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的意象叙事
莫言小说中的意象叙事张学军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中意象运用的成功经验，启发了莫言的艺术灵感。莫言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纷繁多彩的意象，有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和民俗意象等，借助意象的象征作用，使意象成为叙事的焦点，将所蕴含的哲理意义含蓄地显示出来,实现了对诗意的追求。意象还具有疏通文章经络，贯通伏脉、沟通情节联系的功能。成功的意象运用能够激发出作品的艺术魅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意象犹如小说中的眼睛，透过这一眼睛，就可洞察到作品的审美内涵之所在，如红萝卜、红高粱、红耳朵等就是这样的“文眼”。
关键词：莫言；小说；意象；叙事
意象就是客观物象融入了主观精神而带有情意的艺术形象。意象是我们民族诗歌领域的一个概念，从《楚辞》《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有着多姿多彩的意象。可以说意象赋予了我国的诗歌强大的生命力。后来随着叙事作品对诗意的追求，意象也进入到叙事作品中，成为我们民族文学传统中重要的叙事方式。虽然“意象”这一概念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才开始运用于文论中，但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是落后于创作的，都是对创作现象的概括和抽象。因而创作先于理论不足为奇。在此之后，意象叙事在文学作品中不绝如缕，《红楼梦》则成为意象叙事的集大成者。小说以无才补天、被女娲弃置于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幻形入世后的人生历练和命运为主线，幻化出一场悲红悼玉的缥缈大梦。莫言说：“《红楼梦》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还是因为它里面有一重超出现实层面的层次，像宗教的层次、象征的层次。包括第五回那个太虚幻境，这样一种非写实的层次的存在，就使小说的疆域大大拓展。我想它不仅仅包罗了社会，甚至包罗了宇宙。所以我觉得纯粹写实的笔法要完成这么一个巨大的构想、这么狂妄的野心，可能很难实现。这里边必须还要有非现实的成分在发挥作用，用象征的方式来拓展这种涵盖的广阔程度。”(1) 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红楼梦》的这种象征意义是靠大量的意象来实现的，太虚幻境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意象空间，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和十二支词曲则是人物命运意象化的体现，而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林黛玉的花谢花飞，都是象征人物命运、性情的意象。《红楼梦》意象运用的成功经验，启发了莫言的艺术灵感。《透明的红萝卜》的成功，使他不再满足于故事的讲述，而是更加重视意象在叙事中的作用，在其后的创作中广泛地运用意象，来增加作品的意义蕴含。
一、匠心独具的意象选择
任何物象与意义的对应与融合都可以构成意象。作者对意与象进行选择和加工，使之成为富有意义的审美载体，使之承载独特的人文精神。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谈到中国文学的意象时说：“一旦把物象的来源，以及它赋予意象的外观作为标准，去衡量意象的类型，那就可将意象的类型区分为以下几类：自然意象，社会意象，民俗意象，文化意象，神话意象。也就是说，它可以来自世界的各个领域，以极大的兼容性，兼容着各种物象和各种情趣，使意象叙事本身变得丰富多彩。”(2)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来源于大千世界的各类物象，经过作者的选择，使其达到象与意互相融合的状态，就成为一种审美载体。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社会文化意蕴和作者的神思，显示出不尽的意趣，使作品具有解读不尽的魅力。
