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生成、表征及缺陷
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生成、表征及缺陷张 鹏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摘 要]算法民粹主义发生在第四轮民粹主义的浪潮之中，其表现形式为：政治精英为获得民众支持、扩大影响力而寻求技术精英的协助，通过算法技术引导、动员民众来构建民粹主义话语。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以及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弊端三方面的因素是算法民粹主义的生成缘由。算法民粹主义以算法为技术支撑，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以克里斯玛型人物为推动者，实现民粹主义的传播。算法民粹主义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无价值立场的工具理性。因此，算法民粹主义的流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国家民众政治主体性的丧失、技术寡头的社会垄断、国家治理危机等一系列后果。
[关键词]算法民粹主义；数字化技术；新自由主义；政党政治
自21世纪初以来，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但与前三轮民粹主义浪潮所不同的是，本轮民粹主义浪潮中数字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①当今民粹主义浪潮属于人类历史上第四轮浪潮，第一轮浪潮发生在19世纪的美俄，20世纪中期的拉美出现第二轮浪潮，第三轮民粹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太地区，第四轮浪潮则是21世纪初开始于北美、西欧、东欧等地。参见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1）；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1）.。对此，关于民粹主义与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关系引发了相关学者们的广泛讨论①关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民粹主义的影响引发了“数字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以及“技术民粹主义”等研究的出现。See Jamie Bartlett，Jonathan Birdwell，and Mark Littler.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London:Demos，2011;Paolo Gerbaudo.From Cyber-Autonomism to Cyber-Populism:An Ideological History of Digital Activism.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2019，17（2）;Sunny Yoon.Techno Populism and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of News in South Kore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2019，18（2）.。最初，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网络技术对民粹主义的影响方面。而随着西方国家政党政治逐渐进入算法政治阶段，算法技术正与网络技术相结合在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当“预测算法”“分类算法”“细分算法”以及“个性化推荐算法”等算法技术被西方部分政客们用于民粹主义的传播之后，一种新形式的民粹主义——算法民粹主义正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域中。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尝试分析算法民粹主义的生成缘由，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算法民粹主义的基本表征及其本体缺陷。
一、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的生成缘由
目前人类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接时期②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开端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核心推动是电力和内燃机；第三次工业革命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核心特征是信息革命，呈现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的阶段性特征；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发生于当下，其重点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提升，内核是人类已有活动规则的算法化。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接期。参见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7）.。在这样的时期下，人类社会正进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互联网技术已经被证明对于民粹主义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到了数字时代的当下，数字媒体与算法技术的结合使其不但能够影响政治话语的传播，还能够导致普通民众的行为能力发生改变。同时，受到新自由主义以及西式政党政治弊端的影响，西方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正进行合谋，由此西方国家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算法民粹主义事件。
（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提供可能
如前文所言，在关于数字技术对民粹主义传播影响的前期研究中，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网络民粹主义方面。例如，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杰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等人在其著作《数字民粹主义的新面孔》一书中，虽然使用的是“数字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但全书所谈论的对象依旧是“网络民粹主义”。而近年来以伊科·马利（Ico Maly）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学者则开始围绕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对此，马利把当今的民粹主义总结为：“数字媒介化的时空交流与话语关系。”在马利看来，当代民粹主义是一种交际关系，一种社会技术的集合，民粹主义学者针对当代民粹主义的研究必须考虑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算法性质。这是因为，数字媒体中的算法性质有助于构建适应这种新的数字生态的民粹主义。而卡里金·莱杰梅克（Karlijn Raaijmakers）则使用算法民粹主义讨论了西方政客是如何把算法机器人与民粹主义相结合，进而增加其追随者。