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机会框架：理解企业创业和成长的统一视角
能力—机会框架：理解企业创业和成长的统一视角*郭年顺
[提 要] “交易范式”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激励和契约，无法为理解真实世界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提供有效理论支撑。本文重新构建了一个根植于“生产范式”，尤其是资源—能力理论和演化视角的，并能够适用于理解后发展语境下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统一理论框架——“能力—机会”框架。这个框架包含四个基本命题：第一，当讨论企业创业和成长问题时，本质上都在讨论组织能力和市场机会的问题。第二，能力和机会的来源、类型以及二者系统性的变化过程，共同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创业选择和成长动力。第三，能力和机会同时具有工业和产品特定性，只能在持续的工业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内生出来。往往已经存在或有条件创造出什么类型的能力和机会时，才可能出现相应状态的创业和成长活动。第四，后发展语境中的特定组织能力和市场机会，从未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存在而自动产生。政府部门和公共研究机构等非市场组织，充当了塑造能力和机会的状态及其变化过程的关键力量。总之，“能力—机会”框架提供了一种显著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新研究视角，同时有助于弥合创业研究和企业成长研究长期存在的鸿沟。
[关键词] “能力—机会”框架；创业；企业成长；交易范式；生产范式；后发展
一、引言
当前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企业创业和成长活动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但让人费解的是，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就已经成为经济常态，主流经济管理学界却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真正全面地关注和理解这类现象(Demsetz, 1988；蔡莉等，2019)。目前，关于企业创业和成长问题的研究，依然充满诸多模糊和缺失的内容。比如企业家为什么选择特定经济活动？为什么有些新创企业能够成长为行业巨头？为什么有些国家/地区出现更高质量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基于经典文献的分析，本文发现两个重要原因阻碍着上述研究的进展：第一，主流经济学在其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提供一套适合处理真实世界中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知识和方法论体系。这根本上源于它们所共同遵循的基础性理论范式——交易范式——所固有的束缚和局限。交易范式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各种涉及企业现象的理论，从本质上都不关心企业的生产内容和演变过程，即企业活动被抽象化和“黑箱化”。第二，在主流之外由不同学术研究群体独立开展的创业研究和企业成长研究，长期处于缺乏对话的状态。这种分离状态导致无法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去处理原本紧密相关的创业和成长问题。
所以，本文在综述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企业研究的相关成果基础上，尝试跳出主流“交易范式”(如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等)的理论窠臼，转而在“生产范式”(如资源/能力理论、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等)提供的理论启示下，重新构建一个适合于研究真实世界中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统一分析框架(见图1)。本文称之为“能力—机会”框架(Capability-Opportunity Framework，简称CO框架)。这个框架尤其被置于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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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能力—机会”框架的理论基础和建构路径
本文接下来的写作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总结出交易范式和生产范式下的两种企业研究视角，并在解释交易范式如何持续阻碍对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研究之后，转向生产范式下的企业研究视角。第三部分，在批判性继承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出隐藏在生产范式尤其是资源/能力理论和演化理论中的“能力—机会”框架。这一框架能够为理解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提供统一的概念和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将主要基于西方学术基础发展出来的“能力—机会”框架，进一步置于后发展语境中，分析后发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差异性。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讨论“能力—机会”框架的研究潜力，尤其是对中国企业研究的学术价值。
二、理解真实世界的企业现象：从交易范式转向生产范式
需要首先思考的是，应该从何种理论视角去理解企业的创业和成长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质上取决于对以下更加基础性问题的判断，即市场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Nelson, 1991)？正是学术界对上述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出两种研究范式：交易范式(exchange paradigm)和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继而，在这两种范式的影响下相应衍生出两种研究企业的视角：契约视角(contract perspective)和能力视角(capability perspective)。但是，长期占据主流的交易范式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契约视角，始终存在缺失企业(家)和把企业“黑箱化”的固有问题。相反，非主流的生产范式及其影响发展出来的能力视角，却为理解真实世界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概念和理论逻辑。因此，首先解释为什么需要从主流的“交易范式和契约视角”转向非主流的“生产范式和能力视角”，构成本文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一)主流经济学何以“缺失企业”？
让人困惑的是，企业及其演变历史和生产内容曾经长期消失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Demsetz，1988)。作为现代企业理论开山之作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更是在其出版问世将近35年后才被经济学界广泛重视(Coase，1937)。
