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兼对刘易斯拐点研究范式的反思
杨善奇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300222）
[摘 要]“刘易斯拐点”理论是考察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范式。但该理论始终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教条束缚，机械地套用中国的数据来验证“刘易斯拐点”现象本身，在研究过程中抽象掉了具体的生产关系，以城乡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分析重点。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流动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来看，资本积累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相反。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流动具有“吸收效应”和“排挤效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的“排挤效应”将在长期中占主导地位，相对过剩的人口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因此，新时代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突破“刘易斯拐点”理论简单地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的供求均衡为目标的政策导向，关注全社会的相对过剩劳动力状况。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资本积累；双重效应；相对过剩人口
城乡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重要的研究议题。关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流动问题，目前最为流行的研究范式就是“刘易斯拐点”理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运用该理论来研究我国城乡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自然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学者的首选。尤其是“民工荒”现象出现之后，主张我国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甚嚣尘上。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关于“民工荒”现象的讨论为什么会普遍出现在经济危机之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认为，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受阻，由此导致的经济减速将会使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过剩，这就与“刘易斯拐点”理论中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短缺的观点产生明显的矛盾。这种观点源于“刘易斯拐点”理论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新古典均衡理论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流动的辩证关系的视角来全面分析。
一、关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拐点”现象的研究现状与争议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假定，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经济部门。非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是指家庭农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负数，因此收入很低，仅够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产业工人的工资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劳动力价格十分便宜，资本主义部门的经济剩余增加，并将剩余继续用于投资，进一步吸收传统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当劳动无限供给不能再维持、劳动工资开始上升时，经济就会达到“刘易斯拐点”。从此，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劳动力和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资源，“人口红利”消失(p6-13)。
根据刘易斯拐点的定义，其继承者发展出了三个指标作为判断一国或一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2）工人工资收入水平的变化；（3）工农业边际生产力的差额。根据这三个标准，学者们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这个问题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些学者鲜明地主张“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如蔡昉（2007）（p4-14+22）（p125-173）、许经勇（2012）(p105-108)、屈满学（2013）(p118-122)等学者都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下降，农民工开始供不应求，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工资开始上涨，“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另外也有人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如刘伟（2008）(p130-133)、袁志刚(2010)（p4）、丁守海（2011）(p4-21)，以及杨帆和黄少安（2017）(p82-89)等学者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等方面证明中国剩余劳动力并未枯竭，人口红利仍然巨大，“民工荒”只是暂时的局部现象，“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不过，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观点都是在承认“刘易斯拐点”理论本身具有一般客观规律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并依据上述三个标准作出的判断。究其原因，目前国内流行的关于我国农村人口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式始终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的束缚，形而上学地套用中国的数据，用三个指标来验证中国劳动力流动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但这种分析范式始终停留在数理化均衡理论的分析层面来揭示劳动力流动的规律，忽略了“刘易斯拐点”现象背后的规律本质。
针对这一现象，已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和批判“刘易斯拐点”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对中国的适用性。如蔡万焕（2012）认为，学界对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得出大相径庭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缺陷和不足(p51-53)。孙小雨（2017）认为，目前流行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范式被新古典数理模型包装得更加精巧规范，但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并未取得实质突破，反而是重大的退步(p109-146)。吴垠（2010）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批判了流行的关于刘易斯理论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调，劳动力转移的绝对数量不会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p59-68)。因此，分析我国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关于资本积累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规律本身，不能仅仅停留在数量化层面证明“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
二、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视阈下的劳动力流动与拐点现象
马克思并没有专门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拐点现象，而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一旦在农业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农用机械和现代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对农业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农业中职能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绝对地减少了，并且在农业领域中，这些排斥人口不像在工业领域中那样会通过更大规模的积累而被重新吸收。因此，随着非农业领域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就出现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等待着向工业领域转移的现象，这部分农村人口也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流动具有双重效应。一是静态地看，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工业领域通过将资本积累过程中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方式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但要实现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就必然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称之为城镇工业资本积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效应”。二是动态地看，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这表明用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剩余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受特殊规律支配，一定量的资本对劳动力的“吸收效应”的大小还需要从资本技术构成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随着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即资本有机构成是逐步提高的。这就意味着等量的资本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效应”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相对减弱，我们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于劳动力的“排挤效应”。而资本积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两种效应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流行的经济理论普遍把“刘易斯拐点”现象看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般性规律，并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分水岭。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资本积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其独特的内在客观规律，不仅仅表现为和人口绝对数量相关的“拐点”现象。
（一）“刘易斯拐点”只是资本积累“吸收效应”大于“排挤效应”作用下的一个暂时的历史现象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构成的变化极其缓慢，资本积累模式以简单的粗放式的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扩大再生产为主。由于新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的开辟等情况，资本积累规模势必突然扩大，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的增长，始终需要一定量的劳动力。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p708)。如果“吸收效应”持续时间较长，资本的积累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就会暂时超过工人的供给，工资就会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但这种短暂的工资上涨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简单的价格上升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无酬劳动，使工人能够扩大自己的生活资料，但生活条件的改善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工资上涨总体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不妨碍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积累的增长，即使在可变资本所代表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资本积累的增长。如果劳动强度加大，即使劳动价格不变，单个工人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虽然劳动者的工资是增加的，但只要比无酬劳动量增加得慢就不会影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总量。“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p697)对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来说，其更倾向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攫取无酬劳动的成果，而不是用更为低廉的生产资料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二是劳动价格的过快提高，最终导致资本利润下降，资本积累规模减小。但随着积累的减少，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劳动价格会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
