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
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王厚双 盛新宇 赵鲁南
[提 要] 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本文结合省市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特征，将已有国家层面对外贸易竞争力测算方法应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测评工作中，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开展测度及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分别考察进出口情况还是考察综合贸易竞争力，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均要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但其水平发展的波动性十分明显。进一步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区域内上海、重庆的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化均取决于综合价格水平贡献，而其余省市进出口某一方面的竞争力水平变化则依赖于贸易份额的贡献。分产品类别对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比较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主要产品类别均在区域内实现了较高的进出口及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中游四省市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约有一半类别的产品达到了区域内贸易水平的前列；而上游省市主要在个别产品类别上实现了较优的竞争力水平。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贸易强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结构分解
一、引言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努力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目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学界和政府长期关注的重点课题。而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省市、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因此，在探究国家层面贸易竞争力问题、积极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建设贸易强国的同时，有必要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关注国内各省市尤其是重点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明确当前重点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现状及比较态势，为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在国内各区域的具体落实提供更为直接的参考。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重要的区域集合体，在推动省市贸易竞争力提升、建设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必将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其覆盖中国11个省市，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承东启西，通江达海，区位优势明显。同时，长江经济带拥有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亿吨大港已达到14个。经济带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区域内高速公路约占全国高速公路网里程的40%，民用运输机场已有86个。(1)参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积蓄新动能》，《经济日报》，2020-10-26。经济带在海陆空铁等方面的交通物流优势明显，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在经济建设方面，总体上，根据各省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长江经济带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已超过45%，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对外贸易领域，整个经济带占据全国40%以上的进出口份额，区域内贸易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根据本文的测算，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2018年贸易竞争力排名前15位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占据7个。可以说，无论从区位优势、战略地位还是从当前经贸发展的成果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必然成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中坚力量，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贸易竞争力发展情况也必然会决定中国总体贸易竞争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厘清当前长江经济带贸易竞争力发展事实，明确各省市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优势、不足与特点，把握各省市优势产业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立足点，对于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完善区域战略布局，发挥长江经济带在中国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相关学者已在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讨。已有成果高度关注一国贸易竞争力、贸易开放度以及一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等与国际贸易地位、影响力密切相关的问题(Bierut & Kuziemska-Pawlak，2017；Squalli & Wilson，2011；Kudrle，2012)。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为一国强化对外贸易综合实力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借鉴。而针对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当下努力推进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目标的实际情况，学界同样开展了大量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相关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综合实力开展评价，并形成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理论成果。首先，从贸易转型升级视角来看，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市场份额、对外贸易结构、贸易条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性质以及价值链分工表现等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基于这一视角，不少学者通过选取相关指标进行量化测算并就中国问题开展比较分析，证实与公认的贸易强国相比，中国综合贸易实力仍很低(张亚斌等，2007；赵蓓文，2013；魏浩和马野青，2005)。其次，如果从贸易议价能力和贸易主体的市场影响力视角来看，具备较强竞争力的经济主体不仅能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更能够在市场中获取对自身有利的价格(姚枝仲，2019)。基于这一经济学含义，姚枝仲(2019)结合市场份额和相对价格指数两个方面的指标构建了针对贸易强国建设问题的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数，并被毛日昇(2019)拓展应用于中国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测算和比较研究。当然，市场获益能力同样也是一国贸易竞争实力的关键判断标准。毛海涛等(2019)基于标准化的贸易利益指标对中国对外贸易问题开展研究，发现中国贸易竞争力水平有所提升，但离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最后，相关研究还基于对已有公认贸易强国的考察，总结其对外贸易发展的典型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并基于特征性指标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开展评价。