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11年孙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
1905—1911年孙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安东强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
[摘 要]现代航海技术与轮船是孙中山推动辛亥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撑。1905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凭借轮船在各大洲之间频繁航行，依托“革命的航程”与“船板上的革命”，创建中国同盟会，以及联络海内外革命力量共举大事，促成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探究近代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还应当在“革命话语”之外关注科学技术之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轮船；革命航程；海上革命之旅
大约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孙中山在回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的信中称他“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p47）。孙中山的个人际遇与清王朝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的震撼和走向颇有相近之处，国运与个人命运都朝着向“慕西学”的方向发展。不过，可能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此后数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之中，轮船及军舰一直是他发动和领导国内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托。
1905年无疑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年份。是年8月，孙中山与留日学界及旅日革命党人联手，创建中国同盟会，在革命组织、革命思想与革命方略三方面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前后，孙中山的言行变化也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此人近日颇为意气昂扬，自觉贯彻宿志之时已经迫近”，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在旧金山、新加坡等地开设报馆，“向各处华侨灌输自己的主张”（p112）。因此，1905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频繁地在东亚、美洲、欧洲、夏威夷之间航行，以新政党及三大主义联络与组织海外华侨共同投身国内革命，成为动员全球华侨的主线。这么频繁的洲际航行与穿梭能够成为可能，恰恰是凭借以现代轮船与航海技术为基础的全球海上交通线。
关于“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学者已经从“革命话语”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①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应当注意到，“现代性”不仅包括思想和学说层面，还应当包括科学技术及物质。现代科学技术之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值得深入拓展的新课题①武上真理子著，袁广泉译：《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既往研究关于孙中山在此时段的海外活动，较多关注海外革命组织、革命筹款及华侨社会等问题，并且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②关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的资料编纂与研究成果，较具代表的有：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以及张应龙主编《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至于孙中山在此期间的航程问题，似尚有专门论述的必要。
表1：1905—1911年孙中山航程表③本表信息析出自桑兵主编，关晓红、吴义雄副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卷，於梅舫、陈欣著；第2卷，安东强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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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的航程