以上研究都是数字技术被运用到民粹主义中的现实写照，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互联网技术与算法技术。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针对算法民粹主义的研究也并没有忽视互联网平台在算法民粹主义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换言之，以互联网技术以及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毋庸置疑，关于互联网技术对于民粹主义的影响已经得到学界的共识。作为一项颠覆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互联网曾被广泛地讨论对于数字民主的益处。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数字民主正成为一种迷思。对此，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认为，网络并没有让政治更加民主化，同时也没有扩大普通民众的权利与限制精英的权力。与此相对，互联网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与认知习惯的同时，也助长了民粹主义的生成与传播。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已经从一种有限的广场政治演变为没有边界的网络政治(p60)。这是因为，互联网技术既提供给每个网民自由表达的渠道，但同时也造成“信息茧房”与“回音室”的效应，进而引发群体极化①关于群体极化，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社会因何要异见.支振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53.。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具备全球化性质的技术，互联网让信息传播很容易突破现实的边界，这也导致民粹主义从最初地域性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活动。而算法民粹主义虽然凸显了算法作为底层技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需要以互联网平台为传播载体。因此，当下西方国家中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战场。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由互联网技术构成的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他们传播民粹主义主张的关键。并且，作为当代民粹主义的主要活动场所，互联网依旧是一种中心化的等级结构。因此，网络社会的不平等性也有利于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实现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和社会动员。而算法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则加剧了民粹主义“声音”病毒式的传播。
与此同时，早在1999年西方学界就已经出现了利用博客中的相关数据来推测用户属性的研究(p7-20)，从那以后互联网与“预测算法”之间的紧密关系便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如果说“预测算法”对于人们政治生活还无法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分类算法”“细分算法”以及“个性化推荐算法”等算法技术的发展则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传播。这是因为，算法民粹主义者可以在“预测算法”的基础上继续运用“个性化推荐算法”等技术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与政治选择。而互联网技术与算法技术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当今的社交媒体以及搜索引擎之上。对此，克里斯托弗·E.怀特（Christopher E.Whyte）曾经针对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议程设置以及信息搜索等内容进行研究，最后发现社交媒体以及搜索中的算法过滤器可以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决定哪些信息最符合使用者的要求(p1680-1697)。而这些由算法过滤器提供的信息并不一定总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虽然普通民众可以在互联网以及算法技术的帮助下得到自身需求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却可能是被算法过滤器改造后的结果。而在算法民粹主义者的有意推广下，一些被算法设计好的信息还会按照主动、自选以及预定的方向推送到他们的视线(p341-366)。对此，以互联网与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为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流行为算法民粹主义提供契机
自19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便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在原则上与宗教、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相分离的体系。对此，西方社会开始把市场看作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领域，并且假定了市场体系是在一个比国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之中运作②例如，从古典学派中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再到新古典主义学派，最后到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都持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特定社会的国家应当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参见郑永年，黄彦杰.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邱道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35-36.。因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样的一个制度，除非能使社会屈从于它，否则是无法运作的。”③但是，波兰尼在《巨变》（又名《大转型》）一书的核心观点却是纯粹的自律性市场只是一个乌托邦。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26-127.虽然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曾短暂成为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治国理念，但在西方国家中这种政府干预的治理原则却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并且，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于20世纪60年代后失效，美欧国家的大企业就开始借机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并将新自由主义理念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最后，以1989年“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依据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生自发”的过程。所以，自由市场是一种完美的国家治理体制，而国家与政府的过多干预则会将人类引入一条通往极权的“奴役之路”。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把市场树立为首要原则，而政府与社会则在市场原则之下发挥作用。
