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性：礼乐文化传播的中国智慧研究
兼性：礼乐文化传播的中国智慧研究□刘金波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 要]礼乐文化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根本特征、生存智慧和发展格局。礼乐文化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传播媒介，数千年来一直具有极其强大的生产力、适应力和传播力。礼乐文化的源流决定礼乐文化的传播走向，礼乐文化的传播理念、原则、路径与方法，又反过来影响礼乐文化的传播主体、传播范围、传播对象、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礼乐文化的兼性智慧，就是礼乐文化传播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根据人文实证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礼乐文化传播的兼性智慧，将进一步揭示出礼乐文化的深层内蕴与文化密码，为世界提供更具道德理想、人文情怀和实用价值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一智慧的要旨有四：一是仁者爱人的核心理念，二是礼乐互补的话语原则，三是中和互鉴的传播路径，四是道器相生的传播方法。
[关键词]仁；礼乐；中和；道器；兼性
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年而没有断裂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是以儒家礼乐文化为重要基本标志、根本特征、思想根柢、行为规范和生存智慧的文明。作为民族之本和发展之源，礼乐文化的发展与流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最具效果、最具特色、最具智慧的传播活动。这一传播活动，不仅贯穿历朝历代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而且与社会层面的伦理道德，个人层面的修养、情性和格局息息相关，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异域文化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互鉴与融合。礼乐文化传播，就是儒家利用“礼乐”的传播形式将自身关于宇宙自然、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等方方面面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生存智慧、处世规则等向普罗大众进行广泛传播的一种传播活动。
沿袭数千年的礼乐文化不仅一直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而且一直是中国为世界其他民族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但是，这种智慧、方案和力量在1840年外来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摇摇欲坠，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种自我怀疑的局面下艰难前行。时过境迁，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逐渐成为世界共识的时候，当“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的时候，当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的时候，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我们如何重拾传统的礼乐文化资源，进一步挖掘深藏其中的中国智慧，以便为人类提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智慧，如何在凸显中国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成为这个时代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根据对礼乐文化的文化考察和文化关键词的人文实证主义考索，笔者认为，仁者爱人、礼乐互补、中和互鉴、道器相生的兼性智慧，就是礼乐文化传播中的中国智慧。这一智慧不仅在以往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而且将在未来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为世界治理新格局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方案。
一、礼乐文化的兼性特征
自周天子制礼作乐以来，中华文明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们耳熟能详的秦汉风骨、大唐气象、两宋风流，无一不是礼乐文化的高光时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给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时代资源、文化品格。当今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的成功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成功，更是文化品质与社会心理方面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不仅表现在普通市民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更为坚定的文化自信心上，也表现在学术研究的研究选题、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成果的发表数量与质量上，表现在传播的手段与模式上。中国不仅成为国际政治多极格局的重要环节和重要玩家，而且也成为国际文化的重要资源提供者和系统竞争者。这种资源提供者和系统竞争者的角色，既源自中华民族的坚强韧性，也源自礼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更源自礼乐文化兼容并包的兼性特征和兼性智慧。
何为兼性？在理解兼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兼”做一个字源学意义上的考察。“兼”，会意字。其小篆字形为pagenumber_ebook=146,pagenumber_book=145，从又（手），从秝。字形像一只手持两株庄稼，本义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进行几桩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说文解字·秝部》：“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p329)即兼为并之意。《汉书》《荀子》所言“兼容”“兼爱”都取兼之本意。《说文通训定声》释“秉”云：“手持一禾为秉，手持两禾为兼。”(p932)这里所言的一禾为秉，两禾为兼，意即“兼”为“秉”之倍数。鲍照的《还都道中作》中有“俄思甚兼秋”之说，李善注：“兼犹三也。”(p1284)这里“兼”被解释为“三”，兼秋，也就是三秋。
