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路径研究
融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路径研究□张文元，1范 青1，2
（1.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9；2.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448000）
[摘 要] 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融合、各项资源相互贯通、各种内容相互包容的融媒体时代，我国文化安全出现了新的内涵，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融媒体发展对国家文化安全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又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在剖析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文化安全、优秀传统文化安全和文化信息传播安全以及文化产业安全等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主流文化宣传阵地建设，通过融媒体传播矩阵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方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文化传播网络安全监测，同时依靠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从而有效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关键词] 融媒体；文化安全；信息传播；文化产业；大数据
文化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重要精神支撑，反映了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需求。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文化安全”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融媒体时代，文化展示方式和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特征，文化安全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部分改变，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双重威胁。首先，部分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利用融媒体传播的开放性和高效性，大肆渗透其文化和价值观，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其次，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主流媒体在优秀文化传播方面影响力不够强大，文化安全意识相对薄弱，文化安全战略体系不够健全。在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的背景下，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激烈，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维护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背景下，结合融媒体时代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应该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引导，保障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创新融媒体文化传播方式，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度，坚定文化自信；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文化传播安全监测，提高网络文化安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加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
一、融媒体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迎来了新的机遇
融媒体是指充分利用媒介载体，全面整合广播、电视、报纸这些存在共性和互补性的各类媒体资源，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p18-19)。融媒体以互联网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强调融合性、实时性和互动性，融媒体传播兼具实效性与时效性、现实性与虚拟性、权威性与开放性等特征。自2014年“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我国融媒体建设成效显著。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体制、政策、人才和管理等方面不断融合，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快速建立了融合传播矩阵，在媒体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p1-5)。融媒体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我国文化传播的幅度、力度和温度，给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融媒体多样化传播拓展了国家文化传播幅度
在融媒体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仅仅依靠报刊、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微信、微博、手机网络新闻和网络视频等社交媒体成为公众随时随地获取资讯的主要工具。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3亿，占网民整体的75.1%，而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1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p1-2)。
在网络新闻和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各类媒体平台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利用图文直播、短视频、纪录片等多样化手段传播文化内容，提升用户体验。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0年初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取“慢直播”方式报道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过程，引发了“云监工”热潮，直播参与人数超千万，不仅让国民感受到了政府抗疫的决心和行动，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程建设的速度。人民日报融媒体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将5G、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到2020年全国两会报道中，通过一大批精彩的融媒体产品生动诠释了融媒体在主流文化传播方面的强大影响力。与传统的电视宣传方式不同的是，融媒体宣传渠道和手段更加丰富，效果也更加突出。人民日报融媒体制作并推送的习近平总书记步入人民大会堂会场的单条短视频获得超过1.7亿播放量和超1000万的点赞量。人民网以原创图文和短视频形式发布的《一图读懂人民代表习近平的七年两会》和《跟总书记上两会》等7篇报道，总浏览量达2300万。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推出的首个纯3D人物动画《当哪吒遇上民法典》，以新颖的形式吸引了1900万阅读量。人民日报全媒体矩阵在2020年两会期间共推出近2万篇报道，全网总传播量超160亿人次(p9-12)。除了新闻报道改革之外，收视率相对较高的《国家记忆》《舌尖上的中国》和《这就是中国》等专题电视节目不仅在中央电视台等电视频道播出，而且在央视网、腾讯视频等主流互联网视频网站平台同步播放，其播放量和讨论量均创新高。其中，《国家记忆》在至少9个互联网视频平台播出，微博话题数据显示的阅读量近7亿，讨论量达100.9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1年7—8月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充分突出媒体融合传播的特征，在传统电视资源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网和央视影音等新媒体平台资源，而且还利用5G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报道方式，除了4K/8K等高清直播外，还采用了虚拟演播室、3D技战术分析等多种方式，给观众带来了全新体验。截至2021年7月27日，央视频App累计下载量就突破了3亿次，累计激活用户数超1亿，单日视频总观看量突破2亿人次，在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传播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由此可见，基于融媒体平台的多样化传播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单一图文的枯燥阅读传统，而且使得大众网民的参与热情迅速提升，大大拓展了国家文化传播幅度。
（二）融媒体“裂变式”传播增强了国家文化传播力度
