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
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徐经长 冯 瑾 乔 菲 朱 冰
[提 要] 本文基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探讨了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提高了会计稳健性，减少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是多个大股东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主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数量、持股比例均提高了会计稳健性；在治理环境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通过分析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为优化公司治理和改善公司信息环境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会计稳健性；条件稳健性；多个大股东；控股股东；私利行为
一、引言
稳健性作为一项会计核算原则，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生成、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管理层决策至关重要。Basu(1997)提出稳健性的本质是会计盈余对“好消息”和“坏消息”反应的不对称性，如果会计盈余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反应更及时，则说明具有会计稳健性。当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时，利益相关者能够很快捕捉到违反契约的信息，通过更改或终止契约及时地减少损失，因此稳健性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Lafond & Watts，2008)，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于忠泊等，2013)。
现有文献针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的动因主要来自契约、管制和法律的影响。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本文则主要从会计稳健性的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了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一方面，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供给角度，多个大股东通过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有利于减少其隐藏坏消息的动机，进而提高会计稳健性；另一方面，基于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角度，大股东往往具有足够的权利和能力获得私有信息，对财务信息等公开信息的需求不足，从而降低了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同时多个大股东作为一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能与会计稳健性存在替代性的关系。因此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有正负两种效应，研究多个大股东究竟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有如下贡献：第一，本文丰富了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第二，本文丰富了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三，本文为股权结构与会计政策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包括主检验、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检验、多个大股东的相对力量及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第六部分是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会计稳健性。会计稳健性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政策，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Basu(1997)提出稳健性的本质是将“好消息”确认为收入的标准比将“坏消息”确认为损失的标准更高，即会计盈余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反应得更及时。同时，Basu(1997)提出使用资本市场报酬率衡量“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会计盈余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反应更及时，说明具有会计稳健性，Basu(1997)的定义清晰地界定了及时性的具体条件。
Ball & Shivakumar(2005)将Basu(1997)量化的稳健性定义为条件稳健性，提出将稳健性分为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条件稳健性是以原则为导向的，管理层具有选择和操纵的空间，比如存货期末计量的市价与成本孰低法、资产的减值准备、坏账计提，反映了不确定经济事项对本期盈余的影响；无条件稳健性是以规则为导向的，它是在经济事项发生之前就确认的，管理者基本没有调控的空间，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收入的延期确认，它并不能反映经济事项对本期经营成果的影响。Ball & Shivakumar(2005)认为非条件稳健性并不能提高契约的效率，条件稳健性能够提高契约的效率，因为它能够及时提供企业违反契约的信号，利益相关者能够在经济损失扩大之前及时修改或终止契约，因此多数实证研究围绕条件稳健性展开。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稳健性的本质其实是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确认的非对称性，对“好消息”确认的标准更高，以防止高估资产和收入，从而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2.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主要从控股股东的控制效应方面展开。不同于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股权相对集中的结构中，控股股东持有较高的股权，可以解决小股东“搭便车”的问题，增加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减少第二类代理问题(Morck et al.，1988)。但由于控股股东具有较高的控制权和信息优势，也有动机和能力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可能会对会计信息产生一定的影响。曹宇等(2005)认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具有控制权时，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会不够稳健。他们提出当大股东具有一定控制权后，具有较强的动机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而会计信息可能会成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比如通过不及时披露内部“坏消息”来增加中小股东对公司增值的预期，使得上市公司有资金可以侵占。同时，控股股东通过直接占用资金、关联交易攫取中小股东利益后，为了掩盖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的降低、逃避监督，控股股东也会延迟披露或者不披露不利信息。Xia & Zhu(2009)发现在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中，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条的增多，导致剩余控制权大于剩余索取权，控股股东就会具有较强的动机通过操纵会计政策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降低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杨克智和谢志华(2010)则从大股东的“利益侵占假说”和对稳健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说”两个角度论证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根据“利益侵占假说”，他们认为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越大，利益转移行为的收益就会越大，而会计信息往往成为控股股东掩盖侵害事实的工具，比如高估净资产、提前确认收入，从而降低会计稳健性。另一方面，根据“有效需求不足假说”，他们认为由于控股股东获取私人信息比公开信息的成本更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越大，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就会越低。Cullinan et al.(2012)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也支持了控股股东为了掩盖隧道挖掘行为降低了会计稳健性这一假说。但Cullinan et al.(2012)并没有发现其他大股东通过对控股股东的监督和制衡改善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总体来看，控股股东的控制效应会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