莫言在小说中运用最多的是自然意象。有植物，如红萝卜、红高粱、白棉花、红树林等；有动物，如红马驹、牛、驴、猪、狗、狐狸、青蛙、蝌蚪、麻雀、蝗虫等；还有人体意象，如红耳朵、脚蹼、丰乳肥臀等。这些意象或增强了小说的诗意，或丰富了哲理蕴涵，或成为叙事过程的焦点，在小说叙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有的自然意象并不是孤立的自然存在，往往包含着一些神话因素，如洪水意象。洪水是“高密东北乡”创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秋水》中，“我爷爷”和“我奶奶”逃到高密东北乡这一蛮荒之地。暴雨成灾，洪水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只有小土山成为生命的避难场所，由此衍生出高密东北乡内在的丰富和神奇。在中外神话故事中，洪水是最为常见的模式和意象，它是远古的洪水灾害给先民心灵留下的历史印记。“洪水承载了人类的原罪意识，意味着惩罚和灾难，但又提供了社会秩序得以重新组合的契机，也增强了人类生存的本领和创造的智慧。”(3)孙俊杰、张学军：《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秋水》中的洪水虽然不能说是上天对“爷爷”杀人放火的惩罚，但也带有创世神话原型的意味，是自然现象与神话原型相融合的独特的审美意象。同时，它还融合了莫言的才学神思。莫言在《马的眼镜》中说过，他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听吴小如先生讲《庄子》的《秋水》之后，创作小说《秋水》的。当然，莫言的小说没有《庄子·秋水》的雄浑壮阔，也没有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的论辩，却有着自己独立的构思。小说以洪水这一自然意象构成了意境，增强了其象征意义的神秘感。那漫野的秋水，传奇般的故事，横生的鬼雨神风，为这块涝洼地蒙上神秘魔幻般的纱幕。
红马驹在《食草家族》中也是涂抹着神话色彩的意象。红马驹横穿沼泽，变身为一个美丽的女孩，与男孩结为夫妻，成为高密东北乡食草家族的祖先。他们生下两男两女，在儿女长大成人后，却做下了违背人伦的欢爱之事。男人发现后竟用猎枪打死了那一双儿女，并骂道：“打死你们这两个母马养的畜生！”(4)莫言：《食草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违背了永远不说出“马”字的誓言。女人即刻化为一匹红马奔向远方，男孩和女孩喊叫着“ma!ma！”由此之后，食草家族的人们都对红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红马是食草家族的先祖，也是食草家族的图腾，其习性也融化在后世子孙的血脉中。
社会意象与社会历史、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有深深的社会烙印，对意象的选择就显示出作者对社会历史的洞察力，成为认识历史人生的节点。《檀香刑》中，莫言选择火车与铁路这一组意象，重叠着重重的时代影像，涂抹着屈辱的历史印记。《檀香刑》以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时期为背景，以高密县爆发的反抗德国人修筑铁路的斗争为主要描写对象。莫言构思这篇小说时，头脑中就回荡着火车的声音并浮现出有关的画面，他在《檀香刑》后记中说过：
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混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从我有记忆力开始，每当天气阴沉的时候，就能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像沉闷而悠长的牛叫，紧贴着地面，传到我们村子里，钻进我们的房子，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便传来火车驶过胶河大铁桥时发出的明亮如冰的声响。火车鸣笛的声音和火车驶过铁桥的声音与阴云密布的潮湿天气联系在一起，与我的饥饿孤独的童年联系在一起。每当我被这对比鲜明的声音从深夜里惊醒之后，许多从那些牙齿整齐的嘴巴里和牙齿破碎的嘴巴里听来的关于火车和铁道的传说就有声有色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首先是用声音的形式出现的，然后才是联翩的画面，画面是声音的补充和注释，或者说画面是声音的联想。(5)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511-512页。
由此可见，莫言创作《檀香刑》的灵感来源于火车的轰鸣声和汽笛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下定兴建铁路的决心，西方列强以此为契机强化他们在华的政治经济势力。铁路和火车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符号，同时也为古老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窗口。《檀香刑》中铁路的修筑，给沿途百姓带来了不知是祸是福的恐慌。由于对火车和铁路的无知和恐惧，才使高密东北乡人民将其看成怪物，也是由于德国人侮辱自己女人，才有了孙丙怒杀德国技师的举动。莫言正是通过铁路与火车这组意象，展示出当年那场高密东北乡人民可歌可泣的抗德阻路的斗争。
《四十一炮》中的“炮”，也是一种社会意象。它既是实指，又是一种象征。实指是罗小通收废品时收到的迫击炮，结尾处罗小通对老兰连续发射了四十一发炮弹。象征则是一种虚指，即满口谎言的炮孩子罗小通的炮言炮语，也可以说《四十一炮》就是作者莫言的满口放炮。此外，《酒国》中的丁钩儿的手枪、《十三步》中的粉笔等都属于社会意象。
