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
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从三种“大历史”谈起
郭震旦
摘 要：人们通常所谓的“大历史”大致有History，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三种含义。这三种“大历史”，不仅表露了人们试图从宏观上辨明历史运动方向以掌握人类命运的雄心，还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思想的变迁以及历史研究范式的更嬗。自20世纪80年代始，世界史学开始文化转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历史学进入小叙事时代。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的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却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结构，擅长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极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宏观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当前，亟须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须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对应着全球化，史学的“整体地球时间”必然会要求扩展历史分析的画布，而在这幅扩展了的画布上，来自中国史学的“画师”将会如何挥毫泼墨，值得观察。
关键词：“大历史”；微观史；生物学转向；跨学科；全球微观史
人们总是冀望一眼望尽千秋万代，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大势，更有智慧地去创造历史。“大历史”一词或许最能反映人们这个愿望。不过，人们往往含混使用这一词语，忽视了它在不同语境中往往有不同含义，分别是History，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这三种“大历史”，不仅表露出人们试图从宏观上辨明历史运动方向以掌握人类命运的雄心，还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宏观历史思想的变迁以及历史研究范式的更嬗。虽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宏大叙事长时期陷于低谷之中，但随着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现实赋予史学以新的使命，宏观史研究迎来了新契机。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
“History”(所谓“大写历史”)，是“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贴在近代史学身上的标签，它指的是那种兴起于18、19世纪，将人类历史演进看成是具有共同目标，且按照统一路线向前发展的宏大叙事。这是一种目的论历史，也是一种普遍史，它表达了跨过中世纪的人类，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加持下，在启蒙运动的鼓舞下，按照理性来控制人类历史进程的宏伟志向。康德就把历史运动看作理性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它根据一个合理的且能为人所理解的计划展开，又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定的目标前进。而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由理性主宰，它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孔多塞则深信人的历史是一部理性进步的历史，而理性的觉醒和进步则保证了人类历史不断进步，不断摆脱种种愚昧偏见和专制。整个19世纪的历史哲学完全为这种历史决定论所统治，其间虽有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历史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但显然他们的声音被掩盖了。坚信世界历史终将会被整合到一个整体性、概括性的主干当中，这是19世纪历史哲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History”是一种深刻塑造历史进程的历史观，近现代东西方诸多大规模社会运动就是在这一观念的引导和推动下展开的，尽管这些运动的结果往往与其初衷并不相符。就与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的紧密程度来看，这一历史哲学的影响无出其右。20世纪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革命，就是要兑现这一历史哲学所描绘的蓝图。这是历史叙事影响甚至是导引历史进程的最佳案例。“大写历史”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历史进程视为先验的、被设置好了的统一过程，这样，历史就丧失了它全部的主体性。而20世纪上半期两场巨大的战争灾难，则暴露了这种“大写历史”作为一种“话语”的本质，——它表明按照理性设置人类历史的愿望是何其的幼稚和虚妄。
“大写历史”的神像在历史哲学殿堂中的轰然倒塌，是近代以来历史哲学范畴中最重大的变故。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基本主题，就是论证历史宿命论全然是一种迷信，波普尔断言，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人类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因此必须坚决否定存在着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1)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1-43页。。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卡尔·波普尔对作为极权主义思想底蕴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判，他坚信“未来操之在我们，而我们并不依赖任何历史的必然性”(2)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册，庄文瑞、李英明译，台北：商周出版，2020年，“绪论”第xliii页。。以赛亚·伯林则在《自由论》中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毁灭性批判”(亨利·哈代语)，他以华丽而刻薄的语言指出，虽然历史决定论的锁链上装饰着鲜花，还有它高贵的禁欲主义以及辉煌而巨大的宇宙设计，但它实际上是把宇宙视为一所由不可抗力控制的监狱。他不无揶揄地写道：历史决定论成功发现的规律、能够为适当的证据所支持的概括太少，以至于它想要受到自然科学般对待的要求根本无法被满足，它那几条少得可怜的规律，也不足以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使得检验它们的真理性成为迫切的事情(3)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6、162页。。
对历史决定论攻击最猛烈的无疑是后现代衮衮诸公。利奥塔尔声称，由于宏大叙事存在固有的“非合法性”和虚无主义的“萌芽”，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化中，无论采用思辨的叙事还是解放的叙事，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他彻底否定历史的总体性，却认为“小叙事”依然是适合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的形式(4)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136、213页。。利奥塔尔对“元叙事”的批判为后现代主义批判历史的一致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基思·詹金斯则试图从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改变来动摇“大写历史”的基础。詹金斯指出，今天我们都生活于全面的后现代情境之中，随着现代性的终结，其概念化历史的方式也已告终结(5)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15页。。詹金斯甚至放言：那些赋予西方各项发展以意义的伟大结构性(形而上学的)故事的活力已然耗尽，而那些怀疑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支配性的、支撑性的思想预设(6)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79-180、186页。。
福柯和德里达对理性时代元叙事的颠覆更加彻底(当然，这种颠覆也是最具创造性的)。在福柯看来，所谓历史规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历史不是统一的、一致的，而是断裂的，不连续的、突兀的，也没有什么方向，因此，认定在经济结构、社会制度风格、心态惯性、技术习作、政治行为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历史性形式在运转，而其转化的模式也如出一辙的观念，完全是臆测(7)米歇尔·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78页。。德里达则惊世骇俗地宣布“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就从根本上割断了“文本”与“世界”的纽带，使“意义”漂浮于文字符号之上，而“过去”自然也就变得渺不可及(8)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2页。。德里达利用“解构”这把手术刀，将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念“切割”得体无完肤。
