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
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
焦 堃
摘 要：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信奉阳明心学的宋应昌被明廷任命为经略，作为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前赴朝鲜。在朝鲜期间，除指挥明军作战外，宋应昌还曾与朝鲜官员李廷龟等人讲学长达数月，并通过公文与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论学。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除了学术目的外，还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图。通过向宣祖讲论“明德”“亲民”，宋应昌试图劝阻朝鲜方面处死投降日本的本国民众的做法，并促使朝鲜方面妥善安置这些降民。而将朝鲜世子光海君的讲官李廷龟等人召至幕下讲学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心学思想教育光海君，以期其将来能够带领朝鲜实现中兴。不过，由于宋应昌与朝鲜君臣在粮草供应、和战方针等问题上的激烈矛盾，加之朝鲜方面尊奉程朱的学术宗尚，使得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学说始终未被朝鲜方面接受。
关键词：宋应昌；万历朝鲜之役；阳明心学；朝鲜宣祖；光海君
阳明心学经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大力提倡之后，不仅在明朝风靡一时，而且开始向朝鲜、日本等周边地域传播。在明朝中后期，周边地域中与中国的思想交流最为活泼的当属朝鲜。虽然在尊奉程朱理学的朝鲜，阳明心学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阻碍，但伴随着两国间因出使等而发生的人员流动，仍不断有人试图将阳明心学传入朝鲜。这其中，万历中期爆发的朝鲜之役、也就是抗倭援朝战争成为部分明朝士人进入朝鲜传播心学的一个特殊契机。明朝向朝鲜大举出兵后，信奉阳明之学的宋应昌以经略身份赴朝，在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与其幕下的袁黄等人积极试图令朝鲜方面接受阳明心学。
关于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最早予以注意的是日本及韩国的学者。日本方面，阿部吉雄曾在《朝鲜的阳明学》一文中述及宋应昌与朝鲜学人黄慎、李廷龟、柳梦寅讲论《大学》而称扬阳明之学，但却未能收效(1)阿部吉雄：《朝鮮の陽明学》，阳明学大系编集部编：《陽明學入門》，东京：明德出版社，1990年，第411页。。韩国方面，尹南汉在其所著《朝鲜时代阳明学研究》一书中对宋应昌的王学劝奖进行了讨论(2)尹南汉：《朝鮮時代width=8,height=10,dpi=110陽明學研究》，首尔：集文堂，1982年，第187width=10,height=11,dpi=110192页。，而郑德熙著《阳明学对韩国的影响》以及韩明基著《壬辰倭乱与韩中关系》中均对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有更为详细的叙述(3)郑德熙：《阳明学对韩国的影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66width=10,height=11,dpi=11070页；韩明基：《width=107,height=10,dpi=110》，首尔：历史批评社，1999年，第166width=10,height=11,dpi=110170页。。近来国内学者亦开始关注此事，如钱明《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一文中即提到了抗倭战争期间宋应昌等人向朝鲜方面劝奖阳明心学的活动(4)钱明：《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38width=10,height=11,dpi=110146页。。不过据笔者一管之见，至今为止中、日、韩三国学者对宋应昌在朝鲜讲学活动的考论仍嫌不够全面，尤其是未注意到宋应昌讲学言论及行动背后的政治意图，以及其努力最终失败的政治背景。故而笔者不揣固陋，借此文对宋应昌在朝鲜讲学一事的经纬及其政治背景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辨。
一、关于宋应昌的思想背景
在探讨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之前，首先需要对宋应昌其人及其思想背景进行简单的介绍。现存的宋应昌传记资料，主要有黄汝亨《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5)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七《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3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4width=10,height=11,dpi=110264页。、王锡爵《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应昌神道碑铭》(6)焦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五七《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应昌神道碑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103册，第142width=10,height=11,dpi=110145页。以及万斯同《明史》卷三三二《宋应昌传》(7)万斯同：《明史》卷三三二《宋应昌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30册，第20width=10,height=11,dpi=11021页。等，其中以黄汝亨所作行状记载宋应昌生平最为详尽。据此行状可知，宋应昌字时详，号桐冈，浙江杭州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其后历官山西绛州知州、刑部员外郎、户科给事中、刑科右给事中、礼科左给事中、山东济南知府、山西按察司副使、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山东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福建左布政使、山东巡抚、大理寺卿。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进犯朝鲜后，宋应昌被神宗任命为兵部右侍郎、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军务，赴朝指挥对日作战。在明军取得初期军事胜利后，宋应昌因在主张对日和谈及留兵守卫朝鲜等问题上与部分朝内大臣意见不合而被迫辞去经略之任，并于万历二十二年春致仕归乡。其后直至万历三十四年去世为止，均未再起。