缺失企业问题的长期存在，从根本上源于现代经济研究理论范式的一次“大分流”过程。Smith(1977)的《国富论》是那次“大分流”的主要起源。在《国富论》中，Smith(1977)提出的“劳动分工”和“看不见的手”，潜在地蕴含了从“生产和组织”及“交易和市场”出发研究市场经济活动的两种理论范式。第一种称为交易范式，发源于Smith(1977)的“看不见的手”和Marshall(2013)的“均衡价格论”；第二种称为生产范式，发源于Smith(1977)的“劳动分工论”、马克思(1975)的“生产社会化”和Marshall(2013)的“工业组织”。“交易范式”把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定义为，如何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实现稀缺资源最优配置和市场供需均衡，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价格体系”“市场交易”和“契约—激励机制”。而“生产范式”则把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定义为，包括企业和国家在内的经济主体，如何改变现有技术和市场条件以创造出更高劳动生产率和更多经济财富，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
对于关注生产和组织的学者来说，《国富论》的核心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减少稀缺和增加供给，从而使得国民变得富裕的问题。换句话说，Smith最关心的是技术知识和生产过程，而不是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Amsden, 1997)。尽管之后马克思(1975)、Marshall(2013)等经济学大师都曾经对生产活动和工业组织(工厂或企业)提出过深刻的阐述，但以组织、生产和知识为研究焦点的“生产范式”，在理论化和科学化程度上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而更多以一种“思想暗流”的形式分散存在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研究中。
真正发展成日后学术界主流的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交易范式。相比于“劳动分工”和“企业组织”，Smith(1977)之后的多数经济学家最着迷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即未经设计却会在人类日常交易过程中自动导致国民财富共同增进的市场过程(赖纳特，2010)。从18世纪末开始，经济学家都把焦点放在了研究“市场”上，包括它的核心特征、约束条件、运行机制和经济效果等。这项学术工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完成。标志就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完全竞争理论”和“均衡理论”的建立。但这200多年间，现代经济学界却把企业、生产和历史“驱逐”出研究范畴，代之以脱离实际的经济人假设和严格的量化逻辑演绎(Hodgson, 2002)。尤其是一套以交易思维来理解经济活动和主体行为的方法体系主导了经济研究思路。
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方便研究市场交易现象，对企业(家)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了抽象化处理。作为生产活动载体的企业被同样以个体经济人的形象设计出来，被动地根据外生给定条件来进行最优的生产决策，以实现均衡(Marris, 1972)。企业生产活动变成把“同质”的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添加到组织中的机械式和无差异过程。而生产所需的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则被假定是充分完备和免费可得(Demsetz, 1988)。结果，经济学家只需要关注整体市场的供需和价格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政策、制度、技术等外部因素，就可以在抽象化甚至是“黑箱化”企业生产内容和历史过程的条件下，解释甚至预测企业(家)行为和经济绩效(Stiglitz，1991)。
(二)打开企业“黑箱”的两条路径：契约视角和能力视角
基于个体生产者和贸易商时代的历史事实构建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在工业企业时代遇到严重挑战(Joffe，2011)。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巨大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家和现代工业企业(Chandler, 1962)。这类企业现象对长期忽视企业(家)的主流经济学传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反常”(Schrader, 2007)。到了20世纪70年代，现实和理论的冲突终于以“科斯之问”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推动了“找回企业”运动的兴起和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
Coase(1937)和Williamson(1975)等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开创的企业理论，把契约视为企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它们采用主流的边际分析和成本—效率比较方法，创造性地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存在、性质、边界和内部组织等问题，从而首次全面地打开企业“黑箱”。不过，Coase(1937)及其继承者并没有跳出“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交易而忽略生产”的局限，只是将交易范式专注契约、激励和制度的传统，从市场交易活动进一步扩大到企业内部交易活动中。其实，现代企业理论最终演变成了一门逻辑严密的契约理论和激励理论。但无论是企业的创业还是成长过程，都无法简单抽象为纯粹的契约和激励问题，而更多地包含了发展变化、价值创造和创新竞争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连Coase(1991)和Williamson(1999)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后都公开反思。他们开创的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经营过程所涉及的学习和创新等更核心的问题。
所以，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虽然最初致力于跳出新古典理论忽略企业的“窠臼”，并在经济学科历史上首次对企业的起源、规模和边界等问题上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但它们最后在概念和方法上其实又重新回归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本质上，它们属于交易范式的重要理论修正和扩展，但仍旧无法为真实世界的企业创业、成长和竞争现象提供太多有益知识。
不过，被学术界所忽略的是，找回企业和打开企业“黑箱”的努力实际上几乎同时在两条路径上独立开展。当交易范式影响下的现代企业理论专注于交易成本、契约安排和激励机制时，来自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史和战略管理等领域的学者，则以资源、能力和知识为核心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资源/能力理论(resource/capability theory)。这一理论路径恰恰属于从Smith(1977)的劳动分工思想中演变而来的“生产范式”，首次复兴了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生产和组织研究”传统(Pitelis, 2009)。
当从资源、能力和知识视角看待企业时，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几个重要命题被提出来：(1)战略、结构和核心能力构成企业研究的三大基本主题(Nelson, 1991)。这区别于与把“企业的性质、边界和结构”视为基本主题的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2)企业是资源/能力的集合。能力是指企业将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持续转换为市场所需的产品或服务的集体性生产过程中，累积产生的各种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集合。其中，技术能力是工业企业的组织能力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能力不能被简单地还原到个体层面，更无法像普通商品一样通过市场交易随即获得，而主要以缄默知识形式为组织成员共同掌握，最后以组织惯例为载体，通过干中学方式，实现延续、再生产和变化升级(Nelson & Winter, 1982；Teece et al., 1997)。(3)企业的成长边界或企业选择从事何种经济活动，本质上由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性质，以及战略选择和演进过程所决定(Pitelis, 2009)。显然，资源/能力理论为研究真实世界的企业现象提供了更具启发性的概念和逻辑。