裂变式传播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领域，强调传播的连锁反应。裂变式传播属于一种链式传播，通过多角度和多层级传播在短时间内使得消息接受者以指数形式增长(p72-78)。在融媒体带来的信息“裂变式”传播影响下，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影响下相互融合。受众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和参与舆论的引导者。每个人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能通过评论、转发和分享等方式迅速向外传播信息。在这种模式下，文化传播的内容会被多次交换传递，传播的力度也大大增强，这种传播力度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例如，以微信为代表的“两微一端”平台不仅拥有超大的用户规模，而且拥有超强的用户黏性，优质文化内容经这类社交平台的发布、群转发和朋友圈分享极易形成强大的文化传播力。
（三）融媒体“大众化”传播提升了国家文化传播温度
在传统媒体时代，专业的媒体从业者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掌握着新闻话语权，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和舆论的传播导向，引导受众按照既定的传播内容进行思考，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一定程度上是缺乏温度的，难以引起大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而在融媒体时代，非专业的传播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成为信息传播主体，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抖音等平台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
在融媒体时代，拥有话语权的公众可以原创图文、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自发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当这些信息被其他公众所接收时会更加容易引起共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大众化”传播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推进器”。例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的党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自2021年2月1日在央视首播以来，很快掀起收视热潮。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该剧的平均收视率达1.29%。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剧引发了年轻人“边追剧边学党史”，甚至被众多青年网友在线催更(p3-6)。除了电视剧本身过硬的质量以外，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的影视作品能够在年轻人中受到如此追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众化”传播的不断发酵。在微博、B站、豆瓣等平台上公众自发地对这部作品发起讨论，一些网络自媒体也会对该作品的精彩片段进行剪辑并重新投放在各大平台上，使得该剧在年轻人中“无孔不入”。豆瓣电影平台显示目前超过33.7万人对该剧进行了评分，超七成网民给出五星好评，其豆瓣评分高达9.3分。在这种情况下，以党史为题材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由主流媒体引发，公众自发参与，在“大众化”传播过程中不断升温，因而取得了卓著的传播效果。
二、融媒体时代我国文化安全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
国家文化安全既是国家文化主权的体现，又是社会价值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剂，为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精神动力(p244-247)。尽管融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国家文化传播和安全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但是融媒体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也增加了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引导、宣传方面的控制难度，导致我国在政治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互联网文化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等领域都面临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一）融媒体时代我国政治文化安全受到西方文化渗透威胁
融媒体时代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在文化阵地上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上的优势不断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种隐性的文化侵袭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近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民族的复兴，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担忧愈加严重，对中国形象的诋毁也更加无耻。从早期的“傅满洲”到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无一例外都是在扭曲我们国家的形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西方少数国家的居心叵测以外，还有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不够强大，使得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地位。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部分西方国家制作、传播负面和恶意舆论的手段和方式更加多样化，舆论的防范变得更为困难。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融媒体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传播更加方便且形式灵活，信息源头更加混乱，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受众的接触面更加广泛，信息的互动交流更加难以控制。
在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暗藏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中。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念极易在我国以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代表的精英人士中变相传播，严重冲击了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数字电影、网络游戏、电视节目、YouTube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甚至深入我国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与我国奉行的艰苦奋斗、积极向上和助人为乐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相背离。我国部分青少年群体由于社会经验不足、价值观还未完善，在解读西方文化方面容易造成朋友圈似的集聚现象，最终成为意识形态侵染对象。2021年4月，由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播出的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首次揭露的新疆“毒教材”事件就是境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表现。极端主义涉足中小学教材，企图通过歪曲历史给学生灌输分裂思想、增加民族仇恨达到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目的。
（二）融媒体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在我国文化战略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容易被他国利用和异化。例如，美国利用《功夫熊猫》和《花木兰》向全世界输出被加工的中国文化，在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因为其对中国文化了解的不深入而导致部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被曲解。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也利用媒体大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主权进行抢夺，恶意歪曲真相，误导民众。此外，中国传统节日也受到西方节日的严重冲击，近些年在部分非主流媒体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过起了圣诞节、情人节和感恩节等洋节，却对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以及背后的文化传承缺乏重视，有些年轻人甚至不了解我国中秋节、端午节和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习俗。
