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郭尔雅
〔摘要〕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关键词〕 东方学；东亚学；中日比较文学；倭寇史；倭寇文学
在各国学者建构东方学的过程中，不仅注意东方各国精神文化之间的联系性的研究，也注意东方各国经贸史、交通史、战争史等各种和平的、非和平的关联性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倭寇”事件及倭寇史研究，就成为东方学建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而且，倭寇研究不仅仅是史学研究，也是文学的研究，因为无论在中国、朝鲜还是在日本，记载、描述倭寇的作品都成为一种文学题材的类型，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而研究“倭寇文学”，自然就带上了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的背景与语境。
一、作为东亚区域研究的日本倭寇史研究
日本的历史学界和史学家最早关注到倭寇问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日本正在经历或刚刚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战争的刺激之下，日本“海外雄飞”的热情再次高涨，这使得日本的军人和民间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同样具备海外发展性质的海贼与倭寇，开始了倭寇的相关研究。此时的倭寇研究，主要是被置于日本海上发展史的研究之中进行的。
日本的史学著作中首次出现关于倭寇的记述，是在1884年外务省编纂的《外交志稿》战争编中。而关于倭寇的研究，最早的则是菅召贞风《大日本商业史》(福本诚校订，1892年)，其中，在卷三“中古时代”特别是“海贼的时代”的研究中，首次将海贼与倭寇置于贸易史上进行考察。1894年，东京大学教授星野恒在史学会例会上发表了题名为《海贼的本末与海军的沿革》(『海賊の顛末と海軍の沿革』)的演讲，考证了奈良朝以后的海贼与倭寇在朝鲜等的活动，以及倭寇往来所用的勘合、八幡船、船舶构造、船号等一系列问题，后被收入《史学丛说》第一集(1909年)，成为后来濑户内海海贼研究与倭寇研究的指针。渡边世祐于1911年发表的《日明交通与海贼》(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海上史论》所收)一文，将海贼与倭寇视作日本与明朝交通史中的一环进行考察，在海贼与倭寇的研究中是开创性的。另有林泰辅《关于应永二十六年的外寇》(《史学杂志》8-4，1897年)，中野礼四郎《足利时代前往明朝的倭寇》(「足利時代に於ける明への倭寇」)(《史学杂志》8-10、9-1·2·3，1897-1898年)等，都是对倭寇史料的挖掘和对倭寇的基础性论述。
进入到20世纪以后，日本的倭寇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1914年4月，日本史学会召开了第十六次大会，史学会可以说是日本历史学研究的中心学会，其中，在东洋史部的展览会上，展出了倭寇的相关史料，这标志着日本历史学家对于倭寇问题的空前关注，日本的倭寇研究也有了大的进展。在这一倭寇研究兴隆的时期，发表论文最多的当属后藤秀穗。他在1914年到1919年之间，连续不断地在《史学杂志》《历史地理》等杂志上发表关于倭寇的研究文章，这其中，除了一些史料性的研究之外，也有诸如《由倭寇一窥我国的国民性》(「倭寇の説明する我が国民性の一角」)(《史学杂志》26-1，1915年)、《作为海国民的倭寇》(海国民としての倭寇)(《历史与地理》4-1，1919年)等涉及到了倭寇与日本国民性的思考。但是总的来说，大正时代的倭寇研究，主要还是对倭寇相关史料的罗列，是比较表层的解释。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倭寇研究的著述与论文数量激增，这与日本倭寇、海贼史之外的一般历史研究的状况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一时期倭寇研究的蓬勃发展，除了新史料的发现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顺应了时势的要求。所谓时势，既包括迅速发展的日本社会经济史学对倭寇研究的影响，也包括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南进”政策对学术支撑的需求。
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倭寇研究中，相对学术性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从东亚交涉史与经贸史这两方面切入的倭寇研究。如研究成果最多的秋山谦藏，便将包括倭寇事件的交涉史与国际关系、日本经济相联系，对倭寇的社会功用和经济机能进行了考察。他主要是从《李朝实录》《皇明实录》等史料出发，运用东亚史的宏阔视野，来定位倭寇等中日交涉史上的事件在东亚史中的位置，同时，也将其视作日本的一大经济现象进行解析，在东亚史与日本经济之间建立了联系性，可以说是倭寇研究在理论上的一大突破。如《日明关系》(《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933年)便是从对《皇明实录》的考察出发研究倭寇在整个东亚史中的位置。