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与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
外资并购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
许家云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 随着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不断深化，挖掘企业GVC升级在外资并购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中的作用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并购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上述作用随着外资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强，就不同所有制企业而言，外资并购对民营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企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途径；从GVC嵌入的方式而言，外资并购通过加快企业的GVC上游嵌入，降低企业的GVC下游嵌入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增长和质量提升。
关键词： 外资并购； 全球价值链分工； 出口规模； 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引言
从外资进入的方式来看，跨国并购一直是最为盛行的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其占全球跨国投资额的比重超过80%。我国的外资并购金额由2001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6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的比重由4.97%提高到47.49%，增长势头迅猛。近年来，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等政策，试图为外资并购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随着外资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必然会对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已有大量学者围绕外资并购与企业生产率和创新、外资并购与企业贸易行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中的作用。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单纯的出口规模显然已无法准确地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竞争优势和贸易收益，尤其是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产品附加价值的能力与大小。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那么，企业GVC分工究竟在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遗憾的是，当前鲜有文献就此进行研究。而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揭示引进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而且对于理解我国企业出口所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以及如何通过利用外资政策为企业谋求全球分工地位的升级和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特色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与以往研究采用外资份额来刻画外资进入程度不同，本文从外资并购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因果影响，以及识别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渠道，从而可以更为准确地评估我国引进外资的成效与意义。第二，在研究维度上，本文不仅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平均影响效应，而且还充分考虑并购后外资持股比例增量的差异以及外资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异质性影响，而既有关于外资并购经济效应的研究很少关注外资并购引致的外资持股比例本身以及增量方面的差异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采用配对方法为外资并购企业筛选出合适的内资并购企业作为控制组，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有效地克服传统回归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偏差，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第四，在机制识别上，本文首次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深入检验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作用机制，并且从GVC嵌入方式的角度，分析外资并购通过GVC上游参与度和GVC下游参与度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具体作用机理，可以深化对外资并购与被并购企业GVC分工地位关系的认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从跨国公司的进入方式来看，外资并购长期以来是最为盛行的外资进入方式。从理论上而言，外资并购可能会对被并购企业的出口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往往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被并购企业可以通过直接的技术转移或学习效应来吸收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进而有助于被并购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外资并购之后，被并购企业的资源和技术得以重新配置，能够更好地实现并购资本和被并购企业的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和技术效率，进而有利于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和提高出口品质。Guadalupe等(2012)使用1990—2006年西班牙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外资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并购使得被并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将近11%；蒋殿春和谢红军(2018)基于中国1999—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外资并购显著提升了目标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这一生产率提升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另外，Girma和Görg(2007)对英国、Arnold和Javorcik(200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都得到了外资并购能够显著提升被并购企业生产率的证据。万淑贞等(2021)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被并购企业的知识资产和并购方自身的出口与生产调整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品质的重要渠道，收购拥有知识资产的企业后，并购方需要增加研发投入以更好地整合所得知识资产，这将有利于增强并购方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并购方的出口绩效。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资并购有利于提高被并购企业的出口绩效。