自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之后，孙中山不得不逋逃海外，难以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因此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形成独特的“海外策源地”。由海外策源，逐渐影响海内，海内外相互响应联动，亦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模式。而海内外革命联动的枢纽，无疑是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
1905年6月至1911年12月，孙中山以轮船为交通工具奔走于亚、美、欧之间，其航程成为倡导革命与组织华侨的重要线索，也构成其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内容。依据《孙中山史事编年》所梳理的史事内容，可将其海上航程粗作统计，约有21次航程（见表1）：
事实上，孙中山不仅在国内难以活动，即使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难以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在这21次航程中，孙中山有5次是被当地政府勒令限期出境：1907年3月4日离日本、1908年1月24日离越南、1908年12月4日离暹罗、1910年6月25日离日本、1910年12月6日离槟城，或因清政府的交涉，或因当地政府担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会引起当地华侨社会秩序的骚乱。另外，港英政府对孙中山一直有禁令不许其登岸。1906年，随着新加坡政府原颁五年不准入境的禁令期满，孙中山即以新加坡为中心统筹华南革命活动。这也导致清政府多次谋求与英国政府、新加坡当局交涉，希望驱逐孙中山离境。可以说，孙中山在新加坡及南洋等地的行动也是受限的。
1910年11月13日，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在槟城召开，筹划广州起义。在计划制订之后，孙中山原“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罗亦先后逐予出境。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p242）。换而言之，孙中山数次航程的直接原因，是被迫离境。因此，他逐渐将实行中国革命的任务交给黄兴等人，自身则不得不航行于亚、欧、美洲之间，寻求外交支持与筹款。
孙中山航程的交通工具自然是轮船，包括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的邮船。这些邮船成为联系全世界民众的纽带，既是华侨远赴海外的交通工具，也是外国人、华侨来中国的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中国人曾设想开办中国邮船会社，“分欧洲、澳洲、远东三线，以惠华工，以惠留学生”，因南洋各岛，澳非两洲，“华侨千万人”。若能开办，将获利颇丰，因华侨重视乡土之情，远过他国人，“出洋三年，人殆无不回至本籍者。此千万人，每三年即往返一次，每年附船者至少三百万人，运费已不下一二千万金”。但中国无邮船进行远洋航运，坐视利归他人，且使广大华侨在他国邮船上遭受不公平的待遇（p12-14）。当然，即使清政府开办中国邮船会社，作为通缉要犯的孙中山，也不会贸然搭乘中国邮船。
尽管如此，孙中山搭乘英、法、美、日、德诸国邮船时，仍有被清政府缉捕的风险。原因在于，上述诸国邮船往往途经上海这个东亚的重要港口，而这里是清政府势力所及之区。为了躲避风险，孙中山往往在乘船时采用化名——高野或其他姓名。这在外国驻上海领事看来并非秘密。1906年10月，当孙中山由西贡赴日本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巨籁达（Ratard）在法轮“都兰号”的旅客名单上看到有“高野博士”的名字，意识到此人即为孙中山（p44-45）。后来，清政府也获闻孙中山在上海吴淞口海面上停留，严斥当地官吏失察。
或因如此，1910年5月30日，孙中山以化名身份违禁抵达日本，经与日方交涉，获得默许他逗留到能乘坐前往新加坡的日本轮船，但又须避开中途停靠上海的轮船。6月25日，他被迫离日时，却又“依据他本人的愿望，改为乘坐当天从神户开船的安艺丸出发”。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日本官方警惕，因“安艺丸”会停靠上海、香港，故日本政府电告他们驻上海、香港的各领事，提醒当该船停泊在上海、香港时，“不要让清国官方等对他采取逮捕等不法行为”（p204-205，208，209）。后来船抵上海、香港时，确实并未发生意外。