《中国的倭寇》(《历史地理》63-5，1934年)首次指出，所谓倭寇，指的是前期倭寇，后期倭寇的构成人员中，大部分是中国海贼。另有《倭寇》(《历史学研究》3-3，1935年)、《日明勘合贸易与走私贸易》(《历史学研究》6-8，1936年)、《杭州湾北岸登陆的倭寇》(《国史学》34，1938年)等，后被收录于《东亚交涉史论》等著述中。此外，如等森己克《日宋交通中我方能动的贸易展开》(「日宋交通に於ける我が能動的貿易の展開」)(《史学杂志》45-2、3、4，1934)、藤田元春《日中交通研究》(1938年)、辻善之助在其1930年出版的《增订海外交通史话》、新井伸一《中世海贼与我国的通商》(「中世に於ける海賊と我国の通商」)(《历史公论》5-8，1936年)、本位田祥男《海贼与经济》(「海賊と経済」)(《经济史研究》所收，1935年)对倭寇与欧洲海贼的比较，论述倭寇与海贼对经济的作用。小叶田淳《足利后期遣明船通交贸易研究》(1937年)则从既存的史料出发总括性地记述了详密的中日关系史。
进入20世纪40年代，日本的倭寇研究开始舍弃了纯学问的立场，成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理论与学术上的助力。
1942年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倭寇研究》，是由登丸福寿、茂木秀一郎二人合著，此二人本身就是“七七事变”的中等士官和上等兵，这本书也是在“七七事变”期间日军驻屯杭州附近时所写，他们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日本国民知道，早在五百年前，日本先祖就已经有了海外发展的意图，并将其付诸了行动。并通过对倭寇侵入路径、根据地、行动等兵要地志的研究，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接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国民性的差异研究，为七七事变和战中战后事项提供军事指导。①此外，诸如西村真次《日本海外发展史》(1942)、村田四郎《八幡船史》(1943)、安彦孝次郎《我国海外发展的历史性格——八幡船史的再检讨》(《横滨商专研究论集》25，1942)等论著的写作，也是作为普及型的读物为“南进”政策的遂行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服务的。
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甚至建立起了所谓的“悔恨共同体”，以使知识分子结集起来共同反省战争、反思历史，形成了所谓的“自虐史观”。但是，日本战后的这一忏悔和反省的姿态，事实上在同样具有侵略性质的倭寇事件的研究中，表现并不显著，甚至日本的倭寇研究在战后的数年间曾基本陷入了停滞状态。但是，日本战后的社会氛围、时局势态乃至于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研究依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日本倭寇的研究，使得倭寇事件作为东洋史中的重要一环，被视作反权力斗争加以研究。
如和辻哲郎《倭寇》(《展望》41，1949年，《锁国——日本的悲剧》所收，1950年)将倭寇等同于农民起义，认为倭寇是能够反映15、16世纪日本情势的显著现象，是日本拥有世界性视野的重要契机。服部之总在《近代日本的形成》(《新文化丛书》，1949年)一书中，以欧洲的初期绝对主义为标杆，将日本国内的农民战争与国外的海贼商业相并举，并由此对日本的农民起义和倭寇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这种将倭寇视作反权力斗争运动的研究模式，不仅被用来评价日本社会和历史，也被用在日本学者对明朝的社会和国策的评判中。如藤田丰八《明朝的海禁政策》(《东方学》6，1953年)认为明朝的海禁政策在禁止海寇的商船贸易的同时，也暴露了政府独占朝贡贸易的企图。片山城二郎《明代海上走私贸易与沿海乡绅层》)(《历史学研究》164，1953年)、《嘉靖海寇反乱的考察——以王直一党的反抗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1955年)都将倭寇视作自主商人，认为倭寇的武装行动是当时中国民众对国家权力和乡绅压迫的反抗。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意识开始逐渐消散，并走向反面，激发起了其民族意识的发酵与觉醒。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倭寇史研究中，出现了如呼子丈太郎等宣扬日本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的学者，他们认为，日本“基于民族自觉的历史过少”，而倭寇则是“最基于民族的自觉之上的日本人行动的实绩”，“始于认识威胁自身的强敌，将敌方中的多数发展为伙伴与同志，使每个人都发挥出了其最大的能力”。②在日本民族意识膨胀的此时，日本的史学研究者可以说是从多个角度肯定了倭寇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肯定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国防、经济、政治这三个层面展开的。例如日本历史学家呼子丈太郎对倭寇行动的意义，总结有三点，其一：倭寇是对元军可能发起的第三次进攻的侦察以及对其准备工作的干扰。