(三)小结
综上所述，交易范式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各种企业研究，一旦涉及创业(起源)和成长问题时，都难以回避一个致命缺陷：忽略了企业的演变历史、生产内容和性质差异。所以，主流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上百年，却始终未能对创业和成长这两个企业研究中的核心主题给出充分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本文需要跳出交易范式而重新建构分析框架的根本原因。相比较而言，生产范式下的资源/能力理论坚持演化视角，提供了从组织能力、生产内容和历史过程出发研究企业现象的路径。这更适合对真实世界的企业创业和成长问题展开分析。所以，本文选择转向生产范式尤其是资源/能力理论和演化视角。
三、“能力—机会”框架：弥合企业创业和成长研究的鸿沟
源于生产范式的资源/能力理论为理解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提供了更合适的概念、逻辑和方法论，但这些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发展出来的学术成果依然较为分散甚至粗糙，无法直接满足本文理论建构的需要。因此，本节将首先从熊彼特(2009)、Penrose(2009)和Chandler(1962)三位开创性学者的企业研究中，识别出“能力—机会”框架的雏形。继而，引入生产范式影响下形成的其他相关研究，包括创业理论、演化经济学、企业史、企业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来进一步完善和扩展理论雏形，最终建立一个根植于生产范式的、适用于理解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统一分析框架。
(一)“能力—机会”框架：资源/能力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1. 来自企业成长研究和企业成长史的启示。
首先回到资源/能力理论的思想开创者之一熊彼特。熊彼特(2009)是在交易范式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后，第一位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经济中心问题的学者(路风，2001)。他提出市场经济活动的中心问题是，通过创新活动不断打破经济均衡的演化过程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中缺失的企业家和企业，正是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主体(熊彼特，2009)。不过，熊彼特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打破均衡的创新活动的来源和过程(Joffe, 2011)。尤其模糊的是，企业(家)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大量出现？为什么它们能够不断地创新和成长？为什么这类创新型企业(家)在有些地区出现的多，而有些则出现的少？这是熊彼特留下的“未解之谜”。
直到企业成长理论的鼻祖Penrose(2009)及其巨著《企业成长理论》的出现，熊彼特(2009)遗留的问题才开始得到专门的解释。也正是Penrose(2009)的独到观点，最直接地隐含了本文所建构的“能力—机会”框架雏形。在她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总是服从一个由外在给定的市场和技术条件决定的“最优规模”。但她不满于这种静态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外部决定论，而是转而探究企业的性质中是否存在内在的东西，既激发着企业成长同时又限制企业成长的速度和方向(Penrose, 2009)。
Penrose(2009)首次提出，企业的成长是一种“受到生产机会限制的成长”。所以，企业成长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考察不断变化的生产机会的理论，核心任务是要确定两个连续的问题：第一，什么因素在塑造企业面对的生产机会，包括机会的性质和类型，并推动机会随着企业运营过程而出现系统性变化？第二，是什么因素决定企业(家)所能够主观识别出的生产机会，以及企业(家)能在多大程度和以何种方式利用所发现的生产机会？Penrose(2009)把企业定义为一套管理架构下的生产资源(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集合，通过论证资源、服务(service)和生产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一个企业内生成长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包括以下两点：第一，企业有目的地利用组织内外资源的管理和竞争过程中，会累积产生各种生产性服务，即经验和知识。经验和知识的异质性、特定性和累积性特征，从根本上塑造了企业(家)能够发现机会的性质和种类，进而决定了它们进入何种产品市场的选择。因此，企业的成长动力和扩张方向同时源于企业内部动态变化的经验和知识。第二，有效利用资源进行生产的过程中所依赖的管理才能和管理服务，不能从市场上随意“购买”获得，而只能通过组织化训练来逐步“学习”和累积获得。因此，企业利用机会的能力大小，以及企业扩张速度的快慢，依赖于管理才能和服务在组织中的生成速度。
不过，Penrose(2009)的理论存在两方面明显的局限性。这些局限也恰恰指明了她所隐含的“能力—机会”框架进一步完善和扩展的方向。第一，她的理论集中于分析已经建立和积累一定资源的在位企业，所以几乎不涉及企业的创业和起源问题(Garnsey, 1998)。不过，Penrose(2009)也在《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的多处，暗示了(尽管十分隐晦)她的分析框架可能适用于企业的创业问题。尤其是，她并没有忽视企业家个体的博学、雄心和判断力等因素。但她认为企业家的优秀个人品质与其说是源于个体天生的差异，不如说是参与企业内部生产和管理过程的后天产物。第二，Penrose(2009)的理论还建立在另外一个前提假设上：使得任何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的外在或“客观”生产机会总是持续存在的。这使得她的讨论集中在从客观环境中识别出来的主观生产机会，而不太关注外部环境条件(Garnsey, 1998)。所以，她没有回答变化和发展的外部客观市场机会(需求)从何而来和如何变化。当然，她并没有完全忽略“外部环境”对主观机会的重要影响，甚至还为研究外部环境提供了宝贵建议。
当提到Penrose(2009)时，就必须同时涉及与她几乎同时代却互不相识的经济史学家Chandler(1962)。如果说前者的内生成长理论隐含了“能力—机会”框架的雏形，那么后者的企业成长史研究则为这一框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证据。Chandler(1962)首次从历史和演化的角度，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现代工业企业这一特定企业类型的出现和成长史。他认为，现代工业企业是企业家适应技术变革和市场扩大的外部环境，而在战略和结构上做出反应的产物。具体来说，从19世纪末开始，电报、铁路和无烟煤三项划时代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统一大市场的出现。为了利用上述市场条件提供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潜力(或机会)，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外部分销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了“三重投资”(Chandler, 1990)。正是来自生产、分销和管理上的投资过程，导致由职业经理团队和相应组织结构构成的“看得见的手”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大量取代了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Chandler, 1999)。最终，投资和组织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组织能力，构成了企业成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