3.多个大股东。目前相关文献均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Claessens et al.(2002)以6个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至少有30%以上的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Faccio & Lang(2002)统计了欧洲13个国家的股权分布状况，发现至少有39%左右的公司具有两个及以上的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Maury & Pajuste(2005)发现在芬兰大约有31.6%的公司存在两个持股比例超过10%以上的大股东，有16.3%左右的公司存在3个及以上大股东；Basu et al.(2016)发现即使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分散的背景下，也有80%左右的公司存在至少两个及以上持股比例超过5%的大股东。在本文样本中，我国至少有22%以上的上市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
针对多个大股东普遍存在的现象，学者们对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机制及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表明其他大股东主要通过组成控制权联盟(Bennedsen &Wolfenzon，2000)、利用退出威胁(Admati & Pfleiderer，2009；Edmans & Manso，2011)和相互监督(Pagano & Röell，1998)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此外，大量文献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多个大股东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陈晓和王琨，2005)、提高公司价值(Attig et al.，2009)、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姜付秀等，2018)、提高投资效率(Jiang et al.，2018)、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Boateng & Huang，2017)等，为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效应提供了证据。总体来看，其他大股东对公司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上述文献对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及多个大股东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鲜有学者关注其他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由于其他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供给与需求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以下根据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监督效应假说和对稳健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说，分别分析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1.会计稳健性的供给分析。根据“壕沟防御效应”，在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弱的地区，控股股东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有动机为自己谋取私利(Claessens et al.，2002)。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控股股东具有动机和能力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李增泉等，2004)。同时我国目前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还不够健全，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及成本也相对较小，这进一步增加了控股股东转移公司财产的动机(La Porta et al.，1998)。相关文献发现控股股东盘剥中小股东利益的方式主要包括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内部资源(余明桂和夏新平，2004)、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姜国华和岳衡，2005)、把上市公司的发展机会留给自己或者自己控制的其他公司(Johnson et al.，2000)等，控股股东的这些利益转移行为往往会降低公司盈利能力，给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而稳健性原则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经济损失，这就增加了控股股东盘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控股股东为了掩盖自己的私利行为，就会授意管理层采取比较激进的会计政策，比如掩盖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减值损失、在确定期末存货计价时高估其市场价值或者不及时确认坏账损失，从而使得会计信息不能及时地反映企业的亏损情况，导致会计稳健性下降(曹宇等，2005；Xia & Zhu，2009；杨克智和谢志华，2010；Cullinan et al.，2012)。
而多个大股东作为一项有效的治理机制，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对会计政策的操纵行为。首先，相对于中小股东，非控股大股东持有较多的股份，具有动机和能力争夺控制权，加剧公司内部控制权斗争，在与控股股东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阻碍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减少控股股东做出的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决策(Volpin，2002；Gutiérrez & Pombo，2009)。其次，大股东也可以通过“退出威胁”的方式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因为大股东作为知情交易者抛售股票可能会向资本市场传递负面信息，导致股价下跌(Edmans & Manso，2011；姜付秀等，2015)。此外，其他大股东还可以通过指派董事代表等方式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Shleifer & Vishny，1986)，对控股股东进行直接监督。在其他大股东的监督下，不仅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会受到抑制，其操纵会计政策及财务信息的边际成本也会相应增加(Attig et al.，2008；Boubaker & Sami，2011)，因此管理层会相应减少使用激进的会计政策，提供比较稳健的会计信息。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供给角度，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提升会计稳健性。