孙中山航程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寻求欧美外交支持及借款。孙中山1905年冬的法国之行、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的欧洲之行，均属此列。此外，1908年至1909年间的“中国红龙计划”，虽经容闳、布思（Charles Boothe）等人努力，美国银行家艾伦（W.W.Aleen）提出支持孙中山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的那个宏大计划却最终落空（p696-697）。
其二，在华侨集中的各城市或将原有的兴中会组织改为同盟会分会，或新建同盟会分会。1906年至1911年间，经过孙中山的努力，南洋、北美、檀香山等地的同盟会分会陆续建立（见表2）。与此前兴中会相比，同盟会是有着政党纲领性质的组织，并且要逐渐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进程努力。在与留美学生顾维钧谈话时，孙中山“曾婉转地敦促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都加入革命党，以实现推翻清朝，拯救中国”，此后中国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和新政党，最终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幸福的人都应该属于这个党（p67-68）。尽管在顾维钧看来，孙中山还没有充分说明这样一个政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纲领，但是可以反映出孙中山在此时已经开始考虑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角色转换问题了。
其三，筹集革命经费。由于寻求向美国、欧洲银行家贷款的计划落空，因此开展革命的筹款对象只能集中于各埠华侨。关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孙中山曾有一个经典的阐述是“华侨乃革命之母”，其革命的呼吁与倡导有时亦概括为“海外华侨捐钱，国内同志捐命”。揆诸史实，这种情形在同盟会时期的1910年11月槟城会议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所指的是筹划广州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在此之前的几次革命经费，实际上也主要依靠华侨捐款，故此口号足以概括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基本特征①有关辛亥革命十次起义经费的问题，参见蒋永敬《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收录《华侨开国革命史料》）一文。。
二、船板上的革命
由于个别起程及抵达目的地时间点不详，很难精确统计孙中山于1905年6月至1911年12月间在航船上的时间。如果粗略统计一下，则约有接近300天。这意味着，在这6年多时间里，他有约1/7的时间在航船上思考与筹划革命。或许可以将他这一特殊的革命历程称为“船板上的革命”。
表2：孙中山亲手创立的同盟会支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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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节所述，由于在东亚各国活动受限，故而“船板上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实为无可奈何之举。尤其明显的是，孙中山无法亲自到内地，只能通过在船板上与革命同志商议与指示国内革命的组织与领导工作。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上海、香港海面上。
1905年10月，孙中山乘坐轮船经过香港时，香港革命领导人冯自由、陈少白、李自重、郑贯公、李纪堂、容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登轮晋谒，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同盟会宣誓式，令少白等一一举手加盟（p70）。次年4月16日，他乘船抵香港海面，又在船上会晤陈少白、郑贯公等人，解决同盟会香港分会的内部纷争（p222）。秋间，他自南洋赴日本途经香港时，将三箱革命债券交给前来会面的冯自由，并嘱冯自由通过邮局分寄海外各埠发售。同时，另嘱同船的香港鸦片承饷公司总办、南洋吉隆坡同盟会会员陆秋杰给冯自由一张英文手谕，称“谕烟公司差役知悉，内件经余阅过，并无禁品，不必搜查”，以免泄密。后来，在黄冈、镇南关、河口诸役中，这批债券被用来筹措经费，“以一种百元钞票诱人入会，言二年后可持票取银，故从之者颇众，并闻在南洋一带散放最多”（p6）。
至1908年，孙中山途经香港时会见革命党人已是公开的秘密。1908年3月10日，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撰文追记前事，称自1901年3月4日放逐令期满以来，孙中山已先后多次秘密造访香港，虽不能登岸，却常常在途经香港的停留期间，在船上召集香港革命党人商议要事，并对当地的革命团体具有很大的影响力（p19）。