相比于Penrose(2009)的抽象理论，Chandler(1962)的历史分析中更加具体地展现了“能力—机会”框架。他把西方大企业的产生和成长，主要归结为技术性质和市场规模(导致大规模生产和分销的潜力)的系统性变化。M型组织结构、两权分离和纵向一体化等现象的出现，正是企业家在战略和结构上对技术变化带来的市场机会(潜力)做出反应的结果(Chandler, 1962)。而在这种组织变化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复杂经济活动协调、大规模低成本生产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又进一步塑造了企业面对的成长或转型机会。比如1919年杜邦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在“一战”中大规模生产炸药所累积起来的研发、销售和管理等资源，尤其硝化棉技术的储备，多元化地进入到包括漆料、人造纤维、人造革等新兴市场。这与Penrose(2009)提出的利用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企业成长和扩张动力来源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不过，Chandler(1999)虽然和Penrose(2009)一样都认为企业的成长取决于内生的组织能力，但他更多地强调了外部技术和市场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解释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国家形成了数量更多和规模更大的现代工业企业时，Chandler(1999)突出了美国在大陆级市场规模和大批量生产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但和Penrose(2009)的问题一样，Chandler(1990)研究的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的大型工业企业，比如化学工业中的杜邦、汽车工业中的通用、石化工业的美孚和电气工业中的西门子等。这些先发企业天生就是创新导向的。所以，Chandler(1962)并不需要解释这种类型的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或存在，尤其是企业成长所依赖的资源和能力的初始来源问题。同时，Chandler(1999)尽管把重大技术和市场变化视为大型工业企业起源的前提，但外部市场机会和技术条件主要还是给定的。
2. 资源/能力理论的研究转向和“未尽任务”。
熊彼特(2009)、Penrose(2009)和Chandler(1990)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共同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资源/能力理论的兴起。这支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直到20世纪后半期，主流经济学还依然将主要由企业及其生产性知识所创造出来的经济能力，视作是充分完备、免费可得和自由流动的(Pelikan, 1989)。更确定地说，交易范式主导下的主流理论界假设除了知识以外的所有资源都是稀缺的(Foss, 1993)。正是这种假设持续严重地阻碍了对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的研究。
不过，资源/能力理论之后并没有继续将当年Penrose(2009)和Chandler(1999)关注的企业成长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它们的焦点集中在能力的定义、重要性、作用和内容，以及企业的性质和差异上，却反而对企业及其能力的来源和变化研究不足(Alvarez & Busenitz, 2001；Helfat & Lieberman, 2002；Pisano, 2017)。这种研究焦点上的转向，使得专门针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被边缘化。而Penrose(2009)和Chandler(1999)的企业研究中共同蕴含的“能力—机会”框架，也没有被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提炼。尤其遗憾的是，能力和机会的概念及其关系主要被用于分析企业成长现象，却没有充分被意识到它们在分析企业起源、创业和进入方面的巨大潜力。这正是有待本文尝试完成的“未尽任务”。
(二)置于“能力—机会”框架下的创业研究
交易范式下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把企业“黑箱化”的过程，一方面导致对企业生产和组织内容的研究缺失，另一方面同时导致对创业活动和企业家的忽视。和企业组织一样，企业家也被新古典经济学当作处理市场交易和均衡过程的抽象工具。但正如Baumol(1968)形容的那样：如果经济研究不关注企业家和创业，那么就像莎士比亚的《丹麦王子》剧中没有了主角哈姆雷特。
如前所述，从20世纪上半期开始，交易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生产范式下的资源/能力理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打开企业“黑箱”。虽然二者存在本质区别，但却都共同忽略了创业活动和企业家。Penrose(2009)和Chandler(1999)的经典研究主要都是关于大型工业企业如何被有效管理从而实现成长，而与企业家和创业活动无关(Lazonick, 2008)。Nelson(1995)更是明确地指出，企业是经济变迁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而不是个体企业家。但是企业在开始成长之前都必须经历最初“从无到有”的创业过程。这属于企业理论中必须同时包含的创业和进入问题。因此，只有能够同时分析企业起源(创业)和成长现象的企业理论才算是真正完整的(Foss & Klein, 2012)。
1. 以“机会”为核心的创业研究及其不足。
当企业研究尤其是企业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出现时，专门的创业和企业家研究更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广泛地兴起。但很巧合的是，虽然创业研究是在资源/能力理论之外独立发展出来的，但也是围绕着“机会”这一核心概念建立(Shane & Venkataraman，2000；Alvarez & Barney，2007)。机会被定义为：通过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新服务、新原材料或新组织方式，而获得高于生产成本的经济收益的各种可能性(Casson, 2003)。机会的发现和利用过程构成创业研究的核心。
Shane & Venkataraman(2000)两位学者开创了“机会视角”的研究框架(见图2)，定义了当前主流创业研究的三大基本研究主题：(1)创业机会的产生和来源；(2)创业机会的发现、评估和利用过程；(3)发现、评估和利用创业机会的群体。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信息都是公开和完备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识别出获利机会，而谁去利用这些机会则取决于个人特质、意愿甚至运气；心理学则认为那些追求成就感、具有较强意志力和敢冒风险的人更可能成为企业家(Shane, 2000)。而机会视角下的创业研究提出：创业活动的性质和内容，取决于利用机会的个体(人群)和创业机会之间的联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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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有创业研究的逻辑环节
具体来说，技术、政治和社会变化产生的创业机会，被认为总是客观地存在于非均衡的市场中。但发现和利用客观机会的过程却是主观的，即依赖创业者的警觉性(Kirzner, 1997)。警觉程度则取决于创业者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教育经历存在差异，所以不同的人往往掌握不同的知识和信息。这些先前知识和信息包括市场特征、用户需求和“痛点”、竞争战略和手段、销售渠道和信息、上下游供应关系、特定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方法、组织管理模式等。而知识和信息分布不对称的性质，决定了只有特定人群才会识别出外部存在的获利机会，并进一步发掘出利用特定机会所必需的其他信息和知识(Venkataraman, 1997；Alvarez et al., 2013)。