其二，“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打破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意识，努力建立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即开拓了自由贸易的途径。”而且他认为，其中发生的战争与冲突，都是“两国人民携手对抗阻碍自由贸易的国家权力的结果”。其三，“倭寇是对无法忍受官员的贿赂横行与苛政重压而奋起反抗的中国民众的帮扶，是为了在倭寇中间建设共存共荣集团。”③在呼子丈太郎等人的倭寇研究中，对倭寇的寇掠本质的刷洗以及试图将倭寇正当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正当化的企图却带有强烈的对抗国家权力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肯定倭寇及海贼的正当性，认为像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也都有过海贼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海贼都是在国家的支持和国民的声援之下行动的，这些国家正是因此才得以富庶，成为强国。而日本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倭寇的禁压也成为呼子丈太郎等人批判政府权力的原因之一。这事实上与当时日本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普遍势态也是相一致的。
纵观日本的倭寇研究史，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学界对倭寇的研究，是与日本的社会时局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对同样作为对外侵略的倭寇事件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最早的倭寇研究，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刺激之下、在日本民族“海外雄飞”热情再次高涨的时候产生的。在这种情势下，倭寇是被作为日本海外发展的先驱，被置于日本的海上发展史之中进行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开始具备东亚视野，成为东亚交涉史和贸易史研究中的一环。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倭寇研究则直接服务于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战败后，在日本社会与学界集体反省历史批判战争的氛围之下，倭寇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的批判。而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民族意识的膨胀，倭寇则又被一些人视作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加以研究弘扬。可见，日本的倭寇史研究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服务于日本的东亚战略、“亚细亚主义”及日本国策的。
二、“倭寇文学”中的东亚观念与日本国家主义倾向
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日本倭寇文学的创作。
如上所述，“倭寇”作为波及整个东亚的大规模区域性历史事件，在进入13世纪以后近三百年的东亚交流史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文学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公元13-16世纪的中国、日本、朝鲜乃至广阔的东亚海域为历史舞台，描写倭寇及其相关活动的文学作品，即“倭寇文学”。总的来看，中国和朝鲜由于在倭寇事件中都属于被劫掠受侵扰的一方，因而其文学作品也以反映倭寇对自己国家土地的践踏和对人民财产与生命的侵害以及倭乱中军民抗击倭寇的决心与壮举为主，这也是遭受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记忆在文学书写中的自然表现。而日本作为倭寇行为的发动者和施为者，他们对倭寇的认识和书写则有着与中国、朝鲜完全不同的立场，主要表现出了正当化乃至美化倭寇的总体倾向，而这种倾向是有着长久且牢固的史学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的，同时，这种倾向之下的倭寇描写又反过来塑造着日本国民的史学观和文化精神。
正如日本史学研究者会田雄次在《历史家的心眼》(《歴史家の心眼》)一书中所说：随着国际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日本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深广，这使得日本人越来越有了自我确认的需要。而日本人确认自我的要求也从最初的日本人论，发展到去探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日本的历史。而由于日本史学著作的不足性，“日本人只能依赖于历史小说。”④可见，历史小说于日本人而言本就肩负着让日本人确认自我的重大意义。这样一来，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所持的立场，也自然就是有益于日本人的自我确认了。倭寇文学作为日本历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
