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胡孝红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 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价值支撑。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传统吏治、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经过上千年发展形成的优秀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百年历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吸收、转化、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表现为：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传统吏治到全面从严治党、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天人合一到构建美丽中国。
一、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
民为邦本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民本思想在夏朝就已经出现，姒太康荒淫骄奢，武观做《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率先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随着夏、商、西周的衰败、灭亡以及礼乐制度的崩坏，人们对于天圣鬼神的崇拜被动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点逐渐产生，开启敬德保民的先河。到了春秋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以儒家学派为代表，进一步探索民本思想。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主张人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古之为政，爱人为大”，认为从政者应当将爱人民作为最主要的事情。孟子在《尽心下》中主张“民贵君轻”的观点，认为百姓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主。在《滕文公上》中说到“民事不可缓也”，强调关系到百姓利益的事情不可被推迟。荀子通过水舟关系生动形象地表明百姓即为水，而君主为船，水能够载起船也能使船覆灭，君民关系亦是如此。秦朝创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强调皇权至上，进行横征暴敛，导致秦朝快速灭亡。到了汉朝，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强调君主必须以德治来造福百姓而非以恶行对待百姓。唐太宗主张“以民为本、与民休息”，进行贞观之治。宋代朱熹作为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平易近民，为政之本”的观点，对“得民心”的民本观进行“近民”的完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从敬重鬼神到治国安民、民贵君轻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民为邦本思想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封建统治阶级也尝试采取相应政治措施来济世安民，但其本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非真正从百姓利益出发，只能会民意却无法真正得民心，这也导致封建王朝走向灭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立场。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强调民权应当是人民共同的权力而非少数人之所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倡导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阐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p899）。思想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总结出群众路线观点。邓小平同志将关注重点放在人民利益上，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p229），践行群众路线。江泽民同志则在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国际环境等判断的基础上，将人民利益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创造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p27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至上的立场进行进一步概括，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完整体系。2012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准确阐释了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从人民角度对中国梦进行阐释，强调人民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运用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中，强调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更多期待。2016年习近平对食品安全提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安全观，强调健康与人民、民生与小康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也对健康中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十九大报告时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将人民的利益与民族的发展切实地与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奋斗与前进结合起来。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说明促进民族融合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2020年初，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是防控疫情斗争中的重要力量，要求各级党委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021年4月，习近平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针对随科技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诈骗以及犯罪手段的情况，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更多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中国发展实际，贯彻党的性质宗旨，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并形成了完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与实践体系。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认识与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是开展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基础。封建社会中的民本思想产生的前提背景是百姓处于被统治地位，民本思想固然强调了民心的重要性，但本质是将一个个独立的人统一看作一个集体概念“民”，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统治并非真正为了百姓利益。中国共产党在确定性质宗旨时否定了这一传统观念，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对于人的本质进行准确把握，能够认识到人是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党和政府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从各个方面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与基本权利，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都不断强调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二，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和巨大力量就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动力来源。传统民本思想中，有思想家用“舟水关系”来比拟“君民关系”，初步认识到民众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完成了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改造、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全面小康的建设。在新时代仍然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其三，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是促进国家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价值所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封建君主手中，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并未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党在实践过程中，及时进行判断、反思与经验总结，把握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变，聚焦人民根本利益，切实关注民生、情系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价值。
二、从传统吏治到全面从严治党