对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信奉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市场化的原则，并且在其国家治理中主张即使是必要的政府干预也要遵循市场原则(p114)。这就导致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而言，国家与政府的角色只在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让市场自由发展的制度。而当前西方国家中数字媒体的算法以及一般功能都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上，并且这些原则已经转化为对等级、竞争以及赢者通吃价值观的追求(p21)，因此，市面上的数字媒体不再是使用者之间信息交流的中立平台，反而具备潜在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数字媒体中，获得更多网民的喜爱是民粹主义领袖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体现。“你拥有和建立的关联性越多，你就越有价值。因为这会让更多的人认为你很受欢迎，因此想要和你建立关联性。”(p13)而由于新自由主义原则，“如果政客，特别是民粹主义领袖想要以人民的名义发言，就必须建立大量的听众。每个帖子都需要吸引能在数字媒体上进行互动的民众，以便算法向这些民众推荐相关的信息。每个帖子都必须有‘喜欢’、‘转发’以及‘评论’”。在这样的逻辑下，作为一名替民众“发声”的民粹主义领袖，如果在数字时代不具备一定数量的在线支持者将是不合格的。
而与此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崇尚市场以及怀疑政府，因此，在缺少政府必要干预的情况下，在经济领域往往会出现不受国家与社会控制的商业巨头。但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现象。例如，主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便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积累最强大的手段是将一个过程或产品置于大型企业的手中。而这在算法民粹主义中则体现为“诸如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允许政客们在社交媒体上控制自己的声音和信息，但他们只能在他们所使用的社交媒体的特定格式内进行控制”。这就导致一些实力雄厚的网络超级平台凌驾于政治之上。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特朗普还在任期内，其社交账号依旧会被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封禁。更为重要的是，由新自由主义引领转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引发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的同时还塑造了个人成败只取决于个人能力与个人努力的观念(p87)。这就强化了资本家以及政治家们精英主义的思维。在他们看来，民众只是其获得利润或获得选票的工具。因此，可以用算法民粹主义来操纵民众的行为。
（三）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弊端为算法民粹主义提供动力
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主要形式，也是构成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众多西方学者看来，通过选举及自由竞争的方式实现轮流执政，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制度。与此同时，轮流执政以及自由竞争可以充当西方科层制度的纠偏机制，既可以达到监督执政党的作用，又可以充分实现少数群体的意见。但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在经历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以及卡特尔型政党这四个发展阶段后(p19-20)，如今正逐渐以获取选票为中心，并开始与社会公众发生疏离。这就导致在当前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不但弱化了其利益整合与调节功能，反而倾向于赢得选票与获取公职。由此，西方政党开始失去特色，政党政治游戏化(p36)。而对于部分西方政党而言，民粹动员与算法动员是数字时代下获得民众支持最便捷、最迅速的两种途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如今西方国家的政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开始纷纷使用民粹主义言语来吸引民众的支持。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竞争性以及执政前提使算法民粹主义以及算法民粹政党流行。相比过去，数字化时代下政客同时使用民粹动员与算法动员是最“理性”的选择。
一方面，民粹动员有利于政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与“人民”产生共鸣。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共同特征在于它发生在长期实行普选制度的政治环境中。在当代针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中，除了把其定义为“一种薄薄的意识形态”之外①学界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莫衷一是。其中，以卡斯·穆得（Cas Mudde）为代表的学者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薄薄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See 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还有两种观点也极具影响力。一种是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沟通方式或政治风格(p319-345)。另外一种则把民粹主义看作一种策略、话语或运动。对此，笔者认为，从1870年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到21世纪初从欧美国家开始的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工具性与政治策略性的一面。如今西方各国的民粹主义也主要充当政党政治的武器。因而，专门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卡斯·穆得（Cas Mudde）等人曾认为，在总统制国家反体制的政治候选人可以直接诉诸选民，进而加强其人格化领导(p58)。而现实中也是如此，据统计，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各种选举中吸引了近25%的选票，而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只能够获得5%至7%的选票(p13)。并且，由于西式的民主政治是通过简单的民意相加来获取合法性，因此，对于西方政客们而言，他们获得选票以及谋取公职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与民众产生共鸣，进而获取民众的支持。