2.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分析。Watts(2003a；2003b)提出会计稳健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契约的需要。Watts(2003a；2003b)认为美国资本市场对会计稳健性具有强烈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比较分散。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比较突出，而股东主要利用公开的财务信息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因此会要求经理层采取比较稳健的会计政策。Ball et al.(2003)发现市场需求对会计稳健性具有实质性影响。他们以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四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展开研究，他们发现即使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深受英美会计准则的影响(英美会计准则被普遍视为“高质量”，并强调及时确认经济损失)，这四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会计信息并没有体现出其准则所要求的稳健性。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制度环境造成市场缺乏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比如由于东亚地区家族企业和关系网络的盛行，“内部人”沟通比从公开市场获得信息更加高效，即私人网络替代了公开市场。Ball & Shivakumar(2005)发现虽然英国监管制度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一视同仁，但是因为非上市公司通常股权结构更为集中，股东换手率更低，股东在管理中的作用更为积极，这就减少了在监控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对财务报表的依赖。因此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英国非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表现出较低的稳健性。对于我国而言，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提出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大股东也未形成对会计稳健性强烈的需求，主要是因为关系网络和大股东直接控制替代了稳健的会计信息。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不具有对会计稳健性的强烈需求。不同于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具有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中，其他大股东有能力和动机参与到公司的运营决策中，比如派出高管或董事参与公司治理(姜付秀等，2018)，直接对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行为进行跟踪和监督，更容易掌握有关公司运营和财务状况等私有信息。由此看来，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其他大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通过大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而不是利用公开的信息来解决。因此，其他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不具有强烈的需求。
会计稳健性的存在不仅源于契约的需求，也可能源于公司治理的需求。LaFond & Watts(2008)提出了会计稳健性的“管理控制假说”(management control explanation)，该假说将会计稳健性看作一项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公司治理机制。当公司治理环境比较薄弱时，利益相关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会更加强烈，因此其他公司治理机制与会计稳健性也可能存在替代关系。陈胜蓝和魏明海(2006)发现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地区更愿意提供较稳健的会计信息，以补偿弱投资者保护的负面效应；梁上坤等(2018)研究表明高声誉和高独立性的独立董事与会计稳健性呈替代关系，缓解了债权人和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降低了会计稳健性。而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作为一项公司治理机制，缓解了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充当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机制，减少了中小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同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也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出公司治理良好、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信号，减少了其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
综上，由于其他大股东通过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及利用私人信息监督控股股东及管理层，对会计稳健性不具有强烈的需求。同时作为一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也减少了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总体上降低了会计稳健性的需求。
基于对多个大股东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立假说：
H1a 相对单一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具有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H1b 相对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具有单一大股东的股权结构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由于2007年之后实施新的会计准则，为了避免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选取2007—2018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其中一致行动人的数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的年报确定。根据已有文献和本文的研究，笔者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样本中属于金融行业的公司；(2)剔除上市不足两年的公司；(3)剔除样本中大股东持股比例未超过10%的公司，根据本文对大股东的定义，这些公司并不存在大股东；(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即资不抵债的样本；(5)剔除ST和PT样本；(6)对连续变量进行99%和1%水平的缩尾处理，从而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最终得到16 219个企业年度观测值。
(二)变量描述
1.多个大股东。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是多个大股东。Laeven & Levine(2008)和Attig et al.(2009)的研究指出，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东便有能力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在我国，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董事会中派出至少一名董事，甚至可能在公司中派出高管(朱冰等，2018；王运通和姜付秀，2017)，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而且我国经济法规定，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10%以上的股东可申请召集股东大会。因此，结合已有文献和国情，本文把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定义为大股东。
通过阅读上市公司年报获得一致行动人的信息，将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合并为一个股东的持股数量。如果公司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即存在多个大股东，Multi为1；如果公司只有一个持股比例10%以上的股东，则为单一大股东，Multi为0。
2.会计稳健性。本文借鉴Khan & Watts(2009)的做法，在Basu(1997)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计算出每家公司的C_SCORE衡量稳健性。Basu(1997)模型如下：
width=70,height=35,dpi=110β0+β1×Di,t+β2×Reti,t
+β3×Di,t×Reti,t+εi,t
(1)