从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来看，其尊信阳明心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直到赴朝为止的宋应昌的思想背景，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以上所述的几种宋应昌的传记资料中，王锡爵所作的神道碑铭和万斯同《明史》中的传记均未提及宋应昌的学术思想情况。而黄汝亨所作的行状中只记述了宋应昌少时“受《易》于马、翁二先生，研太极河洛之旨”以及向唐先生学《易》而“披《易》玩图”(8)黄汝亨：《寓林集》卷一七《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状》，第254页。，并未进一步说明宋应昌如何接受阳明心学及其与阳明门下的交游情况。其他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张崑将曾提到雍正《河南通志》记载了宋应昌在山东巡抚任上时因“崇信左道”而受到杨时馨的当面批评一事，并认为此处所说的“左道”可能即是指阳明心学(9)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第145页注53。。而朝鲜方面的史料中也只有比较模糊的记载，如《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七宣祖二十六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一日壬子中云“经略学于王守仁门人”(10)《宣祖修正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壬子，《朝鲜王朝实录》第25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643页。。此“王守仁门人”究竟是谁，已无从具考。不过以宋应昌的成长地域和时期来说，其倾倒于阳明心学实在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其乡里杭州距王阳明的故乡绍兴近在咫尺。而尊信阳明心学的徐阶于嘉靖三十一年进入内阁，嘉靖四十一年成为首辅，此后阳明心学风行天下。就在宋应昌考中进士的嘉靖四十四年，徐阶在北京灵济宫举行了大规模的阳明心学讲会，参加者有内外官员以及赴京会试的各地士人等(11)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width=10,height=11,dpi=110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265width=10,height=11,dpi=110267页。此前徐阶已多次在北京举办过大规模的讲会，参见同书第184width=10,height=11,dpi=110186、213width=10,height=11,dpi=110214、227、231width=10,height=11,dpi=110232页。。虽然进入万历之后，张居正曾一度禁书院讲学，但随着张居正之死，各地书院及讲学活动很快便得以恢复(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书院”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8页。。万历十二年，朝廷还正式下诏允许王阳明从祀孔庙(13)《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五，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865width=10,height=11,dpi=1102868页。。
在倾向阳明心学的士人中，对于宋应昌的学术思想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可能即是赴朝期间在其幕下活动的袁黄。袁黄是晚明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尤其因其对功过格等善书的提倡而为人所知(14)参见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9width=10,height=11,dpi=110335页。。虽然袁黄总的学术风格是三教合一，甚至因此被目为异端，但据张崑将的考证，他曾学于王畿、罗汝芳这两位阳明后学中的巨擘(15)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第136width=10,height=11,dpi=110138页。，在儒学方面，其反对朱学而拥护王学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这一点在其赴朝之后与朝鲜士人讲学而试图传播阳明心学的行动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16)关于袁黄在朝鲜的讲学活动，可参见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第146width=10,height=11,dpi=110155页；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第151width=10,height=11,dpi=110152页。。袁黄是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与宋应昌的乡里杭州地望相邻。而宋应昌在被任命为经略后，即上疏举荐时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黄以赞画身份随其出征(17)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初奉经略请敕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1页。，可见其在此前必已对袁黄有所了解，二者之间很可能有过学术思想上的交流。本文第三节最后论及宋应昌思想中有与袁黄的善行思想相类似之处，或可作为此点的证据。不过需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宋、黄二人在朝鲜的讲学活动应当是分别进行的，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而相较于袁黄，宋应昌的讲学活动背后的政治意图更为明显。
二、宋应昌在朝鲜讲学活动的前后经纬
记载宋应昌在朝鲜活动情况的史料，主要有抗倭战争期间在位的朝鲜国王宣祖李昖一朝的实录以及后来宋应昌自己所编纂的《经略复国要编》等书。就其在朝鲜的讲学活动而言，当以朝鲜实录中的记载最为详细。《宣祖实录》中首次提到宋应昌与讲学有关的言行，是在宣祖二十六年亦即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一日乙酉条中：
左承旨洪进还自义州，启曰:“……经略……又曰：‘我闻世子年富，正当学问之时，……须及时讲学。……世子，他日之国王，辅导其可缓乎？讲究帝王之道，性理之学，本源澄澈，正大光明，则修身治国，都不外此。……陪臣归启国王，敎养有法，勿事文酒。且令世子讲官二三陪臣，赍圣经贤传以来，我于闲日，当讲论义理，点其句读，使之转教此世子。此皆我为你国尽情处，陪臣须记取勿忘，并此归启。’……”(18)《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乙酉，《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78页。