另一方面，算法动员则有利于扩大政客们的政治影响力。西方国家政党间竞争的现状赋予了算法中心的地位。在最新的西方民粹主义活动中，算法营销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在算法的帮助下每一个民众都可以成为被精准观察的目标。通过将人们分解成多样的群体，民粹主义者以不同的声音与内容向不同的观众展示了不同的兴趣。据特朗普竞选团队宣称，之前特朗普在其竞选的一则Facebook的广告中就有50000个不同的版本。而随着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因此，马利在“算法民粹主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算法行动主义”。在他看来，数字化时代不仅催生了“算法民粹主义”，同时还催生了“算法行动主义”。“这种类型的行动主义有助于传播政客或社会运动的相关信息，通过在数字媒体中的互动来触发媒介的算法，进而提高该信息及其传递者的受欢迎程度”。而这种有计划的行动主义是被刻意安排的，算法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需要在数字媒体上与民众进行互动，还需要了解数字媒体的功能与算法结构。
二、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的基本表征
如前文所述，与前三轮民粹主义所不同的是，数字技术在本轮民粹主义的传播中充当着关键的作用。笔者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曾简要分析算法民粹主义的含义。在笔者看来，“算法民粹主义指的是一些善于借助算法及大数据作为辅助的政治家们把民粹主义当作获取普通民众支持的工具，他们通过聘请专业技术团队将普通民众基本信息进行数据化整合，并在已有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算法机器人、网络超级平台广告推送等技术去影响乃至改变民众的行为”(p17)。对此，算法民粹主义则以算法为技术支撑，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以克里斯玛型人物为推动者。
（一）以算法为技术支撑
借助民意测验和统计技术对选民进行观察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竞选活动中的常态现象。在数字化和数据化出现之前，西方国家的政治竞选活动只能通过主流媒体中的报道以及广告才能吸引民众对其的关注与支持。但这个现象在当前的算法民粹主义时代发生了改变。从2012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运用数据竞选连任以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便习惯性聘请专门的团队，运用大数据以及算法进行政治竞选。例如，奥巴马在竞选之初便雇用了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作为竞选经理。在梅西纳等人的帮助下，奥巴马专门组建了一个运用新技术竞选的数据军团。该军团雇用了包含软件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以及网络和电子邮件专家团队在内的300多名员工。这些数据军团在利用算法技术精准说服选民支持奥巴马的同时，还辅助奥巴马获得更多的筹资募款(p604)。而随着奥巴马连任的获胜，算法角逐也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种主流。对此，丹尼尔·克雷斯（Daniel Kreiss）曾经将数据化竞选活动描述为“网络病房政治”，并将其与大众媒体出现之前的美国政治时代相比较(p217)。在过去，美国政治竞选中每一个候选人都需要聘请专门的工作人员与选民在日常生活中互动，进而对他们的需求、问题和偏好有着深刻的了解。但是现在，他们只需要通过数据军团提供的信息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公众的需求，并以越来越有针对性和参与性的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
以上这些在算法民粹主义中更得以体现，在算法的帮助下每一个选民都可以成为被量身观察的目标。算法民粹主义政客的数据军团可以把“分类算法”与“个性推荐算法”等算法技术相结合，在对普通民众的数字行为进行归类的基础上，根据分类精准推送能够影响民众行为的信息。因此，算法政治时代下的民众日常眼中所看到的宣传信息可能是个性化以及量身定制的。而这在特朗普竞选时期也同样得以体现。2016年，特朗普获胜以及英国成功脱欧让剑桥分析公司被人们所熟知。根据剑桥分析公司当时的首席执政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的公开声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从2016年7月开始便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算法模型来帮助特朗普赢得选举。第一种是针对特朗普铁杆支持者而设计的，其目的在于增加筹资募款；第二种模型是为了确定不同类别选民的投票偏好；第三种模型则是为了发现民众所感兴趣的议题。通过三种算法模型的建构，特朗普的数据军团能帮助特朗普精准锁定支持者与潜在支持者。
与此同时，从民粹主义者的角度，政治是“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抗性政治。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是排他的，左翼民粹主义把人们在阶层之间进行了分离，右翼民粹主义把人们在种族之间进行了分离。因此，对于任何试图以民粹主义“声音”来赢取选民支持的政客而言，他们必须在社会上刻意引发“人民”与“精英”、“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对立。例如，“英国脱欧”中的投票就很能体现出这一点(p87)。而这些人群一旦被算法民粹主义政客们所利用，就极容易导致民粹主义事件的发生。
（二）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
算法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以算法为底层技术，同时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还需要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需要说明的是，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不仅仅只在社交媒体上，除此之外，电视、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也都充当了传播载体的角色。但是，相比传统主流媒体，现代社交媒体在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民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数据，只有18%的美国人对美国传统国家新闻媒体持相信的态度(p752)。在普通民众看来，2008年主流媒体并没有及时发出“经济危机”的信号，这一事件让主流媒体获得“不吠叫的看门狗”这样的角色。而社交媒体让人直接参与的特点则让民众更加相信上面所发布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则在于由算法技术构成的民粹主义需要一个即时性操作的媒体。诸如电视、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由于自身媒介的特点，只能够在固定时间、固定信息容量的基础上向广大民众传递信息。但现代社交媒体突破了这一束缚，现代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以及可推送性等特点能够让信息可以在任何时间被传递到民众的视线范围。