当然，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机会并不总是客观和显性地存在于市场中。企业家不仅对外部机会做出反应，还主动影响环境和创造变化。所以，很多机会是在创业行动过程中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Kor et al., 2007；Alvarez et al., 2013)。在这些机会创造过程中，事先有关机会的判断和看法，以及创造和利用机会所需的资源和手段，都是人为或社会建构的产物。所以，现实中不仅存在纯粹发现和利用套利机会的“柯兹纳式企业家”(Kiznerian entrepreneur)，还存在通过重新组合资源创造出之前不存在的新机会的“熊彼特式企业家”(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
实际上，机会的发现和创造过程往往相互交织和强化，而无法简单地分开。但主流创业研究过度陷入到了从抽象层面讨论机会是“被创造”还是“被发现”的争议中。这无助于更好地分析真实世界中的创业现象。更遗憾的是，机会视角下的创业研究在其兴起后的20多年内，一直未能充分解释以下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1)创业机会的真正来源，以及机会背后所实际代表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内容；(2)企业家利用机会的手段和过程。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同样受到了交易范式的显著影响。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已有研究主要继承了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他们认为创业机会本质上就是“套利”机会，而这种机会源于市场“非均衡”或说“不完美”状态的存在。所以，市场趋于均衡的过程就是大量企业家追逐套利机会的过程。而谁能够把特定资源配置到更优的使用状态，谁就可以在“低买高卖”的交易过程中获得超额利润(Kirzner, 1997)。但是，难道市场越不均衡、越不完美，创业机会和创业活动就越多？不均衡的市场状态又源于何处？如何衡量？显然，上述解释把差异化的创业机会高度抽象化和同质化，忽略了机会背后真实的经济活动性质和内容。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已有研究都过于强调了机会发现或创造过程中企业家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差异，却没有进一步理解将潜在机会转化为真实市场收益的组织和生产过程，尤其是该过程所需的资源和能力问题(Foss & Klein, 2012)。任何由单个或少数创业者开启的创业活动，如果能够真正参与市场竞争和创造价值，就几乎必须以现代企业组织为载体，从内外部聚合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最终形成持续提供有用产品(服务)的组织能力。而熊彼特(2009)、Kirzner(1997)等奥地利经济学的经典学者所理解的企业家形象和创业活动，几乎都没有考虑投资和组织过程问题，以及更大范围的产业链和工业环境的影响。
2.引入“能力—机会”框架：结构性创业者和企业组织载体。
尽管依然受到交易范式的影响，但机会视角下的创业研究在分析概念和思路上，与“能力—机会”框架下的企业成长研究存在相通之处。因为无论是企业创业(起源)研究还是成长研究，本质上都必须回答相似的问题：(1)市场机会从哪里来？什么因素影响机会的类型、规模和变化？(2)利用机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所需的资源和能力从哪里来？什么因素决定了利用过程的差异和绩效？本文认为，资源/能力理论中发展出来的“能力—机会”互动框架，能够被进一步扩展到创业现象中。这有助于解决当前创业研究没有充分理解的机会来源和利用过程的问题，同时也弥补资源/能力理论中缺失企业家和创业内容的不足之处。
资源/能力理论从来不把市场机会或需求视为天然给定和独立存在的，而认为是有意识地搜索、识别和创造的产物，尤其是与经济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所掌握的以知识、经验和技能等为代表的生产性能力不可分割。成功的创业活动是能力/资源和市场机会的有效匹配过程(Helfat & Lieberman, 2002)。但谁掌握特定能力/资源，并不是随机性的或凭运气。某个个体是否发现和利用特定工业领域的创业机会，主要取决于他之前是否具有在相关工业领域工作的经验积累或有机会接触到相关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只有那些直接的产品生产者和产品用户，或间接的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才可能理解所在工业领域的技术类型、需求特征、竞争规则和供应链等关键信息(Klepper & Simons, 2005)。而某个区域或国家是否存在特定工业领域的创业活动和创业群体，也主要取决于之前是否就已经建立起了相关的工业部门和企业组织。只有持续存在对应的以组织为载体的产品开发和工业生产活动，才能够全面或部分地为创业活动提供所需的技术人才、组织资源、市场需求或供应链支持。
结果，创业机会的技术和工业特定性导致创业活动一方面在工业门类分布上展现出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同时明显地具有可以用能力类型和水平来反映(衡量)的进入壁垒。
第一，企业家已有能力/资源的类型和水平高低，约束着潜在进入者的行业选择、进入方式，甚至最终绩效(Delmar & Shane, 2006；Dencker et al., 2009)。越是具有相关行业经验的企业家，越更加可能成功识别和把握潜在市场机会，并以足够的冒险精神和内外部能力/资源条件去利用机会。这里引入“结构性创业者”(structural entrepreneur)的概念。“结构性创业者”是指具有创业意愿的、但其发现和利用机会过程受到资源/能力的水平和分布结构约束的行动者。这意味着，现实中很少存在脱离具体工业内容、能力基础和历史过程，仅凭个体企业家精神对市场利润做出反应的创业活动(埃尔克斯，2010)。实际上，很多成功的新创企业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在位企业(Buenstorf, 2016)。这是因为创业所依赖的人力资源、经验技能、供应链、获利机会、销售渠道等，绝大多数都是在已有的工作过程中积累形成的，甚至企业家的远见、判断、动机和信心等也都是组织产物(Freeman, 1986)。
第二，创业活动所需的能力和资源条件构成的结构性限制，进一步造成了不同程度和内容的进入壁垒。只有掌握特定的资源和能力条件的创业者才能够迈过对应的壁垒。突破壁垒所必备的资源/能力条件部分来自创业者的已有知识和经验，还有很大部分来自外部工业资源基础。区别于已经建立的企业，创业者(无论个体还是团队)最初拥有的更多是在先前工作或教育中形成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市场判断和人脉关系，还需要通过不同程度地与设备/零部件供应商、产品分销商、科研机构、市场用户甚至政府机构进行持续互动，从而获得各种互补性资源。实际上，外部整体工业提供了创业和成长所依赖的“工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而单个企业则有意或无意地从“工业公地”中汲取了已经存在的工业知识和资源(皮萨诺和史，2014)。结果，当特定工业或区域的上下游供应链越是完整、高效并分工细致时，整体创业的门槛就会越低；而当特定创业者对现有工业基础的内容和布局了解得越广泛和清楚，他(她)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不过，如果把创业研究的重点从机会识别或创造活动，进一步推进到机会利用过程时，那么原先主要围绕个体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就会立刻转变为建立在管理组织载体、内外部资源和上下游供应链基础上的组织和生产过程(Lazonick, 2008)。所以，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成长其实是紧密联系的连续过程。新创企业几乎从出生开始就面临成长的压力。这恰恰是当前创业研究中最被忽略的地方。