据此条所记，宋应昌向朝鲜方面提出讲学的要求，应当是在四月一日之前。而其要求的具体内容，是朝鲜方面派遣几名世子的讲官前往义州宋应昌的驻地，就《大学》等经书的内容进行讲论，日后再由这几名讲官将宋应昌所讲授的内容传授给世子。而在四月一日，朝鲜方面的左承旨洪进将宋应昌的这一要求转达给了朝鲜国王宣祖。
对于宋应昌的这一要求，宣祖最初是极为反感和排斥的。《宣祖实录》记载四月四日宣祖与大臣尹根寿之间的对话云：
上曰：“经略亦能文耶？”根寿曰：“有学问云矣。”进曰：“彼谓我送讲官来学云矣。”上曰：“遣讲官，学异学而来耶？其言明德、亲民等语以亲作新为非云云，可知其为学也。虽为阳明之学，用兵亦如阳明，则我国当瞻仰之矣。”(19)《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戊子，《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1页。
这段对话中，宣祖明确地将宋应昌的思想称作“异学”，表示不愿派遣讲官，并以宋应昌关于“明德”“亲民”的说法作为根据。这段记载还反映出宣祖很清楚地知道宋应昌的学问乃是“阳明之学”。在一天前的四月三日，宣祖还曾经说“宋侍郞未渡鸭绿之江，而图录军功；初入残破之邦，而登高作乐。至于学术舛错，义理不明，为人可知”(20)《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三日丁亥，《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1页。，言语间亦充满了对宋应昌为人和学问的批判。
不过，到了四月五日，朝鲜备边司请求宣祖接受宋应昌的要求，派遣官员前去与其讲学，而宣祖则一改其态度，接受了这一请求(21)《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五日己丑，《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2页。。四月十四日，朝鲜方面正式派遣文学柳梦寅、司书黄慎及说书李廷龟这三名世子的讲官前往宋应昌的驻地(22)《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戊戌，《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6页。。《宣祖修正实录》在当年的九月一日壬子条中记载了这几名朝鲜官员与宋应昌讲学的情况：
经略初至，请世子侍讲官数人讲论道学，上遣文学柳梦寅、司书黄慎、说书李廷龟往。经略留之幕下，军务之暇,讲《大学》旨义。经略学于王守仁门人,力诋程、朱注说，慎、廷龟极论朱、陆之辨。梦寅好文而不知学,又以持平召还。慎学于成浑,廷龟文学早成。经略使制《大学讲语》,慎等曰：“我国尊尚程、朱，先儒诸说具载，此外不敢赘一辞。”经略曰：“贵国学尚如此，但可从所学而著说，资我讲劘，不宜蹈袭固儒陈言腐语。以流出胸中者别成一书。”廷龟等从之，每制呈一章，经略称善，亦自制以示之，待两人极款。将渡江，与监军御史周维翰会于统军亭，指二人曰：“此春坊学士，为讲学招来。”维翰曰：“东国学尚如何？”提督曰：“尊尚程、朱。”维翰曰：“也好也好。”提督临去，执二人手曰：“东国兴复在世子，世子贤德在公等，千万勉旃。”(23)《宣祖修正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壬子，《朝鲜王朝实录》第25册，第643页。此文中的两处“提督”均应为“经略”之误。
据此段记载可知，朝鲜方面派遣来与宋应昌讲学的柳梦寅、黄慎、李廷龟三人之中，柳梦寅在理学方面原本并没有什么造诣，又因为官职变动而被提前召回，故而真正与宋应昌进行讲学的当是黄慎与李廷龟二人。双方讲学的形式，是各自为《大学》的各个章节进行注解，然后再互相辩论。在讲学的过程中，双方之间在学术立场上的分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宋应昌“力诋程、朱注说”，甚至以程朱之说为“固儒陈言腐语”，表现出了对程朱理学鲜明的批判态度。而黄、李则坚持“尊尚程朱”的立场，表示对程朱等先儒之说“不敢赘一辞”。几名朝鲜官员之中，李廷龟后来著有《大学讲语》一书，是对其与宋应昌之间讲学内容的记录。此书开篇记述宋应昌与李廷龟等人讲学一事的经纬，与上引《宣祖修正实录》中的记载大致相同而略详(24)如《大学讲语》中记载由于宋应昌军务繁忙，故而每次都是由在其幕下担任参谋的王君荣记下其对《大学》相应章节的注解，再代其与黄、李二人会面进行讲论，此事乃《宣祖修正实录》中所未见。此外，《大学讲语》中云李廷龟等人与宋应昌讲学始于三月而持续到九月；而据《宣祖实录》及《宣祖修正实录》记载，朝鲜方面到四月十四日才正式派遣官员，而宋应昌在九月一日便渡江离开了朝鲜，可能是李廷龟的记忆有误。见李廷龟：《月沙先生集》卷一九《大学讲语上》，首尔：景文社，1982年，第203页。。书中所录双方对《大学》各章节的注解中体现出了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之间在各个问题上的具体分歧和对立，对此可参看杨晓云《月沙李廷龟的儒学思想研究——以〈大学讲语〉与〈筵中讲义〉为中心》一文中的详细分析(25)杨晓云：《月沙李廷龟的儒学思想研究——以〈大学讲语〉与〈筵中讲义〉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第21width=10,height=11,dpi=11032页。。
除宋应昌与黄慎、李廷龟之间的讲学活动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在上引《宣祖实录》四月四日的记载中，宣祖已经明确地指出宋应昌的学问乃是“阳明之学”，并说“其言明德、亲民等语，可知其为学也”。由此看来，在李廷龟等人前往宋应昌幕下之前，宣祖就已经接触到了宋应昌关于明德、亲民等《大学》条目的论述。《宣祖实录》所记四月一日洪进向宣祖所做的汇报中，虽有宋应昌论学的内容，但并未涉及“明德”“亲民”。而宣祖本人此前并不曾直接与宋应昌会面，笔者亦未查到之前曾有其他双方的大臣、随员等向宣祖转述宋应昌学术思想的记载。那么宣祖是如何得知宋应昌关于明德、亲民的论述内容的呢？笔者以为可能性有两个：或是通过宋应昌的著作，或是通过双方之间直接的文书往来。就第一种可能性而言，虽然不能将其完全排除，但史籍中并没有宋应昌著作在朝鲜传播的记载，且《明史·艺文志》以及《千顷堂书目》等均未著录宋应昌在心学方面的专门著作(26)参见《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6页；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而关于第二种可能性，笔者则找到了比较确实的证据。《经略复国要编》中收录了一道宋应昌于三月二十二日发给宣祖的咨文《移朝鲜国王咨》，其中有涉及“明德”“亲民”的内容：
一为修已以安百姓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国者以生聚为先，修身者以明德为要。……盖所谓正志者，正其公道光明之心志也。……今王遭逢外难，邦国几危，幸仗天威，中兴恢复。王不当效箕子之正志乎？志正则心德光明，可以亲民治国。王与臣庶其速乘此招徕之机，以万物得所为心，以不嗜杀人为念，以敬以慎，毋怠毋荒，遍出晓谕，多方抚恤，……王其留意焉！(27)《经略复国要编》卷七《移朝鲜国王咨》，第160页。