同时，在作为历史小说的倭寇文学大规模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至90年代，日本社会正处在全面否定战后反省历史举动的浪潮之中，日本的政治家们对此前反省历史的姿态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精神产生的影响充满了恐慌，认为所有对日本历史的指责，包括对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及战争罪行的披露，都是对日本国家的否定与抨击。加之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走向繁荣，日本也随即显露出由战败国走向与美国并行国的野心，面对亚洲各国，其“大国”意识、“亚洲中心”意识开始逐渐显露。因此可以说，日本的东亚意识，是在国家主义和民族自豪感膨胀的基础上确立的。
而“倭寇文学”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文学创作潮流中产生。对于发生在13世纪到16世纪的倭寇，日本社会、学者、作家们同样沿袭了自80年代以来横行日本的右翼历史观与战争观，将其视作日本对外扩张和海洋贸易的先驱，成为日本民众的心理建设和日本民族进行自我确认的一环，也由此成为日本历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选题。譬如《战国海商传》《海贼商人》《雄飞的倭寇》等直接描写倭寇的小说，在日本都是作为畅销小说而广受日本民众关注的，有些甚至被一再重版，并且纳入到文库本之中。这些作为日本历史小说组成部分的倭寇文学，让普通的日本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倭寇文学中作家对倭寇的描写当作历史的真实去看待，从而形成了一种脱离历史真实的、偏颇的倭寇观与历史观。而大范围的日本倭寇题材的文学创作本来就产生于1980年代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之中，倭寇文学书写从本质上来说普遍呈现出对“倭寇”及倭寇行为加以正当化乃至美化的倾向。而小说家在对倭寇进行文学化表达的过程中，切入点和视角各有不同，因而倭寇文学中的倭寇美化也是以种种不同的样态表现的。
在诸多日本的倭寇文学作品中，日本著名小说家津本阳(1929-)的《雄飞的倭寇》(《天翔る倭寇》)是最直接赤裸地背离乃至篡改历史，通过文学想象对倭寇及倭寇行为加以虚构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将倭寇写成了智勇双全、有情有义的英雄，将倭寇的寇掠行为当作日本“雄飞海外”的壮举，并借此将倭寇及倭寇行为予以正当化甚至英雄化，而全然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呈现出背离历史真实的倭寇观。
而早乙女贡(1926-2008)的《八幡船传奇》则从日本的神道教传统中，寻得了将倭寇行为正当化的宗教支撑，即八幡大菩萨信仰及神国思想，是从信仰的角度去描写倭寇的代表之作。这部小说不仅没有试图去遮掩倭寇在中国沿海的烧杀寇掠之举，甚至对于以小说主人公为首的一众倭寇在中国烧毁攻占城池、杀戮百姓官兵的行为颇为自得，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体系中，倭寇及倭寇的烧杀抢掠之举，都是受到“八幡大菩萨”护佑的行为。而日本由来已久的神国思想，则将日本所有的对外侵略，包括倭寇活动，都视作是神的旨意，这些都为日本的倭寇文学对倭寇的正当化描写提供了宗教基础。
在日本倭寇文学中，除了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对倭寇进行正当化乃至英雄化的描写之外，将“倭寇”视为“海商”，以现代重商主义的价值标准去看待倭寇海上活动的观点与作品也占了相当的比重。陈舜臣(1924-2015)的《战国海商传》便是从“商业主义”的角度描写“倭寇”的作品之一。小说从一开始便将进入中国的武装集团界定为受日本各战国大名指派来中国筹措战资的“海商”，并以这些武装商贸集团由“海商”到“倭寇”的转变过程为主线，从文学角度对倭患、海禁政策、走私贸易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描写、分析与判断，他主张官府保护之下的和平的海上贸易机制，并将进入中国的日本武装商贸集团与“倭寇”进行了严格区分，否认他们“寇”的属性，以此完成对“倭寇”的正当化描写。此外，日本历史小说家作为日本人，从“倭寇”的描写出发，对明代的历史与政治所持的观点乃至发表的议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如《战国海商传》便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彻底否定明朝的抑商政策，并通过虚构的“反明”势力试图以“商战”颠覆明政府的行为，表现了对古代海上武装贸易及其价值意义的肯定，又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改写，表现了对明代皇帝独裁制的批判和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构想。