式中，EPSi,t为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盈余；Pi,t-1为期初的股价；Reti,t为股票年度复合报酬率；Di,t为哑变量，当Reti,t<0时，Di,t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β2表示会计盈余对“好消息”反应的及时性；(β2+β3)表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的及时性；β3表示了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相比对于“好消息”反应的及时性增量，因此β3代表了会计稳健性。β3为正，则说明存在会计稳健性，β3越大，说明会计信息越稳健。Khan & Watts(2009)提出会计稳健性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市值和财务杠杆，可以通过三个主要变量的线性组合计算得出，如式(2)和式(3)所示。其中MTBi,t是市净率，以权益的市场价值与权益的账面价值之比表示；MKVi,t是公司市值，以公司市值的自然对数表示；LEVi,t是资产负债率。Khan & Watts(2009)分别使用G_SCORE代表会计盈余对“好消息”反应的及时性，使用C_SCORE代表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的及时性，将式(2)和式(3)代入式(1)得到式(4)，对式(4)进行分年度OLS回归，将得到的系数θi和μi再代入到式(2)和式(3)中，计算得到C_SCORE和G_SCORE。
G_SCOREi,t=β2=θ0+θ1MKVi,t
+θ2MTBi,t+θ3LEVi,t
(2)
C_SCOREi,t=β3=μ0+μ1MKVi,t
+μ2MTBi,t+μ3LEVi,t
(3)
width=70,height=35,dpi=110β0+β1×Di,t+Reti,t×(θ0
+θ1MKVi,t+θ2MTBi,t
+θ3LEVi,t)+Di,t×Reti,t×(μ0
+μ1MKVi,t+μ2MTBi,t
+μ3LEVi,t)+(δ1MKVi,t
+δ2MTBi,t+δ3LEVi,t
+δ4MKVi,t×Di,t
+δ5MTBi,t×Di,t
+δ6LEVi,t×Di,t)+εi,t
(4)
Kim & Zhang(2016)提出使用五年移动窗口对式(4)进行回归计算C_SCORE，并且发现这种方法比逐年回归计算的会计稳健性指标更加可靠，因此本文采用五年移动窗口对式(4)进行回归计算C_SCORE，C_SCORE值越高，说明会计信息越稳健。
(三)模型的构建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C_SCOREi,t=α0+α1Multii,t+α2Top1i,t
+α3Sizei,t+α4Levi,t
+α5Growthi,t+α6Roei,t
+α7Soei,t+α8Lossi,t
+α9Indpi,t+α10Bsizei,t
+α11Msharei,t+εi,t
(5)
式中，C_SCORE是按照Khan & Watts(2009)提出的模型计算的，为了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本文按照Kim & Zhang(2016)的做法采用五年移动窗口计算；Multi是多个大股东指标，如果公司存在两个及以上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则为1，否则为0；Top1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如果存在一致行动人，则加总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Size是公司规模，按照总资产的对数取值；Lev是财务杠杆，用期末负债总额与期末总资产的比例衡量；Growth是营业收入增长率，使用本年收入增长额占上年期末营业收入比例衡量；Roe是净资产收益率，为净利润与期末净资产之比；Soe代表上市公司是否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Soe则为1，否则为0；Loss代表上市公司是否亏损，上市公司当年亏损，Loss则为1，否则为0；Indp是独立董事比例，为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Bsize是董事会规模，使用董事会人数的对数衡量；Mshare是高管持股比例；ε为残差。同时本文还控制了时间和行业效应，并且对本文所有回归模型的标准误进行了公司层面的Cluster聚类调整。
本文主要关注系数α1，如果α1为正，则支持假说H1a，如果α1为负，则支持假说H1b。本文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释义
width=375,height=528,dpi=110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C_SCORE的均值是0.083 3，中位数是0.079 4，呈现出左偏分布，与孙光国和赵健宇(2014)的分析比较接近，Multi的均值是0.225 9，标准差是0.418 2，与姜付秀等(2018)的研究比较接近，说明多个大股东的样本占全部样本的22.59%。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值为40.26%，标准差是0.158 3。其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占总样本的53.56%。大股东数量的分布情况显示，其中单一大股东股权结构样本占总样本的77.41%(共12 555个观测值)，两个大股东股权结构样本占比为19.91%(共3 230个观测值)，三个及以上大股东股权结构样本占总样本比例为2.68%(共434个观测值)。在单一大股东股权结构下，C_SCORE的均值为0.080 5，在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下，C_SCORE的均值为0.092 8，两者差异为-0.012 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说H1a。(1)限于篇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格进行了省略，需要了解详情的可向笔者索取。
(二)多元回归结果
根据式(5)对全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表2第(1)列报告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的检验结果，表2第(2)列报告了控制了年度和公司效应的检验结果。只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后，Multi的系数为0.015 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控制了公司层面的效应后，Multi的系数仍旧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多个大股东作为一项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了对大股东的监督作用，抑制了其私利行为，提高了会计稳健性。在控制了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C_SCORE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在统计上没有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的负相关关系。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与梁上坤等(2018)、黎文飞和巫岑(2019)的结果一致，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各项机制越完善，特别是公司治理环境越好，会计信息越稳健。在控制了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后，Lev的系数仍旧显著为正，与梁上坤等(2018)的结果一致，说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债务人为了降低风险，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需求越大。
表2 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基本检验
width=375,height=721,dpi=110
注：对回归模型的标准误进行了公司层面的Cluster聚类调整。括号中为t值，*** 为1%水平上显著，** 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上述结果支持假说H1a，即相比于单一大股东的公司，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会计信息更稳健。
(三)内生性检验
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一方面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影响了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的问题，即会计稳健性较高的公司可能吸引了其他大股东的加入。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主要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双重差分回归分析(DID)以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三种方法。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选择使用PSM方法解决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使用式(5)的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匹配，根据最近邻匹配法按照1∶1的比例进行样本匹配，最终得到7 326个样本，对匹配后的样本按照式(5)进行回归，如表4第(1)列所示，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的情况下，具有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稳健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2.双重差分回归分析法(DID)。为了进一步排除遗漏变量的影响，借鉴朱冰等(2018)的研究，对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来估计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前后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模型如下：