盛斌(2015)从15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强国发展历程中总结可借鉴经验，并应用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进步与不足。李西林(2016)重点梳理了美日德等世界公认贸易强国的发展历程及特征，并总结了先进经验。另外，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从多个方面对贸易强国的内涵进行解释，并以主要贸易强国(地区)为样本，基于内涵界定构建竞争力评价指标，量化测评了中国与主要贸易强国间对外贸易竞争实力的差距。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进一步探索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与此同时，国内相关学者也开始关注到省市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并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就省市或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发展模式等关键问题展开初步探究。张小蒂和李晓钟(2002)对中国外贸三强省广东、江苏、浙江的贸易模式开展比较分析，研究认为三省贸易绩效的提升对地区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各地区要重视外贸发展动力、能力及市场需求等关键因素，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实现外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认为推进贸易强国战略离不开省市区域对外贸易竞争实力的提升。中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省市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特色贸易、提升竞争力水平，就必然能够提高中国的整体贸易竞争力水平，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目标。这些代表性研究成果基于比较分析总结了国内代表性省市的贸易发展特征与优势，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推动提升省市贸易竞争力的关键意义和必然性。这为后期省市及区域对外贸易竞争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
本文正是基于已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将国家层面对外贸易竞争力测评方法应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评价中，并对中国重要的区域集合体长江经济带贸易竞争力问题开展专项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对比已有研究方法，并在充分考虑省市参与国际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将已有国家层面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应用于省市或区域贸易竞争力的测评工作中，并开展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外贸易竞争力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第二，本文不仅关注省市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横向比较，更基于产品类别视角，总结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过程中的差别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差异化贸易强省、贸易强市建设战略布局以及各省市在贸易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立足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发展问题，总结长江经济带贸易发展水平和典型特征。这对优化国内区域布局，推动区域间融通联动，实现地区贸易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内涵界定
本文的研究旨在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对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开展评价和分析，明确各省市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优势、不足与特点，为发挥长江经济带在贸易强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提供基本参考。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界对贸易强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界定。代表性的研究认为贸易强国应该体现在贸易主体、贸易内容、贸易市场升级等方面，如实现贸易主体由外资企业向国有、民营企业的转变，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等(张亚斌等，2007)。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贸易强国建设应该体现为经贸综合实力的提升，如占据价值链主导地位、实现本国货币的全球流通、提供全球公共服务品等(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当然如果从贸易条件和贸易利得视角来看，贸易强国也可以界定为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影响力，能够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更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争取到有利的贸易价格(姚枝仲，2019)。这为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评价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参考。但与此同时，省市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又和国家整体活动存在明显区别。一方面，省市并非独立的主权国家，无法直接参与国际事务，也无法直接提供全球公共品等，国际影响力、话语权、国际货币竞争力等方面的考评并不适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评价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的各省市虽然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连续年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制工作尚未展开，对各省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表现及动态变化开展精准测评依旧缺乏现实条件。
基于已有贸易强国的内涵界定以及省市自身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回归国际贸易基本概念，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从经济视角对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内涵进行界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衡量各省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因此，参照姚枝仲(2019)所提出的贸易强国概念，本文将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界定为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有活跃表现，拥有一定市场份额，并能在跨境交易中争取有利的价格。
(二)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衡量
1.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衡量指标。基于前述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基本内涵，参照姚枝仲(2019)的方法，本文将国家层面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应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的考评工作。根据理论界定，某一省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贸易份额及相对价格水平，因此从单一产品出发，某一省市在出口活动中的贸易水平可以表示为：
width=120,height=38,dpi=110
(1)
式中，i，w和k分别表示省市、世界以及产品；PPET表示某一省市出口竞争力水平；e表示产品出口额；pe则代表出口价格。某一省市在单一产品出口活动中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大，出口价格相对世界市场价格水平越高，则PPET计算结果越大，出口贸易竞争力也越高。进一步地，以贸易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为权重，对单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进行加权，从而计算某一省市总体的出口竞争力水平：