这样的观点显然有脱离历史现场之嫌，但也为我们看待倭寇与明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除了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商业主义等立场去肯定倭寇及倭寇行为之外，日本的“倭寇文学”中也不乏从“民族的美学”角度去描写倭寇的作品。所谓“民族的美学”，是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提出的概念。柄谷行人在《民族的美学》和《走向世界共和国》两书中，在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的创造性解读的基础上，认为康德提出了道德(理性)的“感性化”或“美学化”的问题，认为“民族的美学”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与想象，指的是全体国民通过共同的审美趣味的结成，而形成民族的共同认同。⑤按照“民族美学”的视角，日本当代小说家南条范夫(1908-)的长篇小说《海贼商人》最具典型性。该书将所有倭寇相关的描写及其围绕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展开的武装活动，都做了貌似超越国家与时代的纯审美化处理，将倭寇与贼商的海上暴力活动作为纯粹的武勇行为加以描述欣赏，从而超越了人类社会的一般伦理与道德，强调倭寇在海上的热血冒险，以此引发了日本读者的审美认同与审美共鸣，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日本民众从道德与理性的层面对倭寇寇掠本质的批判认知。
此外，在日本的倭寇文学中，也有小说家是以倭寇史上的典型人物为核心，对其进行评传式的描写。如泷口康彦(1924-2004)的《倭寇王秘闻》便是以倭寇头目王直为主人公，并对其进行评说的评传式小说。在小说中，泷口康彦试图清洗王直“倭寇王”的恶名，通过文学的想象为其“净海王”的自号进行佐证，并将其描写成品行俱佳的仁义之士，可以说是对王直形象的全面美化。这与中国涉及倭寇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明清小说中勾结日本人、烧杀劫掠、奸淫妇女的王直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日本历史小说家通过“倭寇文学”对倭寇行为的种种注解以及赋予倭寇的种种精神，究其根本，无一不是对“倭寇”的美化乃至对日本历史的美化。其中所呈现出的倭寇观、历史观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不仅仅是日本作家的观念与心理的文学化反映，同时其中所反映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作家对普通民众心理的揣摸与迎合。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刺激、引导，甚至塑造着日本民众的倭寇观、历史观，成为他们心理构造中的一环，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乃至对当下的判断与作为。
日本的倭寇文学中也有着值得思考的方面。譬如《战国海商传》《海贼商人》等作品将倭寇行为完全放置于东亚区域贸易的维度加以描写，强化其对东亚经济贸易的促进作用以及其对东亚一体化观念形成的推动，体现出相当的东亚意识，应该说这也是受到了日本倭寇史研究的直接影响。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倭寇文学中表现出的这种东亚意识，仍然是基于日本国家民族观念基础之上确立的，或者说正是因为日本国家主义的勃兴，才使得日本作家更倾向于将倭寇放置于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贸易系统中加以描写。这其中的两面性，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区分的。
三、从东亚区域性与东方学看中日倭寇研究的视角与立场
与日本相对的，中国文学中也存在着不少以倭寇为题材的作品，而且其出现要早于日本倭寇文学，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观念、文化立场、民族感情、审美趣味、时代风格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两国对倭寇的文学书写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倭寇题材的文学文艺，主要包括明清小说戏曲以及当代倭寇题材的文艺作品。其中涉及到倭寇描写的明清小说戏曲共计四十余部。总的来说，由于明代倭寇文学的创作紧随倭寇事件的发生，对历史的还原度较高，因此多以历史演义小说的形式呈现，同时，在对倭寇进行演义的时候，从整个倭寇事件中截取的历史片段也比较固定，以嘉靖三十五年(1556)前后胡宗宪诱杀徐海之事为主线进行的历史演义就占到了将近一半，如徐学谟《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十五《王翘儿传》，王世贞《续艳异编》之《王翘儿传》，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陆人龙《型世言》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等等。