此外，融媒体的发展对我国的语言安全也产生了一定的威胁。语言是一个国家话语权和精神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如“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源泉，是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一个国家的文化魅力和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母语安全受到威胁会直接影响文化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融媒体时代，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增多，语言表达的方式也日趋多样，汉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是破坏。例如“YYDS（永远的神）”“DDDD（懂的都懂）”这些自然语言的网络化迁移被追求新奇者无限放大，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你有freestyle吗”“打call”等中英混杂现象是英语强势输出的一种表现，不仅有损国家对外传播形象，也有损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
（三）融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开放性增加了文化传播的管理难度
媒体融合时代，信息发布的时效性、频率和传播速度显著增加，但信息的无序化流动、碎片化拼接和娱乐化传播使我国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加复杂与多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繁重。融媒体时代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隐蔽化导致我国民众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从而对中华民族文化失去兴趣，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特别是针对思想比较活跃和开放的中国青年一代，其接收信息和知识的欲望比较强烈，在其价值观尚未完整构建的时候极易受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产生“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认知。
在此背景下，融媒体的开放性容易引发网络舆论安全问题。网络负面舆论和网络谣言在融媒体的“裂变式”传播下容易发酵并演变为群体性网络舆论事件。融媒体时代下，负面舆论的传播方式多样化，传播力度更强，带来的危害也更加不易控制。网络谣言本身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迷惑性，经过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精心加工和散播以后，极易营造出更具摧毁性的强大网络舆论氛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部分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产生怀疑。社会公众在参与网络事件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感性认识而不是理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情绪容易被别有用心的舆论制造者所掌控，公众对于网络谣言的实质和真实目的辨别能力也就会大打折扣。网络谣言和负面舆论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使政府的公信力被消解，给党和政府的决策带来严重冲击，给互联网文化传播安全管理也带来了一些难题。
（四）融媒体时代我国文化创新力不足导致文化产业安全受到侵袭
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采取的文化保护以及文化入侵措施力度也越来越强。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信息科技、传播平台和文化产品研发等方面占据着先发优势，不遗余力地抢占国际文化市场，毫不遮掩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政策。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文化传播优势和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向我国输入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抢占我国文化市场，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影响力和文化渗透力，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产业安全。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文化创新能力欠缺，导致许多本土文化产品对内缺乏社会认同度和凝聚力，对外缺乏国际竞争力，致使我国难以抵御西方文化产品的影响渗透，我国文化产业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19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4.54%，但是还未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目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占比达到20%以上还有很大差距(p5-15)。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文化产业虽然有了大幅提升，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安全发展的主要症结是文化创新力不足，文化的正确价值导向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挥，阻碍了其可持续发展。部分文化企业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忽视大众的正确价值观和文化创新性，导致企业的发展和扩张受到极大限制，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陷入关门倒闭的困境。还有一些文化企业对文化内涵凝练不够，缺乏文化空间的精准拣选，导致文化企业有产品无创新，有产业无消费。如近年来很多城市打造了文化特色小镇，但大部分小镇建设未结合自身区域文化特点，从概念上和空间上科学规划，强行扩大规模，追求数量，最后造成资源浪费。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和媒体融合的发展，一些文化企业虽然拓宽了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了产业层次，但完整的产业链还未跟上，产业生态还不健全，尤其是如何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建设符合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型，提升综合实力，成为诸多文化企业发展的瓶颈。很多企业在文化创意上趋同性严重，没有很好结合当地资源特色和文化背景，缺乏文化独特性和文化品牌塑造意识，一味追求市场效益，忽视文化的社会价值和创新活力，缺乏富有文化内涵的高质量产品，与媒体融合的技术也有待提升。与此同时，不注重主体创造性和社会文化空间，不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为了追求短期，快速开发，在文化产品设计过程中，刻意篡改原生态文化内容，这些都缺乏对文化内容的认识，不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从而导致一系列安全发展问题。此外，文化企业产品创新具有复杂性，在移动互联网发展条件下，文化产品的各种盗版和侵权事件常有发生，导致文化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三、融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建设路径
融媒体时代给我国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同时也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安全建设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重要战略举措，需要结合融媒体的特征和信息技术优势，从文化主权、文化自信、网络文化安全和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多方面发力，内外兼修，增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
（一）利用融媒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主流文化引导，保障国家文化主权安全