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礼乐文化的核心关键词“礼”与“乐”，本于太乙，起于王庭，施于国民。它不仅兼及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在其传播与流变的过程中也在国家治理方面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儒家传统文化资源更加能够彰显兼性的中国智慧、方案与力量。这是因为，从本源来看，礼乐文化传播兼有理性和感性、内在和外在、概括和具体、规则和方法、等级和秩序等多个两两共存的兼性特征；从核心要义来看，礼乐文化传播兼具礼与乐、情与理、仁与义、诚与信、忠与恕、谦与让等多个一一对举的核心关键词；从其适用范围看，礼乐文化兼有上与下、表与里、中央与地方、域内与域外等多个两两并列的兼性对象；从其传播方式与手段看，礼乐文化既可作为知识的媒介，也可作为媒介的知识，既是精神文化的内核，也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具备“兼”而有之的双向功能。
一般而言，主体身份和语言媒介的兼性必然造就思维方式和话语行为的兼性。以汉字作为媒介的礼乐文化历经礼器、简帛、纸张、数据等诸多媒介环节，但是在礼乐文化中，儒家的主体地位是一以贯之的，汉字的语言媒介系统同样是一以贯之的。千百年来这种主体身份和语言文字的较为稳定与固化的兼性特征，铸就了中华民族以内敛的思维方式和含蓄的话语行为为特征的兼性智慧，形成了礼乐文化传播的兼性理念、原则、路径与方法。
二、礼乐文化传播的核心理念：仁者爱人
根据先秦文化典籍，儒家礼乐文化之礼兼有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这三者分别为生之本、类之本和治之本。“仁”是儒家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范畴和核心思想。《说文解字》指出：仁，亲也。仁的意思是亲和，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仁爱。封建社会用“仁”来处理社会伦理关系，尊亲、互助、友爱，以孝悌为本。在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仁”居首位；儒家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也都围绕“仁”展开。可以说，礼乐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和核心理念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者爱人。
大一统的社会并不排斥姓氏、村落、地域或民族的多元，也不排除个体的性格禀赋、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多元。多元与一统的和谐，靠的就是仁政。先秦以降，封建统治者无一不幻想江山稳固，万世相传。万世相传首先是世代之间的相传，其次才是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尽管在很多时候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我们认为：狭义理解的“代”，自然是家族、民族血脉的延续与发展；广义理解的“代”，则是文化、文明的传承与创新。这种延续与发展、传承与创新不仅离不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也离不开仁者。“仁者人也”，仁者的前提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在礼乐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礼记·表记》中，多处论及“仁者”，如：“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p805)仁者只有无敌于天下，才有可能超凡入圣。在儒家思想中，圣人扬名靠的是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仁者之所以无敌，其根本原因是爱人。“仁者爱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p350)
“仁者爱人”的思想源于孔子。当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是这样回答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p2504)在孔子那里，仁者之“仁”有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与天地万物一体等诸多层次。仁爱因爱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分，符合人性的一般特点，表现出一种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的差等原则。仁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克己复礼”。仁的超越性和普适性让它千百年来成为儒家礼乐文化传播中重要而永恒的价值和理念。
总之，礼乐文化传播的统一价值体系基于对人的本质、人性的内涵与特质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以及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的综合考量。人们在适应自然现实条件并满足基本需求之后而发出的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提出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架构的礼乐文化传播模式，其基本伦理与核心理念均在于“仁者爱人”。只有合乎理想、合乎现实、合乎伦理、合乎理性的礼乐文化的完美传播才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达到平衡状态；只有通过爱人进而爱物，礼乐文化的传播才能让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臻于和谐境界。
三、礼乐文化传播的话语原则：礼乐互补
礼乐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建构体系，更是一种价值建构体系。礼乐文化的跨时间、跨地域、跨文本、跨个体传播，都离不开这种知识和价值的建构过程。这种知识和价值的建构，又有一套完整的话语规则支撑。无论是礼乐文化的思维形式和意义表达，还是其流变与传播过程，都是人类社会对永恒不变的宇宙天理存在状态的一种直观反映方式，是宇宙万物的内在规律性和人类社会的伦理逻辑性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以礼为核心、本原、统领，以乐为手段、方法、补充。礼乐文化的实质是要使人们达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并不能完全靠礼的单方面的强大的道德约束性、仪式感和神秘性来完成——尽管它们背后是对自然、生命、国家、民族的敬畏，是一种关于家国情怀的深刻体验。在作为人格理想、伦理规范的礼的传播的过程中，在伦理道德规范对人们进行强制约束的同时，不同层级、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遭际的人们的身心如何愉悦，内心如何保持中和，性情如何保持舒缓，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雅乐。礼乐对举，礼乐文化并列，正是礼乐文化传播的话语规则——礼乐互补使然。
（一）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
礼是自然宇宙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是客观的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反映。礼文、礼仪、礼义、礼式乃至礼乐，无一不是礼乐文化传播的符号学表达。在这一表达与传播的过程中，礼与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从礼与乐的具体内涵和表达形式看，礼是物质，乐是精神；礼是理性，乐是感性；礼是内容，乐是形式；礼是外显，乐是内隐；礼以节情，乐以发和；礼以致理，乐以载道。《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p529-530)礼与乐的统一，在社会上就是规范和伦理的统一，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价值和追求的统一；在艺术上追求的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道德与情感的统一，伦理观念和审美意蕴的统一。