通常而言，生产效率是影响企业参与GVC分工(或GVC嵌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被并购企业往往能够以更为便利化的方式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作为中间投入，提升了其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另一方面，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有能力从事越多的研发设计、品牌创新、关键零部件生产供应等活动，即生产效率的提升会促进企业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向诸如研发设计、品牌创新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进而提升企业GVC分工地位。杨连星和牟彦丞(2021)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认为企业能够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并购标的企业的相关技术，转化并促进自身技术革新与升级，进而带动所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终实现相关行业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地位的提升。外资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方式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而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会进一步促进其出口绩效提升。刘维林等(2014)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获取的国外中间投入推动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整体来看，服务投入对技术提升的贡献更大。高运胜等(2021)使用WIOD 2000-2014年数据的研究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生产率和竞争力提升效应、成本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可能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渠道。
三、方法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路江涌(2008)的做法，将外资股份不低于25%的企业归为外资企业(Foreign)，将该比例低于25%的企业归为内资企业。其中，内资企业中再按照注册资本金是否超过50%来定义企业控股类型，并进一步将国有资本金或集体资本金占总注册资本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视为国有或集体企业(SCOEs)，将个人资本金占总注册资本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视为民营企业(Private)，其他的内资企业统一定义为混合所有制企业(Mixed)。
根据上述定义，将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外资并购企业(处理组)，另一组是内资并购企业(控制组)。为了简化分析，构造一个二元虚拟变量Treati={0,1}，当企业i为外资并购企业时，即企业所有制由SCOEs、Private、Mixed转换为Foreign时，取值为1；而当企业i为内资并购企业时，即企业所有制在SCOEs、Private、Mixed内部转换时(包括五种情形：SCOE到Private、SCOE到Mixed、Mixed到SCOE、Private到Mixed、Mixed到Private，所有制类型不发生变化的情形并不在本文的考虑范围之内)，取值为0。
另外还构造二元虚拟变量Postt={0,1}，其中Postt=0和Postt=1分别表示企业发生外资并购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Exportit表示企业的出口绩效，具体包括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分别从出口“量”和“质”的角度全面衡量企业出口绩效。进一步地，将企业i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在Postt=0和Postt=1两个时期的变化量表示为ΔExportit，外资并购企业在两个时期出口绩效变化量表示为width=64,height=20,dpi=110而内资并购企业在两个时期的出口绩效变化量表示为width=67,height=20,dpi=110据此，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实际影响为
width=472,height=20,dpi=110
(1)
在式(1)中，width=154,height=20,dpi=110表示外资并购企业在没有发生并购的情况下，其Exportit的变化量，显然这是无法观测到的，即它是一种“反事实”。如果要实现对式(1)的估计，需要为其寻找一个合适的替代。一种做法是把观察期内始终没有发生外资并购的企业的平均出口绩效变化量width=154,height=20,dpi=110作为width=154,height=20,dpi=110的近似替代。接下来采用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为处理组(外资并购企业)寻找相近的控制组(内资并购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选取匹配变量是进行最近邻匹配的关键步骤，根据既有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文献，选择如下影响企业外资并购的变量作为匹配变量：企业生产率(tfp)、企业规模(size)、平均工资水平(wage)、企业年龄(age)、资本密集度(zb)、企业利润率(profit)、融资约束(fin)、出口密集度(exp)、所有制虚拟变量(state)。接下来可以采用logit方法估计如下模型
p(Treatit=1)=Ф(tfpit-1,sizeit-1,wageit-1,ageit-1,zbit-1,profitit-1,finit-1,expit-1,stateit-1)
(2)
对式(2)进行估计后可以得到概率预测值width=17,height=20,dpi=110为了方便起见，用width=14,height=23,dpi=110和width=14,height=23,dpi=110分别表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概率预测值(或倾向得分)，最近邻匹配的原则可以表示为
width=249,height=29,dpi=110
(3)
其中，Θ(i)表示与处理组企业相对应的来自于对照组企业的匹配集合，并且对于每个处理组i，仅有唯一的对照组j落入集合Θ(i)。
经过上述最近邻匹配之后，就可以得到与处理组企业相配对的控制组企业集合Θ(i)，它们的出口绩效变化量width=224,height=20,dpi=110可作为width=154,height=20,dpi=110的较好替代。因此，式(1)转化为
width=533,height=20,dpi=110
(4)
更进一步，式(4)等价于以下实证检验模型
Exportit=α0+α1Treati+α2Postt+δTreati×Postt+εit
(5)
在式(5)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二元虚拟变量Treat=1时表示发生外资并购的企业，即处理组；Treat=0时表示与处理组相配对的内资并购企业，即配对后的控制组。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交叉项Treat×Post的估计系数δ刻画了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如果δ的估计值大于零(即，width=49,height=23,dpi=110则意味着外资并购后，处理组企业的出口绩效变化幅度大于控制组企业，也即外资并购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绩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计量模型式(5)的倍差法估计结果可能会受遗漏变量的干扰，为了稳健起见，在式(5)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其他控制变量集合width=58,height=23,dpi=110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平均工资水平(wage)、企业年龄(age)、资本密集度(zb)、企业利润率(profit)、企业融资约束(fin)、出口密集度(exp)以及所有制虚拟变量(state)。此外，本文还控制了非观测的行业特征vj和地区特征vk。因此，本文将最终用于估计的双重差分模型设定为
Exportit=α0+α1Treati+α2Postt+λTreati×Postt+β·Xijkt+vj+vk+εit
(6)
(二)指标测度
1.企业出口规模
