎思想演变的主流看法”(67)马勇：《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168-170页。。姜义华也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注释章太炎作品时，他的章太炎研究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他认为，“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却“从没有像这样逐字逐句的讨论，包括章太炎在日本的活动，关于西方的学术渊源，都搞得那么细”(68)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第63页。。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注释组成员“一起逐篇逐句做了”“完整的细致的注释”，使他对章太炎的总体把握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69)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第63页。。在“评法批儒”期间开其端的章太炎研究，在朱、姜二人的不懈努力下结了硕果：《选集》不但被视为“章太炎研究的入门书”，还被视为“三十年最有学术含量的章太炎研究著作”，以其学术性、思想性“规范了此后对章太炎研究的基本价值趋势”(70)马勇：《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第167页。。
因章太炎思想驳杂精深，因此“要吃透章太炎，就必须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往前要了解龚自珍，往后还要了解陈独秀”(71)杨子：《学者朱维铮指导工农兵注释章太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3期。。故朱、姜二氏在运动退潮后，立足章太炎作品注释、研究，将相关研究进行前挂后连的拓展，开启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朱维铮深耕于章太炎思想研究长达六年，参与编校1985年版《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其代表作《走出中世纪》也“正始于那些年研究章太炎思想的过程中”(72)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第289页。。其后，朱维铮在此基础上转入经学史(73)马勇将朱维铮对章太炎的研究称作朱氏“进入经学史研究的第二个管道”(马勇：《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14日，第9版)。、文化史等研究之中。姜义华在陆续出版了《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太炎》《章太炎语萃》《章太炎评传》《章炳麟评传》等几部专著后，以章太炎研究领域专家的身份转入文化史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并编校出版了巨著《康有为全集》。总之，朱、姜等人在荒唐时期为章太炎著作的注释、研究而注入的功夫和精力有了收获与回报(74)另一位章太炎研究专家汤志钧，从1960年代初着手《章太炎政论集》编选时，便开始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的编写事宜。“评法批儒”时，汤氏参与了“章太炎著作编注组”，对《章太炎诗文选注》(上)的出版做出了贡献。“文革”结束后，汤氏的《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及《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陆续出版，为学界继续深入章太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然而，由于章太炎思想十分复杂，远不止“法家”标签所能概括，如章氏赞扬秦始皇，为商鞅申冤，斥孔扬荀的做法，的确反映出章太炎有倾向于法家的一面，似乎合乎“评法批儒”发动者的判断，但若以此将其划入“法家”，确是有失偏颇。因此，“文革”结束后，针对章太炎究竟是何学派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展开了争鸣。其中，唐振常的《论章太炎》一文开启了对“法家”章太炎的重新评价。文章明确指出，章太炎是“四人帮”为达到否定孙中山而制造出来的“法家”代表；曾坚决支持并参加革命，但后来却反孙拥黎，破坏了革命事业；其“所谓革命”，只是“排斥‘异种’”，故章太炎实际是“以一个明朝遗民的思想，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75)参见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总之，他认为章太炎“对革命有功有过，思想上有瑜有瑕”，“瑕瑜对照，不是瑕不掩瑜，倒是瑕过于瑜”(76)参见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此文将被“四人帮”打倒的孙中山立起来了，将“法家”章太炎“批倒”了。这实质上是将对“四人帮”的批判投射到对章太炎的评价上。值得注意的是，唐振常对孙中山评价的依据源自毛泽东，值得反思。此文刊发后引发了更多的讨论。李泽厚于1978年第三期刊登了《章太炎剖析》一文，文章指出章太炎思想复杂，不能简单划为法家。他将章氏一生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从属于康、梁改良派；第二期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取得显赫功绩的“黄金时代”；第三期因孙中山联俄联共而反对孙、黄，拥护黎、袁，对革命起到很大破坏作用；第四期为被袁世凯幽禁至逝世时期，此期章氏远离政治与思想的舞台，成为一位门徒众多但已和时代脱节的“国学大师”(77)参见李泽厚：《章太炎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李泽厚对章太炎思想发展逻辑进路的梳理，与《章太炎诗文选注》(上)中朱、姜二氏将章氏一生分为两个二十年的划分方法有相通之处(78)参见章太炎著作编注组：《章太炎诗文选注》(上)，“前言”第5页。。当然，李泽厚的划分更加细致。李泽厚此文还针对“1949年以来道德主义盛行，几乎压倒一切”这种“纯以道德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学风”(79)杨斌编著：《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贵阳：孔学堂书局，2021年，第88页。表达了不满。其后，李润仓撰文对唐振常章氏思想混乱的说法提出异议，所提四分法同李泽厚相似。由此，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研究就此深入展开。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后，学术界以对章太炎“法家”身份的评判为突破口，深入至章太炎学术思想研究的肌理层面。