吏治指统治者为实现封建统治阶级利益，采取某种方式对中央和地方官员进行选拔、任命、管理、惩戒等的规定与条款的总称。中国古代吏治最早起源于夏朝，出于统治需要，统治者任命了协助管理国家的官吏，有关吏治的制度政策也应运而生，《尚书·尧典》中记载：“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尧帝对舜的言行以及政绩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核，这是最早期吏治考核的形式。到了商朝与西周，出台相关惩戒吏治腐败问题的法令，其中包括商朝的《官刑》以及西周的《吕刑》，标志着较为成熟的吏治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韩非提出“以术治吏”的观点，将“术”定义为“因任而授官，循名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认为应当用各种术来强化对于官吏的控制与管理（p433）。秦朝从制度、督查两方面对吏治进行完善。在制度上，设立御史大夫与监御史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进行监督与纠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官吏监察制度，完成了古代吏治从成文阶段到制度阶段的转变，在惩戒方面则主张以残酷的严刑来惩治官场腐败现象。到了汉朝，制度方面基本沿袭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吏治制度，在法规方面出台了专门针对监察的法规《刺史诏六条》与《九朝律考》，对此后历史上其他朝代监察法律的颁布都有着借鉴意义。在官员选拔方面，出现了以“孝廉”为标准的人才选拔机制，不仅扩大吸纳人才的途径，还在选拔环节尽量保证官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降低贪污腐败事件发生的概率。唐朝统治者吸取隋末官员枉法失职、隋王朝覆灭的教训，认识到吏治对于维护统治方面的重要意义，集历代吏治法律之大成，制定《职制律》《捕亡律》《卫禁律》等律法，对各级官吏在职责、权力、道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后代吏治法律完善具有重大影响。宋朝范仲淹凭借多年从政的个人经历，深刻意识到国家政权所面临的危机，认为吏治是维持宋朝长治久安的关键，形成吏治改革思想。宋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于吏治腐败现象的整治，通过制定官吏遴选标准，完善官员选拔任命的程序，细化吏治考核步骤等手段来减弱官场腐败现象。明朝吏治相比于前面任何一个朝代而言都更加声势浩大，其特点便是残酷严刑，制定严密的法律条文规定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酷刑惩罚。如此大规模的吏治改革，不仅有效地减少了贪赃污吏的数量，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百姓的权利，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清朝吏治相对于明朝而言更加注重协调君主、官吏与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重视官员自身修养的提升，倡导稳定和谐的官民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纪律严明、善于总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起便不断对自身建设进行探索与完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吏治经验，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教训，高度重视相关党内治理工作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p197）深刻说明保持党的纪律对革命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也十分重视自身建设与发展。1927年的八七会议、1929年的古田会议，均对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加强党内纪律的相关办法。一方面说明完成党的工作及任务要依靠领导干部，另一方面说明对于人才的选拔任用要“德才兼备”以及“任人唯贤”。改革开放后，针对部分领导干部素质跟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及党内反腐、党内作风建设的问题，邓小平不仅强调提升领导干部素质，还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加强监督工作。江泽民针对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时代要求，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指出：“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胡锦涛强调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通过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与组织建设来强化党的建设。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提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概念，“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认为各种事情，只有细致严格才能够完成。2014年12月13日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相关概念，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16年针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具体做法，一方面提出开展学习教育对引导党员干部强化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具体的开展方法做出指导。2017年对于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党的纪律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党内生活呈现新气象，习近平从标本兼治、强化监督、修身立德等方面，从党中央领导以及党员自身层面对从严治党相关工作的开展提出更多要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工作。2021年是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第一年，同时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进入“十四五”阶段，要持续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制度机制。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功能，确保“十四五”时期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区别于传统吏治，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发生了一定变化。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环境，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正确行使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行之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善于反思与总结的政党，始终将党自身建设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党员干部在推进党的工作、实现群众利益、反馈人民意愿、推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的事业得以完成的组织保障，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更好发挥我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必须要对党员干部这一群体进行教育、管理与监督。再次，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度层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组织保证。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新征程仍要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延续传统吏治的关注点，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教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时，从选人从严、培养从严、监督从严三方面入手。选人从严方面，制定干部标准，坚持公道原则。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0字好干部标准，为党员干部自身成长发展、组织选拔任用提出了标准规范，标准中将“信念坚定”放在首位，说明只有信仰坚定、初心为民的党员干部才能进入领导岗位。在选拔环节，树立清正选拔风气，坚决抵制拉票贿选行为，切实将党的事业摆在首位，在是非面前认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培养方面，重视对党员干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史国史教育、现代技术教育。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把握重要历史节点，对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更多了解，感受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提高自身理论修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干部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潮流，进而影响工作及办事效率，必须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群体进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教育培训，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监督从严方面，秉持从严原则，讲求监督方法，明确各级责任。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大特点就是全面从严，要秉持从严原则，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查处党员干部腐败现象，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制度与规定严格落到实处。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讲求监督方法，分析各地各部门具体情况，重视对作为“关键少数”的“一把手”进行监管与考察，发挥制度体系的监督作用。监督惩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管，各级部门必须要明确责任，一旦出现监管方面的问题，要严格追究责任。