民俗意象本来也是属于广义的社会意象一类的。中国有着丰富的民俗资源，集中体现在节日礼仪中，是先民们在祭祀活动中把生活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世代相沿而成的。作为一种物态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载体，民俗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内蕴着丰富的民族感情。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分散封闭的小农经济，也造成了各地方民俗的不同。
《四十一炮》中的五通神庙中的马通神像和肉神像，就是属于民俗意象。五通神又有五圣神、五显神、五郎神、五猖神之说，是民间传说中淫人妻女的妖鬼邪神。人们为免祸得福，福来生财，遂当作财神祭之。五通神在江南广受庙祀，是淫祀的一种。齐地巫风盛行，有五通神庙，不足为奇。《聊斋》中的五通也是至淫之灵物，他们均以伟美男子的形象出现，专门淫人妻女，后来被万生所杀的“三通”乃一马二猪，还似有一青蛙，其余一通则不知为何物。《四十一炮》中的马通神是一个人头马身子的塑像，对应人世间的兰老大。兰老大有着超越常人的性能力，兰老大的行为成为马通神神通的最佳诠释。前来参加肉食节的许副省长说：“五通神崇拜，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健康幸福的性生活的向往，有什么不好？赶快拨款修复，与建设肉神庙同时进行！这是拉动你们双城市经济增长的两个亮点。”(6)莫言：《四十一炮》，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这对荒淫无耻的奢靡之风，极具反讽意味。
如果说马通神的意象与兰老大的形象重叠为一的话，那么肉神的意象则与罗小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肉神是根据罗小通少年时吃肉的传说塑造起来的。罗小通很喜欢吃肉，并且有一副消化能力极强的肠胃。十岁时，他与三个壮汉比赛吃肉，一口气吃了五斤牛肉，一举夺魁，由此名声大噪。他天然地对肉有一种亲近感，在他眼里肉是活的，能与肉进行心灵交流，能感受到肉的情感波动。能把吃肉这种低级行为变成艺术，变成美的人，也唯有罗小通一人。罗小通不愧为肉神。
肉神与马通神这两个意象，分别象征着食与色。食色既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能够繁衍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在中世纪进入了把性欲等同于罪恶的阶段。“弗洛伊德强调，我们的文明必须是压抑性的，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匮乏’，其二是‘保种’。有限的生存资料和保护种族正常繁衍的要求，不允许部落成员之间自由地寻求性本能的满足。这种外部必然性决定了压抑性的文明是合理的。”(7)赵越胜：《走向压抑的文明》，《读书》1988年第4期。但是把这种压抑强调到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人文主义者挣脱了禁欲主义的枷锁，歌颂性爱，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争取人性解放。在中国既有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也有民间的五通神崇拜，反映出庙堂与民间对性的污名与认同。而今的肉神与马通神的意象既包含对“食色，性也”世俗生活的肯定，也蕴藉着对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欲望泛滥社会现象的讥讽。
《红蝗》中也提到两座庙，一座是四老爷主持修建的蜡庙，供奉的是一只伏在神座上的大蝗虫；一座是九老爷集资修建的刘将军庙。这两座庙供奉的神灵不同，但其目的则都是为了驱逐蝗虫。高密东北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蝗虫遮天蔽日，田野绿色尽失，四老爷不去灭虫，而是募捐修庙，将一个蚂蚱王供奉在蜡庙的神坛上。四老爷祭奠蜡庙之后，蝗虫奔河北而去，但这并不是蝗神显灵，而是此地草木庄稼已被啃啮一空，遍野赤地，已无食可就。过了不久，雨水充沛，大地又现绿色，蝗虫又回归于此。四老爷的绥靖政策破灭。九老爷成为食草家族的领袖之后，反其道而行之，率领族人集资修筑刘将军庙，动员群众灭蝗，推行神人配合的强硬政策。刘将军庙建成后，蝗虫消失。
早在周代，每年腊月就有对虫王的祭祀，是为“八蜡”，即祭祀的八种自然神，并多与农业有关，一先啬(神农)，二司啬(后稷)，三为农等，第八位就是昆虫。蝗虫对农业的危害极大，因此驱逐害虫就演变为“八蜡”祭祀的主要内容。八蜡神也就成为专职除虫的神灵。到宋代，虫王祭祀实现了从自然神向人格神的转变，各地修建了许多刘猛将军庙。把驱蝗神附会为武将，或许与蝗虫来袭犹如外敌入侵，所到之处，寸绿不存，急需威武神灵将之驱除有关。