吊诡的是，史学家们虽因后现代否定历史的真实性而视其为仇寇，但却暧昧地接受了后现代对“大写历史”的颠覆。对那种认为世界存在着统一历史进程，以及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观念的摧毁，竟被认为是后现代史学所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积极成果(9)如对后现代主义多有批评的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就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由于其警告人们要反对空想主义的与进步的观念而对当代历史学的讨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对“大写历史”的幻灭，无疑是历史哲学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标志，今天，很少再有历史学家效忠19世纪的那种宏大叙事，“像黑格尔那样谈论世界历史，只会招来自认对世界的复杂性与悲剧性有深刻把握的知识分子的讪笑与鄙视”(10)法兰西斯·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区立远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112页。。那些曾经不证自明、坚如磐石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假定，皆已被视为自欺欺人的谬误。即使在中国学术界，这种“大写历史”也备受质疑，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这种目的论的宏大叙事。
历史决定论伴生着西方中心论，因此对它的否定，自带“政治正确”的光环。在后殖民主义看来，按照西方发展历程所构建的线性的统一历史只不过是一个“白色神话”(11)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赵稀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其实质是对非西方历史的“暴力劫持”和“绑架”，在这个神话中，“所有其他历史都会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成为‘欧洲的历史’这一主叙事的变奏”(12)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狄佩仕·查卡拉巴提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8页。。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查卡拉巴提才针锋相对地提出“将欧洲地方化”的主张。后殖民主义为否定历史决定论赋予了伦理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性。
与“History”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相比，“macro-history”更像是一种方法论，它是指那种大结构、大视域、大格局的宏观历史书写，人们多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大历史”这一词汇。与“History”不同的是，相当多采取宏观研究视角的人，并不信奉历史决定论。黄仁宇自称是他“创用”了这一英文词汇。1985年，他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自序中首次使用“大历史”这一中文词语，1997年，黄仁宇所著《中国大历史》在中国大陆出版，“大历史”一词遂不胫而走。黄仁宇并没有对他的“大历史”一词的含义进行过系统论述，他的“大历史”更多体现为一种操作手法，个人特征强，范式意义弱，简单来说，就是要到过去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去寻找后来的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再辅之以同外国历史进行比较。相比于泛政治化的史学，黄的“大历史”似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语汇，这种语汇与当时中国大陆流行的历史叙事范式形成了强烈反差。他在普泛化的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无意中提供了一种长时段的现代化范式，这一点，从他反复强调数目字管理的演进，以及到五百年前去建构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等做法中就可得到验证。黄仁宇屡屡明言，他写“大历史”，就是为了对抗那种“显微镜是科学，望远镜不是科学；微菌学是科学，天文学不是科学”的治史旨趣(13)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由于与世界学术相隔绝，我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在年鉴学派开始向弗朗索瓦·多斯所言的“碎片化”转向时候，美国一些史学家就开始大力鼓吹宏观史研究，这正是现今风头无两的全球史滥觞之阶段。1973年，威廉·麦克尼尔就在《欧洲史新论》一书中对当时主流历史研究琐碎化的弊端提出了严厉批评。麦克尼尔指摘以兰克为代表的史料考订学派和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新史学“大钻牛角尖”，排斥“大格局”“大体系”“大架构”，指斥他们的研究路径未能发现“生动的、通论性的学说”，以至于“最终堕入琐碎无聊的小考证中”。在他看来，只有从各种零碎的细节中去寻求一种概括性的通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问(14)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刘景辉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第11-16页。。正是为了与这种琐碎化的历史相对抗，麦可尼尔才致力于他所说的“大型范式”的研究，相继写出了《瘟疫与人》等多部宏观史的典范之作。但是，即使在1963年他出版的宏大叙事《西方的兴起》大获成功之后，麦克尼尔对宏观历史研究的鼓吹和实践依然受到冷遇，对此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仍耿耿于怀。
较之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拓展历史研究单元的胃口更大，可谓气吞牛斗。他创造性地把欧亚非视为一个单一的、宏大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复合体，而且，由于其内部跨文化联系的紧密，自前现代时期，这个历史复合体就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在其内部不可能划出任何鲜明的界限。因此，他认为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欧亚非地区，才能为回答可能出现的更加普遍和更加基本的历史问题提供一个足够大的背景框架(15)马歇尔·G.S.霍奇森：《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4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菲利普·柯丁、克罗斯比，甚至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都被视为全球史先驱，其中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视野”和克罗斯比的“生态视角”都创造了杰出范例。这些全球史的缔造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感受到全球化的召唤，并跟随世界的全球化整合进行历史叙事的重组，这一点着实令人敬佩。
其实，宏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已知最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人类历史作出整体描述，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16)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史学史的大多数时段，都由宏观史称雄。直到19世纪，“最大跨度历史”一般都是以“普遍史”之名为人们所认识，而普遍史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约前200年width=13,height=13,dpi=110前118年)的《历史》。两千年来，面目各异的普遍史一直是探索人类整个历史的重要模式。20世纪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宏观史研究成果，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并以极其宏大的视角展现了诸多文明成长、碰撞、融合的历程(17)汤因比曾说：“认定人类事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是他“终生不渝的信念”，见阿诺德·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胡益民、单坤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82页。。年鉴学派所开创的长时段范式，堪称20世纪史界被擎举最高的宏观研究大纛。布罗代尔将长时段研究推向极致，他对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树立了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样本。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以恢宏的视野描绘了1789年至1991年西方现代性雄伟壮阔地兴起、发展、鼎盛和衰败的历程。他们都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宏观史大师。直到20世纪70年代，史学才陷入所谓“短期主义危机”。
上述宏观史巨擘大多有意无意地与决定论历史保持距离。布罗代尔虽赞扬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在长时段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但却诟病这一模式“由于被赋予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效力和预先的、无意识的解释而被固定在简单的形式上”(18)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霍布斯鲍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论述，也没有附和已固化为模式的西方领跑世界五百年的宏大叙事，他在展望资本主义的未来时，也未机械地套用决定论，而是表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把我们带向何方”(19)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麦克尼尔虽注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但他并不认为人类最终会形成统一的文明，他曾在弗朗西斯·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书评中，批驳福山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会以西方式民主自由为终点且在这个终点结成一体的观点，认为人类仍将保持文明的多元化。汤因比则众所周知地在《历史研究》中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至20世纪后半期，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谨慎地与“大写历史”“割席”已成为宏观史书写的一种自觉。