width=176,height=38,dpi=110
(2)
基于式(2)做进一步分解计算：
width=176,height=158,dpi=110
(3)
式中，width=52,height=32,dpi=110代表省市出口贸易份额；width=114,height=38,dpi=110代表综合的相对出口价格水平。由式(3)可知，某一省市的整体出口竞争力同样取决于出口份额及综合的相对出口价格水平。进一步考虑进口方面的表现，与出口贸易不同的是，若进口方能获得相对低的价格，则其在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将更大。为保证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测算结果方向的一致性，笔者对相对价格指数取倒数，以世界价格和省市进口价格之比衡量某一省市的相对进口价格水平，某一省市在单一产品进口活动中的竞争力可表示为：
width=123,height=38,dpi=110
(4)
式中，PPIT表示进口竞争力；m表示产品进口额；pm则代表进口价格。若某一省市在单一产品进口活动中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大，世界市场价格水平较该省市进口价格水平越高，则PPIT计算结果越大，进口贸易竞争力也越强。进一步地，以贸易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为权重计算省市总体的进口贸易竞争力：
width=184,height=38,dpi=110
(5)
同样对式(5)进行分解计算：
width=184,height=158,dpi=110
(6)
式中，width=58,height=32,dpi=110代表省市进口贸易份额；width=117,height=38,dpi=110代表综合的相对进口价格水平。由式(6)可知，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同样取决于某一省市进口份额及综合的相对进口价格水平。基于进出口两个方面的贸易竞争力评价工作，本文继续以世界市场贸易产品的总体进出口占比为权重，对某一省市整体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进行计算评价：
width=284,height=32,dpi=110
(7)
式中，PPT表示某一省市的整体对外贸易竞争力。PPT计算结果越大，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越高。由此，通过统计省市进出口贸易数据及世界贸易数据，本文可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测算并评价某一省市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
2.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影响因素分解。由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测算指标可知，某一省市的进出口贸易竞争力往往取决于贸易份额及综合的相对贸易价格水平。而借助结构分解方法，可以进一步计算贸易份额及相对贸易价格水平对贸易竞争力的贡献率，从而明确某一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或驱动力。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进一步参照Chen & Wu(2008)的方法，对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贡献率进行分解。
根据式width=148,height=17,dpi=110考虑时间因素后，存在：
width=111,height=14,dpi=110
(8)
width=152,height=14,dpi=110
(9)
基于式(8)和式(9)又可知：
ΔPPET=PPETit-PPETit-1
width=137,height=17,dpi=110
(10)
进一步地，ΔPPET可通过两种方式分解计算：
ΔPPET=width=239,height=17,dpi=110
width=258,height=17,dpi=110
(11)
ΔPPET=width=242,height=17,dpi=110
width=258,height=17,dpi=110
(12)
综合式(11)和式(12)可知：
width=586,height=149,dpi=110
(13)
同理，基于式(6)进口贸易竞争力的测算方法，同样可以分解出：
width=222,height=120,dpi=110
(14)
根据上述工作，基于式(13)和式(14)，在计算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同时，本文进一步衡量各省市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动的主要驱动力。笔者认为，某一省市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变化，更多地取决于贸易份额还是相对贸易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
3.分产品类别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测算。本文参照省市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的衡量方法，根据出口产品的分类可具体测算某一省市在具体某一类别产品对外贸易中的发展水平。根据前文设计，以k表示贸易产品，以K表示出口的具体产品类别，k∈K，则根据式(3)和式(6)，某一省市在具体产品类别中的进出口贸易竞争力可表示为：
width=252,height=38,dpi=110
(15)
width=261,height=38,dpi=110
(16)
参照式(7)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评价方法，在具体产品类别下的贸易活动中，某一省市的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可表示为：
PPTiK=width=70,height=32,dpi=110PPETiK
width=140,height=32,dpi=110
(17)
当然，本文从分类别视角对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并非刻意强调需要优先提升某些类别产品的贸易水平，也不是以各省市对外贸易的产品类别结构来评价贸易竞争力的高低。事实上一国如果根据其比较优势，能够在某一领域的贸易活动中取得领先地位，同样可以建设本国特色的贸易强国。如澳大利亚在已有研究中被认定为是偏农产品贸易型的贸易强国(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而具体到省市对外贸易活动，如果某一省市能够在多数或部分产品类别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定份额并争取到有利的贸易价格，则可以有目标地建设综合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或根据已有发展特点，推进某一领域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提升，从而实现区域间协调联动，推动区域乃至全国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
(三)数据说明与样本选择
本文对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测算一共使用了两套数据。其中省级层面贸易数据的统计计算工作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公布的海关4位代码产品进出口数据(单位：美元)展开。世界贸易数据的统计计算工作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公布的HS2002编码下4位代码产品进出口数据(单位：美元)展开。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公布了从2002年起的中国各省市贸易数据。截至目前，完整的进出口数据更新至2018年。因此，本文样本年限设定为2002—2018年。为了能够观察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变化情况并分解贸易份额及综合价格水平对其的影响，根据研究设计需要，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Ⅰ：2002—2007年，Ⅱ：2008—2013年，Ⅲ：2014—2018年三个变动区间，并应用于结构分解的计算过程中。
实际计算过程中，商品进出口额来源于数据库的直接统计，商品进出口价格由贸易额除以贸易数量计算获得。同时，在计算商品进出价格过程中，笔者对样本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贸易数量的计量单位统一根据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公布的单位进行确定。(2)对于国研网数据库与UN Comtrade数据库单位量级不统一的情况，如存在计量单位使用“千克”与“吨”的差别时，按比例换算为UN Comtrade数据库单位量级。(3)对于国研网数据库中无计量单位的产品，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净重(千克)统一进行度量计算。(4)对于国研网数据库中某些以千克为单位计量的产品，UN Comtrade数据库对应产品数据既有以千克计量又有以其他单位计量的，同时以千克为单位计量部分占比极低，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产品数据统一以净重(千克)进行度量计算。(5)对于只出现于某一数据库中的产品，而在另一数据库中未汇报的(或为0值的)，对该产品进行剔除。(6)对于计算得出的贸易价格数据中的异常值，如某些产品价格长期维持在1美元左右，而某些年份突然出现百万美元的单价，对该产品异常数据进行剔除。此外，本文的计算并未考虑市场份额和价格波动的问题，原因在于：(1)本文统计所得数据为HS编码下4位代码产品贸易数据，仅涉及千余种产品，产品分类尚未细化至单一产品层面。相较于6位HS代码分类或者中国实际出口中所采用的8位代码分类，产品单位价格和市场份额的波动性相对较小。(2)从本文实际计算过程来看，大多数类别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并未出现剧烈波动，而大多数省市总体或分类别进出口的份额也未出现剧烈变化的情况。(3)针对部分产品出现异常变化的情况，本文参照前述方法对部分样本进行剔除。最后，在测算得出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后，考虑测算结果数值偏小的问题，正文以实际结果乘以100的形式进行汇报分析。