祭祀蝗虫的目的也像供奉马通神一样，并不是祈求神灵的庇护，而是为了免祸得福，在这一民俗活动中，蝗虫的意象是作为被驱逐的对象出现的。中国有许多人们惹不起的恶神，如蚩尤、共工等，既然惹不起，就供奉起来，让其享受人间的祭祀，来讨其欢心，使其息怒，不再作恶。这或许是五通神庙和八蜡庙兴盛的原因。我们民族缺乏宗教信仰，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神灵，神灵崇拜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先民们认为自然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通过供奉来诱使这些能控制自然进程的神灵，按照自我的利益来改变事物发展的趋势。当现实问题神灵无法解决时，就以游戏鬼神的态度来对待。如郑义的《老井》中写到，天大旱，人们到龙王庙供奉三牲祈雨。月余，无滴雨落下。人们愤而绑上龙王塑像，抬到太阳底下暴晒，让龙王也尝尝炎热干渴的味道。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神灵前恭而后倨的态度，全凭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并无坚定的信仰。
匠心独具的多种意象的设置，激发出莫言小说的艺术魅力，使莫言小说有着浓重的象征色彩和深刻的意蕴。意象在小说叙事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而具有丰富的诗意和哲理的蕴含。
二、丰富的诗意和哲理蕴含
意象是把握文本内涵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小说叙述中，作者要表达某种意义，但又不宜直白地说出来，就会安排一些富有诗意的意象，作为认识人物、推进故事发展、深化内在蕴涵的枢纽。莫言非常重视小说中诗意的蕴含，由于意象是物象与诗意或意义的凝聚，意象象征就成为达到这种目的的重要手段。莫言说：“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8)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转引自贺立华、杨守森编：《莫言研究资料》，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在小说创作中，他设置了种种意象，借助意象的象征作用，使意象成为叙事的焦点，将所蕴含的哲理意义含蓄地显示出来,实现对诗意的追求。
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写出了“文革”时期一个农村孩子的内心世界。小黑孩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又下关东，经常受到继母的虐待，在深秋的季节里还赤着脚，饥寒交迫。在滞洪闸工地上拉风箱时，他又受到了小铁匠的奴役和打骂。在沉默无语的表象下，他内心却有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感觉和通感能力。在这冷漠的世界里，黑孩也感受到了一丝温暖，那就是菊子姑娘的关爱。菊子出于同情、怜悯也夹杂着母爱，对黑孩关怀备至，用温暖的手抚摸他背上的伤疤；当黑孩砸伤手指时，菊子姑娘用自己绣着月季花的手绢为他细心包扎。黑孩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表达，但是他把菊子姑娘的手绢珍藏在第七个桥墩与桥面的缝隙里，也把这种温情默默地存在心底。正是由于这种温情的存在，在拉风箱时，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
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莱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9)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欢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对这种奇异美丽的色彩，他显得非常兴奋。这种奇幻的感觉表现了小黑孩对温情的渴望。在以后情节的发展过程中，红萝卜的意象反复出现，每当情势发生变化之后，意象的意义蕴含也会发生变化，或者消失。当菊子姑娘沉浸在与小石匠的爱情之中，而忽略了小黑孩时，“黑孩把萝卜放在铁砧子上，手颤抖着拨亮炉火，可再也弄不出那一蓝一黄升腾到空中的火苗，他变换着角度，瞅那个放在铁砧子上的萝卜，萝卜像蒙着一层暗红色的破布，难看极了，孩子沮丧地垂下头”(10)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欢乐》，第44页。。他清楚地了解到菊子姑娘与小石匠的恋情，也发现了他们约会的暗号，仍沉默不语，但也暗生嫉恨。当小铁匠与小石匠打架时，黑孩冲向小石匠撕扯，就是这种嫉妒之心的表现。他深受小铁匠的打骂虐待，而小石匠却对他很友好，他本应站在小石匠一边，嫉恨小铁匠。这时却偏向小铁匠，就是由于小石匠与菊子姑娘的恋情，引发了他的嫉恨之心。菊子与小石匠离开工地之后，黑孩拔出一个萝卜，对着阳光察看，他希望这萝卜在阳光的照耀下，能晶莹透明，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但是，这萝卜令他失望了。他拔出一个又一个的萝卜，但再也见不到那在金色光圈里包孕着的活泼的银色液体萝卜了。失去了菊子的关爱温情，那萝卜意象也失去了灵气，而黯然失色。黑孩对菊子的依恋，固然有着恋母情结，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着对异性的爱恋，有着被女性爱抚的渴望。透明的红萝卜的意象也就带有了性心理的色彩。作者情感的言外之意通过意象含蓄地表现出来，显得朦胧、含蓄、空灵，意绪无穷。