本文采用“1+企业出口额”取对数来衡量，基础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2.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借鉴李宏和乔越(2021)的方法测算得到。首先，计算某一产品j的技术复杂度，其公式如下
width=211,height=43,dpi=110
(7)
其中，j表示某一种HS六位码产品，c表示某一国家或地区，xcj表示国家或地区c产品j的出口额，Xc表示国家或地区c的总出口额。xcj/Xc表示国家或地区c产品j的出口份额，pcgdpc表示国家或地区c的实际人均GDP。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示如下
width=173,height=35,dpi=110
(8)
其中，xij表示企业i在产品j上的出口额，Xi表示企业i的总出口额；相应地，xij/Xi表示企业i产品j的出口占企业i总出口的比重。PRODYadj表示经质量调整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其中PRODYadj=(qcj)λ·PRODYj；qcj衡量了国家或地区c产品j出口的相对价格，若该指数越大，则表明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此外，本文将λ设定为0.2。
3.其他变量的说明
企业生产率(tfp)，本文采用扩展的Olley和Pakes(1996)方法(OP法)进行测算；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销售额取对数来衡量，这里企业销售额采用了以1999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平均工资水平(wage)使用1999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名义量进行平减；企业年龄(age)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的差来衡量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zb)用固定资产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其中固定资产使用以1999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企业利润率(profit)用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来衡量；融资约束(fin)采用融资约束综合指标测试企业融资状况，该指数越大，表明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越严重；出口密集度(exp)用企业出口额与销售额的比值来表示；所有制虚拟变量(state)，当企业为国有或集体企业时，将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三)数据说明与典型事实
本文主要使用了两套大型微观数据。第一套数据是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第二套数据是产品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考虑到2007年之后的微观数据质量较差，在关键指标上存在缺失，与当前国内和国际主流期刊上大多文献的做法类似，所用的两套微观数据的时间跨度均为2000—2007年。本文借鉴Yu(2015)的方法对上述两套数据库进行合并。另外，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过程中，主要涉及了两组高度细分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一组是2000—2007年171个国家HS六位码产品的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Comtrade贸易数据库；另一组是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此外，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实际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为与现有国内外文献保持一致，本文选取制造业进行研究，即在原始样本中删除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数据。由于中国在2002年颁布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于2003年开始正式实施，这里根据Brandt等(2012)对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四位码进行了调整。另外，贸易中间商是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因此其价值链嵌入和企业出口绩效受外资并购的影响可能与其他生产型企业不同，因此有必要在样本中剔除贸易中间商。这里借鉴Ahn等(2011)的做法，将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字样的企业归属为贸易中间商，并将其从本文的样本中剔除。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对异常样本进行了删除。最后，考虑到上述样本中有一部分企业报告的实收资本小于或等于0，同时有些企业报告的外商资本小于0，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也将这些企业视为异常样本，进而对它们进行删除。最终，样本期内发生外资并购的处理组企业有2 686家，经过PSM样本匹配，本文为其找到了2 436家发生内资并购的对照组企业。
表1报告了最终样本数据中历年不同并购类型企业数的统计结果。本文发现样本期内平均每年有384家内资企业被外资并购。在这些企业中，大约有13.2%的企业被并购前是国有或集体企业，有56.7%的企业被并购前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被并购前属于民营企业的比例平均在29.9%左右。此外，内资并购方面，平均每年有348家内资企业被其他内资企业并购。在这些企业中，国有或集体企业被民营企业并购的占17.2%，国有或集体企业被混合型企业并购的占23.6%，混合型企业被国有或集体企业并购的占16.4%，民营企业被混合型企业并购的占19.8%，混合型企业被民营企业并购的占23%。
表1 样本数据中不同并购类型企业数统计
width=686,height=639,dpi=110
注：根据本文样本数据整理得到。
四、基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在进行配对之后，采用式(6)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表2报告了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汇报了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同时没有控制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时，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结果；列(3)和列(4)在此基础上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同时控制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研究发现，变量Treat和变量Post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说明初始年份处理组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高于控制组企业，并且处理组企业和控制组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均随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交叉项Treat×Post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外资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这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设。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width=686,height=645,dpi=110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规模(size)、平均工资水平(wage)、资本密集度(zb)、企业利润率(profit)以及出口密集度(exp)的估计系数在列(1)和列(3)中均为正并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生产规模越大、经营状况越好的企业出口绩效越高，这与通常的预期是相符合的。此外，企业融资约束(fi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越不利于其出口绩效的提升。
(二)异质性分析
1.企业所有制的差异
