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的三维构建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的三维构建□张爱军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民主的三维构建，主要包括民主价值体系、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民主价值体系具有终极规范性，形成现代人们对民主终极信仰的组成部分。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是宪法权威和尊严的基本内容。破坏了民主宪法保障体系，就是破坏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并影响法治统一、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民主权利运行机制既是民主价值体系的实现机制，民主宪法保障体系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化机制，也是使民主得以真正运转起来的机制。民主价值体系、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三者内在统一、互相支撑、互相推进、不可分割，并共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价值；民主宪法保障；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三维构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密不可分。没有民主，全过程民主就是流于形式的民主。民主是体系性的民主，而非单一性民主。民主的形成与构建是多维体系的构建。民主分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政治民主是前提和保障，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民主，即使是有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也可能随时消失。习近平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只有以政治民主为统摄，构建以政治民主为核心的民主体系工程，才会形成“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民主的三维构建是以习近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的三维构建。民主价值体系、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是政治民主的核心组成部分，民主的三维构建主要围绕这三部分核心内容展开。这三者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且不可分割。民主价值体系规范民主宪法保障体系和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推进和保障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的正常运转，三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内容、效率和质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是被民主价值自始至终规范的过程，防止全过程民主偏离人民民主的方向。全过程是民主宪法权利得以保障的过程，防止民主权利行使超越宪法和法律，进而破坏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权利保障和民主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防止民主权利流于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的三维构建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互相支撑。全过程民主推进和完善民主的三维构建，民主的三维构建为全过程民主提供质量与效率保障。
一、民主价值体系构建
任何类型的民主都是受民主权利价值体系支配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往往以自由主义民主自居，并以自由为核心形成民主权利价值体系。但因受资本与民主结构的影响，自由主义民主价值体系往往难以全过程支配资本主义民主，在投票选举之后处于“休眠期”，使民主权利价值体系难以彻底实现，属于“半吊子”式民主。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是人民民主，民主的全过程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是民主权利价值体系规范社会主义民主的全过程，是民主权利价值体系得以全部实现的全过程民主。
民主既具有价值性又具有工具性，民主的价值性规范民主的工具性。离开民主的价值性，民主的工具性就具有潜在的风险。把民主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其主要指涉民主的价值性。民主的价值性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史的容器和过滤器，在不断吸纳民主价值元素的同时，也不断过滤民主价值的残渣。民主的发展过程逐渐纳入了共和、自由、平等基本元素，从而形成了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互相涵盖的民主价值体系。
第一，民主注入了共和元素。民主最原始的意义就是“人民的权力”，即人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人民的权力既表明了民主的价值性也表明了民主的工具性。人民权力的价值性指出了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正当性和权力服务的目的，也因此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古希腊的民主是直接民主，这种直接民主缺少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组成部分，古希腊才有了通过民主的方式处死苏格拉底的案例。直接民主因此受到诟病、质疑和责难。古希腊民主的价值性让位于工具性导致古希腊民主的消亡。古希腊民主沉寂了两千多年才再次得以复兴不仅因为其工具性，而主要在于其价值性。法国大革命证明了多数人暴政的恐怖，也是因为其工具性。美国建国者们对民主进行深刻的反思，把民主与暴政等同。美国立宪者们拒绝用“民主”字眼，而选择用共和代替民主，实则依然是民主，只是共和民主加入了共和与自由。共和民主则体现了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并通过价值性规范约束其工具性。马克思深刻批评了资本主义共和民主，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p58)。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把共和作为民主的核心要素，继承、发展和超越了人类共和的政治文明成果，强调人民共和。例如中国的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突出了人民共和的特征。
第二，民主注入了自由与平等元素。通过自由切入民主是西方思想家的逻辑进路和实践理路。贡斯当通过自由的视角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是没有私人领域的自由，人们参与政治生活裹挟着私人领域；现代人的自由是从事公共领域的自由，过着公共领域的生活，给私人领域留下自由的空间。公共领域的生活与民主密切相关，但也应该注意到“多数人的同意并不足以使社会的行为合法化：有些行为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赞同的”(p57)。伯林同样从自由的视角切入谈民主的问题，他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民主保障消极自由才是真民主，民主推进积极自由会使民主走火自伤，这是因为“在不失民主特性的情况下，仍会压制自由”(p210)。哈耶克认为自由比民主重要，民主只有促进自由，才具有意义。“只有当政府将它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严格限于那些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的任务时，民主才能有效运行。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无异于民主运行的一项基础性条件。”(p143)这些思想家的逻辑进路是自由内嵌于民主的逻辑，防止民主与自由的分割与分离。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平等，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没有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既主张自由，也主张平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社会的自由平等选举。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选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没有否定自由平等选举本身的价值。“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在法国，伴随工人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被迫逐渐扩大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普选的范围。到了1850 年，由于普选的范围超出了资产阶级所规定的限度，危及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统治阶级主张取消普选权。这在实质上是要剥夺无产阶级的选举权利，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做法，并指出‘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在注入民主价值元素的同时，也加入了规模元素、程序元素和政策元素。规模元素使民主得以适应巨型国家，实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统一、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互动。价值元素和程序元素处理了民主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同时保护少数，使民主受人权约束。政策元素成为民主与否的重要标志，政策的好坏取决于政策是否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民主的规模、程序和政策都受到了民主价值体系的有效规制、规范。民主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基本价值，即“人民的权力”必须是自由而平等的权力。