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同样偏爱营造宏大的历史场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难以分清的联系，人们往往将“History”误为“macro-history”，或将二者混为一谈，随着“History”的声名狼藉，“macro-history”也被贴上虚幻的宏大叙事的标签而备受质疑。
由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发起的“big history”可谓是近一二十年最夺人眼球的宏观史新流派。之所以被称为“大历史”，是因为这个历史实在是大，大到要从137亿年前宇宙的诞生讲到现在。这是迄今为止气魄最大的一种宏观史。它追求的是将整个时间和空间都囊括其中，将人类史、地球史放在宇宙史的大背景当中去认识。1989年，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主持开设了“大历史”课程。2004年，克里斯蒂安出版《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这是“big history”的开山之作，威廉·麦克尼尔称许此作“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雄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并十分夸张地赞扬这一成就类似于17世纪牛顿运用匀速运动定律将地球与天体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式，甚至更接近于19世纪达尔文用进化的过程来展现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系(20)威廉·麦克尼尔：《推荐序》，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130亿年前至今》，晏可佳、段炼、房芸芳、姚蓓琴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i页。。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的《大历史：从宇宙大霹雳到今天的人类世界》，以及大卫·克里斯蒂安、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克雷格·本杰明合著的《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也都是“big history”的代表作。目前，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的一些大学开设了“大历史”课程。比尔·盖茨则和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组成了“大历史”基金会，斥资一千万美元打造了面向中学生和普通公众的“大历史”网络课程，受到广泛欢迎。
“big history”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它试图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讲宇宙的诞生，它依托天文学、物理学、化学；讲行星的形成，它依托地质学；讲生命起源，它依托生物学；讲人类社会，它依托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质言之，它试图在过去与历史不相关的学科叙述中寻求某种潜藏的一致性(21)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130亿年前至今》，第vii页。，把人类诸多知识交织成一篇绵密而完整的叙事(22)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大历史：从宇宙大霹雳到今天的人类世界》，杨惠君、蔡耀纬译，台北：马可孛罗文化，2017年，第23页。。其二，“big history”针对的是小叙事，它讲述的是一部全球性的现代创世神话，是一个“大统一的故事”。克里斯蒂安认为，元叙事存在着，我们或许可以驯化它们，但绝不能把它们一笔抹杀。他之所以开展“大历史”研究，就是为了表达对自兰克以来专业史学家将历史研究几乎完全限定在细节课题上，却忽视整体性等更大问题的不满。在他看来，要想理解细节的意义，理解细节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研究历史不仅需要街道地图，更需要将全部空间和时间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地图。其三，“big history”试图重新厘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回应人类超越民族国家意识而成为世界公民的要求。几乎所有“大历史”著作都有一个强烈诉求，即为人类当前的困境找出解决方案，对人类即将面对的重大挑战予以更好的诠释。在弗雷德·斯皮尔看来，在“大历史”范畴内，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述为当下的某些方面如何以及为何成为其现有模式(23)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张井梅、王利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前言和致谢”第3页。。辛西娅·布朗也致力于揭示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冲击，以及地球对人的影响。无论是克里斯蒂安，还是布朗，他们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辟出章节讨论有关人类未来的问题。
如今，“big history”已经真正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教研领域，与“big history”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史学界更应该关注的是它如何塑造了新的历史思维。
二
就历史哲学而言，19世纪是一个长世纪，长到深及20世纪的腹地，以至于20世纪末叶的史学仍然在为摆脱19世纪历史哲学的“梦魇”而挣扎。如果我们只能用极少词汇来提纲挈领地概括最近四十年世界史学发展概貌的话，那么最具竞争力的词汇恐怕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如果只能选一个词语的话，这个词汇恐怕会是“小叙事转向”。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长驱直入后，历史学就进入一个小叙事时代。当然，这一切主要应归因于对宏大叙事的厌倦和排斥。
小叙事时代的“教主”无疑是福柯。在现代世界，如果要指出一个对当代史学的主导观念、书写内容和研究方法均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非福柯莫属(24)王晴佳：《米歇尔·福柯和现代史学思潮变化之渊源》，《河北学刊》2019年第3期。。1960年代以来对法国史学家影响最深的著作，并不出自他们的同行，而是出自这位哲学家(25)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学，布满了福柯的指纹。
福柯致力于揭露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他不再把权力理解为一个国家或阶级的特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无限复杂的“微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力关系——之网络。因此，要理解人类历史，史学家们必须到“最不起眼的地方”如感情、爱情、良知、本能中去寻找权力的缝隙，于是，劳动、语言、生活、疯癫、手淫、医疗、监狱、精神病学、性等就成为福柯作品中的关键词。福柯自称是工具的经销商、处方的发明者和制图师，他的影响十分明显地体现在选题上，他关于偏异人、麻风病患者、弑亲者、阴阳人和怪物的著作被群起效仿。在某种程度上，将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定义为“福柯时间”，并不为过。
海登·怀特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历史研究最重要的通道。怀特的思想深受福柯影响，而众多微观史家又从海登·怀特那里汲取理论资源。他是当之无愧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宗师，他为后现代史学提供了体系化了的理论资源。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被视为史学研究向语言学转向的标志。怀特历史哲学的核心是将历史等同于文学与艺术，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这篇文章中，他石破天惊地宣布：“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26)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要言之，怀特对历史研究真实性的否定，使得历史写作本身变成了“比喻”和“想象”的一种“工艺”，也让探索人类历史命运之类的举动变得毫无意义。这只能导致历史学家对宏大叙事心生厌倦，转而去追求审美上的餍足。从思辨哲学到分析哲学的转变，使得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历史思维的研究，彻底丧失了从本体论层面建构宏大叙事的兴致。