在前文分析中，并没有区分被并购企业的所有制特征，因此，估计得到的是外资并购对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平均影响效应。本文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外资并购对不同所有制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根据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将被并购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type_1)和民营企业(type_2)两种类型，表3的列(1)(2)给出了外资并购对不同所有制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Treat×Post×type_1和Treat×Post×type_2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外资并购显著提高了两类所有制企业的出口绩效。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并购对民营被并购企业(type_2)出口绩效提升的作用更大。
表3 外资并购的异质性影响
width=686,height=551,dpi=110
2.企业外资持股比例及其增量的差异
在前文分析中，并没有考虑企业被并购后外资持股比例的多少对估计结果的差异性影响，另外在并购前后，外资持股增量的不同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有鉴于此，本部分进行了两组异质性检验。其一，根据企业被并购后外资持股比例的中位数值将被并购企业划分为高外资持股企业(type_3)和低外资持股企业(type_4)两种类型；其二，根据企业被并购前后外资持股比例增量的中位数值将被并购企业划分为高增量外资持股企业(type_5)和低增量外资持股企业(type_6)两种类型。
表3的列(3)(4)给出了外资并购对不同外资持股比例的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交叉项Treat×Post×type_3和Treat×Post×type_4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外资并购显著提高了两类企业的出口绩效。进一步比较发现，与被并购后外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相比，并购对外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type_3)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即外资持股比例高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表3最后两列报告了不同外资持股比例增量的外资并购对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Treat×Post×type_5和Treat×Post×type_6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不过前者在估计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后者，这表明外资并购提高了两类企业的出口绩效，不过与外资持股比例增量较低的并购相比，外资持股比例增量较高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提升的作用更大，换言之，外资持股比例增量大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可见，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确实与并购后外资持股比例的高低以及并购前后外资持股的增量有关。
(三)稳健性检验
1.控制其他政策变动的影响
在本文研究的样本期内，有两项重要的政策变动值得关注：其一是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随后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另外一个是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人民汇率制度改革，此后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这两项政策变动均有可能对企业的GVC分工产生影响。为了稳健起见，这一部分进行如下两个估计。第一，在基准模型中进一步控制行业最终品关税(τoutput)和行业中间品关税(τinput)。表4列(1)汇报了控制贸易自由化因素之后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在进一步考虑了贸易自由化因素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控制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体的做法是在模型中引入企业层面贸易加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标(reerit)，进一步加入汇率指标之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列(2)所示。可以看到，在控制人民币汇率指标的影响之后，外资并购显著提高了被并购企业的出口绩效。因此总体而言，本文的核心结论受贸易自由化和人民币汇率变动这两项政策变化的潜在干扰程度较小，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使用马氏距离配对法
前文使用最近邻匹配为处理组寻找合适的对照组，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还使用马氏距离配对法为外资并购企业寻找合适的内资并购企业作为对照组。在进行马氏距离配对之后，提取处理组企业i和对照组企业j组成新的样本，即匹配后的样本。使用新的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4的列(3)。从中可以看到，在改变配对方法之后，外资并购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相比均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
本文根据贸易类型的不同，将企业分为纯加工贸易企业、纯一般贸易企业、混合型贸易企业三种类型。为了稳健起见，进一步使用剔除纯加工贸易企业之后的样本以及同时剔除纯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型贸易企业之后的样本计量估计，结果见表4中的列(4)和列(5)。观察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不管是删除纯加工贸易企业，还是仅保留纯一般贸易企业样本，核心解释变量Treat×Post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相比均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即再次表明，外资并购显著提高了被并购企业的出口绩效。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width=692,height=827,dpi=110
注：限于篇幅这里的出口绩效仅考虑出口技术复杂度，使用出口规模的估计结果依然成立，如需备索。
4.平行趋势检验
倍差法估计结果可靠性的另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是要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政策冲击发生之前(在本文中为外资并购)，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应该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这里采用事件分析法的思路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为此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width=272,height=34,dpi=110Treati×1{year=p}+β·Xijkt+vj+vK+εit
(9)