第三，民主价值体系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体系。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被罗尔斯用两条正义原则予以概括，其中第二条正义原则又划分为两条原则。因此，公平正义在罗尔斯那里包括三个原则，即平等的自由原则、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处理的是政治领域的正义问题，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处理的是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正义问题，而且这三个原则不是同等重要的，而是按照词典式顺序进行优先排列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且具有第一优先性，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的满足不能损害平等的自由原则，只有在平等的自由得以满足的条件下才能考虑公平机会的平等。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具有第二优先性，差别原则的满足必须以公平机会的平等的满足为前提条件。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原则、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只存在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这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就是民主社会。罗尔斯的这种平等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的平等主义受到了如诺齐克、哈耶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批评和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的批评。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观破坏了自由，桑德尔等人则认为罗尔斯强调了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而忽视了社群属性。但无论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还是社群主义者都是围绕着罗尔斯的公平正义从不同的侧面展开的，都没有离开秩序良好社会的民主制度框架。
现代民主都是具有主权在民的价值性民主。没有价值性民主，民主不是流于形式，就是产生多数人的社会暴政和多数人的暴政。在社会暴政方面，密尔和托克维尔对此都是极为警惕和敏感的。密尔认为“多数人的暴政”会压制社会个性。在一大群与个性为敌的势力中，“个性要想保证它的根据，将有愈来愈大的困难，除非我们能做到让公众有头脑的一部分感到个性的价值，让他们看到有不同是有好处的，即使不是不同得更好，甚至在他们看来或许有些是不同得更坏”(p87)。托克维尔认为“多数人的暴政”不利于美国的民主，其实质表明，离开了民主的价值规范，将会使民主扭曲变形。“多数的无限权威及其快速坚定地表达意志的方式，在美国不仅使法律趋于不稳定，并且对法律的执行和国家的行政活动发生了同样的影响。”(p286)“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那也是多数的无限权威使然，因为这种权威将使少数忍无可忍，逼得少数诉诸武力。那时将出现无政府状态，但引起这种状态的是专制。”(p299)萨托利把民主的共识分为三个层次：终级价值、游戏规则或程序、特定的政府及政府的决策。他认为价值共识是民主的有利条件，缺乏或失去这一共识可导致民主制度的衰落或失败。程序共识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必要前提，是构成民主的起点。政策共识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特征。
民主制度必须有民主价值体系的规范和约束。亨廷顿指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那么，民主化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平等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p7)亨廷顿认为，在1828—1926年间出现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在1943—1962 年间出现了民主化短波，在1974—1990年间出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民主化浪潮的研究逐渐趋于具体化、国别化，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对于不同国家的影响而导致其特殊性逻辑进路和实践进路。
第四，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民主而加入了自由平等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高度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p285)，它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p28)。习近平不但强调了民主的价值，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贯穿了民主的价值。同时把民主与效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民主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结合在一起，防止民主流于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并通过注入意识形态导致民主的分野。民主的新概念也层出不穷，如商谈式民主、审议性民主、大众民主、激进民主、统治民主、被统治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民粹主义民主、民族主义民主。这些民主概念，或者从概念及其内容进行划分，或者从意识形态进行划分。但任何民主，都具有意识形态成分，区别在于意识形态色彩的强度大小。尽管民主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通过意识形态导致民主的分化与分野，但意识形态里的民主仍然具有普遍性。
二、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构建
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民主权利都需要宪法保障。资本主义民主的宪法保障主要强调宪法的形式性、抽象性、普遍性和程序性，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宪法保障民主权利的历史性和现实性，难以具体真实地保障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了资本主义民主宪法保障体系的局限，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但在于或者不仅限于投票权，而在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需要宪法保障民主权利体系。
民主与法治不可分。没有法治，民主将陷于无序状态，这或者导致民主的乌托邦，或者导致民主的“乌合之众”。西方民主权利的滥用导致无政府主义、族群主义、女权主义的泛滥，且与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合谋，尤其是网络时代更为明显。西方民主政治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治的败退。
习近平一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只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防止历史的恶性周期率。“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p8)没有民主的法治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法治或者是治民而不是民治。民有、民治、民享才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内容。
无论是成文宪法还是不成文宪法，都规定了民主的权利及其限度。现代意义的宪法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公共权力的宪法设置都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构建了防止滥用权力的权力制约机制、公民权利保障机制、权利制约机制。民主权利是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民主权利与其他公民权利互相印证、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宪法保障的民主权利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支撑的民主权利体系。但公民权利也会被滥用，尤其是在网络上更会被滥用，因此即便是公民权利自身也需要制约。