微观叙事史的复兴还得益于对人类学理论的大力引进。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学开始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学科，进而成为历史学的新盟友及新文化史的主要理论工具。由此，“人类学模式统领了以文化入手的研究进路”(27)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10页。，史学进入到“历史人类学时期”(28)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三版)，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3-67页。。对新文化史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无疑是吉尔兹，他的著作“在1980年代之后成为以文化为中心的新历史方法的检验标准之一”(29)莎拉·玛札：《想想历史》，陈建元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307页。。吉尔兹认同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的观点，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30)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他的这一观点被许多新文化史家奉为圭臬。吉尔兹注重特殊性，以地方性知识去追寻地方性历史，他把大部分批评都留给了寻求普遍解释法则并天真地相信客观性和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吉尔兹鼓吹“深描”的方法，强调对文化进行解释(或阐释)而非社会的功能—结构分析。对吉尔兹文化人类学的追捧，使得历史学更加耽溺于小叙事，把笔墨集中于对眨眼之意义的“深描”，这成为新文化史旨趣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无论是在微观史研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纳塔莉·戴维斯，还是微观史研究的另一重要史家罗伯特·达恩顿，他们的著作均大量借鉴了人类学理论。
微观史的勃兴有着坚实的内在理路，它是对前文所述宏大叙事合乎逻辑的反拨。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就以心态史来修正主义地对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勒高夫所指陈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针对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以降那种由经济—社会史垄断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政治、文化等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则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等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转向以研究心态为主的社会—文化史。他们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布罗代尔眼中的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转而将“心态”或文化看作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决定因素。在他们看来，心态结构不能被归结到物质因素，而一切实践活动，不论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都依赖于这些文化、心理的符号或密码，于是，他们才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深层结构(31)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里的一段话，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年鉴学派新一代对微观史的极致追求，他说：“蒙塔尤是一摊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32)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8页。由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到勒华拉杜里的“一滴水珠”，这种两极化的反差形象地反映出从宏观到微观的观念变动之剧烈。
小叙事还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欧美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左翼运动政治主张在史学上的投射。本质上，它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的民主化运动。对普通人、边缘人的关注所体现的，正是政治实践中的民主诉求。只有将小叙事的勃兴与“火热的1960年代”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史学潮流。微观史反映的是左翼运动的参加者青春期的叛逆和反主流意识形态、反潮流的政治立场，他们在政治上的极端也同样表现为学术上的极端，这一点我们从娜塔莉·戴维斯等微观史大家，尤其从福柯的生命轨迹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环球同此凉热”，微观史运动是国际性的，它与大结构历史的对抗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共鸣。新文化史在20世纪90年代就获得海峡两岸中国史学界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史学就已经表现出摆脱笼罩已久的阶级斗争宏大叙事的强烈愿望，眼光向下的社会史迅疾成为中国史学主流。为了摆脱那种空泛的政治史范式，人们对日常生活史等微观研究趋之若鹜。婚丧嫁娶、风土人情等社会生活主题的主流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大陆史学界长期以政治史为纲的研究格局。
中国大陆新文化史的实践者们同样表现出疏离宏大叙事的要求。他们旗帜鲜明地主张“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构建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33)杨念群:《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个“问题史”的追溯》，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甚至声称“中国新史学的再生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34)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因而，在研究课题上，他们同样注重“边缘性问题”，簇拥着向微观史、身体史、医疗史、观念史、边缘人群史等微观研究转移。
从根本上说，中国大陆的微观史学研究是对此前史学“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众多学者拥挤在若干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的“反动”，它以新议题和新关怀实现了从泛政治化史学的“出走”，因此，这是一种带有范式转换意义的“自我解放”。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社会史、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微观史的活跃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所激发的“边缘革命”。按照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的看法，中国改革是一种“二元结构”，除政府主导之外，中国改革的澎湃动力来自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等“边缘角色”所发动的“边缘革命”，正是这些“草根运动”创造了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体系，充当了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转型的先锋(35)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13-222页。。由此看来，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繁荣，不过是边缘力量在社会大转型中一次历史性演出在史学上的反映，是民间改革的“边缘化与草根”特征投射在史学上的镜像。只有从科斯所命名的“边缘革命”的视野进行观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四十年中国史学所发生的自下而上视角转换的意义。没有社会和个人的重新发现，就没有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繁荣。因此，微观研究既有学术的正当性，也有历史的正当性。遗憾的是，这一正当性“矫枉过正”，由于抱有“今日新史学的实践业已确认历史学家不可能构建整体史”(36)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第22页。的执念，众多史家对于宏观研究的排斥竟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并思考如何对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关系进行再平衡(37)王学典：《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的思考》，《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8日；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三