（二）礼乐互济、内外为养
作为社会规范的礼，首先是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属性，不可避免地形成等级区隔，潜藏着社会矛盾和感情隔阂。这种矛盾和区隔天然地和天人合一的理想相悖。而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正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那么，儒家礼乐文化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区隔，实现天人合一？这就要依靠礼乐互济、内外为养的礼乐教化功能。它不仅包括礼的强制规定性，而且包含以乐化育万民的方法。它尤其强调乐舞在修身养性、陶冶身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概言之，礼乐教化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以“礼义”为本原，以“中和”为核心，以“德音”为内蕴。它不仅区分了礼与乐在本原、性质、功用诸方面的不同，更彰显了它们相辅相成、相济相生的特质。正因为二者内外为养、主辅相伴、交融统一的互补话语规则，才让儒家可以通过教化人心以迈向大同社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平衡社会，臻于天人相通的自由审美境界。
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呢？《孝经·广要道》对此有所表述：“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p6)这里利用孔子的话，对礼乐的不同功用进行了一个简洁而又精炼、明晰而又严谨的表述，即以礼来“安上治民”，以乐来“移风易俗”。除此之外，其他先秦典籍为了探讨礼乐教化功能，亦从多方面阐述了“乐”之功用，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p542)这表明君子需要调动全身心来达到义的境界。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也者。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p559)这里既强调了礼为什么要侧重收敛，乐为什么要侧重充盈，也阐释了礼为何不能过分收敛，乐为何不能一味充盈。
总之，政治的、道德的礼和审美的、娱乐的乐的相生相济、功能互补。只有凭借互补的话语原则，礼乐文化才能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精妙绝伦的形式实现社会、人心的和谐。
四、礼乐文化传播的具体路径：中和互鉴
礼乐相生相济、交织互补，其中既有理想的追求，也有理性的光辉，既有逻辑的互动，也有情感的共鸣。这种交相辉映的言说风范和人文传统，正是中国经学范式的互文性阐释路径的具体表征。从“历史—传播”结构看，礼乐文化的传播仍然离不开“偏心圆”类型。“历史的运动仍然受到时间的一维性的支配。每一层新的传播活动都意味着对遗产的偏离。但是，无论这偏离在实际走得多远，又不能彻底摆脱遗产的制约。”(p221)从礼乐文化的传播角度看，礼乐文化无论在何朝何代以什么方式传播，都离不开也未曾离开过这个偏心圆的圆心——礼乐。礼乐文化的传播一以贯之，但是中华文明史上却是朝代众多。按照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的观点，“中国文字给行政管理者提供的基础，强调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上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改朝换代的问题”(p40)。历史长河中，一方面各类文化灿若星河，但是无论是偏心圆还是时间的偏向，都无法改变礼乐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数千年传承；另一方面各个朝代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同样不改中华文明的礼乐传统。究其根本，即在于礼乐文化传播在每一个时空坐标系中，都固守了“仁”这个核心理念和“中和”的价值尺度。中和互鉴的传播路径大抵包括“会通适变”和“执两用中”两方面的传播路径，这两方面的传播路径正是礼乐传播路径的兼性智慧的现实写照。
（一）会通适变
“通变”语出刘勰《文心雕龙》：
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p340-341)
其实“通变”最早可以追溯到《易》，《易·系辞下》有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为因，通为果。不变则不通，从变则生通。“变”既是“通”的先决条件，也是“通”的后续结果。这既是自然之道，也是自然之势，同时还是人伦之维。变通不仅需要传播主体的天下格局、国际眼光、开放心态与通达情怀，也需要传播者与接收者对仁的践行、对孝悌伦理的遵守。礼乐文化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通变的过程，变则通，通则久。礼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为礼乐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人通过坚守“仁”的理念，实现了从人伦（“亲亲”）到人际（“仁民”）的会通与转折，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p821)，进而达到情感与理性完美融合的理想状态。
（二）执两用中
中庸之道一直以来都是礼乐文化重要的处事方法。“中庸”的核心要义是掌握规律和拿捏分寸。“执两用中”的“中和”思想语出《礼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p773-775)这里所说的“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正是“会通适变”的精髓所在，如果在“通”的过程中没有根据环境与时代的需要适时而变，而是不知变化，不求变化，不会变化，一味地照本宣科，要么达不到传播的效果，要么死路一条。我们只有审时度势，根据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潮流乃至自然界的变化趋势，坚守礼乐之本源，选择“执两用中”的“中庸”之法，国家才可以持久，才可以繁荣，才可以壮大。
从先秦典籍可以看出，“执两用中”的“取中”路径在政治上一直以来都为君主所乐道，在哲学和文学艺术上同样为艺术的创作者所钟爱。“语言和文化都与语境相关……文化语境包括心理语境和社会语境。”无论是“允执厥中”，还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无论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还是“爱人”；无论是《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还是《韶》的“尽美矣，又尽善也”，无不表现出“中和”的价值主张与审美尺度。
五、礼乐文化传播的行为方式：道器相生