社交媒体作为传播载体支持了算法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这归因于算法中嵌入的聚合逻辑及其可以吸引原本分散的人们注意力的方式。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社会上原子化的个人的出现，而这又造成了当今西方社会中个人的孤独。社交媒体则提供了一个聚集空间，在有利于作为分散的原子个人可以聚结的同时也造成了群体极化的后果。例如，比利时极右翼政党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 Party）在2014年范·格里肯（Van Grieken）担任党魁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衰退期。格里肯上任后，弗拉芒利益党开始利用Facebook社交平台的相关功能建立数字社区。与此同时，格里肯还利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民粹主义请愿活动，进而使该党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得到民众的支持(p444-468)。2018年该党甚至还因抗议《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组织5500多人向欧盟总部发动游行示威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同样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如今在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以Twitter、Facebook为代表的超级平台。这些超级平台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无论是民粹主义的政党还是非民粹主义的政党都需要依靠这些超级平台才能更好地宣传其思想。因此，技术寡头们对于算法民粹主义的流行也秉持助推的态度。
如前文所述，马利在“算法民粹主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算法行动主义”。对此，马利曾专门针对特朗普竞选进行了三种“算法行动主义”的划分，分别是：（1）使用点击农场（click farms）。数字时代下的民粹主义者受到民众支持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字、视频得到普通民众的喜欢、分享与转发。因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便通过雇佣海外的“点击农场”来营造自身在社交媒体上深受欢迎的假象。（2）政治机器人。据统计，在2016年大选期间，大约有40万个政治机器人参与了关于总统选举的讨论。这些政治机器人在为民粹主义候选人增加追随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政治机器人则是由算法构成的。（3）MAGA和另类右翼激进分子。这种类型的“算法行动主义”以人力为基础，其基本行为就是人为转发关于特朗普的相关事迹或者使用简单的脚本机器人做同样的事情，其目的也在于营造特朗普在民众中受欢迎的假象。而这三种“算法行动主义”都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可以说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在数字化时代的流行对当今算法民粹主义的盛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以克里斯玛型政客作为推动者
克里斯玛型权威最初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于《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所提出，又称“超凡魅力型权威”。在书中韦伯总结了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其中克里斯玛型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以及追随者赋予其的品质(p241)。这种类型的统治权威一般出现在社会动荡时期，并且领袖个人自身带有特定的使命。在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看来，民粹主义与克里斯玛型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p61-62)。而当今西方世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都需要依靠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的推动。这种超凡魅力的领袖通常需要对外宣称它们能够带领人民脱离现状且反对现有的精英统治。
对于算法民粹主义来说，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往往能够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因此，在算法民粹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领袖进行引领。例如，特朗普就在多个场合上宣称自己是美国人民的“弥赛亚”，只有他才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让克里斯玛型领袖的诞生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韦伯所论述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一般出现在传统社会或者国家的重大动荡年代，诸如拿破仑、恺撒等人的人格魅力来自其对国家的重大贡献。但是数字化时代下克里斯玛型领袖的诞生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证明其个人成就或道德，转而依赖一些具有表演性质的话语符号来刺激民众的情感，进而获得合法性(p44)。而在算法民粹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则以社交媒体平台为展示空间，并通过算法精准推送等形式来与普通大众产生共鸣，激发其政治热情。
具体而言，算法民粹主义以克里斯玛型人物作为推动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克里斯玛型政客聘请专业数据军团针对民众进行基本的数据整合。剑桥分析公司的案例已经证明，数字化时代下的人们其日常行为已经被数据化。对此，克里斯玛型政客可以通过聘请专业化的数据团队运用算法归纳、分析等技术了解民众的所处位置、投票偏好以及社交关系等内容。例如，剑桥分析公司就曾经宣称“我们拥有超过2.3亿美国选民的5000个数据点……使用这些重要信息来吸引、说服和激励他们采取行动”。其次，克里斯玛型政客在已有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选民的喜好在各社交媒体上进行魅力型表演。克里斯玛型政客魅力型表演的核心是与民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既让民众相信其主张具有说服力，又可以使“人民”成为具体的政治主体。对此，有研究表明特朗普与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分别在Twitter上给自己构建了“反抗者”和“普通人”的形象以及“民族复兴”和“道德辩护”的使命(p268)。最后，通过政治机器人、社交媒体广告推送等技术去影响乃至改变民众的行为。通过数据整合以及克里斯玛型政客形象构建后，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还需要运用政治机器人以及社交媒体广告推送等技术进一步扩大算法民粹主义领袖的影响力。例如，德国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领导人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就被揭露其Twitter支持者中存在由算法构成的在线机器人。
三、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的本体缺陷