创业活动当然可以采取其他形式，比如市场交易或对外授权。但往往采取了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并参与市场竞争，相应的创业才有可能持续产生利润和导致成长过程。之所以必须选择现代企业组织，是因为这种组织类型具有永续性和灵活性两个优势(Joffe, 2011)。一方面，作为公司法人的企业能够独立于其组织成员而长期存在，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保证了长期技术累积和组织资源(品牌、人脉等)继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企业在规模变化和投入选择上具有自由度。企业可以自主地裁减或增加员工、投放新产品、扩大或收缩市场、降低或提高价格等。
因此，创业者/企业家从来不是以个体身份，而是以企业组织的领导者或管理者身份，在进行创业活动。一旦创业开始以现代企业组织的形式进行时，企业的集体领导、组织能力和资源条件就会成为比企业家个人判断，更能决定创业和成长绩效的关键因素。更确切地说，创业研究本质上必然是关于企业生产和成长过程的研究。
(三)小结
由于交易范式下的主流经济学长期缺失对企业(家)现象的研究，所以企业理论不得不从其他边缘学科独立发展出来。但这又无意间导致企业理论中理应同时包含的创业和成长研究一直处于分离状态。本文的研究发现，创业和成长研究本质上都是在讨论“能力”和“机会”的来源、内容、利用及变化等问题。甚至应该说，企业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以动态变化的资源和能力，来连续不断地发现、创造和利用机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和市场收益的过程。创业只不过是企业家首次以自身获取的资源和能力，发现和利用首个市场机会的特殊阶段。而成功的创业活动必然是新企业创办和集体能力创造的过程。总之，创业研究和成长研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可以统一地被置于本文提出的“能力—机会”框架的分析范畴之内。
四、后发展语境中的“能力—机会”框架
很多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理论逻辑，经常在面对后发展问题时“碰壁”。因此，本文主要基于西方学术理论发展出来的“能力—机会”框架，也必须置于后发展语境中进行检验。后发展的最大差异在于，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市场机会，都不会因为市场制度和企业家的存在而自动出现。熊彼特(2009)、Penrose(2009)、Chandler(1999)、Kirzner(1997)等学者的经典研究建立在发达国家语境中。他(她)们主要是在研究企业(家)对已有资源条件和市场机会的利用过程，而不必考虑太多初始资源/能力和市场机会的来源问题。但是，一旦进入到亚洲和非洲等后发展国家语境中，几乎所有资源和需求(机会)条件都是缺失的。后者必须在付出巨大成本的前提下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史看，真正启动并延续这个创造过程的国家(地区)屈指可数。
(一)主流经济学界的制度和市场“教条”
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竞争、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构成的激励结构，视为企业兴起和成长的动力来源(Boettke & Coyne, 2006)。他们认为制度性质和结构塑造了企业(家)面对的相对市场收益，进而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和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效果。所以，后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当正确的制度体系被建立起来之后，天生具有冒险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会自动地去发现制度环境所定义的获利机会，同时在利润驱动下持续创造出后发展语境中原本不存在的各种资源条件。而任何非市场手段(尤其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都倾向于把激励和价格“搞错”，因而阻碍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过程。
其实，只要允许市场经济和自由交易，任何后发展国家中自然都会出现一批冒险逐利的企业家，即使是在产权保护并不良好的条件下。但这些新进入者是在食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在钢铁、机械、化工、半导体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出现，却不是市场激励和企业家精神直接决定的。所以，创业活动和企业家群体虽然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能够改变一国技术水平和持续创造财富的成功企业(家)却仅限于少数发达国家。当联合国组织向各国宣扬“释放创业活力”时(UNDP，2004)，世界上却长期存在两类迥异的创业现象：硅谷式创业和非洲式创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包括仙童、英特尔、苹果、高通等一大批半导体和信息通信初创企业陆续地在美国硅谷出现，并快速成长为垄断全球市场的高科技企业。而与此同时，在贫穷的亚非拉地区同样活跃着充满冒险精神的庞大企业家群体及其创业活动，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发达国家(Singer et al., 2015)。但几十年来，真正从这些看似“繁荣”的创业活动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企业却十分稀少。绝大多数的创业活动停留在个体贸易商贩和街边店摊的阶段，却很少真正能够进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中。所以，后发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是否最优，也不是企业家精神的强弱和企业(家)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具有在特定经济活动中创业的机会窗口和资源基础(赖纳特，2010)，以及创业活动是否可能转变为以现代企业为组织载体的工业生产活动，并最终导致更高附加值的工业活动。
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硅谷式创业现象从来没有自动发生。Penrose(2009)和Chandler(1999)笔下“依靠组织能力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工业企业，也从未自动扩散到广大后发展国家。后发企业往往面对着自身能力的匮乏和市场机会的缺失，以及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技术、资本和品牌垄断。所以，后发企业(家)仅靠自身条件往往既没有激励(动力)也没有条件，进入到资本和技术水平更高的工业领域(Breznitz, 2007；路风，2016)。成功的后发展都不是纯粹依靠市场调节和企业家创业的自发过程，背后必定存在政治意志、产业政策和意识形态等非市场力量的影响(格申克龙，2009；严鹏，2015，路风，2016)。这种非市场力量的核心作用是持续推动改变组织能力和市场机会匮乏的社会状态。
(二)后发语境中的市场机会和组织能力
决定国家间贫富差距的工业和技术能力没有因为设备、商品、人员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而广泛扩散。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经济学理论假设的利润导向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企业自由进入(free entry)状态(Klepper & Simons, 2005；斯蒂格利茨, 2009)。根据“能力—机会”框架的理论逻辑和启示，要理解后发企业的创业和成长问题，就必须同时解释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后发企业面对的市场机会(需求)的来源以及如何变化？第二，后发企业满足市场机会的资源和能力(尤其是技术)如何持续产生并升级？
1.市场机会的来源和变化。