当历史学家们强迫症一般痴迷于民间的发现、边缘的发现、地方的发现的时候，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却在大步向宏观历史研究挺进，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历史学转向”。以两位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道格拉斯·诺思为例，他们都致力于从大规模人类社会的演进来建构解释世界的整体理论。哈耶克的晚年著作如《自由的构成》和《法律、立法与自由》都是研究大规模社会演进的典范之作。在这方面，诺思表现得更为充分，他被称为“新经济史”里程碑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就是从公元900年至1700年的长时段来探讨西方世界经济成长的主因(38)道格拉斯·诺思、罗伯·保罗·汤玛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刘瑞华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诺思晚年又联袂温哥斯特和瓦利斯等学者，从暴力与社会秩序关系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社会大范围长时段的社会变迁，借此来揭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并从更广泛的领域来反思人类社会整体性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纠结、问题和机理，以建构一个由“限制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过渡的宏大叙事(39)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杭行、王亮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利斯、史蒂文·韦布、巴里·温加斯特编著：《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则联袂詹姆斯·罗宾逊研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样一个史学意味浓厚的问题。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对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400多年的大量历史数据的研究，得出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实现持续繁荣的关键这样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宏大理论(40)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
近年来风行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则是长时段宏观历史研究的又一典型案例。为了提出社会不平等与历史发展的宏大理论，在这部中译本达到1200页的巨著中，托马斯·皮凯蒂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获得了自由市场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平等加剧这样一个重大发现，从而颠覆了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基于短时段研究所得的相反结论。用皮凯蒂自己的话说，他的这本书“既属于经济学，又算是一本历史著作”(41)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遥想当年，布罗代尔曾率意地奚落经济学家“被紧紧束缚在极端短命的当前事件上”(42)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38页。，但道格拉斯·诺思、哈耶克、阿西莫格鲁、皮凯蒂等人所开展的长时段大规模历史研究，无疑对布罗代尔此语构成了巨大回击。如果布罗代尔泉下有知，不知会对今天历史学与经济学在宏观历史研究上的这种“倒置”做何感想？！
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的一系列著作如《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则是宏观历史研究的代表，他们被称为“当代两位著名的思辨历史哲学家”(43)王晴佳、张旭鹏主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09页。，可谓实至名归！正是这两位历史哲学家，将历史演化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在历史演化的重大关口，重新推到整个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中心，使其成为整个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
正是在近代以来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福山再一次提出了人类的普遍史的可能性。《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全部内容都是在探讨“历史是有方向性的吗？”这一古老的问题。在这本更像是历史哲学的著作中，福山对20世纪笼罩在历史哲学上的重度悲观主义作了强有力的抗辩。他指出，所有社会或者大多数社会的历史，要么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演进，要么采取一种循环或者随机的路线，如果是后者的话，人类就有可能直接重演过去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奴隶制可能再度出现，欧洲人可能再度自封君王和皇帝，美国女性可能再度丧失投票权。相反，如果历史是有方向性的，那就意味着任何社会组织形态，一旦被取代便不会被同一个社会重复奉行(虽然不同社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当然可能重复一个类似的演进模式)，如果历史永远不会自我重复，那就必须存在一种恒常且一致的机制或一组历史的原动力，以指示历史往单一的方向演进，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先前时期的记忆保留到现今的时代。在他看来，循环或随机的历史发展观并不排除在发展中出现社会变迁以及有限规律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需要单一来源的历史因果关系。它们必须同时包含一种退化的过程，好让对先前成就的意识被完全抹除。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历史遗忘的可能性，哪怕只是很小的幅度，每一个循环都会建立在先前循环的经验之上(44)法兰西斯·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区立远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119-120页。。福山试图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累积性和方向性来证明历史变迁的方向性和普遍性，他将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看作是全球统一演进的决定性机制。此外，他还探讨了“被承认的欲望”在推动历史按方向运行这一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福山在后现代之后重新激活了历史哲学最重大的问题，提出了所谓的“弱决定论”。他的理论提醒人们不能只强调关于普遍史的悲观的否定的因素，还要注意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为其证明的积极的肯定的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他再次将历史哲学与现实联系起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当今世界宏大的结构性演变，这是他对史学最大的启发。
最值得致敬的是查尔斯·蒂利。作为以研究宏观社会和政治变迁著称于世的历史社会学家(实际上，他在晚年自我定位为一个“从事社会分析的历史学家”(45)参见李均鹏：《〈为什么？〉的理由(代译序)》，查尔斯·蒂利：《为什么？》，李均鹏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xxxiv页“注四”。)，他一生致力于长时段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形态研究。他最擅长的是将一个现象放在“以整个社会或文明为界”的宏大社会结构中去解释，研究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缔造以及广泛的抗争政治，在这些领域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他一生出版了五十余部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宏观历史研究的重量级作品。他所著的方法论著作《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不仅被视为宏观历史社会科学的宣言，也为宏观历史研究的可行性作了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背书。
可见，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的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们却在实践论基础上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视野及取向上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巨大反差。这一反差包含着一种悲剧性张力，它使历史学丧失了对大规模社会演进问题的发言权，在曾经最擅长的宏观研究领域，历史学家正在沦为一个旁观者！对此，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们痛心疾首(46)参见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二章“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45-67页。。1970年，霍布斯鲍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谈到社会科学家扮演历史学家时，曾不无骄矜地写道，“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多教而不是多学”(47)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第120页。，如果说对宏观史研究独擅胜场的霍氏有资格说这话，那么，现在有底气说这话的，还有几人？！