从内容、时间上看，这道咨文都与《宣祖实录》中的记载相吻合。因此笔者认为，宣祖所说的宋应昌“言明德、亲民等语”，应当就是指这道咨文中的相关内容。文中出现的“所谓正志者，正其公道光明之心志也”“志正则心德光明”等语，的确有着很明显的阳明心学色彩。宣祖应当是通过洪进等人所带回的情报以及这道咨文中的内容而得以确认宋应昌所尊奉的是阳明之学。而从朝鲜在学术方面尊奉程朱这一角度来说，宣祖批评宋应昌“学术舛错”，称其学为“异学”，的确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宋应昌发出这道咨文的目的并非是单纯与宣祖论学，而是为了处理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朝鲜降民的问题。故而宣祖对宋应昌关于“明德”“亲民”之言论的批判，不仅是出于学术尊尚之不同，也反映出了双方之间在处理这一现实政治问题之际的分歧。以下首先就宋应昌这道咨文中所涉及的政治问题进行探讨，再考察宋应昌与黄慎、李廷龟之讲学活动背后的政治意图。
三、“明德”“亲民”的背后：朝鲜降民问题
上引宋应昌发给宣祖的咨文在一开头便表明其主题乃是“修己以安百姓事”，并在最后要求朝鲜方面“多方抚恤”，说明其真正用意在于对朝鲜百姓的安抚工作。咨文在开头之后接着说道：
准朝鲜国王咨内开“恭承明命，……既下牌文以安反侧，又令晓谕宽宥胁从。……”等因，准此。先该本部委遣指挥黄应扬等赍执免死帖前赴王京左右郡邑，同该国陪臣遍行分散，复面谕陪臣黄沂转致保全民命。(28)《经略复国要编》卷七《移朝鲜国王咨》，第160页。
由此看来，所谓“安百姓”具体便是要求朝鲜方面对那些曾经投靠日军的国内民众即所谓“反侧”“胁从”，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朝鲜降民予以宽大处理和积极安抚。据文内所引朝鲜国王发出的咨文，可知宋应昌之前就曾经“下牌文以安反侧”，又命令朝鲜方面“晓谕宽宥胁从”。而咨文中还提到宋应昌曾派遣指挥黄应扬等人携带免死帖，前往朝鲜都城王京(今首尔)周围地区分发，并通过朝鲜方面的官员黄沂向国王宣祖转达“保全民命”的要求。由此看来，朝鲜方面最初是以处死的方式来对待降民的。《经略复国要编》卷八中所收宋应昌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的给明军提督李如松的檄文中云：
胡泽禀称“风闻朝鲜一总兵带领万人投降倭奴，见在釜山，与倭札营。声言：‘向平壤归还，男妇尽沉之江中，我辈总回亦死，是以降倭。’”等情到部。看得朝鲜官民向被倭奴胁从，原非得已。国王恶其归顺，治之以法，人心惊惧。(29)《经略复国要编》卷八《檄李提督》，第183页。
据此处所述，在明军收复平壤之后，朝鲜国王曾下令将归附日军的平壤民众沉入江中杀死，造成“人心惊惧”。而据宋应昌三月十七日向明廷的上疏称，在明军将要收复王京之际，朝鲜国王又打算将王京的降民全部处死，故而宋应昌才预先派人向王京百姓散发“免死帖”以安定人心：
见今王京百姓，本王恶其降倭，必欲尽戮。臣闻之，亟咨本王，令其招徕赦免，复遣标下官黄应扬、吴宗道、俞俊彦等分投给散免死帖万余纸。(30)《经略复国要编》卷七《辩杨给事论疏》，第158页。
宋应昌所说的令朝鲜国王“招徕赦免”的咨文，当是指其一月十八日发出的《移朝鲜国王咨》，中云：
王速出令，宣布军民人等……在王京者，候天兵攻进，或献城门作为内应；其在各道者，或统义兵，斩倭级；其有亲戚故旧在于王京者，相与密约内应，并为间谍，协助王师，懋建勋业。事成，以中兴开国论功，大行升赏。(31)《经略复国要编》卷五《移朝鲜国王咨》，第101页。
由此可以看出，宋应昌之所以令朝鲜方面招抚王京百姓，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明军攻城时积极担任内应。而宋应昌命令黄应扬等人散发免死帖的正式公文发出于一月十五日，其中要求黄应扬等“潜踪暗诣王京等处”，将免死帖“分给被倭胁从军民男妇，执帖前来投降免死”(32)《经略复国要编》卷五《檄指挥黄应扬俞俊彦吴宗道》，第100页。。《经略复国要编》中收录有所谓“免死帖”的内容(33)《经略复国要编》卷五《招降免死信帖》，第100页。，而关于黄应扬等人散发免死帖一事，朝鲜方面的史料中亦有相应记载。《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戊寅中云：
上幸新安馆，接见天将黄应旸、吴宗道、俞俊彦。应旸曰：“……提督辽东人，不辨皂白，只喜杀戮，故俺赍免死帖万余道，专为活民而来。愚氓虽或畏死附贼，而如非向道者，则俺皆给帖安接，许还其本业……”……应旸曰：“须以向导人二名，马三四匹见赠，……俺先往京城，变服入城，招抚人民，以图收复。”(34)《宣祖实录》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戊寅，《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12页。
此处记载中出现的“黄应旸”，应当即是宋应昌咨文中提到的“黄应扬”。据此条所记，黄应扬等人于一月二十三日携带免死帖到达朝鲜国王驻处，并要求朝鲜方面协助其前往尚被日军占据的王京，散发给那些“畏死附贼”的朝鲜民众。不过朝鲜方面记载黄应扬的发言中有“提督辽东人，不辨皂白，只喜杀戮，故俺赍免死帖万余道，专为活民而来”之语，就此来看，似乎其之所以要散发免死帖，乃是因为害怕当时的明军提督李如松在前方滥杀平民。从下文中所引宋应昌给李如松参谋的信可知，宋应昌的确曾担心李如松会在收复王京后对城中的朝鲜百姓有滥杀行为，其散发免死帖也的确有防止李如松之滥杀的用意。但结合之前所论，散发免死帖的做法在更大程度上应是针对朝鲜方面处死降民的行为。此处黄应扬的话中对此只字未提，不知是因为其碍于情面没有直说，还是朝鲜方面在记录中进行了掩饰。除此条记录之外，《宣祖实录》中还记载宋应昌的随员刘黄裳和袁黄亦曾于一月九日面见宣祖，并劝诫宣祖云“本国人有投入贼中者，若自来，则饶而勿罪可也”，“若以一切之法，深治投入之人，则不可也”(35)《宣祖实录》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一月九日戊寅，《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599页。。综合中、朝两方面史料中的记述，可以确定宋应昌之在朝鲜散发免死帖，主要是由朝鲜方面处死降民的做法所引发。
尽管宋应昌等人屡次劝诫并且散发了大量免死帖，但朝鲜方面处死降民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就此停止。从《经略复国要编》中的记载来看，在明军收复王京、日军退缩到釜山一带后，朝鲜方面仍然在执行处死降民的政策。《经略复国要编》卷十一中所收宋应昌于九月七日写给当时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云：
近据刘綎报称，王京等处百姓，计其欲随倭奴去者并掳掠者，近四五万人，至渡海时，倭复不肯带去，欲返故地，又恐国王诛戮，若不计处，必生他变。某已行国王宽赦，仍给刘width=14,height=12,dpi=110免死帖安抚之。(36)《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一《报石司马书》，第230页。
信中提到当时在朝鲜海岸地带有四五万主动降附日军或是被日军掳掠的朝鲜百姓，因为日军不愿将其带往日本，又害怕被本国处死而不敢返回家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宋应昌因为担心这些朝鲜降民发动暴乱，不得不要求朝鲜国王宽恕他们，并且又派遣自己的部下刘綎去散发免死帖。在十月九日发给宣祖的咨文中，宋应昌批评宣祖“即因事以省躬，加意以招抚，尚惧国本不立，而乃复妄行杀戮耶”，并再次要求朝鲜方面“即发免死帖万余纸，责令陪臣前往釡山等处，大张赦宥之文，广布招徕之令”(37)《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一《移朝鲜国王咨》，第240页。。而到了十一月三十日，宋应昌又再次向刘綎发出命令，要求其前往釜山地区，会同朝鲜方面做好这些降民的招抚工作，向他们散发免死帖，并“令陪臣大张国王开赦告示，断不杀戮，以安众心”。咨文中提到“釜山等处聚结朝鲜被倭所胁之人，以衣食无措欲归，又畏国王杀戮，往往假倭名色，间出抢掠”，已经成为动乱的因素；而虽然宋应昌曾一再要求朝鲜方面对这些降民积极进行招抚，又多次安排向他们散发免死帖，但“此辈终怀疑畏，而该管陪臣又观望不为设处”(38)《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二《檄副总兵刘綎》，第253、254页。。由此看来，朝鲜方面对于招抚降民一事始终比较消极，招抚工作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从当年一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宋应昌反复要求朝鲜方面不要处死降民，并且屡屡安排散发免死帖，说明朝鲜自始至终都没有按照宋应昌的要求宽恕并积极招抚降民，其对待降附日军的本国民众，大概一直都是以处死为原则。