区别经济学模型中抽象和完备市场的假定，真实世界的市场存在着规模、类型和内容上的差异。对于后发企业而言，特定工业市场不是天然存在和自发成长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后发国家的市场是长期缺失和分布不均的(罗德里克，2009)，尤其是对于后发企业制造的资本品或中间投入品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看似都遵循着相同的竞争规则，但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市场在规模经济和需求类型上存在本质差异。落后国家虽然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但低端的工业部门和虚弱的购买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对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有效需求(严鹏，2015)。因此，只有存在特定规模、类型和内容的工业部门，才会持续出现对特定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不过，即使存在一定规模的需求，开放条件下的跨国企业更容易凭借技术、品牌和资本实力占据主流市场。所以，如果放任市场和企业自我演化，要么落后或狭小的市场难以支撑对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经济活动的发展，要么因为跨国企业的先发优势导致私人企业没有激励去投资那些竞争壁垒高和风险大的工业领域。
所以，后发展过程中持续面临的障碍，是缺乏能够承担巨大协调成本和风险的市场创造者(文一，2016)，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规模不足和大批量生产无利可图的问题(Nurkse, 1952)。于是，在本土市场能够自主扩张之前，国家成为市场创造的唯一主体。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为后发企业提供保护性市场和先锋用户需求。但是，市场需求不仅来源于消费者用户或者政府部门，更重要的部分来自特定类型的工业部门及其专业化分工过程产生的、并日益扩大的中间产品需求(Young, 1928)。而后一种类型的需求在落后国家中最为缺乏。
历史上少数几个成功的后发展国家(或地区)最为“激进”。它们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在几乎没有任何基础的条件下以协调性投资的形式，同时创造出一系列相互具有供需关系的关键工业部门。这是苏联、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国家曾经不同程度实施过的“大推进”战略(Allen, 2011)。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在国家直接协调下建立多部门的生产体系。这一体系能够持续地相互提供市场需求，比如汽车工业为钢铁、轮胎和轴承提供需求，而钢铁又为采矿、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提供需求。这种被称为“平衡发展”的模式有助于克服后发国家市场狭小和投资回报率低的恶性循转困境(Murphy et al., 1989)。不过，大推进式的发展模式极大地考验国家能力和政治意志，因而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真正成功完成。总之，后发国家中市场需求(机会)——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市场——的创造是高成本和有意识的系统性过程，不会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存在而自动衍生出来，也无法单靠任何少数企业快速完成。
2.组织能力的产生和成长。
即使存在市场需求和机会，能否把握和满足需求还取决于后发企业是否能够掌握相关资源条件。正如经济史学家兰德斯(2007)所说：“拖住发展的并不是缺钱。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缺乏知识和技术。换言之，就是缺乏使用钱财的能力。”
落后国家的市场本身无法为后发企业提供制造复杂产品和有效管理现代企业所必需的知识和资源(Breznitz，2007)，而大部分落后国家不得不长期依赖外国技术和产品。因此，在创造不存在的市场需求的同时，还需要依靠政府、公共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等非市场组织，有意识地培育专业人才、技能经验和工业企业(张夏准，2009)。换句话说，有效的市场需求(机会)和组织能力往往是同时在组织中被创造出来的。只有当包括需求和资源在内的整体社会能力条件开始发生实质性改变时，私人企业(家)才有足够的激励和条件进入到复杂度较高的经济活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国家创业行动就是集中体现。“发展型国家”的本质是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在社会层面广泛地动员以工业企业为组织载体的技术学习和产品开发活动，最终培育出能够自主掌握技术能力和改变竞争格局的本土企业(Lazonick, 2008)。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政府以何种形式支持，模仿和学习外国技术几乎是后发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模仿和学习活动必须以产品开发平台和自主掌握技术为基础(路风，2018)。因为后发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化和制度化的产品开发过程，才能够充分理解产品技术、市场用户、竞争对手、供应链和竞争规则。而特定的和难以被模仿的组织能力正是在一轮又一轮产品开发和市场应用过程中，通过集体性的组织学习和探索逐步积累形成的。如果简单依赖技术引进或合资生产，企业在短期内能够获得一定经济收益，但长期必定会陷入低端陷阱和技术依赖。
当然，后发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始终会在技术、资本和品牌上受到国外先发企业的压制，但依然有机会通过利用独特的本土市场机会和发展战略来建构组织能力，并实现赶超。首先，后发国家的市场需求内容和结构，往往因为发展阶段和制度文化不同而带有明显的国别差异性。而本土企业会比国外企业更容易理解和利用这种独特的市场需求(机会)。它们在满足本土用户独特需求的互动环境和过程中，不仅仅获得了改进产品和累积技术的空间，而且还可能发展出区别于领先企业的产品概念和技术轨道，甚至演变出颠覆主导技术的能力(路风和慕玲，2003)。其次，越是落后的企业，越难以通过简单模仿和跟随领先者的常规方式来逐步实现赶超，而必须敢于采取特殊的后发战略、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格申克龙，2009)。日本和韩国的后发企业曾经普遍采取“进取性战略”，即为进入某个垄断性市场而不计亏损地进行高强度的资金投入、技术学习和产品开发，并在特定时间节点做出超越欧美先发企业的技术和投资选择(Mathews, 2005)。最后，技术轨道和市场需求始终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先发企业可能会因为过于依赖原有的用户市场和技术知识，而难以及时或不愿做出调整(Christensen & Rosenbloom, 1995)。此时，完成一定能力积累并敢于挑战的后发企业则有可能通过对新市场和新技术进行投资，而超越先发企业。
(三)小结
后发展语境下的组织能力和市场机会，不会因为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普遍存在而自动出现，并被均等地发现和利用。因为能力和机会往往同时具有工业和产品特定性，必须在持续的工业生产和企业组织过程中内生出来。所以，后发国家中只有已经存在或有条件创造出什么类型的能力和机会时，才可能出现相应状态的创业和成长活动。后发企业如果想进一步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工业中创业并成长，一方面必须通过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产品开发过程掌握技术能力，即有效利用技术知识，并产生和管理技术(产品)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同时需要持续获得产品应用和改进的宝贵市场机会。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批判性继承现代经济管理领域企业研究的相关经典成果，提出了一个基于生产范式尤其是资源能力和演化视角的、并适用于理解后发展语境中企业创业和成长问题的统一理论框架——“能力—机会”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命题是：无论是讨论企业创业还是成长问题，本质上都是在讨论组织能力和市场机会的问题；而能力和机会的来源、类型以及二者系统性的变化过程，共同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创业选择和成长动力。可以说，无论是制度安排、政府政策，还是市场环境、企业家精神等因素，都必须通过影响企业(家)获得的能力和机会条件，从而最终影响他们的创业和成长活动。相比于片面强调市场、契约和激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能力—机会”框架为理解真实世界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这个框架有助于弥合学术界有关企业的创业研究和成长研究的长期分离状态。