当前，最富活力的宏观史研究可能来自生物学领域，像贾雷德·戴蒙德这样的生物学家已经成为史前研究的领军人物。戴蒙德最擅长的就是从生物演化学和地质学出发对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场景进行描绘，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的成就，足以与任何由专业史学家撰写的宏观史相媲美。他的《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进化及未来》以及《大崩溃》两书均是从生物学视野书写宏大历史的代表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物学正在催化一种新叙事范式，赫拉利那部洛阳纸贵的《人类简史》就采用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一书的框架。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有关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的书评所言：“没有史前史的历史毫无意义，而没有生物学则史前史毫无意义。”(48)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梁锦鋆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知识的巨人’和他预见的未来——《知识大融通》所获赞誉评价”第i页。借助DNA等生物技术，生物学家正在揭开远古人类进化及社会发展的层层面纱。生物学视野下的“大历史”层出不穷，跨度动辄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历史书籍如雨后春笋，甚至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些书籍激活了沉睡的史前历史，以自身的繁荣证明着史学研究的生物学转向。在此一轮“大历史”的热潮中，生物学家充当了要角。尤为重要的是，借助科学手段，生物学家重新激活了一些在史学界早已沉寂的话题。比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早就被史学家们丢到观念的垃圾堆中，而戴蒙德则通过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流行病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的理论为其有效性张目。这无疑对史学构成了新挑战，迫使史学家们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应。无论是否承认，贾雷德·戴蒙德们从演化生物学所进行的长时段研究对正统史学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在寻找历史大逻辑大问题方面的优势。
现在有历史学帝国主义的说法，讽刺的是，主导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谓历史学帝国主义实质上表现为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史学传统领地的“拓殖”，而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兴趣几乎都集中在宏观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家正在重新绘制历史发展的图谱，他们在参与制定历史写作的新规则和作业手册。据说当今最好的历史著作是由所谓的“外行”所写，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四
史学史的发展总是表现为钟摆效应，在微观史滔滔天下的情势下，以全球史和“big history”为代表的宏观史研究却卷土重来。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阿兰·梅吉尔惊呼：最近一个时期，历史研究、书写与教学的显著进步是对大跨度历史兴趣的空前高涨(49)阿兰·梅吉尔：《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北方论丛》2016年第6期。。“大又回来了”成为很多人的观感，也正表现为一种强劲的趋势。那么，面对这一新动向，我们又该如何认知“大又回来了”的深层次原因？如何从观念上克服微观史的路径依赖？如何开辟宏观史研究的新路径？
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揆诸古今中西，史学史上都可看出历史与史学这种“桴鼓相应”的现象。大跨度历史的回潮，无疑与全球化进程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有关。它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布罗代尔说过，只有借助长时段，我们才可以揭示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所有重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是唯一一种能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的语言(50)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前言”第Ⅷ页。。全球化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结构，对历史结构的研究也由此呼之欲出，而擅长进行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也就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
真正推动宏观史复兴的是全球化为历史学提出了庞大的议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未来、国际治理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要认识和克服这些问题，就要求历史学对人类发展史进行超乎寻常的宏大的综合。以全球环境史为例，它的兴起就是为了探讨生态环境因素在洲际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51)高国荣：《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而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研究也有应对“全球危机”的诉求，在他看来，“危机的严重性有助于激励更多历史学家从全球史和大历史的更大视角研究历史”(52)戴维·克里斯蒂安：《全球危机与史学的全球化——大历史与感悟当前危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斯塔夫里阿诺斯之所以要写作《全球分裂》，目的也在于要从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来显示和澄清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5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王红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页。，而他的《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则是为了回答这个急速变革的世界所提出的新问题(5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上册)，张善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全球史的勃兴再一次证明现实往往充当了历史的参照物。正是现实的网络化存在才启发了全球史的网络化思维。那种以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无法对诸如物种传播、传染病的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的扩张、远程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等内置全球性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只有跳出民族国家的“容器”，才能在更大的、超越国家的空间中厘清全球化的脉络。
排斥宏观研究，最大的危险是导致在全球化时代昧于世界大势，在面临地缘政治博弈、世界公共卫生危机、文明的冲突，以及国家竞争等全局性问题时，只能以区域性、地方性经验去应对。东欧剧变以来，历史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终结，反而正在开启“回归”的旅程(55)珍妮弗·韦尔什：《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鲁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面对诸多全局性困境，史学家们必须在以世界为主体的框架中，从总体上来捕捉人类演进的信息。当然，宏大叙事需要更大的创造力，更高的史识，更强的归纳能力。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篇幅大，而是要从大跨度的时间段落中找出贯穿其中的统御性结构和逻辑。所有成功的大叙事作业，无不具有此一品格。
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能响应全球化对历史学的启谕，还有太多的历史学家埋首于复古或寻宝，对塑造当今世界的各种力量及其在历史上的镜像熟视无睹，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历史发展”与“历史写作”之间的严重脱节，难怪入江昭对此感叹道：“相较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今史学写作滞后了二三十年。”(56)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与未来》，邢承吉、腾凯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页。大多数史学家仍未能摆脱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框架。
当前，最急迫的是扭转人们在微观和宏观研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微观与宏观的畸轻畸重绝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将宏观和微观对立起来，或许是一种认知偏差。历史研究需要显微镜，同样也需要望远镜。大规模的全球社会变迁叙事与特定的空间和社会特质的分析应该而且能够兼顾，全球与地方并不必然相互否定，在处理具体主题的时候能够而且应该兼顾全球进程，全球进程能够而且应该在地方层面得以体现。