参照国研网数据库公布的海关产品分类，根据研究设计需要，本文在计算过程中进一步将产品分成19个大类，分别为：(R1)活动物及动物产品；(R2)植物产品 ；(R3)动植物油、脂、蜡及相关制品；(R4)食品、饮料、酒、醋及烟草制品；(R5)矿产品 ；(R6)化学及相关工业产品 ；(R7)塑料、橡胶及其制品；(R8)动物皮毛、肠线制品及鞍具、挽具、箱包类产品；(R9)木材、秸秆、柳条等相关制品；(R10)木浆、回收纸、纸、纸板及其制品；(R11)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R12)鞋、帽、伞、杖、鞭等产品和其零件以及羽毛、人造花、人造发等制品；(R13)石料、石膏、云母等类似材料制品以及陶瓷、玻璃产品；(R14)珍珠、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以及仿首饰和硬币；(R15)贱金属及其制品；(R16)机器、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录放音机、电视等设备及其零件；(R17)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R18)光学、计量、医用仪器及设备和钟表、乐器及其零件；(R19)其他产品。其中(R19)类产品主要为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收藏品及特殊交易品。在实际计算时，笔者将(R19)类产品纳入计算过程，但不进行汇报和做具体分析。
三、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及特征比较
(一)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比较及分析
基于研究设计，本文首先对中国各省市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通过国内比较，长江经济带各省市2018年出口贸易取得明显成绩。其中，江苏、上海、浙江、湖北、四川出口竞争力分别在全国排第2名、第3名、第4名、第9名和第10名，重庆、安徽、湖南分别排第11名、第12名和第13名，而江西、云南、贵州分别在全国排第16名、第20名和第26名。(2)全国完整排名数据不汇报至本文正文，下同。在31个省市自治区内，长江经济带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市共计3个，前10名的省市共计5个，全国排名前15名的省市共计8个。在中国省市出口贸易竞争力排名前列的队伍中，长江经济带基本占据了一半名额。可以说，作为中国重大战略发展区域和重要区域集合体，长江经济带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省市出口贸易高水平发展的典型代表。
参照杨玲(2019)对长江经济带相关问题的分析思路，本文同样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下游(浙江、上海、江苏)、中游(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和上游(重庆、贵州、四川、云南)三个地区进行分析。从全国对比情况来看，在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下游地区的水平最高，所包含的三个省市2018年出口竞争力全国排名均位列前5，而中游和上游地区的水平相对低一些，并且存在区域内省市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长江经济带具体出口竞争力水平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3)表1中汇报的结果若出现0.000 0，是因为保留四位小数所致。囿于篇幅，实际分析过程的汇报结果仅呈现部分年份数据，下同。对比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出口竞争力长期保持在1以上，并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在样本期内，三省市出口竞争力水平增长势头明显。浙江从2002年0.618 9的水平上升至2018年的1.416 2。上海则从样本初期的0.819 0提升至2018年的1.958 8。江苏的出口竞争力测算结果相对更高，从2002年1.704 4上升至2018年的2.410 5，并且，从2009年起，江苏出口竞争力水平均保持在2以上。而另一方面，三省市出口竞争力的增长又伴随着明显的波动。整个增长过程中，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均出现了上升和下降频繁交织的发展趋势。2002—2004年间，浙江和上海的提升趋势明显，江苏的竞争力有所回落。而2004—2006年间，江苏竞争力水平出现上升的同时，浙江和上海的水平又有所下调。2006—2008年间上海的出口竞争力再次下降。此后，三省市出口竞争力历经4年左右的波动提升，并于2012年开始回调，在2014—2018年间以小幅波动的形式逐步发展。很明显，在整个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出口竞争力水平较高，并且总体上依旧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但竞争力的增长趋势并不稳定。
表1 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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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游省市相比，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上游省市出口竞争力水平较低。除江西和四川2012年出口竞争力达到0.511 1和0.549 8外，在样本期内，中上游省市的出口竞争力水平基本处在0.5以下。但相对来说，中游和上游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变化趋势更为平稳。2008年之前，各省市竞争力水平在0.2以下发展，并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2008—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中游省市及上游的重庆和四川主要年份的出口竞争力在0.2以上波动增长，但相对下游省市的波动趋势仍较为平缓，而贵州和云南两省的出口竞争力则依旧维持在0.2以下。可以明确的是，在出口贸易竞争力增长方面，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上游省市的发展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其出口贸易与下游省市相比仍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出口竞争力尚处于低水平平稳增长的过程中。
进一步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出口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从本文研究设计可知，出口竞争力取决于贸易份额及综合价格水平。基于结构分解方法，贸易份额及价格对出口竞争力变动的贡献率如图1所示。从出口竞争力的分解信息来看，贸易份额及综合价格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省市出口竞争力变化的驱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别。第一，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上海出口竞争力变化由综合价格水平驱动的特征较为明显，而江浙两省则与上海明显不同。在样本期内，上海的出口竞争力提升基本实现了由依赖贸易份额贡献向依赖综合价格水平贡献的转变。而浙江和江苏则仍较多地依靠贸易份额贡献推动出口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其中江苏的这一特征表现最为明显。显然，在下游地区除上海外，江浙两省贸易发展水平依旧以规模扩张为主。第二，长江经济带中游四省市贸易份额及价格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相似性。2002—2007年以及2008—2013年两个变动区间内，中游四省市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贸易份额的贡献。而2013—2018年间，中游四省市综合价格水平的贡献率逐步成为出口竞争力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看出的是，中游地区正逐步改变贸易发展方式。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正由依赖贸易规模向依赖综合价格水平提升、改善贸易条件的方向转变。第三，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省市贸易份额及价格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在样本期内，重庆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正逐步从依赖贸易份额向依赖价格水平贡献转变。四川的情况则与重庆相反。在样本后期，四川贸易份额变动的影响成为其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2008—2013年变动区间内，综合价格水平贡献曾对贵州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形成主要影响。而云南出口贸易综合价格水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2002—2007年以及2014—2018年两个区间内，并且价格水平的影响与贸易份额的影响较为对称。但从整个样本期来看，贵州和云南的出口竞争力水平变动仍主要取决于贸易份额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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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分类别贡献率