C_SCOREi,t=β0+β1Afteri,t×Treati,t
+β2Treati,t+ρControli,t
+εi,t
(6)
式中，Treat为公司股权结构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则Treat等于1，如果没有发生变化，则为0(即对于由单一大股东变更为多个大股东的样本，Treat取值为1，一直为单个大股东的样本，Treat取值为0；对于由多个大股东变更为单一大股东的样本，Treat取值为1，一直为多个大股东的样本，Treat取值为0)；After表示股权结构变化前后的哑变量，股权结构变化之前取值为0，变化之后取值为1，式(6)的控制变量与式(5)的控制变量一致。由于有很多公司的股权结构在样本期发生了多次变更，本文只选择了股权结构仅变更一次的样本，同时剔除了变更前后观测值不足2年的样本。本文主要关注After×Treat的系数β1，β1表示了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净效应。在“一变多”的情况下，假设多个大股东的加入会使得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因此本文预计β1为正；在“多变一”的情况下，本文假设失去了多个大股东的监督作用，会计信息不如原来稳健，因此本文预计β1为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结果如表3第(2)列和第(3)列所示。
表3 PSM检验与DID检验
width=375,height=774,dpi=110
表3的第(2)列列示了股权结构由单个大股东变更为多个大股东的情况，After×Treat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本文的假设一致，说明多个大股东的加入，对控股股东起到了监督作用，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表3的第(3)列列示了股权结构由多个大股东变更为单一大股东的情况，After×Trea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当公司由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单一大股东后，会计信息稳健性显著降低。本文采用DID方法再一次证明了存在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高会计稳健性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3.Heckman两阶段模型。为了排除大股东的增加是因为会计信息稳健的企业吸引了其他大股东的加入，本文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借鉴Jiang et al.(2018)的研究，用企业所在行业上一年度的多个大股东结构的企业比例(IV_Multi)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企业的股权结构通常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股权结构相关，但是行业的股权结构并不会影响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4。
表4第(1)列为Heckman第一阶段的Probit回归，工具变量IV_Mult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二阶段加入了lambda系数，在控制了样本自选择的情况下，Mult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后，具有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稳健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表4 Heckman检验
width=375,height=750,dpi=110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改变大股东的衡量标准。借鉴朱冰等(2018)的研究，将大股东界定为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Multi5)；借鉴Laeven & Levine(2008)的研究，将大股东界定为持股比例超过20%的股东(Multi20)。如表5所示，结果未发生改变。(2)采用会计稳健性指标的其他计量模型。使用Basu(1997)模型衡量会计稳健性，在基本模型式(1)中加入了多个大股东和控制变量，如式(7)所示。
表5 稳健性检验：改变大股东的衡量标准
width=744,height=381,dpi=110
width=70,height=38,dpi=110β0+β1Di,t+β2Reti,t+β3Di,t
×Reti,t+Multii,t×(γ1+γ2Di,t
+γ3Reti,t+γ4Di,t×Reti,t)
+controln,i,t(θi,n+θ2,nDn,i,t
+θ3,nRetn,i,t+θ4,nDn,i,t
×Retn,i,t)
(7)
式中，EPSi,t为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盈余；Pi,t-1为期初的股价；Reti,t为股票年度复合报酬率；Di,t为哑变量，当Reti,t<0时，Di,t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β3代表了会计稳健性，β3为正，则说明存在会计稳健性，β3越大，说明会计信息越稳健。这里主要关注γ4，如果多个大股东提高了会计稳健性，那么γ4则为正。借鉴陈艳艳等(2013)的研究，首先对基本模型式(1)进行回归，如表6第1列所示，交互项D×Ret系数为0.050 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如表6第(2)列所示，在基本模型式(1)中加入多个大股东变量，交互项Multi×D×Ret系数为0.016，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交互项Multi×D×Ret系数仍旧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促进作用。
表6 稳健性检验：Basu(1997)模型
width=745,height=959,dpi=110
五、进一步研究
为了使本文的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将从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股东之间的相对力量、治理环境对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做进一步检验。
(一)多个大股东影响会计稳健性的路径研究
使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衡量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由于控股股东进行的关联交易不一定是出于掏空的动机，也可能是为了对上市公司进行支持或者降低集团内部交易成本(Jian & Wong，2010)，因此使用关联交易总额可能存在一定的噪音，需要剔除这些规范公允的关联交易。借鉴马云飙等(2018)、姜付秀等(2015)的研究，根据CSMAR数据库的分类，本文剔除了“17=合作项目”“18=许可协议”“19=研究与开发成果”“20=关键管理人员报酬”以及“21=其他事项”等可能并非以获取私利为目的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此外，由于关联交易也具有行业特征，某些行业的关联交易也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马云飙等，2018)，本文同时使用经行业中位数调整的关联交易(Tunnel2)，作为衡量控股股东私利动机的第二个代理变量。最终使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与期末总资产之比Tunnel1和Tunnel2来衡量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
如果多个大股东主要通过减少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从而提高会计稳健性，那么当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较多时，多个大股东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会更强。在式(5)中分别加入Tunnel1以及Tunnel1和Multi的交乘项、Tunnel2以及Tunnel2和Multi的交乘项，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多个大股东影响会计稳健性的路径研究
width=375,height=821,dpi=110
根据表7第(1)列和第(2)列，Tunnel1和Tunnel2均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确实降低了会计稳健性；多个大股东与关联交易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当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越多时，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发挥的作用越显著。