文化主权指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权、文化的立法权、文化的管理权、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先需要保障国家文化主权不受侵犯。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保障文化主权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掌控网络信息传播控制权，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阵地的主权之争变得更加复杂。在当今世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信息科技以及计算机软件等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技术领域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压制和安全威慑。与此同时，高新技术的全面应用打破了文化表达的时间和空间局限，也对维护文化主权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内容的主流文化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和主导权，是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部分。融媒体时代，维护文化主权安全应该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向，利用各级各类融媒体平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提高国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首先，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将媒体融合与政务、服务结合，利用融媒体平台加强主流文化宣传阵地建设。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出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号召，各地融媒体中心呈井喷式发展趋势，在发挥主流文化宣传阵地作用的同时，使主流文化传播影响力大幅提升。如北京朝阳区融媒体中心2020年上半年发布信息931条，总阅读量达807万。该中心2018年新媒体端粉丝量仅有20万，到2020年迅速增长到330万，三年增长了16倍，内容总浏览量达8.7亿次(p58-62)。在国家战略部署和财政扶持之下，县级融媒体中心把主流舆论阵地下沉至基层，利用网络进一步拉近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主流文化的覆盖面。
其次，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各类融媒体平台应加强自身“造血”能力，深入挖掘主流文化内涵，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因此，应借助融媒体及时性、互动性和高效性的特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在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入侵的同时，积极提升我国民众的文化自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主旋律在国民心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最终使主流文化真正做到深入人心。例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主流文化的一款手机App“学习强国”，聚合了央视网、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权威媒体的数字资源，向大众免费提供图书、期刊、公开课、歌曲、戏曲、电影等多媒体资料，可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用户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该App除了像传统媒体一样提供优质内容外，还具有新媒体的个性化推荐、发表观点和分享等社交特性，自2019年元旦推出以来多次登顶App下载榜，其下载量和话题阅读量屡创新高，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主流文化的热潮。
（二）借助融媒体传播矩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度，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也是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坚守，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认同(p70-75)。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也是捍卫文化安全的坚强卫士。融媒体时代，要充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媒介赋权和技术赋能的融合来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大力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和范围，坚定文化自信。
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直线式传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是不能满足受众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文化需求。融媒体时代，要利用主流媒体为主导、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共同构建的矩阵式大众传播模式，在兼顾权威性与开放性的同时，用现代化、通俗化和趣味化的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受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更加快捷，更具吸引力。同时，传播主体应当转变传播观念，从受众偏好入手，利用现代科技，使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娱乐性保持平衡，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能力。借助大数据分析、个性化推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融媒体平台，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传播与社交融合，内容与平台融合，充分利用融媒体传播矩阵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形象，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和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在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内容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我国媒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只有对中华优秀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筑牢文化安全的防线。
当前我国在移动互联网、5G和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因此应大力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易于传播的部分内容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进行生动展示，辅之以融媒体多维度、多层次的传播方式，从而增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如“黄鹤楼传说”“黑暗传”和“撒叶儿嗬”等，受限于传统的文字、图片和纪录片等传播方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民族元素很难被大众所感知。借助科技和融媒体平台，可以将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展示和大众化传播。如腾讯与敦煌研究院2018年6月合作推出的H5创意小视频《敦煌数字供养人》，通过复古插画风格动画生动再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壁画”的千年历史，鼓励大众通过互联网公益、网络游戏、音乐、动漫和文创等数字创意方式，参与敦煌文化的数字化保护(p73-75)。这种新科技和新文创手段，加上融媒体的创新传播方式，有效降低了受众了解传统文化的门槛，同时也增添了趣味性，该项目上线仅2小时就获得了上百万用户的关注。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各类融媒体平台制作并发布了一系列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短视频、电视剧和电影，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宣传效果。截至2021年7月23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视频《伟大征程》自6月29日在央视新闻微博发布以来，获得6万转发，2万评论以及39.7万点赞；7月1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鸟巢文艺演出伟大征程》，获得7.6万转发，1.4万评论以及59.6万点赞；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人民日报发布的《伟大征程》三条相关视频都收获了100万以上的观看数量；河南都市频道抖音账号发布的《退役老兵庆祝建党100周年》视频获得380万点赞。这些文艺和影视作品在各类媒体平台积极宣传红色文化，既能激发当代人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又较好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
（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互联网文化传播舆情监测，提高网络文化安全
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内容的无障碍网络化传播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的威胁(p109-116)。在当前媒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情发生的重要源头和舆情传播的重要渠道，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安全事件也层出不穷。2021年7月20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20年共接收境内外报告的网络安全事件103109起，协调处置各类网络安全事件约10.3万起。