三、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协和万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外交关系上的理论成果与具体表现。中华文明发源于广袤的华夏大地，中华民族与各部落、国家、民族的友好交往从未停止。早在远古时期，大大小小的部落在中国各地分布，各群体生活在同一土地上，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存在一定冲突与摩擦，协调各部落种族间的关系问题渐渐被重视起来。《尚书·尧典》《尚书·舜典》将协和万邦记载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阐明百姓的事情得到了处理，各个部落也可以和谐相处，黎民百姓在尧帝的带领下友好相处起来，而尧帝“协和万邦”的思想也为之后各个朝代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奠定了基础。西周末年，王权衰弱，地方政权相继坐大，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迅速发展，外交实践频繁开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周礼的基础上提出“仁”“礼”“和”的外交思想，认为应当以“仁于天下”的外交意识、“家、国、天下同构”的外交制度、“亲邻柔远”的外交方法处理邦国关系，开展外交活动。墨家“兼爱”“非攻”的观点也对“协和万邦”的中华传统外交思想进行了补充与完善，提出：“国家误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认为杀戮与战争无益于国家发展、百姓利益，和平、兼爱才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也对国家之间频发战争的现象表达关注，在《道德经》中通过“既以与人，己愈多”来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主张“和谐”才是万物生存发展之道。秦朝初步形成朝贡制度，基本遵循为周礼所倡导的尊卑有序原则。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与贡国某种程度上达成协议，形成和平关系，建立早期国际交流体系。西汉时期，外交范围进一步扩大，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对促进经济、政治与文化对外沟通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唐朝秉持兼收并蓄的开放思想，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从对外机构设置、对外制度完善、基础交通保障等方面与各国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如鉴真东渡为中日交流奠定了基础。宋朝继承与发展前朝以“和”为中心的外交思想，宋太祖主张与别国保持和平往来关系，以国内建设为首任，这样的外交思想在宋末逐渐发展为“守旧主义”与“投降主义”的外交思想，演变为软弱的外交。明朝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壮大、面向世界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成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构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互动交往的繁荣局面，还为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外交思想及外交政策，基本上都体现了“和平互利”的特征，也为现阶段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提供了借鉴。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注重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形成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结合世界发展趋势及中国实际国情，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进行继承与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外交、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和平外交、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全面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几部分所构成的中国外交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积极争取国际支持组织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9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阐明了我国的外交原则，也昭示着我国和平自主、独立外交的阶段正式开始，在“废除卖国条款”“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础上开展新型外交。周恩来总理创造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入手，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活动准则。1978年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外交工作也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强调国家自身发展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自己的力量强大了，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中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重视发展、全面发展。江泽民科学考虑世界发展形势及世界多样性，指出：“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是必然要碰壁的。”在此基础上，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认为携手建立“和谐世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强调关注本国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谋求共同发展。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交流互鉴等不同角度对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具体倡议。2015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美国应当遵循国际交往准则，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与义务。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希望其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展现出中国作为全球和平的维护者与世界发展的推动者，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展现的大国担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具体表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自由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观点，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外交观念，对世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为经济沟通、文化交流提供了时代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日渐复杂，经济链条曲折复杂导致世界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仍然存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对世界公共卫生造成威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十分重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克服了传统国际关系的弊端，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的局限，有助于推动形成更加公平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心态，搭建沟通平台，推进文明交融、互鉴、互学、共成长，使世界文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四、从天人合一到构建美丽中国
天人合一指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观的精华。“天人合一”的观念最先起源于西周时期，《周易》中描述九五之尊的德行应当与天地、白昼、四季、鬼神相合拍，就先天而言，不可违背天行之道的运行规则，就后天而言，也要与自然规律相吻合。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人类应当尊重天行之道与自然规律。先秦时期，学术自由、文化繁荣、思想碰撞，“百家争鸣”背景下，儒家、道家等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观念。孔子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人类则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他还用山水来比喻智者与仁者，用水的悠然与山的沉静说明智慧之人与仁爱之人的不同个性特点，体现出人与自然两者相统一。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对人与天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提出“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的观点，认为上天会用行动和事情来警示人类，主张人类活动应当顺应自然规律。道家则以“道法”为切入点，对“天人”关系进行论述。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对道、天、地、人四者的关系进行说明，政治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也反映出老子认为世间万物均有其运行规律，应使其根据自身的本性去发展。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提出，万事应当顺应名号，名号则应顺应天意，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能够达到统一，此观点指导人民在从事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要注意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宋代张载进一步提出“为天地立心”的“天人合一”的命题，进一步找寻天地与万物存在的真理。