《红高粱家族》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也是以意象统领全篇的具有整体象征意味的一部小说。在小说的开头，高粱仅仅是叙述的背景。但在后来的行文中，红高粱的意象不断出现，其象征意义愈加鲜明。“先辈们在那血海般辉煌而又凄婉的高粱地里打击日寇的惨烈战斗，显示出一种凛然的民族正气。他们敢爱、敢恨，把自己的意志和情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自觉地在蔑视和践踏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显示出一种生命的强力和崇高的人格力量。那粗犷豪爽的性格，剽悍粗野的民风，顽强的生命力量和凛然的民族正气，交汇成民族的英魂。”(11)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从而谱就出一支雄沉激越的民族精神的颂歌。这正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不能被任何敌人征服的原因所在。那挺拔的犹如火炬般高耸的红高粱，正是这种民魂的象征。作为不肖子孙的“我”却没有先辈的那种生命强力，真切地感受到种的退化，带着“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带着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带着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12)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49页。，十年后回到故乡，但再也看不到往昔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替代它们的则是穗子像狗尾巴草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如果说红高粱是生命强力的象征，那么杂种高粱则是“种的退化”了的后代子孙的精神写照。
整部作品就是作者寻找纯种红高粱精神跋涉的纪录，是从血缘关系上对祖辈精神的认同，是一种使历史精神在现代人血液中复活的努力。莫言并不注重揭示农民因袭的重负和国民劣根性，而更多的是欣赏和弘扬农民身上的英雄品德和生命的强力。固然我们现在有种种理由来指责余占鳌等人有着农民的狭隘、匪气等反文明的习性，但也有着蔑视封建道德伦理观念，无拘无束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的人性闪光。莫言对祖辈精神的认同，是为疗治近代人格弱化开出的一剂药方。莫言说过：
对那种传奇式的、祖辈英雄人物的赞美欣赏，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人性的懦弱、人的猥琐不满的一种反射。假如对现在很满意的话，也没有必要过分推崇祖先那些所谓的英雄行为。《红高粱》实际上是对几十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压抑的一种痛心疾首的呼喊。为什么我有痛感呢？我们这几代人越来越灰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活得不像个男子汉，越来越不敢张扬个性，越来越不敢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当中显示出个性色彩。人越来越趋同化，人好像都一样。这种东西你可以用人的性格来解释，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压抑。(13)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对人的生命潜能和民族精神的思考，是《红高粱家族》的艺术支撑点。莫言以对生命强力和激情的张扬，来抗拒现代文明对人的感性力量的压抑。
高明的意象选择，能够以其丰富的意义内涵在情节上开辟新的领域。因此，恰当的意象总是有着意义上的穿透能力。《檀香刑》中慈禧太后赏赐给刽子手赵甲一串佛珠。佛珠的意象使赵甲这一形象呈现出复杂多样性。赵甲佛珠不离手，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杀人者的伪善，而是以此作为傲上慢下，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依仗。事实上，赵甲不仅仅是一个听从命令的杀人者，他坚定地信奉着刑律的正义和清朝的权威，四十四年来，他行刑九百八十七次，每次行刑对于赵甲都是一场神圣的仪式，成为国家威权的象征。但在剥夺别人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能量也在不断流失，人的情感欲望也在行刑生涯中被消磨殆尽。在对六君子、钱雄飞行刑之后，他原本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他的双手灼热酸疼，再也难以握住屠刀。太后赐予的佛珠是对刽子手赵甲的奖赏，意味着对他杀人成就的肯定。