通过以上所论，已可看出宋应昌与朝鲜国王宣祖之间在处理降民问题上的前后分歧。宋应昌在给宣祖的咨文中就“明德”“亲民”所进行的议论，也是针对此事而发。对于宋应昌来说，对降民加以宽待和安抚，并不只是出于利用其做内应、防止其引发动乱等现实需要，更是出于对自身思想理念的实践。在明军收复王京之前，宋应昌曾写信给实际指挥作战的提督李如松的两个参谋郑文彬和赵汝梅，请他们劝诫李如松在收复王京后不要滥杀城中朝鲜百姓：
王京居民，与倭杂处，彼此难辨。况破城之日，事在仓卒，恐致混杀。……事关生命，阴功系之。仰城公富贵已极，正宜修积，则今日当重者，端在此也。……公与本部预发免死帖数千给之，意亦为此。再望于匆忙之际，更加严禁，不许混伤，则不惟功髙，亦且德盛；不惟勇震，亦且仁全。(39)《经略复国要编》卷六《与参军郑同知赵知县书》，第118页。这封信的日期为二月一日。
信中的“仰城公”即是李如松。在这封信中，宋应昌希望郑、赵二人劝诫李如松要“修积”“阴功”，对那些被迫降附日军、对明军没有“拒敌”行为的朝鲜百姓加以宽宥，以做到“德盛”“仁全”。从“阴功”之语来看，宋应昌的思想中应当有着与袁黄之提倡功过、善行类似的成分。而在劝诫朝鲜国王宣祖的咨文中，宋应昌则纯粹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论述的。在这份咨文中，宋应昌明确提出“民惟邦本”，要求宣祖“修己以安百姓”，“以不嗜杀人为念”，并论述说“治国者以生聚为先，修身者以明德为要”，若要“亲民治国”，就必须先“正其公道光明之心志”。这很明显是在批评宣祖处死降民的做法违背了“亲民”的德目，而之所以会如此，则是因为宣祖之“心志”还未正，未能做到“明德”。而宣祖对于宋应昌这一批评的反应，则是反过来批判宋应昌“学术舛错，义理不明”，并称宋应昌所尊奉的“阳明之学”为“异学”。双方在对待降民这一现实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在这里以学术上的对立、亦即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之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
之前已经提及，宋应昌与朝鲜方面在处理降民问题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弭。这一点从朝鲜君臣对宋应昌之“学术”一贯的批判态度中亦可得到印证。据《宣祖实录》中的记载，继四月份对宋应昌的思想进行批判后，到当年的闰十一月，宣祖又批评宋应昌“为人阴险且谲，……且以为当讲学，劝予讲明德、亲民之学”，对此其大臣柳成龙附和说“此人不可与言学问矣”(40)《宣祖实录》卷四五，宣祖二十六年闰十一月二日壬午，《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137页。。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君臣对于宋应昌宽待降民的劝诫，从始至终都是不以为然的。
四、宋应昌召李廷龟等人讲学的政治意图
上一节中对宋应昌与朝鲜国王宣祖之间有关“明德”“亲民”的议论，以及作为其政治背景的朝鲜降民问题进行了讨论。不过，宋应昌与宣祖之间关于学术的议论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公文往来；而与李廷龟等人之间的讲学则是将后者召至自己幕中而进行，并且时间长达四个月左右。因此可以说，宋应昌在朝鲜讲学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宣祖，而是李廷龟等朝鲜文臣。此事的前后经过在第二节中已经加以叙述，本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宋应昌召李廷龟等人讲学背后的政治意图进行分析。
第二节中所引《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一日的记载中，朝鲜左承旨洪进转述宋应昌的话云“我闻世子年富，正当学问之时。……须及时讲学”，又云“世子，他日之国王，辅导其可缓乎？……且令世子讲官二三陪臣，赍圣经贤传以来，我于闲日，当讲论义理，点其句读，使之转敎此世子”。由此可见，宋应昌之所以向朝鲜方面提出讲学的要求，根本着眼点在于世子的教育，而其要求朝鲜方面派遣前来与其讲学的，也是世子的讲官。此处所说的“世子”即是宣祖次子、在日本入侵朝鲜后不久被立为世子的光海君李珲(41)《宣祖实录》卷二六，宣祖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戊午，《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483页。。宋应昌与朝鲜方面派遣来的李廷龟等人讲学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讲学将自己对经书“义理”的发挥传授给李廷龟等人，再由后者来以此对光海君进行教育，以确保光海君所修习的“帝王之道”“性理之学”能够“本源澄澈”，这样其即位成为国王之后方能够“修己以安百姓”。
上节所引宋应昌首次向宣祖提起“明德”“亲民”的咨文在一开头便提出“为修己以安百姓事”，显然在宋应昌看来，宣祖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并非只限于对待降民一事，而是宋应昌对宣祖的整体看法。在九月七日写给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宋应昌说道：
朝鲜国王昏乱无能，全凭奸佞陪臣播弄。民间膏腴田产，尽为陪臣家占并，税粮差役，分文不纳。甚有奸民投入奸臣之家者，粮差亦皆影射。国王全不觉察，以致贻累小民赔补，国人怨恨入骨。近据刘綎报称，王京等处百姓，计其欲随倭奴去者并掳掠者，近四五万人……(42)《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一《报石司马书》，第230页。
由此可知，在宋应昌看来，宣祖是个“昏乱无能”的国王，其在位期间“全凭奸佞陪臣播弄”，国内的肥沃田地都被有权势的大臣官员所占据，而粮差负担却都落在一般百姓头上，以致朝鲜百姓对其“怨恨入骨”，在日军入侵后竟然有不少朝鲜百姓“欲随倭奴去”。在宋应昌给宣祖的咨文中，已时时透露出对宣祖失政而导致朝鲜遭受日本侵略并几乎亡国的不满和指责。如十月九日发出的咨文中有“惟是封疆不守，以致人民离散。王当此际，即因事以省躬”(43)《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一《移朝鲜国王咨》，第240页。的文字，而此前在四月四日发出的咨文中，宋应昌更是指责宣祖“举先王之江山社稷，听二三群小播弄，垂亡而不知悟”(44)《经略复国要编》卷八《移朝鲜国王咨》，第165页。。