(二)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比较及分析
相对于出口贸易，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方面的表现稍显逊色。但从全国来看，各省市仍取得了较优成绩。根据本文测算，从2018年全国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对比来看，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的排名分别为第2名、第4名、第6名和第10名，安徽、重庆、湖南、江西、湖北的排名分别为第13名、第15名、第16名、第17名和第19名，而云南、贵州则排第22名和第26名。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全国排名前10名的省市共计4个，前15名的省市共计6个。在全国进口贸易发展过程中，长江经济带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是中国进口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长江经济带具体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如表2所示。对比出口贸易发展趋势，长江经济带下游进口竞争力水平的波动程度有所减弱，而增长趋势则更为明显。2002—2018年间，浙江从0.429 4的水平上升至1.195 9，上海则由1.961 2提升至4.682 7的水平，江苏进口贸易竞争力增长势头同样明显，从1.580 7上升至3.253 3的水平。而比较来看，下游三省市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变化依旧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4年，下游三省市进口贸易竞争力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上海和江苏的下降幅度十分明显，从2002年1.5以上的水平直接降低至0.5以下。此后在2004—2013年间，上海和江苏的进口贸易竞争力开始波动上升，而浙江的水平变化则出现相对平稳的态势。2014—2018年，上海的进口贸易竞争力显著提升，而江苏和浙江的水平则在2018年出现一定的回落。也就是说，在进口贸易领域，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依旧存在竞争优势。其竞争力同样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相较出口贸易，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进口贸易的波动性已有明显减缓。
表2 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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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上游地区的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同样呈平稳发展的趋势，但相对水平也较低。2002—2010年间，中游和上游各省市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基本在0.1以下。虽然部分省市的竞争力水平出现了上升或波动变化的趋势，但整体来看，这种变化并不明显。2011—2018年间，中游和上游省市的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开始提升，中游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水平逐步超过0.1，并波动增长。至2018年，中游四省市分别达到了0.322 0，0.210 4，0.247 4和0.133 8的水平。上游地区中，重庆的增长趋势最为明显，从2012年起进口竞争力快速提升，并于2018年达到0.257 9。四川和云南的进口贸易竞争力也于2018年超越0.1，分别达到了0.506 4和0.114 8。相对来说，贵州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至2018年，贵州的水平仍处于0.1以下。显然，与出口贸易情况相似，中上游地区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尚处于低水平平稳增长的阶段。
本文进一步考虑贸易份额及综合价格水平对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动的贡献率，结构分解结果如图2所示。从结果来看，在进口贸易方面，贸易份额及综合价格水平对上下游地区进口贸易竞争力变化的驱动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下游地区的三省市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变动正逐步从贸易份额驱动转向贸易价格驱动。上海和江苏存在部分年份贸易份额发挥主要驱动作用的情况，尤其是江苏，其贸易份额曾在2002—2007年变动区间内发挥极为明显的正向影响。但从总体上来看，近年来，三省市综合价格水平的影响正不断提升并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游地区的四省市发展特征差别则较为明显。江西和湖南的进口贸易竞争力变动主要取决于综合价格的影响。而相对来说，安徽及湖北进口贸易竞争力的变动则更多依靠贸易份额的贡献。上游地区进口贸易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分解特征则与下游情况较为类似。在样本期内，综合价格水平的影响正显著提升并更加发挥关键作用。从结构分解结果来看，上游重庆、贵州、四川三省市综合价格水平的影响已开始凸显。其中四川进口贸易发展过程中综合价格水平的影响呈现逐步上升态势，并在近年来已成为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而重庆和贵州的分解结果则存在波动性。在2002—2007年变动区间内，这两省市进口竞争力水平的变动主要依赖于综合价格水平的贡献。而在2008—2013年变动区间内，贸易份额的影响成为重庆和贵州竞争力水平变动的主要驱动力。不过2014—2018年的变动过程中，重庆和贵州综合价格水平的影响又再次提升，并成为主要驱动力。相比较而言，云南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变动仍主要依赖于贸易份额的贡献。不过动态来看，云南贸易份额的影响较样本初期也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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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分类别贡献率
(三)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比较及分析
基于出口和进口贸易竞争力的测算工作，本文最终对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并开展比较分析。从比较结果来看，2018年，长江经济带中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在全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排名中分别排第2名、第3名、第6名和第10名，湖北、安徽、重庆、湖南、江西、云南分别排第11名、第12名、第13名、第16名、第17名和第20名，贵州则在全国比较中排第26名。从综合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比较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全国排名前5名的共有2个，前十名的共4个，前15名的省市共计7个。在综合层面，长江经济带主要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已排全国中游或前列。可以说，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长江经济带主要省市已取得了明显成绩。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必然对全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及贸易强国建设工作有重要影响。