虽然近年来史学碎片化问题引起国内史学界警醒，一些专业性杂志也组织过讨论(57)《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就曾组织过“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但为碎片化辩护的声音似乎更加响亮，“非碎无以立通”“碎得远远不够”的观点受到更多拥护。更多人相信，微观研究的完成是进行宏观归纳的前提。这是一种良好的意愿，在逻辑上似乎也能够成立，但是，这种对于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关系的认识过于简单、机械。认为不研究完微观史就不能研究宏观史，无异于说不研究完微观经济就不能研究宏观经济。我们知道，经典物理研究的是宏观物质形态的运动规律，量子理论研究的是微观物质形态的运动规律，谁又能因坚持量子理论的合法性而否定由牛顿、爱因斯坦奠立和发展的经典物理的价值和意义？科学上微观和宏观研究的不同，并不在于研究对象“面积”的大小，而在于方法的不同，理论的不同。宏观并不是微观的缀合。在科学上，整体一定大于部分之和。林·亨特在反思微观史选题上的偏颇之处时曾经写道：“历史研究的规模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大小。”(58)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98页。这句话从微观史代表人物口中说出来，颇值得玩味。大卫·克里斯蒂安则说得更加明确：历史研究“所要求的细节完全取决于所提问题的本质”(59)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今天的微观史和宏观史更像是处在两个时代，前者仍在喋喋不休地同19世纪的历史哲学争辩，忙于为19世纪纠偏补弊，而宏观史关注的却是如何回应时代的课题，如何回应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趋势，如何应对各种威胁人类生存的挑战。宏观史正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开辟“大范式”研究的“蓝海”。无论是贾雷德·戴蒙德，还是大卫·克里斯蒂安，他们正在创造的都是一种具有现代科学属性的宏观史新形态。
值得忧虑的是如何从机制上摆脱史学的碎片化状态。彼得·诺维克将导致史学碎片化的原因归结为学术共同体扩张到一定限度后的自我分解，在他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历史学界就不再是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共同体了。也就是说，是史学规模的扩大导致了越来越狭窄的专门化和碎化(60)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杨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92-794页。。因此，向宏观史的转向，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突破机制性障碍的问题。
国内微观史研究有一个致命缺陷，即研究者对微观史所赖以支撑的理论资源不甚了了，或者不去深究，这大大限制了国内微观史实践的思想深度，也使得微观研究难以扎下深根。而西方同行则多以海登·怀特、克利福德·吉尔兹、罗兰·巴特、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马歇尔·萨林斯、雷蒙·威廉斯等人的理论为资源，因而往往可以通过小微研究对象窥探到整体意义。正如戴维斯所言：一部好的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61)玛丽亚·露西娅·帕拉雷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只有超越微观和宏观的对立，建立多层次时空框架，历史场景才会展现出不同的意义。可喜的是，微观史正在向全球史转变，“全球微观史”正在兴起，这被德国微观史家汉斯·梅迪克视为“最具挑战性的发展”。2016年2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了“空间之间：连接微观史和全球史”的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也曾召开过“全球微观史视野下的欧洲”学术研讨会(62)汉斯·梅迪克：《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中和“大”与“小”，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微观史和全球史的“嫁接”无疑会改变一味崇小的生态。
被称为“在感知历史潮流方面无出其右”(大卫·阿米蒂奇语)的林·亨特坦承，她最终确定下来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史，而是更恢宏的文化理论与全球史(63)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致谢”第2页。。作为微观史的代表人物，林·亨特对全球史的“投诚”意味深长。更能反映其立场转变的是，她认为历史学正在进入“提出了一种全方位展开的全球历史”的“整体地球时间”，这种“整体地球时间”“能将历史学科中的不同发展阶段融合进更为深刻和宏大的时间感中”(64)林·亨特：《历史学为什么重要》，李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2页。，这说明林·亨特是把全球史的崛起当作史学史上一个分水岭来看待的。作为重塑历史版图的力量，全球史正在历史学界诱发新的力量重组，微观史再也无法对全球化开启的新议程视而不见。意大利微观史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乔瓦尼·莱维曾郑重声明，微观史并不排斥宏观叙事，对小范围事件或人物历史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般真理的探寻(65)乔瓦尼·莱维：《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来自微观史内部的反思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已失去了活力。
必须承认，福柯和德里达们击中了历史学的“认识论脆弱”(66)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第94页。，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历史学的原罪。后现代主义者也绝不代表历史哲学的终点，他们也绝不可能垄断历史认识的解释权。拒绝福柯、吉尔兹不可取，但局限于福柯、吉尔兹更不可取。理想的场景是让他们与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共聚一堂，各司其职。即使在人类学内部，吉尔兹对特殊主义的偏好和对普遍化的摈弃也颇受争议，受到过于琐碎的指责。显微镜和望远镜本就不该以否定对方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极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宏观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在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如何理解科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关系到史学是否能跟上人类知识的进步，关系到我们是否有能力在科学的襄助下去发展更有想象力的史学。按照当今生物学翘楚、“当代达尔文”爱德华·威尔逊的观点，科学和人文艺术是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兼容的，这两大学术分支的因果解释模式将因他们之间的结盟而变得一致，而我们也正在迈向一个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贯通起来的“知识大融通”的新世纪(67)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第19、265页。。近年来，科学对历史研究的“介入”越发引人注目，与自然科学结成新联盟，被伊格尔斯等人视为冷战后历史写作的新趋势和重点之一(68)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第二版)，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49页。。自然科学在方兴未艾的环境史及情感史研究中得到大量应用。尤其是史学的“生物学转向”展示出无限潜力。日新月异的DNA技术正在复原人类的进化之树，使得人们对史前史的认知，不再建立在一鳞半爪的猜测之上，而是通过基因来予以确认。“现代技术对DNA的解读方式使我们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定位史前人类种群经历的关键事件：他们的迁徙、分裂和重逢、瓶颈和扩张”(69)理查德·道格拉斯、黄可仁：《祖先的故事》(第一册)，许师明、郭运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69页。，而这正是历史进程全部惊心动魄之所在。依靠毋庸置疑的科学证据，生物学屡屡成为长期聚讼纷纭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仲裁者。在历史架构中增加生物学维度，这是历史尤其是宏观历史思维最具价值的变化。近代史学的进化观念就是由生物学塑造的，如果没有生物学的进化概念，近代历史思想将无所依归。虽然生物技术在建构历史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了现存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有人说下一代将会以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地球生命的进化，这种崭新的眼光或许意味着生物学叙事将为更多人所接受。
其实，克罗斯比早就以自己的成功证明了通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融通来研究历史的巨大潜力。克罗斯比一直批评传统史学视野太狭隘，方法太呆板，只注重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资料文本，却对诸如气候、土壤、疾病、植物、动物等生态环境因素视而不见，结果造成对诸如欧洲人征服美洲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出现了偏差。克罗斯比呼吁历史学要敞开胸怀接纳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使历史学成为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学问。他说：“我们不仅需要把历史看作政治学或宗教学或经济学，还应把它看作生物学。”(70)刘文明：《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正是凭据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吸收，克罗斯比才开启了生态史的新纪元。