早在1978 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p146)1986 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习近平反复强调宪法的重要性，指出“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因此，“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p215)。为了使宪法权威和宪法尊严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特别强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维护和修改宪法的重要性，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自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宪法在国家和社会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与国家命运、国家前途息息相关，关系到国运的兴衰成败，民族的兴亡，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民根本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p9)。因此，“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p10-11)。
习近平关于民主宪法保障体系的重要讲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主权在民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党的领导原则。第一，主权在民原则。主权原则经历了博丹的国家主权、霍布斯的政治主权、洛克的议会主权和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与实践过程，最终以人民主权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接受。卢梭认为，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不可分割、不能代表、不可侵犯，人民主权是绝对的、神圣的和至高无尚的，且具有强制性和永久公正性。人民主权大多是通过议会来行使的，人民主权实际上是议会主权。主权在民原则是世界上文明国家通行的原则，中国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针对西方主权原则的不彻底性和不平等性，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p49)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第二，人权保障原则。人权保障是现代文明社会通行的原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的功能是保障人权，使人权不受任何权力、组织、社会的侵犯，因此，“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p13-14)。习近平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切实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p9)习近平强调：“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p14)只有公民权利有了宪法的保障，宪法才具有权威，没有公民权利的宪法，宪法不可能具有权威和尊严，宪法权威和尊严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美国宪法是先有保障和制约权力的宪法，后有权利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把公民权利排在公共权力之前，然后才是规范和行使公共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优越之处是把公民权利放在第二章，把国家机构放在第三章，突出了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宪法第二章从第三十三条开始到五十一条规定的都是公民权利，与公民民主权利直接相关的有宪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和五十一条。比如，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规定的其他公民权利也都与民主权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各个层面和各个维度支持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民主权利与公民其他权利构成一个权利体系，并且相互之间起着支撑的作用。
第三，权力制约原则。任何权力都具有滥用的趋向，绝对权力绝对滥用，是人类政治社会的一种常态。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人类政治社会采取了各种方法和措施防止权力滥用，其中有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以国家权力制约社会权力、以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越位。宪法是防止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滥用，进而追求“强国家—强社会”的最有效武器。防范公共权力滥用成为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进行宪法宣誓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p94-95)，并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内容，其目的都在于防止权力滥用，避免权力侵害公民权利。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这是我国宪法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p2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党，“其执政绩效才是真正判断一个政党是否为百年大党的关键要素”。宪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的核心指标，“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p9-10)。没有党的领导，宪法保障的民主权利体系、人权体系就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只有在宪法中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确立起来，执政绩效就能得到根本保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没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构建
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具有静态性，把人民民主权利的规定变成实际的操作，才能实现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统一。人民民主权利的静态性如果不能实现动态性运转，就会变成装饰品和摆设。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权利不但要写在宪法中，而且要体现在民主权利的运行中，唯其如此，才能让民主权利运转起来。要建立宪法保障权利化为具体民主权利的法律机制和民主权利的运行机制体系，使民主权利体系通过运行机制得以实现。民主权利运行体现包括民主投票的全过程、民主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回应的全过程四个主要方面，进而构建相应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权利运行机制。
第一，构建民主投票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投票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过程的起点，没有投票权就没有民主。民主权利的运行机制，首先从民主投票权开始，民主投票也是一个运行机制体系，并不止于民主投票本身，民主投票只是选举的结果。比如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的主要机制包括预选、确定总统候选人、竞选、总统“选举人”、“选举人”成立选举人团投票、选举总统和当选总统就职典礼，选举过程漫长而又极为复杂。西方往往把选举权视为“第一自由”或者“第一权利”。西方民主的过程是不断确定和扩展民主选举权的过程，选举也是由少数人选举变成多数人选举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全民选举的过程。民主选举投票的权利往往与资本、财产、地位有关，所以资本主义民主具有虚伪性、欺骗性和不完整性，又因忽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把资本主义民主视为“清谈馆”。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要以争得选举权为基础而争得民主，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西方民主投票权的弊端在于，投票之后民主就陷入了“休眠期”，直至下一个选举的到来才又被“唤醒”。习近平深刻指出了西方投票权的弊端：“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员政治参与的民主，但民主投票权利是全过程民主的起点，没有民主投票权利就没有全过程民主参与的权利。