而在不断地捻动佛珠中，沉浸于往昔的荣耀则成为赵甲排斥动摇的一种自觉意识。这串佛珠意象的魅力在于，意象与其背后的象征意旨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存在着悖逆乖离，即它所蕴含的意义形成了正反的逆转。佛珠是参禅悟道的法具，佛家有“持珠善念”之说，而一个残忍的刽子手是不会有慈心善念的。慈禧皇太后赏他佛珠，要他放下屠刀，就等于认定他的行刑功绩都是杀孽，呈现出奖赏与被奖赏者之间的错位，从意象与人物行为的悖论中，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赵甲的形象是莫言对新文学人物画廊的独特贡献。五四时期，鲁迅在《阿Q正传》《示众》等小说和一些杂文中，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人的看客心理，而莫言则通过赵甲的形象展示出刽子手心理。小说通过赵甲腰斩库丁、对小虫子实施阎王闩刑、凌迟妓女和赵雄飞等行刑的过程，把刽子手骄傲自己的技艺、享受行刑过程、将活做得利索以满足看客期待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
《檀香刑》中行刑的工具——檀木橛子也是具有深沉反讽力度的反义意象。檀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是一种高贵气质的象征，也与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在小说中，它却成为一种残酷的刑具。赵甲用紫檀木橛子给孙丙上檀香刑，檀香木和刑罚，佛教和杀戮，这两种反义组合的物象，被荒谬诡异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荒谬的关系具有极强烈的反讽力度。
《檀香刑》中还有一个极富荒诞意味的意象——通灵虎须。关于通灵虎须，莫言在中篇小说《藏宝图》中进行了一番叙述：拥有了通灵虎须，所有人的本相将会原形毕露，因此它才成为众人渴望的宝贝。在《檀香刑》中，赵小甲听到有关虎须的传说后，就想得到这样的虎须。他相信了何大叔捉弄他的戏言，于是便央求眉娘给他找根虎须，眉娘无奈之下给了他一根自己的阴毛。虎须故事纯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痴傻疯癫的赵小甲拿着虎须却在幻觉中看到了人的本相：赵甲是只黑豹子，眉娘是大白蛇，钱丁是大白虎，总督克罗德是大灰狼，袁世凯是圆鳖，孙丙是大黑熊，袁兵和衙役是狼，洋兵是狗。“虎须”就像照妖镜一样，照出了人面下的兽相，成为《檀香刑》中揭示哲理蕴含和戏谑情节的重要意象。弄丢了“虎须”之后，在孙丙受刑的刑场上，赵小甲也能在危急关头看到众生本相。在莫须有的虎须意象的揭示下，普通的情节就有了发人深省的意义。虎须这一意象的意义，在于通过赵小甲看到人的本相都是兽类，似傻非傻地道出了不同人物身上的兽性，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人性的思考。这就像阿来《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一样，在痴傻的表层下，对世事人情有着清醒的认识。《檀香刑》这部小说浓郁的深刻性和荒诞与“虎须”这一意象紧密相连。
青蛙是长篇小说《蛙》中具有整体象征意味的意象。小说中的剧作家蝌蚪在解释自己剧本的题目时说：“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14)莫言：《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蝌蚪从蛙的字音上来讲，既与娃娃、女娲同音，也有着哇哇大哭的意味，都指向了生育和婴儿。这就带有了这一物象延伸的意义，从蛙的自然属性上来讲，青蛙具有旺盛的生殖能力，姑姑在谈到为蝌蚪取名字的时候说道：
你出生的那天上午，姑姑在河边洗手，看到成群结队的蝌蚪，在水中拥挤着。那年大旱，蝌蚪比水还多。这景象让姑姑联想到，这么多蝌蚪，最终能成为青蛙的，不过万分之一，大部分蝌蚪将成为淤泥。这与男人的精子多么相似，成群结队的精子，能与卵子结合成婴儿的，恐怕只有千万分之一。当时姑姑就想到，蝌蚪与人类的生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当你娘让我给你起名字时，我脱口而出：蝌蚪！你娘说：好名字，好名字！蝌蚪，贱名的孩子好养活。蝌蚪，你的名字主贵！(15)莫言：《蛙》，第316页。
蝌蚪作为蛙的幼虫，是与蛙相类似的意象。这些意象与作品所反映的计划生育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意象是加强小说诗化程度和聚焦意义的重要手段，是传神写照的眼睛。由于意象的存在，就使莫言的小说具有了多重层次的意义，或是现实批判，或是社会、历史、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意蕴，或是人物性格、品味、境界的体现。而这一切又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意义的蕴含。
三、情节、气氛转换的枢纽