理学学派同样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探索与论述，认为人与天地是一体的，朱熹认为仁就是天地的核心，也是赋予万物生长的本质所在，将世界万物统一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多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经历敬畏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发展过程，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对百姓生产生活、国家生态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研究问题之一。与其他研究学派相区别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探讨自然界的客观性，还将关注点指向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从实践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类说来的生成过程。”（p131）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说明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自然界便是客观物质的总和；其二，说明自然界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自然界只具有客观物质性，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自然界逐渐进入人类实践的范畴，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性；其三，强调社会实践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说明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是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充分认识到人类物质活动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精华部分，创造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理论。毛泽东提出：“神秘的大自然是可以逐步被人们认识并合理利用。”（p194）在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方面，认为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大自然进行认识与利用。在实践措施方面，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植树造林工作，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开放时期，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发展，面对与经济快速发展并生的环境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反思经验教训，结合发展实际，创造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邓小平提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p275）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以科技与法制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生态良好”这一新的要求，强调中国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道路（p850）。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应对新时代产生的机遇与挑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为基础，对传统文化中生态观进行创新，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美丽中国建设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项建设相结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代使命相结合，强调美丽中国建设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乃至世界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发展思路，把握低碳发展新趋势，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017年，针对生态保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也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独立任务，需要世界各国携手推进。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全球环境治理问题，共同建设美丽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产生的理论依据可从三部分理解，分别为人类文明发展与传承的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民生福祉的优先领域。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文明前进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对自然保护与人类文明传承的关系提出科学论断，认为生态的保护对于人类文明传承有着积极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生态是有机的、统一的自然整体，是没有替代品的唯一存在，人类只有正确认识、合理利用、自觉保护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馈赠，反之，只会破坏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在经济发展维度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象揭示了美丽中国建设与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就等于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道理。美丽中国概念在“十三五”规划中首次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2021年我国踏上“十四五”新征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美丽中国建设战略也被赋予更多时代价值。在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接下来一段时期的努力目标，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要求之一。世界进入工业化阶段以来，部分国家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引起重大环境卫生问题，危害国家安全，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对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应有效进行防范，从而维护国家安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要将民生福祉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建设美丽中国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美丽中国建设拥有丰富的理论依据，体现了新时代赋予的时代价值，推进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几点：（1）坚持绿色发展原则。树立绿色发展观念，与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互补充，协调运用。绿色发展包括发展绿色生产产业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对重污染的企业进行强制关闭或转型，从源头上解决生产污染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推行低碳生活方式，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在全社会开展绿色革命。（2）运用综合治理方法。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的内在联系，综合运用经济方式、行政手段、文化教育、科技转化等方法，拓宽视野，对生态环境实行综合监管。（3）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与法治制度是深化环保管理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保障。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将生态文明建设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对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进行严格惩处，切实保障美丽中国建设持续推进。（4）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全球生态文明是一个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主动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重要责任，推进建设美丽中国目标向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目标进一步转化。
五、结语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发展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力量，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行稳至远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秉持继承发展的态度，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中四个方面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宝贵的治国理政智慧的转化与发展，除此之外，从讲信修睦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传统法治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大同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发扬。在新征程上，更要秉持党的优良传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以凝聚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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