其中，p表示外资并购发生的时期，若是负数，表示外资并购发生之前的时期，若为正数则表示外资并购发生之后的时期。由于本文的样本期为2000—2007年，外资并购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最长的政策效果年份数各有7年，然而考虑到在外资并购发生前后年份数较长的时期，观测值较少，为了降低估计偏差，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文献中常用的处理方法，对位于事件发生两端年份数较长的时期进行“归并”处理。具体地，对于外资并购事件发生前第5年及更早的时期，则1{year≤-5}取值为1，并将其作为缺省的比较基准；对于外资并购事件发生后第4年及更晚的时期，则1{year≥4}取值为1；此外，对于外资并购事件发生第p(-4≤p<4)年的时期，1{year=p}取值为1。在式(9)中，交叉项的估计参数αp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它们刻画了外资并购对企业GVC分工地位的年度效应。具体而言，如果在外资并购发生前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αp(p<0)不显著，则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在外资并购发生前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4列(6)报告了对列(9)的检验结果，不难发现，在外资并购发生之前，各个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都没有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的出口绩效在外资并购发生之前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与此不同的是，在外资并购发生的当年及其之后的时期，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值有所增大。这表明在外资并购发生之后，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
5.剔除外资并购反复的样本
考虑到被外资并购企业在样本期内可能不具有稳定性，比如某年是外资并购企业，而过几年又不再是的反复情形，这可能会对本文实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干扰。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剔除并购反复之后的样本进行了一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于表4的最后一列。观察估计结果，不难发现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成立，即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五、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分析了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分别通过引入交叉项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方式，来分析外资并购通过GVC分工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以验证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作用机制。
本文借鉴Koopman等(2010)以及苏丹妮等(2020)的方法，测算GVC分工地位指数(FVAR)、企业GVC上游参与度(FVARU)以及企业GVC下游参与度(FVARd)。
(一)引入交叉项
表5中前两列估计结果分别展示了加入外资并购与GVC分工地位指数的三重交叉项，发现三重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较为显著，即外资并购通过提高被并购企业的GVC分工地位，进一步促进了其出口贸易“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外资并购使被并购企业和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并购企业会被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去，形成更加有效率的国际分工。
表5 外资并购、GVC分工与企业出口绩效
width=686,height=545,dpi=110
进一步地，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外资并购与GVC上游嵌入度和GVC下游嵌入度的三重交叉项，发现三重交叉项的系数在列(3)和列(4)中均较为显著。具体地，外资并购通过促进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与抑制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进一步促进了其出口贸易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具体地，外资并购通过加快企业的GVC上游嵌入，降低企业的GVC下游嵌入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增长和质量提升。企业在GVC上游的不断延伸细化和下游的逐步退出和升级，会削减企业加工制造、低端组装等微利化的价值创造活动，使企业更多地从事创新研发、新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的分工环节，继而可以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和品牌优势，获得在全球出口市场中更加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
(二)中介效应检验
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的思路，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width=472,height=20,dpi=110
(10)
FVARit=b0+b1Treari+b2Postt+b3Treati×Posttwidth=146,height=20,dpi=110
(11)
Exportit=c0+c1Treari+c2Postt+c3Treati×width=266,height=20,dpi=110
(12)
其中，FVARit表示企业的GVC分工地位指数；Xit为一组控制变量，定义与前文类似。表6报告了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渠道检验结果。其中，式(10)与式(6)相同，表6列(1)(2)是对式(10)也即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表6列(3)(4)是对模型式(11)进行估计的结果。进一步地，表6最后两列是对式(12)的估计结果。
表6中列(1)(2)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列(3)(4)以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FVAR为因变量，结果发现，Treat×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外资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表6最后两列在列(1)(2)的基础上引入了中介变量FVAR，观察估计结果不难发现，FV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外资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最终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全球价值链升级是外资并购提升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地，对列(1)(2)和列(5)(6)中Treat×Post的估计系数进行了对比，不难发现，交叉项Treat×Post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均显著降低，由此，可以初步断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介效应的存在，即外资并购通过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方式对被并购企业的出口升级产生影响。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检验，以确认“全球价值链升级”是否是外资并购提高企业出口绩效的中介变量。第一，设定原假设H0:b3=0，H0:η=0，如果能够拒绝原假设，则说明FVAR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渠道变量，否则说明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从表6列(3)-(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FVAR作为中介变量是显著的，能够拒绝原假设，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升级”中介效应的存在。第二，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引入第二种检验方法。具体地，借鉴Sobel(1987)的方法来对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其原假设是b3η=0，如果能够拒绝原假设则说明本文的中介效应显著。其基本步骤是：首先，计算乘积项b3η的标准差；然后使用表6中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Zb2η的值，结果表明其相伴随概率均小于0.05，在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渠道变量。