算法民粹主义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代表着一种工具理性，其在长期运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摈弃价值的规则与制度。就目前而言，关于算法民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现象以及算法对于民粹主义传播的影响方面。即使是马利等人的后期研究也更多的是以具体案例来展示算法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运用。但是，当前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与传播已经对西方世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一）导致普通民众政治主体性的丧失
一般而言，信仰人民是民粹主义主体逻辑的起点与终点(p10)。如前文所言，随着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发展，民粹主义正被当作一种工具流行于西方国家，而算法技术在民粹主义传播中的运用则更加剧了民粹主义工具性的趋势。而随着算法民粹主义的广泛传播，西方国家中的普通民众正面临政治主体性丧失的困境。关于政治主体性，一般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掌握和借助公共权力、承载和传播政治思想文化、创建和铺设政治制度设施、发动和规制政治行为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p28)。一定程度上，纯粹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民众个人主体性张扬的表现，是一种追求主体权力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的体现。例如，民粹主义思想来源的提出者——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所追求的就是人应当为人所具备的主体性。但算法民粹主义的出现却引发一种悖论般的现象，即民众在做出政治选择以及政治行为的时候看似是自主性的抉择，但其背后却是政客以及算法的意志。
并且，在当今西方世界所流行的算法民粹主义中，其算法以及算法载体都已经被设计者赋予了其想要赋予的意志。目前，由于信息大爆炸以及信息过量传输，人们不得不依赖于个性化内容的推荐。这种推荐本质上就是算法的结果(p93)。而这种算法推荐已经逐渐从早期通用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基于机器深度学习推荐的智能化阶段，算法已经可以理解更为复杂的用户需求、隐匿偏好等信息，并在这一基础上将大量相互分散的数据重新聚集分析并形成高效的处理结果。这意味着，算法将会在了解以及服务你的同时，对你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控制作用。因此，佩德罗·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曾谈论道：“教会计算机关于你的东西，你教会它越多的东西，它就越能更好地为你服务（或者操纵你）。”(p338)这也是为什么在“英国脱欧”之后，有大量的民众要求重新投票。因为，他们当时的选择并不完全是出自政治主体性的行为。
然而，纯粹的民粹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是一种人之为人的民主政治，一种人民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其个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政治，这接近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t）提出的“本真政治”。对此，阿伦特曾认为，政治的本质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支配，而是平等的主体之间通过言语而进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p123-124)。换言之，“本真政治”要求在政治生活中交互主体之间主体间性的平等性。因此，当现实生活中民众的个人权利以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容易发生民粹主义事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以及算法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类正逐渐进入“后真相时代”。这在极大地减少民粹主义政客发动民粹主义运动所耗费的成本的同时，也让普通民众所面对的客体世界是一个被篡改了真实性的世界。在这个时候，普通民众所做出的抉择就不再具备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
（二）造成技术寡头社会层面的全面垄断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国家正一度主张绝对的市场化，否认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这就导致在西方社会中，一些不受国家以及政府控制的超级数字企业的迅速发展。如前文所述，算法民粹主义以算法为技术支撑，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以克里斯玛型政客为推动者。就目前而言，以剑桥分析公司、Twitter、Facebook等为代表的技术寡头虽然在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中还只是充当一种辅助性的角色，但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层面，技术寡头全面垄断的苗头已经出现。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客以及民众对于由技术寡头所控制的数字化企业的依赖的现象上，还体现在这些技术寡头自身权力的不断膨胀上。
一方面，技术寡头正逐渐蚕食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域。算法动员与民粹动员是当今西方国家竞争型政党政治中赢得选举最有效的两种方式。目前，以“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上台”为代表的一系列算法民粹主义事件已经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示范效应。例如，有研究发现，一些传统建制派政党的领袖有时也不得不使用民粹主义的修辞，进而出现了精通数字技术的“建制派民粹”(p752)。这就导致西方国家的政客对于这些由技术寡头控制的数字化企业的依赖程度正逐渐加深。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美国已经出现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旋转门机制。而如今，西方国家中的技术寡头在挑战金融寡头在政治领域地位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如今数据化的社会是由一系列算法交织而成。无论是算法还是数据的使用都需要专门的人员进行操作，而这些都是传统政客所不擅长的。因此，随着算法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流行程度的加深，技术权力也随之正蚕食政治领域。