1910年7月4日，孙中山乘坐“安艺丸”由日本赴新加坡时，尽管日本方面一再保密，可是俄国驻香港代理领事获闻到孙中山的行踪，并表示极大兴趣，遂向日本驻香港领事询问，日方“仅把吾国报纸上刊载的极具不明确的消息给他”（p210）。据称，在此次抵香港时，孙中山曾提出“上岸省其母，又为该地政府所不许；不得已嘱人迎其母至船，慰问备至，船将动轮乃别”（p722）。7月19日，杨太夫人在九龙逝世，享年八十三岁。这遂成为孙中山母子的最后一次会面。
孙中山于公于私都与香港海面缔结下不解之缘。1911年12月，当他归国组建新政府时，虽已获得英国殖民当局允许其在香港登岸，但在21日抵香港时，仍然选择先在船上与胡汉民等人讨论革命建国问题。据称，上午9时船抵香港，即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廖仲恺、谢良牧等乘小轮到邮船谒见，随后有同盟会会员李纪堂、陈少白、容星桥等也乘小轮至船先后晤谈十时余。后又赴胡汉民乘坐来港迎接的江固兵轮，谈至12时半。此后，才乘广州小轮由三角码头登岸①孙中山登岸一事，黄宇和在《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学生书局2005年，第340页）一书中认为此次孙中山并未登岸，是为了躲避港英政府关于允许他“路过”香港的政治风险，且通过1912年4月24日港英政府不允许孙中山在香港登岸一事，认定孙中山在1911年12月并未上岸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然而揆诸1911年12月香港中英文报道，孙中山确实上岸，并在干诺（Connaught Road）一家华人会馆（Chinese Club）中参与欢迎谈话，并发表提倡借外债的演说。《德臣西报》甚至称这是“孙逸仙医生在香港短暂停留时最引人注意的事情”（China Mail1911.12.22）。，相约至兰室公司聚话，并接见粤省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所派来港欢迎代表。不久，仍回邮船，与胡汉民乘船赴上海（p2）。
在1906—1907年，类似的情形也常发生在上海吴淞口海面。1906年7月初，孙中山离日本赴南洋，船经上海时，约请熊克武、但懋辛等国内革命同志在船上相会②《孙中山年谱长编》原据熊克武回忆的“阴历五月”，暂系于阳历6月（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72页）。有学者指出，考虑到孙中山派人接章太炎来日，而冯自由记载称孙、章随后在日本多次晤谈，故以章太炎7月初抵日本的行踪来看，孙中山离日本的时间应该在6月末7月初（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如果《国父实录》所记孙中山介绍章炳麟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无误，那么孙离日本的时间应在7月初，仍在熊克武所谓阴历五月的范围之内。。当时熊克武、但懋辛奉同盟会总部之命负责往来日本、上海、内地同志的联络接洽工作，在船上向孙中山报告了内地的情况，“临走时，中山先生说他需要一千块钱，我们答应设法筹措，后由秋瑾送去一千元”（p4）。
关于孙中山在上海吴淞口海面与革命同志会商的史事，据冯自由记述称：1906—1907年，“孙总理常来往日本南洋，舟过沪江时，每由在法租界公董局服务之法国友人向同志传达音讯，于是剑公、葆康、陶怡、亚子诸人，恒至吴淞舟中相见，兼请示进行方法”（p81）。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日赴新加坡，亦曾在上海海面停留。不久，此事被放大并传闻到清政府耳中，遂成“孙文由日本至吴淞，并秘密上岸”。清政府电诘江苏大吏缘何疏忽纵释。其实，孙并未登岸。但传闻愈演愈烈，甚至称“孙文前被日人迫令出境，闻近日潜返中国”，镇江官吏奉两江总督之命捉拿。
上海处于清政府势力所及的范围，故孙中山在上海吴淞口海面停留时比较小心。不过，孙中山所乘轮船都是外国邮轮，因而清政府无权查知乘客姓名，外国领事却可以获知各轮船的乘客姓名。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也在船板上开展了对外革命联络与宣传工作。
1905年10月11日，孙中山乘船过吴淞口，在船上会见了法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布加卑（Boucabei11e）上尉。此次会面，缘于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态度的变化。1905年3月间，法国军事情报部门建立了一个主要针对南部中国的特别情报网。7月，陆军部长下令法国驻华占领军任命布加卑上尉为分支机构领导。布氏来华前，曾与法国外交部一代表会晤，后者告以中国南方动乱的根源在于蓬勃兴起的共和革命运动。8月底、9月初，布氏途经河内时，会见总督府秘书长布洛尼（M.Broni暂时代理总督），并与河内广东帮一位李姓首领取得联系，李将布加卑介绍给一位何姓华人，后者告诉布氏，一场强大的反清运动正在中国南部兴起，亟盼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并告以在香港的独立主义小组一位戴姓成员。布氏写信给戴，对方要他与在日本的孙逸仙联系。布氏复写信安排与孙于是日在吴淞登轮相见。会谈历时八小时。布加卑开始即宣称是由法国陆军部长派来与之联系，“为陆军部拟订防卫印度支那、抵制侵略的方法提供文件，这是我的任务。我知道你遵循一个创建华南割据独立国家的纲领，如果你向我证实贵党强大有力，很可能敝国政府会对你的努力感兴趣。……你有一个谍报网，把他们交给我支配。他表示同意。他的谍报人员将回答我们的问题”（234，235）。