第二，构建民主参与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民主参与权利运行机制包括投票权，但远远不仅限于投票权，更为主要的是广泛参与权，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级、各个维度、各个方面的参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民主参与是全过程的基本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民主参与的运行机制包括过程机制、程序机制、形式机制。从党政分开的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到党政合一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相涵盖，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的内在统一，民主真正实现了全过程民主。“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p217)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群众自治民主、民族区域自治民主等都体现了全过程民主的动态性与过程性。实现全过程民主的过程也是遵循民主程序的过程，没有民主程序的过程会使民主处于无序状态，甚至会导致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全过程民主是制度性参与和程序性参与，“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程序民主规定了全过程民主的规模、范围、方式和限度。民主的形式包括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群众自治是直接民主的体现。其中，“要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人民代表大会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统一，民主选举人大代表是直接民主，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力、监督权力、审议权力等是间接民主，进而形成民主的科学化、民主化、高效化。全过程民主的优势在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链条是指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相互连接、相互推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实现环环相扣的共促效应。全方位一方面是指实现民主参与价值的全方位介入和规范，形成人们的全过程民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指制度性民主与非制度性民主的全方位，这主要是指宪法制度、人大制度、政协制度、群众自治制度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简单易行的民主形式。民主的全过程自始至终行使民主权利。民主参与的全覆盖是指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第三，构建民主监督权利运行机制体系。防止权力滥用与腐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民主监督权利体系建设。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加强法治建设，一方面是约束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法治的关键是制约权力”(p367)。2013年1月22日，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指出：“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p128)“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厉行法治作为治本之策，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讲起来、守起来。”(p127-128)民主权利监督体系就是使公共权力处于阳光之下的体系，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体系。只有建立民主监督权利体系，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黑箱”运作，使公共权力完全服务于人民，实践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全过程民主是民主监督权利不断实现的民主。
第四，构建民主回应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民主回应性运行机制是民主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回应性运行机制包括民主诉求、党和政府回应、兑现承诺、权力纠错、民众态度五个基本要素。“回应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运作形态之一，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社会诉求具有充分的回应性。回应式民主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的良性互动过程也是精英与大众良性互动的过程。”
政府对民主诉求的回应，一方面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化为治理效能与治理绩效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内容。政府对民主诉求的回应不是有选择性的回应，不是避重就轻的回应，而是对重大诉求、重大问题的回应。政府对民主诉求的回应包括宏观性民主诉求的回应、中观性民主诉求的回应、微观性民主诉求的回应和个体性民主诉求的回应。对民主性诉求回应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和纠正错误，有效防止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权力滥用，损毁民主权利。这是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被广泛推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与纠错，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公共权力的自身腐败及其对人身财产与自由的损害与伤害”。兑现承诺是政府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回应性民主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是否民主，还“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西方民主一个重要弊端是竞选时承诺过多，而竞选上台之后承诺难以兑现。作为回应性民主，一方面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比如“协商民主为人民提供了一条合法、规范和有效的表达意愿与利益的渠道，有利于加强人民同党和政府的沟通”；另一方面对人民的民主诉求要全方位回应。政府兑现承诺，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主诉求，就会影响民主的政治态度。政府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p142)。政府要以人民为中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通过回应性民主权利体系运行机制建设，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p346)。回应性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终点，又是全过程民主新的起点，既提升了政府的民主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民众的民主素质、政治获得感、政治尊严感、政治价值感、政治幸福感、政治生活感。
四、结语
由政治民主统摄的民主价值体系、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的三维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一系统工程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的工程。政治民主是宏观母系统，民主价值体系、民主宪法保障体系、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构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贯穿的子系统。全过程民主建设是系统工程建设，必须从整体推进，任何单一的推进都会影响全过程民主的建设，导致全过程民主建设的片面性。全过程民主是民主价值体系转化并落实到民主宪法保障体系的过程，也是民主宪法保障体系转化为民主权利运行机制的具体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的人民民主实践证实了转化过程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民主价值体系的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就会偏离人民民主的方向；没有民主宪法保障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就会陷于无序状态；没有民主权利运行机制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就会陷于“肠梗阻”，全过程民主就会演变为新的形式主义。这既需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也需要加强全过程民主的民主素质建设。加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民主素质，以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民主素质的提升带动人民民主素质的提升，通过全民民主素质的提升不断推进国家民主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化为民主的效能，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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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2）01-003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2—），男，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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