长江经济带具体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测算结果汇报至表3。从结果来看，下游地区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要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自2004年以来，下游三省市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已稳定在1以上。而相对来说，中游和上游省市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则一直处于1以下。具体来看，在样本期内，上游三省市竞争力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浙江从2002年0.522 1的水平上升至2018年的1.303 8，并且波动趋势相对平缓，在样本期内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基本在1～2区间内调整。上海从样本初期的1.402 4的水平上升至2018年的3.349 0。江苏则从2002年的1.641 2逐步提升至2018年的2.840 7的水平。但较浙江来说，上海和江苏对外贸易竞争力变化的波动性程度更大。上海在2002—2010年间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基本在2以下，而2012年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上海竞争力水平一度超越3，此后又开始回调，并从2016年起再次显著提升。江苏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也同样呈现波动趋势，但2018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显然，从综合情况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的特征仍旧以高水平波动增长为主。这一特征在前述出口及进口贸易竞争力发展过程中同样表现明显。
表3 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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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游省市的情况相比，在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上游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波动趋势相对平稳。2008年之前，中上游地区除安徽在2006年达到0.113 5的水平外，主要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在0.1以下平稳发展。2008年之后，中游和上游省市贸易竞争力水平有所提升，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增长。中游四省市从2008年0.1左右的水平逐步提升至2018年0.2以上的水平，其中湖北对外贸易竞争力已达到0.300 7。上游地区的重庆和四川对外贸易竞争力波动提升的趋势较为明显。2018年重庆和四川竞争力分别达到了0.280 9和0.410 1。而云南和贵州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程度则不高。2008—2018年间，云南对外贸易竞争力基本在0.1左右，贵州的竞争力则依旧在0.1以下。显然，与下游省市相比，中上游地区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增长趋势虽较为平缓，但水平也较低。
四、分产品类别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及特征比较
(一)分产品类别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比较及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不同产品类别上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差别，本文进一步计算各省市分产品类别贸易竞争力，并以样本期平均竞争力水平测算结果开展分析。分产品类别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从结果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拥有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领先的产品类别最多。浙江除了R2和R3类产品不具备明显优势外，其余产品类别的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均在区域内位列前5名。以R1，R7，R8，R11，R12和R15类产品为例，浙江在这几大领域内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分别达到了0.005 9，0.055 9，0.038 1，0.843 7，0.182 0和0.106 7，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排名第1名，而其他产品类别的出口竞争力水平在区域内也名列前茅。江苏在R1，R2，R4，R8和R14类产品出口中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而在其他产品类别上，江苏的优势则较为突出。江苏主要产品的水平也均在区域内前5名，处于领先位置。代表性的有R6，R10，R17和R18类产品等。这些类别的产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分别达到了0.127 0，0.015 3，0.370 0和0.048 0，属区域内最高水平，较区域内其他省市有显著优势。相比江浙两省，上海实现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领先的产品类别稍少一些。在R1，R2，R3，R4，R6，R12，R13和R14类产品出口中，上海的竞争力水平并不高。不过，在其他类别上，上海的优势同样明显。上海在R5，R9和R16类产品的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最为突出，样本期内平均水平达到了0.002 7，0.159 5和1.873 5，在区域内属最优水平。可以看出，在分产品类别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下游地区实现贸易竞争力水平领先的产品类别较多，整体优势较为明显。
表4 分产品类别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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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个类别的产品出口中，中游各省市约有一半的产品类别实现了出口竞争力水平的区域内领先(位列区域内前5名)。但大多数类别中，与下游相比，中游省市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仅江西在R13类产品上实现了0.049 5的贸易竞争力水平，在区域内同类产品出口中达到最优。比较而言，长江经济带上游省市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领先的产品类别最少。重庆出口竞争力水平在区域内领先的主要是R8，R13和R14类产品。贵州则主要涉及R3，R4，R5和R7类产品。四川出口优势产品类别则包含R1，R2，R3，R12和R16五类。云南涉及的产品类别最多，包括R1，R2，R4，R5，R6和R14六类。不过，在某些产品类别上，上游省市同样实现了区域内最高出口竞争力水平。如在R14类产品出口中，重庆在样本期内的平均贸易竞争力水平达到0.106 4，在区域内排名第1名。在R4类产品上，贵州以0.014 6的平均出口竞争力水平位居区域首位。在R3类产品出口中，四川的平均出口竞争力水平达到0.000 1，在区域内保持最高水准。在R2类产品上，云南实现了0.145 8的水平，在区域内表现最优。
(二)分产品类别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比较及分析
以样本期内平均水平衡量的分产品类别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测算结果如表5所示。对比来看，在18个类别的产品进口活动中，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较高的产品类别同样最多。浙江除R13和R17类以外，其余产品类别的进口竞争力水平均在区域内位列前5名。部分产品类别，如R5，R7，R8和R10，浙江在样本期内的平均竞争力水平已分别达到了0.268 1，0.094 6，0.012 0和0.026 9，在区域内同类产品进口中位于首位。上海18个类别的产品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均在区域内领先。上海在R1，R4，R12，R13，R14，R15，R16和R17类产品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分别达到了0.005 5，0.005 6，0.001 5，0.001 9，0.028 2，0.126 2，2.383 5和0.015 0，已处于区域内第1名的位置。江苏的情况与上海类似，所有类别的产品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排名均在区域内前5名的位置。尤其是R2，R3，R6，R9，R11和R18类产品，江苏进口贸易竞争力分别达到了0.047 2，0.044 8，0.192 5，0.020 5，0.031 2和1.546 3的水平，同样实现了同类产品中区域内最高水准。显然，与出口情况类似，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实现进口贸易竞争力领先水平的产品类别最多，几乎涵盖了进口贸易中18个产品类别的全部。