(二)股东之间的相对力量与会计稳健性
前文验证了多个大股东作为一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对控股股东的有效监督，减少控股股东谋求控制权私利行为，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那么按照此逻辑，其他大股东的力量越强，其对抗控股股东的动机和能力就会越大。Attig et al.(2009)和Boubaker & Sami(2011)证明了当多个大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越激烈时，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效果就会越显著，盈余信息的质量也会越高。
本文主要采用三个变量来衡量多个大股东的相对力量。首先，借鉴Attig et al.(2009)和Jiang et al.(2018)的研究，使用第t年公司除第一大股东之外、持股比例超过10%的股东个数衡量非控股股东之外的大股东个数(Large_num)，非控股股东之外的大股东个数越多，股东内部对控制权的竞争越激烈，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就越强，公司的会计信息将会越稳健。其次，借鉴姜付秀等(2018)和Attig et al.(2008)的研究，以第t年持有股份超过10%以上的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比值，作为其他大股东的持股力量。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动力和力量对抗第一大股东，对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将会越显著(Attig et al.，2008；Boubaker & Sami，2011；Jiang et al.，2018),那么公司的会计信息就会越稳健。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抗衡作用尤为重要(Boubaker & Sami，2011)，研究表明第二大股东的制衡作用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价值(Attig et al.，2008)，提高盈余信息的质量(Boubaker & Sami，2011)，同时由于存在两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样本比例较高，因此借鉴Boubaker & Sami(2011)和Attig et al.(2008)的研究，采用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Vote12)衡量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对抗作用。Vote21越高，第二大股东的制衡作用越强，会计信息也越稳健。
在式(5)中分别用其他大股东的数量(Large_num)、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Othershares)和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Vote21)替代多个大股东(Multi)变量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并使用了公司层面的聚类效应，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实证结果详见表8。如表8第(1)列～第(3)列所示，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的相对力量越强，对控股股东的约束作用越强，也进一步验证多个大股东通过对第一大股东的权力制衡这一途径发挥了监督作用，进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
表8 其他大股东的相对力量与会计稳健性
width=375,height=856,dpi=110
(三)治理环境、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
前述分析证明，多个大股东通过对控股股东的有效监督，减少了其对会计信息的操纵，管理层得以提供比较稳健的会计信息。那么，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呢？以往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环境较好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也较少，其他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当其他公司治理机制比较薄弱时，控股股东更容易实施利益侵占的行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多个大股东发挥有效监督作用的主观能动性更强。Attig et al.(2008)和Boateng & Huang(2017)发现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表现在法律环境和其他公司治理比较薄弱的市场环境中。Jiang et al.(2018)研究发现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效应就会越显著。基于以上分析，对于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预期多个大股东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空间更大，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有利于约束和限制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吕长江和肖成民，2008；高雷和张杰，2009)。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越差，控股股东受到的监督越少，利益侵占的动机越强，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效果会更加显著。借鉴柳木华和雷霄(2020)、杨兴全等(2015)的研究，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次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年度董事会会议、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年度监事会会议次数共九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共涉及股东治理、董事会及监事会治理和管理层治理三个维度，取第一大主成分得分作为公司治理变量，将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代理变量(Gov)。公司治理指标的载荷系数如表9所示，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测基本相符。Gov越大，公司治理水平越高。
表9 公司综合治理指数
width=745,height=296,dpi=110
此外，高质量的审计和分析师跟踪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有利于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缓解公司代理问题(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Fang & Yu，2008)。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研究发现当控股股东掏空行为比较严重时，审计风险也比较高，审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增加，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对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郑国坚等(2013)认为外部审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通过加强与大股东的沟通、提高审计费用甚至退出审计项目等方式延缓或抑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总体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对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分析师作为市场的信息中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客观性和专业性，通过对公司信息的挖掘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已有文献证明了分析师的这种公司治理作用，Irani & Oesch(2013)及李春涛等(2014)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程度，李星等(2020)认为当上市公司被更多分析师跟踪时，控股股东更不容易隐藏其掏空行为，从而私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基于以上分析，当外部审计师及分析师对公司监管比较薄弱时，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效应更加显著。因此本文使用审计质量和分析师跟踪强度衡量外部治理环境，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首先，本文采用公司是否受国内前十大事务所审计来衡量审计质量(王运通和姜付秀，2017)，如果公司当年的审计事务所位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百家会计事务所排行榜”的前10名，Big10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次，采用追踪上市公司的年分析师报告数(Pevzner et al.，2015；吴武清和万嘉澄，2018)来衡量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具体衡量方法是年分析师报告数加1取对数。Analyst越大表示被分析师的关注度越高，外部治理水平越好。