与对宣祖极为负面的印象相反，对于光海君，宋应昌则一贯评价颇高。在八月十八日给朝鲜国王的咨文中，宋应昌云“今闻王之第二胤光海君英姿伟发，妙蕴岐嶷”(45)《经略复国要编》卷一○《移朝鲜国王咨》，第216页。；同一天给李如松的檄文中，宋应昌亦云“今闻其第二子光海君英姿伟发，妙蕴岐嶷，且通达国体政事”(46)《经略复国要编》卷一○《檄李提督》，第217页。；九月七日向黄慎和李廷龟发出的檄文中，宋应昌更是极口称赞光海君“英资伟发，妙蕴岐嶷，才识甚为通明，臣民且皆倾服，其李氏中兴乎”(47)《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一《檄朝鲜陪臣黄慎李廷龟》，第229页。。在与黄慎和李廷龟离别时，宋应昌又叮嘱二人“东国兴复在世子，世子贤德在公等，千万勉旃”。宋应昌之所以对光海君如此看重和称扬，应当是因为朝鲜遭受日本入侵后，宣祖带领大臣一路北逃避难，而光海君则临危受命，在被立为世子后亲自前往各地安抚人心并组织义兵进行抗战(48)《光海君日记》卷三一，光海二年七月十五日戊午，《朝鲜王朝实录》第26册，第660width=10,height=11,dpi=110662页。亦可参看韩明基：《width=214,height=11,dpi=110》，首尔：历史批评社，2000年，第49width=10,height=11,dpi=11054页。。鉴于光海君在朝鲜遭受日本侵略后的出色表现，宋应昌对其寄予了相当高的期待，这与其对宣祖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附带指出，宋应昌对宣祖及光海君的看法，是与当时明朝国内的舆论相呼应的。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朝鲜宣祖二十六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明神宗曾下诏指责宣祖“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政，实启侮诲盗，已非一朝”(49)《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丙子，第4929页。，并要求其改过自新。而在此之前的九月十九日，兵部主事曾伟芳曾上疏神宗，指责宣祖“偷媠啙窳，废而不治”，“荒滛沉湎”，以致“倭夷一入，如履无人之境”，接下来甚至提出让宋应昌在朝鲜“密约彼中一二大臣沉毅有谋者，呼吸从事，仍以敕谕王，令自退闲，传国世子，略如肃宗灵武故事”(50)《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庚午，第4922width=10,height=11,dpi=1104923页。，也就是策划政变，逼迫宣祖让位给光海君。由此看来，宋应昌对宣祖和光海君的看法，与明朝的官方立场是一致的(51)除以上神宗的诏书以及曾伟芳的上疏外，明人钱世祯《征东实纪》以及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等亦对宣祖持同样的批评态度。可参看韩明基：《width=107,height=10,dpi=110》，第59width=10,height=11,dpi=11060页中的讨论。。而他虽然没有在朝鲜策划政变，或是公开要求宣祖让位给光海君，但也将朝鲜复兴的希望都寄托了在光海君身上。为此他才对光海君的教育如此重视，并特意要求朝鲜方面派遣光海君的讲官前来，以便自己向他们传授经书的“义理”，再由他们转授光海君。在结束与黄慎、李廷龟的讲学之后，宋应昌又向二人发出檄文，其中说道自己在讲学期间“已将明德亲民之学、齐家治国之图，谆谆与言，鳃鳃与计”，要求二人对光海君“辅以大人之学，在格致诚正之间”，以使光海君“精神日益贯通，智慧日益发越，举动日益周详，谟猷日益深邃，将见措三韩于饱暖之天，奠八道为辑宁之域”(52)《经略复国要编》卷一一《檄朝鲜陪臣黄慎李廷龟》，第229width=10,height=11,dpi=110230页。。
可以说，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是阳明心学致君行道的一次尝试，只不过其对象不是明朝的君主，而是朝鲜的国王和世子。虽然信奉阳明心学的士人在明朝国内极少有这样的机会，但宋应昌却利用出征朝鲜这一特殊的时机以及自身在朝鲜的特别地位，试图以自己的心学思想影响朝鲜国王宣祖和世子光海君，展开了一次“外王”的实践。
五、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失败的政治背景
然而，宋应昌在朝鲜的“外王”实践很难说获得了成功。第二节中已经提及，李廷龟等人在与宋应昌讲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程朱理学的立场，很难想象他们回去之后会用宋应昌的心学思想对光海君进行教育。而上一节中也论述了宣祖及其大臣柳成龙等从始至终都对宋应昌所论的“明德”“亲民”等内容不以为然，直到最后还在批判宋应昌“不可与言学问”。这并非只是出于双方之间学理尊尚之别，也不仅仅是在降民问题一事上的龃龉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双方在和战大方针上的分歧。
第二节中已经提到，在宋应昌正式向朝鲜方面提出派遣人员与其讲学的要求后，宣祖最初对此是极为拒斥的。然而四月五日，在朝鲜备边司的请求之下，宣祖改变了态度，同意派遣人员前去与宋应昌讲学。宣祖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原因在于备边司在请求中提出“侍郞衙门严重，虽远接使尹根寿，无进谒之时。若遣讲官，与之论难相惯，则我国之情，不无因此语及之理”(53)《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五日己丑，《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2页。。也就是说，因为朝鲜方面的人员平时难以见到宋应昌，故而希望利用讲学的机会，由参与讲学的人员向宋应昌陈诉“我国之情”。此处所说的“我国之情”，即是指朝鲜方面希望明军不要与日方进行和谈，而是继续对日军发动军事攻击的愿望。
明军在进入朝鲜之后，即对日军展开正面攻击，于万历二十一年、宣祖二十六年的正月八日收复平壤，十九日收复开城，接着又南下准备收复王京。但二十七日，明军在王京附近的碧蹄馆与日军遭遇并失利，在军事上已经显示出颓势。而日军方面亦因为损耗太大，难以长期支持，向明军发出了和谈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宋应昌、李如松等前线最高指挥官以及明朝的兵部尚书石星等人都开始倾向于通过谈判使日本方面从朝鲜撤军，明军停止了对日军的大规模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从王京撤出，退保釜山一带，明军收复王京并曾对日军进行追击，但始终没有对釜山一带的残余日军发动总攻(54)关于万历朝鲜之役过程中的中日和谈问题，可参看文廷海：《明代碧蹄馆之役及中日和谈考实》，《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9width=10,height=11,dpi=11013页，朱亚非：《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5width=10,height=11,dpi=110164页，以及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对日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60width=10,height=11,dpi=11077页等。。对于这种局面，朝鲜方面感到极为不满和难以接受，千方百计想要促使明军向日军展开军事进攻。自二月份起，鉴于明军的攻势陷入停滞，朝鲜方面便开始通过发送公文等手段恳请明军继续攻击日军。二月十九日，朝鲜备边司向宣祖报告称：