总之，工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了资本过剩，而是意味着资本的增长引起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或者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p715)由此可知，劳动力流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多少。
（二）资本积累“排挤效应”下的相对过剩人口而非绝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实现顺利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一般说来，通过提高少数劳动者工资增加劳动强度以增加无酬劳动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常态。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雇佣劳动这种相对不可控的因素，能够实现更有计划性的生产，提高获取剩余的稳定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殖。其最根本的手段就是通过机器替代人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最终资本积累对活劳动的“排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资本获得最大剩余价值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加的这一规律，无论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可以得到证实。
第一，相对于资本积累的需求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资本增殖的有序进行，资本就需要一支不以人口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在资本构成变化还极其缓慢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积累的增进相当缓慢，受到了当时工人人口的自然数量的限制，即人口自然出生率增长的限制。资本积累必须以技术手段“节约”劳动来满足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在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中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据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p735)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资本不通过技术进步或者增加劳动强度等手段来获得更多的无酬劳动，仅仅依靠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的方式增加工人的绝对数量是难以为继的，资本积累的需求量会远远大于人口的自然增长量。
第二，资本积累进程中大部分追加投资主要用于新发明的使用和普及，这是社会技术进步的一般趋势。随着新产业的兴起，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时刻可能带来总体就业的增加，但社会中原有产业的旧资本总有一天会从头到尾地更新，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p724)此时，全社会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就是用较少量的劳动便足以运转较多量的机器，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要保持对于劳动力同样的吸收能力，资本需要成倍数增加，这就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资本的集中、竞争以及现代化融资手段加速了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流动的“排挤效应”。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往往伴随着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原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要比单个资本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对劳动的需求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递减，而不是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按比例增加。“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p690-691)此外，随着信用等现代化融资手段的发展，信用可以在转眼之间把财富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进一步加速了资本集中的速度。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速度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就造成一种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数量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的假象。而事实上，正是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增大的对劳动力的“排挤效应”，使工人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相对过剩人口常态化是市场经济资本积累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这就决定了考察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流动问题不能停留在绝对数量关系层面。
刘易斯虽然注意到了工业领域的剩余所转化的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刘易斯本人及其追随者却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上。传统的新古典研究范式更是形而上学地从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供需均衡思想出发把劳动力出现的暂时性短缺、工资上涨以及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作为一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规律，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作为工业领域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停滞，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主张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对于现代工业来说，“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的教条”(p734)。可以看出刘易斯的理论犯了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的错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作为人口规律的出发点，忽略了资本积累对于劳动力的决定性作用，抽象掉了劳动力对于资本的从属关系。归根结底，劳动力如何流动，是慢一些还是快一些，从根本上说是资本积累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
三、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现实考察：劳动力短缺还是相对过剩？
尽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流动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并不否认“刘易斯拐点”这种现象本身，但拐点理论却不能揭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流动的本质规律。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这离不开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再加上一些特殊时期的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我国某个特定区域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暂时短缺的现象，即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短缺并不会长期存在。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来看，农村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市民化过程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经阶段。但仅仅依靠人口生育政策来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的无限供给，以此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一是人口生育政策只有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才能发挥作用；二是通过人口生育政策所增加的劳动力的绝对人口数量可能会暂时地缓解工业领域的人口短缺现象，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才是社会发展的最强动力源。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缺现象不能完全反映全社会劳动力供需的现实状况。如果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是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而成为相对过剩人口，那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仍会发挥“人口红利”的潜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是发生了位置的变化，由以前的农业领域剩余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业领域的相对过剩人口。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其地位和生存状况可能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善。因此，考察中国的“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农村和城市一分为二地看作两个完全分割的部分。这就需要我们突破“刘易斯拐点”的视野束缚，不能单单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量出发来进行分析，还要从全社会角度深入分析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以及相对过剩总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一）资本积累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状况
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流动的辩证关系可知，资本积累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资本积累规模的增长速度决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当城市资本积累规模速度加快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反之，当城市资本积累规模速度减缓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也会相应减缓。通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城镇就业增长率趋势的对比（见图1），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城镇就业增长率趋势基本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的年份，城镇就业总人数增长率也较高；当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时，城镇就业总人数的增速也终将出现回落的趋势。另外，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农村外出流动人口的明显减少。而从中国现实来看，金融危机后农村外出农民工数量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少的趋势。从2008—201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见表1）可以看出，2008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有14042万人，并且一直呈上涨趋势，截至2019年有17425万外出农民工。虽然我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增速持续走低（如从2009年的3.5%减少到2019年的0.9%，降幅明显），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并不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而取决于城市工业领域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增速。后期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增速放缓，而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突然减少。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数量