在科学视野下，史料的内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法国18世纪的博物学家布封所说的“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档案”有了新的含义。一些此前难以想象的物质，正在成为确凿的史料。人们能够从古人类化石或者人类尸骨腐烂于其中的泥土里提取DNA进行研究。原来以为随着时间流逝而永远消失的历史信息，实际上都以某种方式储存了下来，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正以科学方式将其打开。这种打开不是建立在价值观、立场、阶级等因素之上，而是站在科学证据与逻辑之上。这比用传统考据方法处理的史料更加“本质”。
史学似乎也要在科学视野下重新定义。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古生物学等皆被贾雷德·戴蒙德等人视为历史学科，正是在这些学科的支撑下，他们才要努力“把人类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使之与天文学、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这些公认的历史科学并驾齐驱”(71)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437页。。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尾声”部分，戴蒙德专门探讨了“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爱德华·威尔逊也在自己的著作中预言：在知识大融通的背景下，历史学将与哲学等人文学科一起“向科学靠拢”(72)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第18页。。
20世纪中期开始的“精密计时革命”(73)“精密计时革命”的核心内容是指一系列为过去事件定年的新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放射性测年法。在其他非放射性测年法中，最重要的是基因测年。“精密计时革命”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理解，此后，人们能够为所有文献都未曾记载的事件提供确切日期，这些事件可以回溯到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甚至宇宙的起源。，极大地提升了历史的“能见度”。人们能够“看”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因时间流逝所造成的漫漶不清不再是历史认识的决定性障碍，历史的纵深似乎在“变短”，甚至表现出某种“即时性”或“目击性”(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用射电望远镜仍可捕捉到宇宙“大爆炸”的信号)，这从客观上有利于放大观察历史的视野。总之，借助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以及计算机科学，观察历史的时间单元和空间范围正在惊人地扩张。
大数据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综合研究的能力，它惊人的数据处理能力为宏观研究创造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条件，逼迫历史学家对更多愈来愈大的问题作答。在西方史学界，运用数字化工具进行社会变迁的研究可谓遍地开花。软件、模型、数据，已成为研究历史的基础性工具和方法，历史研究由此具有了几分“机器化生产”的特征(74)肖恩·格雷厄姆、伊恩·米利根、斯科特·魏因加特：《探索历史大数据：历史学家的宏观视角》，梁君英、刘益光、黄星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与大数据的结合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作业方式，据德国汉学家薛凤介绍，在其掌舵的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计算机工程师和历史学家是坐在一起研究的，历史学家负责提出问题，然后计算机工程师负责跟历史学家一起思考，怎样用计算机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75)施庆华：《德国汉学家薛凤：当历史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同桌思考》，载“澎湃私家历史”公众号，2020年5月19日。。大数据在中国史研究中也展示出强大的“生产力”，最典型的例证当属金观涛等人开展的观念史研究。数字人文在历史研究上有着极大的应用空间。
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在历史研究科学化方面的努力已呈咄咄逼人之势。贾雷德·戴蒙德、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众多“圈外”史学家纷纷开展“历史的自然实验”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在数量统计上的比较，建立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化、模型化的架构，以对宏观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在《历史的自然实验》这本书中，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考古学的学者利用科学上的“自然实验”方法对“19世纪的移民社会的繁荣与衰落”“非洲奴隶贸易的前因后果”“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和拿破仑军队引入欧洲被征服地区的巨大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等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其在方法论上的开拓让人耳目一新(76)贾雷德·戴蒙德、詹姆斯·A.罗宾逊主编：《历史的自然实验》，李增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康涅狄格大学进化生物学及数学教授、人类学家彼得·图尔钦利用建模和定量方法研究国家的兴衰，他从地缘政治、群体感、民族同化和宗教皈依以及人口动态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入手，构建不同的定量模型，以解释帝国的扩张与衰落，由此创立了“历史动力学”(77)彼得·图尔钦：《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陆殷莉、刁琳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在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历史动力学的兴起》一文中，图尔钦指出，如果想从历史中真正有所获得，必须将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分析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利用收集而来的数据建立普遍的解释理论，并用这些数据对之进行经验上的验证(78)参见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如何借鉴、吸收、融合这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成果，如何与这些科学取向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对话，值得专业史学家们重视。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自然科学大举“入侵”史学的领地？为什么如此多的自然科学家开始从事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是否是爱德华·威尔逊所说的“知识的统一”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若是这样，历史学又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开放空间？未来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些问题的答案来塑造。
如上所述，三种“大历史”反映了史学观念已经且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自从19世纪独立为一门学科开始，史学就是一门变化的学科、转换的学科，史学的未来也一定处于开放性变革之中。史学将走向何方，人们无法准确预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大跨度历史的回归与繁荣，必将推动历史学更好地完成其自身使命，增强历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竞争力及活力。当前，亟须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须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近年来加强历史理论研究的呼声再起，暗示了人们对于宏观史研究状况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史学表现出这样一种“后现代症候”，即于“在地化”的执拗和全球化的弥漫性扩张之间，出现了某种错位。当前宏观史研究的整体状况难以让人乐观，以颇为热闹的全球史而论，这种热闹更多停留在对全球史的介绍和评论上，而从全球史视野及方法切入的具体研究，还远未形成气候。出现像彭慕兰《大分流》那样从全球格局重新塑造中国角色的作品，还是奢望。宏观史研究要求专业史家要实现两个转变：首先，是从还原主义历史思维向整体主义历史思维的转变，这要求史学家们要对全球化有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将宏观的中国史研究重新概念化和理论化，建立起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系谱；其次，是从单一学科背景向复合知识结构的转变，这要求史学家们要站在知识的前沿地带，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进展转化为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布罗代尔尝言：“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79)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52页。对应着全球化，史学的“整体地球时间”必然会要求扩展历史分析的画布，而在这幅扩展了的画布上，来自中国史学的“画师”将会如何挥毫泼墨，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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