伏见李提督移咨,欲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云。北路险远，用兵不易，若先除此贼，后图京城，为日必久，极为可虑。此意移咨宋经略前，一以谢刍粮不继之罪，一以陈从速进取之意。(55)《宣祖实录》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甲辰，《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237页。
由于担心明军不肯直接向占据王京的日军发动进攻，朝鲜备边司向宋应昌发出咨文，一方面对朝鲜方面运输粮草不力表示谢罪，另一方面催促宋应昌尽快向王京进军。不过在此时，朝鲜方面虽已接到明军内部开始出现厌战情绪的消息，但宣祖似乎还不太相信宋应昌本人已倾向于主和。《宣祖实录》记载三月四日宣祖与臣下的对话云：
上引见接伴使李德馨，调度使尹承勋，同副承旨李好闵。……德馨曰：“大军相持日久，粮饷已竭，将不能支吾。且军中多有不利我国之言，张世爵等多有撤归之计。”……上曰：“……予闻经略欲与讲和云，我国则已矣，天朝岂有此理？”……上曰：“大概节制在经略，经略若令进兵，则可为也；而刘员外自初有和议，可虑也。经略若欲讲和，其所以出来者何意？”(56)《宣祖实录》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己未，《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52页。
此时宣祖虽对明军的主和倾向表示忧虑，但他还认为宋应昌方面主和的主要是其幕下的参谋刘黄裳，而并非宋应昌本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方面很快就确认了宋应昌主和的姿态。四月一日，朝鲜方面的左承旨洪进从义州宋应昌驻地来到宣祖驻处，带回了宋应昌主和的明确消息。据《宣祖实录》所记，宋应昌在驻地向洪进透露“近者倭奴悔罪求贡，其辞极哀，至于再三……约于四月初八日，尽还王子陪臣等，渠即回巢”，并表示自己打算接受日本的乞和，“差官勒领倭众，卷还于关白处，受关白降书以回。方题本请旨，封关白为日本王，使之由宁波入贡”。尽管洪进听闻宋应昌的意图后表示朝鲜与日本之间有“万世必报之仇”“不共戴天之义”，请求宋应昌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宋应昌仍坚持认为“倭奴在你国，则固为百世之仇，在中国则亦是蠢蠢中一物。彼既乞降服罪，我不可不从”(57)《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乙酉，《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78页。。宋应昌主和的消息让朝鲜方面极为惊恐不安，以至于随后宣祖本人欲亲自前往宋应昌的驻地面见宋应昌，请求其向日军发动进攻。《宣祖实录》四月四日的记载中云：
礼曹判书尹根寿来自义州，上引见曰：“彼欲讲和，予甚闷迫。欲亲自往诉，今见书状，似为落落，如何？”尹根寿曰：“事体非如他将官，长闭重门，每令张旗鼓传言而已，是可闷也。”……尹根寿以宋经略寄王通判书进启，其辞曰：“朝鲜君臣固执不听，可叹可叹。国王西来云，虽来不与见。盖迟误我机，曲乱我心。已遣尹判书阻住其来，未知国王听否？裔夷之难解也如此哉！”(58)《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戊子，《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1width=10,height=11,dpi=110682页。
据此条所记，宋应昌拒绝了宣祖会面的请求，而朝鲜方面派出的官员也无法在宋应昌驻地见到其本人。并且宋应昌还在给其幕下的王君荣的信中批评朝鲜方面一味要求其进兵的做法是“迟误我机，曲乱我心”，甚至责骂朝鲜君臣为“裔夷”(59)按此信不见于《经略复国要编》。。同条中还记载洪进向宣祖转达了宋应昌的讲学要求，而宣祖则如前文中所述，很不快地表示“遣讲官，学异学而来耶？其言明德、亲民等语，可知其为学也”。
此条记载中还提到宋应昌的“书状”，这应当是指宋应昌于同一天向宣祖发出的咨文。在这道咨文中，宋应昌首先说道自己派遣王君荣前去安兴宣祖的驻地劝说朝鲜方面接受与日方和谈的方针，在途中与前来义州欲面见宋应昌的宣祖相遇。王君荣先是劝说宣祖返回了安兴，接着又继续在安兴努力劝说宣祖接受和谈方针。然而就在宣祖的立场有所缓和的时候，朝鲜方面的大臣百余人却集体在宣祖面前下跪并“齐声号泣”，表示“不与贼共生”(60)《经略复国要编》卷八《移朝鲜国王咨》，第164页。，宣祖在此情势下也坚持一定要前去义州请求宋应昌进军。对此宋应昌感到极为愤怒，在列举了连日下雨道路泥泞、明军中疾病流行、残留日军在数量上仍数倍于明军等不利因素后，用激烈的言辞指责朝鲜方面“袖手旁观，躁妄轻率”(61)《经略复国要编》卷八《移朝鲜国王咨》，第165页。，自己不出一兵一卒，却不顾明军的损伤和本国人民所遭受的战祸，一味要求明军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向前方进军。最后宋应昌威胁说，若朝鲜方面仍然坚持进攻日军的要求，则明军将坚守后方，任由朝鲜自己组织军队与日军展开决战。
需补充指出的是，虽然宋应昌的这道咨文中没有明言，但当时影响明军继续进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在三月五日给明朝内阁大臣以及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宋应昌便汇报了明军因后勤保障不力而遭到严重削弱的问题：
众兵自渡江至今，菜肉盐豉之类，无由入口；甲胄生虱，衣履破碎，一遇天雨，浑身湿透，相抱号泣。马倒者且有一万六千匹，兵士可知矣。(62)《经略复国要编》卷七《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第151页。
而粮草补给问题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咎于朝鲜方面。这一点从上引《宣祖实录》二月十九日的记载中朝鲜备边司就粮草运输不力向宋应昌道歉一事就可以看出。明军远道进入朝鲜作战，从一开始就在粮草补给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除了从本国征集粮草运往朝鲜外，还需要朝鲜方面在粮草的供应和运输方面给予协助。而朝鲜的大小官员却逃避运输粮草的任务，且经常谎报储备粮草的数量和运输情况，导致明军在粮草补给上不断陷入窘境。还在一月份，明军提督李如松就发出牌文，责备朝鲜方面的宰臣柳成龙、尹斗寿等“不以卧薪尝胆为心、雪耻除凶注念，宴安私家，恣酒自乐，非惟邈慢天朝，抑且自欺国王，悖乱蔑教，殆有甚焉”(63)《宣祖实录》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戊辰，《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06页。，并表示若两人再不积极筹运粮草，就要上奏朝廷将两人正法。宣祖在接到牌文后，向尹斗寿表示：“我国之人不躬执其劳，至以分给粮草为辱而不亲,是何故也？”而尹斗寿则引咎说“臣在相位,不能检敕故也”(64)《宣祖实录》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己巳，《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07页。。