另一方面，技术寡头正对普通民众产生控制效应。随着算法民粹主义进一步的发展，技术寡头正成为新形式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平民与精英之间利益的差异，常常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冲突，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往往需要依靠一位克里斯玛型领袖才能汇聚力量与之对抗。因此，在大多数民粹主义运动中都有一位具有超凡魅力领导者的存在。如今，西方社会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发展正被少数几个改变世界的“超人”所主导，这些“超人”背后公司的巨大市值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这些“超人”观念的认同(64-65)。换言之，技术寡头正成为新形式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他们正替代政治领袖来发动民粹主义事件。例如，在2021年1月底美国金融领域发生的“逼空大战”中，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便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与此同时，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案例也证明了其背后的数字化企业一般都处于国内外的垄断地位。例如，韩国汉阳大学教授尹仙熙（Sunny Yoon）就认为，韩国最大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Naver便在2018年运用算法民粹主义（原文用的是“技术民粹主义”一词）助推了文在寅政府操纵舆论丑闻，而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交媒体的垄断地位(p33-48)。而随着算法民粹主义对于普通民众吸引程度的加深，普通民众个人数据的不断输入也在不断巩固这些技术寡头的垄断地位。
（三）引发西方国家治理的危机
就技术而言，算法民粹主义中的算法属于一种分离算法。算法民粹主义同时包含当今的左、右翼民粹主义，并且通过算法选择、排序、传播等方式造成“信息茧房”与政治极化的现象。西方民众个体长期受到算法的控制，能接受到的信息只是算法民粹主义政客想要民众看到的信息，而不是那些在价值上更加中立的内容。由此，这种分离算法也造成了西方社会在阶层、种族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分裂。与此同时，由于算法民粹主义同时包含着算法与民粹主义两种元素，因此它可以在国家和政府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其支持者冲进国会造成混乱便是长期受到算法民粹主义影响的结果。特朗普只需通过Twitter便可以引发川粉占领国会。同时，算法民粹主义正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等领域发展。例如，2021年1月底在美国金融圈上演的“逼空大战”便是一次算法民粹主义运动。斗争双方明面上是散户与金融大鳄，但其背后是多头与空头之间的斗争。究其源头，在于三个月前，有人在reddit上发布的两条带有“反精英”“仇恨主义色彩”的短视频。“逼空大战”的背后充斥着民众对于美国金融精英的仇恨思维。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上台”等算法民粹主义事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也正发生异化。政党应该如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言：“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p13)算法民粹主义的流行在加剧西方国家中政党卡特尔化的同时，还导致其对算法和数据的过分依赖。无论是算法还是民粹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关注民众喜欢什么而很少关注什么是正确的。这就一方面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算法设计更多的是为了政党以及政客的利益，并不能促进国家利益。例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以反紧缩为诉求上台执政，但是上台后很难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导致其很快下台(p123)。这也是算法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政的危害之一，即执政前的政治承诺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而导致执政时间不具备持久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算法技术的专业性，西方国家的政党只能单方面依靠数字化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数据收集具有简单量化、机械以及偏向的特点，进而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或者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算法民粹主义的流行也正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如前文所述，流行于当下西方国家的算法民粹主义属于民粹主义第四轮浪潮，而从第一轮民粹主义浪潮到第四轮民粹主义浪潮，民粹主义的影响范围正在不断地扩大。但与以往民粹主义所不同的是，算法民粹主义由于算法技术的原因也更容易跨越国界对他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对此，一些外部政治力量便可以运用算法及互联网技术散布谣言来影响有关国家的社会舆论，加剧社会分裂。例如，法国便指责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来煽动“黄马甲运动”，而英国也指责俄罗斯在“英国脱欧”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p122)。除此之外，外部政治力量也可以反向操作算法民粹主义来干扰国内政治，影响国家安全。对此，塞尔维亚前任议员瑟丹·诺戈（Srjdan Nogo）就在Srbin Info网站上发文披露，为Dominion Voting Systems（美国大选中使用的三个主要投票软件之一）工作的技术专家在为Dominion投票机编写的软件中包括一种算法，该算法将降低特朗普的选票。
四、结语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是对代议制民主精英化的反抗。然而随着互联网和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民粹主义产生了新的变化。掌握巨量数据的资本精英逐渐成为民粹主义的操控者，它们通过算法营销和算法动员在选举中获得巨大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的数据化也就意味着民粹主义的资本化、精英化。在代议制民主的理想状态下，资本精英与政治精英合谋共生，一起利用算法操控民众，通过民主程序实现新旧执政者的稳定更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算法民粹主义蕴含着更深刻的民主危机。
算法对民众的操控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众的迎合。当政客们通过数据整合、算法推荐以及社交平台传播的方式操纵民众的时候，民众也在选择那些最能够迎合他们的精英。特朗普的上台，即是这一前路的预演。算法以资本为核心，而资本的逐利性将不可避免地引导、迎合甚至放大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盲目性将在资本的操控下无限膨胀，一旦精英阶层丧失共识，代议制民主将可能迎来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双重崩溃。若我们回首历史，罗马共和国的辉煌有赖于民众和贵族的妥协，而两者的斗争导致共和国的覆灭。民粹主义在算法的加持下，将使民主与民粹的撕裂变得更加不可预知。算法民粹主义是否会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是否会从内部瓦解代议制民主的基础，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Jamie Bartlett，Jonathan Birdwell，and Mark Littler.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London:Demos，2011.