据称，法国政府先此曾电告印支总督慎重介绍，总督托河内帮长杨寿彭告知此事，将其人名片撕裂为二，一片由寿彭转寄孙中山，一片交给布加卑。当二人相见时，将名片验对符合，乃可洽商。至此日，布加卑登船后由船长介绍与孙中山相见，各举密证相验，乃入舱密谈。布加卑传达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问：“革命之势力如何？”孙中山略告以实情。又问：“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孙中山答以未有把握，请其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旋招胡毅生读一段英文报纸，孙中山告胡曰：“此为法国在天津驻屯军之参谋长，奉政府命，与吾党联络，彼欲派员赴各省调查吾党实力。如确有实力，则法国将欲助吾党独立建国。余已允派人随之同行。惟天津法军营中，须得娴英文者一人长驻，翻译文件，东京本部不知有何人愿往而能胜任者？”胡以廖仲恺对，孙中山以为可。遂命作书告之，书交布加卑带至沪邮寄（p360）。
1906年，布加卑考察团在孙中山指派的革命党人的陪同下到南方调查革命形势。6月，考察团结束调查，布加卑对中国南方反清运动有深刻印象。他认为孙中山的支持者是无数的，“十分之九的中国留学生支持孙中山；运动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包括政府官员和各省驻军司令。孙中山没有夸大他影响的范围，他自己的情报是准确可靠的”。“中国南方的起义不久将会爆发，并将导致清朝的垮台，至少会在长江以南建立起以孙中山为总统的‘独立共和国’。”“法国对这一事态不应当忧心忡忡，如果法国允许让河内作为孙中山发动起义的基地，就更没有理由感到忧虑。”他强调孙并无排外情绪，“孙中山已说服某些法国议员同情他的事业，其中包括印支副总督德隆克勒（Deloncle）先生；孙甚至同外交部的贝特洛先生讨论过他的计划”。法国驻华使馆武官指出，“布加卑少校把孙中山的主张看作是神圣的真理”。布加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故而他“极力主张法国政府做出同情孙中山的姿态，以便为未来的法中关系铺平道路”。但是，考察团的沃代卡上尉和布里索·戴马伊埃（Brissaud Desmaillet）少校则不认为法国支持孙中山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及新任驻华公使埃德蒙·巴普（Edmond Bapst）也反对布加卑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由于法国殖民部和外交部都对布加卑采取不愿支持的态度，而乐意于维持中法两国关系的现状，故布加卑考察团的活动只是使孙中山产生虚幻的希望，也使中国政府对法国的政策丧失信任（p233）。
法国内部对孙中山革命工作的认识存在分歧，也促成了法国驻上海领事与孙中山暗中接触。1906年4月22日，当孙中山船经上海时，法国驻上海领事巨籁达便直接与孙中山晤谈。
当时的孙中山刚刚结束欧洲之旅，在法方看来，自孙中山“在法国和英国同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政治家会晤后，他前往东京无疑是要为中国革命党力争博得目前日本当政的自由党内阁某些成员的好感”。至于“他将得到日本政府怎样的接待呢？这却很难预料，因为中国总的局势显得那么混乱”，日本政府不会感情用事，只会按照其利益行动。孙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但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巨籁达看来，“还颇不相信革命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日本都是这一事件中唯一的获利者”（p31-33）。
10月4日，当孙中山自西贡赴日本途经上海时，法国驻上海领事巨籁达暗中派人来访。据称，孙中山“不敢在此上岸，在吴淞口依靠期间，他一直待在船上”，巨籁达随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委托同情孙中山事业的人对他进行采访，但又绝对不能让孙知道自己被法领事派去的人所采访。
巨籁达根据他们的谈话，判断孙中山“始终认为中国的总形势和精神状况对于他所支持的事业都相当好。他肯定地说他的信奉者人数与日俱增。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起码的资金，他被迫推迟发起革命的日期”。在资金方面，他最近还在报上呼吁公众购买革命债券，“以一元票据的形式，许诺在革命成功后归还十元”，但仿佛成效不大，“伟大的革命家在这方面显得相当失望”。此行赴日本将停留三四个月，静待事变，“尤其是要同在日本上学的大量中国留学生进行接触，这些留学生几乎全部是他的信徒。他的目的仿佛是要把他们按省份组织成精悍的地方宣传单位。他的注意力将全部放在这项组织工作上”。