表5 分产品类别长江经济带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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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上游地区各省市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较高的产品类别相对较少，尚未有相关类别产品达到区域内贸易竞争力领先水平。同时，省市间存在进口贸易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情况。从中游的省市情况来看，对比中游其他三省，安徽实现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区域内领先的产品类别较多。安徽在R1，R2，R3，R5，R7，R10，R13和R18共八类产品进口贸易竞争力进入区域内前5名。但对比下游地区，安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安徽虽然有较多类别的产品进口竞争力水平处于前列位置，但尚未有相关类别的产品进口竞争力水平达到区域内第1名。另一方面，无论是比较产品类别数量还是竞争力水平绝对值，相较下游的表现，安徽的进口贸易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中游地区其余三省市实现进口竞争力水平领先的产品类别较少。江西主要是R10，R11，R12和R15四类产品的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位列区域内前5名。湖南则是R1，R4，R8，R13和R14五类产品达到了区内较高水平。而湖北则有R9，R11，R15，R17和R18五类产品的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进入区域内前5的位置。上游地区，重庆在R7，R16和R17三类产品的进口贸易活动中竞争力水平进入区域内前5名。而相对来说，四川和云南进口贸易情况表现较优的产品类别稍多。其中四川主要在R6，R8，R12，R13，R16和R17六类产品中获得一定的领先优势。云南主要在R2，R3，R4，R5，R6，R9和R14七类产品进口中实现较为明显的进口竞争力水平。贵州各类产品的进口贸易竞争力均不高，相对区域内其他省市，其各类别产品的竞争力水平大多处于末位。
(三)分产品类别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比较及分析
综合出口与进口两个方面的分产品类别贸易竞争力水平测算工作，本文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类别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同样以样本期平均水平为例，各省市测算结果如表6所示。从结果来看，在综合层面，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较中上游地区也具备较为明显的优势。在18个产品类别中，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较高的类别涉及最多。浙江除R4类产品以外，其余产品类别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均位列区域内前5。浙江在R1，R5，R7，R8，R10，R11，R12和R15类产品综合贸易竞争力水平分别达到了0.003 5，0.142 3，0.075 5，0.025 1，0.019 9，0.448 1，0.090 2和0.110 0，在区域同类产品贸易中位列第1名。上海和江苏分产品类别对外贸易情况与浙江相比稍显逊色，但整体表现在区域内仍十分领先。样本期内，上海仅R2，R12和R13三类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其余产品类别均实现了区域内前5的水平。上海的R9和R16两类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分别达到了0.078 9和2.132 7的水平，在区域内属于最优。江苏样本期内在R1和R4类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竞争力区内排名较靠后，但其余类别的产品竞争力均达到区域内前列水平。尤其是R3，R6，R17和R18类产品的对外贸易，在样本期内，江苏平均竞争力水平分别达到0.023 0，0.160 6，0.190 5和0.793 4的水平，在区域同类产品贸易中居首位。
表6 分产品类别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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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较高的产业类别略多于上游，但与下游省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安徽虽然有10类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位列区域内前5名，但这些产品类别的贸易竞争力排名主要在第4名(如R7，R9，R10和R18)或第5名(如R1，R2，R3，R11和R17)的位置。安徽仅R5类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达到了0.042 6的水平，在区域内位列第3名。江西在R4，R6，R11，R12，R13和R15类别的产品上实现了区域内较高的竞争力水平。江西在R13类产品的竞争力在样本期内达到0.025 8，位列区域内第1名，但其余类别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区内排名均较为靠后。湖南R1，R8，R10，R12，R13，R14和R15类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虽然也位列区域前列，但尚未有相关类别产品达到区域内对外贸易竞争力最高水平。湖北R2，R4，R8，R17和R18类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达到区域前列，但与安徽和湖南情况类似，其尚未有相关类别的产品达到区内最高竞争力水平。相比较而言，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的发展情况更差一些。但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分别在个别类别产品的贸易中实现了区域内对外贸易领先水平。具体来看，在样本期内，重庆R7，R13，R14和R16四个类别的产品竞争力进入区域内前5名。其中R14类产品的平均对外贸易竞争力达到0.058 2，位列区域内第1名。贵州则仅R4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达到0.007 3，位列区域内同类别第1名，其余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排名都较靠后。云南的R2，R3，R4，R5，R6和R9类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进入区域内前5名。贵州在R2类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达到0.078 1的水平，位列区域内第1名。四川尚未有相关类别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排在区域内首位，仅R1，R12和R16类产品竞争力进入区域内前5名。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厘清当前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发展态势，把握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与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对于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发挥长江经济带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结合省市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特征，将已有国家层面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应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评价工作，并基于公开贸易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开展测度及比较分析。
在总体层面，本文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分别考察进出口情况还是考察综合对外贸易发展情况，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均要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但其水平增长的波动性也十分明显。而中游和上游地区的竞争力水平变化趋势则相对平稳。进一步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在下游区域内，上海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波动主要依赖于综合价格水平的贡献。而江浙两省的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化以贸易份额驱动为主，进口则依赖于综合价格水平驱动。中游地区四省市出口贸易竞争力变化逐步由依赖贸易份额向依赖综合价格水平贡献的方向转变。但在进口贸易发展方面，安徽及湖北仍旧更多依靠贸易份额的影响。上游地区除重庆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化均取决于综合价格水平贡献外，其余三省市的出口竞争力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份额的影响。而进口方面云南主要依赖贸易份额贡献，贵州和四川则以综合价格水平驱动为主。