在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途径的融媒体时代，面对中华文化传播与传承安全困境，需要有快速、准确捕捉网络舆情风险的能力，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互联网文化传播进行监测和建模分析，有效预判文化安全发展态势，并制定合理应对方案及时处置安全风险。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对文化传播安全方面的数据采集和监控，提炼各类数据中蕴含的敏感信息和危险信息，发现潜在威胁，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国家网络安全和文化安全监管机构提供数据支撑。其次，基于大数据技术建立精准的文化舆情安全预测模型，对搜集和监测的各类数据进行实时分析，预测舆情可能发生的概率和影响范围。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文化安全应急预案。当系统监测到某一舆论事件超过了热度阈值，应立即启动安全预警或应急处理方案，主动进行降温。与传统的危机事后处理方式不同，基于大数据的安全监测系统能够进行事前防范，将网络负面舆情带来的影响、危害及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更好地保障文化传播安全。除了使用技术手段加强文化安全的在线监测与预警之外，政府机构还应该构建并完善文化安全相关法律保障体系，加强对文化安全方面的立法保护，加大对损害国家文化安全行为的惩治和处罚力度。
（四）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p70-75)。西方发达国家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发展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大国，我国文化产业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起步晚，发展相对薄弱，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产业也形成了巨大冲击。在后疫情时代，我国文化产业正在逐步复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498亿元，同比增长40.4%，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20.9%，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传统文化消费的空间和形态受到冲击，线上消费日益增加，文化产业数字消费潜力暴增。融媒体时代，文化科技融合、数字文化产业、直播电竞和短视频等新业态逐渐成为文化产业关注的新焦点，且文化新业态的引领作用明显。例如，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数字出版、动漫和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16个行业小类，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461亿元，同比增长39.8%。
虽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呈稳步上升趋势发展，但文化创意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产业科技化融合程度不高等问题还亟待解决。从国际角度来看，我国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海外发展也备受打压。例如，融媒体时代催生的短视频行业佼佼者“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其旗下的TikTok短视频平台（抖音国际版）短短几年时间内迅速风靡全球，App全球范围下载量约20亿人次，在对外传播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TikTok的大规模快速扩张却遭到了美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抵制，不仅被限制使用TikTok上的视频，而且还要求谷歌和苹果软件商店停止提供TikTok软件下载(p25-30)。
针对融媒体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安全发展的困境，首先，国家应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既要扶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产业，又要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推进传统、现代和新兴文化产业三位一体的特色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p63-75)。如2018年原文化部发布的《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强调要推动“互联网+文化”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促进文化和旅游、文化和金融、文化和创意设计、文化和传统制造业等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其次，利用科技激发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潜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现代高新技术为支撑，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研发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并利用融媒体多样化的传播和营销方式，让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空间立体化、时间快速化和手段现代化等特征，促使文化产业流通空间变大，流通速度变快，周期变短，从而推动文化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最后，政府要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海外竞争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撑，坚决反对西方的文化抵制主义，从外交层面施压，保证我国文化产业具有安全的海外竞争环境。
四、结语
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灵魂。在融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站在新的时代节点，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融媒体语境下国家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准确把握融媒体时代特征，利用融媒体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和可视化传播优势，加强主流媒体和各级各类社交媒体从内容到平台、从机制到模式的融合力度，形成主流文化引导合力，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互联网文化传播安全，激发文化产业创新潜力，积极培育融媒体时代的文化产业新业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文化产业安全。
参考文献：
庄勇.从“融媒体”中寻求生机的思考与探索.当代电视，2009（4）.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奋斗，2019（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02-03）.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人民日报两会报道领导小组.激发策采编评新动能凝聚人民矩阵融力量——人民日报社2020年全国两会报道纪实.传媒，2020（14）.
牛凌燕.融媒体背景下的主持传播与母语安全.中国主持传播研究，2018（传媒集刊）.
郭人旗.《觉醒年代》火爆“出圈”对党史文化传播的有益启示.新闻世界，2021（5）.
姜林宏.自媒体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径选择.现代交际，2020（21）.
黄泰岩，詹筱媛.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陈国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两周年观察——来自北京的报告.中国记者，2020（10）.
王瑞香.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社会主义研究，2016（5）.
宗少鸽，刘子建.丝绸之路沿线传统文化数字化发展路径探析——以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为例.出版广角，2019（23）.
谈国新.科技提升我国文化传播力研究.理论月刊，2020（7）.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20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2021-07-21）.https：//www.cert.org.cn/publish/main/upload/File/2020%20Annual%20Report.pdf.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解读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2021-04-30）.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4/t20210430_1816909.html.
王沛楠，史安斌.中国互联网企业全球传播的发展路径与风险应对——以TikTok为例.中国编辑，2020（11）.
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6）.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