此外，明代的倭寇小说对倭乱中普通百姓的遭遇也有所关注，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醉醒石》第五回《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等。另一些仅以倭乱的发生为大背景的神怪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如李昌祺《剪灯余话》之《武平灵怪录》、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卷二《风月相思》等。而清代的十余篇倭寇小说中，青心才人编著的《金云翘传》流传最广，它是在明代对倭寇王徐海与王翠翘叙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来，可以说是明代倭寇小说的延续。但总体来看，由于那时许多人对倭寇事件有所淡忘或淡漠，故而在清代小说创作中，对倭寇事件的关注程度较之明代明显下降，以史料与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历史演义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锐减，多是以倭患起笔或者以倭寇的发生作为大的创作背景所进行的故事架构，真正描写倭寇的内容并不多。小说的创作意图也不在倭寇本身，而主要呈现出才子佳人式的叙事模式，神怪小说的成分也比较明显，如光绪年间由八咏楼主述、梦花居士编著《蜃楼外史》，李百川《绿野仙踪》，吴拱宸《鸳鸯针》，陈朗《孝义雪月梅》等。而中国当代的倭寇文学文艺则以倭寇题材的影视剧为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有《江南平寇记》《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共计16部。可以说，中国以倭寇为题材的影视剧，是在当代抗日影视剧争相涌现荧屏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与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与抗日影视剧是一致的，即通过对外来入侵的批判和对中国军民英勇抵御外来侵略的颂扬，来宣传主流的意识形态，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年来，中国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视角开始不仅仅局限于侵略反侵略的范畴，而有了趋于复杂的倾向。如高阳的《草莽英雄》对徐海的英雄化描写以及对王翠翘的褒扬，显然在情节设置上与明清小说中对徐海被剿一事进行反转式演义是一脉相承的。但高阳的《草莽英雄》与明清时代的倭寇文学相比，并没有多少社会批判的成分，对于胡宗宪等平倭官员的描写，也主要是采用隐恶扬善的手法。 可以说，高阳的《草莽英雄》对徐海的英雄化设定，既不像日本倭寇文学那样是站在日本民族立场为倭寇群体的寇掠行为进行开脱，也不像明清时代的倭寇文学那样，是为了通过对徐海等个别倭寇头目的描写来批判明代政治与官员的腐败。高阳的《草莽英雄》应该说只是在单纯地刻画出一个在官府和异族之间往来周旋、有一些侠肝义胆、也懂一些阴谋算计的江湖草莽，其满足的是小说家叱咤江湖的英雄情怀。
比较而言，中国倭寇题材的文学文艺对于倭寇的表现，其切入的视角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最为基本的侵略与反侵略视角，即对倭寇入侵的残虐和中国人民抗倭斗争的反映，可以说，这是中国倭寇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明清小说戏曲，还是当代倭寇题材的文艺作品，都着力表现了倭寇在中国沿海的烧杀抢掠行径以及倭寇的寇掠活动对中国沿海人民造成的惨重伤害。与此同时，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率领军民抗倭的事迹，也是中国涉及倭寇的文学中所津津乐道的重要题材。
其二，是通过对倭患及抗倭斗争中明代官兵施为的描写，以达到批判明代政治与社会的目的。倭寇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官员的讽刺，主要在明清小说中表现较多。例如在关于王翠翘相助官府捕剿徐海的一系列小说中，主要便是通过对徐海的英雄化描写以及对王翠翘义举的褒扬，来反衬和讽刺明代官员的狡诈的。
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出现了对王直、徐海等倭寇头目的英雄式描写，但其本质却截然不同。明清小说为徐海、王直等中国倭寇头目进行翻案的前提，应该说主要是源于徐海、王直等人对归降政府的愿望。换句话说，中国小说家对徐海等人的英雄化描写，所针对的并不是作为倭寇头目、带领倭寇在中国烧杀抢掠的徐海，而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落海为寇，但在面对政府招降时想要一心归降的徐海。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官员就成了利用徐海等人的归降之心对其进行诱捕的阴险狡诈之徒。