Ico Maly.Populism as a Mediatized Communicative Relation:The Birth of Algorithmic Populism.Ti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https://www.tilburguniversity.edu/sites/tiu/files/download/TPCS_213_Maly_2.pdf，2021-04-15.
Karlijn Raaijmakers.The Algorithmic Populism of Alice Weidel.Diggit Magazine，https://www.diggitmagazine.com/articles/algorithmic-populism-alice-weidel，2021-04-24.
[美]马修·辛德曼.数字民主的迷思.唐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林红.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生成与有效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7）.
Ico Maly.Algorithmic Populism and Algorithmic Activism.Diggit Magazine，https://www.diggitmagazine.com/articles/algorithmic-populism-activism，2021-4-26.
Dan Murray，Kevan Durrell.Inferring Demographic Attributes of Anonymous Internet Users.Brij Masand，Myra Spiliopoulou，et al（Eds.）.Web Usage Analysis and User Profiling.London:Springer，2019.
Christopher E Whyte.Thinking Inside the（Black）Box:Agenda Setting，Information Seeking，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New Media&Society，2016，18（8）.
Natalie Jomini Stroud.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Political Behavior，2008，30.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张南燕.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的逻辑悖论.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
Jose Van Dijcl.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王鹏权.新自由主义迷思的破灭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方向.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1）.
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向文华.被美化的西方政党政治.红旗文稿，2019（6）.
张鹏.算法民粹主义突显西方代议制民主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18.
Jan Jagers and Stefaan Walgrave.Populism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Discourse in Belgium.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07，46（3）.
Chantal Mouffe.For a Left Populism.London:Verso Books，2018.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Popu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Terry Flew and Petros Iosifidis.Populism，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Media.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20，82（1）.
高奇琦，张鹏.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数字时代下民主政治的平衡.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Andrea Roemmele，Rachel Gibson.Scientific and subversive:The Two Faces of the Fourth Era of Political Campaigning.New Media&Society，2020，22（4）.
Daniel Kriess.Prototype Politics:Technology-Intensive Campaigning and the Data of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高奇琦，张鹏.英国“脱欧”与欧洲一体化前景：一种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探索，2019（1）.
Paolo Gerbaudo.Social Media and Populism:An Elective Affinity?.Media，Culture&Society，2018，40（5）.
Dean Starkman.The Watchdog That Didn’t Bark: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Ico Maly.Algorithmic Populism and the Datafication and Gamification of the People by Flemish Interest in Belgium.Trab.Ling.Aplic，Campinas，2020，59（1）.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邓理.技术变革与政治变迁：互联网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多重赋能.理论月刊，2020（8）.
Jessica McBride.Cambridge Analytica:5 Fast Facts You Need to Know.Heavy.，https://heavy.com/news/2018/03/cambridge-analytica-trump-facebook-analytics-mercer/，2021-04-15.
Angelos Kissas.Performative and Ideological Populism:The Case of Charismatic Leaders on Twitter.Discourse&Society，2020，31（3）.
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2）.
铁锴.公民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建构——主体性视域下的理性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高奇琦，张鹏.论人工智能对未来法律的多方位挑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美]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黄芳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Hannah Aren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高奇琦.就业失重和社会撕裂:西方人工智能发展的超人文化及其批判.社会科学研究，2019（2）.
Sunny Yoon.Techeno Populism and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of News in South Kore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2019，18（2）.
[美]理查德·S.卡茨，威廉·克罗蒂.政党政治研究指南（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石晓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的算法政治：特点、影响及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1）.
Joseph Hippolito.Massive Interference in the US Election from Serbian Software Experts Working for Dominion，Involving Soros and the CIA.The Wentworth Report，https://wentworthreport.com/2020/12/14/serbia-election-interference-soros-thecia-and-electoral-fraud/，2021-04-15.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