表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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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外资并购正逐步成为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系统地研究了外资并购对我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微观效应，并从企业GVC分工地位的角度进行了机制检验。本文研究发现，外资并购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与企业所有制以及外资股权比例的高低等特征有关，外资并购对民营被并购企业出口绩效的积极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企业；此外，外资持股比例高的并购以及外资持股比例增量大的并购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企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途径；从GVC嵌入的方式而言，外资并购通过加快企业的GVC上游嵌入，降低企业的GVC下游嵌入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增长和质量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企业出口所处GVC的分工地位，而且对如何通过外资并购来增强我国企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进而谋求出口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根据本文对外资并购、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企业出口绩效关系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对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我国日益受到跨国企业的青睐，投资并购行为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并且外资并购在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的GVC分工地位和出口绩效。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出台、完善相关政策以正确引导外资并购，促进引资方式多元化。多元化的引资方式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
第二，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较单一，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外资并购、参股等方式占比较小。而在当前我国要素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下，要支持内资企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通过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企业改造和兼并重组，鼓励外商设立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并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及外国政府贷款，以充分发挥外资并购对企业出口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应发挥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关的经济策略，引导外资并购比例的合理提高，并使其适当流向效率高的民营企业，以有利于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稳定持续发展。
第三，当前，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际政治变动等多种因素叠加引致的产业转移和制造业回流，加剧了全球价值链的收缩趋势，使其更趋向于本地化和多元化发展。我国迫切需要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加工的地位，并将迎接产业转型的新挑战。因此本文在当下为我国出口升级提供了一个可靠视角，外资并购可能成为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布局和新挑战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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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irm Export Performance: Research Based on Division of Labor in Global Value Chain
XU Jia-yun
(APEC Study Center,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GVC),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rporate GVC upgrades in the impact of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Based on manufacturing micro-enterprise data, this paper adopts DID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The study finds that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export scal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complexity of export technology.In the meantime, these effects hav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ownership.As far as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are concern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are more significant.A further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GVC division of labor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o affect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VC embedding,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stream embedding of GVCs and reduce the downstream embedding of GVCs, which accelerate the export growth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Key words：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ivision of labor in global value chain; export scale;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2)03-0086-15
收稿日期：2021-09-22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ZB21BZ0302)；中国科协2021年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2021ZZZLFZB1207109)。
作者简介：许家云，女，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责任编辑 应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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