到三月份，明军中负责督运粮草的官员张三畏又向朝鲜方面抱怨朝鲜官员“恬不动念，不即输运，瞒报于我，皆曰毕运”(65)《宣祖实录》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戊寅，《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71页。，造成明军部队中发生饥荒。在此前的二月份，朝鲜曾派遣尹斗寿前往平壤李如松驻地，汇报开城已储备有粮豆各二万石，请求李如松前往开城指挥明军进兵，而李如松则根据其部将查大受的报告对此表示怀疑。宣祖在听了尹斗寿对此事的汇报之后，很直接地表示：“开城粮豆四万石见存之言，然乎？非但天将不信，予亦不信。”而据同条记载，李如松还曾移文宋应昌，表示在明军进入平壤之前，朝鲜方面曾称平壤储备有足够支撑四十天的粮食，结果明军进入后却是“翌日粮尽”(66)《宣祖实录》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壬子，《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48页。。由此可见，朝鲜方面为了让明军向前方进军，甚至不惜谎报军粮的储备情况。为供应粮草一事，宋应昌前后多次向朝鲜方面发出咨文进行督责(67)《经略复国要编》卷四《移朝鲜国王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第80页；卷五《移朝鲜国王咨》(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第101页；卷六《移朝鲜国王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第130页。，以至于忍无可忍而杖责朝鲜官员，甚至想要将运粮不力的朝鲜官员处斩：
远接使尹根寿驰启曰：“经略以粮饷不继、军兵躲散，欲斩三通官，棍打尹根寿。且张旗鼓密语云：“自提督下至千把总，军情皆曰：‘朝鲜急于复仇，凡军马粮饷，虽无说有，天兵进战，胜则足以复仇，虽败在彼无损。不管胜败，只要我进战，请勿听朝鲜之语。在我言之，王京既复，中国之事已定，当守汉江，观势撤回。’经略以为朝鲜本不诈谎，岂有哄我之理，强令进兵。到今未见你国兵马协力征讨，亦未见接济粮草，今日始发盛怒，欲斩不用王命之官。”(68)《宣祖实录》卷三八，宣祖二十六年五月十日癸亥，《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704width=10,height=11,dpi=110705页。
此事应当发生于日军撤出王京的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日之间。直到八月十八日，宋应昌还在给朝鲜国王的咨文中称“刘綎等官兵驻札大丘等处，人无粮，马无料，非但荤菜不能沾唇，即盐酱未曾入口，至皆相向而泣”(69)《经略复国要编》卷一○《移朝鲜国王咨》，第216页。。由此可见，朝鲜方面始终没能解决粮草供应不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明军上下都认为朝鲜方面打着“胜则足以复仇，虽败在彼无损”的小算盘，以谎报粮草情况的手段骗取明军进攻而全然不顾明军可能付出的巨大牺牲(70)关于万历朝鲜之役期间的粮草供应问题，可参看陈尚胜：《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第174width=10,height=11,dpi=110182页。。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时围绕和战方针以及粮草补给等问题，在宋应昌一侧和朝鲜君臣之间已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矛盾和对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宋应昌倾向和谈的姿态逐渐明确之后，朝鲜国王宣祖开始对其品行、学问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的言论。如四月三日宣祖批评宋应昌“未渡鸭绿之江,而图录军功,初入残破之邦,而登高作乐,至于学术舛错,义理不明,为人可知”，四月四日批评宋应昌“学识不明，不足与言”，并称宋应昌的学问为“异学”，四月五日又批评宋应昌“悖义畏虏”，“何足与论于义理之间”(71)《宣祖实录》卷三七，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五日己丑，《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81width=10,height=11,dpi=110682页。。在这种情势下，宣祖同意派遣官员前去与宋应昌讲学，也无非是希望通过这些参与讲学的人员来促使宋应昌在和战问题上改变心意。由于宋应昌的立场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朝鲜方面对宋应昌的批判态度也一直持续到最后，直到宋应昌早已离开朝鲜的当年闰十一月，宣祖君臣仍然在批判宋应昌“阴险且谲”“荒唐”“不可与言学问”。再加之朝鲜本来就尊尚程朱之学，对于宋应昌的心学思想当然更加没有任何接受的余地。反过来，从宣祖四月四日所说的“虽为阳明之学,用兵亦如阳明,则我国当瞻仰之矣”以及闰十一月所说的“若如王阳明,则犹或可也”(72)《宣祖实录》卷四五，宣祖二十六年闰十一月二日壬午，《朝鲜王朝实录》第22册，第137页。等语来看，若宋应昌能够像王阳明在江西、广西等地取得军事胜利那样，指挥明军彻底击溃侵略朝鲜的日军，那么朝鲜对待其心学思想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态度了。
六、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本文对万历朝鲜之役期间宋应昌在朝鲜试图传播阳明心学一事的前后经纬及其政治背景进行了考述。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绝非只是单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是思想家而想要将自己信奉的学说介绍到国外。作为明军在朝鲜的最高指挥官，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图。当时宋应昌在朝鲜的实际地位甚至要超过朝鲜的国王，而宋应昌利用自己的地位，除了就处理降民问题一事而向朝鲜国王论述“明德”“亲民”之外，还试图以自己所信奉的心学思想来引导朝鲜的世子光海君，以期其将来即位成为国王之后能够带领朝鲜迎来中兴。可以说，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是阳明心学在明朝之外一次极为罕见的、或许也是仅有的一次“外王”实践。然而由于宋应昌与朝鲜方面在和战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宋应昌的心学思想在朝鲜受到了彻底的拒斥。故而宋应昌在朝鲜讲学一事，同时也是阳明心学与政治之间紧密关系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1.07
作者简介：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2)。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8年度武汉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资助(归口基地：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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