总体而言，孙中山“对他的计划能否在最近成功已不如上次经过上海的时候那么有信心了，他大不如过去那么乐观”。一方面，孙知道自己的支持者受到严密的监视，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另一方面，清政府拟预备立宪，受到国内知识阶层及开放港口、新加坡、巴达维亚与海峡殖民地等侨民的欢迎，这直接影响到孙中山向南洋华侨的筹款，“很可能就是使对高野博士（即孙中山）的宏业必不可少的会费来源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p44-45)。
或因如此，法国方面对孙中山革命的态度渐趋悲观。1907年6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Bapst）致函本国外务部长时，甚至认为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灵魂作用，实在是被革命党人过分地夸大了。他称：
如果他（孙中山）在中国冒险，那他还远远不能激起人们对一个正在进行一场苦战的党派领袖应有的狂热崇拜。他太注意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其他人却在冒着风险。可是，中国政府终究是用他的名字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的，而给这个人以庇护就成了中国政府眼里明显的敌对行为。所以如果我们不想使中国政府不满，那我们就得同孙和他的事业分开。也许是我弄错了，反正我不能相信，我重申一遍，我不能相信孙逸仙是一股有前途的力量，同他联合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即使满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会被请来当中国的领导人。（p56）
这也许可视为一个外国人对孙中山远离革命战场，而选择远洋航行的批评。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政敌们也以此攻击孙中山对革命的领导与贡献，甚至有传闻“革命党视孙中山为懦夫，而不急盼其回国”（p106），这恐怕还是失之偏颇。毕竟，如果没有孙中山穿梭在东亚、欧洲、美洲之间，以政党组织联络各处华侨，筹集国内起义的经费，承担实行革命工作的革命党人更难以维持组织与谋划举事。
孙中山在香港、上海两港的海面上实施“船板上的革命”，是比较集中的。除此之外，同盟会时期有关孙中山在航行中的言行，相对较少记载，但仍有特例，如他与张静江的结识。
1906年初，孙中山、张静江在法国轮船上相识①据吴相湘《孙逸仙传》，孙中山在此次行船途中与张静江相识，张表示愿为革命尽力。冯自由《革命逸史》则记两人相识于1905年。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67页。。张自报姓名，而问孙：“你是主张革命的孙某吗？”经确认后，张称：“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的时候，我目前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着ABCDE的次序，A字要一万元，B字二万元，E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多少钱的密码呢！”几个月后，当孙中山和胡汉民在西贡筹划革命缺钱，即依此约定，获得张静江六万元的汇款（p188-189）。
然而这样的奇遇实为特例，特别是1907年以后，为了避免清政府所派密探与刺客的加害，孙中山在邮轮上都非常谨慎，很少与陌生人进行接触，更遑论坦诚地对话，自然也很难被同船的乘客所认出。
三、余论
由于相关记载的限制，探讨1905年6月至1911年12月间孙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大抵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既有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不胜枚举。然而若要将问题与史事一一印证，则仍有许多未解的问题。正如本文所呈现出来的，即使有关孙中山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是若要将其同盟会时期的数次航程弄清楚，仍有许多困难。
以孙中山1905年冬自西贡赴欧洲之行为例，相关记载少之又少，但有待解决的问题却很重要。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选择赴欧洲？到底到了哪里，见了哪些人？对于他此后1907—1908年密集在两广、云南边地实施起义有何影响？目前所见的最重要的资料，恰是法国驻上海领事巨籁达于1906年4月与孙中山在上海吴淞口海面见面后的报告，称孙中山刚在英、法“同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政治家会晤”。
如果此言属实，且能查证相关人事与言论，有可能会重新认识和理解同盟会的革命策略与实施计划。毕竟，在此次航程之前，孙中山与黄兴等同盟会首脑刚刚确定“边地革命”策略。而在此之后，1907—1908年，他们又在英属新加坡、缅甸与法属越南等地实施了所谓的“边地革命”。这就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予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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