分产品类别对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比较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主要产品类别均在区域内实现了较高的进出口及综合贸易竞争力水平，并且较多类别的产品达到区域内最高水准。中游四省市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约有一半类别的产品达到了区域内进出口及综合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前列位置。这些产品类别主要集中于动植物产品、化学品、塑料制品、皮毛制品、木制品、纸制品、纺织品、石料制品、贱金属制品、车辆设备制造品等领域。不过，相对下游省市来说，中游优势产品的水平略显逊色。上游除个别省市在某一方面接近中游水平外，各省市主要在个别产品如动植物产品、食品、矿产品、电气设备等类别上实现了较优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长江经济带在发展对外贸易、提升贸易竞争力水平、助力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在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提升、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布局调整、贸易发展驱动力优化、地区间融通联动发展等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进地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本区域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过程中的贡献和影响力。
第一，要立足实际，短期内根据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发展差异，有针对性地强化贸易竞争力水平，建设有区域特色的差别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下游地区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升贸易发展质量，推动整体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建设综合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中游地区需要在部分具备优势的产品贸易领域，巩固好现有成绩。如安徽的植物产品、塑料制品、木制品、光学仪器设备产品贸易，江西的纺织品、鞋帽制品、石料制品、贱金属制品贸易，湖南的动物产品、石料制品、宝石贵金属制品贸易，湖北的车辆运输设备产品贸易等方面。中游地区还需要做好竞争力的维持和进一步提升工作，建设多样化产业集群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上游地区则可以借助现有部分类型产品的贸易优势，继续提升特色产品贸易的竞争力水平，建设特色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如重庆的宝石贵金属制品贸易、贵州的食品贸易、四川的动植物制品贸易以及云南的植物产品贸易，均在样本期内实现对外贸易竞争力或进出口某一方面竞争力区内第一的水平。这些类别的产品贸易将成为上游地区特色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建设的重点。由此，通过推进上述区域间协调分工与差异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长江经济带必然能够建设由东向西的特色型贸易强省、贸易强市带。
第二，要强化动力，继续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提升动能，逐步实现区域内对外贸易发展由规模扩张驱动向综合价格水平、贸易条件驱动转变。根据前述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变动因素的分解结果，区域内各省市尤其是江苏、浙江、四川、贵州和云南要重视优化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以及竞争力提升的动能，安徽、湖北和云南则要重视优化进口贸易强省、强市的建设工作。
第三，要着眼长远，继续加强区域间融通联动，实现长江经济带区域内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保障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相互协作，建设长江流域贸易强省、强市带。一方面，要加强下游地区在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方面的引领作用。在稳步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提下，上海、江苏、浙江要主动对接中上游省市，帮助中上游省市扩大优势贸易产业范围。中上游省市要借助交流机会，提升本区域优势产品类别的竞争力，同时依托产业承接等方式，拉动部分竞争力相对薄弱的产品类别继续开展对外贸易，在长期内实现综合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发挥中上游省市在部分类别产品贸易方面的专有优势。如借助江西的石料制品贸易、重庆的宝石贵金属制品贸易、贵州的食品贸易、四川的动植物制品出口贸易以及云南的植物产品贸易等发展经验，来进一步弥补下游省市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不足，提升各省市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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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NG Hou-shuang SHENG Xin-yu ZHAO Lu-nan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measurement method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foreign trade to the measurement of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e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ort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import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total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of downstream reg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higher than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but the fluctuation of downstream region’s competitiveness is also obvious. Further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s of Shanghai’s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Chongqing’s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n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price level, while other provinces’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 or import trade changes with trade shar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categorie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all categories of products of downstream reg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eps relatively high competitiveness in export and import or general trade, while half categories of products of middle reaches keeps relatively high level, and only a few types of products of upper reaches reach the high level.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rade power;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王厚双、盛新宇(通讯作者)、赵鲁南，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10036，电子信箱：xinyusheng@hotmail.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GJ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36)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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