社会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除了受劳动力绝对数量供给的影响之外，还长期受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规律的支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积累追求剩余价值的客观需要。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的“排挤效应”创造出了相对过剩人口，这巩固了劳资关系中资本的强势地位①当然马克思《资本论》中主要论述了私人资本积累，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资本同样也需要通过技术的改进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力“排挤效应”无论是在私人资本还是公有资本中都客观地发挥作用。。在中国1978—2019年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见图2）中，不变资本（C）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衡量，可变资本（V）可以工资总额指标来代替。可以看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有机构成（C∶V）小于1，这就意味着等量的不变资本需要超过其本身数量的可变资本的推动才能投入生产，这是因为那时我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在之后的三十多年中，这一趋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201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5.9，之后几年虽有所回落，但基本维持在5以上。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现在吸收同样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至少需要5倍以上的不变资本投资额，资本有机构成所引发的对劳动力流动的“排挤效应”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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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城镇固定资产增长率与城镇就业增长率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表1：2008—2019年外出农民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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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力的“排挤效应”。虽然有些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各种指标证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社会来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数之间的差额却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经济活动人口代表在一定时期内为各种经济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其等于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总和。用这一指标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社会的剩余劳动力状况，从而为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资源释放新的“人口红利”提供政策思路。表2为中国2000—2019年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数量，剩余劳动力指标用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就业人口来测算。从2000年到2019年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数量虽有波动但基本呈现增长的趋势。2000年社会剩余劳动力只有706万人，而到了2019年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了5657万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简单地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简单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指标来看，很容易得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论断，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也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正如表2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全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反而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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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1978—2018年资本有机构成（C∶V）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此外，无论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从劳动力价值或者工资来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无酬劳动是指工人新创造价值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有酬劳动表示劳动者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商品所获得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即工资收入。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对比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劳动力数量变化引起的市场供需变化，最终还是要反映到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的矛盾上来。人口绝对数量再多，如果劳资关系严重失衡，劳动者生存状况也不会改善，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必然会受到影响，最终经济也很难实现健康发展。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劳动力绝对数量，还是要从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视角下相对于资本积累需要本身存在的过剩人口来科学分析，而不能撇开资本积累简单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变化。在现实中考察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关系下社会中相对于资本积累本身需要的过剩人口状况可以用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虽有略微浮动但始终维持在50%以上，然而进入新千年后我国劳动者报酬开始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一比重很快跌破50%。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仅有39.74%①数据来源：徐杰.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趋势研究.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6.。危机后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这一数据才又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解决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能停留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层面，还必须从全社会中相对过剩人口的大局出发。
表2：中国2000—2019年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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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而得。
四、结论与启示
目前国内研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最流行范式就是“刘易斯拐点”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数量化的均衡分析方法，始终停留在数量化的分析层面很难揭示出拐点现象背后劳动力流动的本质规律。“刘易斯拐点”理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作为人口规律的出发点，忽略了资本积累对于劳动力的决定性作用，以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本文从马克思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流动辩证关系出发，认为资本积累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相反。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流动具有“吸收效应”和“排挤效应”两种效应，资本有机构成引起的“排挤效应”在长期中将占主导。人口政策制定应该突破“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局限，“人口红利”不能仅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维持，而更应该关注全社会的过剩劳动力状况。
中国改革开放后主要依靠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维持了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再加上一些特殊时期的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我国某个特定的区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暂时的短缺现象，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人口生育政策逐渐放开，毋庸置疑，这些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但始终是从劳动力绝对数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忽略了更重要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另外，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放缓，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吸收效应”逐渐降低；加上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新驱动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也必然增加对劳动力的“排挤效应”。因此，相对过剩人口而非绝对过剩人口将是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并且这一矛盾将随着经济增长愈发突出。消除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不能把关注重点仅仅放在刘易斯拐点本身，寄希望于通过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来解决，而更应该从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关系出发构建维持劳资关系均衡的制度，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7）.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中国社会科学，2010（4）.
许经勇.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屈满学.中国经济与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理论月刊，2008（2）.
袁志刚.三问“刘易斯拐点”——袁志刚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解放日报，2010-09-12（8）.
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5）.
杨帆，黄少安.中国人口红利结束了吗？.山东社会科学，2017（4）.
蔡万焕.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经济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分析.前线，2013（9）.
孙小雨.对刘易斯理论的两种可能的解释——兼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争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1）.
吴垠.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与现实意义.经济学动态，2010（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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