而整个故事与史料记载之间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转的根源，便在于明清时代官民矛盾的激化，以及这一时代的文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这种反以盗寇为英雄好汉，以官员为阴险小人的小说类型，人们在这些具有英雄特质的盗寇身上，寄予了反抗官衙、惩恶扬善的愿望，但往往他们多以被剿除、被招降告终，这更激发了读者对官府的厌恶。可以说，这类小说虽则表面上写的是盗寇，但其创作的旨归，却并不在于倭寇盗贼本身，而在于对社会的批判、对官员的讽刺，仍属于中国倭寇文学表现中的社会批判尤其是对官员进行批判的视角。所以说，明清时代的倭寇文学，之所以脱离相关的历史记载进行反转式的演义，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借倭寇之事揭露明代政治的黑暗和官员的贪腐。而日本文学本身就没有社会批判、政治讽喻的功能，倭寇题材的日本文学更是从各个角度对倭寇及倭寇行为进行美化，其中对倭寇头目的英雄化描写，更多的是为了凸显倭寇群体行为的正当性，是基于日本国家主义的倭寇美化，这与中国倭寇文学中对徐海等倭寇头目的英雄化描写在意图上是大相径庭的。
总的来说，中国涉及倭寇的文学文艺尚且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脱出侵略反侵略与批判褒扬的基本创作模式。我们固然不能认可日本倭寇文学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倭寇及倭寇的寇掠行为所进行的粉饰与美化。同时，由于倭寇本身就是一个跨越中国、日本、朝鲜，波及整个东亚海域的区域性历史事件，我们有必要以东亚区域性的眼光，从区域交流、经贸乃至东方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观照。我们知道，倭寇的产生本身就显示出自14世纪以来建立起的以“华夷理念”为基础的东亚区域社会秩序体系的缺陷，而日本“倭寇文学”的书写，则是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之中，在日本国家主义意识逐渐强化的背景之下，消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秩序体系，意图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的文学化表现。我们今天剖析日本基于民族国家观念之下的倭寇文学，并分析其对日本民众历史观的误导，不是基于自我防卫的心理，更不是想要回归到14世纪以来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之中去看待倭寇，恰恰相反，我们是力图站在广阔的东亚乃至东方的立场上，从东亚经贸史和区域交流史的角度去观照倭寇及倭寇文学。
从这个角度而言，倭寇在海上的走私贸易，可以说是东亚海域商贸交流的初期形态。当然，这种商贸交流是具有武力性质的，是受到政府海禁政策压制的非合法行为。但即使是在政府的强力海禁压力之下，也并没有能够阻挡这种民间的走私贸易，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贸交流就会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而这种社会需求并不会因为政府的禁令而消失。可见，东亚区域的自由的和平的商贸交流在几百年之前就已经成为一种追求、一种必须。假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倭寇，便不难发现，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直以来都是东亚贸易的自然中心，并吸引着和平与非和平的贸易的发生。倭寇在经贸史上的象征意义，似乎也正在于此。我们的文学创作若能在这方面加以发挥，势必会对现有的史料有所超越。
我国作为东亚大国，以坚定的东亚意识去建构东亚的连带性、整体性，从而拥有东亚话语权与主导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具备东亚性、东方性的倭寇文学时，也必须突破国别的限制，将视野投放到整个东亚乃至东方，以跨学科的方法，从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民族性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注意到日本倭寇文学中所反映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
① 〔日〕登丸福寿、茂木秀一郎：《倭寇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社，1942年，第3-8页。
② ③ 〔日〕呼子丈太郎：《倭寇史考》，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1年，第2、408-411页。
④ 〔日〕会田雄次：《歴史家の心眼》，东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226-227页。
⑤ 〔日〕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薛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日〕柄谷行人：《世界共和国へ》第三部第三章，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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