意象还具有疏通文章经络、贯通伏脉、沟通情节联系的功能，亦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谓也。鲜明而又恰当的意象能够支撑一整部叙事作品，这与意象的包容性、弹性和张力是分不开的。意象贯穿小说的方式就是作为行文的线索，并在不同的情节之间自由流转而免于僵硬呆板。意象成为叙述过程中颇具意味的闪光点，具有促进情节的逆转、气氛的变换、人的思想认知改变的作用。
莫言在《酒国》中设置了一个红烧婴儿(或称为烹食男婴)的意象。这一意象是连接小说结构的枢纽。《酒国》的结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心情节，省人民检察院侦察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红烧婴儿事件；二是小说中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研究生李一斗写给作家“莫言”的十封信，及作家的九封回复；三是小说中的李一斗所写的九篇短篇小说。检察长交给丁钩儿的任务，就是去酒国市调查以金刚钻为首的领导干部烹食男婴案件，这是小说的主体叙事。而这一叙事预设也就成为全书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当丁钩儿在矿里为他设的酒宴上听到金刚钻的时候，心脏一紧，意识到吃红烧婴儿的罪犯将到。当最后一道菜“麒麟送子”上席时，丁钩儿感觉已经找到了金刚钻等人的罪证，接近了事件的真相。他斥责金刚钻等人，并声言退出这吃人的宴席，现场情势骤然紧张。但是在金刚钻的解释下，才知道那红烧婴儿是一道人形大菜，情势又为之一转，也解构了红烧婴儿的意象。在这里，红烧婴儿的意象成为情势逆转的枢纽，也是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同时，意象的结构与解构之间，形成了一种艺术的张力。在第九章的结尾处，当丁钩儿跳进粪坑陷入灭顶之灾以前，他看到画舫上的人们的餐桌上，也放着一盘红烧婴儿。红烧婴儿这一意象是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的发端，也是这部小说叙事的发端，他的生命也终结在这一意象上，小说的情节由此走向结局。由此可见，红烧婴儿这一意象已经成为情节转折的枢纽。烹食男婴的意象也出现在李一斗与“莫言”的通信中，还出现在李一斗写的短篇小说里，《肉孩》中的收购男婴，《烹饪课》中李一斗的岳母袁美丽在实习教室公开教授烹食肉孩的方法步骤等。这都是对丁钩儿侦察记的主题叙事的补充。由于这一意象处在各种叙事线索的结合点上，打通了联系小说中不同文本之间的渠道，也以在情节上的贯通力量，发挥着情节纽带的作用，将小说中的不同文本勾连在一起，从而显示出其贯穿叙事结构的功能。烹食男婴的意象作为小说的结构焦点、或称为“文眼”，既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也有着逆转情节的功能。它能疏通行文脉络，连接起《酒国》结构内的三个文本，使之成为一个反复叙事的复式结构。烹食男婴的意象在不同的文本中反复出现，相互呼应，逐渐强化，其意义也在不断地推移中获得丰富和发展。莫言在这里的重点并非写实，而是在意象叙事中，在象征的作用下，揭示出它是如何以象含意的，揭示出其蕴含的象内之意和这意义的多层次性。
成功的意象运用能够激发出作品的艺术魅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意象犹如小说中的眼睛，透过这一眼睛，就可洞察到作品的审美内涵之所在。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红萝卜、红高粱等就是这样的“文眼”。《红耳朵》中王十千的红耳朵也是一个贯穿全篇的具有“文眼”作用的意象。
王十千是巴山镇首富王百万的独生子，诨名红耳朵。王十千出生时，王百万梦见长着两扇大耳朵的乞丐进入了产房，随即出生的王十千恰恰长着一双大耳朵，由此遭到王百万的嫌弃，把他赶到长工屋里去放牛。七岁那年，一个相面先生看到王十千这双粉红雪白的招风耳，认为他是人中龙凤。这消息被王百万知道后，把王十千接到大宅院，并延请一位老秀才做家庭教师，红耳朵成为王十千命运转折的意象。上小学之后，被美丽的姚惠老师唤醒朦胧的性意识时，他的两扇大耳朵红如鸡冠，颤颤抖索。姚老师捏十千的耳朵时，那两只耳朵更是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姚老师在刺骨的寒风中用洁白的双手捂住十千的耳朵时，“十千的耳朵在姚先生手里并不老实，它们扑扑棱棱地抖动着，刺激着姚先生的神经。……那只鲜红的、挺立着、颤动着的大耳朵向她传达着一种强烈的情爱信号，使她心醉神迷难以自持”(16)莫言：《红耳朵》，《怀抱鲜花的女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红耳朵诱导了姚老师的性爱冲动，成为凸显性的符号。随着王十千性意识不断增强，红耳朵的色彩也越加鲜明生动，宛若神物。当姚先生好长时间不再抚摸他的耳朵时，王十千的耳朵变得苍白单薄、无精打采、丑陋不堪。面对姚老师的退缩，他把双耳涂上鲜红的颜色，以期引起姚老师注意。结果姚老师面对鲜红的耳朵，呜咽着跑出教室。与此同时，校长王石清和姚老师的布尔什维克教育也在他心底扎下了根。姚老师和她的布尔什维克同党被枪毙，“赤旗的世界”梦想破灭了，十千内心充满了痛苦，他终日躺在寂寥破败的校园里，冥思苦想，看破了红尘。