为了检验在不同程度的治理环境下，多个大股东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是否不同，本文在式(5)中分别加入Gov以及Gov和Multi的交乘项MultiGov，Big10以及Big10和Multi的交乘项MultiBig10,Analyst以及Analyst和Multi的交乘项MultiAna进行回归。预期多个大股东在公司治理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对大股东的监督作用更加显著，因此预期交乘项MultiGov,MultiBig10，MultiAna系数均为负，回归结果见表10。结果表明，在公司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起到了较强的提升作用，弥补了弱治理环境的不足。
表10 治理环境、多个大股东与会计稳健性
width=744,height=475,dpi=110
六、总结与展望
根据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假说与有效需求不足假说，具有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供给和需求具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我国股权结构比较集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比较突出，其他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减少其对会计政策的操纵，从而提供比较稳健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其他大股东通过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及关系网络等低成本的方式获得私有信息，从而对稳健的会计信息需求不足。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会计稳健性具有促进作用，而不是替代效应，即多个大股东作为一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减少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高了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个大股东的相对力量越强，对提升会计稳健性的作用越显著。在其他公司治理机制比较薄弱时，大股东更有动机监管控股股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也更加明显。
本文为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新的证据，同时也丰富了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与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此外，本文的发现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不同于美国比较分散的股权结构，我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市场无法形成对稳健会计信息的有效需求。虽然其他大股东对稳健的会计信息需求不足，但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监督效应占主导作用，促使控股股东与管理层提供比较稳健的会计信息，有效改善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提高了信息透明度。
参考文献
曹宇、李琳、孙铮，2005：《公司控制权对会计盈余稳健性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管理》第14期。
陈胜蓝、魏明海，2006：《投资者保护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研究》第10期。
陈晓、王琨，2005：《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经济研究》第4期。
陈艳艳、谭燕、谭劲松，2013：《政治联系与会计稳健性》，《南开管理评论》第16期。
高雷、张杰，2009：《公司治理、资金占用与盈余管理》，《金融研究》第5期。
姜付秀、马云飙、王运通，2015：《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管理世界》第5期。
姜付秀、蔡欣妮、朱冰，2018:《多个大股东与股价崩盘风险》，《会计研究》第1期。
姜国华、岳衡，2005：《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与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率关系的研究》，《管理世界》第9期。
梁上坤、陈冬、付彬、房琨，2018：《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会计稳健性》，《会计研究》第9期。
黎文飞、巫岑，2019：《产业政策与会计稳健性》，《会计研究》第1期。
李春涛、宋敏、张璇，2014：《分析师跟踪与企业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金融研究》第7期。
李星、田高良、张睿，2020：《“瞒天过海”：企业避税与大股东掏空》，《管理工程学报》第4期。
李远鹏、李若山，2005：《是会计盈余稳健性, 还是利润操纵?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第3期。
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掏空”与所有权安排——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第12期。
柳木华、雷霄，2020：《审计师利用专家工作抑制盈余管理了吗?——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第1期。
吕长江、肖成民，2008：《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与利益侵占——基于中、美股票市场的比较分析》，《中国会计评论》第2期。
马云飙、石贝贝、蔡欣妮，2018：《实际控制人性别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孙光国、赵健宇，2014：《产权性质差异、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会计稳健性》，《会计研究》第5期。
王艳艳、陈汉文，2006：《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会计研究》第4期。
王运通、姜付秀，2017：《多个大股东能否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世界经济》第10期。
吴武清、万嘉澄，2018：《分析师跟踪和盈余管理:基于跟踪强度新指标的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第37期。
杨克智、谢志华，2010：《金字塔股权结构、终极控股股东行为与会计稳健性》，《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第6期。
杨兴全、吴昊旻、曾义，2015:《公司治理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基于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余明桂、夏新平，2004：《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6期。
于忠泊、田高良、张咏梅、曾振，2013：《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者保护:基于股价信息含量视角的考察》，《管理评论》第3期。
郑国坚、林东杰、张飞达，2013：《大股东财务困境、掏空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来自大股东财务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周中胜、陈汉文，2006：《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外部审计监督》，《审计研究》第3期。
朱冰、张晓亮、郑晓佳，2018：《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管理世界》第7期。
Admati, A., and P. Pfleiderer, 2009, “The ‘Wall Street Walk’ and Shareholder Activism:Exit as a Form of Voi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7): 2645-2685.