道器关系也可以表述为道术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个解读层面。首先，道器关系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道是无形的生物之本和伦理之源，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的实质就是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道器”的关系阐释和文化定位，可以追溯到《易经》所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关系既是礼乐文化传播的思想基础，更是礼乐文化传播的行为方式。作为宇宙本源和事物本体的道也正是礼乐文化之礼（理）。它在传播过程中因为汉字写作的复杂性（繁体字），汉语表达的朦胧性（一字多意）和民族性格的内敛性，往往很难凭借言语而被非常精准和具体地言说。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了两句非常著名的话，一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一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尽管难以言说，但是并非不可知，它仍然可以“名”。其次，道先器后。老子认为，道在器先，“朴散则为器”。最后，道纲器目，道本器末。礼乐文化的传播过程与方式方法，正是礼乐文化道器相生的传播方式。在这一传播进程中，礼乐文化道器相生表现出以下三个特质：
一曰通。通即通达，亦即通变。礼乐文化传播包括通伦理的礼制、通教化的礼乐和通工具的礼法。礼理融通，礼乐交响，礼法互契。
二曰审。所谓审，也就是“审一以定和”。语出《礼记·乐记》：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p560)
无论是《礼记·乐记》的“审一以定和”，还是《荀子·乐论》的“审一以定和”，都有穷本知变，以一役万的意蕴，它们都把道（礼）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正因为道统一和完整，才可能和谐与饱满。
三曰融。礼乐文化传播进程中的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就是融合发展。这个“融”，首先是一与多的融合——既是礼的“一”与乐的“多”的融合，也是传播主体的“一”与传播客体的“多”的融合，还是道的“一”与器的“多”的融合。其次是上与下的融合。礼由上发，乐自中出，礼乐的和谐也标志上下的和谐。再次是文化的互鉴。中华礼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历来不是作为文化霸权而存在，而是在不断融合发展、文明互鉴的过程中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比如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佛教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等等。最后是传播手段的融通。礼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其传播手段因为传播介质的变化一直处于“稳定—变化—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从青铜时代的青铜礼器，到简帛时代的帛书竹简，再到之后的纸张，最后到当代的数字媒介，礼乐文化的传播充满变与不变的融合与交响。“不变”的是礼乐的深层内蕴、文化特质、价值代码和文明内涵，“变”的是受众、路径、方法、手段与效果。
既然礼乐文化传播有通、审、融的特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国际文化大视野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把握礼乐文化传播的这些特质以具体实现“道器相生”的传播方法呢？
第一，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供利用的新科技手段，把礼乐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情感维系功能发挥到极致。比如利用数字红外技术对新出土礼乐文化竹简进行研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5G技术推动礼乐文化的传播，进一步拓展礼乐文化的传播范围、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果；加速公共平台媒体的建设，结合文旅、文创产业，拓展礼乐文化的跨界传播。事实上，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政治经济军事硬实力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者制约了国家层面的相关倡议与构想的实现或实施。如不久前《联合早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东南亚在疫情方面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并未提升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反之，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与战略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受访者比率小幅下跌。
第二，必须深刻把握数字媒体时代的时代特性，让新媒体技术成为礼乐文化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制约，实现中华文化兼性智慧的重要中介。目前国内已有很多较为成功的品牌案例，如微信公众号、快手、抖音等。这些新媒介技术对礼乐文化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很好地实现了道器相生的传播效果。
第三，必须强化礼乐文化传播的话语建构，进一步凸显礼乐文化相关关键词的精准、明确、深刻的内涵，摒弃礼乐文化中一些负面、烦琐、过时的内容，利用受众容易理解的本土化语言并通过对方能够接受的语意情感倾向、表达方式来达成理想的传播效果。比如礼乐文化的乡土传播，就要针对乡土人口老龄化、乡村人口文化程度相对不高、新媒介手段利用较少等特点，用一些通俗易懂、结合当地乡土情景和风俗习惯的方式方法来创造性地传承礼乐文化。而研究中国对外传播史，应当兼顾传播双方的传播动机、传播手段、价值观念等因素。礼乐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利用对方的语言实现礼乐文化在社会建构、文化传达、人格养成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创造性转化。
六、结语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日益在重要国际事务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中国也正越来越自信地走向国际舞台中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也同样成为国际治理新秩序的重要环节与重要成果。我们可以预期也可以相信，有着悠久文明的礼乐文化国度，必将在国际舞台重拾信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弭，世界一极与多极格局的竞争同样也不会停歇。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必须充分挖掘礼乐文化的功能，通过礼乐文化传播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化，尽最大可能探求仁者爱人、礼乐互补、中和互鉴、道器相生的兼性智慧，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美好愿景和现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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