王百万死后，王十千沉迷赌博，散尽家财，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姚老师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均富平等”的理想，自己却沦为乞丐。1947年秋，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巴山镇，僵卧在地的王十千只有那对大耳朵在抖动，被国军连长枪杀，王十千“挥舞着两根胳膊，招展着两只大耳朵，一头栽在地上。两只耳朵垂死地抖了几下，然后软塌塌地顺下去，几乎盖住了他的全部面颊”(17)莫言：《红耳朵》，《怀抱鲜花的女人》，第177页。。两只耳朵被国军连长割下来炒熟成了下酒菜。红耳朵成为王十千命运的象征物，他的出生、成长、死亡都与红耳朵这一意象紧密相连。而小说结构的安排、情节的转折，情绪的起伏变化，气氛的明晦，也都以红耳朵作为转换的枢纽。
在《檀香刑》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那就是眉娘的天足。这一意象具有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在封建社会里，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小脚这一迎合男性畸形性心理的丑陋文化符号，成为封建社会病态的审美风尚。天生美貌的眉娘因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备受人们的歧视，无奈中只好下嫁给傻子赵小甲。在眉娘与知县钱丁的性爱中，她虽然不艳羡钱丁夫人名门望族的千金和知县正妻的名分，但却被夫人的三寸金莲比照得自惭形秽。可以说畸形变态的“小脚情结”给眉娘带来了无尽的苦恼。20世纪80年代中期，冯骥才就在中篇小说《三寸金莲》中对三寸金莲这一封建文化的丑陋符号进行了讽喻和针砭。《檀香刑》中眉娘的天足，虽然为人们所不齿，却赢得了知县钱丁的爱，小说中多次写到知县钱丁对眉娘天足的赞美，却把夫人的三寸金莲视为“羊蹄爪”。正是由于眉娘的天足，才有了清明节秋千架上的欢闹、夜半翻墙探视钱丁的情节。女人的脚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也引发起知县钱丁内心的矛盾，是在放荡不羁中沉沦，还是维持恭谨端庆的形象？是憧憬新生，还是留恋旧制？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他陷入了难以抉择的进退维谷之中。
意象不仅可以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焦点，而且还可成为改变人物思想认知的枢纽。《蛙》中的姑姑万心年轻时与空军飞行员王小倜恋爱，后因王小倜叛逃，情感受到挫折。对爱情已心如死灰的姑姑，面对众多的追求者毫不动心，但在退休后却与泥塑艺人郝大手结婚。促使她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退休之日醉后路遇青蛙的触动。酒后在回医院宿舍的途中，姑姑却无意中走到一片洼地。呱呱的蛙鸣响成一片，此起彼伏。但在姑姑听来却像成千上万的婴儿在啼哭，那凄凉而怨恨的哭叫声纠缠着她。惊恐万分的姑姑想逃离此地，但小路的泥泞像吸盘一样牢牢地粘住她的双脚，使她只能趴在地上爬行。四面八方涌来的青蛙，咬啄抓挠着她的衣服和肌肤。后来是郝大手救下了不着片缕、血痕斑斑已经昏过去的姑姑。病好以后，姑姑嫁给了郝大手。正是青蛙这一意象的出现，改变了姑姑的后半生。姑姑是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但退休之后却有着浓重的负罪感，为自己扼杀了那么多的婴儿深感罪孽深重。促使她思想转变的因由也是遭到青蛙围攻，她听到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18)莫言：《蛙》，第221页。。那凄凉而又怨恨的哭叫声，深深地触动了她的灵魂，她借郝大手之手捏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泥娃娃，就是在为自己赎罪。正是青蛙这一意象的出现，使姑姑获得了新生，灵魂得以升华。
意象有着丰富的审美意味，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独特的诗意，是中国传统叙事流传下来的宝贵财富。它经过岁月的淘洗而形成的内蕴丰厚的形态，是民族思维智慧的结晶，有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莫言将民族传统的意象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经验如多重文本、反复叙事和视角转换等相融合，丰富了自己的叙事形态，在外来影响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中，走出一条创新的路。莫言小说中诸多意象都包含着丰富的意义蕴含，并成为小说的结构焦点，在贯穿叙事脉络、搭建故事结构、塑造人物形象、营造独特氛围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当代小说创新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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