Attig, N., O. Guedhami, and D. Mishra, 2008,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Control Contests, and Implied Cost of Equity”,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4(5): 1-737.
Attig, N.，E. Ghoul, and O. Guedhami, 2009, “Do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Play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32(4): 395-422.
Ball, R., and L. Shivakumar, 2005, “Earnings Quality in UK Private Firms: Comparative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39(1): 1-128.
Ball, R., A. Robin, and J. S. Wu, 2003, “Incentives Versus Standards: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Income in Four East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36(1-3): 235-270.
Basu，N., I. Paeglis, and M.Rahnamaei, 2016, “Multiple Blockholders, Power and Firm Valu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66:66-78.
Basu, S., 1997,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1) : 215-241.
Bennedsen, M., and D.Wolfenzon, 2000,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2): 113-140.
Boateng, A., and W. Huang, 2017,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Excess Leverage and Tunneling: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5(1): 58-74.
Boubaker, S., and H. Sami, 2011,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Earnings Informativeness”,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10(8): 246-266.
Claessens, S., S. Djankov, J. P. H. Fan, and L. H. P. Lang, 2002,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e, 57(6): 2741-2771.
Cullinan, C. P., F. Wang, P. Wang, and J. Zhang, 2012,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 Taxation, 21(1): 1-16.
Edmans, A., and G. Manso, 2011, “Governance through Trading and Intervention: A Theory of Multiple Blockholder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 24(7): 2395-2428．
Faccio, M., and L.H.P. Lang, 2002, “The Ultimate Ownership of Western European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5(3): 365-395.
Fang, F., and Yu, 2008, “Analyst Coverag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8(2): 245-271.
Gutiérrez, L.H., and C.Pombo, 2009,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Contestability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Case of Colombia”,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61(2): 112-139.
Irani, R.M., and D. Oesch. 2013, “Monitoring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9(2): 398-418.
Jiang, F., W. Cai, X. Wang, and B. Zhu, 2018,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50: 66-83.
Jian, M.，and T. J. Wong, 2010, “Propping through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5(1): 70-105.
Johnson, S., P.Boone, A.Breach, and E. Friedman, 2000,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2):141-186.
Khan, M., and R. L. Watts., 2009,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8(2-3): 132-150.
Kim, J. B., and L. Zhang, 2016,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rm-level Evidenc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3(1): 412-441.
Laeven, L., and R. Levine, 2008, “Complex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Corporate Valuation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2): 579-604.
LaFond, R., and R. L. Watts, 2008,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ve Financial Statements”, Accounting Review, 83(2): 447-478.
La Porta，R.，F. Lopez-de-Silane，A. Shleifer, and R.W.Vishny，1998，“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6):1113-1155.
Maury, B., and A.Pajuste, 2005,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Firm Valu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9(7): 1813-1834.
Morck, R.,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88,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 293-315.
Pagano, M., and A. Röell, 1998. “The Choice of Stock Ownership Structure: Agency Costs, Monitoring, and the Decision to Go Public”,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1): 187-225.
Pevzner, M., F. Xie, and X. Xin, 2015, “When Firms Talk, Do Investors Listen? The Role of Trust in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Corporate Earnings Announce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17(1): 190-223.
Shleifer, A., and R.W. Vishny, 1986,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31): 461-488.
Volpin, P., 2002, “Governance with Poor Investor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Top Executive Turnov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4(1): 61-90.
Watts, R. L, 2003a,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ccounting Horizons, 17(3): 207-221.
Watts, R. L, 2003b,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I: Evidence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ccounting Horizons, 17(4): 287-301.
Xia, D., and S. Zhu, 2009,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2): 81-108.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XU Jing-Chang1 FENG Jin1 QIAO Fei2 Zhu Bing3
(1. Renmin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 2. School of Accoun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School of Accounti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aking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8 as sampl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finds out that the reduction of the selfish behavior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s the main way for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to influence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Further studies find that both the number and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non-controlling large shareholders improve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under weak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s more significant.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his paper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optimiz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self-interested behaviors
*徐经长、冯瑾，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xujingchang@rmbs.ruc.edu.cn；乔菲(通讯作者)，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朱冰，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本文得到财政部会计名家工程(财会14 号)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多个大股东的合作效应——基于公司并购视角的研究”(18YJC630271)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杨万东)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