以“评法批儒”运动开启的章太炎研究热潮为契机，“部分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图书馆等有关学者，以及苏州章氏家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组织下，开始整理点校章氏著述，结集出版了八卷本的《章太炎全集》(80)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说明”第1页。，其中姜义华负责第二卷、朱维铮负责第三卷的编校工作。此版全集被视为“30多年来章太炎研究的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料”(81)王兴康等：《三十年接力的〈章太炎全集〉》，《文汇报》2014年8月4日，第11版。，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陈尚君在“认真看了朱维铮先生的《訄书》《检论》三种的整理情况”后，认为“1980年代的整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学术高度”(82)王兴康等：《三十年接力的〈章太炎全集〉》，《文汇报》2014年8月4日，第11版。。这也是2012年《全集》再次启动后，对原八卷本直接收录的重要原因。新版《全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马勇，承担了章太炎《书信集》(两册)、《文录补编》(两册)、《译文集》及“六七种著作的点校，贡献实大”(83)章念驰：《〈章太炎全集〉的出版历程和内容》，《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14日，第9版。。巧合的是，马勇在提及与章太炎研究的“缘分”时，同样回溯到“评法批儒”运动时期(84)参见马勇：《我的学术起步》，《觉醒》，第10页。。
四、结 论
“评法批儒”运动时期，历史被肆意改写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学术深陷于政治运动的泥淖中不可自拔。然而，政治深刻影响着学术，却不是学术本身。“评法批儒”运动因将主战场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场域，致使这场运动本身便无法与学术完全割舍，同时导致了一个颇具悖论性的事实：不管是“评法”抑或“批儒”，都需要在注释、翻译、出版的前提下进行，这一悖论正是“在反传统主义登峰造极的年代，传统却以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在延续”(85)周炽成：《闹剧背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评法批儒”运动》，《现代哲学》2006年第2期。的重要原因。学术史的相关梳理并不是也不能为作为政治事件的“评法批儒”运动翻案。尽管在极端政治运动的幽暗中仍有学术的薪火传递，但那时普遍存在夸张的革命化语言、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以及影射史学的滥用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激进政治退场后进行全面的消毒、清理和反思；因运动的机缘崭露头角的学术青年，也要彻底进行价值观念、理论方法上的更新与转变，才能成长为真正的学者。
当下，古典学术的复兴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走向，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古典学术“热”了起来，相关研究也逐渐走向精深，这不仅与官方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还与古典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相关。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有三件大事客观上为古典学术研究的起步做了准备工作：一是地下文献的出土所引发的研究热潮，二是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三是“评法批儒”运动中的古籍整理；其中前两件大事因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比较容易被学界接受，后一件大事却因“评法批儒”运动的政治性质往往被直接忽视或彻底否定。同时，我们也不能本末倒置，据此夸大“评法批儒”运动对古典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要清楚认识到政治运动的幽暗给学术正常发展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其有限的客观效果与其主观动机并不一致，甚至是南辕北辙。运动的发起者、主导者和执行者并无昌明学术的抱负和规划，学术上的收获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评法批儒”运动虽然在古典学术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研究者们才开始认真对待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系统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才开始从正面系统认识并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传统文化才迎来了真正的复兴。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4.06
作者简介：陈闯，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辽宁沈阳 110819)。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L19WTB02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察应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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