当然，“能力—机会”框架及其核心命题建立在“生产范式”基础上。后者在数理模型化方面尚不如“交易范式”，从而限制了它的学术潜力。所以，“能力—机会”框架提出的核心命题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进一步完善和应用。同时，任何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普遍真理都不可能指明经济事务的特性。无论“能力—机会”框架及其命题逻辑如何完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识别可靠的解释变量、研究假设、因果逻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这个较为通用的分析框架并不能为回答特定背景下具体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提供终极答案。对任何具体现象的充分解释，只可能来源于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过程。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独特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而言，“能力—机会”框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四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各个工业领域中打破国际垄断并跻身国内外前沿的制造业企业。其中不仅有1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还有大量“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这些后发企业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也重塑了世界工业竞争格局。中国企业的崛起史构成了一部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的创业史和成长史。所以，只有同时解释这种史无前例的企业创业和成长现象，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转型过程和经济奇迹。但是，当前各种基于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理论观点，无论是制度论、政策论、比较优势论还是国际贸易论，都没有给出有效的解释。而本文提出的“能力—机会”框架将为理解上述现象提供一种新视角。这也构成了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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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Nian-shun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exchange paradigm, mainstream economics emphasizes too much on incentive and contract, leading to its failure to provide effectiv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firm’s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in the real world.This paper reconstructs an unified theoretical capability-opportunity framework, which is rooted in the production paradigm, mainly based on resource/capability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can be especially applied to underst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phenomena in late development context.This framework contains four basic propositions: (1) in terms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growth, we essentially discuss the issues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market opportunity.(2)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capability and opportunity, as well as their systematic change process, directly determine the entrepreneurial choice and growth power of the firm.(3)Capability and opportunity are both industry-specific and product-specific, and can only be generated during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Only when certain types of capability and opportunity have been or can be created, can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activities in the corresponding industry appear.(4)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late development context will not b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jus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Non-market organizations, such as government and publ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act as key forces to shape capability and opportunity conditions.In conclusion, the capability-opportunity framework provides an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especially helps to bridge the long-standing ga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research.
Key words: capability-opportunity framework; entrepreneurship; firm growth; exchange paradigm; production paradigm; late development
*郭年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70，电子邮箱：gnianshun_ln@cueb.edu.cn。本文得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XRZ2021006)。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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